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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丁玲个性气质中混杂着浓郁的革命／小资的暧昧明星气息使其既能麻痹敌人，亦能吸引左联当时力求争取的两类都市受众——青年学生与市民阶层。因此，左联选择丁玲主编《北斗》，既有丁玲个人主观积极“左转”。也出于左联调整斗争策略的需要。从左联重要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周刊对丁玲阶段性宣传策略，不难发现，左联“造星”工程从选材到宣传推广，已具备一整套潜在的生产运作机制。 【关 键 词】丁玲/左联/意识形态/文化生产/宣传策略 按照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是权力关系的再现系统”，具有将个体“询唤”成主体的神奇功能，“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主体都同时扮演着被召唤者和召唤者的角色，他／她既是意识形态的接受者又是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他／她成为主体的任务就是召唤下一个同伴成为主体。”[1] 换言之，意识形态招募对其臣服的个体成为实践该意识形态的主体，以确保该意识形态产生效果或发挥功能作用。 在我看来，丁玲由具有浓厚“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气质的作家被培养、锻造成“惟一的无产阶级作家”、“时代女儿”，固然与其个人主观上积极接受左翼意识形态“询唤”密不可分，也应看到：丁玲左翼意识形态主体化的过程（即创作与社会角色的表面上“成功”转型）同时亦是组织精心策划之下被塑造、被生产的过程[2]，而其中关键的一步就在于1931年她被左联指定为机关刊物主编。左联选择丁玲主编《北斗》，隐含着多种因素的参与，是各个因素协同的结果：既有丁玲个人主观积极“左转”，左联自身“破壁”斗争策略的调整，也隐藏着一整套左联作家被生产模式，包括左联作为团体的政治文化需要，权威者的引导推荐作用，现代媒体在传播中的巨大的影响力，以及读者心理需求的特性等等。本文具体分析左联打造丁玲为30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宣传策略，试图探讨其“造星工程”从选材到宣传推广一整套潜在的生产运作机制。 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描述文人行止、品评文人风度的文化传统，最著名的是魏晋时期的《世说新语》。在现代传媒文化中，文人作家不仅是大众文化消费产品的生产者，同时他们自身也成为大众文化读物被消费、被阅读、被窥视。 20年代，处于革命文学论争风暴中心的上海作为中国最早进入现代阶段的城市，汇聚了当时中国最成熟的市民阶层、众多高校学生以及当时中国最集中的产业工人，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中，文学的政治性并未绝对排斥文学的商业性。事实上，从“新兴文学”、“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到“左翼文学”，政治色彩都很鲜明，但它们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风行一时，却或多或少得益于文学生产方式的商业化、受众阅读的市俗化倾向。例如不少新文化期刊中的“文坛消息”主要介绍外国文学理论与作家创作动向，而1928年革命文学之间文人的相互谩骂攻讦，对作家生活人格的漫画式的处理笔调吸引了一般市民的注意，这虽然大大扩充了“革命”“阶级”“普罗”等新名词新语汇的社会影响，但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它使传媒意识到文人作家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所潜藏的巨大的娱乐价值，于是现代作家之生活行止被工业化生产的现代传媒不断夸张、歪曲、变形，进而沦为大众市民文化恶俗化消费的对象。