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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老舍与中国民间通俗文学关系甚为密切。其文学意识的生成和文学世界的建构，创作道路的延展乃至生活道路的选择都与中国民间通俗文学的影响相关。其创作和理论更表现出明显的俗文学性。老舍在接受民间通俗文学影响的同时也为20世纪民间通俗文学的健康发展和理论建构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 键 词】老舍/中国民间通俗文学/俗文学 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几乎没有几个人像老舍这样与中国民间通俗文学保持如此密切的关系。他曾花费很大精力制作通俗作品，这些作品是他文学世界的重要构成；在非通俗性的许多作品中，也表现出很明显的通俗性——语言、情节两大基本要素之外，还表现在人物形象、审美情趣的民间色彩；他还曾花费很大的精力探讨民间通俗文学的理论问题，其深刻独到的见解既是他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0世纪中国民间通俗文学理论的重要构成，他为推动中国民间通俗文学的健康发展和品格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考察民间通俗文学对老舍的影响，最值得重视的是两个相关的事实：出身于下层旗人家庭，生长于20世纪初期。在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摆在少年老舍面前几种文学样式：古典文学，民间通俗文学，新兴文学。它们以不同的力量和方式吸引着老舍的审美兴趣 ，作用着老舍审美意识的原始积累和早期形成，其中，真正填充老舍审美空间、对其文 学意识的生成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中国民间通俗文艺。清末是民间通俗文艺最为繁荣的 时期，北京下层市民社会是民间通俗文艺最发达的地方。民间通俗文艺是他们须臾不离 的精神食粮，“其重要或仅次于小米儿和高粱”[1](P164)，甚至在有些人那里，自己 可以不吃不喝，但不能缺少“生活艺术”即民间通俗文学所带来的精神娱乐。全民族将 精力、才华致力于生活艺术，极大地推动了各类艺术的发展，形成浓郁的民间艺术氛围 。戏园、茶馆、地摊、庙会，是民间艺人们献艺挣钱的场所，也是旗人消遣娱乐的地方 。众多的娱乐场所和形式，为老舍接触民间通俗文艺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生活在民 间文艺空气浓厚的环境里，他每时每刻都能看到或听到民间的艺术演唱活动，接受民间 通俗艺术的熏陶和浸染，就此形成浓厚的兴趣和潜在的审美意识。 因此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常常和好友罗常培到一小茶馆里听《小五义》或者《施公案》，有时耽误了功课，受罚挨打，也乐此不疲。到能读书的时候，他就入迷地读《三侠剑》、《绿牡丹》之类的小说，有时思绪沉浸在作品世界，或者把自己当成作品中的人物，精神在虚构的世界遨游；或者产生幻想错觉，模仿作 品里的人物行事。走上社会之后，他的审美趣味仍然寄托在民间通俗文艺方面。他有固 定而且不甚菲薄的收入，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和优越条件，可以到较高档的场所观看高水 平的演出，甚至欣赏民间艺术大师们的表演，而无须像过去那样，只能利用课余时间看 不花钱的演出，到简陋的茶馆书肆观看较低档的演出。谁也不知道老舍曾经听过多少诸 如评书、相声之类的曲艺，看过多少民间艺人的演出，但从他后来的著述中可以猜想， 那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因为老舍提到过很多很多，并且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欣赏和写 作能力；谁也说不清老舍读了多少通俗小说，但从他的著述中可以猜想，那也是一个庞 大的数字，因为他曾经提到过许多许多作品，他对那时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小说都很熟悉 。 广泛持久地接受民间通俗文学熏陶，生成巨大的审美力量，对老舍的审美选择和美学追求都产生了重要作用。老舍带着早期的审美积淀走出国门来到伦敦，曾经一度集中精力阅读英国文学，摆在他面前的作品很多很多，让他敬佩的作家也很多很多，但他最感 兴趣的却是狄更斯——狄更斯自然是伟大作家，但也是公认的市民作家，他的作品以通 俗性、趣味性得到市民社会的广泛欢迎，也因此而得到老舍的喜爱。