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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赵世开先生（1926-2010）于2006年10月23日应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之约做了题为“我的语言学之路”的学术演讲。本文收录于《赵世开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6年，386-410页），是根据演讲的录像光盘记录而成，反映了当时现场的实况，是随口而讲的真实记录。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外国语》杂志2008年第6期，题为“我的语言学之路——纪念《外国语》创刊30周年”。 主持人陈国华教授： 今天下午我们有幸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赵世开教授来给我们大家做学术报告。赵世开教授是我们国家老一辈语言学家，我第一次不能说是认识，见到赵世开教授是在70年代末，大概是（19）78年、（19）79年的时候，当时我还是在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当一个年轻老师。洛外举行的一次学术讲座就是请的赵世开教授，讲的就是生成转换语法（笑）。因此可以说，赵世开教授是我们国家最早将生成转换语法介绍到我们国内来的学者之一。至于其他方面呢，我想我也不多说了，因为待会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简历我就不多说了，留出点时间让赵先生来讲。题目是“我的语言学之路”，这个题目特别适合于我们今天在座的听众。今天在座的听众基本都是搞语言学研究或者是语言教学研究的，不论是搞语言研究还是语言教学研究的，语言研究的路怎么走才能够取得好的成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赵世开教授，他将回顾他一生的历程，把他的心得体会介绍给大家，我想对于大家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十分宝贵的机会，来聆听赵世开教授的传道。希望赵世开教授在接下来的一个来小时里，能够讲得开心，大家也听得开心，然后有问题尽管发问，没有关系。我相信这个讲座是非常有意思的，好，谢谢大家、谢谢赵教授（鼓掌）。 赵世开教授： 谢谢陈国华教授对我的介绍，我很荣幸也很高兴，有机会同大家见面谈谈我的语言学之路。 回顾我自己走过的道路，主要的是向诸位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想我今天主要讲两个方面，一个讲讲我的经历，第二个我谈一下我的困惑和探索。 我是1942-1945年的时候，那时抗战，我在贵州，跟家里逃难，到清华中学上学，念高中。当时的情况是清华学堂的第一任校长周诒春①担任我们学校的董事长，我们的老师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而且很多都是研究生毕业的，教我们中学，当时应该说我在这个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受到了这样的熏陶。因为周诒春这位老先生，对怎么样办学他有一套他的理念，而他这套理念在清华大学都没有完全实现，在我们学校得到全面的体现，所以我受到了清华精神的教育，这要谈起来要谈很多。有时候我跟年轻人谈我中学的生活，他们都感到我非常幸运，能够受到这样良好的教育，我的确也是终身受益无穷。你比如当初我的英语老师就是周姗凤老师，她就是周诒春的女儿，是北京大学基础英语教学的王牌教师，已经去世了。她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当时她刚从美国回来，回来以后她的爸爸周诒春就对她说，你只能从初中教起，教ABC。周老师那时教我们，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晨一上课，先有10分钟的quiz（测试），这10分钟的quiz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时候dictation（听写），有的时候就光考一些vocabulary（词汇）。我的英语基础应该是在清华中学就打下了。我是清华中学7级的，我的导师叫索天章。索老师后来在复旦大学教Shakespeare（莎士比亚），他是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的研究生，英语专业的。所以我很幸运，能得到这样的老师给我打下基础。 1946一1950年我考取武汉大学外文系本科，当时的系主任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学者吴宓先生，是原来清华大学的英语系主任。当时我非常幸运，我1945年进武大的时候，吴宓先生担任我们的系主任。吴宓先生对我一生影响太大了，我记得我当时freshman（新生）去注册，当时注册就是选什么课，因为当时的大学跟现在不一样，我们基本上是欧美的教育思路。像外文系有required course（必修课），也有选修的，只要满学分你就可以毕业。选课要经过系主任签名认可。我去第一年刚进入学校，我就去找吴先生给我注册选课单上签名。我给他鞠躬以后，他看了我一下，他说你是不是清华中学的，因为他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我说是的。他说你以后就搞语言学（笑声），我当时都不知道什么叫语言学，我一个中学毕业生，都没听说过什么叫语言学。但是吴先生说你以后就搞语言学，就这么一句话：搞语言学。我说怎么学呢？他说你多学一些外语。所以我在武大学了四年法语、三年德语、三年日语、一年俄语，我还自学了世界语。这是吴先生要求的多学习语言，以后就搞语言学。就由于吴先生这样一句话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搞语言学（笑声）。