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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1998年开始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的著作有《漫长的20世纪》、《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亚当•斯密在北京》等，并被翻译15种以上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本月18日11时，阿里吉在美国巴尔的摩市平静地离开人世。 阿里吉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1960年获得米兰博克尼大学经济学博士。之后在意大利执教，1963年赴非洲。阿里吉先后在罗德西亚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Rhodesia)、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Dar es Salaam)执教，同时开展非洲发展研究。在此期间，他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自由运动发展影响下的劳工运动的研究颇有心得，认识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之后两人开展了多项协同研究项目。1969年回到意大利后，阿里吉和朋友们在1971年组建了葛兰西研究小组(Gruppo Gramsci)。1979年，阿里吉加入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特伦斯•霍普金斯一起从事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方面的研究。也就是在此期间，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以世界体系分析的主要中心而远近闻名，并吸引着全世界学者的加盟。 1994年，阿里吉出版了著名的《漫长的20世纪》，重新诠释了13世纪以来的作为“物质膨胀”(material expansions)与“金融膨胀”(financial expansions)之间一系列活动之间的资本主义历史。他在很多方面都很赞同沃勒斯坦的观点，并在近些年更多地关注东亚的经济发展。他还强调自己受到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安东尼奥•葛兰西、卡尔•波兰尼以及熊彼特的影响很大。 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中文译本近期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正如这本书中所言，斯密历来是被引用最多而阅读最少的作家。作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倡导，阿里吉想要告诉我们：中国或东亚增长道路与西方增长道路的差异；中国和东亚的经济成就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带来了契机，亦即斯密设想的基于平等的世界市场社会(world-market society based on equality)。 今年早些时候，New Left Review杂志发表了对阿里吉的访问，原文有两万多字，涉及阿里吉的生平与著作的方方面面，本版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选刊其中与当前的金融危机及阿里吉新作《亚当•斯密在北京》有关的部分，以飨读者，同时也表示对阿里吉的纪念。 危机的性质产生了变化 问：你1972年的论文“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比较了1873年到1896年的长期衰退，做出了你的预测，并被1973年开始的危机所证实。你多次提及这个比较，在指出了它们之间相似性的同时，还指出了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异。但是你关于1929年大萧条以及之后的危机写得相对少一些。你认为大萧条仍然是不太相关吗？ 答：不是相关性更小。事实上，它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当然，它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它教育那些当权者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有一系列公认的或比较公认的措施来阻止这一类危机再次发生。即使现在，尽管人们将如今股市的崩溃与1930年的那次相比，我认为——尽管我可能是错的——那些在拯救此次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的货币机构和政府将竭尽所能避免类似1930年那样的金融市场崩溃。政治上，他们无法承受崩溃的后果。因此他们将竭尽所能来渡过危机。布什和里根的自由市场观念是建立在极端的凯恩斯式财政赤字上的。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一回事，而他们所做的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要应对政治局势，他们是不允许政治局势过度恶化的。金融领域情况可能和30年代相似，但是与30年代一样，政治权威们不允许金融危机影响到实体经济；相比以前，他们对此更加清醒。我不是说大萧条不那么的相关，但我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会重现。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30年代世界经济是高度分散的，这种分散可能是引起大萧条的原因之一。而现在的经济则更一体化。 问：在“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中你描绘了资本主义内部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过度生产，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危机，另一方面是过低的生产率削减了需求的生产手段。你现在还同意这个广泛意义上的区别吗？如果同意，你认为我们面临潜在的，在过去30年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被扩张的个人债务以及金融化所掩盖的危机吗？ 答：是的，我认为过去的三十年间，危机的性质产生了变化。直到1980年代的早期，危机是一个典型的利润率下降的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机构加剧的竞争和劳工较以往衰退中(包括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30年代)更有能力维护权利所导致的。