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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抗战时期周作人叛国投敌时复杂、微妙而又艰难的心理程，认为周氏在考察中日关系时，虽然认为“中国必败”，但又不甘心腆颜事敌，故鼓吹“文化决定论”和“隐”、“忍”哲学。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下，周作人因为不能忘情于舒适甚至奢侈的物质生活，怕死，最终还是堕落为汉奸文人。这结局与周氏的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密不可分。 [关 键 词] 周作人 叛国投敌 “文化决定论” “隐”“忍”哲学 虚无主义 人道主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9日，北平教育、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迁。而时为国内外多种力量所瞩目的周作人却在给友人陶亢德的信中称：“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1](P272)并请关心者勿视其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1](P275)然而，就在人们尚在期待、劝勉周氏，为周氏焦虑、担忧之际，1938年2月9日，周作人踱出“苦住斋”，出席有着日本军方背景的、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表示了与侵略者合作的姿态。全国舆论为之大哗，惋惜者有之，不相信者有之，更多的人表示出的是谴责、抗议和声讨。之后，周作人确也似乎“隐居”了一段时期。孰料以1939年元旦突发的枪击事件为契机，周氏终于“义无反顾”地走向深渊。1月12日，他接下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聘书，次年12月19日，更当上了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的“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文坛上的苏武”就这样彻底堕落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和帮凶。 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战时期众多的汉奸群体中，周作人似乎是一个“特例”。他既不同于那些因个人的政治野心或政治观点而投日的政客（如汪精卫、周佛海之流），也不同于那些“属于过去一个时代”（郑振铎语）的封建遗老（如郑孝胥等辈）。他之所以沦为傀儡政权的群奸中最具有名流学者、名作家声望的一员，其动机和因缘自有迥异于汪、郑逆孽之处。探究周作人附逆的心路历程，实可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类自由知识分子演出的悲剧。 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遭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欺凌、侵略，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加深。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源于他们自身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都不会彻底泯灭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周作人青年时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也曾高唱过“民族主义”，对于20世纪上半叶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之一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乏警惕、抨击、反对的言论。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日本军舰带领奉军入侵大沽口，周作人认定“日本是真正的帝国主义国家”，号召人们起来进行“坚韧持久的排日运动”[2](P329)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他在《日本人的好意》一文中揭露了日本反动文人对革命先烈的污蔑。[3] (P182-18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作人应北京大学学生会之邀作《关于征兵》的演讲，力主“修‘武备’”，用武力来对付“日本的侵略”，并要求追究当局“无抵抗”而“失地”的责任，态度相当激昂。[2](P418)1933年3月4日写给俞平伯的信中，他嘲讽国民党政府将华北拱手让与敌寇：“大抵幽燕沦陷已属定命，而华夷之界则当在河——不，非当也，乃是决定的必在河哉，古人所谓天堑然则当指此耳。”[1](P204)同年10月，他在《颜氏学记》一文中，严厉谴责“现时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斯政权。”[4](P364)上述事例充分说明彼时的周作人并不缺少爱国抗日的思想和感情。 然而，近百年来中国在抵抗外来侵略中屡战屡败这一严酷的历史事实使得周作人这类中国的“精英分子”不得不自觉告别“天朝大国”的封建心态，无可奈何地承认比起帝国主义列强，中国的国力实在瞠乎其后。如何抵抗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这种抵抗又会带来何种结局？他们普遍感到困惑和迷茫。