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十年代的英国小说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反对形式与一味追求创新的思潮。〔1〕C.P.斯诺（1905—1980）是这场文学保守运动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位，他在《星斯日泰晤士报》（1953年12月27日）的一篇书评中写道： 回顾起来，我们会发现“实验”小说真是一个古怪的现象。不说别的，“实验”三十年来居然出人意料地保持一成不变。多萝西•理查逊小姐是一位伟大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乔伊斯也是：但是在一九一五年的《尖屋顶》和它在一九四五年的基本上是美国的仿效者之间不存在什么显著的发展。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因为这创作方法的本质是通过感觉的瞬间来反映未加提炼的经验，它所彻底抛弃的正是小说创作中传统得以延续的方方面面。思考不得不放弃，道德意识和喜欢追根究底的智性也是如此。这样的代价真是太大了，于是“实验”小说……因饥饿而死，它摄入的人生养料太少。 斯诺在此特指意识流手法。实验小说并没有如他所言已经饿死，在六、七十年代，形式上的实验还在英国小说界掀起几层波澜。不过斯诺这段文字倒是间接表白了他本人的创作原则。他从撰写第一部小说（《海上惨案》，1932）开始就企图以简易明白的语言和叙事风格恢复以威尔斯、贝内特等作家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 以《陌生人和亲兄弟》命名的系列小说〔2〕是斯诺的代表作。 作者本人在该系列第一卷中的《富人的良心》（1958）的序言里说，这些小说的宗旨有二，一是通过叙述几个人在某一历史阶段上的遭遇使读者对社会有所洞察，二是揭示小说叙事者刘易斯•艾略特的道德成长过程，特别是他在公共事务和个人生活中对权力斗争的感受。从这套小说的通盘安排来看，历史的叙述体构成了它的骨架。斯诺对此是有自觉意识的，他甚至视自己为逆潮流而动者：“现代史学看起来往往只着重于共时性，不仅拒斥庸俗的进步概念，还把任何穿越时间的运动看作令人遗憾的必然。”在这史学思潮中斯诺看到了文学的流向，“有趣的是，可以观察到小说写作往往同历史编纂采用同样的路线，遵循类似的模式。正如历史的叙述体已被否定，十分令人吃惊，小说的叙述也是一样。有时看来西方作家再也不想去思考未来或时间的流逝了。”〔3〕为了与拆开不成片断的实验性叙事模式相抗衡，斯诺的《陌生人和亲兄弟》要以历时性的长河小说（roman-fleuve）——巴尔扎克、左拉和特罗洛普等作家偏爱的文学体裁——来思考“时间的流逝”。〔4〕 斯诺在陈述“严重局势”时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在五十年代确有杰出的批评家把他看作一位在小说形式的生死存亡之秋企图力挽狂澜的勇士。菜昂内尔•屈瑞林就是这样理解斯诺的文学创作的。本文无意从斯诺看小说的存亡（当今活跃得很的英国小说界是无言的证明），但拟从屈瑞林的有关评论着手，把《陌生人和亲兄弟》第二卷第二部《新人》（1954）置于在西方世界引起激烈争论的《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背景下来解读，并试图说明，读者对一部作品（text）的反应随着对大文本（context）和作者意图的更多了解而变化。 屈瑞林在一九五五年评述《新人》时指出，这部小说的题目取得好。斯诺笔下的人确实新颖，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用作小说创作的素材。“他们的个人品质、对自己的认识、相互关系、对智性、对社会和对国家的态度都十分新颖”，因此小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屈瑞林注意到斯诺与美国作家有明显的不同：他没有急于责难小说中某些人物的念头。屈瑞林以为这不仅是斯诺性格上的特点，也是英国人的特点。〔5〕屈瑞林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麦卡锡主义的狂风席卷美国之后势头已经微弱，但是这类政治迫害一度流行美国正是因为美国文化中有一种使屈瑞林深感不安、出于虚假简单的是非观的责难人的冲动。 然而斯诺未必如屈瑞林所言对笔下人物充满了同情的理解。