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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许多人都在强调，要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必须特别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吸取优秀资源。这本身并不错，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却十分狭窄，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化里又局限于儒家文化，恰恰忽略了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化也是一种传统，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更被冠以“反传统”的罪名受到普遍的排斥。这叫“抱着金娃娃讨饭吃”。 其实鲁迅所面对的问题，是最接近今天的。就文化而言，在诸如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基本问题上，鲁迅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我曾经提出了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经验（其中也包括文学经验）”的概念，鲁迅的文学与思想无疑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当我们面对中国现实问题时，鲁迅的经验（文学经验）就具有直接的启示作用。我还说过，当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历史责任，是要创造出对当代中国经验与现实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理论。这样的创造需要理论资源，而鲁迅的思想应该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一、鲁迅研究跟其他现代作家研究区别何在 《心灵的探寻》还有另外一个题词：本书“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鲁迅观的，即把鲁迅看作是“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并与实际从事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实践者有着紧密的精神联系。这并非我的原创，记得王得后先生就说过类似的话：它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人对鲁迅及“鲁迅与我们”关系的一个基本看法。这也包含了我们对鲁迅研究的一个基本看法，把“鲁学”看作是“人学”即中国人的改造之学，是“社会学”即中国社会的改造之学。 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鲁迅研究跟其他现代作家研究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区别主要有二。其一， 作为“人学”，鲁迅文学的最大特点与魅力就在于对人的灵魂开掘之深。这就决定了鲁迅文学不仅要搅动读者的灵魂， 首先要搅动研究者的灵魂。至少在我的经验里，面对鲁迅，是无法“隔岸观火”，而必然要将自己“烧进去”的。鲁迅对于我，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精神对话的对象。在我遇到现实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困惑时，就习惯性地打开鲁迅著作，从他那里吸取精神资源与力量。这样，鲁迅就自然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用现在的说法，我和我的研究对象构成了“生命共同体”。在我研究其他现代作家时，就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与其他现代作家可以有共鸣，却难有生命 的融合；可以得到启示，却很难影响生命的成长。 其二，作为“改造中国社会之学”，鲁迅文学的另一个巨大魅力，就是他对中国社会问题开掘之深。鲁迅文学特别是他的杂文，面对的都是现实生活里的具体的人和事，但他总要开掘到历史的最深处，中国文化的最深处，人性、国民性的最深处。因此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就不仅具有现实性，更具有超越性。他的思想和文学不仅面对他的时代，更指向未来。于是就有了“活在当下的鲁迅”的说法。我常说，鲁迅对于中国，是一个“现代进行时”的存在。有人曾把鲁迅揭露193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种种怪事的杂文，改一个题目叫“鲁迅论当代中国文坛”重新发表，大家都觉得好像鲁迅就在对现实发言。这也就使得我们的鲁迅研究很难作纯粹的历史研究，而必须面对当下中国的现实。这就给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当代阐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以上两大特点，也决定了读者对鲁迅的阅读与接受。记得我在1980年代讲鲁迅，不仅自己极其投入，学生也极其投入，那种“生命共同燃烧”的鲁迅接受场景大概永远不会再有。从1990年代开始，学生听我的课，就分为两派。尽管可能是受我讲课的影响，大家都尊敬鲁迅，但在鲁迅与自己的关系上发生了分歧。一派学生认为，鲁迅应该进博物馆，我尊敬他，但不愿意让他来影响自己的生活：鲁迅太重，我想活得轻一点。而另一派学生则说，我就是不满意于自己活得太轻，太混沌，我渴望像鲁迅那样思考沉重的问题，活得更清醒、更认真、更有意义，希望鲁迅进入自己的生命。