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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与大众文化 ——关于大众文化的思考 一 “大众传播媒介”一般分为四种：报刊、广播、电视、电影。本章先讨论广播电视与大众文化。 与报刊书籍相比较，广播电视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首先，我们看到的录像、影碟、cd、网络、广告、mtv、 卡通、电视连续剧、娱乐节目、体育节目，等等，都是因广播电视产生而出的大众文化。其次，广播电视本身也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电视。它既是传播媒介，又是大众文化。最后，与广播电视密切相关的主持人、策划人、制作人、撰稿人，叱吒风云，翻云覆雨，在大众文化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明星、追星、包装、炒作等大众文化现象，也因为他们而应运诞生。 下面对这三个方面逐一加以讨论。 录像、影碟、cd、网络、广告、mtv、 卡通、电视连续剧、娱乐节目、体育节目，等等，都是因广播电视而产生的大众文化，因此，它们往往也都与广播电视的根本特征密切相关。而对于它们的把握，则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即视觉的、虚幻的、娱乐的。 因广播电视产生而出的大众文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视觉的。在印刷媒介，人类的灵魂、精神都只能用语言来表现，一切完全凝聚于语言之中，躯体成为无用之物，蜕化为无灵魂的躯壳。换言之，对于对象的把握只能通过抽象的思维即概念、语言这中介才能够实现。一切都是虚假的，只有在透过现象把握了本质之后，才可以称之为“真实” 。这样，印刷文化中的传统文化，都往往是“思想大于形象”的。正如西方学者所发现的：“我们的概念脱离了知觉，我们的思维只是在抽象的世界中迅速运动，我们的眼睛正在退化为纯粹的量度和辩别的工具。结果，可以用形象来表达的观念就大大减少了。这样一来，在那些一眼便能看出其意义的事物面前，我们则显得迟钝了，而不得不求助于我们更加熟悉的另一种媒介一一语言。” 而广播电视中的大众文化则再一次把人类的眼睛的功能还给了人类。象电影、电视、录像、影碟、卡通、ＭＴＶ，都是“形象大于思想”，甚至是只有形象没有思想的。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变化。人们不再凭籍文字，而是开始纯粹通过视觉来触摸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应该说，这并非人类的退化，而是人类的进化。长期以来，人们曾固守着一些僵硬的美学教条，例如，美的东西只能通过内容、理想、深度表现出来，至于现象本身则是完全靠不住的。在这方面，《巴黎圣母院 》简直就是一部美学教课书。其中的“钟楼怪人”与卫队长，就是在告诉每一个人现象是靠不住的，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但现在，这一切被打破了，人们发现：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实在比填在脑子里的概念中所代表的内容深刻得多、丰富得多，美的就是美的，没有必要与内容、理想、深度捆绑在一起。结果，审美溢出了艺术，成为生活本身，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思想的一部分。从此，它不再去对生活本身进行审美改造，而是直接去发现生活本身的美（时尚、奇观），大众文化因此也就不再承担思想家的重任，而是以一种轻松面目出现。突出的是事实、真实，而不再是真理；是写照，而不再是传神，而且，大众文化直接就是生活（中的时尚、奇观）本身，因此人们毋须思考，只须体验。一切都变得轻松起来 。 推而广之，我们发现，视觉化实际上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古典音乐，进入大众文化之后，就也被视觉化了，最典型的就是把音乐画面化，如把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第一乐章画面化为“命运的敲门声”，音乐因此而不再是流动的建筑了，而是成为音乐连环画。 至于电视中五彩缤纷、形象纷呈的广告画面，则更标志着我们所置身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眼睛和身体的世界的活的标本。再如歌星的“包装”问题。现在人们常说：歌星出来站一下就能够赚数以万计的金钱，这难道不是剥削？当然不是如此。事实上，问题在于，由于大众文化对于形象的关注，人们已经从质量消费拓展为形象消费，过去仅仅“买歌”，而现在不但要“买歌”而且要“买形象”(陈美的小体琴演奏也不但要听而且要看，听众成为观众)。作为演艺的嗓子演出的成本之一，形象、服饰、容貌……也通通进入了成本。因此，歌星的出场费飙生，完全就是必然。 广播电视中的大众文化的这一特征无疑颇为重要。正是通过它，文字、概念给人类带来的异化命运才得到了揭露。我们知道，人与对象之间的交流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并非只有文字的方式，而且，文字方式也并非最好的方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统计，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语言文字只占７％，而形体、行为方面却占到９３％。可见，把人类的交流简单地塞进文字这样一个狭隘的通道，是不妥当的。广播电视中的大众文化把人类带出了这种困境，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文字不再是生活方式，而只是谋生手段了，最为接近人的天性的视、听活动也又一次回到了人本身（文字离它何其远），收到了“以正视听”的效果。