这先要从斯诺于一九五九年五月在剑桥大学作的里德演讲《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同年发表）谈起。由于这篇演讲对了解斯诺的思想和文学创作相当重要，再说它在大西洋两岸的知识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讨论，有必要予以扼要介绍。 斯诺认为，在发达的西方社会，人们已不能再自欺欺人地宣称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实际上，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代表了两种难以沟通的文化，两个营垒的人都受过最优秀的教育，但他们非但没有相互同情，还颇有些敌意。人文学者倾向于认为科学家举止言谈过于粗鲁，好自吹自擂，浅薄的乐观主义使他们对人类处境的悲剧性一无所知；科学家则指责人文学者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于存在的瞬间，他们不相信未来，对同胞的命运漠不关心。 斯诺提出这现象的目的似乎是要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桥梁。他本人的身份——训练有素的科学家、颇有名气的小说家、高级公务员——表明他是担当这一重任的合适人选。然而在两种文化之间斯诺并不恪守中立。他的演讲的主题还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展开的科学与文化之争，不过他的立场比赫胥黎更为激进。〔6〕对国际政治有深刻认识的斯诺说道：“目光远大的人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就开始看到，为了不断创造财富，国家需要在科学特别是应用科学方面培养一些明智之士。”〔7〕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时候斯诺提出纠正英国古老大学里重文轻理的偏向，呼吁弥合已分裂的两种文化，为的是提高科学在教育机构中的地位以维护英国的切身利益。斯诺本人从二战爆发后在科学领域就没有什么建树，但是他基本上是站在科学家的立场上来批评人文学者。在科学家身上他看到的是一种百折不挠、决心与同伴奋斗到底的精神，而人文学者却陷入了道德上的泥淖：他们满足于个人的悲剧，坐视同胞食不果腹、死非其时；他们沉溺于传统文化，当工业革命来临时他们反对技术进步和机械化，是天生的机器破坏者，〔8〕罗斯金、莫里斯、 梭罗、爱默生莫不如此。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斯诺警告他的听众，主宰英美文坛的诗人作家都是反动派，他们形式上的追求和政治观点（反社会情绪）是一对孪生兄弟。诚然科学家的知识构成有其欠缺，但是物理世界的科学大厦同样是人类心智最壮伟的创造。倘若科学家没有读过英国文学里的主要作品，人文学者就发出怜悯的暗笑，而他们自己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竟一无所知。但是究竟谁站在历史进步潮流的一边？斯诺对此毫不怀疑：科学家的声音宏亮自信，“他们骨子里有着未来”。〔9〕 小说《新人》的主人公就是以“未来”为依托的科学家们。故事叙述者刘易斯•艾略特出身寒微，经过一番不失尊严的个人奋斗后取得了可出席高等法庭的律师资格，不久又当选为剑桥大学某学院的住院士。小说开始时正值二战爆发，他应召到政府部门工作，参与统筹管理英国的战时科研项目。小说通过当时英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展开。背景各不相同的科学家们聚集在沃立克群莎士比亚故乡附近巴福特地方的试验中心，为抢在德国同行之先造出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武器各尽所能。对这些科学家，斯诺确实是如屈瑞林所说，不会求全责备。 但是小说里有一位叫爱德加•韩金斯的边缘人物，叙事者说到他时总带了几分揶揄和责难。笔者相信，屈瑞林如果得知《两种文化》的基本论点，他就会以不同的注意焦点来阅读这部作品，从而发现，斯诺对小说中人物绝不是一视同仁地宽容。新人之新需要有旧人之旧作陪衬。韩金斯是个文学记者类的人物，在伦敦的文学圈子里小有名气，他“上电台，作讲座，当出版商的顾问，仿佛在文学的官场有相当的地位。”〔10〕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者，但是他专注于个人的悲剧，缺乏社会意识，时时暴露出《两种文化》中描述的旧人——人文知识分子——的弱点。 