在我看来，从1990年代到现在，青年对于鲁迅的态度大概分为这两大派。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拒绝，还是接受，都与各人自己的生命选择有关。这恰恰反映了鲁迅文学是真正的生命之学；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也就有权接受或拒绝鲁迅。青年多变，今天拒绝鲁迅，明天自己有了新的阅历，面对新的问题与选择，又反过来走近鲁迅，这是鲁迅接受史上经常发生的事。而且即使终生拒绝、远离鲁迅，也是正常的：为所有的人都接受的鲁迅反而是不真实的。接受鲁迅，特别是生命投入式的接受，永远是少数人。 这样的接受者不会局限在学院里。我曾经说过，鲁迅的真正知音在民间，那些关心、思考、参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民间思想者与实践者，在一定意义上是比我们这些学院里的知识分子更接近鲁迅的。这就涉及到有没有民间鲁迅与学院鲁迅的区分，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我觉得民间鲁迅还是有的，我自己就是从民间鲁迅研究走向学院派鲁迅研究的。我最近刚给一位打工者写的《我们还需要鲁迅吗》一书写了篇序言。作者从1990年来北京，在北大附近的中关村漂泊了20多年。在为生计奔波的同时，又为精神的苦闷不能自拔。就在这种情况下，作者遇到了鲁迅。他一遍又一遍地读鲁迅原著，又读我和其他鲁迅研究者的著作。他对鲁迅的熟悉，让我大吃一惊，引述鲁迅著作几乎随手拈来；他对我的研究著作阅读之认真，更让我感动。 从他写的大量读书笔记看，他是真正读进去了。他是带着自己的问题阅读鲁迅、研究鲁迅的：他说自己要“以小民之心，从小民的视角，看一看，想一想，鲁迅这位医生，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肌体及精神的诊断准确否？我们身上那艳若桃花的红肿还在否？倘若按他开出的药方去治疗，能痊愈否”？最后他对这个时代提出的“我们还需要鲁迅吗”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写成了这本书。 我拿着这本沉甸甸的民间鲁迅研究著作，立刻想到40多年前，我也写过一本《向鲁迅学习》的书。这是我在“文革”期间给“民间思想村落”的青年朋友讲鲁迅的讲稿，以及我自己写的读书笔记汇集而成，当时还没有条件打印成册，是一个手抄本。写完后我想寄给大学的老师和研究专家看，却顾虑重重，不敢寄出，又不可能发表，就只好送给老伴，算是一段生命历程的纪念。但这也就奠定了我的“生命投入式”的鲁迅研究的基础。或许正因为有了这一段生命历程，我对民间鲁迅研究有深切的感受与理解，始终认为学院鲁迅研究与民间鲁迅研究是息息相通的，应该相互支持与吸取。 其实，这种对鲁迅的民间接受与阐释，是随时发生的。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有两件事是可以进入鲁迅接受史的。一个是“赵家人”突然成了网络上的热词，这一说法源于鲁迅的《阿Q正传》中赵太爷对阿Q说“：你配姓赵？”可以说，鲁迅的“赵家人”一语道破了人们早已不满而又说不清楚的中国社会，是极具解释力与批判力的。其实，鲁迅在《狂人日记》里 还有一句“：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这对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的某些现象也很有解释力与批判力。这是很能显示鲁迅文学与思想的生命力的：鲁迅的思想与语言，在网络上的传播还会继续下去，人们将不断从鲁迅著作中开掘新的批判性资源，鲁迅也将在网络时代更深入地走向中国的民间社会，这是可以期待的。 再就是我们最近讨论的李静编剧的，由80后一代人执导和演出的话剧《大先生》。这是一部思想者的剧作，在这个文学创作与戏剧思想普遍贫乏的当下，是十分难得的，而它的思想资源与灵感正是来自鲁迅。在我看来，这部剧作构思最巧妙的地方在于选择了鲁迅逝世前的瞬间。这正是历史的一个交接点：剧作前半部，鲁迅与许广平、朱安、母亲，以及周作人、胡适的对话、思想的交流、情感的纠葛，结束了“前历史”；然后就往后走，一直走向当代。全剧的中心，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鲁迅如果活在当代，会怎么样？ 也可以说，作者是在“接着鲁迅往下讲”。在熟读鲁迅，又有了自己的感悟以后，一方面，试图以鲁迅的思想与眼光、方法来看现实中国社会； 然后又用当代人的思想、观念、情感来看鲁迅。正是这样强烈的当代感震撼了观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构成了戏剧后半部核心的，一是那把椅子要表达的是鲁迅对中国革命的思考，一是对革命成功以后的被称为“天堂”的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表现，表达的是鲁迅对“黄金世界到来以后”的思考与隐忧。应该说，这两个方面，都抓住了鲁迅思想特别是《野草》时期与鲁迅生命最后十年的思考的要害；不必讳言，这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两个最尖锐也最有争议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者通过抓住鲁迅思想的核心来面对中国当代问题的核心。这本身就显示了作者非凡的眼光与胆识。 在我看来，这是《大先生》一剧的主要价值与成功之处。至于作者对鲁迅这两方面思想的理解和表现，是否有些简单化，用戏剧的方式来表现如此重大的时代主题，是否存在问题，这都是可以讨论的，反而不那么重要了。而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鲁迅的观点，以及作者的理解、阐释与表现，会引发各种争议，更是正常的，甚至是我们所期待的。2016年以戏剧形式出现的民间鲁迅研究、阐释，对我们学院里的研究，是一个启示，更是挑战：鲁迅研究在注意其思想与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同时，也要抓住鲁迅思想与文学中的重大课题，面对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开掘与发扬鲁迅的思想锋芒与怀疑、批判精神。