一味鼓吹“民气”，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辈的“气节”为民族干城、国家屏障的高论，聪明如周作人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能首肯的。[5](P343)征诸历史事实，他告戒国人：“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5](P343)周氏进过水师学堂，深知现代战争中海军的重要性，而“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戍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现今要开始战争，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迹？”[6](P260)1935年周作人多次谈到岳飞与秦桧、刘永福与李鸿章，弦外之音是：“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为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6](P258)诚然，绝对地肯定、推崇、吹捧“气节”，轻视和忘却国力的对比，不过是一种“唯道德论”的新国粹主义，可是，绝对地蔑视、否定“气节”、“民气”，也往往成为附逆投敌的借口和桥梁。诚然，周作人既不同于已被撵出历史舞台的郑孝胥、地方劣绅殷汝耕之流，抱着“有奶便是娘”的前朝余孽、无耻之徒的心理，甘心投靠新主子，充当儿皇帝；也不同于汪精卫这类“壮志难酬”的政客，决心借“曲线救国”之路实现个人政治野心；他也没有胡适、蒋介石的“远见”，虽自忖中国“无力抗战”，但能将中日战局纳入整个国际形势中去通盘考虑，拼作“过河卒子”、“苦撑待变”，寄希望于美、英的强大而挫败日寇；更不能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那样，客观地、科学地分析出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对比，除了敌强我弱此点外，尚有敌小我大，敌退步、野蛮，我进步、正义，敌寡助、我多助这些特点，认定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将通过持久战而取得最后的胜利。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教养，使周作人一方面执着于“军事失败主义”的估计，另一方面又不屑于主动、积极地投怀送抱，腆颜事敌。于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徘徊、迷惘于“于事无补”的战和良知不允的降之间的周作人希翼“另辟蹊径”，来解决这一似乎无法解决的矛盾。 周作人自作多情的设计出和实行着的方案大抵有二：一、从“纯文学”的观点出发，考察中日关系，而且，根据“文化决定论”的逻辑，进一步演绎出中日关系的归宿。1935年，周氏开张了“日本店”，连篇累牍地大谈日本文化。一向视日本为第二故乡，且与日本存在亲戚之谊的周作人，确实对日本文化有着较深邃、较独到的了解和见地。在各民族交往日益频繁的现代，介绍邻邦的文化，不失为一份有价值的工作。然周氏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蚕食鲸吞中国之际，大谈“中国与日本现在是立于敌国的地位，但如离开现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2](P420)“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2](P420)，难免让人怀疑他是否与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日支共荣共存”心有灵犀。早在1925年周氏在《排日评议》中就宣布过：“我希望学问艺术的研究是应该超越政治的。”[5](P288)这只是周氏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实践证明，周氏的“文化”研究非但未能超越“政治”，反被政治一步步地牢牢控制和驾驭。 二、宣扬“隐”、“忍”哲学。这一时期，周作人旁征博引，从儒家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到道家的“安莫安于忍辱”，再到佛经的“乐行不如苦住”，直至杜牧的诗句“忍过事堪喜”，充作他游离于不敢抵抗和不屑投降之间的法宝。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士大夫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艰难地抉择着、探索着，既感受到撕裂灵魂的矛盾、冲突，又经常费力地、勉强地将二者调和、互补、替换，以求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周作人曾在《论语小记》里讲过：“外国的隐逸是宗教的……其目的在于救济灵魂，得遂永生”，而“中国的隐逸是社会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思想，却看到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个农工，不再来多管。”[4](P391-392)传统的中国本无与皇权对峙、颉颃的“国教”，任何宗教（不论是土生土长抑或是舶来的）都只能是皇权的附庸、臣属和工具；传统的中国又是以“治国平天下”为一切意识形态的最终指向，一切科学与艺术都得服从这一终极目标，并无独立的尊崇的地位，故而从来没有为皇权所容许、承认、尊重的神圣庙宇或象牙之塔存在；而且“士”的社会地位表面上虽在“农、工、商”各阶级之上，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一切人都是一个人的奴隶”这种亚细亚社会形态的国度，从来没有近代西欧形成的那种作为“社会的良心”的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更替，使历朝历代的“士”们或敢冒“犯龙颜”、“触逆鳞”之大风险，去为帝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三缄其口，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于乱世”，不论怎样，到底都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真所谓“进亦忧，退亦忧”了。