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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讲一个大家有兴趣的问题 ，但我没有把握 ，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心理与全球化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是一个总的趋势，哪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融入到全球化之中，就没有太大的发展余地。 我们国家要怎样去适应全球化的进程，这是我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在经济上全球化，则国内的各种体制势必与国际准则一致化。经济运作遵守国际准则，不仅需要政治、经济、法律等体制的保障，而且需要契约精神、秩序原则、公平诚信、科学态度、效率至上等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习俗和文化风尚，从人的内在需要来推动人们的经济活动。这里便出现文化适应的难题。对于西方社会，一切皆是现成的，他们恰恰是在这种文化环境和公民社会中，发展出当今的市场经济。然而对于第三世界，尤其中国这种有着古老传统的社会，必发生文化适应的问题。如何适应，则牵涉到一些根本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各个国家的文化也是在全球化，而文化心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今天我想讲的是活的文化 ，是一般人心中所表现的东西 ，我姑且把它叫做文化心理 。最近有人指出，由于传统“面子”观念在作祟，正常的学术批评难以开展，甚至青年学生为了维护导师的面子，替犯有道义错误的导师开脱罪名，等等。1 现在我们就以“面子”心理作实例，来分析一下中国的文化心理。中国的面子，不同于西方的荣誉，而是一种与身分制、关系网紧密交织的，维护“上下贵贱之别”的专制等级社会的“礼”。一个人的面子不仅属于个人及其从属的等级，而且涵盖一个利益攸关的关系网，如上下级、家族、宗族、集团、宗派、圈子、师生、哥们等，就是《红楼梦》里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那个身分面具。在一个礼治的社会中，面子关系已经构成一种社会秩序。为生存而保护面子，比维护社会公正更重要。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现实。如果一个中国人企图用“看在我的面子上”的方式来解决一个纠纷，而达不到目的，最后他愤愤然说“你太不给我面子了！”这是很重的一句话，几乎是决裂。前几年有一位工程师，因科研收入未交所得税而被判六年徒刑，当时报纸以“不交国税就是没面子”为大标题加以报导，将法庭判决当作个人以及他所从属的社会阶层“丢面子”，无意中将守法问题化为（被理解为）面子问题，也就是化为“礼”的问题。这个礼治传统，渊源久远。《礼记·曲礼》说：“分争辩讼，非礼不决。”便是说法律问题归根结蒂要由礼来解决。面子和礼有什么关系呢？礼是维系社会等级秩序而超乎法律之上的社会规范。它是通过教育深入人心而形成的风俗，靠身分以及维系于身分的尊严来维持。《周礼·天官冢宰》所谓“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将礼教置于政、刑、事之前，因为礼典的功能是“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中庸》：“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曲礼》：“夫礼，所以定亲疏。”《经解》：“夫礼，禁乱之所由生。”其目的是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依靠身份尊严（面子）来维持一种“上下贵贱之别”的社会秩序。《诗·小雅·何人斯》：“有觍面目，视人罔极。”讽刺他俨然有脸面，可见面子传统之悠久。对于有脸面的人，不能随便批评。《榖梁传·成公九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在三传中读到不少“为桓公讳也。”“为叔武讳也。”“为公子同夷讳也。”“为公子喜时之后讳也。”“为中国讳也。”