沈从文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厌恶痛恨就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商业社会对作家人格厚颜无耻的侮辱践踏：“上海的小报最先是把妓女当作戏弄的中心，再就是把唱戏的名角当一个中心，大概二十七、二十八大革命以后，就把作家当作开心的对象……小报就是地方上的低级趣味的小报纸，专门把赏、作家他们的私生活开玩笑，造造谣。”[3] 到了30年代，文人作家被娱乐化的风气愈演愈烈，有关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刊物、书店、出版社动向的消息成为大众传媒招徕受众眼球不可或缺的内容。笔者曾随意抽取1931年9月3日《申报》，第一版广告栏刊载了《文艺杂志》（柳亚子主编）第二期、《中国新书月报》一卷八号（华通书局发行）、《新时代月刊》（新时代书局曾今可主编）第二期目录广告，这三种期刊皆开设了“文坛消息”、“出版界消息”、“书报评论”栏目。再如《读者与出版》杂志第2、3号（1933年5月出版），既有《出版界往何处去》这样痛陈中国出版界之弊病的社会评论。又照行时俗之道，“出版与作家”栏目刊载《作家与爱人》、《几个女作家》等文，前者大谈郭沫若、郁达夫、鲁迅、周作人、茅盾、田汉、邵洵美等18位知名作家的个人情感隐秘；后者则详细介绍了包括冰心、冯沅君、白薇等女作家的家世、恋爱、文学创作情况。这些栏目的设置充分照顾到以青年学生以及普通市民为主干读者群的趣味：一方面满足青年读者了解自己关心的作家，了解文坛气象的好奇；另一方面对国内外知名文人行止品性、风流韵事的描绘成为市民茶余饭后阅读的休闲软性读物，如《申报•自由谈》“不除庭草斋夫谈艺”栏，从1931年9月2日创刊起，便大谈胡适“捉鬼”、徐志摩和汪精卫“喜事”观之不同等一般大众读者感兴趣的软性消闲文字①。 左翼文艺运动选择丁玲担任公开刊物《北斗》主编某种程度上顺应了这种大众文化心理。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原打算去苏区继续写作。张闻天听取丁玲面陈心愿以后，经过慎重考虑，对她另作安排，委以重任。丁玲回忆说： “胡也频牺牲后，我就向左联提出来，要到苏区去……冯雪峰、潘汉年向上面请示，后来洛甫见了我……不同意我去。要我留在上海，编辑《北斗》。为什么要我来编呢？因为我在左联没有公开活动过，而且看起来我带一点资产阶级的味道，虽说我对旧的社会很不满，要求革命，但我的生活、思想、感情还有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味道。叫我来编辑《北斗》，不是因为我能干，而是因为左联里的有些人太红了，就叫我这样还不算太红的人来编辑《北斗》……”[4] 其实丁玲未免低估了自己的能量，为了开展发动群众、宣传革命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一直长期、细致地观察和研究大众文化心理与消费习惯。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的张闻天深知丁玲在当时青年读者及市民受众中巨大的社会知名度和媒介影响力，看中的就是她“在左联没有公开活动过”、有参加革命的热情但同时看起来又带着点“资产阶级的味道”，过去左联机关刊物主编、编辑基本上都是由左联领导核心——左联执委会委员、左联常委委员担任②，“红”则“红”矣，但一望而知，过于暴露，不易生存，而丁玲身上那种混杂着浓郁的革命／小资的暧昧气息使她既能迷惑敌人，又能同时抓住左联需要争取的两种对象——青年学生与市民阶层。 丁玲自出道以来就一直是被大众传媒包围的“明星”式公众人物，市民阶层从上海小报那里想象她丰富多彩的罗曼史，而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则被《莎菲女士的日记》深深征服，丁玲的面庞借助报刊杂志的封面映入大众视野，明眸皓齿、顾盼生辉，是大众心中的摩登女性，是大、中学生狂热崇拜的偶像作家，对丁玲不无“神往”的他们到报纸、杂志上热情地寻找有关她的一切消息，甚至像今天的粉丝那样徘徊在她与胡也频当时寓住的环龙路花园别墅旁[5]。