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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隋代文学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无法与南北朝文学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相比。据粗略统计，近一百年中涉及到隋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共有三十多篇，其中专论隋代文学的只有十几篇，专论隋代文学的论著则一本也没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隋朝享祚甚短，其文学成就相对较小，更主要的原因是一部分研究者对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愿意集中精力深入探讨隋代文学的学者寥寥无几。然而，纵观这一百年，隋代文学的研究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学术成果。 第一节 综合研究 一 、隋代文学的总体评价 隋代处于南北朝向唐代的过渡时期，享国又极短，故本世纪以来，学界对隋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见仁见智，争议较大。 本世纪的隋代文学研究是从肯定派开始发端的。现存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中，林传甲论及隋李谔论文体之复古的功绩。１９２５年徐嘉瑞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对隋代文学也大加称赞，他认为“隋代是对于六朝文学革命的一大转机，开唐代文学的黄金时代。革命的伟人，第一就是隋文帝，第二就是李谔。虽然当时没有产生十分有价值的文学，但是杨素、虞世基、薛道衡等的诗，已经开了初唐四杰的先河。这是破坏时代的必然状况呵。”稍候不久，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则以魏征《隋书•文苑传序》中对隋代文学的总体评价为基调，从南北文学思潮的统一，文帝、李谔、炀帝、王通等人对文体变革的贡献，尤其是隋炀帝时新声及律体的复盛几个角度，肯定了隋代文学的历史贡献，书中所云隋时“新声竞作，为后世戏曲之萌芽；律体大进，又有以导唐人之先路”的观点更为新警。三十年代，曾了若的《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观》，也从“隋文帝禁止浮华”、“隋炀帝提倡典雅”、“颜之推折衷主张”、“王通之复古论调” 等四个方面，基本肯定了隋代文学的进步作用。 自三十年代中期直至六七十年代，学术界对隋代文学的评价以否定居多（详后），但稍后也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肯定性的意见。如１９６２年第５期的《文学评论》就发表了廖仲安等人写的《初读〈中国文学史〉一文》，其中对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把隋代文学置于《北朝作家》一章之中的处理，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编者对隋代文学这样的处理，不仅埋没了一代文学，而且也不符合这个统一帝国的历史面貌。隋代文学不是北朝文学的尾声，而是唐代的先驱。”１９６３年第１期的《文学评论》又发表了汪之明的一封来信，在此信中，汪之明首先对廖仲安等人的观点表示赞同，然后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补充论证：首先，隋代结束了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上都为唐代打下了基础。其次，“......在南北朝诗歌的发展中，还逐渐呈现出南北文风互相交流的倾向。......隋代还企图用政治力量来改革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最后，在诗歌形式上，像卢思道、虞世基的《初渡江》等也颇有唐代五绝的情韵，至于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似乎预示着唐代诗歌的发展的广阔前途。”针对三十年代以后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隋代文学的历史地位一直忽视，对隋代诗歌大都持否定态度的现状，宋景昌、王增文撰文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文章将隋代诗歌分为文帝、炀帝两个时期，认为隋代前期诗歌大多有感而发，内容充实，题材也广泛，“主要是继承了北朝刚健诗风，但也表现出南北诗风开始融合的趋势”；隋代诗歌的发展“出现了逆流”，但“也并非一无所成”。文章最后认为，“隋代诗歌就总的趋势来讲是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的，同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诗风作了强有力的抗争，并取得了较大的贡献。”文章针对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轻视、否定隋代文学贡献的现象，还指出了当时研究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一）应历史地看待隋诗，（二）应全面地看待隋诗，（三）不能把《全隋诗》所收的诗歌都看作是隋代的作品，应以目前能够确定的真正的隋诗为依据，（四）不能把隋代的一些爱情诗歌与梁陈诗风混为一谈，（五）还应该注意不能因人废言，（六）今天研究隋诗，应该主要以现存作品为依据，不能抽取史家的片言只语就轻易否定了。这是本世纪对隋代文学总体上加以肯定的最全面、最深入的一篇论文。后来李星、锺优民、王步高等人也都撰文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隋代文学的成就，因其多以隋诗为考察重点，故留待下文评述。 对隋代文学成就持否定态度，是从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开始的。郑振铎认为，“在隋代的三十四年间（５１８－６１８）差不多没有什么新的树立。从炀帝杨广以下，全都是无条件地承继了梁、陈的文风的。刘大白《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杨坚的文学复古运动是失败的，杨广等人的诗歌都是”浮华淫靡的余焰重扬“、”上承徐庾流风“，对隋代文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诚如前文多次提到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隋代文学的总体评价并不高，他们把隋代文学放到《北朝作家》一章中叙述，且认为”隋代文学基本上只是南北朝的尾声，而不是唐代的先驱“，其理由是”隋代重要的作家都是由北周入隋。他们的作品入隋以后并无重大变化“而且他们也否认隋代有”南北文风交流“的倾向，与廖仲安、汪之明等人的观点截然相反。到本世纪九十年代，一些文学史依然对隋代文学持否定态度。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就认为，”严格说，没有自己的一代文学成就，没有足以标志一代文风的不朽作品。诗与文，都只是北齐、北周与梁陈文学的流波余韵。“”这是一种没有个性，没有生气的文学。“ 与基本肯定和完全否定态度不同，还有一些学者对隋代文学并未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是抓住隋代文学处于南北朝文学到唐代文学之间的过渡性特征，较辩证地考察了隋代文学的优缺点。如周祖譔在其《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就认为，”尽管在隋及唐初的作品里，由文学倾向说，南朝的文风占着统治的地位，但在不少的诗人的创作中，从军、出塞这类题材是比较多地出现了。......这种南北文风的融合，是这一时期作家在其创作实践上得到了更多的滋养，为摆脱南朝以来一些形式主义倾向的文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隋朝”在文学上，直承南北朝的浮艳文风，依然占着统治地位“，但他们从卢思道 、杨素、薛道衡等人的作品中，也”看出隋初诗风的确多少显示南北文学开始合流的一点新气象“，总的说来，隋诗是从南北朝向唐诗过渡的最初阶段。”