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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被众多研究者笼统地总结为由口头文学创作转化为书面文学创作的第一部诗集。但是，如果将《诗经》规定为周代以后的作品，从这一历史的视野观望，我们看到的是诗歌由书面创作（《周颂》）发展到口头创作的过程（如《秦风•黄鸟》）。疑古学派代表人傅斯年曾提出自己的困惑：“若就《诗》论，我们也当觉得最不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国风》；最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颂》。……《周书》、《周诗》现在的样子好不奇怪！”[1](P15)那么，我们目前看到的《诗经》文本中是否保存着有规律可循的诗歌创作风格？我们能否揭示出诗歌由口头文学转化为书面创作的变迁模式？本文采用心理学研究中的结构性观察法，尝试对《诗经》诗歌创作者表现出的复述和变化行为进行系统观察，以期发现《诗经》数据库中内在固有的创作风格的变迁。 一、《诗经》数据库分析：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 历史类似于人类的意识自我，它的记忆较为清晰，带着年代和岁月的记录，保存在历史文献当中。但保存在文献当中的历史有一个似乎可以动摇历史本身的弱点：它需要一个观察和记录者。我们能够读到的历史，可能经历了这类观察记录者的过滤、美化或歪曲。而存留在《诗经》中的历史记忆，更为真实，因为每一位诗歌创作者都存在于历史现场，诗歌如同现场录音，将这类历史人物当时真实的话语记载下来。《诗经》最早的版本为“六诗”，即《周礼》中记载的“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诗经》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六诗”版本后自西周至春秋中期创作的作品，由后期的编辑者选编后加入这一诗歌总集当中，逐渐形成“风、小雅、大雅、颂”到后期的“十五邦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商颂”的“诗三百”版本。 本研究将“毛诗”版《诗经》文本作为数据进行分析，确定两类数据：第一类，属于历史记忆的数据，即经过考证研究，已经确定为西周至春秋时的作品的诗歌，或记载了历史信息的诗歌，如《商颂》；正是基于这一类数据，研究者坚持“周诗说”。第二类，属于超越历史记忆的数据，包括无历史记载也无历史信息的诗歌，我们称之为文化记忆的数据，即无法确定创作年代及创作者身份的诗歌。正是在对这一类数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闻一多提出了“原始诗歌说”。为了避免数据分类的主观性，本研究中采用了5位《诗经》研究专家著作中的观点作为分类的依据：傅斯年（《〈诗经〉讲义稿》）、程俊英（《〈诗经〉译注》）、陈戍国（《〈诗经〉校注》）、夏传才（《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和余冠英（《诗经选》）。 属于历史记忆的诗篇。根据5位专家的观点，可以确定为属于历史记忆的诗篇有106篇：《周颂》（31篇）、《商颂》（5篇）、《鲁颂》（4篇）；《大雅》（28篇）；《小雅》（22篇）；《国风》（16篇）。 属于文化记忆的诗篇。根据5位专家的意见，有199篇诗歌无法确证创作者身份，诗中也未体现历史信息，它们是：《大雅》（3篇）；《小雅》（52篇）；《国风》（144篇）。 二、研究方法：结构性观察法 《诗经》研究者在研读《诗经》文本时都在采用观察法，如朱熹提倡的“涵泳”文本，即是对文本的深入观察；但这类观察属于一般的日常观察，它通过主体亲自感受或体验获得有关研究对象的感性材料，难以反映事物的真相[2](P113)。结构性观察法是一种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它是一种数据收集过程，其特点是在自然的环境中对事件进行系统的、非选择性的记录，涉及对特定行为类型进行编码，并需根据研究假设将基本的概念和类目预先界定好。 美籍华裔学者王靖献在研究中对诗歌创作者使用“套语”这一特定行为进行了结构性观察。他对套语进行了界定，对于编码方案进行了描述，并列出了另一种套语与套语式短语示范分析的图表[3](P41-191)。在王的研究中，王靖献本人则是其研究的唯一观察者，且因对套语的界定也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其观察不具高信度。