即使到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动作方式从根本上也并无本质的改变，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仍然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徒然给已被称为“知识分子”而实际上仍不过是“士”的周作人们竖起了一个参照系，仅只更加深了他们内心的苦恼和灵魂的煎熬而已。 从个体的主观气质看，少时兄长无微不至的呵护，成家后妻子的凶悍刁泼，使周作人养成了柔弱、怯懦的性格。自在北平得到教席后，任凭政局风云变幻，他一直享受着十分优厚的薪俸。在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也曾大声疾呼地批判过封建主义，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暴行，甚至也揭露过国民党政府的罪恶。他不屑也未与罪恶的当权者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正因为此，直至周作人正式附逆前夕，郭沫若还以他特有的夸饰语言称：“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2](P427)然周氏毕竟只是“言者”而非“行者”，他基本上远离实际政治斗争的旋涡，那些亢扬激进的文字（何况他又往往自觉地冲淡、中和了这些言论的炽热程度）基本上并未给他及其小家庭的安逸舒适带来什么损毁。周作人既无陈独秀那种乐于“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的铮铮铁骨，更无李大钊、瞿秋白那样为了主义慷慨就义的坚贞和勇气，甚至也没有如胡适那样或入官场，或遭通辑而“自污清名”的实践精神。周作人固非狗苟蝇营的小人，却也不肯和不愿为了信仰、理想牺牲个人及小家庭的舒适安逸。长此以往，周作人似乎渐渐在“入世”与“出世”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在祥和和静穆中寻觅到安身的良方。 如果说，倘在一般情况下，这尚不过事关个人的处世哲学，无可厚非，那么，在日寇殖民统治下，周作人即使是真希冀“隐逸”而终将得乎？因为知识分子欲能“隐逸”，须有两个条件：一为统治者同意或容许他；二为他自己真能忍受“隐逸”带来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寂寞、贫困、匮乏。可惜的是，这两条周作人都不具备。北平沦陷后，周作人一度确实在闭门读书于“清朝笔记”中寻找“温柔敦厚”和“淡泊宁静之趣”。鲁迅昔日曾感叹（！）过周作人能丝毫不为儿女啼哭所动，专心读书，今日周作人更能于日军屡屡搜查、骚扰各大专院校，侦讯、迫害、抓捕拷打教员学生的国难鼎沸声中读写闲适文章！然周氏之名，对日寇颇有利用价值。于是，日伪各方面的约稿、邀访、订宴，乃至伪满洲大学、伪北京师范学院、伪“留日同学会”、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之类机构的聘书，纷至沓来。初，周氏尚能一一辞谢，并有“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的诗句，一吐亡国之痛和思乡之情。可是只要周氏一日不作决绝表态，此事一日不能了断。再则，洞察世事的鲁迅早就说过：“假如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7](P224)据周作人1938年10月、11月几则日记记载，他在煤店、米店甚至儿女处都有欠债，生活陷入困窘。骨子里威武能屈、贫贱能移的周作人，断不会如梅兰芳先生般蓄须明志，甚至不能如吴佩孚那样甘当寓公。“隐”，实为“士”对当权者表示“非暴力不合作”，也要冒风险的。周氏并不真正敢于“隐”、安于“隐”。 北平沦陷后，诸多友人力劝周作人南下，周氏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辩白道：“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去北平，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1](P275)论者往往忽视了周作人这段剖白的底蕴和潜在词。周作人真正执着的只是他的个人、至多扩及他的小家， 并不真正关心民族、祖国。而且，周作人昏聩到并不明白法西斯与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有任何差异，不清楚外族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与本国的反动统治者毕竟有所不同，他满以为自己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只要不公开地、坚决地反抗日本占领者，隐忍着当当顺民，甚至偶尔发发牢骚，也能活得下去，活得比扶老携幼颠沛流离强，也能继续维持住较优裕的生活条件。其实，周氏再困窘，也远未到“无法啖饭”的程度。早在“七•七”事变后，周作人即与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翻译委员会商量，以不菲的稿酬翻译《希腊神话》，1938年9月起，又以百元之酬谋得燕大一教席。周氏日记载有欠债的同时，又载有全家设宴之举。就是这样，从未真正品尝过穷困，从未经受过物质生活艰辛的磨练的周作人，却已感到不堪忍受了。北平沦陷不到半年，他已向好友钱玄同、马幼渔提到“出山”之类的话。待马幼渔问及决定何时“出山”时，周作人答：“现在还谈不到，日军还没有退出红楼呢。”