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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研究生考试，出了一道题，要求简要解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这三位俄国批评家。多数回答都语焉不详，有的甚至不知道别、车、杜何许人也。 这是时代的隔膜。不过，对于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不了解别、车、杜这样有过很大影响的文学史现象，起码也是知识缺陷。回想五六十年代，别、车、杜在文坛上是极为响亮的名字。那时要论证什么问题，或者提出某一论点，总要用领袖或权威的有关语录来支撑说明。别、车、杜就是经常被搬出来的“权威”。所以有人说别、车、杜是“准马列”，意思是文学评论家写文章，除了马列主义经典，常常使用的理论就是别、车、杜了。 对这样一些现象做“文学接受”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比如，通过当时文学报刊上别、车、杜引用率的统计调查，可以了解“接受”的程度。也可以就一些比较通行的教材或者专著，做抽样调查。有人就曾经对以群的《文学基本原理》做过引用率的调查。这部在六十年代曾被普遍采用的“统编教材”，引用最多的是马克思（五十次），恩格斯（四十九次）和列宁（四十八次），然后就是别林斯基（二十四次）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十次），杜勃罗留波夫也有六次。事实上，除了政治家的言论，别、车、杜甚至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如梅林、拉法格等等，更要受到重视。在注重“集体写作”的年代，这本教材的基本立论以及引文的倾向，与其说是作者个人的意向，不如说是代表了时代的主流观点。在当时其他比较流行的文学理论著作中，差不多也都是这样格外重视引用别、车、杜。这几个十九世纪非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的中国居然能得到如此“厚遇”，的确值得探究。 这种“厚遇”甚至延续到“文革”结束之后。一九七九年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编了一本《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编选者大都是像钱钟书、叶水夫这样一些大学者。其内容包括自古以来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言论与文章节录。全书分上下编，上编是古罗马到十九世纪，共一百六十六页，别、车、杜就选录了五十一页，几乎是全编的三分之一，其中别林斯基有整整三十页，其他章节引用别氏言论的还屡有所见。 “文革”结束后，很多评论家开始比较关心所谓文学的“内部关系”研究，又重新起用“形象思维”的理论概念，所以这本书在八十年代前期十分受欢迎，别林斯基仍然是许多评论家写文章时不容置疑的论述支点。 我们还可以抽查一个更权威性的例证，那就是朱光潜在六十年代写成，到八十年代仍然被作为通用教材的《西方美学史》。该书分上、下两卷，下卷八章三百九十四页，论述了十多个理论家，包括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克罗齐等等，而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居然也能够和上述几个大家平起平坐，而且这两家就用了八十三页的篇幅，其中别林斯基四十三页，超过朱光潜自己更为心仪的克罗齐（二十一页）。连朱光潜这样有专深学问的比较独立的理论家都如此抬举别、车、杜，可见这几个俄国批评家在中国所受到的礼遇，的确是时代性的。 不过，这里不妨也做些比较，看看正当别、车、杜在中国成为“理论明星”时，西方理论家一般是如何评价他们的。比如韦勒克（Ｒ ．Ｗｅｌｌｅ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也是五十年代写作出版，其中第三卷最后一章讲到俄国的批评，重点提到别林斯基，有二十四页（中译本），和该书所论及的其他批评家相比，分量并不大，等级也不算高的。韦勒克虽然承认别林斯基有雄健的笔力与博大的批评格局，而且其献身于本民族文学的激情也是一般西方的批评家难于比肩的，但也指出别林斯基主要依持政治激进主义，批评很不平衡，过于看重作家作品之外的所谓“规律”，并奉为检验艺术的刻板的尺度。韦勒克不同意把别林斯基归入“现实主义”或者“唯物主义”，他认为别氏所讲的“自然性”、“现实性”，与十九世纪后半期发达的现实主义相去霄壤。不过韦勒克格外重视别林斯基在他的批评中不时闪现的某些对艺术的精细的理解，比如关注创作的非自觉性、幻觉状态，以及“形象思维”特征等等。另一本在西方有影响的《西洋文学批评史》（卫母塞克与布鲁克斯著，有中译本），全书论及古今文学批评流派，共七百页（中译本），论及十九世纪俄国批评时，重点是评述托尔斯泰，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只用了一页篇幅，点到即止，认为他们主要提倡“艺术作为宣传”，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居然只字未提。可见在西方主流的文学理论界，对别、车、杜的评价是不高的。