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仿佛时光特别眷顾张爱玲，且不说随着她的去世，其影响越来越大，而且一直就没离开过人们的视线。特别是近年来，在国际大导演李安将《色•戒》搬上银幕之后掀起的张爱玲热尚未完全消褪，随着近日央视电视剧频道根据同名作品改编的《倾城之恋》这部34集电视剧的热播，我相信张爱玲又将成为人们的话题。 影视就是厉害，不管一部多么寂寂无名的作品，只要一搬上银幕荧屏，就有可能让那作品连同制造它的主人一夜成名——而况那作品偏偏属于张爱玲呢，而张爱玲原本又是一个天才呢。再说句俗气的话，若张爱玲还活着，哪个厂家的品牌想请她做广告，出场费至少要7位数。而据张在散文《童言无忌•吃》中所说“我很愿意在牛肉庄上找个事，坐在计算机前面专管收钱”的话，可以想象面对一大堆钞票或是支票上那一长溜数字张爱玲会何等快乐。 不论是一篇不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色•戒》还是不到三万字的《倾城之恋》，一旦搬上银幕或荧屏，立即就有了神奇的效果，甚至能弄得“满城争说张爱玲”。 其实张爱玲是一个远离政治的作家，也更没想到要去制造什么轰动效应。你读张爱玲文字，不论是她的小说还是散文，只要愿意实事求是，更不去搞什么恶意歪曲，都不能不承认：张爱玲确实不讲政治，一点都不讲。她只表现人性。不说你在她的作品中看不见政治，纵观张爱玲一生，她自身都没有与政治纠缠不清。当然，我们会说一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做一个看客是有罪的，何况张爱玲居然还与大汉奸同床共枕呢？但即便如此，也还是不能栽赃陷害。让我们来看看她自己是怎么说的：“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这几乎是她惟一一次为自己的辩白。好像她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她的生命中有个胡兰成，否则，“文化汉奸”的帽子绝不会戴在她的头上。当然公平地说，如果因胡兰成一定要定张爱玲为“文化汉奸”，那么她后来再嫁的是一个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组织的赖雅，我们是否又要说她是“红色作家”呢？ 再比如，小说《色•戒》创作于1950年，不能说一定有张爱玲的影子，但恐怕连作者自己也说不清，创作时是否把自个也揉了进去。尤其是看王佳芝在紧要关口居然放跑了原本是自己要引诱要追杀的猎物，联想到张爱玲爱上大汉奸胡兰成，并且还与其“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是不是可以说多少也有点关联？换而言之，张爱玲是否想说，即使不是王佳芝，换了刘佳芝李佳芝，甚至换了她张爱玲，很有可能也会这么做。因为这无须分析，她自己都承认：“我这人……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还有她在散文《惘然记》中说的一句，知名度更高：“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 张爱玲从骨子里认为“这样做”是人性，一些评论者也把这说成是人性，当然，笔者多少也承认这个“人性论”。不过，我不能不替反对者着想，如果说这就是人性的话，那么是不是男人和女人的人性不一样？不然，那个大汉奸“易先生”为何就不能放了王佳芝，而是“不到晚十点钟统统枪毙了”（见《色•戒》原著）？“易先生”怎么就没有“王佳芝”那种“人性”呢？ 然而，就算有了这样有力地反问，我也还是不能不承认：张爱玲确实“不讲政治”。我甚至想，她为辩白自己“不讲政治”而苦恼，写辩白时要比写那些好看的小说吃力得多。她说：“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张爱玲只喜欢写她认为生活中真实的人，不论这人是好是坏。甚至连表现她自己时，也不藏不掖。初读她的散文《烬余录》，读到她在“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时中的一节，对作者生出些恶感。她在文章中告诉读者，有一个病人，其实就是一个伤兵，患的是“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而况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她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后来，也就是在张爱玲还做着看护的那段时间，这个病人去世了，张爱玲写道：“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读到这样冷漠和自私的文字，不少人恐怕都会觉得张爱玲实在“太冷酷无情”。