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近年来我国学界要求将"国家通用语言"简称为"国语"的呼声十分强烈，但也有以钮葆和曹得和先生为代表的反对者。"普通话"当年受青睐是因为被视为劳苦大众的语言以及去"国"化趋势使然，有着浓厚的时代色彩。当前在民族国家构建的宏大叙事中，应重新启用"国语"这一简称以形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国人的共同国家认同。此举也有利于我国公民教育的落实及汉语雅化导向的确立。语文课程名称亦应相应改变。 关键词:国家通用语言；国语；普通话；语文；国家认同；公民教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要求把"国家通用语言"简称为"国语"的呼声十分强烈，但2005年后，更名呼声渐弱。2005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许世铨先生与其他10位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在官方文件中改称"普通话"为"国语"，将"小学语文"回称为"国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提案第3785号》，以下称《提案》）。《提案》陈述理由合理，但因为文体所限等原因，未能提供详实的学理论据，在当时并未让许多人信服。2005年后，反对更名之声反拨，其中钮葆先生的《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中不可以把"普通话"改称"国语"》（以下简称"钮文"）和曹德和教授的《〈语言文字法〉拒绝"国语"名称的原因和合理性──从"国语"好还是"普通话"好的争论说起》（下称"曹文"）颇具代表性。笔者近日研读二文，发现二文在一些论述上有着似是而非之嫌，故尝试拨开笼罩在"国语"和"普通话"两个名称之上的历史迷雾。 一、国家观念的话语反映--民国时期的"国"字化 在社会巨变中，语言问题往往是重大的政治文化问题。如果把"国语"与其他"国"字头语词放在一起考察，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些词从产生到被广泛应用再到后来一度成为话语禁忌的时代原因。  清末民初，国门大开，面对外来文化冲击，国人亟需整理本国文化遗产以重构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在比对和反证中，与"西方"之"西"相对的"国"字就成了国人对中华文化身份自认的重要标识，并由此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国字号"社会文化运动，一时间，"国语""国文""国学""国医""国画""国乐""国剧""国术""国故""国父""国民""国族"等"国"字属词汇，成为了国人对世纪初国家政治文化共同体想象的重要元素。1923年1月顾实指出："迩来国家观念普及于人，……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复触目皆是。"最典型的例子是"国族"，这个词的产生本身就在于强调对民族共和一体的认同。"国语"一词在当时受到青睐，亦在于以国民通用语言建构为其旨的"语言统一"运动，有着维护国家统一及促进教育普及之效。彼时其他的"国字头"热词也都与民族身份自认相关。 国乐：1921年，刘天华首创"国乐研究会"。1927年，在蔡元培和赵元任等人支持下，北大率先成立"国乐改进社"，意在使中华传统音乐得以继承与创新。 国剧：该词源于上世纪20年代的"国剧运动"。1931年，齐如山、梅兰芳等成立"北平国剧学会"，创办了"国剧传习所"和《国剧画报》。"国剧"为民国大员称赏，盖因其"不但具有启振移风易俗之功能,抑亦有明辨忠奸、表彰因果,与夫发扬固有伦理道德思想的传统精神……甚至对国际宣传,也有莫大的助力"。 国医：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医存废之争中，中医界以"国医的责任"在于"保存国脉"据理力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设立中央国医馆的决议。 国术：1927年，张之江、蔡元培、李烈钧等向国民政府申请改"武术"为"国术"，强调武术的民族性和健体强国的功能，并在次年正式成立"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国术"一词遂流行开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国初年的执政者出于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政治文化考量，对"国"字头名称的认定促成了"国"字头语族的兴盛。当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搞一党独裁，言必称"党国"，可谓以"党"祸"国"。随着1949年因专制腐败和发动内战而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崩溃，"国"字头语词家族也遭受了殃及。这是历史的必然。 二、"国字头"话语退出：国共内战在宣传话语斗争上的延续 "钮文"质疑《提案》："（《提案》）说建国初期确定使用'普通话'这个名称是'为避免使用国民党当权时所通用的'国语'就选择了'普通话'一词'。《提案》人如此归纳新中国建立时对语文政策制定中一些重要名称的选用原因,依据是什么呢?如果有依据，对于这么重大的事情,是不该全然不提供依据的；如果没有依据,那就是把庄严的提案儿戏化了。"