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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人翘首以望的诺贝尔文学奖落在中国籍的莫言身上，这次主流媒体开足马力宣传“首位”中国作家得诺奖，但网络上的各种声音蜂拥而来。赞成和反对的对立声音如此之盛，成了今年岁末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图景，却是许多人未能意料的。在这里我不想重复地照搬那些对立的话语，从中我却可以感觉到文学—社会意识撕裂的加剧，就是说，因莫言获诺奖，借助互联网，文学和社会意识的撕裂一下子“显形”，被推向了前台。 以数十年我们中国的已有实践和固有理念，文学是社会的神经，是民族的心灵，是社会变革的前导，是教育和团结人民、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利器，是推进社会进步的率先选择，当今腐败遍地社会风气不好民有怨气的中国，尤其是重庆事件公开之后，“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摆上了台面，我们的文学状态又怎么样呢？或者说，我们的文学和社会意识又是怎么样呢？从自然意义，它存在分野是常态。很明显，现在出现非常态的背景，有一派要回到毛时代的体制格局之中，唱红打黑，打倒资本家和国内外反动派（汉奸、卖国贼），实现所谓的“共同富裕”，尚未正式出笼的“主旋律”作品《雾都三部曲》大概就凸显了这样的密码，我姑且称之为倡红派；有一派要顺应时代潮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建立现代公民社会，将中国纳入普世价值的文明发展轨道，从作品内在精神方向上，莫言的创作显现了这样的文学认知。对现实不满的民众中趋向体制改革的应当占多数，可他们是草根，人轻言微，于是企盼公共知识分子能挺身而出，发出声音，引领舆情，而名作家最能担负此角色，现在莫言得了富有世界影响的诺奖，就具备了这样的资格和能耐，也就是莫言及其作品无意地做了这样的代言者。我之所以说“非常态”，因为如此社会意识离开了文学，坐在遥远瑞典的诺奖文学评委们是不会受此左右，而有意让莫言承担非文学使命吧。 莫言并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登高振臂一呼者，但也不是那种令倡红派眉飞色舞者。 从诺贝尔文学奖的实践，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奖除了重文学表现形式和语言（非英语作家很大程度上通过翻译），重人性、人权、民主、自由即普世价值，也就是对极权专制说不，对政府和现实持尖锐批判姿态。这应该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传统，同样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传统。在此意义上，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担承了世界文明人类文明的推进器功能。因为批判政府和现实在作家所在国总会受到这样那样的阻遏，甚至面临牢狱之灾，诺贝尔文学奖坚持这一传统就站在了世界道义的制高点。且不提20世纪后半期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近年如土耳其的帕慕克对所在国现实同样是持批判态度的，出生于罗马利亚而移居德国的赫塔·米勒书写了苏东极权体制下“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而米勒致辞表示“说不出来的东西还是可以写下来”。于是非民主国家的人们希望通过诺贝尔奖来提升其和平反抗的心声。 莫言就是在这一国际国内的背景下获奖的。 莫言获诺奖激化了文学和社会意识的撕裂。 二 伴随着20世纪七八年代的改革开放，公开状态下文学和社会意识的撕裂就起伏消长。应该说，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来势汹汹，确也呈横一时，但由于最高层的清醒和开明，与前十七年完全不同的、与世界文学接轨的、充满朝气的80年代文学很快普及开来，硕果纷呈，总的来说呈一种锐进势态，其文学精神成为清新社会意识的有机组成。公正地说，莫言的创作——他开始形成的文学精神就是80年代文学精神——社会意识的产物，当然也带着他乡土农家和他个人经历及文学追求的精神印记。不过，由于莫言年轻，刚刚进入文坛，且出手不凡，受到良心作家、新锐评论家和读者的厚爱，按共产党统战的术语，他是“可以拉过来成为革命作家”的，他也就没遭逢白桦《苦恋》遭封杀的命运。而倡红派及其政治意识形态在当时并未演变为一种很有覆盖性的社会意识，至多在上层交锋，在底层社会并未形成多大的对峙，邓小平“不争论”起了关键作用。 国内针锋相对地否定与认同——所反映的文学和社会意识的撕裂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是一个回合，而且继续把文学与社会意识绑在一起。