所以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 而里根——撒切尔的货币反革命正是为了削弱这个力量，而这个工人阶级保护自己的能力，虽然不是唯一的目标，但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他们改变了危机的性质。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现在，在21世纪中，我们确实正面临着一个具有所有典型特征的生产过剩危机。收入被具有较高流动性和投机倾向的团体和阶级所重新分配，因此收入不再回到形成有效需求过程的循环中，而是被转移到各种投机行为，并制造一些定期爆破的泡沫。所以，是的，危机已经从因加剧的资本竞争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转变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所导致的有效需求的系统性短缺。 美国在衰落 问：最近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推出的报告预测美国的全球主宰权将会在2025年结束，一个更为分化、多极和存在更多冲突的世界将会出现。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的可能性条件之一，是需要一个单一的霸权？缺乏单极是否一定等同于系统性的混乱——数个大致相约的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是不可能的吗？ 答：不，我不会说这是不可能的。这很大程度上视乎在位的霸权力量是否接受调整。过去六七年的混乱是基于布什政府对“9•11”的反应，这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大国的自杀。正在衰落的国家行为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有能力制造混乱。“开创美国新纪元计划”是对衰落的拒绝承认。这是一场灾难。在伊拉克的军事溃败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财政压力，使美国从一个债权国变成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国。同样是战败，伊拉克比越南更糟，因为印度支那有较长的游击战的历史传统，他们有如胡志明这样有才干的领导，他们也已经打败了法国。美国在伊拉克的灾难在于，即便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他们也很难赢得这场战争，现在他们只是试图为撤出找寻一些挽回面子的借口。正是由于对于调整的抗拒，首先导致他们衰落的加速，第二，造成许多的痛苦和混乱。伊拉克是一场灾难。当地流离失所的人口远比达尔富尔的多。 奥巴马到底要做什么并不明确。若他认为自己能扭转衰落的态势，他只会得到一些令人不快的惊喜。他所能做到的只是聪明地处理衰落，将政策从：“我们不是包容的。我们想要另一个世纪”到承认正在衰落的事实，并构想一些适应权力关系变化的政策。我不知道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非常模棱两可，还是由于政治中有些事不能说定，或者他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又或者他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我不知道。但是奥巴马取代布什，的确为美国用非灾难方式处理和调整其衰落创造了可能性。布什已经尝过负面的效应——美国军队的诚信被进一步破坏，金融情势变得惨重。所以奥巴马面前的任务，我认为，就是聪明地处理衰落。这是他力所能及的。但单就他设法要减少美国在阿富汗干预的想法来看，却使人担心。 以开放的态度观察中国未来 问：多年来，当你把你的研究建基于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构想的同时，也从未犹豫过对马克思表示批评——包括他对国家间权力斗争的低估、对空间的不够关心、对工人阶级评价的矛盾等。长期以来，你也对亚当•斯密的理论着迷，他的思想在你最新的作品《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你对他哪方面相对有所保留呢？ 答：对于斯密的相对保留是与马克思对他的保留一样的。马克思从斯密那里吸取了许多——例如受资本家间的竞争影响，利润率的下降倾向，就是斯密的想法。《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的评论：马克思批评斯密忽略了生产过程实际上发生的东西，资本家间竞争的确可能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但却是受制于资本家把权力关系转移到他们身上的倾向和能力。从这点来看，马克思对于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有其说服力。然而，我们必须从历史证据溯源，马克思作为一个理论的创造者，其假设可能与某时期或某地区的历史事实不符。我们不能从创造的理论中推论出实证性的现实。他对斯密的批评必须在历史记录的基础上作鉴定，这同样适用于斯密的研究上，或其他任何研究上。 问：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其中一个结论，尤其是第一卷中，是指出斯密式的自由市场体系会导致阶级不平等的加剧。在什么程度上对于斯密式的制度在中国的推广会导致严重的不平等？ 答：我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的理论章节中提到，斯密并没有打算把自我调节的市场的提法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无形的手是指国家应该在统治时把权力下放，并减小官僚主义的介入。实质上，斯密所提的政府行为应是亲劳方的，而非亲资方的。他曾明确提到的不主张劳工相互竞争以降低工资，而是引导资本家竞争，以降低利润至他们能接受的程度。现今的概念却把他的理论完全颠倒。但是中国的前景还不明确。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毫无疑问是走在引导工人竞争以获取资本和利润的道路。现在却出现了调整。除了与革命传统和毛泽东时代有关外，也与清朝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帝国统治有关。我并不试图就中国的前景做任何打赌，但我们必须以开放的态度观察中国未来的走向。 “勤劳革命”与“工业革命” 问：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你用了杉原薰的研究比较基于早期现代东亚的密集劳动力和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的“勤劳革命”，和基于机械化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的“工业革命”，并提出希望在人类的将来能有两者融合。你是如何评估今天东亚在这两方面的平衡呢？ 答：很难说。我不像杉原薰一样乐观的认为东亚传统的工业革命是如此牢不可破，以至于即使它不再次成为主导，也至少将会在混合的结构中担当重要角色。