这和苏联以及中国文坛对别、车、杜格外欢迎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 其实，在五六十年代，虽然别、车、杜在中国大受欢迎，但是理论界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与研究。那时别、车、杜的著作还没有完整的翻译，只出过几种比较单薄的选译本或单行本。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出版了《别林斯基选集》（六卷本）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二卷节译本），而《杜勃罗留波夫论文选》是到一九八四年才出版的。所以在五六十年代，对别、车、杜其实是缺少系统的了解的，原创性研究更是谈不上。尽管许多教材和概论式的著作都在谈别、车、杜，也大都不是研究性的，只是引用别、车、杜的言论作为证据而已。至于报刊上众多文学评论一窝蜂大谈别、车、杜，更常常是一种语录式的辗转摘引。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别、车、杜热”，不过是苏联文学思潮的“中国版”。 在五六十年代，苏联倒是有过一些比较系统研究别、车、杜的著作，还有许多关于文学或美学方面的教科书，凡是论及马克思主义文学与美学的传统，总不会忘记给别、车、杜腾出重要的位置。而这些研究与阐述，几乎都是站在当时苏联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去剪裁和解释别、车、杜。例如布尔索夫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美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中译本，一九八○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一本专门论评别、车、杜的专著，就强调要从“争取艺术的社会目的性、高度思想性、深刻的人民性和彻底的现实主义艺术的斗争方面”，去理解和吸取别、车、杜的理论体系价值。其中阐述的典型问题、正面人物问题、冲突问题、讽刺问题等等，无一不是从既定的观念出发，再寻求别、车、杜的言论支持。这显然是过滤和剪裁了的别、车、杜。另一本在中国有过不小的影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作者是瓦· 斯卡尔仁斯卡娅，在苏联并非著名的学者，五十年代她作为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学，这本书就是她的讲稿，一九六○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别、车、杜在该书占有相当多的篇幅，并享有崇高的评价，而评论的主要角度就是“唯物主义”与“现实主义”。当时苏联涉及对别、车、杜较多评论或引用的著作很多，翻译成中文的主要有季莫菲也夫的《文学理论》（平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列斐伏尔的《美学概论》（朝花美术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勒佐夫奈依的《艺术形象》（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在北大中文系讲稿，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等等。读这些著作会发现，那时为革命的意识形态所主宰的苏联理论界，大都习惯于用所谓“唯物”“唯心”这样的标准，去区分和评判文论家的立场与价值，而且喜欢抓“主流”、“本质”、“大方向”之类，寻找那些比较符合革命时代需求的概念命题，如“时代性”、“民族性”、“人民性”，以及文学的“典型”意义、现实主义的批判价值等等。别、车、杜就是通过这种目的性和政治性都非常明显的解释与打造，成为理论传统的。而在五六十年代输入中国的别、车、杜，完全是经过苏联理论界过滤与重塑的。在这种传输过程中，中国的理论家几乎来不及做什么研究与选择，只能是整个端过来，“全盘苏化”。这种情形下，苏联理论家的思维模式也就为中国的批评家所接受与模仿，或者说，这也正好适合了当时中国文坛向“苏联老大哥”看齐的心理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别、车、杜热”中所表现出来的外来影响又不只是语录摘引之类表层性的，而是有思维习惯、写作心理模式等深层内涵的。如果更细致一些，考察这种接受与模仿中的某些代表性文本，并由此透视当时文学观念与写作心理的普遍性的变化，可能引出值得更深入探讨的题目。 其实，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别、车、杜就已经介绍到中国，主要译介者是周扬。一九三五年《译文》杂志第二卷二期，发表了周扬所译别林斯基《论自然派》，那是别氏《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的其中一节。一九三七年周扬的《艺术与人生》在《希望》创刊号发表，高度评价了别、车、杜的理论价值，把他们都看作是“为人生的艺术旗帜之下发展过来”的卓越的批评家。一九四二年周扬翻译出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须知在一九四二年前后，周扬在延安文艺界影响是政策性、决定性的。他的译作（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直接为当时文艺方针的最高决策者提供理论资源。