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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21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和心理学系彭凯平教授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系列跨学科讲座邀请，在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阶梯教室发表了题为“文化与心理：探索及意义”的演讲。讲座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主持。 在讲座正式开始前，汪丁丁教授引述了蔡元培先生请梁漱溟先生到北大讲学的一段往事，以阐释人文与社会讲座的主旨：在五四运动九十年之后，回应当时在北大发生的关于中西文化的辩论。他引述梁漱溟教授晚年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寻找出孔子学说对应的心理学，则我们去讲孔子实际是空话。他说彭凯平教授今天的讲座，实际上是在解决梁漱溟先生提出的根本性问题。 以下是彭凯平教授讲座的主要内容。 在展开详细讨论之前，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和心理？有趣的是，对中国人性格的讨论，一直存在很多互相矛盾之处。有的人说中国人的性格是中庸，有的人说是创新，有的人说是保守。这些人往往通过历史上一个名言，一个哲学家观点，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来印证自己的观点。问题是，如何验证这些说法正确与否？心理学家觉得，这些讨论的个人意味太重，历史故事太多，科学逻辑的分析太少。这次讲座希望用科学的方法探索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心理。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做跨文化比较？为什么要在全球视角之下分析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有句话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法国人托克维尔所著《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是公认的对美国文化、对美国人的心理最精辟的观察和分析。为什么他能做到比美国人观察自己更加准确？据托克维尔自述，是时时刻刻都把美国和法国进行对比。如果需要对中国人的心理和文化做精辟的分析，可能要跳出中国人的身份，在全球范围之内比较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人的差别。只有通过一面镜子，人才能知道自己的模样。 认识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实验，叫做自由联想，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个词，你马上告诉我你头脑里面出现的东西。我说“我们”，你可能联想到的是“同学”；说到“听课”，你可能联想到“挤得要死”。如果我说“他们”，你可能联想到是“清华大学”。我们进行文化分析和反省时，下意识里的自由联想是不同的，自由联想其实是不自由的。这就是我们要做跨文化的研究原因——超脱自我的局限，超脱文化的局限。 文化心理学的定义 文化的定义在中国和西方存在差别。在西方，文化就是“栽培”（culture），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教育的方式。但是到了18世纪以后，这个概念逐渐变化，其描述对象从外在的行为变成了对内在的、人的精神意识的描述。简而言之，西方人认为在物质生活以外的所有一切，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相对而言，中国还保留着类似西方早期的思想。我们谈及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外在物化的含义。在中国，最早谈及文化的是汉代的刘向，而他所说的“文化”是指文字和教化。联想一下中国的地理，凡是以“化”为名的地方，比如说湖南的怀化，浙江的奉化，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也是古人所说的化外之地。因为是化外所以要文化一下，即把文化作为统治的手段来改造教育那些不是中原地区的人。心理学家认为，主观文化是最有意思的文化，而客观的文化只是主观文化的外在载体。比如说圆明园兽首的意义就在于代表了中国的百年羞耻，如果它不承担着民族感情，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心理学是自然科学，也是数量科学，跟经济学一样需要定量分析。很多年以来，心理学家不知道该怎么研究文化，后来才逐渐发现可以找到一些客观的指标来定义文化。方法之一是通过语言研究文化。研究者发现，不同文化下说不同语言的人的心理活动是有差异的。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的一项研究发现，英语有很多方式表达虚拟语气，而中文没有这些表达方式。哈佛大学这位教授指出，由于中文没有虚拟假设的帮助，中国人进行一项心理学的任务会有困难，这个任务叫“反事实思维”。例如，“如果所有圆都很大，这个三角形若是个圆会大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们被自己的语言限制了。这个结论是否正确目前还没有定论，仍有很多人研究到底中国人的反事实思维有什么特性。 心理学研究文化的第二种方法是把文化作为一种观念。