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论隋代诗人”时，首先肯定了隋文帝与李谔的文学复古运动，认为杨素的诗篇中可以看出运动的积极影响，而且认为薛道衡、虞世基的从军、出塞诗，“已超越南朝，是七言歌行的发展。卢思道的《从军行》，薛道衡的《豫章行》，都有新的成就，而成为初唐四杰的先驱。”倪其心《隋代的诗歌》一文也认为，隋代“在政治历史和文学历史上都是重要的朝代，结束前一个历史阶段，开始下一新的历史阶段。南北朝诗歌创作的形式主义思潮，齐、粱的绮丽和梁、陈的宫体，都在隋代回光返照，再度泛滥；而光辉灿烂的盛唐诗歌，也是在隋代开始萌生出新的发展趋势。”葛晓音《八代诗史》，首先认为隋代是一个“囿于融和而艰于创变的时代”，“使隋诗呈现出风格杂乱不一的状态”，这种过渡状态首先体现为“隋诗普遍有蒙气”，“体现在齐梁影响的根深蒂固，更体现为经过隋初凿雕为朴的改革后，融合北朝诗之清壮和西晋诗之雅正的倾向，这为初唐诗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少数作家作品“在表现艺术上有所探索，显示了向唐诗进化的趋势。”应该说这些评价是相当公允、中肯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册，则在认为隋朝“在文化方面没有太多的建树”的同时，也承认了由北朝入隋的三位诗人──卢思道、杨素、薛道衡“仍旧留下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多少也体现了北方文人重‘气质’的特色”。 二、隋代诗歌综合研究 从本世纪初至七十年代，对隋代诗歌进行整体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一篇也没有。各种《中国文学史》中倒是有一些关于隋代诗歌发展状况的叙述，然大多流于一般性的介绍，缺少深入研究。比较早地对隋朝诗歌进行深细探讨的是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他在该书中从“杨素的复古”、“统一文学与反动”、“宫体诗的作家”、“隋宫的女诗人”几个方面，比较具体地讨论了隋代诗歌的特点和成就。倪其心的《试论隋代的诗歌》是本世纪最早一篇对隋代诗歌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题论文，本文涉及面广，从隋文帝论到炀帝时，从薛道衡等文人之诗论到民间歌谣、无名氏的小诗，文章最后认为，“在文学史上，隋代是一个新旧创作思潮开始交替的过渡时期。南北文风虽然合流，而齐、梁以及梁、陈的宫廷文学的影响仍很严重；不及根本的粗暴改革，反而导致变本加厉的恶果；但是文学不会停滞不前，必定会从人民群众中创作出新鲜有生命力的优秀作品，推动文学创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就是隋代诗歌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它提供的有益经验。”葛晓音的《八代诗史》，则在研究深度上超越了前人，她首先指出，“隋代的政治 文化状况在文帝和炀帝两代不同的统治方式下，呈现出极大的差异”，这是隋朝前后诗风发生变化的原因。接着，她又在与梁陈齐周诗 的比较中，归纳出隋诗“时有蒙气”、“普遍缺乏创新精神”的特点。同时她又对隋诗这种特点产生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隋诗普遍缺乏创新精神，当与作者多为朝臣、前期受文帝儒家教条的压制，后期又受平庸嫉才的炀帝的压制有关”，“还与这一代作者大多才情不高有关，就连水平较高的诗人也缺乏雄厚的才力和突破的气魄。”八十年代后期，又出现了一篇综合研究隋代诗歌的论文，即章壮余的《试论隋代的诗风》，文章论述了隋代边塞诗、爱情诗、抒情诗等题材的变化和特点，一方面指出了这些诗作的清新刚健诗风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揭示了隋代诗风向唐代过渡的痕迹，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到九十年代，对隋代诗歌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多了起来，而且角度更多、方法更新，取得的学术进展也就更大了。钟优民的《隋代诗歌的嬗变轨迹与基本特点》从“余音袅袅的浮靡诗风”、“新风渐开的缓慢蜕变”、“激烈抗争的民间歌谣”、“继往开来的隋代诗论”等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隋代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过渡性特点”。贾晋华的《河汾作家群与隋唐之际的文学》一文，受罗宗强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一书“论隋代文学发展而以作家群分”的研究方法的启发，对“一个从未为研究者所注意的重要作家群──河汾作家群”及其作品进行稽考和评述，并探讨了其对隋唐之际文学发展的影响，文章首先断定王通及其讲学活动是真实可信的，继而稽考出“隋大业中，以王通讲学为主要背景，在河汾一带聚集了一批作家，可考者有王通、王度、王绩、薛收、杜淹、凌敬、薛德音、陈叔达、仲长子光。作品现存有王通一首诗、王度一篇传奇、王绩十三首诗文、薛收二首文赋、薛德音一首诗、陈叔达二首诗、凌敬可能一首诗，以及《中说》文论数则。”文章认为，“河汾作家群不同于隋代其他作家群的最突出特征，在于他们表现出一种对于隐士风范和田园诗及自然率真风格的新兴趣”，进而认为，“河汾作家群以其特有的创作风格和业绩，不但在隋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而且对初唐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延及初唐的第二代诗人”。应该说这是本世纪隋代文学研究中极为难得的一篇力作，文章不仅角度新，开掘深，而且立论稳，考评结合，相得益彰。贾晋华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隋唐五代类书与诗歌》也是一篇视角新颖的佳作，唯文章以唐代为考察重点，隋代只是一笔带过，故留待后文再加评述。王步高是继贾晋华之后又一位对隋代诗歌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学者。其《斫雕为朴及隋代南北诗风的融合》认为“隋代是扭转齐梁诗风、拓宽诗的题材、进一步推进诗歌格律化进程并使六朝诗向唐诗过渡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隋诗斫雕为朴，摧柔为刚，重乎气质，则对矫正齐梁以来的淫靡诗风起了巨大的作用。”其《略论隋代诗体的格律化进程》，则认为“隋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处于一个新老交替时期，旧形式（如五言古诗、乐府诗）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依然是诗歌的主要形式，四言诗主要只存在于宗庙祭祀等场合（如《隋书•音乐志》中的那些诗作），一般文人已很少写作。......隋代的乐府诗，较多用于写边塞诗。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办法，赋予了乐府诗以新的生命力。这与南朝乐府多拟古之作而非直接反映现实生活有所不同。它上承汉乐府、建安乐府，并下启唐代的边塞诗派及新乐府运动。”文章还认为，“隋代统一使南朝诗人把追求形式、格律化的作法传统带入隋朝，而原先就受过王褒、庾信等南来诗人影响的由北朝入隋的诗人，也自觉向南方诗人学习，使隋诗的格律化进程继续发展。”文章最后总结说：“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隋代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五言近体绝句已基本成熟，五言律诗已近于成熟，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也已具雏形，甚至类似五言排律的形式已大量出现。”其《略论隋诗对唐宋诗词的影响》则又从一个新的角度对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进行研究，文章认为，隋诗转变了齐梁以来的淫靡诗风，推动了诗歌的进展。隋诗的丽词雅体及其优美的语言风格，对唐宋诗词的兴盛产生了积极影响。初唐诗人深受隋代诗人的影响，他们化用隋诗词句的情况时时可见。盛唐受隋诗影响最大，如边塞诗、田园诗等。连大诗人李、杜也不例外，尤其是杜甫，受隋诗影响最大。中唐也没有忘记在隋诗中吸取养分。晚唐受隋诗影响较小，但在温庭筠、李商隐等重要作家作品中，也是有迹可寻。宋代诗词受隋诗影响要小得多，但隋诗中一些高度凝练的词句，仍是宋人乐于吸取的。归结上述种种，以“起衰中立”四字来归纳隋诗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则是公允的。