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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自由的森林之歌， 在当前的摧折中，成为凄凉的绝响。 换一个时代，换一批鸟，换一批鸟，换一种歌…… ——海涅 （一） 在世界近代历史中，蒙昧主义有着地域的区分——东方蒙昧主义和西方蒙昧主义。东西方两种蒙昧主义是靠极权主义对民众进行专制统治来实现的，极权主义也表现为两种——左的极权主义和右的极权主义，左右两种极权主义分别以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代表，即强权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两种蒙昧主义之间、两种极权主义之间甚至还发生过表面的冲突（如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不过这种冲突现象远不如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更为显著，如果认真比较东西方两种蒙昧主义和左右两种极权主义就容易发现，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甚至斗争，二者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种族仇杀论和阶级灭绝论，但在“掌握”人民思想这个问题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即它们都有一种把人民变成鹦鹉的倾向，两种蒙昧主义和两种极权主义都希望像教授像鹦鹉学舌那样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灌输给人民。鹦鹉是动物中学舌的好手，但就它学舌的效果看，它发出的声音不包含自己的“思想”。在人类近代历史当中，两种极权主义和两种蒙昧主义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迅速传播，就采取教授鹦鹉的方法把思想尽量播散到广大人群，人群在不理解或简单理解此思想的情况下，把“思想”浓缩成几句简单的教条进行背诵，这样在短的时间内，“思想”似乎被广大人群所“掌握”，我把这种蒙昧主义和极权主义制度下的鹦鹉化“学习”的现象叫做鹦鹉主义。 鹦鹉主义传播者——蒙昧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是怀着十分鲜明的功利目的，这种目的可能被装点的非常高尚——千年帝国和“无限美好”极乐社会之类，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权力——思想垄断的霸权直至统治世界的政权。垄断思想是鹦鹉主义的主要目的也可以是阶段性手段，因而也是鹦鹉主义的主要特征。只有把人类思想垄断了才有可能垄断政权，垄断政权后又可以把垄断思想进一步强化，通过强化垄断思想又可以进一步巩固政权，这样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某些人类群体在鹦鹉主义的教化中逐渐地把自己变成了学舌的鹦鹉。本来，人类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已经把自己从动物群体中脱离出来，人即使在背诵简单教条过程中也可能有某些自由化思想的产生，但由于鹦鹉主义在垄断了思想并通过垄断思想加强了统治后，一切非鹦鹉主义思想都遭到鹦鹉主义的排斥，排斥的手段很残酷——牢狱和“清洗”、“消灭”之类，认同鹦鹉主义因求生的本能日益成为大众思维的习惯。当然，人类的头脑很复杂，要把人类的头脑改造成简单的鹦鹉小脑袋无论如何需要花费太大的力量，好在有威权作保证，实现起来也并非太复杂，这种实现过程当然不是医学意义的而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这预示着鹦鹉主义不能太长久地统治世界，因为人脑还是要回归人脑。 裁定某种思想是否有罪当然是依据鹦鹉主义，由于鹦鹉主义十分简单，裁定思想也就变得非常简单，凡属于鹦鹉主义都是真理，凡不属于鹦鹉主义的都是荒谬。鹦鹉学舌是她天性决定的，而人要像鹦鹉那样学舌不犯错误一般很难，一个智力很高的人分析复杂数学难题可能得心应手，但如果让他背诵鹦鹉所背诵的简单句子一遍两遍大概不会出错，重复遍数太多就很容易出错。所以在一个鹦鹉主义统治的社会中，高智商的人群比低智商的人或智力残缺者更容易“犯罪”，甚至他的智商本身就构成了对鹦鹉主义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近代许多知识分子更容易因喊错口号而遭受迫害致死的原因，在一个鹦鹉主义的社会中知识阶层极容易被以非鹦鹉主义的罪名处以极刑。其实蒙昧主义与鹦鹉主义二者本来就是合二而一，蒙昧主义在中世纪表现为宗教极端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古老蒙昧主义的现代变种，但为了吸引民众，鹦鹉主义都冠以“科学”的名义，他们极力宣称自己的鹦鹉主义是“科学”。 真正伟大丰富的思想很难被鹦鹉主义化的。在真正科学领域，科学思想的鹦鹉主义化根本不可能，谁能把牛顿力学或爱因斯坦相对论鹦鹉主义化呢？你不能仅仅用背诵的方式就能“掌握”物理学，定理并非是会背诵就算掌握了。学习物理学不能通过喊口号的方式进行，喊口号只能成为妨碍学习的噪音，物理学也根本不需要通过喊口号向人类说明自己的真理性；同样，康德哲学、罗素、波普尔的哲学也没有任何可以通过简单化能“掌握”的途径，它们也不是“工具”——借此给某些人带来权力和荣耀。但法西斯主义不然，它可以把自己的理论化成简单的口号，它简直就是一件法宝。此法宝承诺，不必下工夫读书，也不必你有什么学问，毋宁说，你越是没有任何学问越说明你受文明毒害越少，你也就越纯洁，你掌握纳粹主义也就越快。这件法宝是什么呢？