刘易斯的弟媳艾琳曾与韩金斯有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亲密关系，艾琳与马丁结婚后韩金斯给她写情书的兴致仍不减当年。由于马丁参加原子弹研究项目，责任重大，艾琳担心与韩金斯保持接触会影响马丁的工作，而这军机秘密不能外传，于是请与韩金斯相熟的刘易斯出面代她挡驾。刘易斯邀韩金斯吃饭，婉转地请韩金斯暂时让艾琳保持清静。他们已数年不见，韩金斯还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的言辞里夹有幸灾乐祸的幽默。”他长刘易斯五岁，但是他的轻浮和一种想当然的自怜态度使得沉着稳重的刘易斯显得比他成熟得多。他仿佛全然不能理解艾琳的难处，刘易斯不得不告诉他，马丁因政治形势的需要正在从事一项科学实验，艾琳不原意在这等时刻影响马丁的情绪。韩金斯的脸顿时挂了下来。他好象嗅到了某种神秘气氛的气味，于是把谈锋一转，问刘易斯那项科研是不是真很重要，当他得到肯定的回答时： 韩金斯的兴趣消退了，他垂下头，下巴颏上的肉鼓了出来。 “问你是不是重要也是白搭。什么才重要？如果你病倒了，等候着死亡，你的一位科学家朋友猛地冲进门来告诉你，‘伙计，可真是好消息！我发现了延长人类生命的办法——不过要等上几年才能用。’” 一个恶意的、沉湎于想象中的微笑扭曲了他的嘴唇。 “什么才重要？你弟弟那出于政治形势需要的研究？我要知道艾琳到底是要和我分手还是在等我把她紧紧搂在怀里，这重不重要？”他继续冲着我笑。“刘易斯，你以为你弟弟的事重要吗？也许那是你听到的最微不足道的事？”（第133页） 不久以后，确切一点说，1954年8月6日傍晚，他们在伦敦一家酒吧巧遇。当时，试验中心的科学家们心情异常焦急，他们虽然为制造原子弹（尚未成功）殚精竭虑，但是一旦意识到美国方面马上要把刚试制出来的核弹用于日本时，即将要出现的蘑菇云下的惨案象梦魇一样压迫着他们的心。《新人》以可观的篇幅告诉读者，科学家们无法容忍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在弹指一挥间死去。他们意识到，即使投弹是为了避免美军的大量伤亡，那也应该首先正告日方原子弹已研制成功，以此孰促日本投降。“如果是出于某种外交上的动机投弹，抢在俄国人之前行动——那是禽兽所为。”（第139 页）英国科学家们甚至准备派代表到美国与那里的同行一起阻止美军滥用科学成果。如果对此不采取行动，听之任之，他们将遗憾终生。刘易斯那几天也是终日惶惶不安。他深知研制核武器是迫不得已，但是原子弹的破坏力又使他震惊。由于自己直接参与了这项工程的组织、调配工作，此时的情绪十分低落。当他信步走进酒吧时，居然又见到了韩金斯。这位混迹于文学官场的人大声告诉刘易斯（大概是怕周围的人不知道），他刚在电台上作了题为“当代莎士比亚研究”的报告。只见韩金斯满脸红光，据说他只喝了一杯酒，说话时却已醉意盎然。他那难以抑制的兴奋和刘易斯（以及巴福特的科学家们）沉郁的心境构成有趣的对比： “我一直在想，我的话远播到乡村市镇，年青聪明的女子在说‘讲得妙！’或者‘我倒要跟他谈一谈那个问题。’我走出播音室就碰到念六点钟新闻的那个人。” “有什么新闻？”我问。 “有啊，”韩金斯说。 我一切都明白了。 刘易斯此时茫然若失，感到非常疲惫。韩金斯依然沉浸在自我欣赏的喜悦中。他对刘易斯的颓丧视而不见，只盼身边有一批崇拜者耐心听他宣讲： “多少人听了我不朽的文章！”韩金斯叫道。“当代莎士比亚研究。要是再深僻一点就好了。《杜伊诺哀歌》对C.P.卡瓦菲斯晚期作品的影响〔11〕——对于这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我看文学文化只能作出这类评价。” （第143页）韩金斯的用语非常奇怪。“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听来并不自然，仿佛它是其他某种文化的对立面。读了《两种文化》的有关表述后，不难看出作者（叙事者刘易斯的声音往往和作者的声音重合）有意把早就酝酿于胸中的“两种文化”的想法塞到这位反面角色的嘴里，使他成了斯诺后来公开抨击的“传统文化”或“人文学者”的拙劣的代言人。斯诺的风格一般而言是节制、冷峻的，但在处理韩金斯这一人物时对他禁不住要用一些渲染的笔墨，于是这位“文学文化”的代表一开口就有脸谱化的痕迹， 言论轻薄亢奋： “这充满希望的时代的主要优点……就是今后我们再也不假装比任何其他人好。几百年来，我们在西方告诉自己……我们的道德理想太高，难以实现，……即使我们够不上这些崇高的伦理标准，我们依然比任何其他人好。