王靖献还将属于历史记忆的诗篇与属于文化记忆的诗篇混为一谈，认为《诗经》全部作品都是口头文学创作，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闻一多先生提炼出的《国风》中“歌体、诗体和综合体”三种创作形式，也是在结构性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的，但他未陈述观察的依据和记录的数据，不能算是完整的结构性观察。本研究采用的也是结构性观察法，观察的对象不是诗人使用“套语”这一现象，而是诗歌中的“复沓”结构中呈现的“复述和变化”行为。采用结构化的观察计划有助于减少观察者偏见，因为收集的数据是预先确定的，采用预先设立的观察计划的一个优点是它能使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场合复制观察者的工作，因而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三、观察对象：“复述和变化”与“重章叠唱” 《诗经》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是重章叠唱，即“全篇各章的结构和语言几乎完全相同，中间只换几个字，有时甚至只换一两个字，反复咏唱”[4](P42-43)。闻一多称之为“歌体：数章词句复叠，只换韵字”[5](P7)，研究者多称之为“复沓”结构；据夏传才的统计，在整个《诗经》数据库中，呈现复沓结构的有177篇[4](P42-43)。对于《诗经》中复沓结构形成的原因，研究者也提出了各种假说。夏传才指出，“复沓形式是人民口头文学创作——民歌的艺术特点”[4](P42-43)。“古史辨”诗经学领军人物顾颉刚认为，“复沓结构”是乐歌的特征，而“乐歌是乐工为了职业而编制的，……他的复沓并不是他的内心情绪必要他再三咏叹，乃是出于奏乐时的不得已”[6](P130-171)。 “复沓”结构是《诗经》中语言组织形式的关键特征，且并不是只变换“韵字”或只变换“一两个字或几个字”那么简单。“复沓”中出现的“字”的变化、“词”的变化和“诗行”的变化，似乎体现了一种口语传统的变迁。口语传统与书面创作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保存方式的不同。书面创作通过以金石简帛纸等物质为载体的文字而保存，口语传统则依靠人类大脑的记忆来保存。口语传统面对的是听众，书面创作面对的是读者。在阅读时，每个句子能作为一个整体被读者看见，而一个口头说出的句子则是经时间而传播开来的。口语通常比书面文字所提供的信号更为模糊和不清晰，且声音转瞬即逝[7](P459)。因此，“复述”成为口语传统中极其重要的特征。《诗经》当中，在复述之外出现的“字”的变化、“词”的变化、“诗行”的变化这些不同的传统，都有一批诗歌创作者在遵守，而对于这一现象，《诗经》研究者似乎并未觉察。在本研究中，将以《诗经》文本中呈现的“复沓结构”为观察对象，并重点关注其中出现的“字”、“词”和“诗行”的变化，并经过区别后加以统计。由于口语传统“被帕利和劳德看作一种人类行为，而不是具体的文本”[8]，因此，《诗经》文本中呈现的“复沓”结构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复述和变化”的行为。 四、研究设计：编码方案 采用观察法的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案叫做编码方案，用于确定要观察的对象。编码计划是我们对选择研究的行为特征进行组织的方法，涉及将行为从它们所发生的情境中挑选出来，并把它们放入某些编码或类目系统当中。 （一）确定观察类目 “复沓结构”是指《诗经》文本中呈现的“各章的结构和语言几乎完全相同，中间只换几个字，有时甚至只换一两个字”的结构。它包括两个行为：一是“复述”行为，即“各章的结构和语言几乎完全相同”；二是“变化”行为，即“中间只换几个字，有时甚至只换一两个字”。据此，可以对观察的行为进行界定：“复述”行为是指诗歌创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重复自己话语的行为。“变化”行为是指在诗歌创作者进行“复述”时改变自己话语的行为。《诗经》文本数据库中呈现出以下八种“复述加变化”行为： (1)全部章节重复，只出现“字”的变化，如《周南•樛木》所示：南有樛木，葛藟累（荒—萦）之。乐只君子，福履绥（将—成）之。