后来读到台湾女作家三毛生前所言，我对张爱玲这种行为的看法才稍有改变。三毛说，张爱玲是艺术性的，“是不能从人道的角度来看她，像她描写在香港对待伤兵那种漠然的态度，那是一种人性，也是艺术的极致，我看了非常感动，一点也不会对张爱玲反感，因为她已把人性中那种冷漠和自私，完全毫不隐瞒地展露了出来。”我们当然不会因为张爱玲这种“毫不隐瞒地展露了出来”，就像三毛一样肯定这种冷漠和自私。但这确实是一种人性，而且普遍存在，不然，也就不会“大家都欢欣鼓舞”了。 说张爱玲不讲政治，不仅有她自己的作品证明，也多有评者如此评说。著名作家陈村在《话说胡兰成》中这样说道：“从左翼或右翼的立场出发，从日本的大东亚立场出发，从文学的规范出发，都无法懂得张爱玲的文章，更不要说她本人。”（见2004年第2期《文学自由谈》）又有人说：“西方文学论，把作品功能分两类：其一是‘镜子’类，其二是‘灯火’类。30年代（闵按——指上世纪）的作家，受‘文以载道’的观念影响，绝大多数是不自觉的‘拥灯派’。灯火派作家以天下为己任，不免想做些破除黑暗、烛照万有的伟大勾当。而镜子派则原原本本、据实写来，全不管黑暗光明之事。”而“张爱玲无疑是‘镜子派’的作家。可贵的是张氏的镜子平整厚实，光明洁亮，且又兼具各个角度。必要的时候她的魔镜还有望远、放大、显微和透视的诸般功能。”我当然不能赞成一个作家只顾“原原本本、据实写来，全不管黑暗光明之事”，但不能不说这恰恰是“张爱玲不讲政治”的一个有力证据。 其实张爱玲何止是“不讲政治”呢，她原本就没有什么“远大志向”。上海的教授、学者王晓明，在《张爱玲文学模式的意义及其影响》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觉得说得很到位：张爱玲“她非但对人生怀有深深的绝望，而且一开始她就提出了一个背向历史的姿态。她写人性，却绝少滑入揭发‘国民性’的轨道；她也有讽刺，但那每每与社会批判无关；她似乎是写实的，但你不会想到说她是现实主义作家；她有时候甚至会令你记起‘控诉’这个词，但她这控诉的指向是那样模糊，你根本就无法将它坐实。与沈从文相比，她的写作显然是富于个人性，她没有沈从文那么多的牵挂，她可以全神贯注于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细致感受，她的表情是那么平常，在这一点上，连萧红都比她不上。”而另一位也是上海的，是知名女作家王安忆，仿佛要对她的本家王晓明的话给予补充，同时也在不经意间证明着张爱玲“不讲政治”。王安忆在《人生戏剧的鉴赏者》中是这样看张爱玲的：“说实在，我很为张爱玲惋惜，她其实是具备很好的条件，可以塑造重大的情感状态。她能够领会深刻的人生哀痛，在文字上，可说是找到了原动力，有可能去创造文字的宫殿。可是，她的创痛不知在哪一个节骨眼上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很快解脱出来，站在一边，成了一个人生戏剧的鉴赏者，口气轻松了许多。其实张爱玲是站在虚无的深渊上，稍一转眸，便可看见那无底的黑洞，可她不敢看，她得回过头去。她有足够的情感能力去抵达深刻，可她却没有勇敢承受这能力所获得的结果，这结果太沉重，她是知道这分量的。于是她便自己攫住自己，束缚在一些生活的可爱的细节上，拼命去吸吮它的实在之处，以免自己再滑到虚无的边缘。”一个“虚无者”怎么会“讲政治”？硬要说讲，“讲”的也只能是“虚无政治”。在我这个读者看来，张爱玲只是在挥洒自己的才气，即使写小说，也是水到渠成，甚至非写不可，并非刻意要搞什么创作。想想看，一个7岁就“写了第一部小说”的人，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又还有些精力，又有谁能阻止得了这人这一辈子写小说？ 有人认为张爱来后来写的《秧歌》是“反共”的，可一位台湾学者不同意这种认识，还说：“我自己是教文学史的，我一直替张爱玲感到委屈。六七十年代台湾常把她定位成‘反共作家’，张爱玲的成就，刚好是没有受到反共的文艺政策的影响。她是一个自我流亡的人，由所谓的‘主流文化’、‘中心文化’、‘霸权文化’，甚至是男性的社会中自我放逐出来。”你读张爱玲上世纪40年代的小说、散文，甚至读傅雷先生对她的评论，都看不出张爱玲“反共”。我的看法，张爱玲什么都不反，她只陈述，只表现；尤其是表现得恰到好处，才赢得如此多的读者，才有这么好的人气。如果她的文字中不论是充斥着“反共”或是“反蒋”抑或成了“鸳鸯蝴蝶”，就不一定还会有今天这么多的“张迷”了。 张爱玲是坦承的。一个坦承的人尤其在诸如创作方面无须有什么隐瞒。她说：“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真实些”三个字，不仅可以代表和概括张爱玲的所有文字，同样也能代表和概括张爱玲的一生为人。再说别的，我想不说张爱玲不会答应，不少读者恐怕也要举手反对的。 载2009年5月15日中国经济时报，这里发表的是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