这篇文章的出现，标志着本世纪隋代文学研究已经趋于全面和系统化，因为前此的研究多是就隋诗而论隋诗，几无一人涉及到隋诗对后世的影响，故本文在隋代文学研究史上显得尤为重要。 三、隋代文的研究 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说，本世纪隋代文的研究都不及隋诗研究，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第十三篇有两节是论述隋代文体的，他在该篇第十七节“隋李谔论文体书之复古”中称赞道：“卓哉李谔，盖深知文体之要矣。词人典故，多为借用，移步换形，张冠李戴。所记不过琐琐细事，而懵于大体，李谔欲尽使之钻仰坟素，弃绝华绮，其识亦卓矣哉。”其于第十八节“隋王通中说之文体”中也对王通之文学主张大加称颂：“隋炀帝时，文体又趋浮艳，经术弃而不讲，王通乃取《论语》及《诗》、《书》、《春秋》，字摹句仿，亦贤矣哉。”曾了若《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观》对隋之散文考察甚细，他认为在南北朝后期，“有志洗革江左浮靡，能为彻底致力的，当以杨坚为第一人，后之继此而起者，亦不能无受其影响，李谔一书，尤足珍异也。”在论及隋炀帝时，则认为，“其可议者固多，其可纪者亦不能谓无，前人之论，每流于过甚其词，故遗其功耳！即以其提倡典雅文体一事而言，功亦不少；盖广初著文为庾信体，及见柳 以后，文体遂变雅正。闲尝思之，隋代二主，后先相踵，致意矫正颓风，数为难能可贵，即非空前绝后，亦当旷世难逢，以故唐初魏徵颜师古提倡典雅之体，亦不能否认。”此文认为颜之推虽然主要生活在北齐，但其卒于隋朝，故亦视为隋人，而论及其所著《颜氏家训》：“有《文章》一篇，主张折衷古今，保存音律之美，......唐代所产生之新文体，不骈不散，亦古亦今，与颜氏主张，当有间接关系也。”此文可谓是第一篇全面、系统，也比较中肯的评价隋代散文成就的论文，言之有据，见解独到，至今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六十年代掀起的对隋代文学评价的争论中隋代散文也是其中的一个话题，汪之明认为，李谔和隋文帝“企图用政治力量来改革六朝以来浮靡文风的行动，尽管由于条件尚未成熟，收效不很显著；但它是继北周苏绰的复古运动失败后的又一个重要回合，在古文运动的发展中是值得注意的。”与此同时，余冠英则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看法，他认为李谔《上隋高帝革文华书》“显然是代表了北朝统治阶级对文体的看法”，“和北周的苏绰确是一脉相承”，但似乎不足以说明隋代散文之成就。 进入八、九十年代，一些专门的散文史方面的著作的出现，使隋代散文的研究更细致了。姜书阁《骈文史论》较系统地论述了隋代散文家和他们的骈文，他首先论及颜之推，认为颜之推的《观我生赋》“文辞较为平直，不及《哀江南》之豪健雄肆也”，“句法也比较单调而少变化”。说《颜氏家训》“虽用骈文，却不以文为重，而以意为主，故骈不求丽，辞不务妍，可对则对，不偶便散，无所固执。”该书还指出李谔“请革文华”的上书，“本身也还是竞奇争巧的骈体文章”，并为“终隋代三十余年并未稍有变革，只不过骈文已被徐、庾作到顶点，也就是带到绝路，此后只能效颦学步，每况愈下而已。”而稍后一年出版的马积高的《赋史》，则述及隋之赋，然系一笔带过，未作深论。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中册，在论述隋代散文方面最为深细，他认为，“当时的某些文人学者，虽有复古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来，隋世文章，是并不统一的。”故该书将隋代散文分为“歌颂新朝之文”和“提倡复古之文”两大类，云隋初“易代之际，一些文人并不凭吊故国，而多歌颂新朝。卢思道、李德林、薛道衡、许善心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者。”又谓“隋朝统一，为时虽短，学风文风变化虽然不大，但有几个作者，如牛弘、李谔、刘炫、王通等，学风文风都有复古的倾向。这是同‘斫雕为朴’的政治倾向一致的。” 值得一提的是，罗宗强等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上卷，一改以往文学通史、断代史很少论及隋代散文的状况，特设一章专论“隋文风貌”，这无疑推动隋代散文研究走向深入。该书首先认为，隋代的散文是在“一种骈体既难进一步发展、散体又未重新振起的局面”中产生的，而“它也未能打破这种局面”，“依然维持着南北朝散文发展的局面”。具体说到隋代散文的成就，该书认为，“隋文中值得一提的，几乎都是骈体。”但若将这些“有隋一代散文之杰构”，“置之于文学发展史上，则仍甚为平庸，实无称道之必要。”应该说，这些论断还是比较客观、中肯的。 四、隋代文论研究 本世纪关于隋代文学思想的专题论文几乎没有，倒是一些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文学理论史涉及到隋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现择要介绍如下：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十六章介绍了“隋代之文学批评及‘文中子’”，其中引述了李谔上书中“评论前代文体”等语，又援引了陆法言《切韵序》以证隋初改革文风之收效甚微。其论王通《文中子》文学理论颇有发明：“其论诗，一破齐鲁毛韩之师说，认为白黑相渝，是非相扰，又举季札之言，力攻其失，此种识力正自不凡。”“其论文独重约以则，深以典二者；至于急以怨，怪以怒，此则狂狷之文，亦非所弃；若夫傲冶碎诞，淫繁捷虚，此则小人之文，盖所忽取矣。要而言之，盖以儒家宗旨，评论文学者也。”又云：“唐韩愈之言文，元白之言诗，其义先发于此。”对《文中子》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加以肯定。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对隋代文学批评也极为重视：“隋代时间虽短，但在文学批评史上却是一个转变的关键”，他认为李谔的《上隋文帝书》“话虽则很平常，但对唐代的思想却有很多影响”魏徵《群书治要序》、武后时薛登上疏请“断浮虚之饰词，收实用之良策”、肃宗时杨绾条奏贡举之弊、贾至对考文之议论均与李谔之论一脉相承。对于王通，该书则比较强调其复古的主张：“《中说》中首先对于南朝文学施一总攻击，这即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声”，谓《天地篇》中的“贯道”说“即是后来韩愈《送陈秀才彤序》所谓‘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二语之所本”，并谓“《中说》虽不显于当时，但到了中唐以后却是相当的影响。”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四章《隋唐文学批评史》在论及隋代文学批评时，则着重李谔、王通的攻击六朝文，他认为“李谔攻击六朝文的‘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稍后的王通则又攻击六朝文，进而攻击文人”，其实质都是在提倡“以理义化民”，“但李谔所言，不及王通的更为周密。此盖一由于李谔在先，故所言甚简；王通在后，故所言较详。一由于李谔本不是了不起的人物，其上书似对文帝的希意承旨；王通则是以道统自负的学者，对这方面的言论当然要比较深刻。” 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尽管认为隋代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上无所建树，“提出了反对齐梁文风的主张，而又完全否定文学的艺术特点，以一种偏颇去反对另一种偏颇，带着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发展史上并无多大意义。”但还是化了相当多的笔墨来阐述隋代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该书首先将隋代作家分为两大群体，认为杨广周围的一大批文人，如柳 、虞世基、虞世南、王胄、诸葛颍等人，“在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仍沿梁、陈之旧”；“另一作家群杨素、卢思道、薛道衡、元行恭、孙万寿、尹式等人”，“他们的创作都表现得比较质朴刚劲，情思亦较浓烈真挚。重情思是这些作家的主要特色，但他们也有一些作品表现出南朝文风的明显影响”；而“另一些作家，如刘炫及其门人，大抵崇尚质实。”在论及隋代文学理论时，该书认为“隋代值得一提的、也是仅有 的两次文学主张，一是隋文帝的下诏改革文体，另一是王通的文学主张。”对于前者，该书探讨了其起因、内容、方法和效果；对于后者，该书评价要高于前者，认为“王通的文学思想略不同于开皇四年文帝下诏改革文风的地方，是他并不反对诗歌”，“也没有完全否定建安文学”。