然而，在摩登的外壳下丁玲又被20世纪“红色的三十年代”席卷全球的这股世界性左翼文学思潮所感召，强烈地追求革命。丁玲本人所具备的巨大社会知名度与暧昧“灰色”的公众形象使其成为左联酝酿已久，改善“关门”形象、壮大左翼声势的不二人选：通过将丁玲由“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作家培养、锻造成左翼作家、“时代女儿”，可以彰显左翼意识形态巨大的精神魅力和政治感召力，引导青年受众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融汇到轰轰烈烈的左翼文学运动热潮中去。 1980年，晚年孙犁以少见的激情回忆起丁玲带给他的青春震撼：“在三十年代，我们还是年轻人的时候，都受过您在文学方面的强烈的影响。我那时崇拜您到了狂热的程度，我曾通过报刊杂志，注视你的生活和遭遇，作品的出版，还保存了杂志上登载的您的照片，手迹。在照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登在《现代》上的，你去纱厂工作前，对镜梳装，打扮成一个青年女工模样的那一张，明眸皓腕，庄严肃穆，至今清晰如在目前……”[6]；丁玲逝去后，他又以客观冷静的口吻言明其在30年代青年中的巨大魅力所在：“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这不只因为她写小说，更因为她献身革命。”[7] 二 在左联（冯雪峰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精心策划下，对《北斗》主编丁玲的宣传攻势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 首先，调动自己控制的大众传媒力量，紧扣丁玲“左转”印证“一个时代的烙印”之主题，始终将丁玲及其所主编的《北斗》的一举一动作为热点话题进行追踪报道。这方面的宣传主要放到左联重要的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周刊阶段性展开。 《文艺新闻》于1931年3月16日创刊于上海，主编袁殊曾是狂飙社成员，因创办《文艺新闻》与楼适夷、潘汉年、陈望道、郁达夫、田汉等左翼作家有广泛联系，《文艺新闻》“接受了‘左联’的领导，由‘左联’派盟员直接参与编辑工作……成为当时惟一能够公开出版的进步文学刊物。”[8] 冯雪峰、楼适夷、夏衍、叶以群、林焕平等参加过《文艺新闻》编辑工作。由于始终坚持服务读者联系读者的办刊方针，且自办发行网络，《文艺新闻》“自发行以来，风行一时，销数竟达八千份，平日致力于新兴文化事业之报道与批判，消息灵敏，立论尖端，对于麻木之现文化界，痛加抨击”[9]。左联很好地运用了这个公开出版的小刊物，在冯雪峰、袁殊的精心策划下，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遇难的消息最先由《文艺新闻》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公开披露出去，并以此为铺垫，自然而然地展现丁玲完成“伟大进步”的蜕变历程。 1931年3月30日《文艺新闻》第三期刊载题为署名“蓝布”的读者来信，“最近听说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一名岭梅）、及白莽（一名殷夫）等四人忽于一月十七日同时失踪！原因不明，至今已有二月余，尚无着落，胡君底爱人丁玲女士及柔石等的亲友到处寻访，依然毫无线索可寻……”[10]这是丁玲作为革命者的妻子、烈士的遗孀的身份首次出现在《文艺新闻》中。 胡也频因革命而被当局作为“政治犯”枪杀，27岁就失去丈夫、幼子待哺的著名女作家丁玲该何去何从？她的不幸遭遇既令人同情，那么她的未来走向就更受人们关注。当1931年4月初丁玲在沈从文的陪同下，把儿子送回湖南后旋即返回上海，有人认为她将一蹶不振，如1931年4月10日《现代文学评论》云：“女作家丁玲，近来遭受某种绝大打击，每日闭户啜泣，悲痛异常，闻丁氏现已回湖南原籍，居丧抚孤，甚为消极云。”