他在狄更斯的影响 下走上创作道路，也在狄更斯的影响下确定了自己的审美倾向，走出一条与民间通俗文 学有密切关系的道路。考察老舍创作道路的来龙去脉，就会清楚地发现：老舍在缺乏理 论指导、创作经验、也缺乏明确的艺术追求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画稿子”，凭借的 就是早期的审美积累。因而其作品在形象刻画、故事情节、语言风格等很多方面表现出 趣味性、通俗性、民间性。无须多举事例，只要看看下面的形象描写，便可以知道民间 通俗文学对他早期创作的影响有多么深刻，多么直接，多么明显：“赵子曰先生的一切 都和他姓名一致居于首位：他的鼻子，天字第一号，尖、高、并不难看的鹰鼻子。他的 眼，祖传独门的母狗眼，他的嘴，真正西天取经又宽又长的八戒嘴。鹰鼻，狗眼，八戒 嘴，加上一颗鲜红多血、七巧玲珑的人心，才完成了一个万物之灵的人，而人中之灵的 赵子曰!”这样的人物及其描写，语言风格及其审美情趣，与民间通俗小说或者说书艺 人如出一辙。 老舍对于民间通俗文学的爱好广泛持久；民间通俗文学对他的影响同样广泛持久。他不仅在文学意识开始形成时期亲近民间通俗文学，或曰：因审美欣赏能力低弱而欣赏民间通俗文学——“下里巴人”的艺术形式，因缺乏欣赏高雅文学的条件和能力而亲近民间通俗文学，因审美意识空白，缺乏容纳高雅文学的心理图式而选择和亲近民间通俗文学，而且在外国作品大量涌现，可读的作品很多且艺术魅力很大很强的情况下，他自己已经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很高的审美鉴赏眼光的时候，甚至在他本人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已经成为很有成就也颇有名气的作家的时候，已经在大学讲台上讲授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等理论课程，翻译过西方现代理论家的理论文章，对他们的理论见解表示赞同，即具有相当的理论素养和理论自觉的时候，也仍然保持着对民间通俗文学的浓厚兴趣，在审美意识深处也仍然亲近民间通俗文学!这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 其一，早期审美意识的深厚积淀对艺术追求和创作实践的无意识性制约作用，属于自然倾斜或曰自然走向。其二，早期审美意识积累在特定的条件下转化成艺术自觉，亲近民间通俗文学是他的自觉追求。 第一种情况指老舍的二、三十年代。他在高雅的文学及其理论作用下探索创作道路，尊崇艺术女神，自觉追求伟大不朽的道路，但由于早期审美意识的积淀作用，其作品常常表现出俗文学性。早期的两部作品处处带有俗文学色彩，姑且不论；我们主要分析《二马》以后的情况——从《二马》开始，老舍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念都开始步入自觉探索阶段。在我们看来自觉阶段的表现更说明问题。 在文学理念上，早期积累形成的俗文学理念意识被抑制，因教学需要接受的雅文学理论进入理念意识的核心地带，并形成自觉的知识集成和主导性的理论取向。因此，在中国左翼作家极力提倡大众文学、要将整个文学推向大众化道路、在大众文学旋风般地冲击文坛的30年代，老舍却将目光投向外国的理论资源库，投向中国古代的理论典藏室：他尊崇亚里士多德、尼采、刘勰、钟嵘等古今中外的理论大师，从他们那里汲取理论观点、充实学识、武装思想，并用以检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主张。他在中外文学理论的参照对比中建立的是以西方思想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也是以维护高雅尊贵的艺术女神的中心地位为宗旨的理论体系。他无情地撕下强加于艺术女神身上的各种装饰佩带，倾尽全力维护艺术女神的独立和尊严，而民间通俗文学及其艺术倾向则被冷落在一边——不仅仅是冷落!在理论的余光扫射到的地方，还表现出相当的轻视。他援引西方 和中国古代理论经典阐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点，力图将文学推向高雅的艺术殿堂，而对于民间通俗艺术，则率性拒斥，“十续《施公案》，反不如一个武松的价值”[2](P241)，充分表明他理论主张的抑扬褒贬。 在创作实践中，他有意识地学习雅文学的艺术形式，明确表示要向世界伟大作品看齐，攀登世界文学高峰。