看吧，要是今天还有人这样说，……他无非是个哼哼滑稽小调的角色而已。” （第144页） 韩金斯就美军在广岛使用原子弹的消息发了这番宏论后突然回忆起刘易斯上次在与他的谈话中提到的科研项目。他证实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后以责怪与不解的口吻说，“你还说它很重要呢。” “晚会差不多要散了，”他说。“我们这号人的晚会，我们这伙西方人的晚会——还是挺不错的，只是主人有点不耐烦，该走了吧。外面广场上有很多人在等着我们的命呢。……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再有这样美妙的晚会。” （第144页） 韩金斯象是一位看到自己的悲剧性预言灵验的先知，外部世界的惨象反而给他增添几分内心的得意。但是在他那语调轻松夸张的冷嘲热讽背后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悲观情调。他对未来的怀疑、他的失败主义，都被作者方便地用来作为人文学者人生观的独特标记。韩金斯在小说里首次登场时刘易斯就提醒自己和读者，“他的文学性格除了病恹恹的、垂头丧气的绝望之外一无所有。”（第131 页）“文学性格”（literary personality）这一奇怪的搭配和“文学文化”一样都是斯诺用以凸现“两种文化”根本差异的特殊用语。作者有意让韩金斯在两三个匆匆登台的场合下把他那套“文学性格”或“文学方化”的矫情的悲观主义象口香糖般放在嘴里大声咀嚼，还时不时地吹出个大泡泡来供读者欣赏，从而有效地使被理解为人文学者的哲学显得尤其轻佻、浮夸。在小说靠近结尾的地方刘易斯又笑迷迷地在韩金斯的要害处刺上一剑：韩金斯终于找到了正式的工作，不再打工混饭，“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要再为未来的房租操心了。”（第219页）刘易斯对经济收入比较敏感， 且又看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参看第1章、第10章），以他看来， 韩金斯谋职如此困难不是正好说明“文学文化”理所当然的衰退吗？在《两种文化》里斯诺也谈到就业问题，他说年青科学家轻而易举地找到舒适的工作，人文学科的毕业生能挣到理工科同学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就算不错了。市场倾心于新兴的科学文化，这是历史无情而公平的判决。〔12〕 对科学一无所知的韩金斯对科学家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二战刚结束后有消息说巴福特的研究中心里有人把机密材料交给苏联间谍，韩金斯率先在报上发表文章《罪大恶极的叛国》，指控科学家是“不同的族类”、“新的外国人”（第177页）。 这种煽情的语言来自对社会进步毫不关心的韩金斯正暴露了它自身的肤浅空洞。韩金斯又一次被用来表现人文学者对科学家的误解。斯诺正是要用韩金斯的文人的轻狂言行来烘托科学文化的新人。在小说中，科学新人的代表是卢克和马丁。 卢克和刘易斯一样，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小说开始时他三十岁还不到，但已经凭自己的勤奋和天赋在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里赢得了受人尊重的地位。被调到原子弹研制中心后他全身心投入工作，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这并不能表明他“觉悟”高，因为他办事历来都是这种一往无前的风格。在政治上他持左翼的观点，但由于从小在普利茅斯的海军船坞长大，他身上有一种海军军官那种自发的爱国主义，就此而言他和战时科研部部长贝维尔完全一样。在试验过程的一个紧要关头他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到核反应堆里取出燃料棒，仿佛那是天经地义之事，结果他受幅射太多，住院治疗，一度病情十分严重。要是前往医院探望的人胆敢赞扬他的英勇气概，必然会被他奚落一番。卢克为英国研制核武器一切都在所不惜，他认为在当今已经难以控制的局面下，必须采取行动为自己的祖国争取实力地位，但他不是好战分子，他憎恨政客和军界把人的生命当作世界霸权争夺战中可以随意弃取的工具。“如果有人想为投第一颗原子弹辩护，我可能会听一听。要是为第二次投弹辩护，那就让他见鬼去吧”（第155页）。作为一个科学家， 他是朴素的实用主义者。传统的科学家往往信奉红衣主教纽曼所说的“为知识的知识”这一理想原则，他们把科学当作为己不为人的事业。