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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白话文运动，虽然是一场完成了文言向口语化转化的运动，但同时也是中国语言西方语言化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大量的重要概念，经过日本语的转化，形成了今日我们思维结构的 组成部分：比如帝国、民族、民族国家、主权、宪政、政党，等等。在此一类西方语词中，最主流的，即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类。自由主义要求按照人权、自由、法治、民主等基本 理论范畴、概念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马列主义也同样要求按照自身的概念来认识和改造中国。在这些政治性、规范性和分析性的概念背后，有着两种势力。第一种势力是坚持西方的意义， 坚持西方话语在汉语系统的解释权和规范权；第二种势力是中国经验要求对这些概念的解释权。这第二种势力对于前者的自信有深深的疑问：第一，这些导源于西方历史和现有经验概括出的语 词能否承担起认识中国的功能？第二，如果连认识功能都不能实现，能否改造？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借助西方语词便无法表达、但借助西方语词又不能准确表达的困境，这可以说是我们当前的最根本的困境。这种语词上的困难，可以从三个大的概念来说明。 第一个概念是“政体”。西方自利玛窦以来，一直面临着用西方语词表达中国“政体”的困境。利玛窦在中国所看到的政体是西方人从来不知道的，但他又必须向西方人说明这个问题。于是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利玛窦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来描述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他先是说中国是君主政体——因为有皇帝，然后他否定了这一判定——因为中国还有士大夫，他又 下了中国是个贵族政体的判断；然而，中国的贵族是流动的，这也不符合贵族政体的定义——最后，他下了中国是“民主政体”的判断，这种论断一直延续着。到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 作《汉学菁华》时，他还把中国的选举制度（即科举）与西方的选举制度相比较，认为美国的选举是“票箱选举”，这种选举选出的大都是“蛊惑人心者”和有钱人，而中国的考试选举，是真 正民主的，能够真正产生精英的治理阶层。 可以说，从利玛窦以来，对中国是什么政体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判断。近代以来，对于中国政体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是君主专制政体、封建专制政体等等的讨论，又重新泛起。“五四” 前后，西方自由主义及进化论的叙述进入中国，关于政体的叙述又融入了从“专制到民主”的线性叙事。如果用西方的概念来认识中国，只能用“民主和专制”这一组概念来表达。那么，按 照西方概念来说，选举的就叫民主，不选举的就是专制，中国没有几年一次选举最高领导人或议员的制度，所以，中国就是专制的——但这种关于政体的表达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些论述并不 能确证中国到底是什么政体，也不能说明中国政体是如何从传统到现代演变的。 第二个概念是“社会”。从1927年到1934年，在中国有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国共两党的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论战各方都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基本概 念：亚细亚的、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但用马克思的史观如何解释中国？当时的争论也是一塌糊涂，根本没有答案。直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和《新民主主义 论》（1940）中，以发展阶段论的方式，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下了一个政治性的描述，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 会。这套历史叙事为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史观，这个史观也为共产党提供了信仰的基础和行动的纲领。但在“文革”结束以后，这一叙述又基本被颠覆了。我基本上认为，正是这 个历史叙述框架的衰落，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思想混乱的总根源。 第三是“法治”的概念。如果按照西方的“法治”概念来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会怎么样？美国是比较标准的法治国家，这意味着其法治资源在GDP 中占了很高的比重，全 球最高。印度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已被改造成法治国家，但是，2006年出版的《不顾诸神》提到，如果印度按现有的法治资源审判已经积累下来的案件，需用300年的时间。在转型国家，如果所 有的案件都诉诸于法律，这个成本高得无法承受。这就使得转型国家必须退回到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把大量的案件在法院外解决。同时，在中国的法治实践中，我们也要分析我们过去的法 治经验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应该给予正面判断还是负面判断。要知道13亿人的大转型引起的纠纷和冲突是惊人的。我相信，这个大转型中纠纷和冲突不可能全部到法院里去解决。转型国家 处于老子说的“失道”状态，老子说，“失道后有德，失德后有礼，失礼后有法，法令词章，道德多有”。在没有道德的国家要用法律来管理，成本会非常高。 我只是用这三个案例说明用西方的大概念很难切中我们现在的问题，根据中国自身的经验对一系列概念进行重新定义是必要的；用西方语词讨论中国问题的格局不改变，我们就很难认清中国的 问题，中国的经验就永远模糊一片。但是，西高东低的格局，使得我们摈弃了传统的语言，向西方语言、西方概念看齐。近代以来，西方一直是知识、概念和理论生产的中心，非西方国家都 是消费者。中国的大部分大学、研究所，其实都是西方设在中国的分部，是西方理论、概念的分销站。在这种格局下，我们很难避免用西方语词讨论中国问题的困境；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 们仍将生活在这种语词和概念表达的困境之中。 看上去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国的解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主流来看，所发生的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叙事淡出之后，自由主义的叙事上升。在总的趋向上，我们不过是大量地从自由主义 、马列主义的范畴内找一些概念来讨论我们的问题，来规划、解释我们13亿人如此复杂、如此快速而且居然还很平稳的转型。靠这些概念很难解释历史，也很难认识清楚当下正在发生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几个亿的农民在整体上如此快地适应市场、适应货币、适应资本，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没存在过的现象；我们用30年完成了西方用300年完成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如 此快速的过程中，我们整个民族的心理居然没有发生重大的反抗，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居然是如此拥抱市场，这也是在其他国家都不存在的。这些事实在中国经验地发生了，必须给出合理的解 释；我们不能把中国纷繁的、丰富的历史经验，贬低到西方理论的注释之中。无论我们自信也罢，不自信也罢，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困境。 思维就必须用语词，必须注意到语词是个大问题。西方的语词虽然表面以分析性概念或论证性概念的形态存在，其实背后都隐藏着强烈的价值判断。我们绝不能被完全套进去。这就意味着对 这些概念本身的梳理非常重要。金观涛梳理了一些，他想梳理出一些概念在中国是如何变化的，但还是远远不够。对中国自身的经验，我个人对其描述的时候仍感到犹豫不决。我们在概念的 迷雾中很难走出——我自己也得用这些概念表达。问题提出来了，但远没有解决。 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在所谓语词、概念背后有两种力量：一方面是西方的解释，一方面是根据中国自身历史经验的解释——这两种势力之间的较量，可以说贯穿了思想界的一百年的斗争 ，也可以说是思想界“两条路线的斗争”。千万不要低估这一斗争。这些概念进来以后，不用这些概念我们无法思考，使用这些概念我们就胡乱思考。这是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困境，我们如果 不从这一根本的语词问题中解放出来，所谓“文化自觉”云云，都是空话。 也许，只有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到了获得民族自信的地步，我们才有可能摆脱这种状况，我们才有可能用自身的经验来解释我们自身的问题，并通过对我们自身经验的解释，给予这些概念某种 价值规范。这是中国后面二三十年要完成的转变，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为这一天做好充足的准备。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一定的自信，但不够；费孝通说“文化自觉”，不够，文化自觉背后一定 是民族自信，没有民族自信，没有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不可能有文化自觉。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1年12月于北京召开的“社会主义与未来”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