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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过程中，章太炎是最重要的转折点。章太炎将经学视为史学，因此，孔子删定六经的贡献，不再是为后世立法，而是书写历史、传播历史的工作。章太炎对经、儒、素王等概念的重新认识也改造了这些传统关键概念，使得孔子不再是传统所理解的素王、圣人，而是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这改变了传统的孔子形象。在章太炎之后，现代学科兴起，孔子在现代学术中被视为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从而剥落了孔子身上的一切神圣光环。 在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经学瓦解，现代学科建立，其中最典型的表征莫过于对孔子的评价。在传统学术中，孔子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是中华文明的代表，对孔子的不同评价，直接决定了对经学、儒学的不同看法。大体而言，两汉今文经学认为孔子作六经，立一王大法，所以孔子是立法的“素王”；汉唐之间古文经学抬高周公的地位，认为孔子“述而不作”、“从周”，是圣王时代文献的整理者，是“圣人”；宋明理学则认为孔子是“道统”中的承前启后者，传六经以教人，因此，孔子是最后的“圣人”和“先师”。而在现代学术转型中，对孔子的评价关键在于将孔子与六经分离，夷经为史，夷孔子于诸子，孔子成为“思想家”、“教育家”，成为诸子中儒家的代表。于是，孔子走下“圣坛”，成为《论语》中那个有教无类的老师。而在这一过程中，转折点是章太炎。[1]章太炎将六经视为古史，将孔子视为史家，开启了对古代学术的新理解，影响了五四运动之后的“新学”。 一、孔子的底色：“古良史也” 章太炎对孔子的评价，既有基于现实而发、前后有所变化的议论，也有根于自身立场而作、一直未变的看法。从表面上看，章氏早年所作《诸子学略说》①，对孔子大加诋毁，中岁之《检论·订孔》②，视孔子为“良史”而有所肯定，其后对孔子的评价越来越高，尤其是晚年讲学，更是多次肯定孔子。 章太炎一生对孔子的评价多随机而发，尤其是辛亥革命前的政论文字。章太炎在1922年致柳诒征的信中说： 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甚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2]（P741） 章太炎在此非常明确地承认，早年的“诋孔”是为了对抗康有为提倡的孔教。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论孔子之言，多有互为龃龉，自相矛盾，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非学术之使然。如1897年9月7日在《实学报》上发表《后圣》，称孔子为“水精”、有“制作”，是为了表彰荀子为继孔子之“后圣”[3]（P37）。1899年5月20日发表的《客帝论》，称“《春秋》以元统天，而以春王为文王。文王孰谓？则王愆期以为仲尼是已”[4]（P85），是以《公羊》传《春秋》，孔子为素王，而其目的则在于论证当时可以孔子后代为帝。但同年12月25日，章氏在《亚东时报》上发表更有学术性的《今古文辨义》，马上又变换立场，言“孔子贤于尧舜，自在性分，非专在制作也”[5]（P109），则是为了通过驳廖平之尊孔而反康有为之学说。 但是，透过章太炎政论的言辞迷雾，章氏对孔子有一个稳定的基本看法，这个看法不是随一时议政所变化，而是由章氏一生的立场所决定，这个立场就是章氏自述的“唯专信古文经典”。在今文经学中，孔子作《春秋》，立一王大法，《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而最重要的是其“义”，是孔子之义，即《公羊传》所发明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强调孔子“述而不作”，即便其“作《春秋》”，也只不过是据鲁史而笔削，《春秋》之正传是《左氏传》中的历史事迹。