人类又一次成为“可视的”。例如卡通，它不再透过形体去用“本质”、“内在美”去规定人，而是用第三只眼睛看人，这种从特征出发的方式无疑更能把握住每个人的根本内涵。与此相适应，在卡通的内容方面，也出现了根本的转换。人物都开始服从于某种共同趣味。唐老鸭的恶作剧，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靡非斯特，至于每每总以失败结尾，则是它投机取巧耍小聪明的必然结果；米老鼠的憨厚，则与每个人心中都有的善良密切相关，就像那个来自美国西部的阿甘，至于每每总以成功结尾，当然也是善有善报的某种必然。还有情节，也都从有机的生命节奏走向了无机的生命节奏。喜剧包袱、滑稽形体、怪异想象、轻松内容，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由于情节与深刻的内容失去了联系，只是为聪明而聪明，因而也就走向了偶然与机遇。遇事就念一番“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强大的敌人马上就应声而倒。或者是出现幻觉，妈妈、恋人、女神之类在耳边授以机密，然后“燃烧吧，小宇宙”，敌人就被消灭了。机器猫的“睡眠学习机”、“记忆面包”、“隐身机”、“分身机”、“时空机器”，更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一切，使得全世界的人理解起来都毫无困难。就像麦当劳，完全是快餐式的享受。不过，电子文化中的大众文化也有其不足。我们反对文字的缺点，却并不是要否定文字本身，阅读和观看之间包含着本质与现象、思想与直觉、间接交流与直接交际等诸多矛盾。它们彼此之间应该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而广播电视中的大众文化却又走上另外一个极端。结果，反应敏捷但内涵贫乏、聪明机智但意境浅薄、表达欲强但无话可说、幽默风趣但虚假苍白、心比天高但命比纸薄……就成为一场必然出现的文化“感冒”。 因广播电视产生而出的大众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虚幻的。人们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广播电视中的大众文化确实能够使我们“眼见”。例如，摄影就比绘画能够使我们“见”得更全面；而电影就又更为我们的所“见”加上了一个时间维度，世界因此而动了起来；电视则再进一步，它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为世界增加了更多的环境信息；电脑的出现，干脆让我们“无所不见”，它把全部世界都展现在我们的目前。然而，我们必须知道，“无所不见”不等于就真正能够有所“见”，“眼见”也并不一定“为实”。例如，我们固然能够在电视中看到世界，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幻象。这一切都是被广播电视加以整合之后蓄意提供给我们的，而且，在广播电视的背后并不是一架中立的、无所不在的、有闻必录的东西，而是一架巨型的满怀着自己的文化偏见的文化机器。因此，这样一个虚幻的形象我们又如何能把它认定为一个真实的世界？有人说：在传统的审美、文化之中，你可以给玫瑰无数个名字，但“玫瑰的芳香依旧”，但广播电视就不同了，它制造出无数个玫瑰的类象，更逼真、更美丽、更完美，但却不再有芳香了，道理就在这里。也因此，人们发现，电视画面在强调人类的灾难和悲剧时，引起的往往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戏剧化的滥情和怜悯，推出的只是一种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最终将会使观众变得矫揉造作或厌倦透顶。再如网络，一则广告说：不要再call我而要q我。所谓q，就是用网络寻呼机寻找在线的朋友。由此可见网络的时髦。然而，其中也有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网恋”，通过电话谈恋爱，是一种常见的方式，然而却没有因此被称之为“电恋”。“网恋”之所以出现，显然有其特殊之处。这就在于，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一切的一切都仅仅在网上，所谓“见光死”。这样一来，肉身就始终不复上场，所谓“甄士隐”，“贾语村言”，另外的名字、性别、姿态、法则，老扮少、少扮老、男扮女、女扮男，人们无限地复制自己去进行不同的恋爱，既非实体，又非专一，既亦真亦幻，又心醉神迷。而且，这里的爱情与肉身无关，因此被称之为：情色。就是这样，在网络中人们享受着演出的快乐、“通货膨胀”的情色和全新的世界，然而，这里的虚幻又是一目了然的。 在这方面，卡拉ＯＫ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卡拉ok的发明者井上大辅１９９９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２０位亚洲人之一”，理由是甘地、毛泽东改变了亚洲的白天，而他改变了亚洲的晚上。确实，不知从何时开始，卡拉ＯＫ突然红编了整个中国。野幕降临之后，每个城市的街道上麟次节比的卡拉ＯＫ厅都涌动着形形色色的人流。几万条五音不全但却偏偏声音洪亮的嗓子，骚扰着逐渐沉睡的城市，直到午夜之后，才会逐渐曲终人散。谭咏麟在〖卡拉永远ＯＫ〗中唱道：“不管喜和悲，卡拉永远ＯＫ”，难道真是如此？卡拉ＯＫ能够红遍中国，当然不会纯属偶然。事实上，正是卡拉ＯＫ，才有可能通过简单、轻松的方式把愉悦带给每一个人。在当代社会，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加，人们不但要求知、求美，而且要求乐。在这方面，卡拉ＯＫ显然是最为可行的娱乐方式。