这件法宝再简单不过了——只要在地球上消灭一群人，我们的社会就能迎来人间天堂，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这种简单、鲜明、容易理解的特性的确使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当德国人被召唤灭杀犹太人这罪恶的人种时，人们因为对千年帝国的渴望就不在乎犹太人的尸骨了。因其简单、明确、工具性等特点，纳粹法西斯主义也就十分容易地鹦鹉主义化。与课堂上教授们罗嗦、费解的言辞相比，希特勒的讲演甚至可以浓缩成一句话——消灭犹太人，日耳曼人就将进入人类最美好的社会。这说明，思想本身必须具有被简化的可能才有鹦鹉主义化的可能。鹦鹉主义具有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能魔术般地把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夫“立即”改造成明辨是非的伟大鹦鹉主义者，使他马上具有了判定真理与谬误，进步与反动的神通；相比之下，知识分子被改造成鹦鹉主义者更困难一些，但也并非不可能。 鉴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问题的复杂性，苏格拉底需要在大街上和青年们长时间地讨论问题，这些问题即使聪明的古希腊民众也并非能够完全理解；大学课堂上师生之间的辩论无论是口头的还是论文的形式，也不容易吸引公众注意。但大街上的漫骂往往能吸引人注意，因为漫骂者的是非观非常鲜明，容易理解，鹦鹉主义发现了人类的这个弱点，他们发明了一种便捷的工具——宣传。人类的个体是十分脆弱的动物，他们之中真正的思想家又非常少，随波逐流也就成为常态，他们之接受“宣传”比之接受烦琐的学院教育更少困难，所以鹦鹉主义的简单性使民众极容易被“鲜明的是非判断”所蛊惑。“宣传”概念意味着什么呢？近代蒙昧主义的鹦鹉主义之“宣传”是某种同意反复的叫嚣，它近似于大街上蛮汉的骂街，他发誓消灭一群人，用另一群人对人类专政。如纳粹主义把尼采的某些思想放大开来——认为权力意志就是真理。蛮横又不以为耻——法西斯极权主义的鹦鹉主义宣传大概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哲学”的特征。人类的理性哲学对探索真理表现出谨小慎微的态度，苏格拉底说——我惟一确切知道的是我的无知。而鹦鹉主义则不然，他们以终极真理的拥有者自居，他们宣称鹦鹉主义真理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的“庸俗哲学”，他们指责以往哲学的光说不干，而他们要干——实践，首先是用实践颠覆人类价值观。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法西斯主义颠覆了“不许杀人”；而斯大林主义颠覆了“不许作假证诬陷他人”。蒙昧主义把自己的鹦鹉主义称为“科学”——科学地发现了人类社会规律、科学地发现了经济规律和思维规律、科学地预言了人类历史的命运，他们说他们几乎到达了真理的顶点或者他们说自己找到了达到顶点的唯一方式。在人类思想史中我们能找到比近代鹦鹉主义宣传家自吹自擂到恬不知耻的程度的例子吗？恐怕很难。这种自吹自擂的非滑稽性在于，一旦你认同了鹦鹉主义就意味着同意了杀人的合理性——消灭罪恶人种和罪恶阶级。在一个封闭的环境，每天都是鹦鹉主义的聒噪，更有恐怖主义对“异端”的残酷惩罚，民众心中一点可怜的理性被日益蚕食，取而代之的何止是对鹦鹉主义“哲学”宣传的认同，而是对鹦鹉主义的欢呼、感激与崇拜，而这种山呼万岁的结果是——把人为制造的尸横遍野看成是“历史规律”应验的证据。 想象一百万只鹦鹉在训鸟员的教育下同时喊“嗨，希特勒”那可能很有趣，但一百万武装士兵在宣传家的教育下喊此口号就不仅无趣而且恐怖了，这恐怖造成的灾难我们至今记忆犹新。鹦鹉主义的盛行一时也许是人类历史中的“黑色幽默”，但这个幽默是用人类的骷髅堆积起来的，所以只有撒旦因此“幽默”而得意地咧着大嘴嘿嘿地傻笑。鹦鹉主义宣传家把鹦鹉主义宣传得如此神奇又出奇地廉价，它几乎是不花钱就能买到的世界上最美妙的“哲学”。但它的廉价是表面的，当你被廉价诱惑认同了它的“真理”教条，你就像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魔鬼，你不自觉地上了那标明“天堂”终点站的列车，列车在行驶后就不由你做主，原来那终点站是“天堂”标签的地狱。只可惜地狱里的冤魂已经无法返回阳世倾听理性法庭对法西斯蒙昧主义的指控和审判了。 （二） 鹦鹉主义的“思想”具有简单明确，又承诺美妙的品性，我们对于鹦鹉主义的缘起的分析也就从它的这些品性入手。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对象的鹦鹉主义现象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它之起源必有人性中某些成分为根据。一般看来，人类进化到现在都不愿意把自己退化成鹦鹉，人人都愿意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愿意受别人思想的支配——做一个学舌者，但是为什么某些人类集团，他们的思想还是曾经被鹦鹉主义思想所垄断了呢？他们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呢？我的分析将说明，他们一定程度是自愿的，一定程度又是被迫的。 人类的天性具有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倾向，这个倾向用于改善生产工具的方面时，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用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方面，则可能产生好的结果（如企业的合理化管理）和坏的方面（如通过赌博致富），在人类的潜在心理方面，可以说存在着一个“占便宜情结”，例如希望以最少的钱（最好是不花钱）买到最便宜的物品。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欺骗的伎俩很多，其中一个伎俩是利用人们普遍地希望占便宜的心理。