实际上，《提案》所说非虚。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国共政治话语斗争形势仍非常严峻。当时的台湾大兴文字狱，"法国作家左拉的小说，因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湾出版，马克o吐温，因是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遭禁。""党营文化出版事业的一台台搅拌机轰鸣不止，打算在每个人的大脑里浇铸出一块块任由党国跑马的广场"，使得台湾的上世纪50年代成为"汉语自身历史上最为丑陋、粗鄙的一段"。  在大陆，一场肃清国民党统治精神余毒的战争也随即打响。客观地说，对于人民政权的巩固来说，这样的思想肃清有其必要性。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关事物的区分上，当时我们也"采取了冒进的一刀切模式，即'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支持'"。按照这样的逻辑，针对国民党"反共复国"的准备，我们这边当然需要搞斗争话语上的去"国"化了。于是，"国"字头名称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这个"国"字可以代表"国民""国家"，也会让人联想到"民国""国民党""党国"之类的词。1953年，俞敏在文章中提及"国语"时已经开始变得小心翼翼："（标准语问题）目前虽然没有公开讨论，可是在写文章的时候、教书的时候、讨论语文问题的时候，人们也老把这个概念给夹带进去：有人管它叫'标准音'，有人管它叫'普通话'，等到一举例的时候，还是举那老国语--北京话。既然大伙儿可以偷偷的谈，为什么不索性公开提出来一块儿研究研究呢?说真的，现在咱不光需要标准音，并且需要一种经政府明令推行全民公认的标准语。"俞敏这里使用了"偷偷"的字眼，可见，"国语"已经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比较危险的词了。我们从1954年3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办公厅要求改"国术"名称为"武术"的一封信函的诠释中，也可窥见这种话语的变化。这份信函认为："'国术'是蒋介石反动政府统治时期，根据狭隘民族主义观点而提出的名称（在伪中央设国术馆）"，"藉以诱骗与笼络中国武术界的人士，把武术当作压迫人们的工具"。 由于"国"字在当时被视作国民党反动意识形态的象征，"国字号"被牵连九族。这种"恨屋及乌"的思维当时普遍存在。《"中国画"名称的由来》一文就这样揭示道："'国画'正是和'国语''国术''国乐''国历''国剧''国花'一样，先后由中国的进而成为中国国家的。这类称呼的后面既包含着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观念，也隐藏着封建宗法的嫡庶观念。" 实际上，在国家通用语正式名称"国语"改称"普通话"之前的1950年，学校教育中的"国语""国文"课名称早已被"语文"名称取代了。"国学"由于代表着被国民党政府支持和倡导的旧的学术传统，"因而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被严厉批判，于是再次被赋予一种难以逃脱的政治意义：在这种情境下，如果仍坚持'国学研究'，就意味着拒绝'思想改造'"。由于极左思维的禁锢，谁还敢再提"国语"呢？（例如《"国语"和方言问题》（《中国语文》1955年第4期）这篇编辑部答读者问的文章中就说："如果'国语'一词不包括上述反动统治者们的所谓的意义，那末，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标准语)为国语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我国在国际交往中，在外交会议上都是使用'汉语'的。"）有研究者对1955年到1957年《人民日报》上"国语"一词的使用做过详尽的话语考察，发现1955年"普通话"被确定为正式名称后，"国语"这个词在《人民日报》上还不时出现。但"1957年5月14日以后，除了历史陈述，'国语'不再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对国民党"反共复国"图谋和对国内反共分子的警惕，要求舆论话语对种种潜在的不稳定元素做出清理。"国立""国剧""国乐""国术"等词也纷纷以"人民"等开头的词语代之。就连"北京国画院"也改称为"北京中国画院"。 "钮文"在质疑"提案"时批评提案人，作为"长期从事语言学研究和语言文字工作的《提案》人对'普通话'和'国语'这两个概念早于上个世纪初期就并行并用的历史事实不会不知道，而知道却又这样谬讲，这是很不妥当的"。进而质问："不把'普通话'改称'国语'的道理是很清楚的。可问题是：对这样一件道理很清楚的事情，怎么却是由几位语言学者身份的政协委员把它的否命题以《提案》的方式提交给全国政协了呢?"钮文此处措辞欠妥，而且显然忽视了"国"字头语族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集体退却的历史。 三、用"普通话"反对"国语"：苏式阶级斗争话语的印记  如"钮文"所言，"普通话"和"国语"在民国时期是"并行并用"的，但两个概念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二词显然有着朝野地位的不同。为何在建国初"国语"不仅失去了"在朝"的地位，而且很快也失去了与"普通话""并行并用"的资格了呢？这是受带有极左倾向的苏式阶级斗争话语的影响使然。