再者，在当代社会，日益孤独、空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日益贫乏，而卡拉ＯＫ却是人与人之间情绪沟通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另外，现在人们也不再希望把任何人当做上帝，而是希望自己被承认、尊重，卡拉•ＯＫ正是这样一种展现自我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大显身手，体验“我是歌手”的愉快。很多人的遥不可及的名星梦，在此一夜而圆。不过，另一方面，卡拉又简直不ＯＫ到了极点。从表面看，每个人的演唱都颇具水平，然而，其中的内在奥秘却并不在于人们真的具备了高超的演唱艺术，而是在于它给人们以表面上的积极姿态，并使人们大受诱惑。它制造了一种强调个人的假象，用自娱、自乐、自我表现来诱惑歌者。人们往往为敢于突出自己而自豪，但机械化的电子设备，已经预先肯定了你所要肯定的一切，对银幕透出的声音和画面的暗自模仿更被自我欣赏所掩盖。而且，在这里，原来的集体的渲泄变成了个人的自娱的渲泄，精英式的精神折磨或文化悲剧式的深度体验转化为一种非常刺激的幻想体验，从而被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一种十分愉快的自我控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卡拉ＯＫ实际上还意味着某种技术的异化。其中闪耀着的，是技术的金属光芒。中国美学强调，“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然而卡拉ＯＫ却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且不说很多人的演唱都是“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都是翻来倒去地表演别人玩剩下的玩意，其实只是自我感觉的“掌声响起来”，事实上却是可恶的“夜半歌声”；也且不说其中的歌曲数量十分有限，真正高水平的歌曲（例如美声歌曲），由于难度大，在卡拉ＯＫ之中往往毫无地位。我们只要看看它所导致的艺术的泛化，所导致的使歌曲步下歌坛（以质量的下降为代价），就够令人忧患的了。何况，它尽管给人们以表面上的积极姿态，使人们大受诱惑。但事实上，却只是艺术品的一种促销措施，是一个二度创作的东西。其中的唱者只是一个批量生产者，一个自欺欺人者。卡拉ＯＫ制造的强调个人，以及用自娱、自乐、自我表现来诱惑歌者，也是一种假象。人们往往为在卡拉ＯＫ中能够突出自己而自豪，但机械化的电子设备，已经预先肯定了你所要肯定的一切，音调要高要低，悉听尊便，嗓子无论好坏，可以修饰美化，是否会读五线谱、数拍子，也无关紧要，至于对银幕透出的声音和画面的暗自模仿更被自我欣赏所掩盖。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平等消费，都是一个潜在的消费者。但每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追求的是他自己？其实追求的只是一种完美的技术。最终，原来的集体的渲泄变成了个人自娱的渲泄， 精英式的精神折磨或文化悲剧式的深度体验转化为一种非常愉快的幻想体验。不同的旋律、调性、曲式、风格都没有了，音乐没有了灵魂，演出者也没有了灵魂，无非就是一个到处都是青蛙的大池塘。这种影子音乐，使得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没有自己声音的鹦鹉。 看来，卡拉未必ＯＫ！而广播电视中的大众文化也是如此。它同样是一个悖论似的角色。既是现代的骄子，也是现代的恶魔；它一方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沟通、对话、交流、写实，一方面又隐含着令人发指的离间、挑拨、欺骗、虚假；它一方面改写了历史，实现了真正的公共社会，使受众有了空前的选择权，文化不再神圣，政治不再神秘，世界不再遥远，一方面它的无处不在又为统治梦想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在让人们选择的借口下诱导人们的选择，成功地侵袭进人们的闲暇生活、私人空间；它一方面犹如高度透明的魔窗，使一切公开化、透明化，使人们在同一地平线上面对共同的世界，自由地参与、介入、观察，昭示着神话、禁忌、神圣的时代的终结，平等、正义、民主的时代的开始，一方面又是一种反模式的模式，一种民主的不民主，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但只是在它的先在安排之中去选择。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预先过滤过的“事实”；它一方面为大众创造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共同的现在，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公共体验，使人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一方面却粗暴地践踏了个人的体验，捣毁了个人的情感的、心灵的隐秘空间……最终，社会成为媒介社会，人类成为媒介婴儿。而传统的羞耻感、负罪感自然也就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 因广播电视产生而出的大众文化的第三个特点，是娱乐的。这当然是视觉的与虚幻的这两个特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简单来说，因广播电视产生而出的大众文化从表面上看是全息实播，但实际上却只是全息幻觉，这就必然出现对于娱乐的偏面追求。以目前席卷全球的电视娱乐节目为例，只要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以无聊为有趣，强调“开心地笑一次”、“无谓的参与”，“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游戏、搏彩、婚恋、冒险类的娱乐节目。这些节目从“寓教于乐”到“少教而乐”，甚至“不教而乐”。其实第一是娱乐，第二还是娱乐。