[11] 相形之下《文艺新闻》在技术上处理得更冷静专业，1931年4月20日，《文艺新闻》一面在第6期第2版刊登“左联五烈士”遗像，一面在同版“每日笔记”栏目报道：“闻丁玲女士自爱人胡也频被牺牲后，近与旧好沈从文颇多接近。又闻丁已由湘返沪。”语气尽管十分冷静客观，但把两个早就传出绯闻的当事人拉到一起，《文艺新闻》进一步勾起读者对丁玲命运的好奇，巧妙地把向社会公开披露“左联五烈士”被害真相③ 与关注丁玲未来发展走势结合起来。 1931年5月初，左联确定由丁玲主编大型文学期刊《北斗》，《文艺新闻》明显淡化丁玲作为胡也频遗属的悲剧色彩，加强了她以蓬勃的朝气、以坚定的斗争身姿积极参与演讲抗议、编辑《北斗》等社会活动的正面报道。围绕《北斗》的创刊，对丁玲的宣传各有侧重，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31年6—7月是第一阶段，以“愿丁玲有伟大的进步”[12] 为中心，《文艺新闻》宣传重点聚焦在丁玲转向后的社会活动：1931年6月1日《文艺新闻》第12号“每日笔记”栏目透露丁玲在中国公学发表演讲的消息；1931年6月8日《文艺新闻》第13号第2版刊载楼适夷的散文《我在怀念着也频》， 同期第3版则全文发表了丁玲在中公讲演稿《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我们讲一点关于杂志上的事，仿佛是在杂志上作文章也很为难！后台没有人，是不容易出版！没有杂志，对我们的损失很大！有人占据我们的文坛，去蒙蔽读者！这实在不是好现象！我们应该怎样把骗人的指择出来；不准卖的……我们讲杂志不是去批评，只是讲我们应该如何工作而已！”[13] 言辞痛切，暗示丁玲要主编刊物的新动向。 1931年7月20日《文艺新闻》“每日笔记”则进一步透露丁玲将主编一女性杂志的消息：“上海又新开了一‘湖风书店’，并特请丁玲主编一文艺杂志，撰稿者除郑振铎、叶绍钧等极少数的‘男士’外，余均为女士，如冰心、李兰、陈衡哲、冰莹、沈樱等女作家，均为主要撰稿人，将有罗致全国女作家于一堂之观。又闻该杂志准于九月一日出创刊号，内分创作，论坛、杂且等”[14]，为创办《北斗》打掩护。 （2）1931年8—9月为第二个阶段，宣传重点转至对丁玲小说创作成就的评价。 1931年8月10日、17日，《文艺新闻》第22、23号“读者顾问”栏目以《丁玲：一个时代的烙印》为题，发表三位读者评《韦护》、《一九三0年春上海》内容与技巧的文章；但对丁玲的创作成就做出权威评价的是钱杏邨。1931年8月10日、24日、31日，《文艺新闻》第22、24、26号第3版连载左翼资深文艺评论家钱杏邨著《丁玲论》，钱氏1930年9月曾写过一篇《丁玲论》，收在北新版的《现代中国女诗人与散文家》，“印成重校，自己觉得非常的不满意，所以另作此篇，一面说明我对于丁玲创作最近的理解，一面作为我自己对于原先的那一篇的批判”[15]。和钱氏上一篇《丁玲论》强调丁玲擅长描写“近代女子”的“世纪末”病态相比，此文赞语明显增多，认为：“丁玲，一个在逐渐的和革命艺术密切的联系起来的名字……在出现于女性作家作品之中的女性姿态，丁玲所表现的是最近代的；而这些近代的女性的姿态，在她几年来的作品里面，又是不断的在发展。”指出丁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已“从所谓典型的‘Modern Girl’的姿态，一直展开到殉道者的革命的女性的受难”[16]，站在“唯物辩证创作方法”的高度，钱氏强调了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密切联系，在高调肯定了丁玲小说艺术成就之余，也指出“丁玲，在她的过去的创作之中，虽然具有着很多的优秀之点，但在新的表现上，究竟还只是一个开始。她的力量，描写Modern Girl是游刃有余，表现革命的力量却深感不足。”热切寄望她走向新的革命生活中去：“作为她的今后的主要的事件的，她必须走向新的革命的生活里去，她必须在尖锐了的现代的斗争生活中去不断的锻炼她自己。” （3）1931年9月—1932年5、6月《文艺新闻》停刊，《北斗》创刊后宣传重点转移到杂志本身。 《北斗》从创刊起的点滴进展、动态，《文艺新闻》跟踪扶持，给予及时报道。1931年9月7日《文艺新闻》“每日笔记”介绍刊物名称：“丁玲所编杂志，已定名为‘白斗’，中国杂志以天文星辰驾题名者，颇属创见。”