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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文化的基本内质是它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那么文化的发展就尤其需要宽容和包容，先进文化也就理应是一种包容的文化。 其实，有关文化的包容性，从认知到实践，都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难解之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它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从当时的文化讨论看，涉及到文化的包容，又有一个最为凸显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新旧文化的相互关系。当时，很多人机械地把新与旧截然对立起来，割断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后者，将其彻底抛弃（这种认识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颇具代表性，其持续的时间亦相当长，影响很难根除）。针对这种非理性认识，李大钊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误断。他明确表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象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 又象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又确信这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新旧思潮之激战》，《李大钊文集》上，第66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大钊在此使用“激战”一词，其中之“贬义”实在值得玩味）在李大钊的现实理想中，他曾憧憬，“国家莫大之福，莫若以新势力承继旧势力; 而莫大之害，则必为以新势力攻倒旧势力”。如果是“非铲除旧势力也，乃新势力之自杀耳”（《辟伪调和》，《李大钊文集》上，第50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处在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转型时期，尤其是伴随着各种外来思潮的大量输入，如何正视新与旧的存在，的确困扰着很多人，而最能激励人心的恐怕就是要彻底“推翻旧习惯旧思想”。当时“学时髦的人，对于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对蒋梦麟<何谓新思想>一文的附志》，《东方杂志》17卷2号）。难能可贵的是，与普遍流行的看法不同，李大钊并没有如此简单化地认识问题、认识文化。他把新与旧看成是一个不可脱节、相互作用的整体，力主两者“并存同进”，以理性的态度审视新与旧。从整体文化意义上讲，他所阐释的确是一种科学的、具有包容性的、合乎思维逻辑的、建设性的认知理路。如果沿着这条理路进行思索，肯定会将历史（传统）与现实更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全力避免堕入武断的思维歧途，形成僵化的思维定势。但令人遗憾的是，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进程中，有很多人为造成的悲剧，大致都根植于对新与旧的扭曲认识，从而留给后人惨痛的历史教训。 应当指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曲折发展中，文化的包容性，作为后五四思想启蒙的重要议题又一次被张闻天郑重地向中共提出来。在抗战时期，他从建立民族文化的统一战线的实际需要出发，分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和主要特征。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既是“民族的文化”，又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上述新文化的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但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于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主义、一种学说包办新文化的企图，都是有害的。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参见《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张闻天文集》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我们要知道：这种“为抗战建国以来服务，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与大众的因素为自己内容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最彻底的一翼的作用”（同上）。张闻天的这段话对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充满理性的定位，同时也是对当时中共内部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一种严肃的批判。它对于统一党的思想认识，是及时而必要的。 就文化发展的规律本身而言，先进文化应当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领时代风气之先。因此我觉得，培育先进文化，进行文化创新，离不开最广大人民的文化实践，应该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人士。说到这里，我很想通过具体的事例来显现观念更新的必要。2001年，某省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特地拍摄了一部专题资料片《李大钊》。笔者在审看该片的脚本时发现：该片有一段关于李大钊与胡适关系的记述，中间提到1930年，胡适在《胡适文存》三集的扉页上写道，本书“纪念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并评断了胡适的这一作法，说这就体现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对此，笔者深感遗憾，希望该片编者能够改动一个字，以从根本上矫正他们的史观和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将“反”字改成“非”字，这虽然是一字之差，却展现出两种根本不同的理念。编者最终采纳了我的建议。几年来，对这件往事我总是难以忘怀。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文化研究中，一定要彻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因为文化问题本身十分复杂，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方式为标准衡量一切，注定要受到文化发展规律的惩罚。从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的确应当明白一个道理：要代表更大多数的人，首先就需要争取、团结更大多数的人，绝不能人为地树敌。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由于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独特性所带来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甚至易于激化。因此，特别需要讲求调和与和谐。中国共产党人适时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安民主张，并且加以广泛推扬，这是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的一个划时代的理性进步，它必将成为凝集中华民族团结、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的精神动力。(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