章氏一生谈及孔子者不计其数，而最基本的观点，是其1902年重订《訄书》、新增《订孔》一文中对孔子的明确定位： 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6]（P51） 以孔子为“古良史也”，实在是石破天惊、前所未有之论。而将孔子拉到下接左丘明、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刘歆的脉络中，同样是发前人所未曾发。在历史上，对孔子的认识确有不同的侧重，如今文家视孔子为有德无位的“素王”，古文家视孔子为述而不作的圣人，理学家视孔子为至圣先师。而章太炎直接将孔子视为“良史”，其实是为了与今文家的“素王”之说相对抗。章太炎以六经皆史官之遗，即史书，而孔子以私人的身份而非史官的身份删削六经，那么孔子便是史家。 章太炎的古文经学研究最有力之处便是他正确地看到，要谈孔子，最重要的是作为经学整理者的孔子，而不是作为诸子之一的儒家的孔子，而且要谈作为经学整理者的孔子，最重要的是通过《春秋》来看孔子。章氏早年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左传读》（成书于1896年，先于《訄书》初刻本三年，时年章氏29岁）、《春秋左传读叙录》，而其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则是《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作于1929年）。③可以说，《春秋》学是章氏经学观的基本底色。《春秋》的今古文中，《公羊传》为今文，《左氏传》为古文。而《左氏传》的注解中，汉代贾逵、服虔多引用《公羊》、《穀梁》二传，而晋初的杜预才真正做到排斥二传，把《春秋左氏传》之学变成彻底的史学。章太炎对《左氏传》的看法，早年从贾逵、服虔，晚岁从杜预。其《汉学论》云： 余少时治《左氏春秋》，颇主刘、贾、许、颖以排杜氏，卒之娄施攻伐，杜之守犹完，而为刘、贾、许、颖者自败。晚岁为《春秋疑义答问》，颇右杜氏，于经义始条达矣。[7]（P23） 而发生这一转变，实际上是因为章太炎发现：“刘、贾诸公，欲通其道，犹多附会《公羊》。”[8]（P361）由于东汉时立博士的是《公羊传》，所以《左氏》学者在解释不通之处多引《公羊》为证。而杜预则完全依传断经，故《左氏春秋》杜预学才是真正彻底的史学。章太炎自早年之学至晚岁之论，都是在寻求一条将经学彻底史学化的道路，并且，他既将六经视为史籍，那么删削六经的孔子，最重要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史家。 孔子既然是“古之良史”，章太炎对孔子最大的肯定，一是“作历史”，二是“布历史”。 就“作历史”而言，章太炎以为六经都是史。《国故论衡·明解故》云： 《六经》皆史之方，沿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是以贵古文。[9]（P356） 1910年《教育今语杂志》所载章太炎的白话文演讲《经的大意》，说得更加清楚：“《尚书》、《春秋》固然是史，《诗经》也记王朝列国的政治，《礼》、《乐》都是周朝的法制，这不是史，又是什么东西？惟有《易经》似乎与史不大相关，殊不知道，《周礼》有个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经》原是卜筮的书。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都算一类，所以《易经》也是史。古人的史，范围甚大，和近来的史部有点不同，并不能把现在的史部，硬去分派古人。这样看来，六经都是古史。所以汉朝刘歆作《七略》，一切记事的史，都归入《春秋》家。可见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10]（P71）也就是说，章太炎的经学观是“夷六艺于古史”，那么其孔子观必然是夷孔子于“良史”。《诸子学略说》云：“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即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11]（P286）如果说《诸子学略说》以后经过了章氏的自我否定，不足为据，那么《国故论衡·原经》之说则愈明。