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鹿原》被陈忠实视为“垫棺作枕”之作，历经六年呕心沥血而成。然而，在1991年末，面对即将完成的《白鹿原》，陈忠实却对它“能否被理解被接受”忧心忡忡，他甚至做了最坏的设想，一旦作品无法发表“就去养鸡”[1]。即便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陈忠实仍然决定暂不发表《白鹿原》：“我在当时反复审时度势，要不要拿出来，或者说这时候拿出来合适不合适，我基本确定在否定的隔档内；待到什么时候文艺政策再放宽了，拿出来也不迟。”[2] 直到陈忠实听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事情才有了转机，“几乎就在这一刻”，他断然决定发表《白鹿原》：“邓小平号召并鼓励解放思想，中国的改革大局必将发生大的转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更为敏感的文学艺术事业，必然会率先破禁而出，‘收得太紧’的文艺政策肯定将要放宽。”[3]毫无疑问，政治敏感性很强的陈忠实充分捕捉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所释放出的历史讯息，进而解除了是否发表的疑虑。 然而，更大的焦灼尾随而至。如果当时无法发表，陈忠实尚可以政治原因自解，但发表了却未被文坛接受，无疑将对其自信心产生致命打击。因此，他“垫棺作枕”的自信逆转为焦虑不安：“这篇（部）写的这种体验，以及是突出新的叙述方式，编辑会有兴趣吗？”[4]想到这个问题，陈忠实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困境中难以自拔，甚至这种恶性循环的自我否定发展到“自我轻贱”的程度：“想着新潮话语和新潮艺术正热，不仅各种媒体上热播，人们口头相传更热，谁还会对一个偏避而又无人知晓的白鹿原近百年前的陈年旧事感兴趣？那些老掉牙的乡村男女的故事，怎能吸引正兴趣十足地瞄着新潮生活和新潮艺术的读者的眼睛！”[5]从编辑到读者，从问号到感叹号，陈忠实内心之焦虑由此可见一斑。以《白鹿原》日后声誉而言，陈忠实当时的焦虑似乎多余。但问题在于，为什么陈忠实对苦心经营六年的“垫棺作枕”之作如此“担惊受怕”？从雄心壮志到焦虑的心理逆转背后究竟隐藏着作家怎样的顾虑？ 显而易见，是否发表《白鹿原》，陈忠实的顾虑首先来自当时的政治氛围，由于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当时的文艺界的确相对沉寂，在政治风向难以把握的情况下，贸然发表《白鹿原》可能会带来麻烦，在这一方面他曾有过惨痛教训。1976年，工农兵作家陈忠实应邀在《人民文学》第3期发表短篇小说《无畏》。当时，中国正处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无畏》写的是一个农村基层青年干部，依靠自己的信仰与觉悟，顶住巨大压力，拒不执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县委书记的命令，坚持斗争，丢官罢职亦在所不惜的故事。这篇火药味浓厚的小说被刊于《人民文学》最显赫的头版位置，紧随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公告之后。[6] 然而，不久，随着政治风向再次变化，陈忠实因此接受了轮番政治审查，甚至被指认为《无畏》的发表与“四人帮”有关，在其他知识分子重获解放感时却跌入人生最低谷。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如果当时文艺政策一直延续“收紧”状态，《白鹿原》毫无疑问会推迟发表。陈忠实早已非当年的“轻率”，已近知天命之年的他认为：“自改革开放伊始，包括文艺政策在内的多项政策，一阵儿松了一阵儿紧了一阵儿又放宽了，这种收紧的文艺政策肯定还会做出调整，只是难以把握时日的长或短。”[7]很显然，陈忠实采取了安全而保守的选择，他决定暂时不发表《白鹿原》。 在某种程度上说，《白鹿原》并非《无畏》式的图解政治之作，那么，陈忠实为何如此紧张呢？其实，陈忠实的创作谈不无避重就轻之嫌，他谈论更多的是“收紧”的文艺政策，而不是《白鹿原》何以与这一政策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换言之，陈忠实聚焦的是外因而非内因。其实，不难发现，无论是1950—1970年代的革命叙事，还是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叙述中，农村往往是闭塞、落后乃至于愚昧之地，有待于被启蒙、被改造的前现代状态。面对“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被现代似乎注定是农村无可逃避的历史宿命。某种程度上说，现代之于农村拥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更具体而言，自1966年登上文坛始至1992年《白鹿原》发表，陈忠实本人的创作也历经了“革命”叙述与“启蒙”话语的阶段。然而，《白鹿原》却试图颠覆上述叙述，否定现代不证自明的合法性，以儒家文化重构另一种乡土秩序。