1931年9月20日《北斗》正式出刊，翌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1版即刊载了《北斗》创刊号目录广告，还在同期“每日笔记”头条发表《北斗》正式出版的消息，言其“内容异常丰富”；1931年11月9日，《文艺新闻》“新刊介绍”栏目发表署名“冉复”的文章《评论〈北斗〉第一、二期》，认为这样“一本以文学作品，尤其是创作为主体的杂志”打破了“现在出版界的沉闷”，“不能不使我们惊喜”。此后每逢《北斗》出新刊，均在《文艺新闻》第一版的醒目位置刊载《北斗》的目录广告；《北斗》从第一卷四期到二卷二、三期合刊，四次重要的征文启事都发表在《文艺新闻》“每日笔记”栏目④；1932年3月28日，《文艺新闻》第48号“每日笔记”报道：“湖风书店受战事影响，《北斗》杂志暂时停刊，现战事告终，闻已在筹备复刊；一日后当可再与读者见面”；此外，《文艺新闻》继续关注丁玲左转后参加重大社会活动及小说创作的状况。如从1932年3月28日《文艺新闻》第48号的通讯《著作者抗日会援助罢工失业工友》中，读者可以一窥丁玲坚决要求援助神州国光社印刷部工友罢工的战斗身姿。 据笔者粗略统计，从1931年3月16日创刊到1932年5月底终刊，一年多时间里，《文艺新闻》中与丁玲及《北斗》相关的各种信息，包括文坛消息、作品期刊评论包括书刊广告就有32条。在左联不遗余力的强势宣传下，一个踏着亡夫的血迹以英勇的青年战士身份支援工人罢工、赴前线慰问抗日军民的社会活动家丁玲，一个以崭新的青年作家的姿态大力推动左翼文艺运动发展的主编丁玲，就真实可信地在人们面前站立起来了。 其次，借助名人效应，通过鲁迅、茅盾、冯雪峰等权威推荐，肯定丁玲转向后的小说创作对左翼文学事业所做的开拓性贡献，并使之享受到崇高荣誉。 初期革命文学创作中，“脸谱主义”和“方程式”的反现实主义倾向“久已为众所诟病”[17]，这使得30年代的左联在和“中”、“右“两派文人集团发生论战时，常被讥为“只有口号，没有作品”、“左而不作”。左联虽政治色彩鲜明，但毕竟并非纯粹的政治团体，因此急于以创作实绩昭显自身的存在，在文坛上争取更稳固的位置。丁玲不是初出茅庐的文学新人，而是早已凭借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记》获得文坛与读者广泛热爱的名作家，把转向后的她作为左联的代表作家，实质上即是展示左联作为整体的创作成绩。从这一意义上，就不难理解左联为何会不遗余力地重视推出丁玲了：当她按照左联“角色规范”的要求创作的小说《水》一经发表（尽管她本人对《水》在艺术上的粗糙很不满意，但“对丁玲来说，《水》是她一方面走出自己以往所擅长的知识女性圈子，另一方面打破左翼文学的公式化倾向的尝试”[18]），立即满足了左翼文艺界对她的“角色期待”，受到以何丹仁（冯雪峰）为代表的整个左翼文坛的热诚欢迎。左联执委委员钱杏邨在《一九三一年文坛之回顾》一文中认为，丁玲的小说《水》“是左翼文艺运动一九三一年最优秀的成果”[19]；左联重要文艺评论家冯雪峰站在左翼文艺发展全局的高度，赞誉《水》开风气之先的意义，积极肯定它是无产阶级“新的小说的诞生”的标志，是“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初步“现兑”，并且把《水》作为“我们应当有的新的小说”的典范[20]。茅盾也把《水》看做是丁玲本人以及整个左翼文坛已经清算“革命与恋爱”公式的一个分水岭[21]。鲁迅、茅盾两位当时的文坛巨擘对丁玲也不吝赞辞：鲁迅在答朝鲜《东亚日报》记者申彦俊时指出，中国现代文坛上，“丁玲女士才是惟一的无产阶级作家”[22]。茅盾在《女作家丁玲》及其晚年回忆录《我走过的路》中再三肯定：“在左联的干部中，她是一个重要的而且最有希望的作家”、是“左翼运动兴起后出现的第一个最有才华最有希望的作家”[21]。左联宣言更高调盛赞：“丁玲是中国特出的女作家，是新革命文艺最优美的代表者。”[23] 有鲁迅、茅盾两位大家的鼎力支持，再加上左联不遗余力的宣传造势，丁玲“左转”后迅速获得了更高的文学声誉与地位。学者贺艳曾精辟指出：“30年代的左联，它实际上卷入了势力的因素……”左联大力推荐“文学新人”的过程“涉及到名人和社团背后的势力因素，一旦和势力沾边，原本力量薄弱的个体便可借势力之助改变自身的位置，拥有势力的社团的作用远远大于个体的单枪匹马的闯荡，借助左联这个团体及名人的势力而推出新兴作家，是一种快捷而易见成效的策略”[22]。