这些概念关键在于观察将会可能出现什么事，而非抽象地说，东亚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或许美国则正在走其他的路，我们必须留意他们实际所为何事。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正在担忧他们的环境。然而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明智的。也许他们有计划有步骤，但我在汽车工业文明中看不到任何对于环境灾害的警觉性。学习美国发展模式，这在欧洲已经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在中国更甚。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我总是告诉中国人，他们找错城市了。若他们想要看看怎样变得富裕起来又不破坏生态，他们应该去阿姆斯特丹而非洛杉矶。在阿姆斯特丹，每人用自行车到处走动；数以千辆的自行车停放在车站过夜，因为人们坐火车而来，他们早上以自行车代歩，晚上则把自行车置于车站。而在中国，我在1970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只有少量的公共汽车，处身于一大片的自行车的海洋——现在，自行车却逐渐被淘汰了。从这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非常混合复杂的图像，充满着矛盾和担忧。现代化的概念在世界其他地方被贬抑，但在中国却被天真地认为是赖以生存的方向。 问：但是《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却似乎暗示，我们可能需要像西方ー样的工业革命，而且这样的工业革命并不仅限于中国，而实际上能更为广泛？ 答：是的。但是杉原薰基本论点在于工业革命的典型发展中，用机器和燃料代替劳动力，这种发展模式不仅正如我们所知，有生态上的限制，而且亦有经济上的限制。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忘记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有机组成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正是与更多的机械和能源的运用相关，因为这样导致利润的降低，同时造成生态上的破坏。杉原薰指出管理与劳动力的分割、管理在两者地位中日高的主导地位， 以及劳动力在工业革命中较典型地被剥夺其自我管理的技能，以上这些都有其限制的。工业革命中，个体的资源因拥有动员能力而发展，或至少保留了劳工的管理技能。最终，这些自我管理技能的利益变得比把观念和行动分开所获得的利益多。我认为他言之有理，尤其是在理解现今中国的崛起时很有用。这些自我管理的技能通过了无产阶级化所设下的限制，现在的中国劳动过程比世界任何地方更依赖于劳工的自我管理技能。这也许是在新的条件下，中国拥有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比较优势。 “世界市场社会” 问：你在1991年出版的《世界收入的不平等》一书中提到，在苏联解体后，发展中国家内部因掠夺稀缺资源而造成的冲突不断深化和扩大，其中以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最具代表性，这就迫使西方国家来建构一个世界政府的新框架：七国集团作为全球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其财政部，安理会为其国防部。如你所说，这些机构或许15年后会被非保守势力接管。而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你又说，未来有望形成一个潜在的世界市场社会，在这个世界市场化的社会，不再有任何势力称霸。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是怎么理解的？ 答：首先，我并不是说这种世界政府机构的产生是缘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冲突，实际上，大多数机构都属于美国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既作为避免全球经济下市场自我调节缺陷的一种必要机制，又是一种管理手段。所以说，从战后开始，这种世界政府已初具雏形。80年代时局动荡和不稳定进一步加剧，其中发展中国家间的冲突，也只是一个方面，因此这些机构开始以有别以往的方式管理着世界经济。它们会被非保守势力接管吗？我对此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因为在很多方面，体现的是一种南北国家间的势力均衡，如发达国家内部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等等。原则上讲，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这些机构在调控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很可能促进世界收入的均衡分配。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工具，从而加剧了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即使这样，就像我说的，与其说最终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更大的不平等分配，不如说拉大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东亚发展态势良好，南非发展最差，其他地区的发展介于两者之间。 这和我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讨论的“世界市场社会”概念有什么关系呢？显然，要出现一个世界国家，即使是最初始阶段，联盟性质的，都是很难实现的。在短期内也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样，必然会出现一个“世界市场社会”，国家间通过市场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市场机制根本不能自我调节，而需要调控。这也在美国建立的体系中得以验证，这种高度的调控表现为，通过各国磋商，主要是美欧，其次是与其他国家间的协商，关税，配额，劳动力流动限制被取消。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的调控机制才能有效防止1930年那样的市场大萧条？所以，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世界经济首先应以市场为基础，并充分发挥国家在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参与职能。 中国会以独有的方式崛起 问：在《漫长的20世纪》中，你描述了始于1970年代早期的金融化浪潮导致的体系混乱，势必产生三种可能的后果：一个由美国掌控的世界帝国；一个无恃强凌弱的世界市场社会，或是一场足以摧毁人类的新的世界大战。