(2)全部章节重复，只出现词或／和字的变化，如《郑风•风雨》所示：风雨凄凄（潇潇—如晦），鸡鸣喈喈（胶胶—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夷（瘳—喜）。(3)全部章节重复，只出现1～2句诗行的变化，同时也有可能对字或词加以变化，如《桃夭》。(4)全部章节重复，出现3～4句诗行的变化，如《小雅•南有嘉鱼》等。(5)在章节重复并出现字／词／诗行的变化之外，出现变化章节；分为两类：在重复章节之前出现不重复的变化章；在重复章节之后，出现不重复的变化章。(6)全部章节重复，出现5句或以上诗行的变化，如《大雅•凫鹥》等。(7)出现“复述加变化”行为但章节不重复，如《周南•关雎》等。这一类诗歌的创作者了解“复述加变化”这一传统规律，且运用自如，富于变化。在观察中，需要寻找这一类“复述加变化”结构，如《商颂•长发》中也出现了这类结构。(8)不出现“复述加变化”行为，如《周颂•烈文》。 （二）设计编码记录表 在本研究中，需要观察的类目是：行为1：全部章节重复，只出现字的变化；行为2：全部章节重复，只出现词或／和字的变化；行为3：全部章节重复，出现1～2句诗行的变化；行为4：全部章节重复，出现3～4句诗行的变化；行为5：在章节重复并出现字／词／诗行的变化之外，出现变化章节；行为6：全部章节重复，出现5句或以上诗行的变化；行为7：出现“复述加变化”行为，但章节不重复；行为8：不出现“复述加变化”行为。本研究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诗经译注》为观察文本。 为避免由单个观察者进行观察而导致的主观性，本研究采用了多方观察者。除了研究者本人之外，另外有两名观察者经过一定培训后，同时参与观察，并在编码记录表上做出记录。 （三）编码计划的信度 观察方法的信度是指不同的观察者，或同一观察者在不同的时间，鉴别同一行为和记录同一行为的一致性[9]。观察方法的信度一般有两种：不同观察者之间的信度和观察者内部信度。本研究中观察的具体对象为固定的文字文本，不存在观察者内部信度的问题。观察者之间的信度可通过检查不同的观察者就被观察的行为意见一致的程度。计算公式如下[10]：意见一致的数目／总数目。意见一致的数目即三名独立观察者就上述8种行为，对《诗经》文化记忆数据中199篇诗歌进行观察后，就某一行为达成一致意见的数目。通过计算，一致百分比为96%。因此，本编码方案具有较高的信度水平。观察者同时采用同一编码方案对《诗经》的历史记忆数据进行了观察，一致百分比为100%。 五、观察结果 《诗经》文化记忆数据与历史记忆数据中的诗篇在“行为1～8”上表现出差异。在属于文化记忆数据库中的199篇诗歌中，表现出行为1的有34篇，其中《国风》31篇，《小雅》1篇；行为2共29篇，《国风》26篇，《小雅》2篇，《大雅》1篇；行为3共30篇，《国风》24篇，《小雅》6篇；行为4共20篇，《国风》14篇，《小雅》6篇；行为5共23篇，《国风》16篇，《小雅》7篇；行为6共28篇，《国风》11篇，《小雅》15篇，《大雅》2篇；行为7共25篇，《国风》15篇，《小雅》10篇；行为8共10篇，《国风》5篇，《小雅》5篇。在属于历史记忆数据库的106篇诗歌中，表现出行为1的只有1篇，收录在《国风》当中；行为2有2篇，《国风》1篇，《鲁颂》1篇；行为3有2篇，收录在《国风》当中；行为4有3篇，《国风》、《小雅》、《鲁颂》各1篇；行为5有2篇，收录在《国风》当中，行为6有3篇，《国风》2篇，《小雅》1篇；行为7有22篇，《国风》3篇，《小雅》12篇，《大雅》5篇，《鲁颂》、《商颂》各1篇；行为8有71篇，《国风》4篇，《小雅》8篇， 《大雅》23篇，《周颂》31篇，《鲁颂》1篇，《商颂》4篇。 {J2V560.jpg} 图1 文化记忆数据与历史记忆数据在“复述” {J2V561.jpg} 图2 《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在“复述和变化”行为上的比较 从图1中可以看出，《诗经》文化记忆数据的诗篇经历了从“行为1”到“行为8”的稳定过渡；而历史记忆数据的诗篇则大部分属于“行为8”，只有少数诗歌表现出章节全部复述的行为。图2是从《国风》《小雅》《大雅》《颂》这一《诗经》数据库的划分标准来比较各个数据库中诗篇从“行为1”到“行为8”的表现。《国风》和《小雅》中的诗篇表现出行为1到行为8的稳定过渡，而《大雅》和《颂》则主要集中在行为8，即完全不复沓。 六、结论 《诗经》文化记忆数据中呈现出8种创作语法的稳定过渡，而历史记忆数据中呈现出8种创作语法的无序变化，从文化记忆数据中可以观察到口语传统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趋势。 顾颉刚的“乐工加工说”，假定存在一位“全知全能”的乐工对《诗经》中的文本进行了加工，显然难以解释《诗经》中口语传统的变迁。