他推崇莎士比亚、但丁、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古典艺术大师，也学习和借鉴包括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在内的现代理论大师和包括康拉德、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威尔斯、劳伦斯、伍尔芙、乔伊斯、赫胥黎在内的现代主义作家。他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在伟大作家、理论家的引导下寻求伟大不朽之路。他苦心经营，陆续推出《离婚》、《猫城记》、《月牙儿》、《阳光》、《断魂枪》、《老字号》、《骆驼祥子》等一大批高雅的作品，并以现代著名作家的身份跻身于30年代作家队伍的前列。 但这只是老舍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无论老舍怎样自觉抑制和拒斥都无法泯灭早期的审美积淀，因而也就剪不断民间艺术的脐带——无论是创作还是文学理念都是如此。只不过，后一方面较为深潜和隐蔽，属于潜隐性意识的习惯作用。我们不妨结合老舍的创作实践作具体分析。 比如语言风格层面。老舍在获得文学自觉后有意识地追求语言的通俗、明快、自然、朴实，追求民间性、通俗性，并且不无偏颇地认为，伟大作品的语言就应该通俗、浅简、朴实、自然。他说他要“试试看：一个洋车夫用自己的语言能否形容一个晚晴或雪景”[2](P172)，他要用“平民千字课的一千个字写出很好的文章”[2](P179)。他的作品，无论短篇还是长篇，无论整体倾向还是局部描写，也无论叙事抒情还是写景状物，大都表现出通俗性、民间性。如《骆驼祥子》，用字之少实在惊人，有人作过统计，《骆驼祥子》实有字数为107 360个，其中不同的字数为2 413个，出现频率最高的都是常见字，一个读者只要认识621个字就能阅读95%，一般的四、五年级小学生都可以通读(注：参见首届全国老舍学术研讨会黄俊杰等的论文《利用微型电子计算机对<骆驼祥子>进行语言自动处理》。)。这样的语言追求和语言风格曾经受到批评，说他的“文字太俗 、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但老舍“一点也不以此为耻”[2](P179)。这种坚定 性、自信心、执著甚至固执，与民间通俗文学的影响、与早期审美意识的形成有重要关 系。老舍说得明白：通俗文艺“教我明白了什么是民间的语言，什么是中国语言的自然 的韵律”[2](P696)。 次如情节结构层面。情节结构是表现作家艺术思维的重要形式。老舍的艺术思维中有许多高雅的东西，因而其作品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倾向；但也有不少作品的情节结构与民间通俗文艺相近，或曰带有俗文学性。如短篇小说《断魂枪》，在情节发展、场面描写、气氛营造以及比武打斗、江湖规矩、武林行话等方面都属于武侠小说的路数。在长篇 小说中，除某些作品的局部性情节之外，突出地表现在故事情节发展到最后，老舍往往 运用包括戏曲在内的民间通俗文学的方法解决矛盾，如《离婚》最后让丁二杀死作恶多 端的小赵，财政所的矛盾得以解决；《牛天赐传》则写牛天赐穷途末路之际，消失很久 的私塾教师王宝斋前来报恩，接走天赐，改变了主人公的命运——恶有恶报，善有善果 。曾经有人说这样安排故事情节落入俗套，且不论这样的批评是否合理，但批评者显然 道出一个基本事实：老舍受俗文学乃至俗文化观念影响很大、很深。 又如人物塑造。首先表现在形象队伍的构成上。老舍笔下的人物，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构成一个复杂的市民社会，且有些是民间通俗文艺热中描写的“江湖人物”，如《断魂枪》中的神枪沙子龙和他的徒弟王三胜以及孙老者，《上任》中尤老二和山上那些土匪；其次是某些人物身上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热中于表现的豪侠之气，如赵四、丁二以及李子龙、李景彬等人，他们不在江湖上，也没有社会地位，但他们有时扮演着江湖豪杰的角色，具有江湖豪杰的品性；再就是那些命运悲惨的妓女们，如《新时代的旧悲剧》中的宋凤贞，《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月牙儿》中的“我”，像某些戏文或通俗小说所写的那样，她们命运悲惨，生不如死，却具有侠肝烈胆，火热心肠，为孝为悌为义，勇于牺牲自己。老舍笔下的人物，从不同的方面和侧面显现出老舍小说创作的俗文学性及其与民间通俗文学之间或隐或显的联系。 第二种情况指特殊时代，老舍与民间文学结下更为密切的关系。他看重民间通俗文学和文学的通俗性， 这既是清醒理性的选择，也是高度的艺术自觉。他不仅致力于通俗读物写作，而且致力于民间通俗文学的理论建设和理论提升，从而使老舍与民间通俗文学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互动性。