现在我们为老师讳，有什么奇怪？面子，古语也称“颜”，“颜面”，“面目”“面皮”“面孔”等。《国语·吴语》：“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员也。”《旧唐书·张浚传》记载兵部尚书张浚教训藩镇曰：“既未识君臣礼分，复何颜以御军民哉？”可知在礼分与颜面之间已设置因果关系。“内廷宰相”杨复恭奉卮酒敬张不饮，杨曰：“相公握禁兵，拥大旆，独挡一面，不领复恭作面子耶？”张笑曰：“贼平之后，方见面子！”前边的“面子”指杨复恭的身分，后边的“面子”则指张浚幻想邀功之后在皇帝跟前抬高的身价，即排挤杨的本钱。《三国演义四十六回》：“若不看众官面皮，决须斩首！”连死刑皆可因面子而取消，可见其功能之大。然而既然只是面上，也就难免有假，《朱子语类七十二》：“人人面分上说一般话。”古语有：“面朋口交”，“面是心非”“面誉背毁”，“面从”，“面违”，“面称”之类的行为。反之，则有“面折”，“面究”，“面刺”，“面诋”，“面讦”之类不留面子的严厉惩罚或报复方式。“不交国税就是没面子”的提法，便是一种面折，将一个人在礼之网中置于万劫不复的位置。文革中常说的“搞臭”，“钉在耻辱柱上”，说明我们仍然习惯于依靠面子这个礼治的手段来维持社会秩序。西方人一向对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感到奇怪，英语里有一个词face-saving（to save face挽回面子、/to lose face丢面子），根据《牛津大词典》，这个词最初见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报刊，也就是鸦片战争时期，似乎与讽刺中国人有关。也许很少有人想到，面子文化与礼文化其实有极深的形而上的渊源。《礼运》称：“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中庸》：“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礼的神秘性在于，它被视为通向神圣他者的必由之路。天子的封禅、祭天，以及《祥林嫂》里描写的祝福之类，皆有宗教仪礼的意味。靠礼分维持社会秩序，本来是一种信仰。用面子治人，有诅咒的意思。近几十年来，这个仪礼的传统中断了，然而埋在人们意识深层的第二本能，却在无意中起著作用。 在当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所拥有的一些观念怎样去适应这种环境呢 ？这是摆在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急待解决的问题。全球化的经济是理性经济 ，是契约经济 ，这就要求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有法律的介入 ，就要求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要有科学的态度 ，认真的态度，而我们缺乏这种精神 。生活中也有许多的例子，比如银行中的 1米线，遵守的人并不多 ，因为我们不习惯 ，不习惯理性原则，不习惯秩序等。如果我们接受市场经济的规则 ，那麽你就应该认真的遵守这些规则。好比你参加世界杯比赛，你就必须遵守世界杯的规则，你不能说我有另一套的规则 ，这是不行的。你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则 ，市场经济的规则是在西方长期的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是自然长出来的 ，中国没有这种土壤 ，那麽中国怎样才能适应这种市场经济的规则呢？仅仅靠公布一些法律法规 ，对公民进行一定的教育 ，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我想不是这麽简单的事情 ，一个民族文化思维的形成是几千年的历史演进而慢慢形成的。我们要适应全球化 ，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 ，要学会适应国际化，要学会适应全球化的一些规则，要在我们几千年的思维定式做一个大的改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不可儿戏。我现在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文化的层次性，一个是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首先讲文化的层次性。