象婚恋类的节目，青年男女在电视上公开谈婚论嫁，过去是“爱在心头口难开”，现在却是“爱在口头心不动”，但就是偏偏参与者极为热烈，收视率也很高。关键在于大家都把它当作一场游戏。参与者不求成为故事，但求有此经历。“烦恼太多未来太远/何不陪我一起放荡/游戏人间”，如此而已。因此每个人都更重场上的实际表现，而不重结果。女性要风流到“辣”，男性要英俊到“酷”。青年男女不像嘉宾，倒像选手，都市俊杰，帅哥靓妹，高手过招，现代浪漫。什么都说了，但是什么也没有说。至于那些游戏节目，更是观众参与，明星加盟，普通人成为明星，明星成为普通人，一起做游戏，争相拿奖品，现场参与，抢答抢购，场内摇奖抽奖，场外电话认购。参与者“风光”，观众“开心”，商家“快乐”，正是因此，各个电视台才会进行“娱乐总动员”。 必须承认，总的来看，走向娱乐，并非一件坏事。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可耻的不是娱乐，而是不让人们娱乐。而人们也逐渐取得共识，２１世纪除了和平、发展两大主题之外，还应该有第三大主题，就是：娱乐。1946年，费孝通与老舍先生到美国考察，回来后提出：“我们如何在把美国的白天文化引进来的同时，把它的黑夜文化拒之门外？”现在看来，美国的黑夜文化也值得借鉴。现在娱乐已经成为生命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而如何带领人们去“玩”，而且还要“玩”得有文化、有美学，就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生活中那些无聊（没有思想内容）但却新奇（形式少见）的事情或者东西被讲来讲去、玩来玩去，就认为“ 大逆不道”。不过，我们又确实要强调，因广播电视产生而出的流行文化的走向娱乐，也确实有其不足。这就在于：在电视中时间连续性、空间整体性都被淡化，剩下的只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观众无须承担沉重，也无须付出痛苦，只须靠全部感官来热烈反应，就可以获得当下满足。所以观众才不再苦苦期待，不再怨天尤人，而是一边放逐崇高一边享受生活的每一点赐予，甚至不惜去随机捕捉任何偶然形成的机遇，从而达到逃避日常生活的目的( 这正是当代人所推崇的生存智慧 )。也因此，这一娱乐同样带有虚幻的性质：是从审美遁入娱乐，从“快感”遁入“好奇”，从“官能娱乐”遁入“信息娱乐”，从传统的“做游戏”遁入现在的“看”游戏、“听”游戏。一味沉浸其中，无疑就会导致某种自我的麻醉。 二 我们已经说过，传播媒介中的大众文化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广播电视本身也成为大众文化。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电视。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承认：电视已经成为每个家庭中的不可或缺的成员 。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孩子，已经无人奇怪了，只有没有电视，才是令人奇怪的。因此，只有人而没有电视的家庭，才是真正的“丁克”家庭。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的观念也被更新，它不再是一个居住的地方，而是一个放置电视的地方。电视，作为当代工业社会的绝妙馈赠，人类环视天下的旋转窗口，实在是 “新时代的特洛伊木马”、“追风的魔盒” 。 对于电视，有人从媒介的角度研究，因而把它称之外一种综合的媒介，例如，广播是听觉的，报纸是视觉的，而电视却兼有视听；广播是动态的，报纸是静态的，而电视则兼有动静，等等。有人从艺术的角度研究，认为它是继空间艺术（绘画、雕刻、建筑）、时间艺术（音乐、诗歌）、综合艺术（舞蹈、戏剧、 电影）之后的“综合的综合艺术”，所谓“第九艺术”。这些，当然都给我们以启发。但是，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电视，内涵却又毕竟大不相同。因为，在此意义上，它既不是综合媒介，也不是第九艺术，而是一个大众白日梦的共享窗口。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所谓流行趣味，最为核心的就是对于虚拟的梦幻即“白日梦”的追求。显然，电视正是满足这一追求的最佳工具。具体来说，与电视相比，传统的艺术类型不论在空间上、时间上都是自觉建立在局限性的基础上的。文学、音乐的不可直视，雕塑、书法的不可动作，舞蹈、戏剧的不可超出有限的空间……这无疑是它们的短处之所在，但实际上又正是它们的有意选择，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高于生活的美和艺术的封闭的理性空间、理性时间的需要。马克思曾经批评旧唯物主义是用间接、静态、有限的眼光看待世界，实际上，传统艺术媒介也是如此。而且，这正是传统艺术的最为深层的奥秘所在。然而，电视却不然。它是一种超出有限空间、有限时间的可直视的动作艺术，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以“生活”去反映生活的艺术。 电视所带来的这一转变，当然有其积极意义。语言文字的长期称霸于文化传播领域，造成了人类眼睛的退化。正如西方学者所大声疾呼的：“我们的概念脱离了知觉，我们的思维只是在抽象的世界中迅速运动，我们的眼睛正在退化为纯粹的量度和辩别的工具。结果，可以用形象来表达的观念就大大减少了。这样一来，在那些一眼便能看出起意义的事物面前，我们则显得迟钝了，而不得不求助于我们更加熟悉的另一种媒介一一语言。” 而电视则再一次把人类的眼睛的功能还给了人类。这无疑并非人类的退化，而是人类的进化。人们不再凭籍文字，纯粹通过视觉来触摸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有人说：“雅俗共赏”是从“有目共赏”转变而来的，那末，在当代社会，最为令人“有目共赏”的是什么呢？电视。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实在比填在脑子里的概念中所代表的内容深刻得多、丰富得多，美的就是美的，没有必要与本质、概念捆绑在一起。