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比较研究。个人主义是公认的西方文化的精髓，它强调个人的独立、个人的意志、个人的追求，将人生的最高目标定义为自我的实现。与之相反的一种观念叫做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并不等同于无私，也不等同于社会主义，而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个人的行为是由集体的目标来决定的。这个集体的目标可能是家庭、社会、朋友，总而言之集体主义强调的不是个人。集体主义强调社会规范和责任、强调共同的信仰、强调一致性、强调合作、强调某种程度上牺牲自我的利益。美国的大众文化特别强调个人主义的精神，例如麦当劳的广告叫做“我就喜欢他”(I am loving it)，我不管你有多少人喜欢，我喜欢就行。而我们中国的餐饮广告肯定得说“大家”都吃我的菜。从这个角度，很容易看到中国人的文化跟美国文化是不太一样的。心理学家做过一个研究，给不同文化的人看鱼的互动，然后让他们回答一下这个鱼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发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对我们的判断其实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一种情况下，一条鱼领先，鱼群紧随其后，问被试者觉得领先的鱼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们在中国做的研究，大概有75%以上的人认为这条鱼很高兴，因为大家都来了，有伴了。我们在美国做出的结果则正好相反，75%的美国人认为鱼不高兴，因为我本来一个人挺自在了，你们怎么都来了。 心理学对文化的第三种定义是把文化定义为一种自我概念。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所有心理活动都是以自我为参照中心的。在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我是谁”的时候，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反应是不同的。我们随便找几个同学回答一下，用五句话向我介绍你是谁。（同学：我是公司的员工，我是爸爸妈妈的女儿，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单身女人，我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刚才这个同学的回答完全符合文化心理学的分析，即中国人对自我的定义是基于公共自我和集体自我给出的。我是人，在座的都是人；我是女人，一半在座的是女同胞；我是单身女人，这个群体在北京地区就是几十万，不是一个小数字；我爱学习好像也不具体，很多人都爱学习。自我在那儿？没有。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中国人都是以集体的自我，以一个社会的概念来定义自我。反之，西方人在回答“我是谁”时试图寻找自己与他人不同的地方：我很漂亮，我有一个什么东西，等等。自我概念的差别会导致人行为的差别，即选择追求与他人一致的目标还是不一致的目标。 第四个定义，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最有意义的定义，就是把文化作为认知的风格加以对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方式是不同的，尤其是如何追求真理、如何发现事实的方式是不同的，这就是文化的心理维度。 近年来文化心理学的几个经典研究 最近MIT几个心理学家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测验。在左边给出一个框，框内有一根线，右边给出一个稍大的框，让你画一条跟那根线一样的线，你画多长？有两种画法，第一种画法是参照那个框和线的比例画一条同样比例的线，这叫相对判断；另外一种是画一条绝对长度相同的线，这叫绝对判断。心理学家通过核磁扫描的方法确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作哪种判断更容易。结果发现，亚洲人相比美国人更易于作相对判断。这说明我们在思考时更容易参考背景信息。 文化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直觉。康德说人类理性判断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分析性的判断，也就是寻找事物逻辑的一致性；另一种是综合性的判断，也就是判断事物之间相似的程度。心理学家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给你看两张图，第一张是鸡，第二张是草。你认为牛应该是和草在一起还是应该和鸡在一起？我们中国人喜欢第二种分类，而美国人喜欢第一种分类。事实上，第一种分类是按本质分类，第二种分类是按关系分类。这个结果令美国人非常震惊，因为西方人认为根据本质归类是高级归类，根据关系归类是低级归类。然而这是有问题的，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讲按关系分类也许是更有生存意义的归类。比如说需要把妈妈、婴儿车和小轿车分成两类时，如果把婴儿车和小轿车归为一类，说他们都是交通工具，那孩子怎么办？文化对归类方式的影响反映在很多方面，例如中国人特别擅长比喻。例如“天日二日，人无二君”，中国人觉得这句话说理很恰当，而美国人认为这两句话之间不存在关系。中国人以美国人当年杀了很多印第安人的例子指责美国人没有资格批评中国人的人权状况，在美国人看来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因为美国人不认同中国人思维中的类比关系。 