90年代初文学落潮，而“回头走”——政治上回到毛时代意识形态统治（毛式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占据了主流，1990年以两个著名左派人物主编的《中流》（由光明日报社主办并主管），就承接1980年代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衣钵，对莫言的《丰乳肥臀》进行了口诛笔伐，还延伸到对他《红高梁》的严厉批判。当时莫言是军人，《丰乳肥臀》刚获得《大家》10万元大奖。军中几个主管文化的左派大佬组织军中权势人物和老军旅作家，把《丰乳肥臀》定性为“反动而又肮脏的文学垃圾”。这是一边倒的政治批判。 这一文学个案还说明了什么呢？一是极左回潮，来势汹汹；二是沿《红高梁》《丰乳肥臀》一路走来的莫言仍然延续着已成昨日黄花的80年代文学精神，或者说，莫言延续着80年代兴起的面向世界的改革开放社会意识，默默地进行创作。这也就说明，文学虽落潮，可80年代文学精神已化为许多实力派作家的精神底色。从社会意识较量角度，极左得势，民粹主义急剧地发酵。 90年代初，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思想领域只有左派的声音横冲直撞，被批判被否定的一方寂然无声，这意味着随着两位总书记的下台，改革开放社会意识也要受到清算。其时全国经济陷入低谷。但是，邓小平南巡冲破左的禁锢，中国跛脚地进入了全球化意义的市场经济发展轨道，左派意识形态锋芒顿时黯然，有所收敛，可依然作为正统主流意识持续下来。何况他们头脑灵活，邓小平之后，在“闷声发大财”中尽占先机，其代理人在90年代开始的经济转轨中捞个盆满钵满，一时没喂胖的也利用原体制权力独大的优势，把“肥肉肥油”尽收囊中（拿俗语说他们尽占“腰方肉”而扔弃“边角骨头”）。 这些既得利益者（集团）在社会阶层上早超过中产，但他们并不具备、也不想具备现代意义上的中产意识（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连同知识界涌现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更起劲地维护极左意识形态。我在《精致利己主义城堡应接不暇》（共识网2012/5/25）分析：精致利己主义者是流氓无产者、小资产阶级、官僚特权集团、以及其他既得利益群体的“联体人”，对他们的拥抱极左，一点也不奇怪。那种“中产增多了会促进民主进程”的展望曾经在我们的社会流行，实际情形并不乐观。且不说他们是分裂性生存，现在我想说的，却是这些人拥抱极左所形成的社会意识甚嚣尘上，倒成了政治野心家权谋家上位的保护剂和助推剂，也成了民粹的幻想剂和自慰剂，倡红派呼之欲出。 当下中国自有与苏东国家不同的国情背景，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掀起过摆脱封建专制、面向世界面向文明面向未来的改革开放热潮，在经80年代末导致中国转向的那场大事件之后，90年代经济改革向市场经济向世界靠拢，而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甚至回到毛体制愈来愈成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和精神语境，主张体制改革的人士被边缘化，或者出局，但呼唤改革的声音时起时伏。就是说，中国本土已兴起继续改革开放的力量，这当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意识，是不可能被清除的。 如果说那些异议人士（民主派）的主张和呼吁是一种社会意识的体现，那么，由国内现实情境（形成利益集团、贪腐屡禁不止、社会阶层固化、法制倒退、社会焦虑弥漫等）所产生的呼唤改革的社会意识则是原发性根本性的，此两者汇合成一股更强大的社会意识。同时，我们从重庆事件更集中地看到，极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在现有意识形态环境中涵养多年，坐强坐大，产生了强权的代表人物，把许多心存不满又不明究里的民众席卷而去，他们也认为回到“毛时代”势在必行，倡红派颇具社会基础。而现有的意识形态管制是严厉的，却是无力的，因为它只能靠国家机器运作，但无法解决信誉即公信度问题，它不是概括事实和实际，而是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所以在许多时候它做不到自圆其说，常现捉襟见肘的尴尬。说它搞平衡也不确，它只是在保持倡红派思想内核的习惯性运行中听从更高权力而时时调整主流话语。 因而，在我们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社会意识撕裂是一种现实，莫言获诺奖激发了这种“撕裂”。 三 各种社会意识粘附或聚焦于世界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身上。 一种社会意识从诺奖反体制的传统原则出发，认为莫言是体制内人，他没有公开反抗，有些时候还顺从权力，于是质疑这次评奖欠公正。