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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会 80年代中期，中国三S研究会理事、 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安危，在整理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保存的资料中，发现了1933年年初，斯诺采访鲁迅的手稿。 斯诺问鲁迅：“最好的短篇小说家是谁？” 鲁迅答：“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沈从文、郁达夫、田军。” 丁玲自1927年发表《梦珂》后，到1933年已创作了近30篇短篇小说。鲁迅看过丁玲哪些作品呢？据丁玲自己回忆：“鲁迅先生曾向我要《水》的单行本，不止一本，而是要了十几本。他也送我几本他自己的书。” 鲁迅很早就知道“丁玲”这个名字，但当时以为是沈从文的化名，闹了个不大不小的误会。 1924年下半年，丁玲在北京，其时，她的挚友王剑虹去世了，心中非常苦闷，常常想：“我怎么办呢？我的人生道路，我这一生总得做一番事业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将何以为说呢？难道我能靠母亲微薄的薪水，在外面流浪一生吗？”就在丁玲对生活失去信心、对前途失去希望的时候，她想到了鲁迅。她说：“我忽然见到了一线光明，我应该朝着这唯一可以援助我的一盏飘忽的小灯走过去，我应该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想来想去，只有求助于我深信指引着我的鲁迅先生，我相信他会对我伸出手的。于是我带着无边的勇气和希望，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把我的境遇和我的困惑都仔仔细细坦白详尽地陈述了一番。” 丁玲把信寄出后，天天焦急地到看门人那儿去问：“有我的信吗？”回答是没有。 那儿丁玲在翘首以待，这儿鲁迅却在考证“丁玲”是何许人也。 鲁迅收到丁玲信的当晚，荆有麟正巧去访问鲁迅。荆有麟在1925、1926年间，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和鲁迅有相当密切的来往，仅1925 年5、6、7三个月中，鲁迅在日记中，提到他有54次之多。荆有麟曾署名艾云，在1942年7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第4版上，他发表了以《鲁迅所关怀的丁玲——鲁迅全集研究拾遗》为题的回忆文章，内中就说到鲁迅收到丁玲信的一事： ……接到丁玲的信，鲁迅先生很奇怪，说他并没有认识这样一个人，也没有听说有这样一位女士，要我们几个熟识的人，相帮打听一下。在鲁迅说过这话以后的一天晚上，孙伏园就来报告消息了，说，岂明先生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沈从文当时名休芸芸，曾有稿给周岂明看，故岂明记得他的字）。于是鲁迅先生便认为：丁玲即休芸芸，所谓找事云云，不过是开玩笑而已。丁玲那封信先生便不作复了。 无巧不成书，荆有麟、胡也频、项拙三个人当时在《京报》编辑《民众文艺周刊》，互相早已认识。就在鲁迅收到丁玲的信后不久，荆有麟碰见胡也频，谈话中，得知确有丁玲其人，在京无以为生，回湖南老家了。鲁迅知道后，说了这样一段话： 那么，我又失败了，既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 从此，丁玲的名字印进鲁迅的记忆中。过了两年，当丁玲的作品频频出现在报刊上时，引起鲁迅的注意。丁玲的起步不低，努力下去，必定前途无量。鲁迅喜欢丁玲的小说，并且向她要了十几本，分送给各位朋友。 见会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将出生才100 多天的儿子送到湖南母亲身边，随即向中共党组织要求到苏维埃区去工作。 丁玲说：“为此冯雪峰介绍我去见党中央的张闻天同志，我在兆丰公园与张闻天碰头。我对他说了我的愿望。我说，我是搞创作的，只有到苏区去才有生活，才能写出革命作品。张闻天答应了，叫我等消息。”丁玲等来的消息，不是整装去苏区，而是让她留在上海，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左联自1930年成立后，创办过许多刊物：《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等，都先后给当局查禁了，主编和编辑都受到敌人的注意，不便行动。