窥探天地间的奥秘给他们带来幸福，即使一生不为人类现世的生活作出分毫贡献，那幸福也不会有所减损。然而科学思考本身不会给卢克带来任何乐趣，他希望以科学为手段征服大自然，使人类过上好日子。正是这种脚踏实地的态度（加上他平凡的出身）使他说起话来有一种斯诺在《两种文化》里深表赞赏的卢瑟福的作风。如果人文学者的声音抑郁柔和，科学新人的声音爽朗响亮。卢克与人交谈时无所顾忌，他的直爽有时几近粗鲁。刘易斯和他讨论试验小组人员配备时提到诺贝尔奖获得者蒙德内，卢克说，“他干了点蛮好的活儿，现在差不多已经不中用了。”（第23页） 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却是在学术上不象卢克那样出类拔萃、时时生活在功成名就的哥哥刘易斯阴影下的马丁。马丁天资不高，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他能到巴福特参加试验项目似乎是得力于卢克的推荐和刘易斯不动声色的提携。马丁与艾琳的婚姻和研究中心的科学活动构成了《新人》的经纬，但是马丁一直到小说后半部才真正登台亮相。他在美国制成原子弹后参与劝说蒙德内放弃作关于核弹的公开声明，广岛事件后他深感内疚，拟就公开信一封让刘易斯过目，准备投寄《泰晤士报》： 作为一名四年来受命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我认为有必要就在广岛投原子弹一事作两点评论。首先，这和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消息灵通人士都知道，日本几周以来已经在试探如何提出投降。其次，即便不是这样，或者提议失败，对人类最起码的尊重仍要求在向男女老少聚居的地方投弹前演示炸弹的威力，例如在无人区。残忍地对广岛投原子弹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事，希特勒德国那样的国家多年来罪行累累，但是有史以来还没有国家有能力、有意志在几秒钟之内杀害如此众多的生灵……（第149—150页） 刘易斯同意信上的内容，但是他庆幸信还未发出，不然马丁的前途就会葬送。刘易斯把这件事视为严峻的道德选择，但有故作姿态之嫌，因为大家都明白它不会有积极的后果。他在劝说马丁时故意使自己站在科学家的对立面来考察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两点理由：科学家把自己的责任看得太重了，在原子弹这事上马丁并不比任何其他人负有更多的罪责。其次，采取激烈的行动为时太早。把信寄出或许会使马丁有一时之名，但他很快就不会有任何权力和影响。马丁不妨等候时机，假使他和卢克不久为英国制成核弹，他的话就有了分量，而继续从事研究是马丁唯一可以获取权威和地位的途径。事成后如若形势需要有人站出来抗议一番，马丁可以挺身而出，那就不象是一种“不顾一切的对抗，……海德公园里孤独的声音”（第152页）。刘易斯暗中承认， 自己的动机最终说来或许是平庸乃至恶劣的。他关心弟弟的生计，渴望他成功——这个世界所理解的那种成功。他最不情愿听任同胞手足去追求一个充满诗意、道德上有满足感的结局。 马丁要投书《泰晤士报》态度坚决，但是也存有几分疑惧，包括害怕这样做是不是背叛自己国家的利益。他在权衡再三后终于妥协了，不过从他与刘易斯的谈话来判断他并没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这说明他写信不是因为受到某种压力。为了使刘易斯的劝阻更合乎情理，作者安排了这一细节：艾琳纵恿马丁写了这封信。艾琳与韩金斯交往已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对广岛事件造成的苦难和科学家们良心上的自责并不在意，她无非要满足对丈夫的支配欲而已，如若成功，马丁可以借此摆脱心理上对兄长的依赖。马丁听从了刘易斯的劝告后，喜欢华丽狂放行为的艾琳十分失望，她担心的不是马丁的前程，而是千载难逢的出风头机会是否将失之交臂：“要真的做了可是争脸面的事！ ”（第167页）斯诺有意让行事不顾后果的艾琳在幕后策划， 她把康德的道德绝对律令当成了给自己增添光采的节日盛装，读者自然会觉得不必迁就她的自我表现欲。要是马丁完全是凭了一个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投书谴责滥用核武器的行径，作者又将如何处理呢？ 缺少决断的马丁此时还是次要的人物。当小说高潮来到时他突然脱掉了平时矜持沉默的外套，向读者证明他才是匿影藏形的新人。