在你所有这三种预测中，纵横历史发展始终的资本主义可能消亡。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你总结到，随着布什政府的失败，第一种可能性可以被排除，只剩下后两种了。但是，至少从逻辑上说，在你的框架里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会取代美国，而并不改变你描述的那种制度构架？你是否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呢？ 答：我并不排除那种可能性，但是，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我在书中到底说了什么。我在《漫长的20世纪》这本书的最后，拟想了可能出现的三种局面。第一，我设想的世界帝国，并不是只有美国掌控，而是由美国及其欧洲同盟共同控制。我认为美国不会如此不顾及后果而试图开创一个美国新纪元。这种想法太过于荒诞，而且往往会事与愿违。事实上，美国外交政策表现出强烈的意愿，试图改善由于布什政府单边行为而造成的欧美间的紧张局面。但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虽然较以前更难实现。第二，世界市场社会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如果你纵观中国对邻国的历来表现，不难发现这种关系往往更多地建立在贸易和经济交流的基础上，而非更多地有赖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而且目前依然如此。人们经常误解，说我把中国人描绘得比西方人更宽厚、更好，但这与此并无干系。我们所讨论的是管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诸多问题。中国素有反抗的传统，这是其他任何有类似疆域或人口密度的国家不曾面对过的。中国的领导者也一向对来自海外，换句话说，美国入侵的可能性保持高度的警觉。正如我在《亚当•斯密在北京》第十章中指出的，美国绞尽脑汁想出种种方案对付中国，无论哪种方案中国政府都心存芥蒂。除了基辛格的“融入”方案，其他的要么针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冷战，要么使中国卷入同邻国的战争中，从而使美国作为第三方坐收渔利。如果中国真的崛起，正如我预期的，成为新的全球经济中心，它的角色也会同以往的霸主截然不同。这并不仅仅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和地域文化差异，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东亚地区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会对全球经济的新架构产生影响。如果中国能够成为新的强国，它会以独有的方式来崛起。首先，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要远逊于文化和经济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它会出好经济这张牌，这一点上要远比美国、英国或者荷兰称霸时做得好。 金融扩张必将导致终极危机 问：目前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正是对你长期以来理论上的预言最有力的证明，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本次危机，有没有哪些方面让你感到吃惊？ 答：我的预言非常简单。就像布罗代尔所说，金融化周期性的趋势，标志着在一个特定的国家，特定的物质扩张进入衰退期。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我把金融化的冲击称作积累状态的信号危机。并且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是半个世纪左右，终极危机必将到来。对于以前的霸主来说，是有可能识别信号危机和终极危机的。就美国而言，我斗胆提出这样一个假设：1970年代是信号危机，终极危机还未到来，但是一定将至。会以哪种方式到来呢？最基本的假设是，所有这些金融扩张，到头来都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大量的资本投机，已远远力所不及。换句话说，这种金融扩张的趋势必然产生出各种泡沫。我预测，金融扩张最终必将导致终极危机，因为泡沫始终都是虚无缥缈的。但是我没能预见到泡沫的具体表现形式：如网络经济泡沫和房产泡沫。 而且，当我写《漫长的20世纪》一书时，我对1990年代初期的局势并不明确。我觉得在某些方面，美国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但实际上，那时才刚刚开始。里根通过刺激经济摆脱了经济衰退，随后金融扩张大行其道；但是，还是克林顿亲历了美国的黄金时期，直到2000年以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为代表的金融危机爆发。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房产泡沫的破裂，很显然正是美国金融集权的终极危机。 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势 问：你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力压群芳，在于你对国际体系架构中资本主义发展所呈现的灵活性、适应性和流动性特点的解读。你以500年、150年和50年的框架从长远的眼光，整体审视了东亚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这种简易模式的产生显然是清晰可见，毋庸置疑的。你怎么理解这种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 答：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灵活性有关；一个是关于模式的周期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由其偶然性和必然性决定的。首先，我们来看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这倒和我年轻时经商的经历有点关系。起初我试图打理父亲的小生意。后来，我做了一篇有关外祖父生意的论文，他的生意要大一些，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司。跟祖父的一次争吵后，我去了联合利华。当时，以员工人数来说，联合利华是世界第二大跨国公司。所以，从分析资本主义企业的出发点来看，我很幸运能进入一家成功的大企业，这使我认识到对资本主义企业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我父亲的生意、外祖父的生意和联合利华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例如, 我父亲几乎花掉所有的时间走访纺织业的客户，去研究他们设备的技术问题。