骗子利用他人占便宜的心理欺骗时，肯定会给被欺骗者造成这样的认识——你几乎不需要投入什么就能取得丰厚的回报，或者你投入很少而回报巨大。被欺骗者之能被欺骗显然是想获得骗子承诺的回报，他之甘心被欺骗在他当初自己并不自觉，或者说他愿意按骗子要求去做。路德宗教改革前，教会要信众购买免罪符也是利用人们的这个心理，既然只要购买免罪符就能赎罪使死后进天堂免受惩罚，这不是一件太便宜的事情吗。张角的黄巾军之能强大一时也是靠了张角的巫术的欺骗。对于民众来说，尤其他们的生命因贫困而遭遇危险时，他们即使并不真心相信某种灵丹妙药的解救，但一般不会拒绝如这样的承诺——信了就能活命。信什么呢？只要一个“杀”字就能立即使乾坤清澈，何况历史上的“杀富济贫”也的确能解决燃眉之急，我们甚至不能否定在历史的某些情况下这种“杀”的必要性。不过简单的“杀”字衍生出一种“普遍”的哲学来则是近代的事，这种哲学认为：彻底地杀灭人类中的一批就能使人类一劳永逸地过上好日子。而且要人们传播这种简单哲学的“福音”，这个哲学非常简单明确，几乎是一般鹦鹉主义哲学的常规内容。“地上乐园”、“无限美好社会”的许诺是鹦鹉主义的另一个核心内容，这个内容与杀人哲学又构成因果关系，即“杀”是“地上乐园”建立的充分必要条件。对于底层的民众来说，仇恨是随时可以被召唤起来的，先去杀人，然后兑现“无限美好”的许诺。如果想理解鹦鹉主义在短时间内俘获大量人群的原因，分析这个许诺是关键。对于民众来说，承认这种许诺是期待着一本万利，占便宜情结使他们忘记或不愿意相信一本万利不能兑现，如果不能很快兑现他们也容易接受这样的暗示——杀人还不够多。耶酥的天国许诺是让人们克制愤怒、学会忍耐，但鹦鹉主义的地上乐园的许诺是鼓动仇恨、发扬暴力。耶酥的许诺是否能兑现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没有一个从天国返回的人告诉我们；但地上乐园的许诺每一个活人都可以见证。但问题在于，通过杀人而兑现一本万利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弥补亏空，鹦鹉主义采取夸张的手段，把鹦鹉主义社会的一切都宣传为“无限美好”，谎言重复千遍不会变成真理，但容易使倾听重复千遍谎言的大众把谎言误以为真理。对于挂在同一片树林里笼子里的鹦鹉，如果有几只笼子的鹦鹉反复重复一句“真理”，“真理”就容易迅速地被更多的鹦鹉“掌握”。 一个有理智的人，就其积极的方面来说，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这也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推动力。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人们提出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改进意见，这些意见的不断出现说明，所谓“无限美好”之类是不可能达到的。 但在鹦鹉主义的社会中，为什么人们总是夸耀自己的满足呢，他们洋溢在脸上的笑容都是假装的吗？不是假装的，他们的确非常满足，为什么在理性的人看来是困难艰辛的日子而在鹦鹉主义社会的人们却看起来无比幸福呢？ 哈耶克说：“如果在极权制国家人们所感到的压迫，一般说来，远不如自由主义国家所想象的那样厉害的话，这是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在使人民照着它所要求的那样去思想这方面取得了高度成功。[1]”哈耶克分析了宣传的作用，宣传者一方面把鹦鹉主义的教条宣传为——是人类历史真理的终结，此后和之前没有这样的真理；另一方面鹦鹉主义“塑造人”，塑造什么人呢？鹦鹉主义的人。那么，这种鹦鹉主义对于人的灵魂塑造为什么是可能的？人为什么可以像鹦鹉一样被塑造的很“乖”，而且似乎是甘心情愿地被塑造的越来越“乖”。 纪德在他的名篇《苏联归来》描述了他的观感，在参观的每一个地方，无论是商店里粗糙的大路货，还是千篇一律的家庭摆设、千篇一律的装束、粗制滥造的文艺节目——所有一切，人们不停地向纪德炫耀：看，难道这一切不值得我们自豪吗！难道我们的一切不都是你所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吗？在纪德看来，这种自豪似乎有些过分，更有几分好笑，但纪德没有发笑，因为他看到人们的自我满足很真实，所以不忍心。纪德也不愿意告诉他们，法国的商品更好、法国的服装千姿百态、法国的艺术璀璨绚烂，可他实在不愿意看到一个衷心企望被夸奖、被赞美的人因自己的话遭受打击；并且几次纪德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后发现，人们的原来友好的笑脸立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压抑着的愤怒。原来他们只准备着被赞美，从来没想过被批评，哪怕批评多么委婉；他们从未想过有什么社会能超过自己的社会，从来没有想过有比自己目前的生活更好的生活。纪德问，为什么在不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下，人们固执地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夸耀他们创造了奇迹。纪德思考并且疑问：人们的自豪感都是真诚的，看不出半点假装，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在背后指使——这是为什么。而且正因为太真诚，真诚到为保卫自己的自豪感而去拼命——苏联人好像人人（哪怕是学校里的小学生）都在表达自己的自豪感时，时刻准备着对“不怀好意的批评”、诽谤苏维埃社会主义成果的人进行最坚决的反击，在热情友好的背后是对批评者的翻脸不认人——这似乎是集体的臆症，“真诚”到了偏执。纪德发现苏联人对“敌人”满腔仇恨，对革命意识形态表现出出奇的温顺、服从和信任，自觉地按照统一的思想而思想。