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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是风暴笼罩里的世界。风暴的中心，由欧洲渐次转移到东亚。风暴里挟着豪雨，洪流冲决着堤防。我们在前面说过，西方世界工业革进所产生的力量，向全球不断扩张。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及二十世纪初叶，这一势力如日中天。可是，几乎就在同时，“一个怪物在欧洲出现”。自一八四八年来，欧洲自己的内部衍生出一股巨大的“反动势力”。这股势力从欧洲自己的内部来拆散欧洲并且动摇西方世界既有的秩序。它就是继第十四世纪的黑死病而爆发的共产赤热症。 这个赤热症的规模之大和持续性之久都不是黑死病所能比拟的。它向全世界蔓延。它使历史改观。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奥匈帝国，削弱了德国，波尔希维克在俄国突起，并且建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极权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邦击败了轴心国邦。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武力消灭了，统治形态也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的殖民地相继独立。苏俄在战事中延伸势力于东欧，并且将共产制度强加诸东欧小国。东北亚以至东南亚的赤潮则乘战乱而高涨。赤潮的发展趋向与马克斯的“先知预言”刚好相反。它向亚非落后地区泛滥。这些地区，再加上拉丁美洲，所造成的影响力，在地球上几乎是无远弗届。这些地区普遍的贫困，但又民族意识昂扬，人口急骤增加，且要发展工业和经济来与西方世界“并驾齐驱”。这些条件是赤热症滋生及蔓延的温床。西方国邦对亚非地区的殖民，使这些地区的人民直接经验到他们自身的生活水准与西方国邦的生活水准之间的悬殊，因而产生不满的情绪和求平等的渴望。这给赤化工作者以免费招待的挑拨机会。这些地区内部所经历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以至于思想的变迁，又在在引起不安。商业经济破坏了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的破坏；又导致农村长期未变的传统生活方式之破坏。农村传统生活方式之破坏，又使农村人口不安。农村人口不安，就涌向城市谋生。这些人就是城市工厂的预备队。他们在原来农村中的安全失去了，跑到城市来更得不到。这些分子是最易为宣传所煽惑的原料，因而也就是建筑极权统治之天然的沙石。这些地区的中小资产阶层的经济生活水准较一般人高，但是他们接受自由和平等这些西方观念。接受了这些观念的人佩服西方文化，但不佩服西方的殖民主义。这类比较醒觉的分子，在一方面不满意殖民地位，在另一方面又不满破碎的封建社会。这种力量也促致变迁。现状的变迁自然使立于其上的老旧统治纷纷解体。就在这样不安的背景下，战后新邦纷纷出现。 一、人的内外分裂 如上所述，西方文化挟其工业、经济，和军事力量之向亚非地区扩张，普遍地动摇着亚非文化原有的文化基础，因此引起这些地区普遍的不安。这种不安逐渐凝聚成对西方势力之各种程度的抗拒。这种抗拒是以两种形式展出：第一，保守的。第二，激进的。保守的形式常倡导国粹，发挥民族本位论。提倡非暴力，实行不合作的甘地主义，是这种形式中的温和品种。一个干瘦的老头甘地，戴一副大眼镜，持一架手纺机，是这种主义的象征，由这一象征，凝聚了印度的宗教文化意识，再具体化而成独立运动，最后则终于脱离英国的羁绊而立国。激进的形式是所谓“反帝运动”。这种运动常为赤色工作者所组织及利用。列宁是这些事体的韧创者。①由于这一政策的运用，西方生出的反西方势力与东方的反西方势力于是合流。在这一“革命策略”运用之下，赤色运动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因素，以及一个新形势。这就是赤化司令部驱策落后但人数众多的民族来与先进但人数较少的民族缠斗，以达到最后赤化全球的目标。这么一来，本系以经济的“阶级斗争”为行动原则的赤化运动，蒙上了“人种斗争”的人类学的色彩。于是，世界自由势力之反赤工作又多了一项复杂的因素。 也许有人觉得困惑，马列门徒既系以经济的“阶级斗争”为行动原则，怎么又扯上民族主义呢？这个问题之提出，系由于对彼等的特质不够了解。马列门徒是一群世界历史上罕有的复合体。他们在目标上是心思单纯（single minded）；而在策略上则是心思复杂（complex minded）。他们在目标上是最反机会主义的；可是在手段上则是毫无顾忌的机会主义者。因此，他们在方法的运用上丝毫无碍。任何手段，只要他们认为有利于目标，他们都可以采取。于是，他们变成了世界毛病的寻求者。殖民地问题、刚好是西方的毛病，他们当然乘机利用。 俄国之笼入共产极权制度，使整个世界起了这么大的波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古巴事件为顶点，人类慑伏于和平或战争的剃刀边缘。中国之笼入共产型模的极权制度，更深远地影响着人类今后的祸福安危。这一事件实在不可等闲视之。中国何以至此？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有数问题之一，也是一个极其繁难的问题。真正客观和完备的解答和诠述，恐怕要等到秋水澄清的时候，由伟大的史家来执笔。秋天，是成熟的季节。人的心灵可能跟着成熟了。只有在夏天燥热退去了的秋天，浮动的心情归于平静，人们才听得进幽谷里的鸣声。我在这里只能提示几个基本的原因。 第一，如前面第五章所说，中国的社会文化因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在动荡。不断的战事更加深并扩大它的动荡。这一基本形势，不利于安定而利于滋生浮动。 第二，当中国正在从事建造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时，日本军人大规模入侵。这一个大震荡给赤化运动以空前的机会。照我的了解，如果不是日本军人这样横扫一脚，中国赤色的武装力量是可以消弭的。②至于应付共产思想则是另一问题。这一问题迄在虚悬之中。 第三，苏俄革命的刺激。中国知识分子渴望一个理想的社会实现。至于这个社会以什么切实的程序实现，大家可不太留意，也没有这个耐心。这真是一件危险的事。当人对自己的环境不满意时，容易把别的地方幻想成天堂。人类学中不乏这类实例。白种人曾把南太平洋中的岛想成长满莲花的乐园。在三十年代，中国左派人士把苏俄描绘成人间天堂。许许多多青年知识分子信以为真，甚至有不少中年和老年也信以为真。其实，当时苏俄已成集体屠杀的发源地，世界史无前例的恐怖场，到处是饥饿的人民。可是，这些事实，却为左派大量宣传所淹没，竟引不起一般人注意。