由此可见，在左联推出周文等新作家、打造左翼“文坛偶像”丁玲的过程中及其背后，实际上潜藏着左联打击异己，吸引公众注意力以此扩大“我们”的队伍，扩充左翼文坛势力的强烈政治诉求。自始至终参与策划、实施丁玲“重塑工程”的冯雪峰晚年曾欣慰地说：“虽然左联创作活动当时是被忽视的，但当时中国整个文学界真正有创造性的作品也还是只有属于左联的作家的，例如茅盾、丁玲及其他左翼作家以及一些青年习作者的作品，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势力，几乎支配着整个文学界。”[24] 事实证明，左翼对《北斗》主编丁玲的宣传造势相当成功。正是在丁玲本人及其所主编的《北斗》吸引下，众多青年读者接触到革命思想，并且走上革命道路。丁玲的“粉丝”、江西中学生杜宣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预科读书后不久便参加了革命活动：“我们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帮《北斗》搞扩大发行。”[5] 1931年，当时还只是十六七岁的青年学生邓力群通过《北斗》接触到革命文学，“接受先进思想的影响。”[25] 30年代读教会女中的中学生郑育之（周文的夫人）把希望参加革命的信寄到《北斗》杂志社，在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丁玲帮助下加入左联，并迅速成长为左联组织中的新生力量[26]。 30年代丁玲的成功转型使其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女性的杰出代表而闻名于世，其巨大影响力远不止于青年受众。1934年12月1日，当时仍处于国民党软禁状态下的丁玲，作为文坛“才女”的典范，与宋美龄、何香凝、胡蝶、哈同夫人等社会名流共同入选为第99期《良友》画报推出十大“标准女性”，丁玲非但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被更多人熟悉、关注，这说明丁玲一定程度上较好提升了左联这一亚政治团体的公众亲和力和文化竞争力。 注释： ① “不除庭草斋夫谈艺”栏。1931年9月4日《申报•自由谈》第21版刊载《胡适捉鬼》；《精卫与志摩之喜事观》见1931年9月13日《申报•自由谈》。 ② 如《萌芽》由鲁迅、柔石主编，其中鲁迅是左联执委会成员，柔石在左联成立不久被补选为左联常委；《拓荒者》由左联常委委员钱杏邨、候补常委蒋光慈主编。 ③ 此前，为揭露和控诉国民党当局野蛮屠杀革命者的罪行，1931年4月20日冯雪峰、鲁迅编好《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冯雪峰、楼适夷想尽办法，才将它秘密印刷出版，然后“秘密分发给左联盟员和‘社联’等其他左翼文化团体成员”，因此一般公众对此事并不知晓。 ④ 1931年10月26日第33号《文艺新闻》“每日笔记”言：“丁玲主编之北斗……将出抗日特号”；1931年12月21日第41号《文艺新闻》“每日笔记”透露“《北斗》杂志社最近向国内各作家广征对于近来文艺创作不振的原因，征求结果，将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号的北斗上发表……”；1932年5月9日《文艺新闻》第54号刊载《〈北斗〉杂志征文》启事“本志征求上海事变的报告的创作”；1932年5月16日《文艺新闻》第55号刊登《〈北斗〉反帝征文》，表示“为了真实的建设大众文艺，及在具体创作上寻觅坚实大众作家，北斗杂志特发起一大众创作征文，用反帝的肉搏的上海事迹的伟大材料来产生作品”。 【参考文献】 [1] 肖小穗．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再现系统[M]//文化研究，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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