我们的学院研究应该追求精细与大气的结合。 二、创造属于自己的鲁迅阐释体系 在《心灵的探寻》里，我这样谈自己对鲁迅和对鲁迅研究的理解：“鲁迅（鲁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各自所处的时代与个人的历史背景、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他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一个不断接近鲁迅本体的，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也正是在各代人广泛参与的过程中，鲁迅逐渐成为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这里讨论的是鲁迅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一方面强调了鲁迅本体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强调研究者的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客体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同时这样的再创造又要受到客体的制约。阐释、再创造的科学性，以是否接近研究对象的本体为标准。这里讲的“发挥、再创造” 其实就是前面谈到的“接着鲁迅往下讲”。 也就是说，研究者的研究，对研究对象是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的。这样的鲁迅研究者跟鲁迅的关系，与儒学研究者和孔夫子的关系是非常接近的。在《论语》成为经典以后，历代儒学研究者的读经、讲经，都是有发挥、创造的，以致形成了朱熹的儒学、王阳明的儒学，等等。因此我们今天讲“儒学”，就不只是孔丘一个人的创造，还包括了已经被称作“朱子学”“阳明学”的这些阐释者的再创造。在我看来，鲁迅研究最终也要发展为“鲁学”，每个研究者都应该为这样的“鲁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觉得每个人从事鲁迅研究的最高追求，应该是创造出一个自己的鲁迅阐释体系，这当然是一个高要求。我们应该以此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我在前面谈到我对自己的鲁迅研究不满意，就是因为我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鲁迅阐释体系，这是我的一个大遗憾。自己受先天不足的限制，就把希望寄托在后来者。今天我把这个问题郑重提出来，就是期待70后、80 后的鲁迅研究者， 以此为努力目标，即使做不到，也要心向往之。 三、重识鲁迅的超越性力量 怎样才能有独立的新阐释，新创造？关键是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说过，我的鲁迅研究分为前期、后期，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当代问题。《心灵的探寻》面对的是“文革”的“极左”思潮造成的思想、文化的混乱，以及自己精神的困惑，目的是要走出“文革”，找到在长期奴化教育下失去了的自我。 当时的问题意识有二。 一是历史的追问：自我独立性是怎么丧失的？一是自我的审问：知识分子在体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因此《心灵的探寻》强调的是“个体的鲁迅”和“人类的鲁迅”，特别突出“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鲁迅”，以及他对“帮闲、帮忙、帮凶的知识分子”的批判。这也是和1980年代个性解放和“走向世界”的时代思潮相呼应的。我并没有因此完全否认“民族的鲁迅”和“社会的鲁迅”，但却将它搁置起来，这就是前文涉及的带着所处时代的问题去阅读与研究鲁迅，在有所发现的同时，也必然有所遮蔽。 到2001年写《与鲁迅相遇》时，就面对完全不同的时代问题：中国发生的由社会贫富不均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两极分化，以及知识分子的分化。由此提出了“知识分子（首先是自我）的历史选择”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民族的、社会的、阶级的鲁迅”“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 鲁迅与自由主义的论战，鲁迅提出的“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都成为《与鲁迅相遇》一书的主要论述内容。退休之后，面对我所说的权力与市场结合的现实，我又明确提出了“左翼鲁迅”的概念，继续强调鲁迅的左翼立场：他的社会平等的理想，站在平民这一边的选择，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怀疑、批判精神。同时将鲁迅左翼与政治左翼的盲从性区别开来，突出他的独立性，对“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的警惕，特别是“革命胜利以后”的中国的隐忧。这都反映了随着对中国现实问题认识的深化，对鲁迅认识的深化。 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历程，具有很大的个人性。今天在这里讲这些，只是为了说明，不断找到属于时代，又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这是鲁迅研究得以不断涌现新发现，不断深化的关键。 这背后又是一个如何正确地把握时代与自己关系的问题。 这正是我最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你们面对的是时代的什么问题？