对左派宣传也很少有人能提出有力的反驳。苏俄那样的一个国度居然成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向往的圣地。 第四，知识分子一般地思想失根和情绪失所。他们拿意底牢结（ideology）当知识。 第五，私人的结纳、利益，及价值取向日渐和公共的利益及价值取向背道而驰。 第六，对于赤化运动的产生，观念形态，及运用策略认知不足；缺乏应付的经验。正如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大规模思想性、社会性、暴动性的群众运动之涌现一样，赤化运动是一种新的现象。马列门徒将克劳塞维茨（Karl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透过社会文化情境，而化合防御与攻击、政争与兵争、外交与内攻、战争与和平的一元多面的权力夺取的策略。这“一套”之不易应付，是不难想像的。③所以，到现在为止，自由世界还是应付吃力。 共产观念何以使人发狂？就对抗共产制度的自由人而言，这是第一个必须解答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真切的解答，则应付乖方，全不相干。医师治病必先诊察病源，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否则就弄成“病急乱投医”，劳而无功。在这一关联中，所涉及的完全是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得讲求客观。从生物逻辑的基础来观察，赤色人物和自由人士在基本上完全相同。而所不同的只是赤色人物被赤化工程师装进去的（built in）那一套观念系统与价值组合不同而已。这一套东西装进他的大脑去以后，就变成了他的小司令官，在里面发号施令，指挥他的躯体：要他的躯体杀人就杀人，要他的躯体放火就放火，要他的躯体做平常人做不出的任何事他就去做。这就是变成霍夫（Eric Hoffer）所称的“真信仰者”。④现在的问题是：赤色人物被赤化工程师装进去的那一套观念系统与价值组合是什么？ 近代共产制度的发动人都自称是唯物论者。他们异口同声的反对唯心论。许多宗教家，道德家，和唯心哲学家信以为真，一齐搬出唯心论和唯心主义与之对抗。这简直是打偏了靶，没有正中标的。这些人士不知道共产集体的语意学（semantics）。共产集体的“理论基础”的确是唯物论与唯物主义。但是，这一“理论基础”除了作一大前提以外，还有运用的一面。在运用的一面，唯物论与唯物主义变成一个极有弹性的幌子。从运用策略和群众心理来着想，共产集体所搞的这样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一定要借着毫无条件及毫无保留的“反对”一个对象才祭得起来。依此，共产集体并不一定因为某一说法真是唯心论他们才反对，而是因他们要反对他才说他是唯心论。共产集体的人生观和社会观是一个严格借二分法构成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在这种人生观和社会观的观照之下，人不是同志就是敌人，既是敌人，就该消灭。没有中间路线可谈。非敌非友的灰色分子他们最痛恨。他们要消灭敌人，在物理上还办不到的时候，就先打击他的思想。本此，他们把他们所要消灭的人的思想观念，一概叫做“唯心论”。其实，如所周知，世界人类的思想并不是这么简单，而是品类甚多。不错，世界共产建构的原始“理论”是唯物论乘以唯物主义，共产集体也是借着鼓吹意象杂多的唯物论与唯物主义起家的。但是，这一原始目标一点也不妨害他们拿来作策略性的运用。共产集体所标揭的主义固然指导行动，可是他们也常根据行动所得经验来偷偷地修正其主义。因为，实行“主义”，并不是他们最后的目标，权力才是他们最后的目标。这是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有目共睹的事。诚然，世界共产组织仍以唯物论与唯物主义作哲学旗帜；可是，在实际策略的需要时，他们并不拒绝利用唯心论与唯心主义的。他们在向旧的统治建构进攻时，不是常常激发并利用知识分子的道德感么？ 我们必须认识清楚，赤化运动发展到了现今的阶段，赤色集体最核心的人物已是一撮总体权力的追求者。这一撮人已经不是阿提拉（Attila）、汉尼拔（Hannibal）、张献忠、李自成，甚至希特勒这样格调的人物。他们为了追求权力，动脑筋动到人类社会文化里的中心信仰、道德价值和认知上的是非真假层。他们为了征服人类，先精炼一套可以活用的说词，来搅乱人类这层根子。人类这层根子搅乱了，中心信持消失了，道德价值幻灭了，这非真假都无所适从了，于是他们再以极肯定的态度，抱着完成历史使命的精神，介绍他们的未来“社会主义天堂”。这些人是一群人类心灵的洗劫者。心灵的洗劫是“内战”；奴役或毁灭人身是“外战”。彼等的策略，常为先“内战”而后“外战”；或内外交攻；但从来不单打北洋军豪式的“外战”。所以，今后自由世界要谋对抗赤化势力，必须根本上从老后方的“内战”打起。这也就是说，自由世界在和赤化势力对抗时，必须从道德价值和认知上的真假着手还击。如不从这一根本层澄清起，而从半路上动手，那便是舍本逐末。至于从表面着手，除了制造热闹以外，更属无济于事。 二、邪移的哲学及其衍产 普罗泰哥拉斯（Protagoras of Abdera）说：“人为万物之权衡。”世界共产制度是把唯物论乘以唯物主义当作万事万物的权衡。他们声言器用技术、经济结构、财产关系，乃宗教、道德、伦理、哲学、艺术、文学等等的决定项。人生的一切活动，包括思想在内，都被物质基础所决定，因此被束缚在物质的基础上。依此，借着考察物质力量才能客观地预料历史的行脚。历史的行脚是依正、反、合，否定的否定，及质和量互变的程序前进。阶层的冲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大动力。这一冲斗归结到一个弥赛亚式的预言（Messianic prophecy）之在人间的实现。当那一情境到来时，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一扫而光，阶层的对立即不复存在，一个无阶层的社会便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社会，狮子倒下，人间的一切罪恶都成过去。大家过着平等、自由、丰足的生活。 多么美丽而天真的迷执（myth）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建基于这一套迷执之上，共产制度由之而展开建造的基本“哲学”，是马克斯等的杰作。于一八四五年，马克斯在《费尔巴赫论纲》（Thesis on Feuerbach）里说： 客观的真理是否属于人的思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真理的问题即是实在与权力的问题。一个思想是否为真，必须在实践中去求证。