民间通俗文学影响着老舍，同时老舍的各种努力也从理论和创作的各个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民间通俗文学的健康发展。其审美意识的民间性、通俗性得到更为突出的表现和张扬。在此我所说的是抗战初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两个时期。 抗战开始后，老舍放弃现代著名作家的追求，以国民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既然是国民，就无需过多地照顾艺术家的追求，于是埋在心理深层的平民意识配合着现实压迫和时代需要发作膨胀，早年间积淀在意识深处的俗文学意识也趁势活跃起来，并且很快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改变着他的意识格局和艺术思维——雅文学意识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而俗文学意识得到空前的张扬。他一度中断通向雅文学的道路，向着民间通俗文学的道路径直地倾斜下去。写作民间通俗文艺，追求文学的民间性、通俗性，不是随心所欲，偶尔为之，也不是零散的思绪、隐潜的意识；而是自觉的追求、清晰的观念、明确的愿望，是他艺术思维中的主导性的意识。他急切而严肃地提出，“大时代到了”，作家要放弃“前此一切文章的旧套与陈腔”，“学到民间的言语与民间文艺的形式与技巧”，“以民间的言语道出民族死里求生的热情与共感”[3](P93)。他不仅大力提倡，积极推广，而且果断地停止已经写了十万多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蜕》和《小人物自述》，费尽心血尝试写作各种民间艺术形式：歌词、鼓词、相声、河南坠子、新三字经、唱本、通俗小说、西洋景画词以及评剧、京剧等戏曲曲艺。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也取得很大成绩——仅相声、鼓词就有数十段之多。这些作品赞美了抗战军民，打击了汉奸，鼓舞了军民的斗志，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上面所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并非虚拟。通俗文艺看上去简单，其实每种形式都经过历代民间艺人的加工提炼，形成固定的演唱形式或曰程式、套式。老舍既不能如法炮制，也不能完全打破，哪些该保留，哪些该更新，都很讲究，也都很困难。每一种形式的写作都要花费很大精力，付出很大代价。具体的写作技巧不说，单是对自由写作的限制就苦不堪言——过去写作，创作才能可以尽情展示，艺术想象可以纵横驰骋，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有创造的快感；现在则是把艺术想像纳入某种固定格式，把创造才能置于某种固定的模式，写作如同带着镣铐跳舞，处处受限，时时扼腕。老舍深有体会地说：写作通俗文艺“给了我很大苦痛。我不能尽量的发挥我的思想与感情，我不能自由创构我自己所喜欢的形式，我不能随心如意的拿出文字之美，而只能照猫画虎的描画，粗枝大叶的述说；好像口已被塞紧而还勉强要唱歌那样难过”[2](P560)。即使如此 ，他也坚持“俗”下去!他抱着“有时候真想自杀”的决绝，执意踏出一条通往民间通 俗文学的路!“趋俗”意识的强烈还表现在，为掌握民间艺术的语言形式、格式技巧、 写作规律和艺术规范，使作品发挥实际效果，他知难而进，矮下身子，放下架子，跟民间艺人建立友好关系，虚心向他们学习。在济南，他和几位热心宣传工作的青年去见大鼓名手白云鹏与张小轩先生，“向他们讨教鼓词的写法”[2](P215)；在武汉，他向唱 河南坠子的艺人请教，探讨河南坠子的句法及格式[3](P381-382)；在重庆，他跟鼓书艺人富少舫、董连枝学了好几个月鼓词的写法[3](P391)。凡此种种，都表现出老舍利用民间艺术形式宣传抗战的决心和毅力，也都表现出他坚定不移地走俗文学道路的决心 和毅力。 老舍以民间通俗文学专家的身份出现在抗战初期的文坛上。其精力大都用于通俗文学，除花费很大气力制作民间通俗文艺外，还集中精力思考通俗文学的理论问题。他这期间写了许多理论性文章，就文学的通俗性问题，尤其是通俗文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综观老舍的理论思考，最深刻的变化在于：过去，他参照高雅的文学作品和经典性的理论著作立论发言，得到的是雅文学理论和事实的支持，表现出追求高雅的艺术倾向；现在，他置身于民族抗战洪流，思考的是救亡图存，将民间通俗文学作为参照，用以检讨雅文学的优劣和新文学的得失，得出的是俗文学性理论主张。