章氏云： 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且仓颉徒造字耳，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后世犹蒙其泽。况于年历晻昧，行事不彰，独有一人，抽而示之，以诒后嗣，令迁、固得续其迹，讫于今兹。则耳孙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然后民无携志，国有与立，实仲尼、左丘明之赐。[12]（P302—303） 章氏经学之根柢在《春秋》，《春秋》主《左氏》，对他而言，谈《春秋》必接《左氏》，而后是《史》、《汉》，因此，章氏言孔子，亦多与左丘明并言，而后接司马迁、班固。他甚至认为，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司马迁、班固不能称为圣人，只因为孔子是史法的开创者，司马迁、班固是传承者。其言曰：“仆以素王修史，实与迁、固不殊，惟体例为善耳。百工制器，因者易而创者难，世无孔公，史法不著……宣尼一出，而百国宝书，和会于左氏。邦国殊政，世系异宗，民于何居？工自谁作？复著之《国语》、《世本》。纷者就理，暗者得昭。迁、固虽材，舍是则无所法，此作者所以称圣也。”[13]（P154）这种对孔子的看法是建立在将经视为史的基础上的，如此，孔子的删削六经的行为便成为整理历史的行为，甚至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也只是因为他开创了历史的写作方法。而在现代学术中，这完全是一个“史”的系统，而不是“经”的系统。 就“布历史”而言，章太炎强调孔子传播六经是传播历史。在由《訄书》修改而成的《检论·订孔》（1914年发表）中，章太炎一改《訄书》之非孔，而是加上了一些“理解之同情”的文字： 继志述事，缵老之绩，而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者，孔氏也……自老聃写书征臧，以诒孔氏，然后竹帛下庶人。六籍既定，诸书复稍出金匮石室间。民以昭苏，不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朝命不擅威于肉食，国史不聚歼于故府。[14]（P423—424） 此处之“老”即老子，为周代史官。而孔子的贡献在于将老子所送的秘府典籍布于民间。章氏既认为六经之要义在于“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那么孔子之伟大就在于将秘府中的史籍整理以教弟子，使此后诸子皆得以窥见这些古史。这样，孔子便是一个史学教师。 章氏对于孔子的贡献，即便是在极力诋孔的《诸子学略说》中，也不敢抹杀，其中概括为：“虽然，孔子之功则有矣，变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夐绝千古。”[15]（P291）这样，孔子之所以卓绝，实际上是作为哲学家和史学家。这种思路与评价，已经与后来经过“现代”与“科学”洗涤的孔子观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了。 二、孔子的历史功绩 章太炎对孔子的评价，更集中的是在与康有为论战的文章《驳建立孔教议》中。此文畅论章氏心目中孔子的贡献： 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世无孔子，宪章不传，学术不振，则国沦戎狄而不复，民居卑贱而不升，欲以名号加于宇内通达之国，难矣。今之不坏，系先圣是赖！是乃其所以高于尧、舜、文、武而无算者也！[16]（P196—197） “制历史”的是作《春秋》的孔子。章太炎认为，在孔子之前，史书之记录少。“自孔子作《春秋》，然后纪年有次，事尽首尾，丘明衍传，迁、固承流，史书始灿然大备，榘则相承，仍世似续，令晚世得以识古，后人因以知前。故虽戎羯荐臻，国步倾覆，其人民知怀旧常，得以幡然反正。此其有造于华夏者，功为第一。”[17]（P196）作《春秋》的孔子，在章氏看来，最重要的贡献是开创了编年体的写作，使真正的史学得以确立。这与《国故论衡·原经》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孔子最重要的身份是史家。 “布文籍”的是删定六经的孔子。章太炎认为，从《周礼》中看出周代的政典教育完全掌握在官府，虽有史书，但齐民不识，而孔子改变了这一状况。“自孔子观书柱下，述而不作，删定六书，布之民间，然后人知典常，家识图史。