结果电视使审美溢出了艺术，成为生活本身，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思想的一部分，它虽然不善于对生活进行审美改造，但却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生活中的许多熟视无睹的东西，只是因为今日电视，才使得我们第一次发现了它的美)。不过，在这里也存在着重大的问题，这就是：不要说在传统艺术中，即使就是在广播或报纸中，一张照片、一个报道、一件事都表现着一种“它性”。它发生在外界，与你无直接联系一一即便是大屠杀，因而使得你可以保持一种客观性，电视则不然，它就在你的家中，出现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它性”神秘地消失了，作理性思考的距离自然也消失了。 结果，电视改变了世界的空间距离，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具有了同时性。过去，一切存在都朝向一个特定的中心聚合。没有任何存在是因为自身的价值而具有观看的价值或可以被称之为美。现在，却是一切存在都可以被称之为美。这样，电视最终就不是对于本质、理想、思想的满足，而是对于梦幻、欲望、感性的满足。怀特说：“电视是对现代世界的考验，我们通过这个崭新的机会看到了视野以外的事物，从中我们会发现两种不同的前景，或是破坏安宁，使世人再次再度陷入煎熬难忍的困境，或是灵光照寰宇，富从天来。电视将使我们屹立不倒或使我们沦落，这是可以断言的。” 这，无疑是正确的，也因此，我们也才说电视是一个大众白日梦的共享窗口。 ? 至于作为大众文化的电视的利弊，则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来把握。电视传播技术、电视传播方式、电视传播内容。? 从电视传播的技术的角度看，电视固然是人类的眼睛的一种解放，但是假如忽视了另外一个方面，其结果就会适得其反。电视研究方面成果告诉我们，电视和电影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即电影显现的是胶片上的影子，对眼睛没有多大的损害，电视就不同了，显现的是直接光源。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会几个小时盯着闪闪发光的灯泡去看，因为人们知道这样作对于眼睛的损害是很大的，但是很少有人会想到，看电视时眼睛就是在看闪闪发光的灯泡，因此也很少想到电视对于眼睛的损害。以光线为例。人类自古以来接触的是自然的光线，给人以营养。但电视的光线却绝非如此，它是一种经过特别设计的有目的的光线，从机器内的高速电子枪中对着观众的眼睛不断发射。这些电子枪用二万五千伏的电压，断断续续地把电子射线投在荧光屏幕的磷上，使磷粒发光，这些光再投射在观众的眼睛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电视。因而，事实上不是我们在看电视，而是我们不断校正自己的位置，让人工的磷光射进自己的眼睛和身体里。电视的图象实际是通过磷粒的折射，进入到观众的眼球和体内的，结果观众实际是通过磷光才与电视机连成了一体，打一个比方，就象一个人拿着电线插入电插头内一样。而这样一种磷光对于身体的损害是很大的。有人曾把豆苗放在彩电面前种植，结果根部却从泥土中长了出来，而且绝大多数的豆苗都呈病态，再把老鼠放在电视前豢养，结果它们竟全患了癌症。再以小孩子为例，他们非常喜欢看电视，但对电视的损害却一无所知。对于小孩来说，他们眼球前面的角膜较薄，前后径较短，眼肌的力量较弱，晶状体也没有发育成熟，长时间看电视，会使角膜受到刺激，眼肌过度疲劳，睫状肌的弹性减弱，晶状体的挑节能力降低，视力变差。而且，小孩的身体发育，与睡眠的关系密切。睡眠时大脑下面的脑垂体能分泌出一种生长素，有效地刺激身体生长发育。据研究，孩子熟睡时分泌的生长素是清醒时的２或３倍。小孩的身体发育，还与运动关系密切。小孩在运动时，骨骼两端的骺软骨会不断活动、摩擦，导致骨细胞分裂增快，骺软骨骨化变硬使骨骼不断长粗长长，个子就长得快长得高。而电视恰恰与睡眠背道而驰。同时，小孩长时间地看电视，还会导致学习成绩的下降。科学家通过对看电视时的相关电位（ＥＲＰ）的分析发现：专司情感反应的大脑右半球脑波活动量超过专司思考的大脑左半球的２倍半。显然，看电视太多，对小孩的大脑的发展是不利的。 再从电视与人类的审美能力的关系来看： ?电视研究方面成果告诉我们，人们在看电视时，往往天真地认为是在观看一幅幅的活动画面，但实际上看到的却只是６２５行的三十多万粒、每秒闪耀和熄灭三十次的光点，这些光点不是同时闪亮，而是从左至右，从上到下地逐行逐点进行，人们一般称之为扫描，它的组合成象，要靠人类的眼睛自己。结果人们在看电视的时侯，就与看实物的时侯大为不同。在看实物的时候，对象是固定、静止、完全地呈现在眼前，而电视却因为扫描的时间差的存在，不可能有完整的图象，而要靠观看者的脑袋把先后闪亮的小点聚集起来，组合成为一幅完整的图象。但是在几百万年的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眼睛都是用来观察静止的、实在的对像， 却从未有过观看以电子速律闪动的对象的经验。何况，电视屏幕不断以每秒三十幅映象的速度把讯息打进你的视网膜，但你却只能以每秒十次的速度，把讯息接收到脑部。最终，不但要往忙于看，而且要忙于迅速地看，眼睛成了一味接收的工具，根本无法对接收的对象稍加处理，长此以往，为审美活动所必需的创造性、主动性、选择性，就被人们慢慢地放弃了，听任各种杂乱的信息纷至沓来，在脑海里跑马，甚至进入感觉记忆中的“阈下意识”。有人打了一个比方，在黑暗的屋子里，眼睛静止地注视着一个光源，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一团不规则闪动的光线，恰似催眠师屏除外界的一切干扰和刺激，然后再制造一种完全可以吸引人注意的单纯刺激，以便使人进入一种睡眠状态，从而放弃判断能力被动地按照要求动作。人类看电视就正是类似这样的催眠。 从电视传播的方式的角度看： 电视强化了当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引导型文化。