离开了实践而辩论思想是否真实，这完全是一个学院式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曾以各式各样的看法来解释世界，而真正的任务是改变世界。⑤ 我在前面所说的迷执是把事实分析与价值判断揉合作一团，而且结论大于论证，并把科学的与非科学的及反科学的成分编织在一块。这样的迷执，只能算是一个高级的“图谶”或“烧饼歌”。任何一个说词能够耸动一个时代的群众，并不足以证实它一定是真的。只能证实它是有群众心理效应的说词。任何一个理论冷冷清清的摆在冷冷清清的角落里，不足以证实它是假的，充其量只能证实它在一时一地没有群众心理效应。真假和效应永远不是一回事；虽然真的不必然无效应，有效应的不必然为假。 《费尔巴赫论纲》里所说的这一段则深合“行动人物”的需要。它使权力欲炽烈者如虎添翼。这种“哲学”跟唯物论与唯物主义黏合起来，再利用现代心理科学的技术，发展到极致，就可成奥维勒（George Orwell）的新理想国——一九八四年！作为致知的程序来看，“行动”与“认知”是有关联的。我们必须借望远镜等工具的使用以及演算技术才能确定冥王星的位置、轨道，和速度。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工具和技术，那末我们即无法得知冥王星的位置、轨道，和速度。由此可知致知的程序与认知的真假在获得的过程上是有关联的。我们抽掉某些致知的程序，则某些认知的真假即无法确定。⑥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致知的程序即是认知的真假。我们不能把这二者等一起来。天文星宿图常需修正。其他经验科学的理论也常常如此。这一事实表示，我们借着某一程序得到的结论可能因符合事实而为真，也可能因不符合事实而为假。既然如此，足见致知的程序是到真理之路，它的本身可并非真理。我们充其量只能说，没有致知程序即无由得到真的认知，但是由此推论不出，有了致知程序即必然得到真的认知。马克斯说“离开了实践而辩论思想是否真实，这完全是一个学院式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曾以各式各样的看法来解释世界，而真正的任务是改变世界”。这种“哲学”不过是步亚力山大用剑劈哥底安培（Gordian knot）的后尘而已。至于说“真理的问题即是实在与权力的问题”，这一真理观只应被希特勒奉若圭臬，野蛮极了。罗素说：“最大多数的事实是与我们的欲求独立的。我们受着这些事实的限制。忘记了这一点，乃不正常的夸大狂之表现。”⑦既然最大多数的事实是与我们的欲求独立的，于是他们不受我们支配，于是他们之发生或不发生与我们之希望或不希望各不相干。买奖券的人大都希望发财，可是中奖的只有那几个。然而，世界共产集体不信这一理知。他们是一群权力狂。马克斯的这种哲学更助长他们的权力狂。自有共产集体以来，即认为有权力就有真理。有了权力便有了一切。他们忙着用权力制造真理。这种狂妄的思想，像原子尘一样，感染之广，遍及大地。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这些人物本于马克斯的这种“哲学”衍出一些什么特别的想法和作法。 A、泛政治主义 世界共产型模的人物视政治若生命。就他们而论，没有政治就没有生命。这类人物的支配欲的强烈真是史无前例。他们不仅要管人的身体，而且管到人脑筋里来了。他们信奉什么，强迫别人也跟着信奉什么。不然就消灭！他们爱什么，强迫别人也跟着爱什么。不然就消灭！他们恨什么，强迫别人也跟着恨什么。不然就消灭！他们是绝对的一元论者。他们排斥任何品类的多元论。在他们的控制网里，丝毫不容许有权力的死角。一个国内有任何形式的反对力量存在，这就表示权力的多元，也表示他们的权力有死角。所以，一定要消灭！这个地球上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势力。所以，要实行“世界革命”，完全消灭！这些人的身体似乎太好了！ 上帝创造万物。世界共产型模的人物无一不以人间全能的主宰自况。他们以马·列唯物论乘以唯物主义的眼光看世界，看社会，看人生。他们要从现实政治的观点来看历史，看学术，看文学艺术。于是，宇宙人生在他们的眼里变成一个“斗争”的大舞台。在自然界，阴电与阳电在斗。在数的世界里，正数与负数在斗。哦！他们居然有那么丰富的人的情绪！在社会界，更不用说，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这类人的眼里，除了“斗争”以外，没有生活。生活即是“斗争”。参加“斗争”的人，受盲目的宇宙“斗争”的法则支配着，身不由己地一直斗下去，一直斗到成了灰为止。这样的人生，不是太苍凉了吗？难道不感疲倦吗？我不知道，母亲跟她的小儿是否也在斗！ 从泛政治主义的眼光看去，奇妙的事实在多。写历史不凭史实，必须套唯物史观的公式。在生物学范围里，决定“后得性是否遗传”，不根据实验，而必须听从政治路线的指导。在数学中二十五的平方根正负五，说成“矛盾的统一”。我不知道正数和负数的“矛盾”何在？因此我更不知道二者怎样“统一”法？如果我说这些“理论家们”是极人间牵强附会之能事，那末我想他们一定要“斗争”我吧。 汪奠基写了一本《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这是一本用力之作。可是，在“前言”里他说：“如实地提出一部中国逻辑思想发生发展的科学资料，首先要求的是，要有一定的马克斯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科学的认识能力。”我怎么样也想不通，研究逻辑和马列主义有何相干！我更不知道怎能把“马克斯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科学的认识能力”等量齐观！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我曾读过汪奠基写的逻辑著作，我从来没有发现其中说研究逻辑“首先要求的”是“一定的马克斯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为什么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突然有这种“要求”？二十多年来，我读过许多自由国邦学人写的逻辑著作，上面连马列主义的影子也没有。那些著作所表达的逻辑怎么也构作得起来？而且构作得那么严密？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连逻辑这样的纯粹科学也得给戴上一顶红帽？ 在泛政治主义的高压之下，一切必须从属于政治要求。政治权力不仅决定官阶升降，人的饱饿，声名的荣辱，性命的生死，而且还要裁判学理的真假。只有上帝才有这样无边的法力。人不过是这无数恒河沙数世界之一的小小地球上的小小生物而已。人的生命也不过数十寒暑就过去了。人的知识也有限得很。***人何悖狂自大乃尔！他们得到了权力，失掉了的可多哩！他们拿起直接的或间接的鞭子，硬要学术屈从政治，思想套上马列主义的枷锁，于是学人不能照着亚里士多德来，“是什么就说什么”。