其功二也。”[18]（P197）孔子删定古王官六经，以教弟子，使教育从官府转至平民。在这里，孔子是教育家。 “振学术”的是作为子家的孔子。诸子皆出王官，但典籍不足，学无大成，自孔子发明思想，开启了诸子争鸣的局面，故章氏说：“自孔子布文籍，又自赞《周易》，吐《论语》以寄深湛之思，于是大师接踵，宏儒郁兴。虽所见殊涂，而提振之功在一，其功三也。”[19]（P197）孔子的个人思想激发了后来的儒家，并对诸子百家产生影响。在这里，孔子成为思想家。 “平阶级”者是孔子的教育结果。章氏言春秋时代，官多世卿，父子相继，但是，“自孔子布文籍，又养徒三千，与之驰骋七十二国，辨其人民，知其土训，识其政宜，门人余裔，起而干摩，与执政争明。哲人既萎，曾未百年，六国兴而世卿废，民苟怀术，皆有卿相之资，由是阶级荡平，寒素上遂，至于今不废。其功四也。”[20]（P197）这里强调的是孔子的教育活动在春秋战国的政治、思想变局中的影响。 章氏的《驳建立孔教议》作于辛亥革命之后，当时他的思想已经与辛亥革命前之诋孔不同。而这里所总结的四项，既包括了章氏早年所承认的孔子功绩，同时又包含其晚年尊孔崇经之后的议论，可以说是章氏对孔子的集中评价。即便如此，在章氏心目中，孔子也不是一个超越古今（时间）的圣人，而是落实在具体的春秋时期，对中国历史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史家”。可以说，章氏以史观孔，而导出的是以孔为史。 章太炎以孔子为古代“良史”，说到底，就是要否定孔子删定六经，尤其是作《春秋》有“立法”的意义，褫夺孔子的“立法权”。孔子作《春秋》，制素王之法，这是两汉、晚清今文家最普遍的共识，汉末古文大师如贾逵、郑玄也认同之。章太炎既以六经为历史，那么作为历史的《春秋》经、《左氏》传，便成为章太炎探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章太炎晚年作《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在杜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推论： 孔子观周，本以事实辅翼鲁史，而非以剟定鲁史之书。又知《左氏春秋》，本即孔子史记，虽谓经出鲁史，传出孔子，可也。[21]（P361） 也就是说，孔子已经看到鲁国国史，但仍和左丘明到周王室去观诸侯国史，就是要通过多国国史共同考定鲁史的事实，使《春秋》更加精详。诸侯国史集合而成的《左氏春秋》，简直可以视为孔子编《春秋》的传记。章门弟子黄侃在为《春秋左氏疑义答问》所作的序言中说得更加明白：“孔子作《春秋》，因鲁史旧文而有所治定；其治定未尽者，专付丘明，使为之《传》，《传》虽撰自丘明，而作《传》之旨悉本孔子。”[22]（P431）如此，《春秋》没有所谓的微言大义、一字褒贬，《公羊》、《穀梁》二传不过后师末学，而正传唯在《左氏》。《春秋》经文与《左氏》传文都可以视为孔子所作。通过《春秋左传疑义答问》的改造，《春秋》经与《左氏》传合二而一，孔子与丘明不可分割。章太炎的《春秋》学是比杜预更加彻底的史学。通过章氏的改造，《春秋》不但不是孔子的素王大法，而且也不是周公的史法旧章，而是记述春秋时期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史实的作品。杜预将《春秋》由孔子法变成周公法，而章太炎则更进一步将孔子法转变成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成为真正的“良史”。也就是说，当孔子成为史家、教育家、思想家，便早已不是传统理解中的“为万世立法”的“圣人”形象，而是在历史基础之上的一个历史人物形象。 三、章氏三“原”与孔子形象的变化 当孔子成为“古之良史”，孔子整理的六经便成为历史的记载，经学转化成史学。章太炎以历史的眼光探求经学中几个重要概念的“本原”，并且在这种“本原”化的历史追溯中瓦解了这些概念的价值。兹以经、儒、素王三个概念为例，看经学概念在“历史化”之后的变异。 （一）原“经”：经学的史料化与孔子成为“先师” 章太炎承认孔子删削过六经，因此，六经与孔子到底关系如何决定着章太炎的孔子观，章太炎通过“原经”将孔子彻底变成一个只“述”不“作”的“先师”。对“经”的理解，两汉今古文经师皆无异议。今文如《白虎通》云：“经，常也。”[23]（P447）古文如郑玄云：“经者不易之称。”可见，皆以经为常道。