每当遇到对一个大的事件需要评价，在《真理报》表态之前他们都保持沉默，一旦《真理报》表态，他们立即洋溢出赞美的热情——《真理报》思想太伟大了、太英明了，说到了我们心坎上。他们只知道赞美，为了表达对赞美的发自内心，他们对“敌人”仇恨到碎尸万段的心情和行动也就不难理解了。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托洛夫斯基当知道纪德发表了“反动”的《苏联归来》立即声明对纪德资产阶级文人反动本质的仇恨，并为纪德好心看望他时他对纪德的好感而恼怒。除了被关进集中营里的“人民的敌人”，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的思维模式完全被训练成在思想感情的两极同一性——对领袖和社会制度的歌颂与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仇恨。 分析鹦鹉主义之缘起，也即分析鹦鹉主义社会的人们对鹦鹉主义塑造自我心灵的真诚渴望之产生的原因。蒙昧主义与极权主义的鹦鹉主义宣传固然是一个因素，但这个因素若没有“人民”的配合之内因——无条件的接受——是不会产生“万众一心”的效果的。那种使大众甘心受“无限美好”的欺骗的原因不应仅仅归结为鹦鹉主义宣传成功的“奇迹”，除了占便宜情结外，还有其他社会心理作为基础。我认为鹦鹉主义反复宣传单调的“无限美好”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还在于人类心灵深处的白日梦情结。 那种认为蒙昧主义与极权主义有遥控人类心灵的魔法恐怕把它想得太过神秘了，它不过“恰当”利用了人的白日梦情结。我们注意到，一些知识分子尽管曾经遭受了蒙昧主义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然而哪怕他远在异国他乡也不改初衷，依然对当初自己的鹦鹉主义“信仰”抱有无怨无悔的信心，而且对于理性主义者对他作为蒙昧主义受害者的揭露报以敌意，他的敌意又以民族主义作掩护。在他看来鹦鹉主义社会即使存在一些失误——如错杀了数千万人，那也不过是“家族的丑事”，并不需要外人说三道四。为什么他固执地把自己的被折磨想象为一个慈祥的父亲对自己的“教育”，即使教育的过于严厉产生了误会，慈父初衷的为民众谋幸福依然值得信赖呢？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痛苦反使他更加坚定鹦鹉主义信念——如同享受自己的伤疤在热水的浸泡中产生的痛苦的“快感”呢？恐怕是因为他当初的白日梦的确给了他“无限美好”的深刻体验。 无限美好——作为一种严格意义的客观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说黄山是无限美好的景色，正在尼加拉瓜瀑布的旅行家可能不会同意；如果有人说南亚热带雨林无限美好，非洲草原的旅行家也可能有不同意见；甚至对于世界选美比赛选出的美人也不是“无限美好”，即使评委绝对公正，他们也不能阻拦在世界某个家庭诞生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物。显然，在作为被观看的世界本身之中，没有绝对的“无限美好”，一切美好都是相对的。“无限美好”只能诉诸于体验，一个恋爱的青年说自己的情人是“无限美好”，即使天下人都不同意，他也绝不相信。——这就是爱情的白日梦，他把自己的所有美好的梦想赋予了自己的情人。爱情的白日梦是美好的，也是无害的，如果他因此受害（因失恋自杀）也是个别的现象，世界不会因为爱情的白日梦而遭受破坏，相反人类因爱情的白日梦而繁衍。但政治的白日梦则不然，它会给人类造成可怕的疯狂，其疯狂程度超越了中世纪宗教极端主义的上帝白日梦。 中国红卫兵的政治白日梦是个典型的例子。我不认为他们众多的回忆录中抄录的日记在说谎——在某年某月某天某分某秒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在世界最大的广场他看见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这是他人生最幸福最美好最欢乐最难忘••••••的时刻，当时一些女孩子因极度幸福感而发生晕厥在我看来也不是故作姿态，他（她）们是真实的，他们的白日梦对于他们有如恋爱的青年的爱情白日梦那样是真实的境界。当时毛泽东只是一个出生中国湖南乡村的老人，尽管他有过不平凡的经历并显示出英明和才干，但他毕竟不是神，可在红卫兵的记忆中他曾作为神出现在自己的白日梦中，如佛光重照，如耶酥再临。巨大的崇拜所产生的巨大的力量便是在理智的人所见的疯狂，按照“历史必然性”的召唤——残酷地虐杀该死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在白日梦里的红卫兵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有什么比推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更伟大的事情呢，难道对罪恶阶级的某些可怜的同情心不是对自己伟大信仰的亵渎吗！你可以说当年红卫兵的人性扭曲，丧失了起码的同情心；也可以说他们的同情心没有丧失而只不过被自己的政治白日梦压抑到了心灵中黑暗的角落。我认为后一种说法跟接近真实，因为极权主义正是以他们年轻的生命作为“历史工具”。 宗教狂的上帝白日梦是看见异像——独角兽与火蝎子之类，或听到启示——上帝或上帝的使者给自己的吩咐，但这些异像和启示都是个人化的，众多的人不可能同时看见同样的异像、听到同样的启示。可是当希特勒被神化后，主席台上正在激烈演讲中的希特勒是德国人几乎同时目睹的异像，德国人的政治白日梦使他们相信希特勒的吩咐就是上帝的启示。如果希特勒号召人们消灭谁，最优秀和最革命的人种——由特殊材料构成的黄发碧眼的日耳曼人难道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吗。宗教狂尽管也对世界造成一些危害，但由于他们的志向主要在来世，他们远不及政治狂所造成的危害大，因为政治狂的志向在现世，他们是要改造世界。改造世界——如果我们深入理解这四个字鹦鹉主义含义，那是一种对世界的巨大的破坏性的志向，不仅是尼采的一切价值的重估，而是要把世界颠覆。 