[2](P432)显然，周氏“出山”的底线只是日军“退出红楼”，承认、尊重他的北大教授资格，让他能依然过上食有鱼、出有车的生活而已。1938年2月9日，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之后，周作人继续“韬晦”了一段时间。他向胡适表白自己“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只要生计无碍，为了“将来见得居士的面”[2](P436)（9月21日回胡适诗），还是要“苦住”下去的。然而，靠借贷度日的处境每况愈下，是忍受现实的困窘，保持住气节（从理智的层面上，周氏并不看重它），抑或是“现实主义”地抓住自己和妻室儿女的尘世的“幸福”，莫管身后的褒贬毁誉（本来，在理智的层面上周氏也怀疑过它的存在）？周氏内心的冲突、矛盾、挣扎，不难忖度。早已滑动的标准点在外界压力之下更加速度地“跌向”后者。1939年元旦，突然发生被刺事件。自感连生命都受到威胁了的周作人诚惶诚恐地接受了日军的“保护”。主子的“保护”是有条件的。于是12天后周作人就出任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周氏称“事实上不能不当”，[2](P441) 既是为自己开脱，也是对良心做一点自我安抚。有一必有二，“下水”后的周作人，自此“顺流而下”，出任了一个个更加“显赫”的伪职，直至1942年元月4日，正式就职汪伪南京政府教育总督办，完全堕落为货真价实的汉奸。奴才的归降可是得到奖赏的，于是周氏日记中屡屡出现翻修家舍、购置狐皮衣裘、大宴宾客、重赏仆役的沾沾自喜的记载。 也许，附逆初的周作人满以为他与日本占领者的交易可以如此“公平”，还在作“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伪”的美梦。他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的行径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实现了“出世”与“入世”的平衡。他以“一说便俗”为托辞，拒绝正视自己恶行径的政治含义，“委屈”地认为旁人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投敌后的一段时期内，周作人确也作了点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掩护革命先烈的子女的好事（这动机也是多方面的）。他曾以学生总应离开政治为由，放纵了北平学生不去参加“庆祝皇军占领宜昌”的大会，结果惹怒了主子，扬言要逮捕他。这时，周作人才真正体会到异族占领者到底要求和允许自己这个北大教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之后，周氏“督办”北平、“参拜”东京，访问“满洲”、“视察”河北……其言行举止，渐渐自觉地与汪精卫之流并无二致。而伴随着周氏汉奸化程度的日渐强化，周氏的日常生活也日益阔绰、奢侈。 一些论者称周作人的附逆“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现象之谜中颇为扑朔迷离的典型之一”，[6](P267)恐怕是太过于被周氏的文章迷恋、迷惑住了，不能或不愿直视周氏灵魂的本色。质言之，周氏并不赞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政治上的大野心，去干什么“曲线救国”的“壮举”，他不过是屈服、顺从、放纵了自己人性中最原始、最本能、最兽性（请记住：“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行”[8](P140)）的部分——“自我保存”，怕死，尤其是不能安于贫困，不能忘情于舒适甚至奢侈的物质生活（联系到解放后周作人一直每月领有固定预支稿费200元，1960年后增至每月400元，另有若干稿费、香港友人许多赍赠，仍一味叫穷，可见其日常生活中物欲之心何等强烈），这是周作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下终于堕落为汉奸文人的终极原因。 二 作为“文学大师”级的知识分子的周作人，其人生观、最终的价值取向，更多的不是直截了当地由人生实践中引申出来，而是曲折地经由阅读、思考、写作萌发、滋生和沉淀出来的。为了说明自己、欺骗自己，也是为了说服别人、欺骗别人，哪怕是最粗俗、最简明的念头，他也要用精巧的思辩、优雅的文字将它化成复杂的哲理。所以，虽然我们以为看透了、抓住周氏附逆投敌的真实心理动因，仍需对其人生观的发展脉络，作一番梳理。 新文化运动前后，是中国思想界大动荡、大解放的剧变时期。期间，200多种主义，蜂拥而入，冲击着、浸润着、俘虏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博学多才而又一直在书斋里讨生活、极端缺乏社会实践经历的周作人，面对这五彩缤纷、斑驳陆离的种种主义与学说，取兼容并包之姿态，尽情吮吸，多有服膺之点，似乎并无一系统的理论为基点和主轴。他曾多次表白：自己是一个“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托尔斯泰的无我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3](P46)人生观的复杂、繁芜，实为博览群书，耽于思考的周作人这类“文化人”的特色。然细考起来，在周氏多元、无序、混沌的人生观中，仍不难发现一以贯之的主线：一曰虚无主义；一曰人道主义。 民俗文化凝聚、蕴涵着激烈的时代精神和丰富的地域特色，对童年时接受过它的熏陶者一生的影响往往易被忽视和低估。有趣的是，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在其著作中都曾多次提到过绍兴民俗文化中的一位引人注意的人物——无常。自谦“没有研究过小乘佛教的经典”的鲁迅坦言：“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当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7](P270)而周作人，于1905年开始读佛经。