自汉魏至于明清，言经学之“经”字义皆在此一理解中。章太炎既具历史之眼光，故求经字之“本义”。1910年《教育今语杂志》载章氏在日本演讲稿《经的大意》，首发高论云： 甚么叫做经？本来只是写书的名目，后来孔子作《孝经》，墨子有《经上》、《经下》两篇，韩非子的书中间也有经，就不一定是官书了。但墨子、韩子的书，向来称为诸子。孔子的《孝经》，也不过是传记。真实可以称经的，原只是古人的官书。《庄子·天下篇》说六经的名号，是《易》、《诗》、《书》、《礼》、《乐》、《春秋》。《礼记·经解篇》也同。难道古人只有六经么？并不然。现在存的，还有《周髀算经》，是周公和商高所说。更有《逸周书》，也是周朝的史官所记录。《易经》的同类，还有《连山》、《归藏》。《礼经》的同类，还有《司马法》。汉朝都还完全。这些都是官书，都可以唤作经。不过孔子所删定的，只有六经。也不是说删定以后，其余的书一概作废，不过这六件是通常讲诵的，其余当作参考书罢了。[24]（P70） 在《国故论衡·原经》中，章太炎追溯先秦之称“经”数义：“《吴语》称‘挟经秉枹’，兵书为经；《论衡·谢短》曰‘《五经》题篇，皆以事义别之，至礼与律独经也’，法律为经。《管子》书有‘经言’、‘区言’，教令为经。”[25]（P276）下又列“世经”、“图经”、“畿服经”等等之称“经”，证“经”之名非官书。从本义讲，经不但非官书，也非儒书，古代之书皆可称“经”。至1935年，章太炎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经学略说》，其时章氏已知辛亥鼎革，道德沦丧，古文经说因史而亡，然讲经学犹云：“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韩非·内外储》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目录，并无常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26]（P485） 此处胪列三说贯串章氏一生，而皆以历史眼光“原经”，而“原”至于最古时代，“经”只是古书之统称。究章氏之原意，是为了反对明确的以六经为常道的今文经学，所以，超过汉代今文家说，而至于孔子以前的王官六经，而且将孔子之前的六经视为历史的记载，这样一来，便自然而然地瓦解了“经”的神圣性。可以说，章太炎为了瓦解今文经学，而将经学视为史籍，经学一旦成为史籍，无形中连古文经学视经为“法”的意义也被完全瓦解。 章太炎的这一做法直接导致了经学的溃亡，连经学研究一并崩溃的还有“新学”。章门弟子朱希祖据章氏之“经”字定义，于1919年直接提出：“经学之名，亦须捐除。”其说云：“经学之名，何以必须捐除呢？因为经之本义，是为丝编，本无出奇的意义。但后人称经，是有天经地义，不可移易的意义，是不许人违背的一种名词……我们治古书，却不当作教主的经典看待。况且《易》、《诗》、《书》、《礼》，本非孔子一家之物，《春秋》以前的书，本非孔子一人所可以垄断的。”[27]（P95）章氏另一弟子曹聚仁在《从疑古到信古》中也列举了章氏《国故论衡·原经》言古代兵书、法律、教令、历史、地制、诸子皆可以称“经”，而云：“总之依章师的主张，一切书籍都是经，这对于提倡读经尊孔的腐儒们，是最有力的讽刺。”[28]（P40）最后，曹氏的结论是奉劝青年们：“爱惜精神，莫读古书！”[29]（P40）其中，朱希祖纯为史学研究者，且主政北大历史系，辛亥革命之后，经学科废，举世趋新，本待有识之士重振绝学。而章太炎对经学的瓦解，使其弟子一辈自然而然地接上了西来现代学术的思路。 同时，章太炎对“经”的定义也直接接上了新派学者的思路。顾颉刚直到1962年作《中国史料的范围和已有的整理成绩》时还在说：“近人章炳麟早就解释过，‘经’乃是丝线的意思，竹木简必须用了丝线编起来捆起，才可以使它不散乱。可见这原是一种平常的工具，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可言。”[30]（P454）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章太炎释“经”字本义，已非“经学”之经。当时学出廖平又曾私淑章氏的李源澄，在这一问题上洞若观火，李源澄《经学通论》有云：“经学之经，以常法为正解，不必求经字之本义。然经学虽汉人始有之，而经之得名，则在于战国之世。故常法为经学之本义，而非经之达诂。近世释经义者，皆释经字之义，而非经学之经之义也。”