电视以它那立体化的视听系统，操纵着人们的无意识。一方面，电视确实辐射着相对性、多元化的特点，但另外一个方面，它的多元选择又是事先有预谋地炮制出来的，因此，对于观众来说，多元选择等于不选择，或者，不选择反而等于选择。更何况，电视又是只此一家，因此不看也得看。这样，一种人类通过主动的方式偏偏得到的是一种依赖性:“在都市社会或工业社会中，人对于大众媒介信源的依赖性变得越来越大。这些依赖性所争取的是满足某些需要的形式，如由都市环境压力所带来的‘幻想逃避’的需要和理解一个人的社会环境的需要等等。随着依赖性的不断增大，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改变各种态度和信念的可能性亦将愈来愈大。” 结果，作为被成功地纳入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和自动化操作的电视，以其无所不在的自动化、标准化吞噬着人类的内在尺度和文化个性。人类的心理与行为被无情地同化到技术尺度和制度尺度上，每个人都成为“沙发土豆”。电视具有权威性，但又只是一种单一化的权威性。托尼•施瓦茨曾经把它比喻为“第二个上帝”！于是，无所不在的电视电波犹如上帝一样，向全世界的信徒同时布施着某种价值观。它巧妙地利用“地域接近”、“利害接近”、“感情接近”之类捷径展开的轮番轰炸造成了人们的趋同感，导致了人们的竟相模仿。观众事先可以认为对电视上宣传的东西要加以分辨，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去分辨。因为那个图象你已经留在了脑子里，已经绕过了你的封锁线，成为你的意识的一部份。假设有人甚至谎造舆论来欺骗大众，造成个人与组织目标完全一致的幻觉，那电视的作用就更加不可设想。 电视强化了当代人交流的媒介性特征。电视成为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中介。以家庭为例，电视导致了传统的父一一子之间的二元交流模式向当代的父一一电视一一子之间的三元交流模式的转换。父母对儿童的信息过滤、垄断的权力被迫解体，父母的权威地位也大大贬值。结果远的虽然变近了，但近的也变远了，过去难以触及的世界涌入了家庭，但家庭反而又成为一个“世界”。同时，人与人之间也不再直接交流，而是都通过电视。这样一来，电视虽然把人们拉回到家庭，但人们相互间只与电视交流，真正的沟通反而更为少见了。济济一堂的家庭成为一个虚假的群体。更进一步，由于电视并没有什么思想可言，因此看电视无非就只是看媒介，而电视之所以能够吸引住人们的注意力，唯一的诀窍也只能是：“刺激”。内容是什么却无所谓，只要反复刺激观众就足够了。于是，“印刷物逻辑”变成了“显像管逻辑”：“虽然征服时间和空间的新胜利意味着感觉世界的内容变得远更丰富，但它同时也助长了对感官刺激的盲目追求，而这正是我们时代对待文化的态度的特征。……一方面使人们心目中的世界的形象远比过去完整和准确，而另方面却也限制了语言和文字的活动领域，从而也限制了思想的活动领域。我们所掌握的直接经验的工具越完备，我们就容易陷入一种危险的错觉，即以为看到就等于知道和理解。” 电视强化了人与现实之间的景观梦幻。电视是一种平面的时间性的存在，电视的传播方式决定了它的节目无法反复观看、挑选、咀嚼，观看者实际处于无法自主的地位，批评者则根本无法存在。文学作品具有历时的叠加式接受的特征，这个不同时性的特征使它可以借助高水平者起到引导的作用、推荐作用，读者在阅读中也可以保持一种距离，一种作品的“他性”，而电视以共时的接受为特征，这样，一方面接受中的差别确实被抹平了，开始真正体现着一种民主精神；由于距离的消失、意义的阻滞、语言的悬搁，又会导致重美学效果而轻历史事实的误区。观众不再期望任何历史事实，而只去期望审美“奇观”，“知”的欲望变成了“看”的欲望。结果，人们甚至于生活中的暴力也养成了一种欣赏的心态(“偷窥”的状态使得他们避免了一切危险)。进而言之，人们往往以为电视是对于真实的传达，实际并不尽然，电视并不仅仅传达真实，电视就是真实。在此意义上，电视就是生活的电视化，生活则是电视的生活化。过去，大凡作品都有一个“原本”，而电视中的生活溶入了家庭之中，就像隔着玻璃看到的真实生活，自己完全就是一个独特的“原本”，因此，电视只是意味着另外一重生活，是在无原本参照的基础上构成的新的屏幕内的生活，电视内外的生活事实上只是一种互文，电视在反应生活，生活也在模仿电视。这一点与电影有所不同，电影作为一种神圣的仪式，还具有寓意、象征、假定的意味，因此艺术的一面更为突出，但电视完全就是生活本身。这样，一方面，“电视改变了我们对现实的态度。它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特别是使我们感觉到同一时间内在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事件的多样性。在人类追求知识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能够亲身经历同时性，而不再是仅仅把同时发生的事情事后加以并列。我们的行动迟缓的身体和近视的眼睛不再是我们的一个障碍。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所在的地方只是许多地方之一：我们变得更加谦虚，较少以自我为中心了。”但另一方面视觉形象的复制化又会使人丧失真实感。原来，语言文字媒介所强调的“真实”是有文本的，他利用语言文字的共时性来描述现实，但电视不同了，它的形象不是用语言，而是由屏幕亮点赋形的活动图象，它的制作过程已带有强烈的非个性化的工厂式的生产的特征，例如在电视中出现的玫瑰尽管与现实生活中的玫瑰毫无区别，但却就只是一个类象。怀特说：“电视将极大地开扩人们的视野。就像无线电广播一样，将会宣扬一个虚幻的境界，从声带上传来关门的声音，在闪光的银屏上看到一张变形的脸（这些形象会被展现得真实、逼真），而当我们关上自己陋室的门，或看到另一张面孔时， 这些印象反倒成为虚假的东西了。” 由此我们不难想到，人们历来说是“眼见为实”，但现在眼睛看到的却仍旧是虚假的。过去我们看到危险就马上逃走，这是几百万年以来形成的本能，但现在看到危险时却仍然津津有味地观看，结果人类的神经系统难免不发生紊乱。