对于叙述者以儒家文化重建的乡土秩序而言，一方面是来自外部的挑战，它必须接受中国现代历史的质询，它与中国“革命叙述”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如何回应现代民族国家等现代事物的冲击？另一方面是来自内部的问题，即在一九八零年代的“人性解放”思潮之后，叙述者如何在儒家伦理正当性内部处理被压抑的性欲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白鹿原》不可回避的问题。当然，反思“革命叙述”和“启蒙话语”并不意味着陈忠实试图正面挑战二者的合法性，而是在与二者的对话、磋商、博弈的过程中重写乡村历史，并使其成为整个民族的隐喻。 即便如此，陈忠实这一抱负仍然极富挑战性，势必引发争议。显然，陈忠实并不清楚《白鹿原》最终将面临何种命运，但毫无疑问，他为此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有足够的担当去接受所有可能的后果。当陈忠实将手稿交给编辑们时，“突然涌到口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俩了”[8]，这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刻骨铭心的悲壮时刻吧。 某种程度上说，陈忠实当时的确不无“杞人忧天”之嫌：《白鹿原》不仅顺利出版，而且赢得体制内的茅盾文学奖褒扬；编辑和读者不但不反感《白鹿原》中的陈年旧事，反而十分青睐，截止至2015年，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重版十次；2012年由《白鹿原》改编的同名电影成功上映，陈忠实、申捷任编剧的《白鹿原》电视剧即将在2016年9月开播。显而易见，《白鹿原》所获得轰动效应，一方面证明了陈忠实的雄心抱负，另一方面使得当时的担忧显得“杞人忧天”。陈忠实十余年后回忆往事仍“心有余悸”，可以设想，当时“惶惑不安”的心境或许远比可以叙述出来的要复杂得多，鲜花环绕的《白鹿原》似乎遮掩了陈忠实曾经的坎坷心路。某种程度上说，陈忠实所表达的焦虑与其说折射了其复杂的内心活动，毋宁说反映了其修辞策略，周全之策早已内化于其写作过程之中。当时的惴惴不安只是难以被其修辞策略除尽的余数而已。 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充分强调陈忠实修辞策略的重要性。这一策略帮助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成功绕过种种话语禁忌，同时也在这一叙述逻辑内部留下了一系列难以缝合的叙述轨迹。这里意在将《白鹿原》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力图在文本细读中发现其意义生产机制与修辞策略。借用唐小兵的话说，即是“解读的过程便是暴露出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压抑或被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和暴力”[9]。 以田小娥的家庭出身问题和性描写为例，我们发现陈忠实如何将压迫/被压迫的革命叙述或者启蒙话语中女性解放的故事重构为欲望的故事，进而确立传统伦理的合法性。年轻貌美的田小娥嫁给年近七十的郭举人很容易被想象为是被逼无奈。我们发现田小娥并非家境贫寒，反而出自富裕的地主秀才之家，那么，家境富裕的田小娥为什么嫁给郭举人做小妾呢？目前研究者通常认为是田家家道贫寒或者攀郭家高枝，通过细读文本这两种可能性都可以排除，而且不存在被迫嫁入郭家的问题。更耐人寻味的是，即便这一细节删去，也并未妨碍叙事流畅性。那么，叙述者为何要设置这一难以自圆其说的细节？我们认为，陈忠实的用意在于，如果不指明田小娥的地主家庭出身，那么，田小娥极容易被想象为贫寒之女，于是，这便成了一个陈忠实避之不及的阶级矛盾。相反，如果田小娥是地主之女，她和郭举人之间便不是阶级矛盾，因此，他成功便绕过了阶级叙述模式，将二者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改写为欲望的故事。但是，即便田小娥是地主之女，这并未改变她是受害者被压迫者的形象，叙述者进一步通过性描写，将田小娥的形象置换为荡妇，压迫者郭举人反而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正是在性描写中，叙述者既赋予了田小娥以人性解放的色彩，同时，通过将人性解放的“放荡化”描写，为更为保守的传统伦理出场铺平了道路。于是，我们看到，在陈忠实试图反省批判的“封建道德”背后，始终游荡着一个挥之不去的男权幽灵。 尽管《白鹿原》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叙述瑕疵，但并不意味着陈忠实没有意识到上述问题，相反，在本文中我们发现，陈忠实对很多问题十分清醒。也正是源于这份清醒，陈忠实才试图以巧妙的叙述策略缝合上述难题。因此，我们通过细读文本，在小说的叙述逻辑内部发现叙述者难以缝合的叙事轨迹。事实证明，在叙述逻辑内部的沉默、空白甚至于断裂之处，我们发现的不是叙述者的“无能”，反而是叙述者的精明。