[31]（P4）“经”字本义与“经学”之“经”是两回事，要解释“经学”之经，不必求诸“经”字之本义，就像要解释“人性”，不必追溯到猿性，更不必追原到单细胞原始生物之性一样。以章氏之博学深思，谅不至于不知此，惟其好古过甚，厌汉儒过深，又纵横其博闻多知，故夷经为史，无所不用其极。经只是史，孔子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历史文献的整理者。 （二）原“素王”：孔子的历史化 章氏之二“原”为原素王。素王之说为今文经学立学之根基，而汉世古文家也多接受之。盖承认孔子有立法，则孔子为素王也。孔子之立法在《春秋》。主《公羊传》者董仲舒对汉武帝云：“孔子作《春秋》，正先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32]（P2509）卢钦《公羊序》曰：“孔子自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33]（P16）主古文、《左传》者贾逵《春秋序》曰：“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34]（P16）可见，皆以孔子之作《春秋》为立素王大法者。章太炎以孔子为史家，史家者，整理历史使后人明朝代兴亡者也。而素王则是提出价值、以为后世制法者。是故，章氏必瓦解素王之义，而其法仍是以“历史”记载瓦解价值。《国故论衡·原经》云： 盖素王者，其名见于《庄子》（原注《天下篇》），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称素王者，自后生号之。[35]（P296-297） 章太炎以历史上可见的三种不同的“素王”，证明孔子之称“素王”非其本来，不过是后儒为尊崇孔子臆加“素王”之号而已。孔子是“素王”，则《春秋》为孔子法，孔子非“素王”，则《春秋》为孔子整理春秋时代之旧史而已。故章太炎认为，孔子作《春秋》为后世立法，是“以不尽之事，寄不明之典，言事则害典，言典则害事，令人若射覆探钩，卒不得其详实。故有《公羊》、《穀梁》、《驺》、《夹》之《传》，为说各异，是则为汉制惑，非制法也”[36]（P298）。今文家言孔子“为汉制法”，而章氏以为《春秋》今文有四传，义各不同，是“为汉制惑”。他认为《春秋》只是史，故云：“言《春秋》者，载其行事，宪章文武，下尊时王，惩恶而劝善，有之矣；制法何与焉？”[37]（P298）依章氏之说，孔子实为史家，其作《春秋》、《左氏》为正传，乃在于整理春秋正史，布于人间，使民间得而习之。 章氏之破素王之说，仍然是以史籍之歧说破经典之神圣。说素王者，本以孔子之前皆有圣德，而有王位故制作礼乐。而至于孔子，有德无位，故立空王之法以垂世，是称素王。而章氏则列“三素王之辨”， 使专属孔子之素王，可属之守府者，可与之货殖者，殊不知伊尹之言、史公之论非经学之谓素王也。 （三）原“儒”：经与儒的分化 章太炎之三原为原“儒”。《国故论衡·原儒》开头即云： 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38]（P481-485） 章氏此篇极尽坟典，而立论大意则追溯“儒”之歧义。章氏蒐集古之言“儒”者，据《墨子·经上》言“名：达、类、私”，而分儒为三种：其一“达名为儒”，指的是古人以“儒”学概括一切“术士”，即一切有术之士者，凡道家方士、法家、杂家，九流之人都可以称“儒”。其二为“类名为儒”，指的是《周礼》诸侯有保氏之官，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人，通此六艺者称“儒”。其三为“私名为儒”，指的是刘歆《七略》所云，王官失守，衍为诸子，司徒之官变成“儒家”。言至于此，则仅分析古书中“儒”本有异说，虽同一字，意旨有别。然而，章太炎之意不在此，他分别三科之后乃云：“是三科者，皆不见五经家。往者商瞿、伏胜、穀梁赤、公羊高，浮丘伯、高堂生诸老，《七略》格之，名不登于儒籍。”[39]（P488）也就是说，古之儒者的三种含义，无一种含义包括传五经的经师，易言之，经师不是“儒”；而在《七略》的图书分类中，传五经之周秦大师，皆不在“儒家类”中，而在“六艺略”中。因此，“经学”与“儒学”截然分开，古“儒”之三科皆无经师，《七略》之六艺皆无儒者。盖刘歆之《七略》，以六艺为王官学，而诸子为百家言，儒家止为诸子之一，非能跻于王官。但是，早在刘歆之前，司马迁著《史记》，其《儒林传》皆传经之士，且自《史记》之后，历代正史因之未改，则五经之学岂非“儒家经典”？