这样，他们所看到的是假的，所听到的是假的，所收到的也是假的。世界共产型模的人之所以要把什么都马列主义化，无非是满足那股子罗素所说的“支配意见的权力”里⑧产生出来的征服欲。结果，网罗里的人是征服了，他们所回报的是假理。真理悄悄从横暴的天地溜走了。这又有什么趣呢？共产型模的人事事要清一色。他们只爱红色，别的都看不顺眼。世界的文化这么多，人生的内容这样丰富。他们的天地何其窄！他们只欣赏马列花，为什么不欣赏自由花？为什么不欣赏友爱之花？ B?为目的不择手段 如已悉知，自古以来，人的灾祸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自然界；另一个来自人对人的迫害。时至今日，由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自然界所加于人类的灾害大部已能加以控制，很少足以构成对人的神经的威胁了。论人对人的威胁，猎头祭已成历史陈迹，旧的奴役制度已成过去，可是代之而兴的就是一种新的奴役制度。这种新的奴役制度就是共产制度。共产制度的残酷及苛暴，已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可是，在这一残酷及苛暴的背后，有深藏的一层观念，那就是对人的价值之根本否定，对人的尊严之根本否定。共产型模的人自己也是人。他们对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之根本否定，实在是对自己的根本否定。然而，因为他们是泛政治主义者，他们的视觉为泛政治主义所盲，以致自己这样侮辱自己而不自觉。原来他们是严格地划分“政治立场”。“政治立场”相反的就剥夺了作人的权利。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彼等是这样无所顾忌。“为目的不择手段”已成他们视为当然的行动指南。只要能达到目的，只要能攫取政治利益，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在所不惜的。依此，人人为刍狗，在他们算得了什么呢？这样的一批人，似乎以虐待同类为快乐之本，以玩弄同类为满足之源。柏瑞图（V. Pareto）说： 政治的技术，在找出利用这样的一些情绪的方法，不要浪费我们的精力来破坏这些情绪。因为这是白花气力的事。在最常见的情形之下，我们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加强这些情绪。一个人能从他自己的盲目情绪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便能够利用别人的情绪以达到自己的目标。……一般说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最能为自己的利益和他的党派的利益而努力的政治家，是一个没有成见的人，但是他却知道怎样利用别人的成见。⑨ 这是法西斯的理论大师的谠论。你看！这是多么冷酷！这是多么蔑视人的尊严！一模一样，全世界共产集体搞所谓“群众运动”时也是这么办的。他们既然认为“目的可使手段成为正确”，于是毫无顾忌地激发并利用“群众”的情绪。情绪是一种短期但却猛烈的力量。他们要利用这种力量来摧毁一切障碍，达到自己心中的目标。依柏瑞图所说，他们努力激动“群众”，可是他们自己内心并不激动。他们的脸孔是涨红的，但内心是冷凉的。他们个个是“玩人”的好手。 不仅如此，世界共产型模的人物更把搞“群众运动”这一概念加以推广和精炼，应用到统治上去。从这一概念出发，就短程而言，彼等要滤掉一切不利的消息。把所有向外开的窗户封闭，只留一个他们认为可以留的。然后，让你从这个窗户看一切。消息报和真理报在基本政策上一样。在这样的地区，一百种刊物在基本论调上等于一种刊物。一千座广播电台在基本节目上等于一座广播电台。就远程而言，彼等利用教育作手段灌输一种想法，将一切不同的想法和“罪恶”牢牢连接在一起，把怀疑权威的颁制品视作“危险”。这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地区，不仅身体活动必须“循序而行”，思想活动也非“照单行事”不可。结果，共产性格（communist personality）形成。这种性格的特征是，对自己的上级盲目服从但对团体以外的人猜忌，绝对信仰自己的“主义”，同时排斥一切不同的信仰，独自思辨的能力被视作异端的根苗，怀疑更致认为是“偏差”的开始。发展到极处，举国成为一个动物园，而彼等则为动物园的驯兽师。近几十年来，世界许多地方，流那么多血，经历那样惨重的牺牲，结果却是向“动物园之路”迈进！ 然而，宇宙似乎有个均衡律。在这个律则的支配之下，人不能同时得到两种相反的东西。世界共产集体不择手段追求到了权力。他们满以为有了权力即有了一切。殊不知上帝并不帮他们这个忙。人们得到一边时往往是以失去另一边作代价的。追求到了过多财富的人常常失去内心的平衡。中了头奖的人时常弄得满头大汗。共产人物能够叫人怕，但不能同时叫人爱。他们长于制造恐怖，但不能同时使自己在坦易里过日子。史达林走的路是俄国的禁地。他们推行统制经济，但不能同时不扼杀了经济活力。他们好作夸大宣传，但不能防止宣传效率递减。他们动辄把别人当敌人，但同时却不能不引起别人防备，或者防备不了就敬而远之。他们极力统制思想，但无法不使治下人众因此而头脑迟钝。总而言之，他们似乎抓到了很多，究其实不值几何。他们所得到的最大的满足是消却心头恨。这太紧张了，他们应服老庄清凉散！ 三、狂澜退落的征兆 “飘风不终朝，长夜终有明。” 人终究是人。用统治动物园的法则来统治人是不会持久的。我们撇开现实政治层面不谈，透视共产极权型模统治里层，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A、天堂的幻灭 共产集体自称他们的统治是“大众的天堂”。我们不必去问这话的真假。为着顾全礼貌起见，我们姑且承认这话是真的。不过，我们得接着问一声：既然是“天堂”，何以许许多多共产国邦都筑成一个一个的幕呢？他们可以说，这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阴谋破坏”。好！何以东柏林的人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往“资本主义”的西柏林逃？难道他们是前往欢迎“破坏”？当柏林围墙开放时，西柏林让几十万人到东柏林探亲，没有听说“一去不复返”的情形。何以东柏林不敢放人到西柏林探亲？东柏林和西柏林对峙所发生的这些情形，可以看作具体而微的自由制度和极权制度的对峙之实验。这一实验告诉我们，人是不喜欢被关在笼子里的。当机会到来时，他是要振翅高飞的。这是人的自然倾向之一面。即令没有外在力的作用，极权统治内部人的自然倾向的这一面之展进，也会使这种反自由的制度发生质变。改变现状，和逃离苦难，都是人之常情。将近五十年的惨痛经验，证实“所谓社会主义的天堂”是建筑在纸上，或存在于广播之中。