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现实中国的诸多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问题。但这不是我最想讨论的问题，我更想说的是更具有超越性的问题。 这也是有针对性的：我始终觉得，我们的研究包括鲁迅研究，一直存在两个问题：要么脱离现实，要么和现实贴得太近，缺乏距离感。脱离现实的问题，经常有人讲；而缺少大视野、超越性眼光的问题，却鲜有提及。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更根本性的。这也涉及对鲁迅的看法，我们都比较注意鲁迅对现实的关怀和介入，却很少注意鲁迅的超越性思考。 我想问的问题是，年轻人到我这个年龄，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和世界将面临什么问题，自己将面对什么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思考这个问题。别的研究者可以回避，但鲁迅研究者必须面对。在我看来，只有存在一个“未来三、四、五十年的中国和世界”的大视野，在鲁迅研究上才可能有一个大境界，才能更深刻地把握鲁迅的意义。 我自己思考这一大问题，是由2008 年汶川地震引发的，我敏感地感觉到“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到 2011 年发生的许多事情，更使我得出了一个“全世界 都病了”的概念：中国病了，美国病了，日本病了，北欧也病了。这就意味着，现在世界上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发展模式，无论是美国模式，北欧模式，还是中国模式，所有的文明形态，无论是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美国文明，伊斯兰文明，都出现了问题。 过去面临局部性危机时，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中国有病就学美国资本主义，这是右派的观点；学北欧民主社会主义，这是左派的观点。现在 美国、北欧自己都有了病，再学习它们就需要多加考虑，至少不能简单搬用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我们原有的知识，原有的理念，都解释不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问题。用原教旨自由主义的观点，或左派的观点，分析当下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颜色革命并没有像自由主义者期待的那样，成为“第三次民主浪潮”，华尔街占领运动也没有像左派预言的那样，“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恰恰就是固守自己原来的立场和观念，把现实发生的一切，都硬套到自己的理论体系里来加以解释，结果是相形见绌，漏洞百出。现在正是一个“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是长青的”时代。现实生活在急剧变化，亟需新的理论创造。 现在正需要对既有的制度、发展模式和文明形态进行全面的检讨和反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这也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我不赞成文明崩溃论，也不赞成文明崛起论。也就是说，我们既要正视文明危机，但也不要因此而走向“文明崩溃论”：任何文明既然发展到今天，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如果因为某种文明发生了危机，而断定另一种文明的“崛起”可以拯救世界，那就更陷入了迷误：我们面临的是一种全面危机，任何制度、模式和文明都不例外。我们的任务是真正深入到现存的所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文明形态的内部结构里去，研究它的合理性在哪里，它的危机在哪里。在此基础与前提下，再考虑有没有可能提出一种综合性、超越性的理想，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创造新的“乌托邦”，实现世界文明发展的转机。 在我看来，只有在这样的世界文明大检讨、大反省、大转机的视野下，我们才能真正发现和认识鲁迅对中国文明、西方文明的批判性思考的意义。我赞成刘春勇的观点，就是要打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样一种线性的西方理论模式。它有它的合理性，但已经解释不了现实，也解释不了鲁迅。我们这几代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先是把鲁迅思想与文学强拉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框架里，之后不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看鲁迅，就是站在左派立场看鲁迅，看起来讲得头头是道，其实似是而非。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超越或左或右的既定立场和理论观念模式，在世界文明大检讨的大视野下，重新发现鲁迅的意义。 本文根据钱理群教授于 2016 年 4 月 16 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鲁迅逝世 80 周年青年鲁迅研究论坛上的发言《在“30 后”和“70 后”鲁迅研究者对话会上的讲话》修改而成，经作者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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