对此，章氏解释道：“自太史公始儒林题齐、鲁诸生，徒以润色孔氏遗业。又尚习礼乐弦歌之音，乡饮大射之礼，事不违艺，故比而次之。”[40]（P489）如此说来，司马迁将经师行迹题为“儒林传”，不是因司马迁认为传经即儒者之业，而是因为这些传经者能够发展“作为诸子之一的孔子”的学说———勉强可以列入“私名为儒”，而且，他们也司《周礼》六艺的礼、乐、射———勉强可以列入“类名为儒”。在章太炎看来，司马迁大抵是搞错了。章氏接着说：“晚有古文家出，实事求是，征于文不征于献，诸在口说，虽游、夏犹黜之。斯盖史官支流，与儒家益绝矣。”[41]（P490）因为古文经师研究的是王官学，不是百家言，是《七略》中的“六艺”，不是“诸子”之“儒家类”，所以古文经师是“史官之支流”，并不“润色孔氏遗业”，与孔子关系不大，也非“事不违艺”，不符合《周官》保氏之教，古文经师更不应列入《儒林传》。章太炎以他所概括的儒者三科为标准评议道：“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传经者复称儒，即与私名之儒相殽乱。”[42]（P490）传经者传的是作为官书（历史）的六经，与作为诸子的“儒”已然不同，而将其放在一切术士中的“儒”与周官保氏“六艺”中的儒，又只执一篇，所以说，经师与儒士判然有别。 这样，章氏以历史的眼光总结出“儒”的原意，断定“儒”是子家，“经”在经部，二者不应相混淆。如此一来，呈现出章氏的用意是将经学与孔子区别开来：孔子不是经学的开创者，而只是经学的传承者，并且经学只是历史的实录，在这种逻辑中，孔子的删削述作事业铸就的是一个“史学家”。章氏通过“原儒”裂分儒家与经学，夷孔子为诸子，这就是以历史瓦解价值。章氏之后，胡适《说儒》诸论继章氏之“儒者三科”而作，使儒家与经学渐行渐远。我们还可以从章门弟子曹聚仁的《原儒》来看章氏之说的影响。曹氏指出：“太炎师是首先提出了‘题号由古今异’的历史新观点，使我们明白古人用这个‘儒’字，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观点。他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儒’字的意义，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变化，从一个广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儒，后来缩小到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侠义的‘儒’。我们已经把孔丘的本来面目暴露出来，让大家明白不独宋明理学的观点，跟孔子不相干，即使魏晋清谈家的论点，也和孔氏相去很远；西汉今文学家更是鬼画符，连春秋战国的儒家，也不是真正的孔子之学呢！从历史观点看儒家的演化，是有了新的意义。”[43]（P68） 四、结语 章太炎将孔子视为史家，虽然承认孔子删削六经之功绩，但是作为“古之良史”的孔子，已经与古代学术中的理解完全不同。可以说，章太炎之论，在彰显历史之重要的同时，破除了孔子的神圣性，也剥夺了孔子作为文明立法者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孔子成为一个“历史人物”，这终结了将孔子视为“圣人”的古典时代观念，而奠定了现代学术对孔子评价的基本底色。早在1905年6月20日，许之衡在《国粹学报》发表了《读〈国粹学报〉感言》，便已经说到章太炎对孔子的重新评价带来的社会影响，许之衡说：“余杭章氏《訄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又言：“近一二年来，有某氏之论保教，章氏之论订孔，而后生小子，翕然和之，孔子遂几失其旧步。”④某氏，即梁启超，当时之文为《保教非尊孔论》。许氏之论可谓见微知著也。 在经学史上，对“经”、“儒”、“素王”诸关键词的理解决定了对经学大方向的认识。章太炎解释这三个概念，都以“历史”的眼光，纵横其博闻多识的才华意气，追究其本意，胪列其歧义，结果不是使其意旨大明，而是使其价值丧失殆尽。章氏原经而夷经为史，进而为史料，使删削六经的孔子变成历史文献的整理者和传播者。章氏原儒而夷儒为子学，孔子为诸子，章氏原素王而孔子不立法。章氏之“三原”都已经超出了传统古文经学的范围，而导夫现代史学之先路。在现代史学中，已经没有独立的“经学”的位置。 