更为可贵的是，该书还对隋代这两次改革文风的主张为什么没有为文学的发展指出一条正确的途径，没有完成文学理论理应完成的对于文学创作起指导作用的历史使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这是一种违背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论主张”，“是一种简单地复归的主张，即以文学独立成科前的理论，来‘引导’文学的发展。”二、“这是一种没有反映文学发展趋势的理论主张”，“他们把南朝文学的特点完全否定了”。三、“这种主张在方法论上，和它在认识论上一样，也表现出了形而上学的特点”，“他们想借行政手段，以刑罚的威慑力量去改变文风，这当然不会有好结果。”而且此书最后指出：“有人认为，王通的主张开唐代古文运动之先河，韩愈的主张来自王通，此说不确”，这显然与朱东润、郭绍虞二位先生的说法针锋相对了。总之，罗宗强此书虽极否定隋代文学思想、文学主张之价值，但论述深透、全面，故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稍后问世的成复旺、黄保真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二册，则将李谔、王通的文学主张放在隋及唐初“政教中心论的再起”这一发展线索中进行考察，他们认为李谔上书“对批判浮艳文风具有极大的尖锐性，而对文学规律的认识又具有严重的片面性”，认为“王通的文学理论是作为魏晋南北朝以来审美中心的文学理论的对立物、批判者而出现的。其特点主要表现为文学观念的全面复古，即对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特征、社会作用等问题重新作出解说，重新强调文须以政教为中心，”该书最后给王通以很高的评价：“在中国古代以政教为中心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史上，王通起了上承秦汉，下启唐宋的历史作用。” 王运熙、杨明著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其论隋代文学批评也颇多新意：首先，该书对“隋代文学批评风气”的特点和社会文化原因进行了探讨，而且还从《隋书》列传中发掘了一些从未被人注意的、反映隋代文学批评风气的材料。其次，在论“王通与《中说》”时，也能结合王通的其他著作，从整体上把握王通的思想体系，为《中说》中反映的文学主张张本。该书在几乎逐条评述了王通《中说》有关文学主张后认为：“王通的文学思想是相当偏激狭隘的。不过他由于强调文学的政教作用和功利性质，从而重视诗歌之反映社会、传达人民情绪，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这个评价应该说还是比较公允的。 该书最后特地指出：“尽管他的文学思想有重大缺陷，但他的一些观点，确可视为唐代某些诗文理论的先声。”这个观点显然又与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相左，而与朱东润、郭绍虞等人看法近似。 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虽然没有专门论隋代的文学批评，但对李谔上书指斥“江左齐梁”文风的研究却颇为新警：“这篇文章是骈体，所以他所反对的不全是骈文这种文体。从‘雕虫小技’、‘先制五言’的提法来看，矛头针对的是南朝人潜心专志的诗赋”。文章认为，“李谔的这种看法代表了北齐一些世家大族的观点”，因为李谔出自北齐大族，而“北齐境内一些世家，确实比较坚持正统的儒学而不大讲究诗赋”。这种追本溯源的研究比一般的文学批评史显然要深刻得多。 第二节 作家作品研究 一、杨广及其作品研究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由于历史学家对其政治品格、生活作风等毁誉不一，使得文学研究界对其文学成就和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看法也互为轩轾。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是本世纪较早对隋炀帝文学成就进行评价的一本书，该书首先援引魏徵《隋书•文学传序》，认为炀帝即位之初的诗文作品，尚能“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对炀帝后期创作之评价也是否定中有肯定：“炀帝践祚，骄暴日甚，东西游幸，穷极侈糜，所至流连声伎。其《清夜游曲》，犹陈后主之《后庭花》也。于是当时文士，复好丽词，雅制终废，然新声竞作，为后世戏曲之萌芽；律体大进，又有以导唐人之先路。” 与谢无量不同，刘大白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对隋炀帝杨广诗文创作则全盘否定，而这又是与其否定杨广之人品联系在一起的。刘大白先是将隋代与秦代相比，说“杨广（炀帝）底荒淫，过于胡亥（秦二世）”，又说“他底为人，是最善于矫饰的”。用这种有色眼镜看杨广的诗文创作活动，评价自然就不会高了：“当他做晋王的时候，阴谋夺嫡，曾有种种矫情饬貌的作伪的行为。所以他底非轻侧之论，安知不是一种借此迎合杨坚心理的诈术？就是即位以后的词无浮荡，也许只是涂饰臣民耳目的。”“像《春江花月夜》之类，也跟陈叔宝底《玉树后庭花》相差无几，可知也不见得绝对地词无浮荡了。”“后来东西游幸，流连声伎，新声竞作，艳曲连篇，于是浮华淫靡的余焰重扬，终于亡国杀身”。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虽然对杨广的政治大加挞伐，然对其诗文创作才华则揄扬不已：“（杨）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他虽是北人，所作却可雄视南士。薛、卢之辈，自然更不易与他逐北。像他的《悲秋》（略），又像他的《春江花月夜》（略）都是置之梁祖、简文诸集中而不能辨的。又有‘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的数语，曾为秦观取入词中，成为绝妙好词。” 曾了若在其《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观》一文中也对刘大白过分贬抑杨广表示不满，他认为“（杨）广之崇尚典雅，原有所本，非一时矫伪之行，近人刘大白著《中国文学史》诋其非出真意，宁不过苛？”并引魏徵《隋书•文学传序》对杨广之评价，说“此语出反对者口中，显见公道自在人心，为良心上不能抹煞者。” 在《中国文学流变史》中，郑宾于虽然也认为杨广之提倡雅体是矫情之举，但他并未全盘否定杨广的诗歌创作成就，而是从诗歌艺术发展的角度对杨广诸多作品给予肯定，他认为“炀帝在文学上最大的贡献是‘新声’”，并专列出一小节“隋炀帝的新声──《泛龙舟》和《春江花月夜》”，讨论其在中国乐府文学史上的贡献。与郑宾于类似，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也着重强调了炀帝对乐府文学的贡献。 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对隋炀帝的文学成就基本持否定态度，而这种否定也是和指斥其荒淫、矫情联系在一起的。如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就认为：“他的诗与他的荒淫生活是极相合拍的。‘喜游春歌’‘江都宫乐歌’‘春江花月夜’等诗都可证明这一事实。‘隋书’‘文苑传序’中说他的作品‘意在骄淫，词无浮荡。缀文之士，得以取正’。除第一句话合乎事实外，其他三句都是阿谀之词。隋炀帝杨广以帝王之尊来提倡这种艳情诗，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臣僚中自然有不少人来附和他，使得诗歌领域中的本来就很有力量的梁陈遗风复炽，这就多少阻碍了诗歌更快地向健康的道路发展。”刘大白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认为“隋炀帝（杨广）的荒淫，与陈后主无异”，认为《隋书•文学传》说杨广“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又说他“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那是并不真实的”。 相对说来，罗宗强等人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对杨广的评价是比较辩证的，对诗歌作品的研究也比较深细。该书首先看到：“杨广的诗比较复杂”，“他的诗与他的人似有某些不吻合处”，并认为“这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在对杨广诗歌具体分析时该书比较客观的指出了其艺术成就：“他的乐府写得颇为清新明快，《江都宫乐歌》：‘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余秋’一句，便把江南秀色轻轻带出，把‘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的宫体格调冲淡了。