文化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有层次，有经济活动，有社会体制，有意识形态，也有精神领域。在文化中，有紧密结合体制、与体制互动而支撑体制的意识形态或风俗习惯，包括不自觉的文化心理。比如上述的面子心理便是礼文化的一部分，而礼文化是儒家意识形态。这种最低限度的意识形态，依存于社会体制。我们之至今生活在某种面子网中，乃是因为我们仍然有身分等级的体制，在时时激活那深植于我们语言和心理中的面子意识。虽然礼教的仪礼已经中断，但社会体制的类型（人治）并未大变。经济和各种社会运作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有脸面的”人物手中。控制的方式大抵是农村的县乡镇村等级制和城市的单位等级制。思想言论、生活方式皆控制在固定结构中。办事不得不托人情，走后门，求爷告奶；个人生活，职称，房子，升迁，挣钱，乃至生存，皆不得不托派系和关系的福。乱说话会获罪，而单纯靠一己的才能和努力，成功的概率极低。在这种社会关系和生存状况中，那深藏于我们意识里的面子观念，便自然运作起来。即使自觉抵制，也顶多抑制自己这一面，却挡不住迎面来的那一面。碍于情面，或得于情面的事情，在所难免。不看僧面看佛面，横竖得看人脸色。连“老外”到了中国，为办成事情，亦难免随俗，何况我辈。所以我以为，此类观念的转化，绝不是文化批评、文化革命、移风易俗运动或全盘西化，所能毕事。需要改革，能够改革的，是体制。一旦体制更新了，这类陋俗或幽暗心理，自然淡化，或化为有益的礼俗。五四以来有一种偏见，将本应由体制负责的事情，推在文化身上，甚至说“国粹不能保护我们，何必保存国粹！”这很荒谬。近代中国的虚弱，乃由于体制落后，严重压抑民族的创造力，而导致国力衰微。我们不能深刻认识人类历史的主流，迅速向高效的体制过渡，却将我们自身的责任推给文化传统。本来应该进行彻底的体制革新，却转向笼统的反传统。我们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将文化这个集合与集合的一个元素（体制），以及另一元素（维护体制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不是集中火力摧毁旧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努力建树高效的新体制，而是笼统地批判“封建”文化（后来发展为“封资修”），却以新包装继承了传统的体制（人治、专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结果文化摧残，传统断裂，人心大变，而体制依然。此时此地，一切革新，惟有较前更为艰难而已。可悲的是，如此简单的一个逻辑错误，却参与并影响一个时代的大悲剧，而至今未予思维上的澄清，“反传统”至今是遮蔽我们视野的一种情结。对此，我们知识分子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世界在变，文化也在变。虽然文化不能用人工方式任意改变，却会在历史机制中演化。推动社会机制的上策，是取得社会共识，积极推行相对良好的社会体制。文化中与体制紧密相关的意识形态部分，稳定性最低，对于受过教育的阶层，可以通过启蒙运动而动摇，而对于社会全体，则因体制转化而淡化或消亡。至于远离体制层面的深层精神文化和生活方式，则只有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自然演化，更非人为努力所能触及。一个民族，自有其安身立命的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大抵与效率层面的社会运作没有直接关系。而且，越是人们安居乐业，有稳定的传统连续性，和安身立命的安全感，才越有可能提高社会效率。恒常处于被动紧张或无所措手足的迷失状态，只会造成烦躁、混乱和失序。我们悠久丰富的传统，便是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西方颇有文化人士，心仪儒家或释、道传统，奉为精神理想和生活方式，却并未因此而反民主反人权，丧失个人独立性，沦为“封建余孽”。何以如此？因为他们信奉的是这些传统中远离意识形态的优美精神价值，而不是采纳专制意识形态。任何民族文化中皆有精神层次的独特信仰和生活方式，可以适应现代乃至后现代体制而足以丰富人类的生命。我们需要理解文化的层次性。