在研究中心有一位待人可靠、工作出色的年轻科学家沙布里奇，他就读剑桥大学时是亲共组织成员，参加过反战集会。出于对科学的献身精神，他继卢克之后冒生命危险到反应堆里取燃料。 但是安全部门发现他曾在1943年10月把一些资料交给苏联人。 作者曾为沙布里奇的行为动机作了一点铺垫：“物理学家的生命在于追求的真理，他们生性如此，不会考虑到社会而却步。他们富有反抗精神，不断质疑，总是持有异议；他们对未来充满好奇心，忍不住要引导未来的发展。……从科学家中间产生了持异端者、先驱、殉道者、叛徒。”（第137 页）他故意泄密的逻辑是对战时的盟友保密是不道德的。（实际上，正如叙事者在小说中数次提到，英美政界不少人士在战时一直把盟国苏联当作头号大敌。）但是他对实验却不遗余力，并急切盼望早早成功。战后不久马丁从保卫处的史密斯那里得知这一情况，他首先感到史密斯这样的人蔑视科学理想。他相信，保守科学机密是邪恶（也许是必要的邪恶），鬼鬼祟祟地进行实验不合科学的宗旨。但是这时马丁和项目负责人、卧病在床的卢克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卢克向来慷慨大度，不存疑人之心，他以为有人在神经兮兮地制造麻烦，因而不愿追究沙布里奇的责任。马丁意识到今日的科学家不能执迷于往日的科学理想，而史密斯的指控不会是空穴来风，让沙布里奇留在实验室不符合游戏的规则。马丁甚至在公开的场合宣布与卢克观点不一，他表白道，自己早就提出处理此案，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不慌不忙，象是在把卢克的过人之处向大家细细道来。由于马丁的态度已没有回旋余地，沙布里奇被拘留审查。马丁自信能使沙布里奇交待，要求参加审讯。在巴福特的小小的圈子里，人们觉得马丁好象是参与了有好处可捞的迫害。 刘易斯以同胞的本能觉察到，驱使马丁这样做的动机并不体面：“他预见到沙布里奇的危险，他预见到怎样使之为己所用。”就是说，马丁的双重目标是清除隐患并借此事件抬高自己在实验中心的地位。刘易斯承认，马丁和他一样，有一种脸带愧色、羞于启齿的爱国主义；他们都明白，没有哪个国家能容忍机密被窃，有必要加强防范措施。刘易斯无法接受的是以此来谋晋升的动机，更何况卢克的名声受到损害，而他当时的健康状况还令人担忧。刘易斯在参与了一场提审后，对弟弟的真面目有了不安的认识。 在提审之初，史密斯为了缓和一下尴尬的场面，问马丁和沙布里奇是否到剑桥之前就相识。马丁以一种刘易斯感到相当陌生的故意营造气氛的口吻说，“是啊，我们还对着同一堵墙撒尿呢。”在马丁老练圆滑的逼问下，沙布里奇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他认罪后被判刑十二年。其实，马丁作为一个科学家完全知道沙布里奇几年前泄密造成的破坏比外界所相信的程度要轻得多。 刘易斯和马丁之间的隔阂是对立的价值观造成的。斯诺曾数次公开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刘易斯就是他本人。在《陌生人与亲兄弟》系列的多数小说里，刘易斯的观点也是作者本人认可的观点。但是在《新人》的最后部分，作者把马丁描写为一个他本人的更真实的自我。在兄弟间的争论中，对“新人”抱有怀疑甚至厌恶的刘易斯自觉自愿地扮演了华生医生的角色，他帮助读者紧紧追随马丁/ 福尔摩斯的思路去认识一个新的道德世界。 两兄弟在沙布里奇事件上的冲突归根结蒂是新旧自由主义思想的冲突。刘易斯站在传统的自由主义一方，但是他此时存在的理由是衬托一种和新兴的科学文化齐头并进的新思维。他在事件中惊讶地发现弟弟人情味原来十分淡薄，他的自我中心的立场使他没有诚信可言。想不到马丁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他对卢克并无特殊的感情，那种自以为是的感情危害更大。看来马丁抓住沙布里奇的案子不放，不仅仅是为了在同事和上司面前捞取个人的好处，他有一整套哲学促使他果敢坚决地行动。 表面上对马丁的做法不以为然的刘易斯让马丁有机会更充分地表述他的观点。马丁指责刘易斯说，他显得不自私无非是要有一种自命不凡的感觉而已，只顾在朋友情面、个人交谊上浪费时间又有何益？马丁的声音，是令老派的自由主义者不寒而栗的咄咄逼人的“新人”的声音。以“新人”的哲学来衡量，被E.M.福斯特那类自由派人士所珍视的敏感、善于为他人着想、道德勇气等品质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新人”手中握有功利主义者冷冰冰的计算器：利弊得失的标准在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边沁语）；他们站在被说成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一边，对着被淘汰的人物做出爱莫能助的微笑。