《四时白纻歌》中的《江都夏》也有类似情形，虽写飞楼绮观、花箪罗纬的宫廷生活，但是‘梅黄细雨麦秋轻， 枫叶萧萧江水平’的江南明瑟水木的清新气息还是冲淡了宫体格调，给人以愉悦之感。《春江花月夜》则连宫体格调也没有，完全是一种清新明丽的美”。该书还进一步指出，杨广的诗与其人不完全吻合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可能是“春水、春花、夜雾、月色，与传说中的动人故事，这些江南风物的美，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进入到杨广的乐府中来，带来清新、明快和纯美。”另外可能与杨广“这个人的复杂性也不无关系”，认为杨广虽然有残暴的一面，但“他即位以后，敕修新律，减文帝之苛政；恢复学校，倡进士之举业；他爱读书，能著述，藏书籍求窗明净几，善诗文而亦温文尔雅，这是他的另一面。或者正由于这另一方面，他接受了江南的人情之美，在他写他的淫靡奢侈生活的时候，常常不知不觉的带出这种美，使人忘却他是一位暴君。”这些评价和分析就比较能揭示出杨广这一历史人物特有的复杂性，因而也就比较能使人信服了。 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对杨广的研究也比较深入、细致。他们对《隋书•文学传》中所说杨广“非轻侧”、“归于典制”的现象，有独特的理解：“第一，炀帝和南朝的几个亡国之君不同，并非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开皇元年（581）十三岁即出镇并州，封晋王，《隋书》本纪称其‘沉深严重’，辅导他的又是以刚毅著称的王韶、李彻。后来历经戎马，建功立业，即位后又‘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可见他的性格中具有进取奋发的一面。同时，文帝崇节俭，独孤皇后又‘性忌妾媵’，炀帝在文帝生前不蓄声伎，不听音乐，即位之初还下诏‘卑宫菲食’，不论是巧于自饰，还是严于自律，总之在他前期的诗文里体现的‘人君之度’，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由于他后期的荒淫无度，滥用民力，再加上笔记、小说的渲染，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才变得十分恶劣。第二，炀帝青年时期就爱好文学，柳 、诸葛颍、虞世南、王胄等人都是晋王府中学士。......从他的生活经历来看，平陈后久居江南是他沾染华靡的转折点。不过由于隋文帝还在，他大概不会公开写艳诗。及至即位后久被压抑的精神和物质欲望乃无限扩张，一方面向往‘秦汉之规模’，一方面又溺于享乐无度而不能自拔。这两种因素在作品中此起彼伏，所以既有《冬至乾阳殿受朝诗》、《饮马长城窟》、《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这样的‘雅音’，也有《四时白纻歌》一类‘郑声’。”在对杨广诗作进行具体评价时，该书也多新见。如评《饮马长城窟》“写得颇为劲健”，《白马篇》“比王胄的同题之作要更加壮丽”，“不论作为最高统治者如何昏暴，但他诗里所呈现的气度格局却远非南朝的君主所能比拟。”而且本书还认为，“南朝从谢朓以来下开唐音，主要是从风韵、格律着眼所作的论述；真正在气格上可以作为闳丽壮阔的唐音前奏，还只能是这个昏暴之君的作品。”这样评价隋炀帝的诗文和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才是真正的不以人而废言的客观态度。 在本世纪研究隋炀帝杨广的专题论文不多，罗庾岭的《亡国之君多有才艺──评陈后主、隋炀帝的文学成就》，就陈后主、隋炀帝两位亡国之君的文学成就予以集中讨论，既实事求是的肯定了陈、隋二帝在文学创作、促进诗体进步等方面作出的贡献，又论述了隋炀帝所作的五言八句形式的诗歌在音律、对偶和辞藻方面与唐代五律相通的一面，论述了七律在隋炀帝手里得到发展进步的情形。 二、卢思道及其作品研究 卢思道是由北齐入周、由周入隋的诗人，其人及其作品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尽管本世纪探讨卢氏的专题论文为数不多，但各种文学史、断代史、分体史多少化了一些笔墨对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本世纪上半叶编著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对卢思道大多一笔带过，如刘大白的《中国大文学史》说“卢氏五七言兼长，如《听鸣蝉》、《从军行》等篇，或为时人所推重，或为后代所传诵”，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思道所作，情思颇为寥落”，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谓卢思道“能用极新鲜的格调写出诗人复杂的情绪，这就是他唯一的特色了”。五、六十年代编著的文学史、断代史对卢思道及其诗歌作品的论述稍稍具体了，如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说：“卢思道创作就总的倾向说来，仍受着梁陈诗风的支配，这在他的拟乐府如‘日出东南隅行、’美女篇‘等作品里表现得很清楚。......但就个别诗篇看来，卢思道的作品还有几篇是比较进步的。如’从军行‘、’听鸣蝉篇‘等。在’从军行‘里，一方面反映了闺中妇女对于征人的怀念之情，意思虽不很新奇（这种内容在同时的作家如杨素等的作品中都有），但语言比较清新，情感也比较真实，无太多的雕琢之弊。......’听鸣蝉篇‘可以说是卢思道的代表作。在这首诗，作者通过鸣蝉来发抒他在官场沦窒不得意的积愤，也讽刺了无功受禄的权贵们，不但感情真，而且意思深刻，也有较多的含蓄。就这一时代说来，确是一篇难得的作品。”游国恩等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主要介绍了卢思道的代表作《从军行》，认为“诗中抒写了征人思妇互相思念的痛苦，并对追求功名的将军作了委宛的讽刺。语言清丽流畅，句法多用对偶，具有早期七言歌行的特色。” 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文学史、断代史、分体史对卢思道的研究更加深入。如姜书阁的《骈文史论》论卢思道的骈文：“今存之文，独《劳生论》刺世态之炎凉，慨人生之艰虞，颇多感愤”，并谓“卢思道有此一篇，已足高踞有隋一代骈体文坛之魁首”。葛晓音《八代诗史》论卢思道诗尤深细，该书认为卢思道的“乐府诗明显受到齐诗普遍好尚绮艳诗风的影响，除少数写游仙、宴饮以外，大多是模仿南朝艳情诗，比魏收学得更地道，也更圆熟。他本是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这些诗写的却是南方的风情，连’湘水‘、’桂林‘等地名都照搬不改，风格之华艳软媚自不待言”，在论及《从军行》时，该书认为这是“他乐府诗中唯一的佳作”，“全诗一气运行而转折多姿，词意苍凉而深情绵邈，虽无艳语，却自有柔婉轻情的情调隐含在刚健劲逸的气势中。较之庾信和王褒的《燕歌行》将南方的绮词丽语和北方的荒凉景色交互穿插和相加的办法，卢思道这首诗南北两种风格融合得更为自然，无论是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平都大大提高了一步。”在评论卢思道的古诗时该书认为“卢思道的古诗大多为赠别、应酬、咏物，内容并无新意。但善写苍山落照， 平野远峰、暮烟空庭一类荒寒清疏的景物。”对卢思道的《听鸣蝉篇》，该书也作了相当中肯的艺术分析：“前后两部分内容表面上没有关联，但蝉声的酸嘶与客子的悲鸣何其相似，蝉质的高洁与尘世的鄙俗又恰成对照，这就以内在的联系组成了完整的结构。这种由咏物或咏景起兴，长篇大论抒发感慨的写法，为杂言歌行创造出一种新的结撰方式，后来在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又得到发展。全诗骈俪中有流逸之气，声调朗畅，导初唐卢骆长篇古诗和歌行之源。”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首先对卢思道入隋之后所写诗作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卢思道的《游梁城诗》“由邹阳上书而联想及季札挂剑，又触发起对于知己难逢的叹息。原野初寒，亭皋落照，空城归鸟，古树荒凉，种种落寞苍凉之景色，完全表现出他此时的悲凉心境。诗是写得很深挚真切的。”他们又认为，卢思道的诗，表现最出色的就是“这种真挚朴厚的悲凉情思”，而“这种情思的最为出色的表现，从现存作品看，要算他那篇作于北周的《听鸣蝉篇》。” 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中对卢思道的研究是诸“文学史”中最深入的，该书对卢氏生平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进而论述了其诗文成就。