老舍对民间通俗文学的思考是深刻而全面的，由此形成的理论思想也非常丰富。其中涉及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语言风格、情节格调、形象塑造、审美情趣、技巧技能、阅读接受、社会效果等许多方面，且在每个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老舍集中精神思考民间通俗文学的创作和理论问题，尽管他非常重视并一再倡导写作通俗文学，尽管他大讲特讲民间通俗文学如何如何……但他并不认为通俗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更不想以通俗文学“推倒新文艺”[2](P591)。他说“假若有人要图谋文艺复辟而打倒新文艺，我必是捍卫新文艺的战士之一；新文艺的 生命就是我的生命”[2](P595)。他很清楚，代表民族文学发展水平和方向的是五四以 来的新文学，能有资格加入世界文学之林、参与世界文学大角逐的也是新文学。但如上 所述，他自然注意到，新文学“只是在中上层社会流传”，脱离人民大众；既与他的民 间立场相悖，也与他的俗文学意识不符。怎么办?他冷静思考，提出自己的文学理想： 新文艺要“顾及通俗”，“顾及民间”，“与通俗文艺合到一处，以新文艺的精神提高 通俗文艺，而以通俗文艺的长处来坚强并开展新文艺。这就是说，因通俗文艺所给的刺 激，而使新文艺舍弃了对西洋文艺的模仿，而结结实实的产生中华民族的伟大作品”[2 ](P602)。可见，即使老舍的思维跳出抗战这一特定的背景，在意识王国的深处也给俗 文学留下偌大空间。而这也说明，由俗文学思考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带有恒定性 、持久性。 这时段老舍与民间通俗文学的关系与过去大不相同。过去民间通俗文学以不同的形式影响老舍，形成他的文学意识；而现在老舍也对民间通俗文学产生很大影响。创作之外，突出地表现在理论上，即他对民间通俗文学理论的提炼和升华。因为民间通俗文学的 “庶民性”使它备受研究者冷落，在老舍之前，似乎还没有像样的理论归纳；老舍根据 时代需要，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悉心研究，认真分析，提炼概括，抽象升华，使那些 原本零散的感性知识系统化、理论化，使作为“自在之物”的民间通俗文学获得理论自 觉。老舍这些论述从理论上接通了雅、俗文学互相沟通、互相转化、互相提升、共同进 步的道路，无论对提高民间通俗文学的艺术档次还是加强新文学的人民性，都具有重要 意义。概括地说：民间通俗文学为老舍的思考提供了对象，他在思考中深化了对通俗文 学的认识，强化了俗文学意识及其理论自觉，也在思考中升华了民间通俗文学理论。 老舍对民间通俗文学的理论思考引发了整个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因为他不单从发展民间通俗文学的角度思考问题，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从促进现代文学健康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思考的深化必然引起文学思想的整体性变化。这一变化最简捷的表述是：老舍从对民间通俗文学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过去对民间通俗文学的自然兴趣发展到 自觉追求，并从这种自觉发展演变为对所有文学的民间性、通俗性和宣传性以及对文学 社会功利性的自觉追求。如关于文学是宣传的主张。老舍在30年代曾经批评过于强调社 会宣传和教育作用的革命文学。他理直气壮地说：“文艺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乎它有艺 术的价值没有”，“以艺术为宣传主义的工具”，“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与不 好，多少是叫文艺受损失的”[2](P36-37)。抗战时期，他把文学看做“抗战的武器”[ 3](P97)，认为“文艺的工作就是宣传”[3](P148)，“艺术必须尽职宣传”[2](P564) 。他甚至建议：“文艺工作者应把工作调整一下，尽可能的使文艺发生确定的宣传效果 ”[3](P195)。在老舍的强调性阐述中，曾经有某些限制词，如“在抗战中”、“通俗 文艺”等，似乎是特指专指；但随着老舍思想的转变，“专指”、“特指”都成了“泛 指”。也就是说，由通俗文学推向一般文学；由抗战时期推向一般时期。而关于文学是 宣传的思想也就经过通俗文学这一“中间环节”演变成老舍通常的和恒定的思想主张， 即如他说：“凡是文艺作品都要宣传一些什么。”