尽管如此，面对儒家文化所无法克服的“内忧外患”，叙述者往往在其惨淡经营之处反而“欲盖弥彰”，暴露出其难以克服的限度，其中甘苦大概无人会比陈忠实有更为深刻的领悟。 当白嘉轩关闭白鹿祠堂、不再过问族中事务时，他很清楚自己所信奉的儒家文化已经被逐出了白鹿村的历史舞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反而更加磨砺了他至死不渝的决心，在他看来，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错的是那个兵荒马乱、鸡飞狗跳的时代。毫无疑问，白嘉轩对现代性事物的拒绝与否定并非无的放矢：无论是鹿子霖代表的国民党、鹿兆鹏所代表的共产党，还是白灵所追求的女性解放，作为现代的产物，它们在白鹿村落地生根过程中，的确出现了南辕北辙式的错误，在这一点上，白嘉轩的不合作态度未尝不是一种无声的批判。但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现代事物的缺陷是否足以证成儒家文化的合法性？当叙述者刻意暴露现代的阴暗面时，现代是否还存在着光明面？当叙述者致力褒扬儒家文化的光明面时，儒家文化是否还有其阴暗面？如果叙述者意欲证成儒家文化的合法性，他为什么紧盯现代的阴暗面不放，却对其正当性视而不见？如果这一叙述策略足以取胜，那么，这一胜利的到来岂不是太轻巧了吗？如果将二者的正当性针锋相对之后，儒家文化再次胜出岂不是更精彩、更具说服力吗？ 很遗憾，我们看到的是，叙述者试图以儒家文化的光明面批判现代事物的阴暗面，而儒家文化的阴暗面与现代的光明面似乎都被刻意回避。应该说，扬此抑彼作为一种叙述策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问题在于，恰恰在这一叙述逻辑内部，我们发现，上述刻意回避造成了一系列难以缝合的叙述漏洞，正是在这些沉默、空白甚至于断裂之处，我们见证了叙述者的努力与挫折，惨淡经营却“欲盖弥彰”，从而将小说置于自我解构的危险境地，这不得不说是上述叙述策略所无法克服的限度。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沉默、空白甚至于断裂并不意味着叙述者的失败，恰恰相反，他们反而见证了叙述者的精明。在这个意义上说，“镜子也有照不到的地方，惟其如此，它才是镜子。”[10]甚至可以说，这些沉默、空白甚至于断裂恰恰是小说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它们的缺失才能体现文本的完整性。更直白地说，如果它们被补白，那么，叙述者重建儒家文化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白鹿原》即便不是难以完成，至少会变得面目全非。一言而蔽之，这些沉默、空白甚至于断裂是必要的缺失。 如果将叙述者的叙述策略视为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必然有照到的地方也有照不到的地方。对于叙述者来说，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然而，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的任务不仅是分析镜子照到的或者照不到地方，而且还要将镜子本身作为一种观念装置客体化。因此，这面镜子将不再是“自然”之物，而被视为某种人造物，从而将生产这面镜子的历史语境纳入研究视野，既强调“怎么写”又重视“写什么”，既分析“故事讲述的年代”又解读“讲述故事的年代”[11]，进而探讨其修辞策略和意义生成机制，庶几可以为深入理解《白鹿原》提供一个更为立体的图景。 [1] 陈忠实.寻找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40. [2] 陈忠实.寻找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47. [3] 陈忠实.寻找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50. [4] 陈忠实.寻找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55. [5] 陈忠实.寻找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57. [6] 陈忠实.《无畏》[J].人民文学,1976(3). [7] 陈忠实.寻找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47. [8] 陈忠实.寻找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52. [9] 唐小兵主编.再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 [10] 拉曼•塞尔登编.刘象愚、陈永国等译.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02. [11] 【美】布里恩•汉德森：《<搜索者>一个美国的困境》，戴锦华译，《当代电影》，199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