一种社会意识认为莫言获奖名至实归，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度一个光荣。而某些极端倡红派（《中流》主编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则代表另一种社会意识，他们抵制和反对诺奖是一贯性的，如丧考妣，认为这是西方丑化和分化瓦解中国的阴谋。 实际上，就是表达同一种倾向，里面仍有着诸多差别，就拿认同一方来说，比如准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对莫言获诺奖认可的节点就有所不同，比如中国作家协会《贺辞》中这么一句：“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和奋斗中汲取思想力量，以奔放独特的民族风格，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如果站在80年代文学精神这一立场进行解读，那是比较准确的；如果站在准官方意识形态或别的角度解读，就会发生严重的歧义，不是着眼于莫言创作的总体精神流向，而是抓住他某个时间段特定的、符合政治主流意识的某部作品说事，这样势必曲解甚至瓦解他的文学精神。我还感觉到，无论是认同还是不认同，相当程度上都受制于一种焦虑的社会情绪。他们都以自己的一厢情愿来看待莫言获奖。所以，就有必要辨识“文学莫言”和“现实莫言”——包括获诺奖后的莫言，这样就势必联系80年代文学精神这一层面，而对后者，我们的主流媒体已讳避经年了。自然我们还得联系莫言作品的实际内容。扣紧文学进行分析是本文的题中之义。 先说“现实莫言”。 据最新的“莫言简历”（2012/10/12文艺报）：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中共党员。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文学硕士。1976年应征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专业作家，1997年转业。现中国作协副主席。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莫言文集》（12卷），影视、话剧剧本多部。中篇小说《红高粱》获全国中篇小说奖，《丰乳肥臀》获首届《大家》文学奖，《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文学奖，《酒国》（法文版）获法国儒尔·巴泰庸奖，《檀香刑》获首届鼎钧文学奖，另获意大利第三十届诺尼国际文学奖。2004年获法兰西文化与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8月，长篇小说《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2012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类似对改正右派后复出任职人士的介绍，这是他“由国内而国际一路凯歌”的文学简历，有意省略了其人其作受否定批判——不正常对待的经历，曾经的极左大佬的伎俩也就避免了“亮相”的尴尬——毋宁说避免了政治权力的一次尴尬。共和国六十多年以来，除了对文革的否定还算认真（但不彻底），多次给民众和民族造成巨大灾难的史实，都是语焉不详，好像整个国家走在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的阳光大道上，好像不提不说，这些人为的灾难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有选择的、隐恶扬善即所谓“主旋律”的报道，权力玩弄得炉火纯青。当然要付出代价，在社会学意义上，就是人心、社会意识的真正演变在社会史精神史上缺席；在精神史意义上，权谋遍地（即假冒伪劣行世）、人心溃败却是政治意识形态无能为力挽救的，它们正是如此政治意识形态肆虐下必然的精神之熵。而这恰恰由现实主义文学最尽职地保存下来了。就说莫言，这样的简介还给人以“官方一直支持”的印象。在我看来，要说“一直支持”，则是民间——浸透了80年代文学精神的社会意识——另一拨民间意义和文学意义的社会意识，支持着莫言一路走到今天。 其实，农民家庭和高密乡土贯穿着“现实莫言”和“文学莫言”，这一背景是不能被忽视的，比如莫言在得诺奖后，几次都在“高密老家召开媒体见面会，会见到访的数百位记者”。我理解为，在如此显赫大奖的冲击下，他更需要一种安稳感踏实感，而唯有家乡的乡亲父老才能无私而非功利地提供，在这里他能有效地抵御各种意见（社会意识）乱箭般掷来。他在采访中一再表示，他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五十年代，大跃进，大饥荒的年代曾经因饥饿难忍而吞食炭灰。 是中国军队救了他，是军队教他学会了写作，也是在军队的文艺团里他逐渐学会了欣赏艺术。直到10月18日莫他才首次在京公开亮相， 出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因为他是该院文学院院长，也相信过去该院给了他许多支持。