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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作者 江蓝生，1943年11月生，湖北沔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我正式从事专业研究迄今36年，略有所获，但成绩不大。回顾自己学做学问的道路，感受最深的有三点：学无止境，思勿停顿，笔不辍耕。或者可以概括得更简约，三个字：学、思、行。 一、学 对于专业研究人员来说，学习，其实就是不断积累知识，不断打基础的过程。“学无止境”就是要终生学习，没有可以休歇停止之时。庄子云：“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古圣贤的经典名言对于说明做学问与积累知识、打基础的关系是再恰当没有了。 我平时很注意学术动态，对于新发现的文献资料总要设法找来翻一翻，看看里面有什么新的语言现象，遇到有兴趣的，就作为研究题目加以探究。例如21世纪初在韩国大邱新发现的古本《老乞大》和前些年由汪维辉教授成批整理出版的朝鲜朝汉语教科书资料，都引起我的重视。前者，我将它作为博士生论文题目，在指导学生的同时自己也进行学习研究，加深了对元代汉儿言语的理解和汉语与阿尔泰语接触的认识；后者，我从中选择了连-介词“勾”进行了考源研究，获得同行认可。前不久我从首都师大得到一批研究北京话的资料，如获至宝，只恨没有时间细看。“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庄子·养生主》）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变成了一个难题。各种跟语言学有关的期刊杂志有几十种，我每月收到的不下十几、二十种，再加上中外学者的有关专著，真令人应接不暇，读不胜读。我采取的办法是泛览与流观，有的仅翻一下，看看目录、摘要。遇有感兴趣的才全文、全书阅读，有创新点的经典文章则反复阅读，以得其精髓。 过去读过的书和文章有时也拿来重读，重读并不等于重复。重读实际是在新的学术背景下的重新学习，往往能够理解、发现以前所未能理解或发现的新知识，达到温故知新的效果。清人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我很喜欢这两句富含哲理和人生体验的话，相信每个读书人、做学问的人都会有过这种体会。 读书不一定限于自己的专业小圈子，我的专业是近代汉语（唐至清），但语言的发展是前后关联不可割裂的，因此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书和文章我也挑着读；有关音韵、文字和汉语方言的研究文章也看得不少。也不仅是语言学的，时或也读一些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书和文章。由于我曾经担任院里的科研管理工作，担任社科基金评审组的负责工作，阅读一些专业范围之外的东西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阅读表面上占据了我一部分研究时间，其实它大大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提高了我全面、系统、辩证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反过来对我的专业研究有很正面的启发和影响。 二、思 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论语·为政》），诚为至理名言！有了扎实的专业基础，熟悉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还要善于把这些知识和积累融会贯通，综合提炼，提出有学术价值的课题。光学不思，纵然满腹经纶往往只不过是一堆材料，容易停留在一般知识层面，而不能上升到问题层面、理论层面。正如有人指出的：被锁在某一块知识“碎片”上的人，他自己也得成为一块“碎片”，而只想在知识的海洋中吞食的人，他自己也将被知识的海洋所吞食。 思考的本质在于问题意识。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试验上的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这句话极其深刻，值得我们反复体悟。  我平时有一个习惯，就是把遇到的问题和思考的问题记在一个本子上，把陆续看到、听到的有关材料和自己的想法也记在上面（现在是记在电脑里），久而久之，渐觉可以用一根线索把纷繁的现象系联起来，开始产生一种想法，进而提出一种假设。有了设想之后，又继续搜集资料看能否得到验证，等到眉目基本清楚后，这才开始着手写作。其实，动笔撰文是更高层次的思索，在动笔成文的过程中，思索没有停止，它向更加务实（逻辑严密地论证）和务虚（阐述规律、理论提升）的两个方向延伸。就这样学而思、思而学，反复不已，真知就浮出水面。 研究生时期读《朱子语类辑略》，朱熹训诫门生时说的一句话，觉得好象是对我说的：“某尝喜那钝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彻时，极好；却烦恼那敏底，他只是略绰(大致，粗略)看过，不曾深去思量。当下说也理会得，只是无滋味，工夫不耐久，如庄仲便是如此。某尝烦恼这样底，少间(不久，以后)不济事。敏底人又却要做那钝底工夫方得。”（《朱子语类·训门人》）。 朱老夫子说他喜欢那貌似愚钝却能把学问做得透彻的人，不满那一看就懂、浅尝辄止的聪敏人，因为这种人的学问肤浅无滋味，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我自忖不算“钝底人”，所要警惕的是不能做那“钝底功夫”，做不出有滋味、耐得久的学问。 三、行 “行”有三层意思。其一是说光停留于学和思还不够，还要勤于动笔，把心得付诸文字。撰写学术文章是一种最严肃、最全面的学术训练，它包含了提出问题、搜集资料、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的各个环节。材料是否真实充分，论证是否严谨缜密，结论是否可靠可信，有哪些新意亮点，有哪些瑕疵漏洞，是否合乎学术规范等等，一览无余，都要接受同行严格的评议和检验，无可隐遁，因而撰写论文是学者必须持之以恒的实践活动。 其二，是走出书斋，进行田野调查。 我过去研究元明时代北方汉语与蒙古语等阿尔泰语的接触问题，局限在文献考察和第二手方言资料的引用，虽然也有所发现，但观察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结论的真实性、可靠性都很有限。这几年我所近代汉语室几位同行陆续到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把文献资料与活的西北方言相对照，有许多新发现，对汉语与阿尔泰语的接触历史和规律有了更深切的认识，这是我所不及的。理论创新的根基是实践，脱离了社会实践，关在书斋或象牙塔里是难以研究出真正创新性成果的。不太重视调查民间活的资料，不太注重动手做实验，与自然科学和计算机运用隔膜，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者的软肋，我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尤其不够，写出来作为教训供同行借鉴。 其三，学以致用是学术研究的新境界。 2005年下半年开始，应工作需要，我把主要精力转到了辞书的编纂和修订，一干就是十多年。 辞书编修工作虽然辛苦，但我在苦中也尝到了“甘”，那就是得到了一次把书本知识和专业研究的经验综合运用到辞书编纂实践中去的机会。毛主席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我深以为然。在编修过程中，我掌握了异读词、异形词、异体字、轻声儿化、正词法等诸多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并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系统解决了一批过去遗留的形音义问题，纠正了一些疏漏和错误。能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我感到自己的专业知识有用，学术研究有社会价值，内心很是欣慰。我担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多年，多次参与“规范汉字表”和普通话审音工作的讨论，建言献策，尽自己的一份力。关注和参与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是老一辈语言学家如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先生的优良传统，从事语言学研究而对现实的语言文字问题漠不关心是不可思议也是极不应当的。  上图左起：侯精一，程玉振（吕叔湘夫人），吕叔湘，江蓝生 记得在读研究生时，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是各系学生的必修课。对于《资本论》的深奥理论我学到的不多，但是马克思关于研究方法的“三句箴言”我却一直铭记至今，它是指导一切领域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也无论是经济学还是语言学。现征引于下，作为我们终生的指南：“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