当共产集体需要用武装力量来推销共产主义时，十足证明共产主义在思想上的鼓舞力之衰落。 B?向真理低头 如前所述，共产集体巩固并扩大权力的形态是泛政治主义。在泛政治主义的笼罩之下，一切从属于政治，一切受政治的染色，学术思想更不能例外。弄学问之一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是什么就说什么”。革命以后的俄国，官方的思想方式弄的别扭得很，偏说“甲不是甲”。这么一搅，弄得一切学术思想的基础动摇了。于是几十年来，苏俄的学术思想充满了别别扭扭之词。苏俄共产集体之所以闹这种别扭，又是由于有一大套道理。他们说：“每一种社会经济制度，都有自己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是具有阶级性的上层建筑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工具，不是苏联社会主义下人民的思维方法。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逻辑，乃是苏联人民反对资产阶级，肃清旧时代残余资产阶级意识锐利的武器。所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创建自己的逻辑思想体系。苏联全国各级学校学习自己的逻辑，不应该使各级学校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这真是奇妙的“理论”！还有更奇妙的“理论”：“形式逻辑在古代是捍卫奴隶主人的思想体系，在中世纪是神学的侍女，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则适合于资产阶级使被压迫阶级始终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样的“逻辑”，除苏维埃共和国的特别“逻辑家”以外，不是自亚理士多德以降古今中外任何逻辑家所能了解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有“资本主义的社的思想方法，“社会主义的社会”有“社会主义的社会”之思想方法，难道说“资本主义的社会”演证几何学的方法与“社会主义的社会”有何不同？“资本主义的社会”说“如果甲等于乙而且乙等于丙则甲必等于丙”，难道“社会主义的社会”能说“甲不等于丙”？在世运会时，“资本主义的社会”说“第一名是冠军”，“社会主义的社会”能否说“第一名是亚军”？人类的社会文化诚然各不相同，因而有许多想法也不相同，表达的方式也多少不一样，但是仍然有共通的部分。这些共通的部分是道德价值，代数头脑，数学逻辑，对经验世界的认知。而这些共通的部分恰好是最重要的部分。人类能够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也赖这些共通的部分。这些共通的部分，毫无疑问，是人类改善其处境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样的毫无疑问，这些共通的部分，透过联合国和文化交流以及通商等枢纽，今后在扩大中。谁要在自己心灵中张起一个铁幕来违反这些共通的部分，吃亏的是他自己。 显然得很，不同的社会文化可以有不同的“思想内容”，但是并无不同的“思想方法”。思想方法是一，思想内容是多。我们可以承认所谓“资本主义的社会”有它的人生观、生活方式、政治形态、行为模式；所谓“社会主义的社会”有它的人生观、生活方式、政治形态、行为模式；但是我们简直无法设想二者有各行其是的“思想方法”。我们可以承认比较富裕并且文化水准较高的人所注意的曾是琴、棋、书、画；而比较贫困并且文化水准较低的人所注意的是柴、米、油、盐。我们也可以同情“劳苦大众”，讨厌白俄富豪贵族那一股子骄矜之气。我们也承认他们的生活兴趣和一般平民有不同之处。但是，我们却不能不承认他们也是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是同一历史和社会文化的产品。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和“劳苦大众”有许多基本的共通部分。这些基本的共通部分是道德价值，思想方法，所用的语言构造，以及生存的权利。 俄国波尔希维克集体为了要搞“革命”，将“富人”、“资本制度”，和“帝国主义”幻化成集人间一切罪恶之大成的符号。这些对象不仅在“经济制度”的基层建构上“要不得”，而且其竖立于这样的“经济制度”之上的一切“意识形态”也是“要不得”的，包括“思想方法”在内。这样的意像之扩大所及，弄得认为凡属“要不得”的都是对方；凡属“要得的”都在“革命者”这一方。其余没有中间地带。既无中间地带，当然没有调和妥协余地。于是，世界虽大，国邦虽众，人类虽杂，在他们心目中有而且只有“敌”同“我”的“对立”局面。这一局面的存在是不许可的。所以，只有把“敌人”彻底“打倒”。推动这种想法与行动的，在表面似乎是唯物辩证法，其实那只是一个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幌子。真正在他们内心深处推动的是“违扭作用”。这里所谓违扭动用，即是敌人说好的，我一定说成坏的；敌人说是坏的，我一定说成好的。反正不管客观的事实怎样，一切反着来。凡属搞俄式“革命”或拟似革命（pseudo revolution）者一定要制造这一类的“违扭作用”。设有一群人对现实状况不满。其中的一部分容易被导入佛老，向往天堂或遁入空门；另一部分容易导入违扭作用。违扭作用激化到了不可遏抑的程度，而且有了一些机会，就从事“革命”。 这个样子搞“革命”，论“彻底”的确是彻底，可惜副作用太大了。副作用太大了，就妨害了社会文化之健康而正常的发展。这样一来，“革命”岂非白搞一场？许多“革命”所得，不过新的旗帜一个及白骨一堆而已。 俄国革命中这种违扭作用流毒所及历数十年而不竭。这种违扭作用横梗于波尔希维克集体之间，“理由化”而为所谓“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哲学”。结果，凡被认作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一概“要不得”。在这一关联中，他们是把政治上的一个大的价值判断代替科学上的认知结果。那些被“革命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狂热分子，不知政治并非一切，更不知人间尚有超党派，超阶层，超政治，以至于超国界的真理存在。祸延所及，使苏俄的学术思想像被一条大蛇缠住了的青蛙，动弹不得。青蛙虽以善跃著名，但被大蛇缠住时，只好一任它随意戏弄了。在唯物辩证法及唯物史观这类不通而又带威赫性的“理论魔术”缠戏之下，苏俄的学术思想大受歪曲、打击、和阻滞。这样，他们在一国的封闭系统以内自娱是兜得转的。因为，当“理论”讲不通时，请秘密警察帮忙动点外科手术，即可无往而不利。