媒体记者强调他“感恩”（这个词成了当今中国社会时髦的规劝用语），我更愿意看作他是个时时顾及自己“来路”（生活来路精神来路）的本色作家，这种本色是纯朴农民式的。 因而，在回答有关几个敏感的公共话题，如随中国作协代表团为“重庆”捧场，遵命抄写毛泽东延安《讲话》；中日关于钓鱼岛争端的问题；2009年异议作家戴晴等出席法兰克福书展研讨会，莫言等中国作家代表退场抗议；坦言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 开始对共产党失去信心，他之所以继续保留着共产党党员证，因为他不想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坦言希望同是获得诺奖的刘晓波早日出狱；不接受巨富刘光标赠送豪华别墅；等等，他都能毫不矫情地平实回答。他也真诚地表示：感謝朋友對他的肯定，也感謝朋友對他的批評，在這個過程中他看到人心也看到了他自己；他一再提示，他的思想他的政治姿态全都在他的作品中，他也无意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出现，他说：“很多人认为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和共产党关系比较密切，就不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我觉得这也是很难有说服力”；他希望“莫言热”很快过去。如此等等，都是他“顾及来路”平实回答，跟那些如“含泪规劝”、“纵做鬼也幸福”的虚伪表白有天壤之别。 四 再说“文学莫言”。 本文前面已挑明，莫言的创作是80年代文学精神——社会意识的产物，自然他的作品保留着80年代文学的精神印记。他最近的《蛙》仍然贯穿着这一精神。应该说，80年代文学精神跟这次诺贝尔文学授奖词——“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是相通的。他最近接受采访一再强调，要读他的作品。他说：“非常明确的是站在人格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这种阶级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说，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这当然有他“靠作品说话”的夫子自道，同时也是避嫌之语，这还凸显这么一种社会意识混乱的当下现实：不少人并没有真正读莫言一部几部作品，自觉不自觉受社会情绪裹挟，以个人良好的愿望，将诺奖获得者视为改变世界和生活的最佳英雄，按照诺奖的传统来套后来获奖者，认为后者应该如何如何，实际上，即使此次莫言没有获奖，在“莫言能获奖”的普遍喧哗中，他们都会对他或惋惜或奚落，或赞美或指斥，极言之，不过是借此话题，各种社会意识来一番撕打较量罢了，这已经远离了他的作品（那种针对莫言具体作品的批评则不在其列）。 可以肯定，经百年操练，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已有一条筛选路径，他们的专业和敬业，他们对作家作品内涵的把握，对评奖规则的信守，远不是浸在大陆“潜规则”盛行的染缸的我们所能想象和理解的。在诺奖评委封闭作业中，他们不会受到即时政治的干扰，而什么都不信的国人宁可相信世界每一个角落都盛行“潜规则”，国人却深受即时政治的影响而时时调整对特定精英的期待，比如最近中日关于钓鱼岛争端的沸沸扬扬，他们就希望获诺奖的莫言严正痛斥日本，要是他说文学跨越国界一类让他们泄气的话，他们就会随口吐出“汉奸卖国贼”的杀手锏，一下子把诺奖踩在脚下。可以心平气和地想一想，受80年代文学精神修炼的莫言，受有深广世界文学视野陶冶的莫言，如今站在世界文学峰巅的莫言，会像政客一样八面玲珑地回答各方提问么？在中国不乏这样政客化的文化人士（他们早就背叛了80年代文学精神），但莫言不是。 说莫言是纯朴农民式的本色作家，是说他为人处世的随顺式姿态。这么一种生活姿态，既是莫言农民家庭生活态度的一种延续，更是他文学创作的自我保护，也显示社会或者说主流不总是对他的作品给予国内至高的礼赞这一曲折的一面。前面说的《中流》头面人物贬斥他的《丰乳肥臀》，那是90年代初期的事。他的《檀香刑》在2005年再次失手于国内最高的茅盾文学奖。他的长篇小说《四十一炮》系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最终入围作品，仍然没有获奖。依第七届茅盾文学评选（包括前几届）的游戏规则，权力介入的力度很大，他屡次与获奖失之交臂，根本原因不在他参评作品的实际水平不够，而是意识形态高层权力对他作品的批判现实（阴暗面）不满，而评奖意味着承认或肯定某一类创作，所以权力对他这么写心存拒绝。 2011年他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适当改变了评选的游戏规则，61位评委中的多数肯定《蛙》（当然有的不是通过阅读作品而是基于对莫言作品的已有影响），评委意志不容玩弄，结果再也无法改变。《蛙》是“政治无错”而不是“政治正确”的批判现实的作品。