[2](P643、P638) 这预示着，老舍从崇拜艺术女神到伸出一条腿走向民间性、通俗性和宣传性的“双向发展”。同时也预示着，即使离开抗战这一特定环境，老舍的创作也会向着雅俗具备、重视社会功利性的道路发展——俗文学思想同化了整个文学思想领域，老舍逐渐走向文学是宣传的道路。这主要表现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涨的政治热情弱化了理性意识，他遵从时代需要调整艺术思维和创作选择，很快回到抗战初期的层面上：中断了以《四世同堂》为标志的高雅的创作追求，也中断雅俗交汇的路，倾其全力写作通俗文艺，写作通俗性、普及性、宣传性强的艺术形式。 本来，老舍在回国前曾经有过庞大的创作计划，他要写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三部像《四世同堂》那样流传百世的辉煌巨著[4]。但回国后，他很快放弃 计划，像抗战初期那样一步跨到通俗文艺的道路上。他写的第一篇作品是太平歌词《过 新年》，第一次演讲是《大众文艺怎么写》，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对口相声》，第一个 单行本是京津大鼓《别迷信》，他最关心的是民间艺人的生活和演出问题及民间通俗文 艺的创作和发展，最先开展的活动是同北京相声界艺人一起讨论改编旧相声——此后他 一直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有力支持，最早参加的文艺组织是北京大 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最早编辑的刊物是《说说唱唱》，他说他最大的野心和最感兴趣的 是用鼓词这一民间形式表现伟大时代的进程，他写的最多的是通俗文艺以及关于通俗文 艺的理论文章——1951年晨光出版社出版他的第二本作品集《过新年》，内收论文6篇 ，都是关于通俗文学的；创作10篇，皆通俗性作品。这还不是当时创作的全部，他那时 写的通俗性作品和有关通俗文艺的理论文章比这多得多，也就是说，他几乎把全部精力 和心血用于通俗文艺。 老舍不仅自己全力写作民间通俗文艺作品，而且极力强调民间通俗文艺的重要性。他写了许多文章，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阐述民间通俗文艺的作用，呼吁文艺工作者重视民间通俗文艺制作：“不管我们的作品的思想性如何高深，内容如何丰富，假如我们的语言不通俗不现成，它就不可能成为具有民族风格，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我切盼因为我的呼吁而增多参加普及工作的作家，而且写出铿铿然，落地作金石声的通俗韵文与散文，使通俗文艺工作风起云涌地活跃起来，能够满足人民普遍的迫切的需要!”[1](P70-76)综观那时的老舍，无论是报刊舆论(如《人民日报》)，还是文艺界领袖(如周扬) ，也无论是民间艺人(如相声界人士)，还是广大读者，都一致认为，老舍“有力地推动 了”“中国文艺的通俗运动”，是功绩卓著的通俗文艺作家——这是他在有生之年第二 时期获如此殊荣。 但实事求是地说，即使在当时，老舍的文学意识中并非没有高雅的艺术追求，《茶馆》、《正红旗下》等作品的出现，《论悲剧》等理论文章的发表，均说明，他的雅文学意识始终如火般地奔腾，只要有适宜的环境，就会冲出限制而喷突，发挥巨大作用，闪烁耀眼的光芒。但这种意识却一直被更为强大的俗文学意识压抑着、封闭着，得不到张扬的时机。 老舍的俗文学意识膨胀，既与老舍本人有关，也与时代有关。就老舍本人而言，不仅因为老舍的俗文学知识积累深厚，观念意识强烈，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这些“历史事实”，而且缘于当时生活境遇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感情及其意识格局的变化。他由备受冷遇的穷作家变成备受尊崇的国家干部，深刻变化诱发极大的政治热情，也诱发了“庶民意识”甚至“臣民意识”，以及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等中国文人所具有的那些品性。在这些“意识”“品性”作用下，艺术家的个性追求惨遭摧残，他更多地从尽职尽责的角度确定自己的日常行为，思考文学问题。他想得更多的是服从时代需要， 发挥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他沿着抗战初期的思路前进，将思维集中在通俗文艺以及话剧艺术方面——话剧不属于通俗文艺；但老舍集中精力写作这一艺术形式，则是看重它的普及性、宣传性，其动因，与制作通俗文学相同，因而其话剧带有明显的俗文学性。 