“新人”的美德实质上是技术官僚的美德：理智、冷静乃至冷酷，办事注重效率。他们判断是非善恶只看结果，不问动机。马丁当初借沙布里奇一案做文章有“个人的原因”，他甚至已经踌躇满志地告诉自己三岁的儿子，他在社会上干得比家族中所有人都强。但是正如他后来对刘易斯所说的，“动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什么。”这一原则使他得出的结论是注重人际间的情谊必然会损害总体的人的利益。“原子弹、人们被活活烧死、机密、权力斗争，这些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承认它们的存在就必须准备承担后果。你必须直面沙布里奇，带有同样坚定的决心。不要否认你生活在一种权力的均势之中；自由人本主义的遗物没有立足之地”（第228页）。 表面上看，马丁是在批评兄长温情脉脉的人生观。实际上作者是借马丁之口攻击以福斯特为代表的那类视个人间情谊为生活根本的人物。有理由说，斯诺心里想驳斥的是福斯特这段写于二战前夕的文字：个人交谊如今备受鄙视。它们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奢侈品，当作已远逝的晴好天气的产物。我们该早早弃之不顾，投身于某个运动或公众的事业。我憎恨这类观念，如果我必须在背叛我的祖国和背叛我的朋友之间作出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祖国。〔13〕 刘易斯同情地理解了马丁的见解，兄弟俩和好如初，和以往不同的是，马丁有了他独立的人格，形象变得高大魁梧了。作者为了在默认马丁的行为的同时使它更易于被读者接受，采取了折衷的处理手法：马丁最终决定回到剑桥大学，婉拒了他为之暗暗奋斗的巴福特试验中心主任的职位。这选择似乎有效地淡化了他在沙布里奇事件中预谋已久的邀功请赏的动机。由于马丁的“高姿态”，恢复了健康的卢克出任主任之职，看来泄密案并没有严重损害他的名誉。 这有趣的安排没能为《新人》增色：小说里多的是徒有历史外观的浮光掠影的“事实”，少的是人物性格深度和内在的真实。从小说的整体来看，马丁从投书抗议到追查沙布里奇泄密责任的转变十分突兀，并没有内在的必然性（即所谓“情理之中”），读者难免把那转变视为作者要通过科学新人来表现自己既定观念的一种需要。到了小说结尾部分，马丁机械地成了斯诺的传声筒。作者在叙述马丁作为一位科学家的乐观主义时写道： 个人的生活有其欢乐和种种怡人之处，但是它终究是悲剧性的：人命中注定是孤独的，通向坟墓之路很短。但是马丁以超然的态度接受这一事实，他看不出社会生活有任何理由也应该是悲剧性的：社会生活是人的能力所及的，而人的孤独和死亡却不然，故作艰深的人把两者混为一谈才是最可鄙的。 （第229页） 把个人的孤独看成不变的常数未免太伤感，把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完全割裂又过于武断。有趣的是这段文字稍经改动扩充后成了《两种文化》中贬文学文化、褒科学文化的主要论点。〔14〕在发挥这见解时斯诺引用了法国十七世纪思想家帕斯卡尔的名言“我们每个人都孤零零地死去”。假定个人生活的悲剧性是绝对的，人们就应该象马丁那样以改善社会生活的名义置个人情谊不顾？在一个福斯特所珍重的人际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品质）无足轻重、数量的概念征服一切的社会里，所谓的社会进步、人寿增长又有什么具体的意义？斯诺和他心目中的新人马丁一样是相信未来的，他曾援引易卜生在1882年致勃兰兑斯信上的话，“我认为和未来最紧密地站在一起的人是正确的。”〔15〕但愿那未来不是愚人的天国，不是一个“废物”，它“幻想着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16〕 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讲在六十年代曾引起面红耳赤的争论。〔17〕近几十年来，人们通过科学哲学的研究注意到，科学上的发明创造往往取决于社会大环境，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十九世纪英国社会上主要的道德、宗教问题关系极其密切。说到底，科学与文化物质的母体须臾不能分离，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科学，甚至还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科学思想的发展方向。