再比方我们来看这个图，请这位同学报告你刚才看到了什么？（同学：青蛙、鱼、水草、气泡。）这是很有趣的现象，中国人老说周围的东西有青蛙，有水草，有气泡，但不会明确地说有三条大鱼。然而，美国人一开始就说这幅图里有三条大鱼，然后再看旁边有什么东西。最有意思的是，就是通过追踪眼球的移动来发现关注什么东西时，发现美国人对物体非常关注，而中国人对物体和背景同样的关注。这说明中国人的直觉是整体性直觉，而不是分析性直觉。 由于直觉的特性，人在解释他人行为时特别容易忽略外在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这叫基本归因误差。大家到二教来上课的时候，路上有一个人躺在路上说走不动了，请送我去校医院。如果你看到有三个人，一个人带着共产党党员党章，一个是商学院学生，一个是心理学系的学生，谁更可能停下来帮助这一个人？大家可能认为党员会帮助这个学生，而商学院学生不会帮助他。这种判断是在不考虑外在环境时根据人的特性进行判断。心理学家发现，这种判断是没有根据的，人的行为更多受到具体的客观条件的影响，而不是一些内在个性的影响，这就是基本归因误差。基本归因误差是有文化差异的。1991年的时候美国出了一件大事，一个北大的校友叫卢刚在校园枪杀了五个人，然后开枪自杀。我们做了一项研究，问题非常简单：假设所有条件都一样，但是把地点移到中国，你认为卢刚会不会杀人？中国人认为，卢刚不会杀人，但美国人认为他还会杀人。为了避免偏袒自己人，我们还找了一个相似的美国杀手，同样问一个问题，还是一样的结果。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人认为当环境变化之后，人就会变化，而美国人认为人的本性不会随之环境改变。 研究文化心理学的意义 首先是知识创新，文化心理学提供新的研究范式，用实验、逻辑、数量的方式来研究我们长期以来认为是主观的、人文的、理念性的东西。这种方式对很多学科都会有一些新的挑战和贡献。知识创新来自于范式的冲击和转移，所以说文化心理学对知识创新一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中国在去年达到了人均GDP三千美元。所有心理学家做社会研究都知道，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千美元的时候，社会的问题，人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在此之前大家关心的是生计，在此之后大家关注的是心理。 第三，文化心理学对许多学科都有促进作用。文化心理学对经济学提出了挑战。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的人在经济决策上相同，都是所谓理性的人。我们发现这个结论完全错误。在社会决策方面，可以找到文化的共通性，比如说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对选工作的态度是一样的。但在个人决策方面，例如选一个礼物，中国人绝对认为选一个坏的礼物比不送礼物要好，觉得这样礼数到了；而美国人则认为送一个坏的礼物还不如不送。这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我们最近也发现中国人在金钱价值判断上受道德判断影响非常大，如果这个东西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拥有的话，则价值评价偏高，如果是不讲道德人拥有，则价值评价偏低。 在伦理学方面，文化心理学可以帮助解答一些伦理学难题。比如有一个难题描述起来很简单，就是在铁道上绑了五个人，而火车处于失控状态，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做火车就会把五个人撞死。你正站在一个扳道旁，可以把火车转到另一条道上，但不幸的是那条岔道上绑了一个人。你扳不扳扳手？在西方国家做研究时，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应该扳。为什么要扳呢？因为在西方的伦理决策里这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比较合适的道德原则肯定是牺牲少数，拯救多数。可是在中国，有相当多数的中国人认为不应该扳。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道德观念，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所以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有天意在里头，我们中国人不太愿意替天行道的，所以我们不愿意去扳这个扳手。 现在将问题改一下，同样是道上绑了五个人，火车要撞这五个人，你什么都不做火车就会把这五个人撞死，但是现在有一个大胖子站在你旁边，你一推他，那五个人就得救了，而火车会把大胖子撞死。但你自己跳下去没有用，你太瘦小了，那五个人还会撞死。这回西方国家的被试者也没有人选择推大胖子，虽然这同样是牺牲一个人拯救多数人。为什么刚才的道德原则不适用了？最近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在前面的场景下人做判断时基本上是大脑理智区域在活动，但后面的场景下做判断时是大脑情感区域在活动。文化心理学的这项研究说明，人的情绪判断恐怕是我们所有道德判断的基础。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良心就是情绪反应。这就是心理学家对人类道德研究的一些贡献。 文化心理学对美学也有一些挑战和贡献。东方的审美观念特别强调背景和对象，所以我们中国人在审美上发明了很多技巧，比如说俯瞰技术，留白概念。中国的绘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东方的整体的直觉。 