五四反传统情结，似乎源自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的一种不甘沦落的心态。当时的处境十分紧迫，没有绰然回旋的空间，也没有深刻反省和研究社会的学术准备。然而这种情结，引导我们服膺速效的革命手段和鼓吹这种手段的外国意识形态，影响后来中国社会的悲剧性发展。 另一个问题是文化价值的相对性。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民族文化，或文明传统，然而，是否有一种文明是“独一真理”，是人类文明的楷模或现有人类社会进化的顶峰，而其它文明只是处于落后的阶段，必须向其看齐？这并非耸人听闻。大凡欧洲中心论，社会发展史观，独一真理独一上帝的文明观，以及欧洲早期的人类学（例如Edward B. Tylor），皆有此类文明金字塔式的观念。全盘西化说实亦隐涵这种观点。这里又牵涉文化层次问题。或者说，文化有文明（不是所谓物质文明）和文化两个层次。以欧洲为例。德国的kultur有Bildung的蕴涵，因为十世纪德国仍为分散的小公国，仅有“神圣罗马帝国”的空名，北方普鲁士刚刚兴起，故其文化内涵强调精神的教养和人文价值，亦即缺欠民族国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因素。反之，同时法国的culture则有更多的civilisation的内涵，因那时法国已是统一的新兴民族国家，欧洲的典范。目前全球化所推行的、与经济相适应的所谓普世文化，乃指体制操作层面的文化，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体制及相应的最低限度意识形态。它的普世性，乃出于多数人所共识的实际需要和发展需求，故这种普世性是普遍实用性， 是经济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真理绝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然而各种类型的文明冲突论，却将体制层面的文明与精神层面的文化，混为一谈了。金字塔式文化观认为，欧洲文化的两个层次，整个是先进的，其它文化连信仰和生活方式在内皆属于人类历史进化的原始阶段。这样便将第三世界各民族文化整个地（包括精神领域）置于被改造的地位。而实际上，由于没有客观的价值标准，故各民族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不可能有优劣之分。人们的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也绝非轻易能够改变。推行文化优劣论，结果只有冲突，乃至战争。反之，如果分清文化的两个层面，其实经济和体制，以及相应的、紧密相关的社会习惯，并不难转换。因为反对政治体制转换的是极权者而不是人民。人民关心的是生活好，既然新经济及其体制带来较好生活，何乐而不变。只要尊重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改变体制及相应的表层文化风习，并不十分困难。我们时常发现，“土著”民族在接受新经济的同时，很快学会表层的西方生活方式，但传统信仰和生活态度却依然故我。假使一上来便以强制乃至暴力方式革除他们的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恐怕只会激起强烈反抗或导致生命的萎缩。而我们中国在自己国家内半个世纪中的所作所为，正是这样的自毁家园。一旦捣毁安身立命的家园，生命萎缩，价值空虚，此时再想重建，便难如上青天了。因为精神价值不是真理（真假判断），不是思想，而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传统。“地球是椭圆形的。”这是一个真理性的事实判断，因为地球的形状是自然属性，可以通过观察进行验证。“伊斯兰文化是有价值的。”这不是一个真理性的判断，因为“价值”不是一个自然属性，无法以科学方式进行验证。我们无法想像，在一个没有人类的自然世界中，有“好”“善”“价值”之类的自然属性。这些皆是通过人的需要和意志的运作，而形成的关系性概念。虽然认知派价值论主张价值判断也是真假判断，如“伊斯兰文化是不是有价值”仍有是否的问题，然而归根结蒂价值不是由一系列“什么是什么”的判断推导出来，关键在于人的需要和意志的决断。只不过这不是当下或短期发生，而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通过社会互动的复杂运作，自然演化而来。也正因如此，文化有极大的稳定性，不可能用人工方式任意改变。