〔18〕本文作者无意在理论的层面上卷入有关这一问题的头绪繁多的讨论，但想着重指出，“两种文化”思想也贯穿了斯诺的一些小说，《新人》就是一例。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曾说：“人性的具体外貌唯有在文学中才能体现出来。如果要理解一个世纪的内在思想，就必须谈文学。”〔19〕当我们打开《新人》之类的小说寻找这“具体外貌”和“内在思想”时，我们难免感到失望。实验派小说家付出的代价也许确实过于沉重，但我们不能说，斯诺式反实验的文学创作得大于失 本文完稿后，笔者在东四中国书店旧书部见到程雨民先生翻译的《新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大有相见恨晚之憾。 注释： 〔1〕详见鲁宾•拉宾诺维茨《英国小说中对实验的抵制：1950 —1960》（纽约，1967）。 〔2〕这套小说发表于一九四○年至一九七○年，共十一部， 每部可以独立成篇。一九七二年，作者根据故事情节的次序把它们分为三卷。它们是：第一卷《希望时刻》、《乔治•巴桑》、《富人的良心》、《光明和黑暗》；第二卷《院长们》、《新人》、《归家》、《事件》；第三卷《权力的走廊》、《沉睡的理性》、《结局》。 〔3〕斯诺《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1970）， 载《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1994），第124页。 〔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另一部著名长河小说是安东尼•波威尔的《随时间之乐起舞》（1951—1975），共十二部。小说通过尼古拉斯•詹金斯的眼睛来观察二十世纪的英国社会变迁。 〔5〕屈瑞林《小说的存亡》，载文集《读书偶得》（伦敦， 1957），第131至132页。 〔6〕赫胥黎的论敌是马修•阿诺德， 后者坚称文学对人的伦理观和美感的形成有更大的影响。 〔7〕《两种文化》，第22页。 〔8〕斯诺把文学知识分子称作“Luddites”， 赫胥黎曾戏称他们为“文化圣所的守护人”（the Levites of culture）。两者的含义其实十分相近。 〔9〕《两种文化》，第10页。 〔10〕《新人》（1954），企鹅版（哈蒙兹渥斯，1982）， 第131页。以下该书引文页码在正文中以括号标出。 〔11〕《杜伊诺哀歌》系奥地利诗人里尔克（1875 —1926）发表于一九二三年的作品，共十首。诗中有人生空虚渺茫，只有死才是“欢乐的源泉”的思想。卡瓦菲斯（1863—1933），希腊诗人，少年时在英国居住七年。E.M.福斯特曾译介他的诗作，引起西方评论界的重视。 〔12〕参看《两种文化》，第17页。 〔13〕福斯特《我的信仰》（1939）， 载《为民主两呼万岁》（1951），企鹅版（哈蒙兹渥斯，1965），第76页。福斯特会背叛的，是《印度之行》中以罗尼为代表的骄横、冷漠的大英帝国，而不是摩尔太太身上反映出来的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英国。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福斯特的态度。“以一种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看，把国家与朋友如此对立起来的任何人，是没有国家、没有城邦的，他不是任何地方的公民，不管他居住在什么地方，他只是一名内心的流放者。”麦金泰尔《尚德》，第二版（印第安那，1984），第156页。 〔14〕《两种文化》，第5—6页。 〔15〕转引自罗伯特•格雷森著《C.P. 斯诺的世界》（萨福克， 1962），第38页。 〔16〕转引自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1987），第143页。 〔17〕对立的观点参看F.R.利维斯《两种文化？C.P.斯诺的意义》（伦敦，1962）。 〔18〕参看乔治•勒文编《一种文化：科学和文学论文集》（麦迪逊，1987）。 〔19〕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1926），何钦译（北京，1989），第7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