文化心理学的第四个积极意义与中国人的心态调整有关。中国人长时间以来受到西方列强的侵辱，有强烈的羞耻感，所以外国人一干什么事情就特别愤怒。这种自然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强国，其实并没有必要过分的去在意人家的看法。这个强国的心态怎么才能建立呢？一定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来考虑问题。只有走出中国范围考虑问题，自己这才是强国心态。文化心理学提供了一个跨文化的视野，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对调解我们的心态有积极的意义。 如何利用文化心理学发扬光大中国的文化 美国人想到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很玄、很神秘、不科学、不民主，认为中国的东西没有实用价值。怎么破除他们的这些误解？不能老说他们妖魔化中国，得利用文化心理学的一些知识和方法来教育美国人。中国的东西其实是不玄的，其实是科学的，也是很民主的，也很实用的。怎么证明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在中国的文化里头找一些特别“玄”的元素，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变成具体行为的概念，然后做实证和定量的研究，再给出意义。我曾经在几篇文章中从西方人能够接受的认识论的角度谈论道德基本的含义。中国道德的思想其实就是变化的思想、矛盾的思想、整体的思想。一些看起来很玄的东西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比如说中国道教阴阳图案，其根据是汉代一些科学家要探索天意的时候专门做的实证研究：在宫廷里面立一个杆子，在夏至和冬至看地球转一圈365天留下来的痕迹就是阴阳太极图。第一次报告这个事实的人是李约瑟。实际上，对天意的追溯和西方科学家探索上帝的旨意是一样的，这样一讲美国人马上就理解了，中国的道就是上帝之道，再也不说中国东西玄了。 关于辩证的思想也可以用文化心理学的方法研究。现实中有很多的矛盾的现象，例如从数学的模型来讲有一种蝴蝶效应，就是一个蝴蝶在北京扇动一下翅膀，可以影响到全球各地气温的变化。关于这件事情，数学上是可以证明，但是现实中不可以证明。辩证思维是对矛盾现象的一种处理方式。我们发现具有辩证思维倾向和没有辩证思维倾向的人对问题的反应不一样。给美国人看两个矛盾信息，如果把这两个矛盾信息单独呈现，对某个信息的偏好实际上较小。但是如果把这两个矛盾信息一起呈现，对这个信息的偏好会增大。即，如果美国人相信一个东西，看到反面信息后反而会更相信。可是中国人不同，中国人喜欢折中，原来相信的信息，看到反面信息之后会减弱相信的程度。这就是辩证思维对我们判断的一些影响。这两种思维方式其实都存在问题。美国人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即使有不利证据存在，他也会贬低这个证据，这就有可能排除一些真实信息可能性，而中国人则可能人为地夸大一些负面信息的真实程度，也就是说对一些假的东西的容忍程度太高了。 西方人不明白中国人谈的小我、无我、非我是什么东西。实际上中国人谈的是一个辩证自我的概念。李小龙在去世前接受最后一个采访时，美国记者让他描述一下中国人的基本元素。他说中国人就像水。水无形无状，如果放在杯子里就是杯子的形状，放在瓶子里就是瓶子的形状。水可以到处流，但水同时也可以冲破一切。美国人听了这个描述后，一头雾水。实际上李小龙讲的就是一种辩证的自我，即存在矛盾和多样性的自我。中国人的自我是由时间和空间界定的一个整体性的自我。 中国人对反馈信息的态度与西方人相比也是不太一样的。一般而言，反馈的信息有时候与自己的认识一致，有时候不一致。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在第一次实验给美国学生一个与他判断不一致的信息，他第二次做心理测验时会有一种极化倾向，会证明你说的不对。例如，如果第一次测验说你是一个外向的人，他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并在第二次测验时变得更加内向，来说明你的判断不对。这种反应是下意识的。而如果给中国人看一个不一致的信息，他会变得同意你的判断。 西方很早就产生了社会认同理论，其含义是所有社会团体的成员都会下意识地夸大自己团体的正面形象和作用，因为对自己团体的夸大也就是对自我的扬伸。但社会认同理论并不总是成立。有一个现象可能大家都意识得到，即中国人还特别爱骂自己人，很多中国人倾向于贬低自己的团队。即使是在美国的华人中，这种倾向也是存在的。难道是中国人真的没有自尊心吗？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这只是一种表面的认知现象而已。这种认知层面的现象与我们的辩证自我有关：中国人能意识到自己的长处，也能意识到自己的短处，所以会更倾向于揭示自己的短处。在心理上其实我们还是喜欢自己的同胞，只不过不说出来而已。 关于中国文化中“仁”的概念，文化心理学也有一些研究。心理学家曾经用指数来描述一个国家的个体对同胞的信任程度，结果发现中国人的排名非常靠前。中国人最好的价值就是“仁”。我们不要学习西方的达尔文主义，不要搞阶级斗争，因为那是西方人的东西。经济学家曾计算，在美国，如果仁爱指数增加15%，经济回报会增长435美金。可见“仁”，也就是爱人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将来中国人创造的概念不是智商，不是情商，是“仁”商，这个概念将有经济学的价值。“仁”可以是中国对世界贡献的价值。 最后，可以以这样的话总结今天的演讲。我的存在决定了我对现实的认识。我们，中国人或西方人的客观文化的存在，影响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