他翻译的车氏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也为当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等观点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相对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如冯雪峰、邵荃麟、胡风等等，周扬显然对别、车、杜更为关注，也更多“利用”。周扬对别、车、杜不完全是“全盘苏化”的照搬，他是有选择的，主要按照文学的现实性、社会性的需求去选择，但有时也会侧重其他方面。周扬作为一个“官方”的批评家，出于文艺政策调整的需要，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可能会突出强调问题的某一方面。如五十年代初，特别是批判胡风运动之后，周扬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刚性”的一面，但一九五六年前后，又反对文艺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主张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有时周扬甚至认为不应当抹煞创作的个性。看起来周扬似乎左右摇摆，但恐怕不能认为他是“徘徊在毛泽东与别、车、杜之间”，也并非要借用别、车、杜“在当代格局中另觅中国文艺之路”。周扬对别、车、杜感兴趣，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看到别、车、杜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由于周扬在现代中国文坛，特别是后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地位，他对别、车、杜的译介、选择与解释也就有更加权威的影响，甚至发挥了超越文学范围的特殊的功能。这是五六十年代“别、车、杜热”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别、车、杜在中国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特殊的“理论身份”。这三个俄国人都是带有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的理论家，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积极参与社会变革活动，使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成为启蒙主义的组成部分。别林斯基就是一个“实践型”的批评家，一个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他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先后办过《望远镜》和《祖国纪事》等杂志，类似于“五四”时期陈独秀等办《新青年》，极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主张社会改革。他写过上千篇文章，很多都是政论性的，不只止是文学批评。所以他被列宁称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别林斯基的确是对文学创作产生极大影响的批评家。像果戈理、普希金这些大作家、大诗人以及所谓“自然派”的文学地位的奠定，都跟别氏的论证推举有关。别林斯基又是很“大气”的理论家，他把批评家对文学创作乃至文坛趋向的影响发挥到极致，他不是靠权，却是靠“势”，即时势，顺应时代变革的需求。同样，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革命的殉道者，被列宁称之为“是彻底得多的、更有战斗性的民主主义者。他的著作散发着阶级斗争的气息”。而恩格斯则赞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正是因为别、车、杜被看作是“民主主义者”，有革命的色彩和殉道的精神，而且得到恩格斯、列宁等革命领袖和导师的肯定赞扬，政治上“过了关”。事实上，别、车、杜早就被苏联官方文艺思想和政策的制定者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伟大传统”，移用为合法的理论支持。日丹诺夫在《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就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永远是现实主义的社会性的艺术的守护人。”因此，别、车、杜的“理论身份”不再等同于其他一般的资产阶级文论家，完全可以放手拿来“使用”。在五六十年代，一般人写文章总是担心“政治立场”出问题，不敢轻易从西方文论家那里找根据，而有革命色彩并得到革命导师和权威首肯的别、车、杜，就另当别论。 当然，“准入”而且大受欢迎的第三个原因，是别、车、杜的理论本身有能够被革命文坛起用并加工阐释的可能性。例如，别林斯基以对果戈理创作为范本而建立起来的现实主义理论，那种将“生活表现的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以及用“解剖刀切开”似的真实地揭露生活的主张，后来就常常被纳入到“批判现实主义”的领域；他的有关典型人物是“熟悉的陌生人”的提法， 在三十年代以及五十年代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中都屡屡被引证；特别是关于“诗歌要寓于形象的思维”，“诗人用形象和图画说话”这些观点，成为后来关于“形象思维”讨论的经典命题。