真假不分，也根本无法去分。这样，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察能力，就难免逐渐丧失殆尽。 从电视所传播的内容的角度看，电视的内容更为生活化，其中娱乐的内容也要远远大于思想的内容。例如，有专家发现，适合于电视的内容本身就是肤浅的，例如，战争、暴力、死亡；客观事件；轮廓简单突出；有魅力的政治领袖；简单肤浅的意见；愤怒、妒忌、性爱、占有欲；竟争、怪异；物质、野心；大物体、近距离、局促环境；直线发挥的事件。至于和平、非暴力、生命；主观情绪；画面细小柔弱；空泛的政治纲领；复杂深刻的理论；平和、宽厚、友爱、满足感；合作、平凡；灵性、修养；小物件、远距离、广阔视野；复杂嗳昧的事件，则往往不适合于电视的内容。因此，电视所传播的内容往往无法承担思想家的重任，但却能给观众带来一种轻松的娱乐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一个公用的窗口，它所传播的又只是一些虚幻的东西，因为有了它，我们无所不见，但也是因为有了它，我们一无所见。人类因此而陷入一种“有眼无珠”的状态。“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这句歌词唱出的，正是电视带给人类的困窘。面对电视，人们无法决定看什么，也无法决定怎么看。新的消费对象从电视进入人们的生活，新的观念也从电视进入人们的生活。从依赖现实到依赖虚拟的梦幻，人们不得不生活在虚拟的梦幻之中。美国有这样一个电视节目，丈夫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中的美女，却对身边美丽的妻子视若罔闻，妻子气得掉头而去。这时，电视上出现一行字：自电视出现以来，美国人的生育率下降了60%。事情就是这样严酷，电视所传播的内容中充满了情欲，但是人们实际的情欲却急剧下降。推而广之，电视所传播的内容生活五彩缤纷，但是人们实际的生活能力却一去不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不能不把电视称之为：追风的魔盒！ 三 与广播电视密切相关的主持人、策划人、制作人、撰稿人，叱吒风云，翻云覆雨，在大众文化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也值得注意。 目前，我们被迫生活在一个“炒作”、“策划”、“主持”、“包装”……的文化氛围之中。美丽动人、八面玲珑的主持人，纵横天下、颐指气使的制作人，文韬武略、高深莫测的策划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撰稿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娱乐记者……一夜之间，纷纷从潘多拉魔瓶中破“瓶”而出，争相粉墨登场。当然，在媒体时代，这些角色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其原因在于：在媒体时代，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关于当代文化的思考与当代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明显的不相对应、某种深刻的内在紧张。这种不相对应与内在紧张必须通过种种中介去加以转换。那些主持人、制作人、策划人、撰稿人、娱乐记者……的作用恰恰就在这里。他们类似于一个文化输送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变压器。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媒体并非洪水猛兽，但是却具备了成为洪水猛兽的一切可能，因此，那些主持人、制作人、策划人、撰稿人、娱乐记者……一旦肆无忌惮地随意越位，甚至时时以人类文化的代言人自居，就难免会“挟媒体以令大众”，充当“媒体的帮忙与帮闲”，上演一出出文化的闹剧。 这，无疑是文化的末路。回首人类文化的历程，曾经出现过鲁迅所总结的“官的帮忙与帮闲”、“商的帮忙与帮闲”、“大众的帮忙与帮闲”三种畸变，并且引发了人类的长期而深刻的反省，然而，“媒体的帮忙与帮闲”，应该说，却是２０世纪所出现的文化的最新畸变。它腐蚀着人类社会、人类文化的根基，亟待予以深刻的反省。 借助于媒体以操纵文化，换言之，“挟媒体以令大众”，充当“媒体的帮忙与帮闲”，与人类文化自身的畸变密切相关。２０世纪，商品化、技术化征服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类社会的两个最后的堡垒——大自然与文化生活，也不攻而自破。资本逻辑、市场逻辑、商品逻辑、技术逻辑，侵吞着人类的文化生活。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文化工业”的诞生。而在这当中，最为集中的表现，就是消费逻辑。消费逻辑是当代消费社会的产物。它意味着：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从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商品的消费价值也从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分离出来。最终，商品的消费不再是为了使用的需要，而是为了消费的需要。这就是我们所经常强调的“商品制造需要”（传统社会是“需要制造商品”）。而消费逻辑一旦渗透进入人类文化，就不能不导致人类文化从其实质内容中抽离出来，成为一种满足消费需要的、与所指无关的一种能指。这样，文化产品的制造者竟然成为一个表演者、旁观者，自己不再真实地参与其中，制造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出卖，只是为了获得最大的交换价值。于是，值此之际，就人类文化自身而言，人们所关心的已经不再是文化产品的质量、文化产品与人类生存的关系、文化产品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重大意义之类的问题，而是文化产品的制造怎样才能做到制造、批发、销售、消费一条龙，文化产品是否可以批量生产，文化产品是否可以有效地加以控制、文化产品是否可以成功地加以销售之类的问题。