然而，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套魔术便破绽毕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列主义的信徒碰上希特勒的“船坚炮利”，吃尽了苦头。最后还是靠着“资本主义”的美国伸出援助之手才得免于危亡。受过了这一次硬碰硬的战争的洗礼以后，现实人物如史达林者发现马列主义的“道统”并非万能，才设法扭转这一趋向。一九四六年史达林建议苏俄全国中等及高等学校讲授“形式逻辑”。他说语言是人类共同的思想工具。不是有“阶级性”的，而是具有超越社会经济制度的普遍性。语言工具可以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下的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替“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服务”。这是多么难得的觉悟！这一代价高昂的觉悟，也十足证明那事事必须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哲学”来看的大前提之破产。这是一件摇撼着“社会主义社会”建构之“理论基础”的大事。这件大事的严重性几乎相当于欧洲中古时代基督教的大教长宣称基督教义出了毛病，要向回教请益！这件大事震动了苏俄的知识界，展开了延长将近五年之久的一连串的辩论。如所预料，最后的胜利归于史达林。于是，以史达林为首的马列僧侣们，一齐向真理低头了。可是，从一九一七年开始，苏俄学术思想界的精力和时间，已经白白浪费在领受并注释这种极无意义的统治哲学达三十多年之久。谁说人类的历史不是一部愚蠢的纪录呢？ 这一事例又一次证实了宇宙均衡律。相反性质的东西不可得兼。苏俄共产集体的确从“马列主义”之宗教化而制造出一股巨大的旋力来形成他们所渴望的统治结构。但是，那样的政治宗教，是玄学乘幻想乘激情乘渴望乘挫折乘宗教狂热的一团浆糊。这一团浆糊根本是神智不清的东西。人喝了酒勇气就大些。义和团的法术都可以使人勇气增加，何况这种“武装哲学”？但是，神智不清的东西可以给人以暂时从狂热所生的力量，却不能给人以持久的理知。显然，真正的文化创建所需的不是从狂热所生的力量而是持久的理知。然而，依照教条来行事就不能用理知。不能用理知就搞不好。要搞得好就得用理知。要用理知就不能不放弃教条。二者不可得兼。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其次，我们要谈到历史。任何一门学问，如果它的结构松懈，语意欠明，含义繁复，易于引起不同的意象，隐伏着带有情绪的价值观念，就容易被利用作现实政治的工具。过去的经济学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几十年前的经济学尚未成为科学，而是被宣传家利用为“讲主义”的场所。甚至近年还有人谈“人文‘主义的’经济学”。风流余韵，三代不绝。历史之被用作现实政治的工具，更是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之势。历史之被用作“寓褒贬”的工具，几乎已成大家视为当然正确的传统错误。如所周知，至少在斯达林时代以前，苏俄史家写历史，遵照事实是次要的考虑，遵照“党的路线”及唯物史观是首要的考虑。唯物史观是一常数。史家著史，必须照着这种“俄国八股”来填。自幼在苏俄长大的人都会填的。可是，“党的路线”是一变数，路线摸错了就有危险，所以史家著史必得相当留心。人间难事之一，如前所述，为“是什么就说什么”。之所以如此，第一是因我们的认知能力有限，我们不大容易确知什么就是什么。既然我们不大容易确知什么就是什么，如何能说什么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能确知袁世凯曾否告密，我们怎样说袁世凯告密？我们不能确知外太空的情形，我们怎能说外太空如何如何？第二是因社会文化，传统，权威等类因素的限制。假定我们已确知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当着我们受制于这些因素时，我们也不一定能“是什么就说什么”。李莲英为慈禧太后梳头，看见老太太的头发脱落了，他也不一定敢说“不瞒您说，您的头发掉了许多哩！”朱元璋做过小和尚。如果有人敢当着他的面说“陛下本来是一个小和尚”，那末他所得到的酬劳恐怕是掉脑袋。在许多情形之下，第二类因素之使得我们不能够“是什么就说什么”比第一类的阻力还大。时至今日，写一本“自然科学”时，我们所受到的限制只是第一类。可是，写一本历史书，我们会受两种限制。当我们只受到第一类限制时，我们有时实在是无可如何，只有多多设法去克服。当我们受到第二类限制时，那是无可原谅的。因为那种限制是人的自私、虚荣，和短视等等因素侵入真理的范围造成的。在赫鲁雪夫逼隐以前，苏俄政治上失势的人物常在史册中失踪，或者，有赫赫功勋的人物也可写成“土匪”。史达林还活着时，被捧若天神。等到他倒下去以后，赫鲁雪夫则痛予鞭尸，把他说成一个百无一是的恶魔。当然，史达林的残暴是很少人够资格跟他媲美的；说他是苏俄的天神，这是神话。不过，如果说他对苏俄毫无贡献，这也不合事实。最近柏兹涅夫（Brezhnev）同柯锡金（Kosygin）似乎觉得这样写历史不受人尊重。他们企图改变这种风气。他们说史达林有功于击退纳粹侵略。对于朱可夫（Georgy Zhukov）和久被打入冷宫的战时海军之父库真托夫（Nikolai G. Kuznetsov）则酌予恢复原有位况。有一个苏俄历史家说：“我们写历史，在十年以内看来，脸不发烧才好。”⑩足见彼等究竟在知识上“良知未泯”。人类只要能保住这一点，任何高压都不能持久的，终可有挣脱的一天。柏兹涅夫和柯锡金最近命令重写党史和六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并且要写得“比较客观些”。一群长期笼在自己制造的观念天地里的人， 能够“客观”到什么程度，似乎是一个问题。不过，为首的人既然作这样的表示，这总意含着写历史“主观不好”，而要“客观才好”。要“客观才好”，是科学所〖HTH〗预先设定的〖HTSS〗（presupposed）价值。⑾有而且只有预先设定这一价值，才有“公是公非”可言。有“公是公非”可言，我们的观念和言论才有真正的落脚处。随着政治温度表的水银柱之升降而写历史，正犹随着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制造“真理”一样，在当事者以为得计，可是在旁观者看来也许满不是那回子事。而且，一旦事过境迁，一切喧闹随着秋天的凉风飘逝。这样浪费聪明和夭折生命的游艺，玩来又有多大意味？如果是像科学从古代发展到现代所表现的，人类有追求真理的大趋向，那末一群人可以拖着人类抗拒对真理的追求于一时，但不能抗拒对真理的追求于永久。虽极权如苏俄，也不能长期例外，何况其他？ C、向事实低头 持唯物史观，乘以历史必然论，乘以费尔巴赫论纲式的哲学，世界共产集体“气吞河岳”，他们要勒紧历史发展的笼头，照他们规定的轨迹前进，实现“社会主义的天堂”。