我完全可以揣测，依照前几届权力可以直接操纵的游戏规则，《蛙》还是最后不能获奖，而另外几部颇符合“主旋律”的作品最后会出现在领奖台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结果还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来自北京和各省的评委虽都经过了“政治”认定，他们都知道中国当下文学评奖的权力意愿，但他们大多数是80年代文学精神的见证人践行者，心里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优秀作品，所以久负盛名的莫言等几个作家最后能够胜出。（莫言获诺奖给这届茅奖贴了金，等于世界文坛肯定了这届茅奖。） 但是对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结果，我并不欢呼“胜利”，而是有着我自己的思考。茅奖结果一公布，我便写了篇《一次基本合格的追认式文学评奖》（选举与治理网2011/8/22），认为“所评出的5部作品固然代表了全国文学水平，但真正的全国文学水平是狂飚突进激扬蹈厉还是温吞水内劲不足，还是值得我们好好琢磨。”“我们不能指望社会问题丛生、社会（包括文学）管理思想滞后的当下，能有石破天惊的评选结果，更重要的，是作家——实力派作家随顺性、乖巧性的自我调整，从有可能攀登的思想精神高度退却，他们的创作追求呈一种内敛之相，甚至呈一种貌似深刻而内里蹈空的势态。”当然《蛙》也在我的批评之列，我认为“莫言的最好长篇应该是《丰乳肥臀》而不是他在质疑思想表达状态下写成的《蛙》（他近年就坦陈‘中国作家不是缺少思想而是思想太多’）”。 这就是说，这届茅奖所评出的作品代表了全国文学水平，但不一定是这三年全国最好的作品，也不是所评作家最好的作品，《蛙》并不是莫言最好的作品。因为写《蛙》时莫言的创作状态并不是最佳，而是对“思想”有所质疑，对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有所动摇的时候。连接上文，这又等于说，他为人处世的随顺式姿态并不绝缘于他的创作，它对他的创作有内在的影响（伤害）。换言之，如此“随顺式内敛”的中国语境同样伤害着其他中国作家的创作，相撕裂的文学和社会意识已经伤害到了莫言的创作。《蛙》难道就没有受到伤害么？ 不管莫言怎样强调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强调刻划人性之深，其实都贯穿着对坚硬现实小心翼翼的规避。他说他平时懦弱，一进入写作就十分大胆，天马行空（大意），他在现实中的畏怯和憋闷在写作中得到缓解，但这种持续的“分裂状态”已成为潜意识内在地制约着他的写作，仍以《蛙》为例，他的近于自然主义、极端人性化的书写，正是他“貌似深刻而内里蹈空”的证明，也说明各种社会意识在他心里造成了分裂。他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成名。”我认为他是说了真话。他这样说，我并未退减对他的尊敬。 五 中国作协在《贺辞》说，“莫言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质言之，就是世界文学对贯穿80年代文学精神的中国文学的认可和期待。中国80年代文学精神是未完成式，也意味着沿着这种文学精神的中国文学的远大前景，其世界意义与远大前景应该是同步的。 从高行健到莫言的挺立世界文坛，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文学走向并融入世界文学的趋势不可逆转，当代中国文学沿着80年代文学精神健步推进的趋势不可逆转。与其说在思想方法艺术方法上莫言与高行健有着相近的谱系，毋宁说莫言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丰乳肥臀》到《檀香刑》《生死疲劳》《蛙》出自相同的精神谱系，不过，正如前面我指出的，他包括《蛙》在内的近期作品，文学和社会意识的撕裂已给他（创作主体）了深巨影响，这种影响既是正面的（包括对他基于80年代文学精神的批评），也是负面的（在创作中他老是觉得应该避开什么）。 尤其是莫言的获诺奖，让基于80年代文学精神的创作获得了应有的尊严，博得了国内读者对严肃现实主义文学的关注，重燃严肃文学的信心，在严肃文学的审美接受上，拉近了与世界文学的距离，建立起我们的文学就是世界的文学的信念，提升了阅读的精神品位，推动建立开放的、健康的、向着未来的社会意识。 获诺贝尔文学奖对莫言是个绝无仅有的好机会，意味着他更能践行那种基于80年代文学精神的主体性写作，并能较迅速地在国际文坛播撒开来。当年苏俄的肖洛霍夫在获诺奖后又写出了良心之作《一个人的遭遇》，这当然有着当时苏联国内“改革涌动”的背景，也说明肖洛霍夫始终保持着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主体性，没有从世界级作家的高度退却。对莫言而言，不尽是保持主体性写作高度问题，更是向主体性写作高度掘进的问题，在更高的层面实现“文学的胜利”。 2012年10月17-19日上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