于是，既幼稚又严肃地思考着的他，遂因“人生无常”而得出结论：“一切竞争皆可省”，一切为国家、民族、社会，以至个人的努力都是徒劳。“天下之事无定名，皆记号而已。……天下无真是非，以习见与不习见为断。”[9](P25)这种对一切事物均只作相对主义评判的是非观，虽然也可以培育出周氏宽容、理性、排斥独断地待人待事的态度，但最后的导向不能不是否认任何原则的虚无主义。1921年，周作人仍在徘徊中寻找不到自己精神的最后归宿：“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固道’，也未可知。”[3](P46)1930年，周作人在为自己五四时期的论文集《艺术与人生》所作序中，明白地表示：“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意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亦无非是自骗自罢了。这几年来却有了进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归于怀疑，这是我的‘转变方向’了。”[2](P358)其实，“方向”并未转变，只是，周氏的虚无主义发展到更加根深蒂固而已。 古往今来，无数的哲人学者、文人骚客，在无限、无情的浩瀚宇宙面前，在黑暗、残酷的阶级社会里，都曾如在南京求学时期的周作人那样，发出过人生不过是“轻尘栖弱草”，世人“皆可怜儿”的感慨和悲叹。[9](P25)倘没有坚定、正确、明了的信仰指引，那么他们势必如同中年后的周作人那样总结自己的生命历程：“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着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3](P90)对照鲁迅所写的“过客”，周氏兄弟对人生的感悟乃至表述，甚至所使用的言辞都是何其相似乃尔！可是，在渗透了每个人的最终（生理上的）结局都摆脱不了一个“死”之后，人生是否有价值？若有，价值又何在？“大彻大悟”后的知识分子们各自的回答和实践，又多么的迥然有别，泾渭分明！譬如鲁迅，明知“前面是坟”，仍然“只得走”，对于“在于将来”的希望，“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拆服了”青年们“之所谓可有”。[7](P188-194)认清了个体存在的短暂、无常，反而更加坚定了上下求索真理的勇气和决心，更加无所畏惧地把渺小的自我，融入博大的民族、人类之中。而周作人曾自以为1924年是自己“思想以至人生态度的一个转折点”，其时，勘破了“生”、“死”玄机的他，作出了顺着“自然之路”去“享乐人生”的选择，“我们——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景色，听人家议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3](P90))他把“生活之艺术”归结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切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3](P117)他抗拒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只关注“平凡的，现世的人生”，满足于“在这被容许的时光中，就这平凡的境地中，寻得些许的安闲悦乐，即是无上幸福。至于‘死后，如何？’的问题，乃是神秘派诗人的领域，我们平凡人对于成仙做鬼都不关心，于此自然就没有什么兴趣了。”[3](P116)顺此轨迹与逻辑，之后（1929年末），周氏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3](P203)的命题，形而上地赋予个人的生理存在为人生唯一的真实价值——虚无主义必然地归宿于极端的唯我主义。 周作人人生观的另一主调是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五四”前后，由于时代的熏陶和呼唤，周作人执着从海外传入的个人主义为利器，在中国的文坛和思想界发出了一阵又一阵的呐喊。1918年12月，他揭橥了“人的文学”的大旗，宣布其全部文艺乃至整个人生观的思想基础“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2](P210)1920年6月，他在一次鼓吹“新村主义”的演讲中宣称：“新村是个人主义的生活”，个人主义是第一性的，唯有“愈是彻底知道爱自己，愈是能接受他人里的自己。”这种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世界观，使周作人对所处之非人道非人性的黑暗社会，作出了一系列严厉、激烈、深刻的揭露、抨击、批判。也正是这些批判，使周作人赢得了当时和以后的无数追求光明的青年、许多力求公允的读者的真挚热烈的崇拜，推崇有加的肯定。 激昂的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的高调与潜伏的、深沉的虚无主义底音，似乎构成了周作人人生观的奇异的双重奏。周作人在自我反思时说过，在他身上存在着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3](P177)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流氓鬼”催促他去反叛，去呐喊，去斗争。而“虚无主义”的“绅士鬼”却又时时刻刻束缚他去调和，去向一切黑暗、反动、罪恶的旧事物妥协、退让，直至被它吞啮。 其实，周作人的虚无主义与人道主义又是相通相联的，两者的共同基础是犹未褪尽“士大夫”气质而又受“新思潮”浸透的我国近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个人主义。正是从这种个人主义出发，他推崇个性，呼唤人性，追求人道，对一切与个体存在、主体意识相矛盾、相冲突、相违背的封建势力、甚至资本主义的弊病，都曾经揭露过、抨击过、批判过；也正是从这处个人主义出发，他把个体保存的意义凌架于一切之上，不论什么是非原则、伦理道德，不论什么祖国前途、民族命运，倘与个体保存相互契合，相得益彰，便可承认、肯定、宣扬、实行；倘与个体保存相悖相碍，便只能视为粪土，弃若蔽履。