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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影评《莫让情欲模糊了是非》上传到博客以后，访问量已经突破五千大关，眼瞅着要追上最近的沪市股票指数。不少网友留言评论，或是为笔者的观点叫好，或是将笔者骂得狗血喷头。不论赞同还是批判，正反方都认为《色戒》突显了人性，淡化了政治。笔者一位朋友在信中的看法颇具代表性：“《色戒》以戏剧化的手法表现了人类的原始欲望，这种欲望应当受到尊重和解放，而不是压抑和限制。‘非人性’的意识形态有时显得很荒谬。”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在人性和情欲之间划上等号呢？ 动之以情与晓之以理 近年来，演化心理学在探索人类的道德起源方面取得了不小进展，有助于我们更真切地理解人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海特（Jonathan Haidt）在其近著《快乐猜想》（Happiness Hypothesis）中提出一种饶有趣味的二重起源说。他通过观察“恶心”这一心理现象，猜测人的大脑可能同时装载了两套道德机制。一套机制古老而直接，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在数百万年前就已具备。比如，大多数人听到乱伦的事情，不假思索就会立刻感到反胃。另一套机制出现的时间较短，而且比较复杂。海特推证，在人类拥有发达的语言功能之后，我们的祖先才能够进行很复杂的道德推理。简单说来，第一套机制动之以情，第二套晓之以理，我们不妨将它们分别称为“动情系统”和“晓理系统”。前者使人做出爱憎分明的即时反应；后者则产生了砖头厚的道德哲学著作。 日常生活中，动情系统足以保证人在大部分情境下做出合乎道德的判断。比方说，对那些不顾及他人的粗俗举止，我们具有天然的反感；一时莽撞之后，我们感到后悔和内疚；接受他人的帮助，我们会心存感激。然而，在某些微妙的场合下，人类只有三思而行，动用晓理系统才能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这时，动情系统和晓理系统可能会发出相互矛盾的指令，导致剧烈的冲突。 在雨果的小说《九三年》开篇部分，水手阿尔马洛的弟弟因为玩忽职守，被朗特纳克爵爷处以死刑。阿尔马洛争取到机会单独护送朗特纳克，他愤怒地说要杀死爵爷，为弟弟报仇。显然，这种快意恩仇属于动情系统催生下的直接反应。朗特纳克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丢下一番掷地有声的话：“听我说，我可怜你。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而我呢，我刚才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先是救了你兄弟的命，后来又夺去他的生命。现在我也在做我该做的事：拯救你的灵魂。想一想吧。这是你的事。你听见炮声了吗？那边的人们正在丧失生命，在绝望中死去。……这是谁的错？是你兄弟的错。……现在，由你决定吧，不过我可怜你。你欺骗了你的船长。你，作为基督徒，没有信仰。你，作为布列塔尼人，没有荣誉感。人们将我托付给你，是以为你忠诚，而你却报之以叛变。你答应他们要保护我的生命，而你给他们的却是我的死亡。你知道你此刻葬送的是谁吗？是你自己。你从国王那里夺去我的生命，你把你自己的来生交给魔鬼……”听完这番话，阿尔马洛面色苍白，混身颤抖，他请求爵爷宽恕，并由衷地喊道：“您说话像是仁慈的天主。”尽管水手阿尔马洛头脑简单，行事鲁莽，他却不是一个失去理智和良知的人。朗特纳克雄辩的言辞激活了阿尔马洛大脑中的晓理系统，它最终压过了指向复仇的动情系统。 李安如何感动了观众 下面，让我们看看《色戒》中两种道德机制对王佳芝行动的推动作用。从头至尾，王只表现出一种普通的爱国情感，她更多是在周围人的激励或压力下投入特务工作的。张爱玲原著对王佳芝和易先生的床戏描写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张爱玲后来解释：“‘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是说‘因为没白牺牲了童贞’，极其明显。””也就是说，在女作家的想像中，王佳芝第二次参与暗杀行动主要出于一种不服输的赌徒心态。她并非经过权衡利害，深明大义之后才做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决定。因此，王佳芝的行为逻辑基本上是依靠动情系统驱动的，这也为她后来的背叛行径埋下了伏笔。在放走易默成的一瞬间，两种道德力量在王佳芝的动情系统中激烈地交锋。一方面，她已经答应国民党情报机构引诱易默成上钩，不愿背叛组织；另一方面，她被易默成的真情打动，不忍杀死情人。那块珠宝在王佳芝情感天平的一端又加上了几克拉，令她用最小的音量泄露了杀机。 当电影放映到这一节，笔者看到易先生脸上那“温柔怜惜的神气”，也有一点小小的感动。待走出影院，我又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王佳芝的晓理系统哪里去了？军事史爱好者萨苏的影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想象一下这个故事也完全可以颠倒过来，让王佳芝为了易先生的动员加入76号，深入重庆去刺杀国军将领，而后因为与对方的感情放弃掉行动，最后被戴笠捕杀，一样感人，这故事可以一样写。”也就是说，王佳芝站在抵抗者还是侵略者一方根本无关紧要，左右还不是那些臭男人们打来打去。