问题在于，确实有人不那么容易尊重他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根源便是真理绝对主义，或曰价值绝对主义。这是文化优劣论的根源。文化是一种价值，如果证明某种价值是真理，则有理由据此贬低、反对乃至征服其它文化。如果证明全称的价值不是真理，则没有任何理由提出文化优劣、文化革命、文化侵略、文化冲突、文化移植、全盘西化这类的问题。 欲理解文化的真理性问题，有两个参考系可资借鉴，一个是西方的价值理论，一个是现代科学成就。历史上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扩张和讨伐，以及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皆因信仰我是独一上帝独一真理的代言人，对方仅仅是“异端”的缘故。只要坚持这种绝对主义，并付诸实力，冲突必不可免。而西方文化自古以来便有这种绝对主义的传统。柏拉图的至善理念或永恒形式，便是超越人类经验的绝对真理，理想的社会只能由洞见永恒形式的哲学王靠严厉的惩罚来统治。同时柏拉图又认为，恶来自无知或疯狂，没有人自愿成为恶人。只要通过教育或思想改造，“人人可为尧舜”。这样的理想国，必成为思想改造营。如果有实力，亦必向外扩张，改造其它国家。这里仅提及一两个对话录的意识形态后果，柏拉图哲学的其它深邃内涵，不在论题之内。伊庀鸠鲁派的原子决定论，斯多亚派的自然法，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皆强调绝对真理。以奥古斯丁和托马斯为代表的中世纪实在论，自然主张独一真理。霍布士的理性律令，斯宾诺莎的严格决定论，洛克的价值演绎决定论，也有绝对真理的性质。康德区分道德责任与技术性规则和谨慎原则，以绝对命令为独立于一切欲望、快乐、福利的普世必然性。费希特由绝对意志转向上帝律令。黑格尔的绝对理性是绝对必然。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也是必然性。H.A.Prichard, W.D.Ross 等人的义务论，E.B.Tylor, R.Linton等人的人类学理论，亦有普世主义或超越文化的特色。现象学的价值观，以意向性直觉所获得的本质为价值，也就有绝对性，如布伦塔诺的超验内在的善，舍勒的价值金字塔。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西方自古以来也有相对价值之说。古希腊的怀疑派，自不必说，亚里士多德的价值观便是对柏拉图的批判。亚里士多德的演绎必然性乃指自公理或前提推导出结论，相对于前提。而善则是人类自然追求的目的，在均衡的理性中获得的满足方为快乐。正当行为、正义法律、人类美德均属达到个人和社会福利的手段。这样的善，不是绝对的本质，而是历史范畴。中世纪的阿贝拉认为，在基督降生之前而未闻福音的人，不可能犯有不信之罪，也就是不承认基督信仰为一切价值的基础。斯各特以及奥卡姆学派强调自由意志的绝对性，亦即价值判断的主体性。近代主张道德感的学派，如Francis Hutcheson，认为价值判断和责任乃是出于自发的道德感，而不是客观的必然性。Bernard Mandeville则从反抗的角度主张，道德良知只是维持社会特权的一种伪装。这是后来尼采等人的先声。休谟以为，善、正义等观念没有可观察的事实，或逻辑关系作基础，故表示价值的词语并不指称属性或关系，而只是表达“赞许的情感”。客观的有用，和主观的情感，是评价的标准。Thomas Reid, Richard Price 等人主张，价值原则存在于“未经哲学腐蚀的”常识之中。法国启蒙派如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人大抵以社会根源来解释善恶倾向，而卢梭又主张善意内在说。边沁、弥勒等人的功利主义则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原则。痛苦与快乐是主观感觉，由主体在处境中判断，不是客观绝对标准。齐克果以荒谬、焦虑、痛苦为“纵身于信仰”的前提。尼采认为基督教伦理规范是抑制强者的手段，真价值只能由天才创造。杜威以为价值判断是实践判断，是在困境中为解决问题而作的决定，是对行动的可能性、目标、满意结果的预期。情感动机说的现代从众颇多，Axel Haegerstroem, Bertrand Russell, I.A.Richards, A.J.Ayer, Rudolf Carnap, Hans Reichenbach等人皆可括入。