受其影响，我们过去一直强调要创造出一种为工农兵所需要的劳动大众的"普通话"。 瞿秋白同志是一位永远值得怀念的革命家，他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受苏式阶级斗争理论影响较深，激进色彩较浓。在语言文字问题上，他显然照搬了前苏联时期俄语语言理论和阶级斗争话语，过于强调语言的阶级性，强调以普罗大众的语言为标准。他非常厌恶语言的书面色彩，认为文言文是士大夫阶层语言，五四以来所谓的"国语"也是"非驴非马""骡子"一样的"官僚的"语言，语言革命就是要进行彻底的大众化、俗语化。他不仅倡导"普通话"，而且认为记录"普通话"的"新中国文"也应该用拉丁化新文字而不是由汉字来书写。 现在来看，瞿秋白、郑伯奇等一些左翼文人的语言文字理论在重视人民群众鲜活的口语实践和语文现代化方面无疑有其积极意义， 但其倡导与语言雅化背离的俗化，以及要求废除汉字的偏激观点，也显示出了其作为非专业语言工作者对汉语言文字本身民族性特点的忽视，而且其语言理论的许多方面也不具备语言学的科学性，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正如杨慧指出的那样：瞿秋白在"无产阶级无上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二者之间充满了矛盾纠结，"构成了瞿秋白思想深处的文化矛盾乃至个人思想危机"。对此，解放前茅盾先生曾作过批评分析，但并不深入。建国初，由于我们在语言文字理论建设上准备得不够充分，这种带有很大局限性尚未得到全面清晰梳理的语言文字理论，成为了当时指导语言文字工作的为数不多的理论遗产,影响了当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包括对于"国语"和"普通话"名称抑扬存废的选择）。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文言文教学和书法教育被冷落，与这样的语言政策导向也不无关系。 当然，上述思想的形成不仅是当时阶级斗争这一政治方面的因素使然，同时还受到了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拉丁化文字改革热潮这一特殊时代文化趋势的影响。当时许多人的逻辑就是：既然世界文字要拼音文字的大同，有关名称中的民族标识或国别标识也就无足轻重了。在这一点上，1955年"普通话"名称的确定和1950年"语文"名称的确定显然具有同构性。在阶级斗争话语语境和废除汉字的语境早已远去的今天，对于国家通用语言名称的选择，我们现在有什么必要执意舍弃庄重的雅称而非要坚持使用俗称呢? 三、双语发展、"两全其美"--多元一体之中华民族的语言格局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冷战阴云散去，两岸意识形态对骂也偃旗息鼓，中华民族迎来了迈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改革开放造就的宽松的社会氛围中，"国"字头语族获得了重生的条件。如果说20世纪初期"国"字头现象显示出中华文明在半殖民地语境中的挣扎抗争的话，新时期"国"字头语族的崛起，则是随中国国力日强之势，国人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中，努力摆脱文化边缘心态，以重新确立民族文化自信的语言表征。 1988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张镜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部主任王嘉实主张复用"国乐"名称；2000年，教育部高等院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傅谨呼吁复用"国剧"名称；语文教育工作者龚仁贵（2001）、江川（2002）、彭光宇（2010）[19]、张毅（2013，2014）等呼吁复用"国语""国文"名称。 不过各种"国"字头名称的命运与上世纪初一样，"在不同领域,因为人为因素作用的差异,发展趋向和实际境遇却有显著区别。"哪些国字号语词能够胜出，官方的态度起着决定性作用。以"国学"为例，这一名称的走红得到了官媒《人民日报》的力挺，才成为近年国内文化界的核心词的--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出《"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的报道。8月18日又在头版发表了《久违了，"国学"》的评论。同年11月11日，央视《东方时空》也做了"国学热的启示"的专题节目。《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也多次大幅刊登了"国学"类文章。人大、清华等大学的国学院相继成立。 除"国学""国画"外，其他各种"国"字头名称因在当前学术界尚存争议，还暂未获得官媒力推的殊荣。 "国语"归正目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学者在民族问题认识上存在着似是而非的认识误区。"钮文"和"曹文"在其论述中就以"普通话"更能体现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语言平等为论据，否定"国语"归来的意义。曹文承认："毋庸讳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废止国语，同苏联影响有着直接而明显的关系。"曹文多处引用前苏联一些人的观点和瞿秋白当年转述复制来的前苏联语言理论，以已经解体了的苏联过去的语言理论作为圭臬，似有很大的商榷空间。 