鹦鹉主义宣传改造世界，为了把自己的破坏行为染上崇高的色彩就把这种破坏行为说成是在拯救世界，为了说明世界应该被拯救，他们就宣传世界大多数人（三分之二）正在遭受奴役，于是热情的青年就被激发了大无畏的救世情怀。所以政治白日梦除了表现为领袖崇拜就表现在这种拯救世界的使命感，这当然原自鹦鹉主义宣传的引导。人们被告知，世界上非鹦鹉主义社会的地区的人民正在生活于悲惨中，拯救他们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王小波在他的《救世情结与白日梦》中让我们知道当年知青有一首拯救人类的白日梦诗篇，诗篇中描述，一群中国青年杀向美国，冲进白宫，其中一个青年还没有来得及把红旗插进白宫草坪，为了掩护战友而被罪恶的子弹射中，把自己的热血洒在“白宫华丽的台阶上”[2]，诗的名字叫《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不过庆幸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至今还没有爆发，白宫华丽的台阶上也就没有中国青年的鲜血，星条旗没有被染成红色，自由女神像也没有沉入海底。倒是中国并不华丽的大街上真洒下了许多血污，原因是那时人们被告知中国正在不断出现阶级敌人，必须你死我活的斗争。 （三） 当然，鹦鹉主义把“无限美好”的宣传持续下去是十分困难的，高音喇叭里的鹦鹉主义“哲学”毕竟不能持续维持人们的生活体验。即使能够维持几个月吃饭不要钱，但时间太久则很难；把吃饭的锅砸烂炼钢似乎也颠覆了钢与锅的关系，即使成年人因为鹦鹉主义的“教育”认同“无限美好”，可不仅安徒生童话里的孩子敢说“可皇帝什么也没穿呀”，中国的孩子也可以说“妈妈，我饿。”我们的确应该感激这位伟大的老师——饥饿，否则“无限美好”的政治白日梦还不知要持续多久，不过饥饿所唤醒的理性多少有些残酷，尽管我们认为中国的人口早已经过剩，但今天的人们每读到上世纪一些因饥饿而出现的悲惨的统计数字可能还是感到十分沉痛。从这个意义上，比饥饿更伟大的理性主义老师是——死亡，由于所有那些因饥饿而死亡的人再也不能唱鹦鹉主义赞歌，所以使活着并且唱赞歌的人倍感凄凉，并有所反思。从鹦鹉的脑袋回归人的脑袋是因为即使愚蠢的农夫当他耕地时如果发现骷髅便很容易想到此“容器”起码能装满两碗水，足以使他意识到到人的“脑海”如果仅仅填充鸟语的单调信息似乎辜负了上苍对人的造化。如果没有这个发现，安徽凤阳县的农民大概就没有勇气按手印违逆鹦鹉主义“哲学”，按照鹦鹉主义哲学，他们把历史车轮倒转了，他们没有跑步进入大同主义却跑步回到自耕农的封建时代，岂不“倒退”。今天看来这种“倒退”是伟大的“倒退”——从政治白日梦的疯狂回归理性的真正意义的历史进步，这当然要感谢那些过早地跑步进入“天堂”的农民遗留在大地上的骷髅的启示。但是，正如“新装”的皇帝还要挺着肚子游行下去，鹦鹉主义又岂会甘心停止在历史舞台上的聒噪呢，为了维持自己的霸权，蒙昧主义采取的手段是极权与恐怖。并非仅仅是由于对极权与恐怖的恐惧，当白日梦成为人们精神的组成部分，他们中许多人产生了对白日梦的依赖性，他们不愿意立刻清醒过来。他们中甚至因为加入鹦鹉主义的“写作班子”而成了鹦鹉主义“哲学家”，继续一本正经地宣传自己的梦话。苏联时代的许多鹦鹉主义“哲学家”绝不忏悔，他们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信奉的终极“真理”带到自己的棺材里。 尽管“无限美好”无法兑现，但人们在恐怖后环顾四周“敌人”的尸体，发现自己并没有被作为敌人而被消灭，于是一些人就产生感激和幸福之情，此时，由于鹦鹉主义曾经是他恐惧时被重复了多遍的“哲学”，他也就愈发相信鹦鹉主义的“真理性”。既然鹦鹉主义是最“大众化”的哲学，那么“无限美好”也就容易维持自己的“真理”性（“真理”需要人多势众显示自己的“真理性”），在尸横遍野的土地上人们被教授歌唱“莺歌燕舞”是人们情愿自己像一只听话的鹦鹉，在政治白日梦日渐消散后，恐怖主义成为维持鹦鹉主义的武器。维护极权必需恐怖，而恐怖是制造意识形态垄断的最有效工具，人们的心理越恐怖，对“救星”的期盼拯救自己的渴望就越强烈。当个人生命出现危机时，即使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孤傲知识分子也可能会接受鹦鹉主义（如张中行的“顺生论”），更何况一般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因为他们处在极度恐怖的状态，对某种偶像的崇拜更显得发自内心，既然他一相情愿地认为偶像最终能解救他。如果他最终没有在恐怖中死亡，他就认为是他的崇拜者解救了他。 就人体本身来说，人体为了自我调节某种因恐怖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会进行分泌物的排泄来缓解恐怖心理，如男性在巨大危险来临时遗精或大小便，这些都带来一种快感，从而给他造成终身难忘的印象。罗素曾分析了人们忍受痛苦的现象，指出如果痛苦无法摆脱，人们会“爱”上自己所受的痛苦，这是一种变形的爱，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的受虐情结。 这当然并非说整个鹦鹉主义盛行的国家的人民都是受虐狂，而是说人类的受虐情结客观上为极权主义维持鹦鹉主义提供了条件，尽管每个人的受虐情结的具体表现都会也所差异。一般说来，人的支配欲往往掩盖了个人的受虐情结，可当外在环境不仅使支配他人变得不可能，而且他必须被强者支配时，受虐情结才会有表现的机会，在施虐者支配被施虐者到达使被施虐者的生命岌岌可危的程度，要维持受虐者不自杀，要么通过伟大的信仰，要么通过爱上自己的被虐待——受虐情结来平衡。伟大的信仰——我指的是基督教或佛教信仰，但在鹦鹉主义社会，鹦鹉主义已经作为最高的信仰，所以基督教和佛教信仰几乎不可能，受虐情结变得重要。也就是说鹦鹉主义信仰是造成受虐情结表现出来的充分条件，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是希特勒鹦鹉主义的对立者，他们每个人被虐杀前对法西斯主义充满了仇恨，因为他们心中存在上帝。