然后回到工厂，同工程师讨论这些问题，最后为客户提供定制的设备。当我努力去试着经营时，感觉如此茫然无措；因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专有技能和知识上，而这些是我父亲多年实践和经验的积累。我可以奔走于客户中，但我根本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甚至搞不懂那些问题，那是很绝望的。事实上，我年轻的时候，曾这么对父亲讲：“如果共产主义者来了，你会遇到麻烦。”他说：“不，不会有什么麻烦，我还将继续现在的工作。他们需要有人做这样的工作。” 后来，我关掉了父亲的生意，开始打理外祖父的生意，那已经是“福特式”大批量生产的生意了。他们不再研究客户的问题，只是生产标准化的设备，而不考虑客户的需求。工程师设计他们认为是市场需要的设备，然后告诉客户：这就是我们的设备。早期在生产线上完成的批量生产就是这样的。但当我到了联合利华，我却很少看到生产的一面。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工厂——一个生产人造黄油，一个生产香皂，另一个生产香水，产品琳琅满目。但其经营活动的核心，既不是市场部门，也不是生产部门，而是财务和广告。所以，这使我明白，我们很难确定哪种特有的形式才具备“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后来，通过研究布罗代尔，我认识到资本主义这种超适应性，是可以从历史的维度观察到的。 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主要问题之一是：都认为历史上不断再现的只有一种资本主义。然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正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进行着深刻的演变。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一直以奴隶制为基础，又植根于其中。似乎资本主义的存在离不开奴隶制。然而奴隶制已然被废除，资本主义不仅完好无损，而且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基础上比以前任何时候发展得都更为繁荣。单从这点上，似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转之根本，但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再一次摒弃了它们，继续得以生存和发展。纵览世界，资本主义一直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这也是其主要特点之一。仅仅论证什么是资本主义而无视这些根本性变化显然是目光短浅的。在这些适应中始终保持恒定不变，又能很好界定资本主义的实质，莫过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就这一点我在区别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交替更迭中反复重申过。 问：请谈谈你在书中提到的这一显著的、长期模式以及其规模的转变？ 答：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的周期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局囿于一个特定国家的研究是无法看清这一点的，因为那样你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进程。目前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都拘泥于一个特定的国家来追溯它的发展历程。然而根据布罗代尔的观点，资本的积累是跳跃式的。如果你跟不上它的脚步，追踪它在不同地方的发展轨迹，你就无法看清它。如果你只关注英国，或是法国，那只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无法从历史的角度透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部分。你应紧跟其发展，从而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从根本上是在不同条件下的演变历程，当你所界定的“空间修复”变得日趋紧张，竞争日益加剧时，就需要一种新型的、更大规模的空间转移，促使资本主义体系经历又一轮的物质扩张。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新一轮的自我循环。 基于布罗代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当我第一次系统论述资本主义这一演变历程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你的 “spatial fix”(空间修复) 概念，“fix”具有双重涵义——既指投资固定的资本，又指修复早期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这种模式的必然性源于积累的过程，使资本和其他资源以更大的规模流动，同时带来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各种形式的过度积累。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有别于非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具有雪球效应，使竞争更为激烈并降低了利润率。那些能够审时度势的，每次力求更大的空间以确立新的空间定位。大量的资本首先在较小规模的城邦不断积累，17世纪转移至介乎于城邦和民族国家间的荷兰，18、19世纪被世界帝国的英国取代，最后20世纪转到美国这样的洲际大国。 现在这一进程无法以同一方式继续下去，因为没有新型的更强大的国家可以取代美国。事实上，较大的民族文明国家，如中国和印度，领土面积虽不及美国，人口却是美国的三四倍。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新的转型：资本积累的过程一改往日从小国向疆域辽阔的大国过渡，取而代之的是从人口密度低的国家向高人口密度的国家重新分布；而且，原先局限于富国之间的流通，现在正从富裕的国家向基本上仍然贫困的国家过渡——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是美国的1/20。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如今的霸权主义正在从富国向穷国转移。”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却存在着巨大的内部差异与不平等。所有这些混杂在一起，发展趋势相互矛盾，这就需要我们探寻一些概念上的方式来增进理解。 【选自乔万尼•阿里吉著《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路爱国、黄平、许安结 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