他们认为，“他现有的作品中较好的诗大抵作于齐、周之世，而较有价值的文则多为隋初所作。”在评述卢思道最著名的诗《从军行》时，该书除了初步考订了此时的写作背景，还与庾信、王褒的《燕歌行》进行了比较；在分析其《有所思》诗时，也探讨了作意和题旨，并谓此诗“受南朝诗人的影响最深”。在评述卢思道的文时，该书认为卢思道的《孤鸿赋》“对了解作者的生平有相当大的史料价值，但作为文学作品，却不见突出的长处”；认为“他的骈文《北齐兴亡论》、《后周兴亡论》和陆机《辩亡论》类似，目的在总结齐、周二代历史经验，可能想以此作为进身之阶，企求隋文帝任用自己”；谓卢思道的《劳生论》“以自己一生中仕途经历为线索，假设主客答问，对当时士大夫的趋炎附势、诈伪反复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对卢思道诸多散文作品论述较为深刻，认为“《劳生论》是思道现存文章的一篇代表作品，以主客问答之体，发为’指切当时‘之论”，“其中对于世态人情揭露的相当深刻。可以说是笔墨淋漓、不留情面的文章。”还认为卢思道的《北齐兴亡论》《后周兴亡论》“恐是一篇文章，后人裂而为二”，“作者历仕三朝，饱经世故，兴亡事迹，都曾目睹。故列举事实，了如指掌。而且行文于易代之后，对于前朝也无顾忌。或褒或贬，相当客观。以齐周为鉴，对于大隋，亦不无规劝之意。这样的文章是写得比较真率的。”针对张溥过分指责卢氏 的言论，本书最后郑重指出：“总的看来，卢思道歌颂新朝而贬损故国，并没有背离史实而求荣希宠，其人品文品，未可厚非。” 本世纪研究卢思道的专题论文只有一篇，即倪其心的《关于卢思道及其诗歌》。该文对唐初以来人们一直把卢思道划为隋代诗人的做法提出异议，经过考证，该文认为，“卢思道并非如张说《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所说，是卒于隋开皇六年（586），而是卒于开皇三年或约开皇二年，则他应是北朝作家，不宜为隋朝代表诗人。”该文对卢思道的诗歌写作时间也进行了考证，认为“今存卢思道诗歌，大多作于北齐，少数作于北周及隋。而其传诵当时的名篇，也都是北齐及北周时的作品，而非入隋后所作。”文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卢思道应归入北朝，其诗歌具有北朝诗歌的特点，他是北朝后期的一位代表诗人。” 三、杨素及其作品研究 杨素是隋代诗坛一位颇引人注目的诗人，其诗歌创作带有鲜明的刚健质直的风格特征，是南北诗歌交融的产物，因而在本世纪也获得学界较多的青睐，人们除了在各种文学史、诗歌史中对其文学成就加以描述，还出现了几篇很有见地的专题论文。 郑振铎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十分推崇杨素，他认为“在北人里，较有才情者还要算是一位不甚以诗人著称的杨素”，认为其《赠薛播州十四首》“非齐、梁所得范围”。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认为“杨素虽是一位武将，却也有文采”，“他的诗虽也讲求对偶和词藻，但绝无南方那种脂粉轻薄的气味，处处显出一种质朴的风格，在当日总算是难得的。”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罗宗强等编著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以及章培恒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杨素也有较高的评价，唯不太深入，故不再赘引。 与上述诸文学史不同，葛晓音的《八代诗史》和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对杨素及其诗歌成就作了较深入的探讨。葛著认为杨素“本有文才，却一生以武功为事，以名将著称。这种经历和气质决定了他的诗歌’骨格高老‘、笔力横壮的特点”。在对其作品进行艺术分析时，也颇具体而独到：如评《出塞》第二首“能从作者身为统帅、长年征战，备尝艰辛的体会出发，将怀古的悲慨和忧国的激情融合在朔方荒凉凄寒的景色中。写景用排偶全面铺陈虽是北朝和隋诗的熟套，但此处集中塞外生活中最令人愁惨的各种情景。使一个个片断结合成完整的境界，悲凉慷慨，尚无堆砌之感”；再如谓其《赠薛播州十四首》“虽多用排偶，而有汉魏古意，声调已近唐人五古”，亦为的评。在论及杨素为人、为诗异趣时，葛著认为“杨素位高权重，贵盛无比，在政治作威作福，善搞阴谋。但颇有才艺风调，他的诗有一种超尘拔俗的气格，表现了他在政治生活之外的另一种性情面目”，并举《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二首》为例。葛著最后认为，“杨素诗歌典型地反映了隋诗词清调雅的一面，而其骨格苍老、章法新颖的长处，则是他能在当时超出一格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由于是从具体作品分析得出的，便显得新警而令人信服。曹道衡、沈玉成对杨素诗歌成就的评述也颇具新意。如他们谓《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二首“尤为出色”，“写山中景色幽静秀丽，极尽刻划之能事，其观察细致，色彩绮丽近于张协和谢朓之作；表现山林寂静气氛，则又近似左思《招隐诗》与郭璞《游仙诗》。这两首诗对景怀人，写出了从朝至暮的山色，远景近景、动态静态，无一不是独坐者眼中所见，就自然绾合到’故人不在席‘。”针对沈德潜《古诗源》中“武人亦复奸雄，而诗格清远，转似出世高人，真不可解”的议论，他们认为，“其实这并不奇怪，诗歌和道德本来不是一回事，风格与人格常常可以分离，而人的思想又是复杂的多元体。弘农杨氏在北朝本是大族，杨素从小好学，文化修养比较高，后来又有多方面的生活经历。诗中体现的气格，正是位极人臣之后思想中另一侧面的表现。”在分析杨素一些壮美风格的作品（如《出塞》之二、《赠薛播州》十四章等）之后，他们提出，“撇开旧的道德尺度，可以发现杨素和曹操的气度不乏有趣的相似，差别在于异代不同时，所以表现的形式也各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比较是饶有趣味的。 本世纪研究杨素及其诗歌的专题论文只有乔正康的《略谈隋代的杨素及其诗歌》一篇，乔文出自一位中文系学生之手，显得有生气。该文首先针对旧史家对杨素的历史贡献的贬低，认为，“南北统一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广大人民的愿望。而在隋文帝完成统一事业过程中，起很大作用的是杨素。”“隋文帝时期，突厥曾两次大规模入侵，都被击退。这两次斗争的胜利，保卫了国家，保卫了边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这两次反侵略斗争中，起很大作用的也是杨素。”针对当时某些文学史家在其著作中没有给予杨素的作品以公正的评价，该文继而又发抒己见：在隋代“成就较大，能推动隋代诗歌朝着刚健清新的方向发展，并对唐代诗歌起一定影响的作用不是别人，而是杨素。”文章认为，杨素的风格是刚健沉雄、苍凉悲壮。杨素的两首《出塞》“表现了诗人’忧国不忧身‘的爱国主义情绪，真实而形象地写出了边塞征戍的生活”，“可以看作是盛唐边塞诗的先驱”，“它给予盛唐这一方面诗歌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仔细读一读高适、岑参、王维的有关作品，就能体会出他们那高亢的歌声、雄浑的风格是和杨素的《出塞》一脉相通的。”通过对杨素赠薛道衡十七首诗的分析，文章又认为，“杨素的这些诗歌对唐代边塞诗和王、孟一派的山水田园诗的影响是显著的。杨素是大力改革齐梁诗风的第一人。”文章最后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杨素的确作出了他同时代人所未作出的事业，写出了同时代人所未写出的诗歌。’兼文武之资，包英奇之略‘。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军事家而且是杰出的诗人。”尽管这些评价有抬高杨素之嫌，但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和敢于另辟蹊径、探求真知的治学品格仍是值得赞扬的，更何况这是本世纪唯一专论杨素及其诗歌成就的文章，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四、薛道衡及其作品研究 薛道衡是隋代诗坛又一位重要诗人，自唐代以来一直受到历代诗评家的关注，但在本世纪，除了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对他及其作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外，尚未见有人专门撰文对他作全面的评价。 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对薛道衡多一笔带过，很少有较深入的研究。