从隐喻的角度来说，确实存在这样一位“全知全能”的乐工对口语传统进行了加工，但它并不是某一个历史人物，而是我们人类大脑的记忆功能：在书面文字未发明之前，口头文化中的口语传统只能以最适合大脑记忆功能的模式存在。能够历经无穷时光的冲刷还能存活的诗歌创作模式，是最符合人类大脑记忆规律的模式。在“适者生存”这场游戏中，人类的记忆系统，尤其是工作记忆系统，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当某种创作语法成为多个创作者共同遵循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时，我们称之为创作技能。这种技能带有普遍性的特点，不属于某一创作者的独创，而是大家共同遵循的规则。《诗经》中的诗人似乎知道怎样作诗，他们在有意或无意识地采用一种普遍的创作技能，并在这种创作技能之上注入自己的个人经验以及原创语言。但规定这一创作技能的，正是由无数真实存在过的听众共同拥有的“文化记忆”。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诗经》文化记忆数据属于口语传统，这些诗歌，发源自书面文字尚未发明之时的口头文化，经历了书面文字的出现、发展和成熟的时代，直到西周时期“六诗”这一最早“诗歌总集”将它们固定，这期间，经历了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岁月，其创作风格也呈现出富有规律的变迁模式。而属于历史记忆数据中的诗篇大部分创作于书面文字相当发达的西周春秋时期，主要以书面创作为主；并且随着最初《六诗》版本的多方传唱，有部分诗人在学习了《诗经》之创作风格之后，也创作出杰出的诗歌并保存在《诗经》这一动态的系统当中，如《秦风•黄鸟》之创作风格则表现出行为2的特征。采用心理学研究方法中的结构性观察法，能够从客观、量化的角度揭示出《诗经》数据库中内在的创作风格的变迁，这一研究思路也为我们当代对《诗经》的研究提出了全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傅斯年.诗经讲义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施铁如.学校教育研究导引[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2004. [3]王靖献.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M].谢谦，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4]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新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5]闻一多.风诗类钞[A].闻一多全集（四）[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6]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顾颉刚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艾森克，基恩.认知心理学（第四版）：下册[M].高定国，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David C. Rubin, Memory in Oral Traditions: The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Epic, Ballads, and Counting-out Rhym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9]Dallos R, Observational Methods. In: Breakwell M G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Psycholog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10]Turk D C, Melzack R. Handbook of Pain Assessment[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