因此，遵循资本逻辑、市场逻辑、商品逻辑、技术逻辑，寻求大量制造、销售文化产品的可能性，并且以文化产品的最大流通为目标，就成为当代“文化工业”的根本抉择。 显而易见，在这个方面，２０世纪炙手可热的宁馨儿——媒体恰恰起着重大的作用，占据着关键地位。假如说，在世纪之初，当人类的一切尤其是精神生活尚且没有被商品逻辑彻底渗透，媒体还能够或多或少地自觉去发挥让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公共论坛作用，那么，现在情况就完全改变了。 既然媒体的受众同时就是文化的消费者，而且是一个单方向的消费者、被动的消费者，既然媒体的制作者同时也不再是文化生活的参与者，而是文化生活的旁观者，那么，利用媒体所提供的这一机遇去诱惑大众的文化消费，岂非顺理成章，又岂非文化人大发横财的千古难逢的“良机”？ 我们在传媒时代所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一幕。在媒体中被不断“翻新”、“炒作”、“策划”、“包装”的，正是上述那没有所指的能指。它们的最大特点，就是根据消费逻辑的需要，借助于媒体而予以批量生产。或标新立异，或哗众取宠，或指鹿为马，或发号施令，或高谈阔论，或巧言善辩，或故做高深，或道貌岸然，总之是唯恐天下宁静，唯恐天下不乱。但是究其实质，却全无固定的立场，而是完全出之于某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机会主义的考虑，意在为消费者提供某种普遍需要的小点心，鲜甜、可口、绵软、易于消化。而对于那些可以使得胃口变得坚强起来的东西，则通通被不屑一顾地予以拒绝。这样，从表面上看，它对任何问题都能够抢答、发言，甚至随时都可以大做翻案文章、大肆炒卖热点，然而，充其量却只是牺牲种种问题的内涵的种种复杂性，满足于制造一些毫无意义，但是却容易被接受、并且附有简单答案的文化产品。因此，形形色色的文化问题不但没有随着它的回答而解决，而且反而更加复杂了。 至于媒体从业者本身，问题就更其严重了。他们的文化身份的从参与者转变为旁观者，导致了人类文化的某种难言的尴尬。我们知道，运用知识进行思想，是知识分子的全部追求。也因此，所谓知识一旦离开了思想，就成为一种知识操作，从此毫无价值可言。赫尔岑说得何其精辟：这些进行知识操作者处于反刍动物的第二胃的位置，咀嚼着早已被反复咀嚼过的食物，充其量只是爱好咀嚼而已。进而言之，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只是一只雄视阔步的火鸡，而绝不可能是一只雄鹰。而媒体从业者身上所存在的重大偏颇也正是如此。在横行天下的媒体之中，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干脆摇身一变，不再是为人类文化的发展而借助于媒体，而就是为媒体而媒体，竭尽全力为媒体服务、辩护，甚至以媒体之心为己心，以媒体之意为己意，不惜“挟媒体以令大众”，成为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演员、一个招摇过世的明星。可以预期，只要有媒体的存在，就会有这类人的存在，而且，他们的地位还会不断上升，大红大紫。然而，尽管这些人大量泛滥成灾，但是除了一身奴颜媚骨之外，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却根本就于事无补，更不要说，在他们身上，还缺乏一种最最起码的自我反省之心。戴安娜事故现场的一位摄影记者说：“我们完全没有责任，因为这只是生活游戏的一部分。”请看，这，就是他们！ 结果，在媒体的时代，人类的文化尽管确实可以称得上高度繁荣，甚至足以使我们夜夜笙歌，日日酒醉，享尽荣华，然而，也必须看到，正是在媒体的时代，人类的文化又日益沦入一种极度的浅薄。为人们所熟知的具有深度之文化世界消失了，文化的超越性消失了。一切都成为平面。文化停止叙述，文化成为娱乐。文化成为茶余饭后的猎奇消遣，风花雪月中的无聊闲适。文化不再创造世界，而是消费自身，结果，大众文化成为大众操作，文化作品成为文化用品。而且，由于它的目的无非是设法刺激、操纵消费者的消费需要，从而促成文化产品的批量消费，贯彻其中的只是一种美妙的虚拟，一种美梦的编织，其奥秘在于诱惑大众梦中望梅止渴（甚至连梦都不是自己的），而实际上大众在其中满足的只是意淫，而且不幸而“淫”的是自己，因此，倘若任其“横行”下去，无异于对未来的犯罪，世界会转而成为“小国”，大众也会转而成为“寡民”，最终也就只是一种对于大众的全息抚摸，不但破坏了文化生态，成为毫无意义的文化垃圾、文化泡沫和虚伪做作的社会噪音，而且会导致“精神的苍白”、“精神的堕落”、“精神的蜕变”、“精神的崩溃”。唯一的结局必然是：精神的虐杀与自戕。 韦伯曾经耸人听闻地追问：何人才有资格把手放在历史舵轮的握柄之上？置身媒体时代，我们不能不强调指出：这实在是一个亟待回答的追问。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在那些主持人、制作人、策划人、撰稿人、娱乐记者……身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就转而根本否认他们的存在。事实上，那些主持人、制作人、策划人、撰稿人、娱乐记者……只要不肆无忌惮地随意越位，还是有其积极的意义在的。不过，实事求是地说，那些主持人、制作人、策划人、撰稿人、娱乐记者……确实又并非有资格把手放在历史舵轮的握柄之上者。因此，在媒体的时代，时时刻刻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保持高度的警觉，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予以必要的限制与批判，就不能不是媒体时代的必然。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去做到这一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