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薛道衡的“空梁落燕泥”一语，“并不见如何高妙”，至于《昔昔盐》全篇，“更为不称”，唯独《人日思归》“颇不愧为短诗的上驷”。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则认为薛道衡“既能于诗句中表现出那极其幽深的境界，而用字造语又很巧饰，如此奇才，安能不为炀帝所忌？”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对薛道衡的乐府诗分析较细，如其论《豫章行》，先引马缟《中华古今注》、《晋书》、《西京杂记》及《隋书•本传》，对该诗之典故、史实多有发明，在评其艺术成就时，又认为：“按七言乐府，鲍照以前，多每句押韵，与五言无异，而气体始畅。然犹时杂硬语，罕用虚字，文句亦不尚排偶也。至道衡此篇，则几于无句不偶，虚字之呼应，尤蝉联而下，如’空忆‘、’无复‘、’谁用‘、’自生‘，’从来‘、’况复‘，’当学‘、’莫作‘，’不畏‘、’只恐‘之类，实为七言歌行演进中之又一阶段。”其论《昔昔盐》时说，“亦可视为填词一类”，并援引众家之说，考定此曲调实与《夜夜曲》意近，“所带南朝色彩甚浓，当作于炀帝朝。” 六十年代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对薛道衡的研究稍有深入，评价也较高。如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就认为“薛道衡在隋代是成就最大的一个作家”，“他的诗仍以爱情为主题，而文辞也华丽，不脱梁陈遗风，但这些爱情诗却很少色情成分，感情比较真挚，风格也较自然”，“他的诗在风格上逐渐朝着清新的方面发展，反映生活的内容虽还狭窄，但感情总还健康；他的创作态度比起过去的一些宫廷诗人来是要严肃多了。在薛道衡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宫体诗风转变的痕迹。”此书显然已经把薛道衡放到文学史演变的过程中加以考察。相较之下，游国恩等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虽然也认为薛道衡“是隋代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人”，但对薛道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认识不足。 对薛道衡及其作品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在文学史中，葛晓音的《八代诗史》是第一部对薛道衡花费较多笔墨进行论述的著作。该书首先对薛道衡诗歌风格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薛道衡虽生于北朝，但在北齐就受到好尚轻艳的诗风的影响，加之多次接对南使，后又经年出使陈朝，因此比一般北朝诗人更善于吸收南朝诗歌的艺术技巧。”该书认为，“他的主要成就是能在融合南北诗风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风格，寻找新巧的构思方式和新颖的艺术形象。尤其乐府，对于当时沿袭旧题旧意的格套有较大的突破。”在对薛道衡诗作艺术分析时，该书也新意颇多，如其析《昔昔盐》诗；“这虽是一首华丽轻靡的艳诗，却以’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超出齐梁的熟词熟境。......结尾’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以民歌式的流畅语调串成时间和地点的工整对仗，表现连年征战无休无止，一反全篇以艳词丽语铺写怨情的主旨，转而以’那能惜马蹄‘为行人的’一去无消息‘开脱，怨而不怒，一气悠扬。”该书在分析《豫章行》时，则着眼于情调和构思的新奇之处：“梁陈时期，闺怨诗渐与边塞诗融合，以边塞的苦寒和京洛的阳春对照以烘托思妇的怨怅，追求悲凉绮靡的情调， 遂成为这类诗的共同特点。隋代统一天下，收复东南，为文人们开辟了新的生活视野。《豫章行》中的女主人公思念的不是出征漠北朔方的侠少，而是远下江南闽越的征人，正是这种新的时代内容在闺怨诗中的反映”，“这首诗前六句设想山东与江南之间千重山峦，万里惊湍，只有枫叶和文鱼不受关河之阻，轻盈地自由来往，乃是夸大了枫叶所能飘过的距离，以及文鱼所能游过的范围，以寄托无法传递的两地相思。选择形象新巧美丽，想象也很天真奇特。以下随着思妇视线的移动，逐一写出征人留下的种种痕迹：以室外的春意反衬室内的冷落，掇取可以证明两人昔日恩情的细节，强调思妇对荡子欲罢不能的思念，以及终生相随的誓愿，却是为了在结尾将思妇的一腔痴情化为满腹犹疑，突出’不畏将军成久别，只恐封侯心更移‘这一新颖的立意，......这就透过一层，从封建社会妇女所处的可悲地位表现了思妇深长的离怨。结句深刻有力，产生了四两压千斤的艺术效果。”该书最后对薛道衡在隋代诗坛的地位和文学史上的作用也作了较客观的评价：“薛道衡诗与大多数隋诗一样，乐府铺陈条畅，取自传统题材，古诗风格清雅工丽，多为应景之作。但他善于用新奇的形象和奇妙的构思使同样的内容和主题表现的更透彻新颖，更有概括力，这就在蒙气笼罩的诗坛上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罗宗强等编著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对薛道衡及其作品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薛道衡的诗，在当时声誉甚高，而在情思之真挚沉深上远不如杨素等人”，“他的最有名的诗，大概要数那首乐府《昔昔盐》，而此诗之所以有名，则大概因为其中的佳句’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其实，此诗在情思和意象、表现上与类似题材的乐府并无多大区别，佳句之外，未见有新的创造。他的较好的诗，是《敬酬杨仆射山斋独坐》和《夏晚》。前者中有些写法，影响了盛唐诗人孟浩然。......后者则颇见锤炼之工”。 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对薛道衡的论述也比较深入。该书首先对薛道衡的生平、历仕作了较详细的考证，然后将薛道衡与其他诗人进行对比，以突出其诗歌特色，如“他的《出塞》二首和杨素，作于开皇后期，当时他已从杨弘到过北方边塞，因此写战场景色比卢思道《从军行》更多亲身感受，......’绝漠‘以下四句，已颇近盛唐边塞诗人之作，形象具体，这和取资于汉乐府和《汉书》而写诗的情况不同。”再如，他们在分析《昔昔盐》时说，“风格更近于萧绎的《荡妇秋思赋》和庾信的《荡子赋》。”对薛道衡的《敬酬杨仆射山斋独坐》诗，他们则比较推重，认为此诗“诗风比较素淡轻隽不似梁陈而近于永明体”，“从全诗看来，虽然有谢朓的影响，但像’岳高‘二句，已与南朝人所写景色不同，正如《重酬杨仆射山亭诗》中’吹旌朔气冷，照剑日光寒‘等句，都是以南朝的辞藻写出了北朝的风光，形成新鲜 的风格。这些诗已与唐代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的某些作品颇为接近。” 五、其他作家作品研究 隋代还有一些作家及作品虽然在后世并无很大的影响，但在当时诗坛上也曾占有一席之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本世纪学界对他们的关注虽然不够，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多少有所涉及。 孙万寿是北方诗人中比较突出的，其声名虽然不及卢思道、杨素、薛道衡，但诗歌创作也颇具特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认为“他所作亦多北人劲秀之气，直吐愤郁，不屑作儿女之态，像《东归在路率尔成咏》”。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也说“其赠京邑知友五言诗，盛为时人所吟诵，......外如《早发扬州还望乡邑》，《庭前枯树》，《东归在路率尔成咏》......等，都是好诗”。罗宗强等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对孙万寿的《远戍江南寄京邑亲友》诗作了详细的分析，评价也颇高：“全诗虽大量用典而内义脉注，感情朴质浓烈，以叙述之方式抒情。此种写法，对后来的杜甫实有影响。”认为“他后来北归路上写的《东归在路率尔成咏》也写得好”，“没有事典，朴质真实，感情格调与上一首同。”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对孙万寿评价亦甚高，说《远戍江南寄京邑亲友》诗“基本上是对偶句，已近于后来的排律，从体制上说，梁代的陆倕和刘孝绰相赠答的诗，就是这种几乎全用对仗的长诗。但刘、陆之作绮丽而比较平板，不像北诗自然流畅。”