十九世纪以来的人类学描述派、参与派、浸透派、诠释派等均属文化价值相对论。法国存在主义者如加缪、萨特皆从个人在荒谬处境中的抉择立论。维特根斯坦由逻辑图式反映客观实在的立场，转向意义取决于语言游戏的用法，影响了语言分析派的价值研究，即区分元伦理语言与伦理话语，如R.M.Hare, P.H.Nowell-Smith, S.Toulmin等人。后者与K.Baier, H.Aiken, K.Nielsen, A.E.Murphy, J.Rawls等人更提出“良好理由”说，以及图尔明的倒置功利主义（最少数人的最小痛苦），皆反乎价值绝对论。海德格则倒置休谟的公式，他在《形上学引论》中指出，价值没有意义，因为“应该”只能由“应该”导出，任何价值的前提已经是价值判断，上溯无穷。但他又提出“近于存在的栖居”，实际上也是一种价值抉择。Gilles Deleuse, Felix Guttari认为价值是“接通欲望的电源”。福科以话语权力解释价值。F. Lyotard认为价值是权力用以惩罚被剥夺者的司法语言。哈贝马斯则提出交流理论。Alan Gewirth 宣扬“全称一致原则”。麦金泰尔、德里达、Martha Nussbaum等人则以叙事为价值语境的构架，因为叙事一如生命，是历时的，而理论将他者抽象到时间之外。虽然当代价值理论颇为庞杂，即使再举出几十个名人，也说不尽，然而现代思想一致倾向价值的相对性和历史性，则十分清晰。这里的目的，是通过理解西方思想的实际发展过程，来澄清当代关于价值真理的主流倾向。因为我们讨论的文化真理性，取决于价值的真理性。如果当今世界上所有的或绝大多数最有思考的人一致认为，价值真理不是认知性的真假判断，在价值和文化问题上不存在独一真理，则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不同民族文化有同等的价值，没有优劣之分。这是文化多元论的根本依据。 如果不能确立价值的绝对真理性，也就不能确立文化的独一真理性。也就没有任何客观的参考系，或价值金字塔，可以谈论不同文化的优劣。假使没有外来的入侵，任何有着内部安宁和谐的原始文化，皆可在自然条件允许下快乐地生存下去。可惜人类历史是社会之间武力征服，而不是和平相处的过程。目前的全球化，无非是这个过程的发展。然而全球化带来的不再是殖民时代的巧取豪夺，而是规范的世界市场。只不过第三世界处于不公平的起跑线。我们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因此我们谈论对全球化的适应，只能从生存的实际需要来考虑。人的需要有经济、体制、意识、文化的不同层面。只要我们需要享受现代经济和科技的成果，便不得不接受市场经济，及其规则。也就必须接受相应高效的社会体制和风习。因此，虽然文化没有优劣，但从生存需要的角度来看，体制有相对于历史条件的效率优劣之分。只要我们必须接受市场经济，也就不得不抉择相应的体制。再者，从“文化价值的非真理性”也可以推论出相对良性的体制。如果文化不具客观真理性，而又是在历史中演化的，则唯一考察演化的根据便是人们的需要和感受。而了解人们需要和感受的最佳途径，便是让所有人大声说出她或他心中最真切的体验。因此，相对来说最能让人自由表达和参与制定社会规则的体制，便是相对良性的体制。一旦我们认识到必须抉择这样的体制，这时我们面临的拦路虎，便是我们从传统承袭的，少数人靠强力和身分控制社会资源和舆论的那个体制。然而决不仅仅如此。我们自己身上的，适应和维护这个体制的意识习俗，是这个拦路虎的有机构成部分。体制与维护体制的意识，轮番激活对方，形成封闭的恶性循环。根本解决，只有改革体制。但总得由人去改革，这些人得先摆脱拦路虎意识。如果掌握智能资源而有言责的那部分人，能够率先将问题想清楚，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其逻辑后承是什么，社会体制，尤其我们自身心理上，必须改革的是什么，在这种充分文化自觉的启蒙基础上，我们也许有可能作出更明智的抉择。一旦有了成熟的舆论，和我们自身成熟的公民意识，便有可能以代价最小的良性方式实现体制的转换。那时，全社会的不良传统意识，由于脱离体制的支持，将自然淡化。不需要文化革命，需要的是启蒙运动、良好的体制和教育。 在相对良性体制下，传统文化中原来支撑专制和身分等级的意识习俗，也有可能转化为有益的民族风习。契科夫在海参威的酒吧中，曾邂逅一个清朝中国人。此人每欲饮酒，必先举杯以左手遮杯，向四座让曰：“请，请！”然后乃自饮。契科夫后来以称赏的口吻写道，中国人是一个怪有礼的民族。这样的礼文化，有何不好？脱离身分等级体制的礼文化，将是一种文明教养，民族的风貌。一旦树立起大体符合人的需要，释放人的创造性的相对良性体制，自然会形成支撑体制的良性意识和风俗。