此外，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美是生活”的定义，以及杜勃罗留波夫提出的“人民性”的概念，都被广为借用。 我们不能简单认为五六十年代的批评家都是那样头脑教条随大流。在革命成为主流，而且革命的确也带来社会进步，带来理想与希望的年代，批评家格外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追求用明快的理论解释文学现象，是有相当历史合理性的行为。那时在文章中动辄讲马列，是普遍的，很难说不是出于真诚。既然别、车、杜的“理论身份”是得到革命领袖和导师认同的，又是被“苏联老大哥”作为文化遗产继承的部分，那么评论家们当然也就可以放手来“使用”这些“准马列”的理论。况且这也是一种“时髦”，一种理论求新的表现，能多引证一点马列和域外理论家的言说，才显得有理论视野，够水平。 还应当看到，别、车、杜在批评实践中形成的文学和美学理论具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形态，特别是他们对美感、形象思维、形式因素等属于所谓“内部关系”的探讨，是正统的马列文论所缺少的，由此也就成了“必要的补充”。当时一般的评论家都很少能够接触到西方的文艺理论，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比较与选择，所以别、车、杜就几乎成为除去马列文论之外的最重要的外来理论资源。事实上，别、车、杜的理论也的确可以作为当时“必要的补充”，给单一的文坛带来一些活气。而且别林斯基那种泼辣尖锐的论战风格，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那种执著的献身理想的精神，也非常适合五六十年代的文风。所以说，别、车、杜在五六十年代中国能够成为一种“热”，根由还在于有这种时代需求。 当然，我们感兴趣的可能还不只是五六十年代“别、车、杜热”，也还有几十年后这些批评家的“命运”：他们从昔日受欢迎的巅峰，掉到谷底。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虽然开始比较系统地出版别、车、杜的著作，但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每况愈下，评论家再也不以引用别、车、杜为荣。大家的眼界仿佛一下子打开了，发现外部世界是如此复杂而精彩，纷纷要挣脱“集体写作”的发言模式，尝试以自己的角度来言说，别、车、杜突然变得老旧了，不那么顶用了。 当今的研究生不知道别、车、杜，看来也并不奇怪。大家可以翻翻现今的报刊，批评家写文章还有多少人在引用别、车、杜？就是大学课堂上讲文学理论，别、车、杜也不再享有昔日的风光了。我们同样可以抽样调查一下别、车、杜在近期一些通行的文学理论著作中的引用情况，引用率也是低的。八十年代以后，别、车、杜受重视的程度每况愈下。一方面，是价值评判标准的变化。像五六十年代那种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批评标准，以及抑制个人的创造力而服从当时革命需求的写作姿态，已经随着时代的变革而改变，人们重新检讨往昔需要从别、车、杜那里求证的那些批评观念与概念，或者干脆弃之不用了。另一方面，是西方各种文学理论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加大。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各种外来的思潮、理论和方法几乎同时涌入中国，虽然有点让人目迷五色，却也活跃了文坛，打开了眼界。与过去那种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不同，现在可以参照的理论方法多了，独立思考也多了，也就用不着动辄引用别、车、杜来作为理论支持了。此外，随着“阶级斗争”年代的过去，那种被刻意打造出来的别、车、杜式战斗的批评风格，也变得不行时了。所以，从时代变迁以及理论需求的角度看，别、车、杜影响力的下降甚至消退，有其历史必然性。 别、车、杜进入我国有半个多世纪了。对于这些曾经极大地左右我国文学运动，甚至影响几代人批评思维模式的外来理论，其实我们又有多少认真的了解呢？也许今天有人在重读别、车、杜时，会意外地发现这些以往被“政治化”过度阐释的批评家，还有相当复杂而丰富的另一面，可以从中发掘新的理论资源。这些工作是值得做的。但无论如何，大可不必据此就把五六十年代的“别、车、杜热”简单看作是“迷误”，而把八十年代以后别、车、杜所受的冷落，又说成是什么“悲剧”。当代文学运动，包括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思潮，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精神现象，而且有其自足性，周期性，自身也在不断调整，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侧重，甚至有纠偏。只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从文学史链条中，比较实事求是地考察五六十年代形成“别、车、杜热”的原因及其得失，而不是简单地褒贬这种曾经极大地影响到几代批评家心理行为模式的精神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