所以老师对学生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吴宓先生对我的这一句话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而且我至今不后悔。我觉得我这一生是很值得的，就由于吴先生给我指引了这样一条道路：以后就搞语言学。 然后我1956年到1960年考取了北大副博士研究生，我进入中文系，因为当时我的导师是高名凯先生，而高名凯先生是在中文系。高先生本来大学是学哲学的，在燕京大学，后来到法国去进修语言学，他主要是搞普通语言学。我很荣幸的是能够考取北大中文系做高名凯先生的学生，他指导我。应该说是吴宓先生指引了一条路，就是说我要搞语言学。而高先生呢，把我带进门了。所以我进了北大才知道什么是语言学，尤其什么是理论语言学，也叫普通语言学。因为高先生是哲学系毕业，所以他非常重视哲学，他跟我说你要搞理论语言学，你必须有哲学和外语一一那时吴先生让我们学了好几门外语。他说你有了这两个基础就等于有了两个翅膀，不然你飞不高。这个对我一生影响也很大。我知道要搞理论语言学，你没有哲学和丰富的外语知识那你是没有条件去搞的，所以我从高先生那得到了这样一个教育。然后我1961年毕业以后就分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一直工作到现在。  青年时期的赵世开先生 可以说，如果从1956年我进北大开始算真正搞语言学，到今天我已经50年了，我已经在语言学这个园地耕耘了50年，我深深地感谢我的老师吴宓先生、高名凯先生，还有我到语言所去以后具体指导我进行研究的吕叔湘先生。吕叔湘先生当时是我们的所长。吕先生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件小事吧。 一个就是当时我们编了一个美国结构主义专号，因为我到语言所之后，吕先生就跟我提出个要求，说你把这个Martin Joos编的那个Readings in Linguistics（《语言学选读》）这本书每天都要看，因为这是精选的。而且他希望我将来能够写一本美国语言学的专著，这是吕先生给我的期望。后来我们出了一个结构主义专号，主要从美国Martin Joos的书中挑选了一些（读物），然后组织一些人翻译，然后出了一个专辑，当时叫《语言学资料》，你们图书馆一定有的。另外这个专辑后面的index（索引），terminology（术语），就是terms（术语）。Index（索引）编的时候大概我们是按alphabet（字母表），ABCD这样下来，然后A里边也还有个次序问题，那就看看第二个字母是在前面的排在前面，然后如果两个一样的话还要考虑第三个字母、第四个字母。大概编过index的都知道这是一个规矩。我当时有大约两三个比如在F字母里，有些个次序我有点颠倒，这时候忽视了后面的那个字母的次序。吕先生很仔细，他看出来了。他把我叫去了，他说世开，你这个为什么把次序搞颠倒了，我说我没注意。他说搞科学研究如果这样一些小的问题上你都没有做好，那你将来上面的那些东西都站不住的，也就是说你groundless（无根据）。你下面这样的次序都搞颠倒了，你上边的理论的结构我怎么能相信你，说明你工作态度是不行的。这个对我一生影响很深，这是个严厉的批评，当然他说话是很客气的，但对我来讲我感到这样一种严厉的批评和要求，是我以后从事科学研究当中需要注意的。这是很小的事。 “文革”以后，我有一次在所里头碰见他。吕先生说，世开，你是本科念外文系，研究生在中文系，我觉得你有条件可以做英语和汉语的对比研究，他说我也想做，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已经没有精力去做了，我希望你去做。那么，因此我“文革”以后开始做英汉对比研究，他给了我很多具体指导。所以我现在有两本著作，一本是《美国语言学简史》，一本是《汉英对比语法的问题》。这个就是吕先生要我做的，如果说我做了一点工作，那也是在吕先生的要求和指导下我做的，在这一点上我自己觉得我没有辜负吕先生对我的期望。我做了，但做得好坏我要请大家来批评。我是努力的，我去做了。 我为什么谈这些，就是我非常感激我的老师，如果没有我老师的指导，就没有我今天赵世开。要是吴先生不给我指出，要我去搞语言学，我不会去搞语言学，因为我不知道语言学是什么。而且当时，也不是当时，我认为我们中国的英语系的传统是重文学轻语言。今天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想恐怕也还有这个传统，大家对文学很重视，对语言不是很重视，而且觉得语言学非常枯燥，干巴巴的。很多人不理解，说你干吗要搞语言学，文学多好啊，你搞novel（小说），poetry（诗歌），prose（散文），太有意思了。语言学什么verb（动词）、noun（名词）、adjective（形容词）、vowel（元音）、consonant（辅音），太没有意思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很有兴趣，这个verb、adjective（形容词）里面学问大了。至今，我们还没法回答“what is language”，语言是什么？因为100个人有100个answer（答案），到现在为止还是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有各种学派，就这么个问题，几百年下来，到现在我们仍回答不了。你能说你已经全面回答了吗？美国有个语言学家叫Bolinger，他就说我们就好像瞎子摸象一样，你摸到一个鼻子就说象就是一个鼻子，摸到腿就说象就是那条腿，不是这样的。 语言学究竟是什么？至今回答不出来。最基本的东西，而且也就是语言学要回答的问题，你管他Chomsky也好，Jespersen也好，再早一些语言学家都想回答这个问题，回答不了，至今没有回答，没有一个科学的、权威的回答。所以我很想谈一下师恩，在我的语言学之路当中，老师的恩惠我将永远不忘。我也希望在座的同学们也不要忘记老师对你们的教诲，给你们的恩惠。现在有很多学生离开老师，把老师给忘了，这个将来你也当老师，你当老师以后如果你的学生把你给忘了，你会有什么感受？老师是要影响我们一生的，我就是在老师的教诲下走了这么一段路，这是我讲的我的经历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