“像这样的长篇巨制，难免使用典故，雕琢辞藻，但作者的气势足以驾驭全篇，读来有一气呵成之感。”“但同一个孙万寿，也能写一些漂亮的诗句，如他的《东归在路率尔成咏》，......又如《行经旧国》中的’日斜山气冷，风近树声秋‘，《别赠诗》的’酒随彭泽至，琴即武城弹‘也都是很见工力的对偶。”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孙万寿划归“宫廷圈子之外”的诗人，他们认为《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诗“随意抒写，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又“《东归在路率尔成咏》一篇，则以寒士的失志不平为题旨”，并认为“这类诗，与宫廷文人的繁缛作风迥异，而以质实真切取胜。虽成就有限，在当时也未能形成气候，却昭示了诗坛变革的主力必来自宫廷之外的重要事实。”这些议论都是很有见地的。 由梁陈入隋的诗人在隋代诗坛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由于他们的诗歌创作较之梁陈并无特别显著的发展，所以一直未受学界重视。然而本世纪人们在论述隋代诗坛时，仍给予了他们一定程度的关注。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论隋代“律体之进步”时，将虞世基、王胄等南方诗人与薛道衡、孙万寿相提并论。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论及北上诗人王胄、虞世基、虞世南，及南人留北者许善心，并说“这几个人的诗，风格都不甚相殊，可以王胄的《枣下何纂纂》为代表”。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对入隋南人论述稍多一些，如他说庾自直“也是一个创作的诗人；无如现在所存的一篇《应诏诗》太没有生动活泼的气息了”认为“（王）胄诗颇有佳篇，亦能于同时作家之外另备风格，如《奉和悲秋应令》诗云......的是雅淡洒落，余人不易做到者。即如《枣下何纂纂》二首，亦是好诗，......又如《为寒床赠夫》......等类的诗，皆是自成一种境界，非步人后尘者可比。”他说从当时诗坛评价看，虞世基“似乎真是一个极工致的诗人”，“然而他今日所遗留的诗”，“还去乃弟虞世南很远了”罗宗强著《隋唐五代文学史》将入隋的南人视为一个诗人群体加以研究，他认为“柳 诗文，唯用力于繁辞丽句，供消遣玩乐而已”，“史书所载他在杨广身边的情形，实在是被当作俳优蓄之的。”虞世基“现存的十首诗中，渡江北来的那几首如《初渡江》等篇，稍有真情实感，而北来之后，备受礼遇，又复如其旧，雕琢文辞了。”虞世南的诗作“亦大率如此，讲求词采，而少有情思。他写得最好的一首《奉和月夜观星应令》......在修辞上是下了许多工夫的，......终觉做作，有词采而无情思。”诸葛颍的诗“亦如此，然词采更其华美，如《春江花月夜》，......写江中月色花影，词采是很美的，然其中并无动人情思在。”王胄的作品，“与华美词采之外，更时有庸俗情趣”，“但王胄有一点与杨广周围的其他文人不同的，就是他也有一些情思凄凉、而且词语亦较清新的诗作，如《言反江阳寓目灞涘赠易州陆司马》、《酬陆常侍》诸篇，大抵皆叹人生之无常，从情思与词采看，颇受北朝诗风影响。”最后该书总结说：“这一作家群，在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上仍沿梁陈之旧。”罗宗强在后来与郝世峰共同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对上述由南入隋的诗人亦作如是观，唯更具体些，但他们又认为，“从南朝来的作者中，有两位作者与杨广周围作者诗风不同，一是褚亮，一是陈子良。褚亮有《在陇头哭潘博士》一诗，作于大业九年，写得甚为质朴真挚”，“陈子良有《于塞北春日思归》诗，作于仁寿二年春”，“诗写得深沉而又流畅，也是没有任何雕饰的。”最后认为，“褚亮和陈子良这部分诗作，反映了一部分士人处于下位时的心态。他们作诗主要的是为了发泄悲凉情思，而无心于雕琢词藻。”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专列一节论“隋代的南方文人”，故分析更细致、探讨更深入，如其论许善心，“诗风不像别的南方诗人着意雕彩。如《太常寺听陈国蔡子元所校正声乐诗》，......用典甚多，类似徐、庾体诗风，只是由于内容的要求，所以很少使用华丽的辞藻。”论虞世基，“《出塞》二首为和杨素之作，内容偏重歌颂杨素的勋业，用语重而典，像’上将‘、’懔懔‘、’耿介‘诸联，以及另一首中的’庙堂千里策，将军百战威。辕门临玉帐，大旆指金微‘，已经出现了后来杜甫诗中的某些气象。但这种题材究竟非其所长，他的几首写去国怀乡的小诗或许正是他的本色（指《初渡江》、《入关》、《晚飞乌》）。”其论王胄颇深细：“他为人恃才傲物，在仕途上很不得志，因此诗中颇多愁苦及牢骚，如《赋得雁送别周员外戍岭表诗》......借雁比喻周员外，兼以自比，感伤身世，情真意切。这种以’赋得‘为题的咏物诗，梁陈以来数量很多，但像他这样深刻的表现作者内心感情的却很少见。他还有两首篇幅较长的诗《白马篇》和《言反江阳寓目灞涘赠易州陆司马》，都写到了长安的游侠。......诗中的游侠少年，意气风发，在吴均以后，这样的少年形象在诗中还很少出现。” 另外，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曾论及“隋宫的女诗人”，他说，“侯夫人吴绛仙及大义公主丁六娘等，并工为诗，而侯夫人尤惋艳，例如《妆成》、《自感三首》之一和《看梅》曲、《自伤》、《自遣》等，并皆佳妙”，“而丁六娘的《十索》，亦复缠绵悱恻，凄婉动人”，同时，对无名氏的《送别诗》（“杨柳青青著地垂”）也赞叹不已。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也提及隋末民间歌谣《挽舟者歌》、丁六娘的《十索》。葛晓音的《八代诗史》对《挽舟者歌》在乐府文学史上的地位页作了阐述，谓“这首民歌采用主人公自述的口气，在抒情中叙述人物命运，并稍作景物点缀以渲染悲愁气氛，与南北朝乐府民歌和汉乐府的表现方式均有不同，其表现艺术为唐张谓的《代北州老翁答》以及杜甫、张籍、王建的某些新题乐府提供了更直接的借鉴。”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则专列一小节论“民歌和农民起义的诗文”，他们说《挽舟者歌》“出于唐人小说《海山记》所载，本事不一定可靠，但这首诗确系下层劳动者在虐政下诉说痛苦之词，语言很质朴，纯用白描手法，个别词句也许经过文人加工。像这样激愤的民歌，历来很少被收集记载，因此是诗歌史上很值得重视的作品。”另外，他们还论及《大业长白山谣》和隋末农民起义领袖李密的一首诗，赞后者“气格则慷慨刚劲，不事雕采。”都扩大了隋代文学研究的领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郑振铎先生曾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撰的《中国文学者生卒考》，其中对隋代文人陆瑜、李德林、诸葛颍、明克让、魏澹、陆爽、薛道衡、卢思道、刘焯、刘炫、柳 、牛弘、杨素、陈叔宝等14人的生卒年都作了尽可能的考订，且附传略。对后来隋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当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许多结论至今仍为学界普遍采用。刘德重的《中国文学编年录》对隋代文学史实初步进行了编年，对了解隋代文学发展脉络有一定的帮助。吴文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充分吸收了学界的有关考证成果，对隋代文学史实进行了较详细的编年，且与当时重大时事对比排列，对分析隋代文学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探讨诗歌作品与现实的关系，隋代文学演变的轨迹，甚至作家行年和交游，都有极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的隋代文学研究无论在研究深度上还是在研究广度上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大部分成果尤其是优秀成果是在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产生的，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这四十多年的时间内，隋代文学研究几乎没有多少突破和深入，其中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本文是《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第一章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