晚清民初之世，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场国家社会全面转型的过程中，文化更新势在必行。而孔子作为华夏古典文明的集中代表，该如何重新认识孔子是文化更新的核心问题，也是每一个深刻的思想体系中必然包含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抨击、否定古文经学，不遗余力，以至于认为《周官》、《左传》都出于刘歆伪造，而且，孔子改制立法，以《春秋》为代表的今文经典，为孔子的“一王大法”。这样，孔子从“至圣先师”提升为“素王”，又升格为“教主”，而孔子的身份也随之从立法者转变为改制、创教者。比康有为稍晚的章太炎则反其道而行之，从古文经学发展出新的史学，企图用民族的绵远历史来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坚实的历史根基，这种从历史的角度看待经学、看待孔子，无形中将孔子变成一个史学家。 康有为把孔子视为“教主”，很快遭到启蒙思想家的唾弃。在章太炎对孔子的神圣性予以解构的同时，辛亥革命的发生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导致经学不仅不再是国家的价值基础，而且不再成为学术的价值核心。同样，孔子也不再是“素王”、“教主”，而是成为一个古代历史人物。就像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所说的：“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44]（P12）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便可以被各种学科加以解释了。例如，冯友兰为了将孔子解释成“哲学家”，否认孔子作《春秋》，认为孔子只是以六经教弟子，这样，孔子最重要的身份是一个教育家，既不是“素王”，又不是“至圣”，而只剩下“先师”。而只有“先师”，才可能对接西方的哲学家。因此，冯友兰说：“孔子的行为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与苏格拉底的行为及其在西洋历史上的影响相仿佛。”[45]（P143）通过这样层层剥落孔子身上的神圣光环，冯友兰重新确立了孔子的新地位，即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在同样的逻辑中，孔子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等等。这样一来，经学时代的孔子身上的神圣光环被彻底剥落了。 注释 ①此文首次发表于《国粹学报》第二年丙午第八、第九号，即1906年9月8日、10月7日两期，又发表于同年的《国学讲习会略说》，更名为《论诸子学》。 ②《检论·订孔》出版于1914年，是根据1904年出版的 《訄书》重订本中的《订孔》修订。 ③章太炎1932年给吴承仕的信中说，此书“为三十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烦言碎辞，一切芟薙，独存此四万言而已”。参见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360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④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六期，1905年出版。当时章太炎之《訄书·订孔》、梁启超之《保教非尊孔论》影响一时，而许之衡文章对此二者进行了反驳，其文之精在于从宗教角度反思中西文明的区别。 参考文献 [1]陈壁生：《章太炎的“新经学”》，载《中国哲学史》，2013（2）。 [2][8][21]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3][4][5][11][15]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 [6]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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