老舍俗文学意识强烈的另一表现是对时代要求的认同和服从。建国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蓝图的设计者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提出许多具体而明确的要求，其基本精神则是：用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塑造工农兵形象，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即文艺的“二为”方向。应当说，服从这个方向，适应时代要求，是那时几乎所有作家的心愿。因为他们和老舍一样在伟大时代感召下爆发了巨大的政治热情，也像老舍一样具有饱满的创作热情，并且摩拳擦掌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很多很多作家遇到时代要求与个性追求之间的矛盾。他们想按照时代要求创作普及性强、宣传效果明显的作品，符合工农兵审美水平和审美习惯的作品，但在创作定势的作用下常常不自觉地回到艺术个性的天地，程度不同地偏离时代要求。有些作家费了很大的气力都不能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也就写不出符合时代需要的作品。但老舍不同，他很容易地认可了当时的方针政策，并且按照时代要求调整自己的创作机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中，都与时代要求融为一体。他按照时代要求写作通俗文艺，按照时代要求写作普及性强、宣传作用大的话剧，也按照时代要求写作理论文章——他是时代要求的实践者、信奉者，也是热心的理论阐释者!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以“普及”为主的时代要求与老舍的俗文学意识高度一致。而一致性的出现则是因为时代要求诱发了老舍的俗文学意识，或曰老舍的俗文学意识遇到适宜的环境而高度膨胀。 在俗文学意识作用下，老舍坚定不移地走上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他走的艰辛，也走的荣光。 综述老舍与20世纪民间通俗文学的关系，我们可以如是说： 民间通俗文学对老舍文学意识的形成、文学品格的构成、创作道路的延展，尤其是对他成为人民艺术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依靠对民间通俗文学的十分熟悉、深厚积累、深切理解、自然亲近，依靠对民间通俗文学的借鉴，或者说依靠民间通俗文学对他的滋养和助力，他的创作和理论才表现出如此强烈和鲜明的民族性、民间性、人民性、民俗性、通俗性，他才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人民艺术家。 民间通俗文学自始至终伴随着老舍，既伴随着生活道路的始终，也伴随着文学道路的始终。其文学创作和思想理论每有新的发展演变，民间通俗文学都从中起着或强或弱的 作用：早期的熏染浸润使他自幼积累下朦胧但终身难以改变的俗文学意识，初步文坛就 表现出很强的通俗性和趣味性；在创作道路发展和思想理论形成阶段，由于“原始积累 ”的作用，他看重理论经典，崇拜艺术女神，却又表现出理论和创作的“二重性”，其 创作中常常表现出某些俗文学色彩；在创作道路和思想理论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又是 自幼形成的俗文学意识帮助他一步跨到民间通俗文学的道路上；新中国成立后，在时代 需要和俗文学思想的作用下，他顺利地完成创作机制和文学观念的大调整，走上为工农 兵服务的道路，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民间通俗文学的影 响，他的创作和思想理论，乃至人格意识和生活追求，都不会是这个样子。但这不是最 令人满意的老舍。老舍的生活和创作有许多遗憾。遗憾的致因机制可以找出许多许多， 但在我们看来，与民间通俗文学的影响不无关系。 民间通俗文学良莠不齐。与高雅的文学艺术相比，不仅档次低，卑陋之处也很明显。因此，说到影响，也与影响者一样，具有二重性：既促进，也促退。有时引导他走向康庄大道，有时将他引向沼泽泥坑，有时帮助他获得某种创作和理论个性，有时则误把羊肠小道当坦途，把苦果当仙桃，特别是在缺乏或者失却分辨能力的情况下，在创作和思想理论出现重大转折的时候，更是如此。 事实上，民间通俗文学在不少情况下，在不少问题上，都影响着老舍向平庸浅简的层面上漂浮，创作出简单幼稚的作品，生成平庸的思想理论。无论是整体还是某些局部，他的创作和理论都应当向着更大气、更深刻的方面发展。