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神话，于是逮捕、拘禁、屠杀、饥饿、集中营、颠覆、破坏、扰乱、欺骗、恐怖等等节目，五十年来天天上演，造成了人类新的浩劫。他们因有一种“使命感”横梗于心，于是自信力特别强。因此，蔑视由他们一手造成的人间苦难，想要蛮干到底，一心朝着那迷执的梦境前进。 然而，唯物史观，历史必然论，费尔巴赫论纲式的哲学，以及使命感，毕竟都是人造的东西，现实的世界不一定跟着这些说法走。事实也有叫他们碰壁的时候。 世界共产集体借以崛起的资据，是攻击“资本制度”。无论是好是坏，“资本制度”只是指谓一种经济结构的名词。可是，共产集体却把它用成一个价值名词：把它当作人间罪恶之总源，一切不幸之根由，一个“炮轰”的目标。好像只要“资本制度”从人间消失，幸福及富足即从地下涌出。他们据以与“资本制度”对抗的主堡，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建立。在这一制度之下，没有利润的追求。没有利润的追求，自私的动机就消灭。自私的动机消灭，财富大量累积的情形不会出现。财富大量累积的情形不会出现，“有产阶级”不致发生。“有产阶级”不致发生，则人间一切不平等、不自由种种罪恶化为乌有。这是很好的推理，也是很美丽的图画，可惜事实证明它是纸上谈兵。不在别处，就在“社会主义的先进国”苏俄，积数十年之经验，证明“此路不通”。事实逼着他们不得不转回头来向他们所要打倒的“资本制度”学习。“主义”斗不过事实！ 这一个大转弯是先从东欧开始的。东欧诸国充斥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人，在旅馆里谈生意经，纷纷签订合同，业务蒸蒸日上。一九***年东西间的贸易额达到九千亿美元之巨。捷克工业在反集中化，工厂可以自由发展。甚至东德也放弃对若干企业的控制，并且放弃对若干原料价格的管制。匈牙利实行一种利润制度。波兰允许商人不必得到政司的许可，而自行直接对外贸易。这些情形和苏俄对照起来，苏俄与西方的贸易关系远落东欧诸国之后。苏俄所行的是一“命令经济”，以一个庞大的官办制度控制着全国的一切经济活动。这是他们借以夸耀“社会主义经济”优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张本。一九六一年赫鲁雪夫宣称苏俄的经济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力量。可是，语言和事实脱了节。苏俄的经济一直走下坡路。一九***年的情况是一九四六年来最低的一年。原因是“社会主义经济”难以避免浪费，缺乏效率，管理不善，且出品欠佳。苏俄顾客开始拒购他们不喜欢的货品。一九***年至少有二五七个以上的工厂出品无人问津。对于苏俄经济方面的这种光景，赫鲁雪夫早感不耐，在十年之间，他从新调配计划家，在反集中制和再集中制之间来回摇摆，高呼要“善用国家工业潜力”。可是，一切罔效。 苏俄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们清楚知道苏俄经济的毛病出在哪里。他们也知道该怎样医治。这种事端，在西方自由国家，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像汽车破了轮胎一样，当时就可以换一个。可是，在事事得照教条办，人人被主义的绳索捆紧了头脑的苏俄，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为头的人不发动，谁敢为天下先？尤其是关于必须向西方“资本制度”求医的大毛病，谁敢随便开口？到一九六二年苏俄经济的恶化已经到了无可掩饰的地步。在官方支持之下，经济学教授李伯曼（Evsei Liberman）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讨论经济计划和利润等问题。他强调利润为促进生产效率的主要推动力。他认为利润愈高，则生产刺激愈大，货品质地会提高，生产效率也会增加。他这种言论一出，附和的专家很多。齐声反对“计划崇拜”，反对集中制，主张予各业经理部门以较大的自由。有的人建议减免货物税百分之五十。他指出苏俄工业五分之一必须受政司津贴才能维持。大企业的经理主张根据“供求关系”实行自由市场。赫鲁雪夫拨两个工厂来实验他们的“新理论”。结果，出品质地提高；利润增加；工厂工作人员的待遇从平均九十四美金增加到一百一十美金；而货品价格则反较前降低。从前九十六美元一套的服装现在则只要八十五美元。柯锡金更进一步来扩大这个实验。他把这一实验扩大到全部消费货品工业，甚至扩大到苏俄一切工业。如所周知，“社会主义的经济”的论旨之一，是把追求利润当作一大罪恶。共产集体认为社会的经济行为没有追求利润的动力来推动仍然可以向前走。现在，事实证明这一论旨破产。在行不通之后，苏俄又回到这一“罪恶”。⑿ D、人生的觉悟 我们且先看下面征引的一则问答： 老师，请您不要生气，我要向您提出一个问题。您能否就以您自身作则来解释人生的意义？⒀ 上面的问题是波兰一个学生向他老师提出的。他的老师雪弗（Schaff）是波兰著名的马克斯主义者。共产制度的骨骼是一种严格的集体制度。在集体制度之下是没有独立个人的。一切从属于组织。所以，在波兰共产制度之下的知识份子向来避免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样的问题根本没有意义，而且甚至有反动性。可是，尽管如此，在波兰这个问题越来越普遍，以致越来越不容易装作无关紧要。雪弗说： 我得承认，我常常碰到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坚决要求解答。这一事实，令我不得不想到这个问题，而且使我不得不改变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⒁ 波兰人是一个不平凡的民族。波兰出生优秀的音乐家，卓越的数学家和杰出的逻辑家，卢加希维支（Jan Lukasiewicz），勒斯尼也夫斯奇（S. Lesniewski），科塔宾斯奇（T. Kotarbinski）都对逻辑有特出的贡献；而塔斯奇（A. Tarski）则更是美国居于领导地位的逻辑家之一。波兰民族不仅长于冷静的逻辑思考，而且又有深厚的宗教虔诚。这种文化基底，在一长远的过程中，天然构成对马克斯主义的真正抗力。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迹象了。马克斯主义遇到这种真正抗力，是很难真正伤害到波兰知识界的。这好像一个身体结实的人，遇到流行性感冒不致完全被侵袭似的。波兰青年在战后集体主义气氛的浸沉之中而犹能对人生问题发生这样的疑问，在同为人类的关系上，怎不令人惊喜！青年人在受到弥天漫地的思想侵逼时，能屹然不丧失自我，由心灵深处涌出对人生的意义追求，这正是思想上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开端。人类摆脱极权思想的桎梏之生路也在此。 