这说明在法西斯德国，希特勒的鹦鹉主义宣传并没有到达德国犹太人的心灵，上帝信仰使他们足以战胜自身的奴隶性——受虐情结的表现，尽管他们被虐杀，但灵魂没有屈服。但是在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却恰恰相反，除了少数例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被清洗的苏联知识分子在虐杀前无论对于斯大林本人还是对斯大林的强权社会主义都不仅没有仇恨，有的甚至是充满崇敬和感激——在临刑前呼喊或默念鹦鹉主义口号，他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受虐情结，鹦鹉主义已经使他们的灵魂屈服了。为什么鹦鹉主义能够使人的灵魂屈服呢？他们为什么似乎是甘心情愿地感激虐待自己的人呢？我们有必要分析鹦鹉主义如何激活了人的受虐情结。 为了使人成为鹦鹉主义的人而不是独立思想的人，斯大林主义采取了比黑社会的帮派体系更恶毒的所谓“党性原则”。一旦某人在镰刀斧头旗帜下加入了党组织，也就等于把自己的一切——当然包括生命奉献给了斯大林主义的祭坛，既然你愿意“把一切献给党”，那么党对你个人的处罚就可以是任意的。连你的灵魂都属于党，那么你的舌头传播鹦鹉主义难道有什么不妥的吗。所谓“党性原则”似乎是比奴隶时代的卖身契更具有约束力，古代奴隶们怎么思想完全是自己的事，而斯大林主义的鹦鹉主义的“党性人”是不允许有超越鹦鹉主义范围以外的任何个人思想的。于是我们看到在斯大林主义血腥专制极权的牺牲者至死也解不开的死结：既然自己相信大同主义社会一定在全人类实现这个最高真理，而党是实现这个真理的最先进组织，那么我加入这个组织当然是在推动历史进步，所以自己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既然完全正确那就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性原则——对党绝对忠诚，现在党怀疑我是“人民的敌人”，如果我怀疑党的判断——对党对我的怀疑表现出怀疑，那么显然我对党不是绝对忠诚，既然我不是绝对忠诚，难道不是正说明党对我的怀疑是正确的吗？看来我有必要挖掘自己的灵魂，检讨自己哪一点对党不忠诚。可对党我是完全忠诚的，我不是人民的敌人，那么是党对我判断错了？不会，绝对不会，因为党既然掌握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真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革命组织，是人民最忠实的代表，她的判断当然都是最正确的，因此党说我是“人民的敌人”一定正确，我一定是人民的公敌，为了表示我对党的忠诚，我绝对不怀疑党对我的决定——我的确是人民的敌人。既然我的生命属于党，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为了党的光荣伟大和正确，承认自己反革命的勇气都没有吗！有，好吧，我有罪，我是反革命，我是人民的敌人，我要通过我的认罪表达一个党员对伟大的党的忠心……于是他的受虐情结被“崇高”的情结掩盖了，为了自己对党的忠诚而承认自己是人民的敌人、是反革命的“崇高感”把受虐又转化成自虐，自虐心理被一种忍辱负重的责任心激发出足以感动自我的高尚情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 接下来，既然你承认自己是人民的敌人、是反革命，那么党决定对你处以极刑也就完全正确。所以，我们在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看到了人类历史上罕有的场面，没有——老子化厉鬼去讨还血债——的漫骂，而是对刽子手的爱——为了党的利益我情愿接受党对我的极刑，斯大林万岁！无限美好的社会制度万岁！布尔什维克万岁！ （四） 海涅在他的名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神话》中有这样的诗句：“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啊朋友，我要为你们制作！我们已经要在大地上，建立起天上的王国。”海涅的一段话为自己的诗“在地上建立天国”作了注解：“消灭对（基督教）天堂的信仰……人民群众不再忍受他们尘世的苦难，而是渴望地上的幸福。共产主义是这转变了的世界观的自然的结果，并且遍及全德国。”不过海涅毕竟是敏感的诗人，他感到那种普遍的世界观——摧毁既往价值观的粗暴性可能对自己个人喜爱事物的摧残，诗人的月桂树、诗人的夜莺、伤感的情调、朦胧的月光下的涟漪……可能都不再被允许；但他或许没有预感到，他所期盼的——“换一个时代，换一批鸟，换一批鸟，换一种歌”[3]——之结果是：一只扮演成夜莺的乌鸦将整天歌颂“地上的天堂”的美好，尽管它的粪便把大地搞的一片狼籍。 在中国天下大乱的1967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时候表达了他对“乱”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说：“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生长，你们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泳；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4]”如果天掉下来、草木停止生长、河里的鱼停止游泳、女人不再生孩子，可能意味着世界末日来临了，就是说天下大乱还没有达到世界末日所达到的程度。不过大乱的天下已经使一些人感到了世界末日的景象，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自杀，由于北京的知识分子比较多，使北京火葬场的锅炉成倍地增加了工作量。 