论他的能力和才气，他应该写出更加伟大的作品，或者说写出更多伟大的作品，他的思想理论也应该更加博大——起码，不应该有这样多的水分和杂质、庸言和俗伦。但在民间通俗文学影响下所形成的兴趣、爱好、艺术思维、审美习惯、艺术和理论参照、价值标准等等，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艺术修养，也限制了他的创作和理论思考。 纵向地说，其文学道路，无论是正常情况下的发展还是特殊年代的转折，都曾经出现因陋就简顺流直下的情况。有时与促进作用共生，被促进作用掩盖着；有时则表现为明显的艺术滑坡——初登文坛，对民间通俗文学的兴趣爱好使他亲近狄更斯，模仿狄更斯，致使早期作品有些油滑；抗战初期，向民间通俗文学转变，搁浅高雅的艺术追求，作品档次不高，理论固然有其特殊意义，但在很多方面走向平庸；如果说民族危难，抗战第一，情有可原，那么，建国后的大转变则显得欠理智，欠妥当，不能高估。对俗文学的偏爱和偏重使他对普及性、通俗性、功利性、宣传性等理论作了狭隘的理解，囿于一隅，忽视了博大，偏离了高雅。尤其是在“庶民意识”作用下，他只求尽职尽责，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固定思维模式，其创作图解政治观念，配合政治运动，其思想失却独立性，挖空心思阐释既定的理论主张。这些变化固然与时代的“高压”有一定关系，但与他对民间艺术的偏爱及民间通俗文艺对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横向地说，在雅文学与俗文学问题上，在现代性与传统性问题上，在世界性与民族性问题上，在提高与普及问题上，在艺术性与功利性问题上……他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偏爱和偏重。他的偏爱使他成为人民艺术家，对此，因情况比较复杂，且达到相当的高度，取得相当的成就，不便挑剔；但是，倘若不如此偏爱，尤其是不如此偏废，毫无疑问，他的成就会更加突出。足以成为佐证的是，他的优秀作品，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都是在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影响下写出来的，夸大一些，也只能说是在正确处理了雅俗关系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或者说是雅俗融合的产物。而他的一些难以入流的作品，应景之作，则大都是偏爱和偏废的结果。完全可以说，老舍不是没有“趋雅”的资本和能力，也不是没有调和“雅”与“俗”关系的能力，他完全能够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写出雅俗共赏的作品。但由于各种原因，他有时厚此薄彼，执著于通俗，限制了艺术才能的发挥，影响了创作成就，也影响了思想理论建设。他的偏废和偏爱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与民间通俗文学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既然现在的发展与民间通俗文学的影响相关，则发展中的“双偏”也就与其相关。 完全可以这样假设：如果他不那么熟悉民间通俗文学，他对民间通俗文学没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和审美自觉，那么，他将沿着《猫城记》、《离婚》、《月牙儿》、《微神》、《骆驼祥子》、《茶馆》……的道路发展，那将是另外一个老舍。也许，那个老舍的创作道路不能延伸许久，但那无疑是一个自由创造的、有突出个性的、能够充分发挥艺术才能的老舍，是一个向着世界文学高峰奋力攀登的老舍! 历史不能够重复，人生只有一次。功也罢，过也罢，利也好，弊也好，促进促退都好，老舍之为老舍，与民间通俗文学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民间通俗文学的影响，就没有现在我们看到的甚至说称道的老舍。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也是毋庸置疑的结论。 收稿日期：2002-05-25 【参考文献】 [1]老舍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老舍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谢和赓.老舍最后的作品[A].老舍和朋友们[C].北京：三联书店，1991.55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