从少年南柯乡中“老年登科”到沦为汉奸，正是不同的时代（外界作用）诱导、促成、催化个人主义者（内因本原）周作人的必然结果。与庸俗的“凡夫俗子”们不同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周作人又时时处处不能忘怀高于个体存在的那些价值取向，不能无视尘世荣华富贵的短暂、苍白，于是又只好乞求、皈依虚无主义，用虚无主义为自己的良知都不齿的卑劣行径辩解、粉饰，用虚无义义来对自己的人格和理性作慢性自戕！ 也正是从这种人道主义出发，周作人即使是在其人道主义播发激扬之际，也只能希冀、幻想用“爱”、“宽容”来制造一个“理想世界”，不屑也不敢正视、承认阶级斗争、民族革命的积极意义和必要性。严酷的现实轻蔑地宣告周作人欲借个人主义去实现“乌托邦”不啻是缘木求鱼，水中捞月。于是，周作人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遁入虚无主义。周作人曾以“水”（封建时代中国统治者早已用过的比喻）来咏吟人民群众，人道主义使他对“水”“在地底里呻吟”表示同情， 甚至表示：“喜欢水来润泽我”，个人主义又使周作人“怕他在我身上流过。”[2](P217)他深深忧虑着人民一旦摆脱束缚、陷入狂乱，也会爆发出毁灭一切的“粗暴”的力。既然失去了对历史进步、文明发展的唯一真实动力——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信赖和依恃，周作人也只能将人生看作一切皆无目的、皆无价值的悲剧。 要之，虚无主义使周作人可以心安理得地将气节、人格、民族立场、爱国主义统统抛于九霄云外，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使他将自己个体的保存视为凌架一切之上的唯一现实的法则，外界压力一到，他便不惜叛国投敌以自保也就不足为奇了。 时至今日，我们再来探究、剖析周作人变节投敌的原因，主要意义倒不单单在于批判、谴责他，更不应是对周氏表理解，作辩白，示同情。我们只是想从人类文明进化的角度，反观周氏曾经被裹胁、挣扎其中的那个野蛮时代，祈愿黑暗罪恶（又岂只是异族的殖民侵略）陷软弱的知识分子被迫作只能在或者为坚守正义而牺牲、或者为争取生存而堕落两者中作艰难抉择的悲剧不再发生；祈愿善良的知识分子不再去充当被钉上十字架（不论是救世的十字架抑或是耻辱的十字架）的角色。知识分子得以在免除了恐惧和威慑的条件下，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人格和良知生存、发展，以自己的思考和创作回报社会——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时代。 参考文献 [1]黄开发.知堂书信[N]，北京(第一版):华夏出版社，1994(9). [2]钱理群.周作人传[M]，北京(第一版):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9). [3]林呐、徐柏榕、郑法清.周作人散文选集[C]天津(第一版):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6). [4]高瑞泉.理性与人道——周作人文选[C]，上海(第一版):远东出版社，1994(12). [5]张明高、范桥.周作人散文（第一集）[C]北京(第一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4). [6]孙郁.鲁迅与周作人[M]，河北(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97(7) . [7]鲁迅.鲁迅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2). [9]黄开发.人在旅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7). The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of the Betrayal of Zhou Zuo-ren CAI Shuang-quang (School of Law, Hubei University, 430062, China ) Abstract:This article sychologically analyzes the complex, subtle and hard process of the betrayal of Zhou Zuo-ren.It refers that Zhou Zuo-ren unwillingly betrays his country although he advocates the statement that China will be certainly defeated, nevertheless, he advocates the determinism of culture and the philosophy of seclusion and endurance in the early time of the resistance war.But he finally degenerates into traitor as a literator under the intimidation and enticement of Japanese aggressor, because he indulges himself in comfort and luxurious life .This finale is correlative with his viewpoint of nihi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Key words: Zhou Zuo-ren； betrayal； determinism of culture； philosophy of seclusion and endurance； Nihilism； humanitarianis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