作为法西斯主义的赞同者，海德格尔则把世界的乱像看作是久已开始的世界被驱逐进入荒芜的历史必然，他说：“在存在能够在其原初真理中出现之前，那种作为意志的存在必须被打破，世界必须被强行打碎，地球必须被驱入荒芜……只有在衰败之后，源头那险峻的居所才会在很长时间跨度中出现……这意味着衰败早已经发生了，这一发生的后果就是本世纪（廿世纪）世界历史中各种事件。[5]”——这恐怕是“从大乱到大治”的德国存在主义版本。当然这种预言也的确发生在德国，如果没有法西斯发动的试图把世界打碎的世界大战怎么会有战后欧洲的和平呢？同样，如果没有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天下大乱怎么会有今天的开放社会呢。不过，作为不相信历史宿命的人来说，他们不希望——世界被强行打碎，地球被驱入荒芜，除非那是太阳系发生不可预测的灾难——例如那种使恐龙灭绝的外在力量。大规模的历史性犯罪应该能够避免，例如在美国社会，历史的线性进步不是通过社会的大动荡作铺垫的。需要反思的是，在人类知识结构到达廿世纪空前丰富和复杂的时代，单调的鹦鹉主义为什么在欧亚大陆盛行一时？除了对受众的社会心理分析，我们是否能找出鹦鹉主义产生的思想史中的脉络呢？如果说科学的目的是为了造福人类，那么科学本身并不能保证科学实现反科学目的的行为；同样，如果说哲学的目的是发掘人类智慧，那么哲学本身也并不能保证哲学实现反哲学目的的行为发生。鹦鹉主义就是对人类智慧的反动。 爱默生在1837年8月的一次讲演中提到学者应该避免成为鹦鹉，他说：“在各种职位的分配中，学者是智力的代表。在正确的状态时，他是用心深思的人；在退化的状态时，当他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时，他常常变成一个单纯的思想者，甚至更糟的是，变成一只复述别人见解的鹦鹉。[6]”爱默生讽刺某些学者缺乏创造性，但这还不是我所谓的鹦鹉主义，对于一个教员来说（如一个物理系的教授），如果他的天资并不十分高，他可能一辈子复述别人的思想，但这种复述是必要的。爱默生是讽刺那些人文学者，因为在人文领域没有终极正确的真理（物理学也不是终极正确，但它的基本方面具有相对人文学的稳定性），人文学家不应该以复述他人见解为能事，他总应该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自己独立的见解。可是如果社会有太多的愿意复述他人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就必然给鹦鹉主义提供了方便。在近代，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并不低，可他们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被鹦鹉主义“统一思想”了呢？ 在十八世纪以后，在社会学（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存在一种使学科本身“科学化”的思潮。许多人相信，那种严格科学化的社会学一定存在，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在他们看来，正像牛顿发现了天体运动的规律一样，在社会中、在人的思维中、在人的行为方式乃至人类历史中也一定存在着那种决定论的“科学定律”，人类之所以生活的不够完美是因为没有找到当然也就不可能按照那种“科学定律”进行生活的缘故。于是，在社会学领域，寻找普遍适用的“社会发展的科学定律”成为许多人的雄心。他们幻想，正像工业革命的蒸汽动力原理一旦被广泛运用，即使并不理解此原理的人照样可以驾驶轮船、火车，如果一旦有人发现了“社会科学定律”，那么人类也就可以像驾驶内燃动力机车一样熟练使用该定律，从而大大加速人类文明的进程。这个想法很天真，但一开始就包藏着危险。 尽管笛卡儿早就认识到在心与物之间、社会和自然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区分，可斯宾诺莎还是试图用几何学的方法来解释笛卡儿的哲学；康德提出形而上学具有被改造成一门科学的可能性；而黑格尔的浪漫主义哲学则给他的后继者以启示：正像自然界中存在着绝对精神所赋予的必然律一样，绝对精神在人类历史中同样赋予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必然律；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分析已经把社会发展的必然律变成了可读的文本。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尽快让这种人类历史社会的科学定律在民众之中普及和传播，从而被他们像掌握一门技术一样应用于自己的生活中，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在这个形而上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古老的命运的信仰不知不觉地被带入了所谓“社会科学”中，或者说，那种古代的巫术——对人类前途的准确预测以科学的名义复活在所谓“必然规律”中了。巫术的“科学”化成为鹦鹉主义所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且蒙昧主义者掌握巫术比掌握真正意义的科学要容易的多，巫术的“科学定律”就成为蒙昧主义者所传播的鹦鹉主义的日常语言。 为什么在自然科学中存在可以被自然科学家发现的必然律而在人类社会中就不存在可以被社会学家所发现的必然律呢？对这个问题的肯定性回答在二十世纪初甚至被正直的哲学家做出。胡塞尔首先肯定哲学的科学化是可能的，尽管他死前承认自己的现象学并没有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可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人们终于逐渐地达成了一个共识，在不同的社会中存在同一个普适性“定律”的问题超出了科学所允许的范围。