而丁玲在一般人眼中不太红，只是写小说的女作家，由她出面办刊物，不会太引起敌人的注意。冯雪峰在给她交代任务时，特别强调：“《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并派沈起予和姚蓬子来协助她工作。 丁玲在1931年7月30日到鲁迅家去之前，只在当年5月左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远远地见过他。那天鲁迅迟到了，丁玲形容当时的情形时说：“他穿一件黑色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神，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 丁玲去见鲁迅，请求他为《北斗》提供一些插图，虽有冯雪峰陪着，但心中总有点忐忑不安，“原以为去见鲁迅这样的大人物，我一定会拘谨，因为我向来在生人面前是比较沉默，不爱说话的。可是这次却很自然”，“很自由，一点也不拘束”。丁玲对鲁迅说，她很喜欢他的文章。接着就向鲁迅要文章。鲁迅很愉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事后，鲁迅果然用冬华、长庚、隋洛文、洛文、丰瑜、不堂等笔名，在《北斗》上发表了十几篇杂文和译文，其中有脍炙人口的名篇《我们不再受骗了》、《答北斗杂志社问》等。 鲁迅还为丁玲挑了珂勒惠支木刻组画《战争》中的一幅，叫《牺牲》。后来鲁迅在文章中，几次提到这幅画。他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j3jc05.jpg}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 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对柔石的记念。” 1931年9月20日，《北斗》创刊号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 刊登了版画《牺牲》和鲁迅撰写的说明。第2期上， 又发表了鲁迅选的一幅墨西哥理惠拉壁画之一——《贫人之家》（1927），仍由鲁迅写了说明，在编排上与第1期是一致的。 悼诗 丁玲被绑架，是1933年中国文坛上一件极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作家们都为之震惊，为之愤慨。当时各报刊纷纷为此事件发表文章，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联合宣言，群众团体抗议声明，文学刊物上刊载丁玲的照片、手迹等，他们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丁玲的纪念。 鲁迅一知道丁玲被捕的消息，立即就想到用出版她的著作来营救丁玲。鲁迅平时和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关系很密切，晓得他那儿有一部丁玲的小说稿。那是1932年秋，赵家璧筹备编辑《良友文学丛书》时，向丁玲约的稿子。到1933年4月中旬，丁玲完成了《母亲》四章，约8万字。 鲁迅把自己的想法讲给郑伯奇听。郑伯奇见到赵家璧，就对他说：“鲁迅先生建议把丁玲的那部未完成的长篇立刻付排，你可以写个编者按作个交代。书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大肆宣传，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赵家璧听了，立即把原稿找出来，于5月20日发排。6月，书正式出版。赵家璧派人把《母亲》一书送给鲁迅。 见书如见人，而今书在人失踪。想到丁玲在文学上日益成熟，犹如一棵小树，正欣欣向荣，茁壮成长时，被人一刀砍死。鲁迅十分悲恸。在6月28日的日记中，写下一首诗：“如磐遥夜拥重楼， 翦柳春风导九秋。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鲁迅生前发表的旧诗很少，主动寄请发表的更少。6月28 日他在日记中的那首诗，当时并不打算发表，到8月，鲁迅以为丁玲已去世， 所以9月21日在给《涛声》主编曹聚仁写信时， 信尾特地加上一句：“旧诗一首，不知可登《涛声》否？”这使曹聚仁很惊奇，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外传丁玲已被处死，笔者有一天，忽接鲁迅来信，信中附了一首悼丁君的诗。”不久，这首诗以《悼丁君》为题，刊登在《涛声》第2卷第38期。1934年12月该诗辑入《集外集》时， 鲁迅改动过个别的字。第一句改成“如磐夜气压重楼”；第三句改成“瑶瑟凝尘清怨绝”。 