首先，前苏联的国家语言规划存在着重大缺陷。前苏联的解体与其语言政策的失误不无关系，以其为戒，今天我们既要借鉴他们在保护各民族平等权利上的一些思路和举措，也要充分认识其语言政策的失误。其实，在上世纪20年代，我国学者对于苏联民族政策的策略性和意识形态性已有过分析。一个庞大的多族群国家由于没有长远的科学合理的语言规划与法制建设，只能自吞苦果。前苏联教训就是："没有建立将俄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进行推广的法律框架"，没有确立俄语国家通用语的地位，致使其"语言政策未能有效地发挥对国家认同应有的促进作用"。 其次，必须看到我国的总体语言战略规划和法制建设明显优于前苏联。如果说建国初我们的语言工作还有着仿苏色彩的话，新时期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思路。所以当今我们在讨论语文问题时，不应处处再拿一个已经解体了他国的政策来作立论的依据。我国语言政策是根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特点制定的，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权利，能够保证各民族语言的繁荣和发展，同时重视服务于民族国家构建的大局，以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社会和谐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所谓"多元"就是民族之间地位平等，所谓一体就是有着共同的政治认同和超越各族群之上的共同的文化认同。我国公民具有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两种身份，因此，在语言认同上既要认同本族群的语言，又要认同国家通用语，学好双语。张文木在论述中国国家语言战略规划时指出："国语是国家公民统一使用的无差别的交流工具，公民掌握国语是通过国家教育实现的；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则是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和地区内各自通用的有差别的交流工具。""钮文""曹文"在论述中都显然混淆了族群语和国家通用语的功用，忽视了"国语"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一环。  戴庆厦教授通过在第一线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事实，指出"两全其美"是解决少数民族双语问题的最佳模式。所谓"两全其美"，是指对待少数民族的双语既要保护他们的母语使用和发展，又要帮助少数民族更好地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必须保证母语和通用语在现代化进程中分工互补、和谐发展。2013年1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规定："全面落实国家民族政策和民族语言政策，在民族地区坚持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并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可以说：戴教授提出的"两全其美"的模式符合这个纲要的导向，也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精神。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必须认识到，在公民教育中推广国家通用语（即"国语"）对于形塑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意义重大。 四、"国语"归来--我国当前统战战略发展的现实需要 1985年，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指出："全国各民族的族际共同语叫做国语，也未尝不可。"而"普通话"这个名称在学理上是否严谨，这在国家语委内部也有过讨论。1995年，时任国家语委语言组书记的林炎志先生透露："'普通话'"一词将逐渐改用'通用语'。语言文字工作不久将进入法制化管理的层次,'普通话'作为法律用语,不够严密。'通用语'是高于各民族语言的用语。'普通话'只是指汉民族语言的普及用语。'通用语'还赋有国家地位，在国际上也能接轨。同时，采用这一概念，也是符合宪法的。通过推广'通用语'即推广普通话，有助于提高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林先生是主张以"通用语"的说法代替"普通话"。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学术界，郭熙、田惠刚、曹桑等先生也纷纷提出"普通话"更名的建议，可见"普通话"这个名称在学者那里已经祛魅，而"国语"也不再是政治忌语。根据汉语构词惯例，"国家通用语言"这一短语的简称就是"国语"，和"普通话"不挨边。种种拒斥"国语"的意见都因循着历史的成见，在伟大的变革时代的映衬下，更显抱残守缺的局促。 名称问题关乎中华民族语言生态建设的问题（是要雅化还是俗化），更关系到对国家忠诚的公民教育问题。在此问题的认识上，我们应把思想统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上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作为国家公民的基本语言能力之一，应通过学校教育使公民拥有这一能力得到切实的保障。