于是，《色戒》被简化成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无辜女人在她的情人和一群打着爱国旗号利用她肉体的人之间做出选择。至于暗杀易默成对于情报工作的意义，情报工作对于抗日战争的意义，以及抗日战争对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意义，就像是用马赛克技术模糊了的画面，朦胧而虚幻。那纤毫毕露的性爱场面，才是李安需要我们睁大眼睛注目的。 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观众都会被《色戒》感动，冷静思考之后却否定该片的立意。李安只呈现了民族救亡运动的微小细节，宏大的主旨被抛却在一旁。即使这微小细节，在影片中展现得也不全面。举例来说，李安只要安排一段易默成残酷拷打囚犯，或是他在日本人面前卑躬屈膝的情节，观众就会对这个汉奸形象产生强烈的反感。李安自然也不会安排朗特纳克式的领袖人物出现，为民族大义慷慨陈词一番。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个吹胡子瞪眼的老吴。观影过程中，我们的晓理系统没有受到感染，动情系统中憎恶叛徒的那一面也没有受到刺激，被男女情欲触动自然是唯一的感觉。 据说，张爱玲听说郑苹如放走丁默邨的故事后大为感动（尽管此事不太可信），李安自称早年阅读小说《色戒》后也颇为感动。张和李均是移情能力超强的文艺人才，我倒愿意相信两人的感动是真诚的。不过我们也应注意，这两位隔代知音的国家观念非常淡薄，不能理解或是有意贬低民族大义对维系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两人长于细致入微地打理些个人情感，而不善于大刀阔斧地编排一段宏大史诗。动情系统发达，晓理系统薄弱，这就是为什么张爱玲的小说和李安的电影堪称精品，却不能挤入伟大作品之列。 情欲、道义与另类结局 再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人性观问题。毫无疑问，人性是复杂的，既包括以情动人，借色诱人的部分，也含有以德感人，因仇怨人的部分。人类经过数百万年演化的大脑就是这样不近情理地容纳了相互冲突的神经机制，令我们在个体欲望和他人利益的交错冲撞中挣扎。笔者想强调的是，人类同时也具有在冲突的道德机制中进行理性选择的能力，作出分辨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这恐怕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能够超越基于血缘关系的小规模部落，建立以抽象道德体系为文明基础的庞大国家。这一道德体系的内核即是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国家保护国民，国民效忠国家。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王佳芝在和平时期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安全秩序、教育机会等诸种福利，她便有义务在战争时期效力于国家。更何况，王两次都是自愿参与暗杀行动的，她的同学只是劝说，并没有威胁她进行色诱。那种“王佳芝为救国牺牲了童贞，而她什么也没有得到”的说法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民族国家的道德体系的确有着压制原始情欲的一面，可它在更重要的层面上保障了绝大多数国民的生存权益。道德体系的沦丧意味着社会契约的解体，这是任何爱国者都不愿看到的。因此，笔者对人性问题的答案是，人既在一定限度内承认和解放情欲，又在限度之外尊重和维持否定情欲的道义。人性总是在满足个体欲望和实践道德原则这个目标之间来回摇摆。从这个角度来看，《色戒》的结尾并不具有必然性，因而缺乏希腊悲剧式的美学价值。 笔者如果是李安，至少还会考虑两种不同的结局。第一种是自我牺牲式的。王佳芝实在化解不了情欲和道义之间的矛盾，她于是选择吞下毒药，轻轻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样既照顾了易先生，也不连累同志们。当然，这一自杀动作必须在进入珠宝店之前完成。第二种是自我启蒙式的，王佳芝经过反复观察和思考，终于认清了易默成背叛祖国的汉奸品性。她陪易默成走出珠宝店后径自逃离，易遂被射杀。王回头看了一眼易倒在血泊中的尸体，有些伤感地叹到：“这个男人倒真是爱我的。”这一结尾类似美国影片《双面间谍》（Breach）中的情节，即惩处了叛徒，又不失人情味。笔者以为两种结局都胜过影片中的安排，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最后说点逗大伙一乐的。张爱玲轻描淡写的一句“热水澡”，被李安发挥成四幕大汗淋漓的做爱场面。那段虐恋床戏更是直追日本AV片的猛料。可惜，以刻划情感著称的李安在挖掘男主角的性心理方面犯了个大错。易默成整天想着法儿逼迫囚犯招供，他生杀大权在握，一纸批文下去就可以草菅人命。处在这种职位上的男人充满施虐的机会，并不需要再通过女人寻求发泄。况且王佳芝本来就是投怀送抱，一副霸王硬上弓的架势显出不必要的大费周章。据说在日本，有些公司的高级主管们经常访问SM俱乐部，他们购买的服务却是美女对自己施虐。仔细想想也不难理解，这帮家伙白天忙得惮精竭虑，晚上正指望不用费神，来个性感的“女王”主动给点刺激。所以呢，李安本应让王佳芝穿上皮装，抡起皮鞭，这样易先生才会通体舒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