担忧 丁玲在被捕后约一年时间里，无法同外界取得联系，大家一直不知道她的确切消息，包括鲁迅在内，多以为她牺牲了。其实，丁玲仍软禁在南京，国民党方面的人，几次三番地对她说：“你们有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吧。老太太总会十分思念你的。她会很希望来南京看看你，要有你的一封信就好了。”丁玲心中非常矛盾，苦难中的女儿多少希望见到母亲，但真的来了，又怕敌人把母亲当“人质”。怎么办呢？丁玲在左右为难中，给母亲写了封短信，说：“我失去自由已一年，你一定很想念我。现在有一个机会，你如能来南京一趟，我们或可相见。但这里能否适应，请你仔细定夺。” 丁玲被捕后，鲁迅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和丁玲的命运。先前以为她去世了，现在忽然听到她还活着，自是庆喜。但又不免担心，鲁迅经历的事、见过的人太多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经历一多，便能从前因而知后果，我的预测时时有验，只不过由此一端。”在那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年代里，抓到作家，不顾舆论的谴责，要杀就杀的事，并不是没发生过。如今敌人没杀丁玲，反而把她的母亲、儿子接来同住，给犯人以“优厚”的生活条件，在鲁迅眼中是很反常的，其中有什么名堂？有什么暗示？有什么默契？不知详情，不好说，但鲁迅在猜疑，在担心。 作家与世相争，全靠手中一支笔，敌人看中的也就是这支笔。以笔换自由，以笔换生命，以笔为他们服务……鲁迅的猜测没错，对方是想借用丁玲手中的笔，但没成功。那是在1934年5月间发生的事。 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张道藩去看丁玲，第一次是建议丁玲写点文章，或写剧本，并将一些戏剧创作素材提供给丁玲，希望她来执笔。丁玲“推诿说身体不好，无意于此”，又说“从来没有写过剧本”。话不投机半句多，张道藩没坐多久，就走了。第二次，还是希望她写剧本，如一定不肯写的话，就为这个剧本编写一个故事梗概。但又遭拒绝，张道藩对此表示遗憾。张回去后，还不死心，第三次又来找丁玲。丁玲说：“剧本你自己写好了，只希望我看看，提提意见，或者就请我动笔替你修改一下。我简直奇怪，你太屈尊了。”她仍用第一次见面说过的话拒绝，说自己不懂戏，也无意于此。他才索然无趣地走了。 鲁迅当时不可能知道这件事，只是凭自己的经验去分析，不排斥丁玲有与敌人达成某个协定的可能性。鲁迅是害怕、担心、忧虑，恐怕丁玲“转向”，写些趋炎附势的文章。 丁玲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却很在乎鲁迅怎么说。当她在北京徘徊、失落、痛苦的时候，唯一能激起她希望、给她指点迷津的就是鲁迅。因此1935年秋天，一位朋友将鲁迅的担心和误会告诉丁玲时，她呆住了，热泪涌上眼眶，半晌说不出话来。恨不得立刻见到鲁迅，向他诉说心中的委屈。但她无法摆脱樊篱，只好等待着重见鲁迅的机会。 1936年7月18日鲁迅在日记中写：“午后得丁玲信。 ”此信是丁玲从南京秘密到达上海时写的，当时她很想去见鲁迅，但被冯雪峰劝住了，因鲁迅正在病中，需要安静和休息。丁玲只得借助笔和纸，“给他写了一封致敬和慰问的信”。这次鲁迅和第一次收到丁玲的信一样，也没有回信。推测其原因，一是身体状况的关系；另一是困于当时的环境，丁玲还没恢复自由，和她通信会带来种种不便。 10月20日，丁玲停留西安，在待机进入陕北的途中，惊悉鲁迅逝世的噩耗，她强压着心头的悲痛，以“耀高丘”的署名给许广平去了一封唁函： 我是今天下午才得到这个最坏的消息的！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心头。尤其是一想到几十万的青年骤然失去了最受崇敬的导师，觉得非常伤心。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为了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现在却传来如此的噩耗，我简单不能述说我的无救的缺憾了！……这哀恸真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来纪念着这世界上一颗陨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 这是丁玲给鲁迅的第三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从此她再也见不到鲁迅，无法当面给他释疑，得到他的完全谅解和信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