传统不会中断，而会转化。传统的文本，也可以由我们作出新的诠释，以适应新生活的需要。韦伯以新教伦理解释现代化的动力，便属此类。Leo Strauss运用叙事方法，以《旧约·创世纪》解释宪政民主，以希腊文本诠释“现代性”，皆属此类。这些均属观念解释，不是真理。观念解释的特点，便是永远有其它解释的可能。任何文化传统皆有无限丰富的内涵，意义的发掘没有尽头。然而观念解释必须与真理区别。真理是什么，这是认识论的复杂问题，笔者有专文讨论。这里只能作一个简单化的说明。真理（其实是对真理的逼近）是指，具有公认、规范的描述方法和验证手段，在实验室和人类经验中经过考验，成为个人和社会可以据以行动而期待明确后果的知识。而观念解释则是个人、团体或学说的一种见解、诠释或理论假说。长期以来，由于将个人见解、团体决策、理论假说当作“科学真理”，以强力乃至暴力加以推行，造成极其残酷的后果。此种惨痛经历犹新，越发令人感到区分真理与观念解释的重要。 一个社会能否基本上和平、安定、繁荣地生存，首先取决于社会体制。只有建立理性秩序和正义机制，尽可能减少内耗、痛苦、压抑，在高效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才有可能实现自我的潜能，创造尽可能多元美好的生活。而相对合理的体制，是社会进行理性抉择的结果。 文化传统犹如祖宗父母，不能抉择，而体制犹如仆人，是可以抉择的。文化和体制之间，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古希腊文化，曾产生雅典和斯巴达这样对立的体制，而雅典也曾抉择不同乃至对立的民主和僭主体制。现代德国，只有一个文化，但是在短短几十年之中，产生民主、纳粹、集权三种不同的体制。默认不正义的体制，其实便是一种抉择。德国人曾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千百年来我们默认专制奴役，已经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现在是否十分明白了呢？以文化传统来解释体制抉择，难题在于无法建立必然逻辑关系。精神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演化而来的传统，人们安身其中，犹如运用母语，本来不会感到不便。只有在研究它，或对比其他语言的时候，才会反思，而只有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才会感到不便或痛苦。然而危机是来自语言文化吗？并非如此。严重的危机来自生存问题，也就是活不下去。这取决于社会的正义机制和效率，而这些取决于体制。在社会抉择中，文化传统只是一种精神资源。即使在古代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中国传统也不是仅仅提供专制的经验。现代则有各种人类经验可供抉择。何去何从，责任在我们自身，不能推给文化传统。只有在非常曲折模糊的意义上，方能以某种文化类型来解释某种体制。然而这只是观念解释，不是真理。反之，体制对社会效率，却有相当明确的因果关系。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舍近求远，不去研究和抉择相对良性的体制，反而去追究那无法抉择的、模糊抽象的、可作各种诠释的文化传统呢？ 所以我认为，我们面临的真问题，是如何理性地抉择体制。一旦有了相对良性的体制，绰绰然有余裕的精神空间，我们的传统文化自然会弘扬出新的生命与创造力。不适应新生活的习俗观念会自然淡化，而鼓舞新生活的风习传统会自然发扬。深植于语言历史之中的精神文化，乃是我们的家园。它与体制和效率的关系，需要通过我们的理解和诠释。而合理诠释的立脚点，是相对良性的体制，和对传统之美的敬重。如果一个人不能欣赏自家精神文化的美，如果为了跟从某种外国潮流，或学会某种外国观念解释，便毅然抛弃全部传统家底，大概也是一种殖民地心态吧。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皆是一种民族的美。不要为了一时体制改革的需要，毁弃恒久的精神家园。因为我们不仅需要良性的体制，而且需要深植于我们语言历史中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多元自由的未来世界中，多样的民族精神之美，将会使人类的生命更丰满，更茁壮。 主持人：谢谢唐老师的演讲，下面大家可以向唐老师提出问题 ，也可以对唐老师的演讲进行评议 。 