夏家发先生指出："语文课程标准中的'母语'、'祖国语文'、'祖国语言文字'等改为'中国通用语文'。它将对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发挥积极的作用。"[31]夏先生的认识是正确的，笔者认为，如果摆脱无谓的纷争，这个学习普通话和规范字运用的"中国通用语文"课当然可以简称"国语"课。另外，"语文"已不再适宜作单一课程的名称，而应作为"语文教育学习领域"的名称而存在，小学"语文"应改称"国语"，而中学语文学习领域因学习内容多，则应分设重语用的国语科、重"诗意启蒙"的文学科以及通过经典文化文本教学旨在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的"文化经典选读"科三科。 "普通话"和小学"语文"回称"国语"，从两岸和平统一视角来看，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也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2010年台湾岛内台独分子掀起一股"国文"改"华文"的风波，目的是去中国化。当时有台独分子就讲：对岸都不提"国语"，我们为什么还要用这个名称？正如前述《提案》提出的："一些'台独'分子故意主张废除'国语'名称，改称'台湾话'，这反倒从另一侧面说明，'国语'是增强两岸人民认同度的有力武器。"当前，大陆地区应从文化统战的高度，兼顾台湾地区的社会母语课程的现状及台湾特殊的政治生态。多年以来，一些台独分子鼓吹自己不是中国人，而仅是"含有汉族血统的汉人与中华文化素养的华人"。陈水扁当局执政台湾期间，把"汉字"改成"文字"，并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删改5千多个所谓"不当用词"，如将"国画""国字""国剧""中日(甲午)战争""两岸""台湾地区"等词改为"中国水墨画""中国文字""中国京剧""清日战争""两国""我国"等词，将"去中国化"的目的公开化。2008年台湾地区教育部门在修订中小学九年一贯制课程用语中，拟将"国语文"改为"华语文"，消息传出，两岸立即哗然，各界声讨此起彼伏。舆论认为这种语言新制有去中国化、去国语化的政治目的。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文史研究所所长娄杰在《环球》上亦撰文批其为"蹩脚的篡改"，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用意"无非是想凸显台湾是类似新加坡那样说'华语'的'国家'"。2010年马英九主政时，"国语文"改"华语文"传说再起，台湾两岸统合学会立即发表声明痛斥此举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郑声乱雅、乱紫夺朱"。声明严正指出：更改国语文课程名称是"大是大非之事"，"当'国文'变成'华文'，'国语'变成'华语'时，国基崩毁、魂魄不存！"这是多么振聋发聩的声音！反对台独是我国的国家战略，考虑台湾这个特殊因素，为祖国统一大业计，为两岸三地母语教育界能够更广泛交流计，我们应秉持"风物常宜放眼量"的态度，以自信、包容和开放的姿态释放善意，先行实现两岸社会母语课程名称的统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恢复"国语"名称，意在强调中华民族拥有同一"族际共同语"（周有光语）课程和共同的"社会母语"（王宁语）课程，有助于"一国"意识的进一步强化。  2013年，台湾地区有一个重要事件被大陆媒体所忽视。是年1月1日，台湾国语会被撤销部门机构，并入教育部终身教育司，成为其下属的第四科（阅读及语文教育科）。此国语会的前身是1919年4月21日成立的"国语统一筹备会"，1928年国民政府将其改组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1935年，又改名为"国语推动委员会"，1945年定名为"国语推行委员会"。拥有90年历史的"国语会"遭台湾官方撤销，此一事件应引起我们关注。 在现代民族国家，全体公民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是建构国家统一认同的一个标志。民族学者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中的民族认同主要通过一些共有的象征符号和语言等因素形成。德国史家瑞因哈特·考斯莱克(ReinhartKoselleck)也指出：不同的名称概念表达着不同的"经验、预期和行动"。历时地看，名称概念总在不断变化中。正像王东杰先生指出的那样："通过'正名'，人们可以发动一场政治和社会'革命'，也可以缝合由此带来的历史裂纹。正是通过类似的一次又一次的'言语行为'，那个'成文的'、'标准的'、同时也是线性的国族叙事被不断修改，又不断成形--尽管言说并非塑造历史的唯一方式。"如果说"普通话"名称受青睐是革命年代左翼语文运动使然的话，当今恢复"国语"称谓则是"缝合历史裂纹"和进行新的"国族叙事"的现实需要。与时俱进，在世兴我。当前，我国正在展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在中华民族统一体全面复兴的"中国梦"民族想象过程中，"国语"归来当为应有之项。 （原载《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原题为"'国家通用语言'应简称'国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