对于那些自称自己发现了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的验证也不是科学问题，历史实践的检验不是实证科学意义的检验。在实证科学中，验证理论本身的正确性可以通过实验来实现；在社会历史中，我们是否也有类似的实验呢？可否把希特勒通过屠杀犹太人实现千年帝国的“科学理论”或者斯大林通过屠杀“人民的敌人”实现无限美好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叫做科学实验呢？一般认为，纳粹德国的焚尸炉和斯大林原苏联的集中营都不是科学实验的场所。易言之，有关“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科学预言”都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行动来检验，这种检验是在社会的内部整体地进行，其实也就不同于任何意义的科学实验，而必然成为历史本身的行动。而历史的行动是不可逆的，即使社会历史实践说明“科学理论”完全是荒谬但“社会实验”已经构成了历史本身，例如死亡的犹太人和原苏联知识分子已不能从坟墓里复活。而且由于社会历史的复杂性，“社会必然律”的发明家的拥护者完全可以有理由说——社会实践活动的失败并没有证明社会预言的不准确。因为他完全可以列出许多理由认为：实践活动背离了原教旨，例如对于原苏联的共产主义的失败，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有理由说失败本身不是对革命导师革命理论的证伪，而恰恰是没有完全按革命导师当初的设计即发生修正主义造成的。由此看来，在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所谓普遍规律意义的预言问题上根本不存在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 所以任何关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预言都不可能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五） 由于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中两大深重灾难——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破产，鹦鹉主义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逐渐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边缘化。在东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群的崛起使鹦鹉主义的影响日渐萎靡，但它并未消失。“统一思想”作为鹦鹉主义的潜在形式依然是集权主义者的“理想”，他们认为人类的大同理想在二十世纪的破灭并不说明大同理想本身的错误，因为他们坚信鹦鹉主义的“科学社会规律”迟早会在人类社会中应验，人类必然“统一”到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新左派认同威权对历史的“功绩”——鹦鹉主义对中国国民思想的“教育”与今天的东方现代工业化浪潮存在一致性。集权主义主张在有关人们如何思想的问题上不能放任，他们认为民主的提倡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缺乏思想民主，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剥夺了共产主义者的信仰自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派别试图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找到可以与自由主义不冲突的理论资源，然而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斗争思想使其与自由主义水火难容。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实践——二十世纪的双重灾难——战争和社会革命使人们日益看清了二者具有本质的同一性。 对鹦鹉主义复制人类灵魂的反思远远没有完结，历史提出的问题必须依靠历史性解释，仅依靠心理主义的解释是不够的，但建立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历史性解释还没有开始。鹦鹉主义何以可能？——有必要像康德像考问——几何学何以可能？——批判思辨理性那样考问我们人类的实践理性。目前此考问即转化为两个最迫切的问题：1、为什么以思辨理性发达著称的德国发生最违反思辨逻辑的法西斯主义；2、为什么在以道德理性著称的中国发生最违反道德逻辑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二十一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不能回避的两个问题。 鹦鹉主义作为鹦鹉世界的现实用来作为人类的“理想”——大同主义即自由与必然合一的社会，看来只能在机器人的社会中作为一个计算机程序来实现，而人类（自然人类而非机器人类）不能被灌输统一的思想程序。在未来社会，人类的个体只能是更个性化而非个体间的同一化，人类（以及所有地球生命）进化的道路是从单一和简单到丰富和复杂，而非相反。每个独立自主的人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不是先前灵魂的转世，也不是未来人的摹本——这是世界作为历史性的世界进化的历史所决定的。每个人都应该时刻告诫自己：历史以绝对的不可逆性赋予了我们每个人一次思考宇宙人生的机会，珍惜这次机会的方式之一是——建立在知识上的不盲从、不迷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