发言：你好，我想知道北京上海香港这三座城市在中国的城市的中华文化圈中的地位和它们的文化特点 ？还有就是欧洲，美国 ，澳大利亚这三个地方华人文化的特点及全球化是什麽的一个 过程 ？ 唐先生 ：不同的文化当然有不同的特点，是有分别的 ，我在华人圈有一定的生活经验。比如说香港人说你大陆人不排队 ，但大陆人一到香港就排队了，因为大家都排队。香港的地铁有一条黄线，你要是站在黄线的外面，那你就是没面子 ，是不行的，它的社会风气是这样的 。就又回到我刚才说的文化层次上 ，属于低层次（体制）的东西在西方是一样的 ，凡是属于市场经济的低层文化都是一样的 ，到银行有 1米线，大家都遵守 。但上层的精神领域，华人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香港到处要烧纸钱，烧香，非常保守 ，非常遵守古老的传统 ，但它在社会的效率的方面，受那麽多年的殖民地文化的改造，已经西化了，香港的法庭带假发，和英国人是一样的 ，它的程序化的东西是一样的。上海的文化圈正在推移 ，但还是差一点的，上海有上海的毛病 ，北京有北京的毛病，我的意思是说有些方面有更多的非理性的东西必须改。你如果要市场经济 ，在这方面必须改，要不你的市场很难高效地运作起来。比如说不按程序去办事，那市场就没有办法高效运作，这与精神文化和信仰什麽的都没有关系 ，现代化的人信基督教，或信道教、佛教，都没有关系，你喜欢烧香，都是可以的。全盘西化并不可取，或者说不可能。 发言：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中的作用？ 唐：有人说儒家文化好，有人说不好，因为价值问题是一个观念的解释问题，而观念的解释永远是各种各样的 ，有人认为柏拉图讲的是真理 ，而我们也可以从儒家或道家的立场去认识市场经济对生命的意义，美国人可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去讲，这都没有关系，因为市场经济并不靠这些解释维持，它靠自身的逻辑和理性秩序维持。一个民族随着我们的语言和传统而成长起来 ，一旦像文革那样把这些东西砍掉，我们就没有安身立命的东西了，只会造成社会的浮躁和人格的自卑，在正常的社会中没有这个问题，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没有文化的自卑。只要我们有这种自信，就可以更有效地发展市场经济 ，因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变好，而不是为了扫除我们的历史传统。妨碍市场经济的是旧的体制，而不是悠久的精神文化。 发言：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价值，那麽各个民族的价值互相冲突的时候将引起一些什麽样的后果 ？ 唐先生：这还是我刚才讲的问题 ，价值冲突是出于一个错误的认识，也就是把社会体制所代表的利益冲突误认为精神价值的冲突了。 文化有不同的层次，文化是一个集合，精神文化是其中一个元素，是一个 ELEMENT, 意识形态是另一个ELEMENT，体制是一个 ELEMENT，不能把其中的一个元素和整个集合混为一谈。如果依斯兰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都明白文化层次的话 ，就是说如果我们建立了具有共同利益的体制、市场经济和顺畅的贸易和交流，在维护体制的意识形态上双方没有根本利害冲突，那麽就不会出现现在的一些问题。在纯精神领域并没有你死我活的问题。真正的冲突总是发生在生存方面。精神信仰的价值，与维系生存的政治经济价值，应该分开。 发言：全球化和中国的文化是否有冲突？我们民族的文化中有 什麽的精华和糟伯？谢谢！ 唐先生：我觉得没有冲突，文化也没有精华和糟伯的问题。文化本身只要你分清楚它的层次。就像刚才我说的，人的信仰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的人信佛教 ，有的人信基督教 ，有的人信道教 ，有人信伊斯兰教，哪一个教好？这很难说 ，这是历史长期演化所形成的，它既然生存下来 ，说明它就有存在的价值 ，我们不能主观判断，因为我们不可能代表历史的总体来判断，说这个是真理，那个不是真理 。 主持人：谢谢唐老师的精彩演讲，谢谢大家的参与。 1 杨曾宪，“批评事小，面子事大”，《中华读书报》200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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