四、历史应在自由这一边 近若干年来，许多人士震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赤色势力之急骤膨胀，而听信共产制度乃人类的前程之说，以为“历史在他们那一边”。这种观念起于焦虑和恐惧者多，起于真确的认知者少。我的看法刚刚相反。我认为还有一阵子赤色势力好凶；可是，从一长远的程途着想，胜利会在自由这一边。何以呢？最基本的原因，共产制度并非健康的产物，而是病疾的结果。依前一再所述，我们可知共产制度的构成有三大类的因素：第一，作为一种置境，贫困，失德，混乱，落后，理知贫乏，行政不良。在这种置境里，容易出现拟似的宗教（pseudo-religion）。这样的宗教为“大众”苦厄的解脱描绘出一个幻影。马列主义就成了这么一个“宗教”。陷在苦厄中的人们，谁会看得出那隐伏在这一拟似的宗教背后的极权统治的阴影呢？第二，追求权力的少数精干份子，或是“职业革命家”。第三，颠覆或战乱。东欧诸国之笼入共产制度，很显然主要是苏俄的军事占领硬造成的。如果没有苏俄的军事占领，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来说东欧赤化系由于东欧“历史发展的必然”。上述三大类的原因之中，缺少任何一类的话，共产制度在地球上任何处所都建立不起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共产制度的前途。我们从这里正可以看出它的短命。 我们从上面所说共产制度发生的三大原因里可以看出共产制度孕含着它自己消亡的种籽。借着这三大类的原因而出现的共产制度及其权力核心，乃马列门徒的“革命果实”。他们得到了这一果实以后，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保持”这一果实。他们怎样保持呢？基本的方略就是制造恐怖，制造紧张，制造谎言系统，继续不断的保持压力。无论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在外交方面，在思想方面，都要制造恐怖，制造紧张，制造谎言系统，继续不断的保持压力。情势发展到这步田地，天然就逼出一个基本问题：人喜不喜欢在这样的氛围里过日子？这个问题涉及所谓“人性”的问题。有而且只有在相对短暂的时间以内人可以忍受紧张，甚至需要紧张；有而且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之下人才接受压力的强制，在通常情况之下就不乐意接受了。共产制度不合于平常状态之下的“人性”。而马列门徒不可能长期制造紧张和施行强力高压。既然如此，这就“注定了”共产制度之不能也不会持久。尤其是，如果世界的大环境长期安定和平，而从动乱中冒出的共产制度还能不由内部的质变而消逝，那才是不可思议的事。依照前面所说，我们已经看到欧洲赤潮之逐渐退落。欧洲赤潮逐渐退落，亚洲的赤潮岂能长期独自汹涌？ 注解 ①一九二零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列宁提出关于民族与殖民地的论文。他提出的主张之要点有这几项：必须唤起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人民的反帝革命意识。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革命”联系起来。各国革命工作者应协助各殖民地的“反帝运动”。必须以实现“世界共产主义”为解决殖民地问题的最终目标。 ②我不难推想，中国的赤色分子一定绝不承认我这一论断。他们一定说中国社会文化之有目前的结果，是一“历史的必然”。我奉劝所有的马列门徒，要搞大规模的动乱就搞大规模的动乱，请不要搅乱了是非，更不要假借真理。真理是无辜的。我想不出任何理由来支持所谓“历史必然”说。黑格尔的“精神必然”论根本就是玄学家的呓语。我找不到任何经验的根据来承认它。马列门徒的“历史必然”说无非是黑格尔的“精神必然”说的一个形变（transformation）。黑格尔的“精神必然”说既然毫无根据，于是从它翻出的“历史必然”说当然也毫无根据。所谓“历史必然”说，不过是在权力未出现以前鼓动并支持行动精干分子的一个神话，在权力既出现以后用来说圆权力何以出现的一种词令而已。经济、宗教、技术，等等因素可能形成人类历史之一般的发展趋向，这是事实。然而，从这一般的发展趋向，我们推论不出在历史中某一特定的（specific）事件出现或不出现。例如，根据美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我们有把握地说美国的经济制度在最近二十年以内不会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我们根据美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根本无法推论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当选总统还是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总统。就我所了解的而论，至少就文化心理的根源来说，所谓“历史必然”说，无非是旧传“定命论”的一个拟似哲学的（pseudo?philosophical）翻新而已。既然如此，于是，如果“定命论”没有根据，那末它的翻新“历史必然”说不比它有更多的根据。Consult Sir Isaiah Berlin，Historical Inevitability，London，1954． ③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篇，张柏亭译本。 ④Eric Hoffer，The True Believer，Mentor Book，1958． ⑤Quoted from Bertrand Russell，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London，1952，p.98． ⑥殷海光，《思想与方法》，台北，一九***年，专论部，运作论。 ⑦同⑤，p.102． ⑧BertrandRussell，Power，A New Social Analysis，London，1948，IX．Power over Opinion． ⑨Cited from Karl R.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p.660． ⑩Time，June 18，1965． ⑾可是，这并非说科学的本身是一价值。科学的认知程序，科学的结构，都不能搀杂一点价值。价值可以科学的外部推进科学研究。 ⑿Time，February 12，1965． ⒀East Europe，April，1961，On the Philosophy of Man． ⒁同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