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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屈原学会、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圆明园学院主办的“2000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八届年会”于2000年8月2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给本次大会发来贺信。林庚教授、季羡林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褚斌杰教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校长曲德林教授、以及来自内地近三十个省市的楚辞学者，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专家、学者共150余人出席了这次学术研讨会。 世纪之交的这次楚辞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探讨在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屈原及楚辞研究的新成果，以及屈原及楚辞学在未来的世纪中国文化建设和世界文化建设中的地位问题。 许嘉璐副委员长在贺信中对屈原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今天研究屈原及楚辞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林庚先生在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屈原在中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问题，他认为应该对屈原及其楚辞进行重点的研究。季羡林先生对今天研究屈原及楚辞的新意义进行了阐述，他说，第一，研究楚辞应该和研究长江文化联系在一起，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文化璀璨的组成部分，通过对屈原及楚辞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南方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线索。第二，通过研究屈原和楚辞，有利于深入了解中外文化的交流史。 褚斌杰先生在大会开幕式上，全面总结了二十世纪楚辞学的新特点和巨大成就，他指出，屈原研究及楚辞学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是学术史上的“显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巨大转型期，屈原及楚辞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新高潮，其研究视野的开阔，角度的多样，已经大大超过了前人。所谓新，不仅仅局限于个别训诂结论上的新理解，更重要的是在学术界思想大解放的情势下，导入了新思维、新方法，从而形成了一门与相邻学科相交叉，视角新颖，不断拓展的开放型的新屈学。这是古老的屈学从未有过的新的时代特点。 围绕屈原及其思想，学者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和阐释。针对近百年来余波不息的屈原否定论，有的学者结合司马迁和汉人的思想观念来重新解读《史记•屈原列传》，如赵敏俐教授认为司马迁把怀才不遇当作为屈原作传的一条主线来写，并在这篇传记中写出了自己的思想困惑，同时也写出屈原和贾谊之间的时代思想差异，让我们了解了两个时代不同的文化精神。而屈原否定论者之所以犯错误，除了历史虚无主义在作怪之外，以主观偏见来阅读历史、不理解司马迁的著述体例与写作精神，缺乏对历史文献中的文化精神的体认，也是他们在思想和方法论方面的致命缺陷。有的学者则分析了《屈原列传》的记叙矛盾之外，将《史记•屈原列传》与《战国策》联系起来，认为由于年代久远，《屈原列传》中出现前后矛盾、文义不属的现象不足为奇，不能以此为据否认屈原其人其作的真实性。 屈原之所以能名垂千古，激励无数仁人志士舍生取义，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原因就在于他热爱真理，热爱人民，不懈地追求自己崇高的理想、九死不悔、永不退缩的精神。屈原的结局是悲剧的，反而更具有了动人心魄的艺术美。所以，探讨屈原的精神内涵，探讨屈原的悲剧意义成了屈原学研究中永恒的主题。有的学者在分析《史记•屈原列传》的基础上，指出屈原的形象，从司马迁开始，便是一个艺术形象，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司马迁为屈原写传，目的不在于记叙其事迹，而是把屈原作为“倜傥非常之人”传播其精神。屈原精神的内涵是纯粹清明的政治理想，完美诗意的人格追求和遗世独立的人生态度。 研究屈原的价值观及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有的学者指出造成屈原悲剧的原因首先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是屈原人生悲剧的本质体现；其次，“致君尧舜”的努力与“哲王不悟”的激烈冲突是导致屈原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屈原矢志而决不随俗，恋国而决不去国，他可以避免悲剧却选择了悲剧，从而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伟大而崇高的悲剧灵魂。屈原人生悲剧的必然性，实质上反映了新旧制度、新旧阶级、新旧思想观念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更多的学者将注意力放在了楚辞文本上，对楚辞文本文献学及艺术学进行了再探讨。崔富章教授的《楚辞校勘文献概论》对研究楚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楚辞书目五种》及其《续编》受目录学体例的限制，未能单独列目，致使校勘文献散处各类书目中，既不集中又不完善，崔教授在此文中，将校勘文献中的善本，包括写本、刻本（影印本）、批校本和校勘著述，以及专著、笔记、札记等加以条理和简介。 正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古籍难于整理，而楚辞作品旁征博引、恢宏阔大，对今人来说很难理解，不少费解之处甚至已是千古之谜，许多学者致力于解开这些谜团，提出了卓有创见的看法。楚辞中最深奥难解的一篇就是《天问》，因为难解，反而引起学者们极大的兴趣。 对楚辞的文艺学讨论仍然是楚辞研究的重点。有的学者分析了“惜诵”与“发愤抒情”之间的关系。屈原的诗歌创作已从政治的讽刺转向个体的发愤抒情，其中已溶入了他的个性精神与主体感受，所以《惜诵》中反复强调的“忠而见疑”的情感理解，不只是一种忠君的伦理情感的表白，而更贴近诗人的精神与心灵的感受，表达对黑暗现实的质问，对理想与现实悖论的质疑，对自我理想的坚守。有的学者则从情感视角切入，对“屈赋”的情感特征及其表现方式加以审视。发愤与怨怼在屈赋中共同构成其情感的突出特色。屈原在情感的表现方式上又做了诸多创新，创造了一种只能在想象中存在的世界和许多优美的艺术形象，制造一种情感氛围，使之形成一种历史的纵深感，给人以振奋和鼓舞，对比兴艺术手法的运用有了创新和发展。廖群副教授的论文《楚歌“代言体”与〈离骚〉三章臆说》为分析《离骚》提供了新思路。该文认为按文意可将《离骚》分为三章，有不同的恋爱、求偶情节，虽人物各异，但主题十分统一，都是屈原失意的隐喻，每位主人公身上实际上都体现了诗人自己的精神和个性。有的学者考察《九歌》的创作动机，认为屈原从文治的角度考虑，以为宫庭祭祀制作乐歌为契机，为变法铺平道路，其动机就在于改革礼乐，推行文治，同时也显示了楚人远依于夏族的文化优越感及意欲与列国在文化上争短长的时代心理。 把楚辞放在文学史及文化史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是学者们非常热衷的。聂石樵教授认为把楚辞归结为楚文化，是不完全的。费振刚教授则讨论了辞赋的区别问题。另外，有的学者认为楚辞作为一种成熟的诗体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楚国本地古老歌谣为楚辞的孕育并逐渐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中原诗歌，为楚辞的形成了良好的催化作用。楚辞也经历了一个正统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完成于汉代。楚辞在语言形式、精神实质上兼有楚文学及正统文学的成分，而汉代的楚辞体创作则呈现出这样一种明显的特征，即：极力保留、光大楚辞的正统成分，淡化其楚国地方色彩。这种变化，与汉代楚辞研究趋于经典化的走向若合符契。汉代作家的楚辞拟作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学者们指出，从汉代拟作的总体取向看，模拟的对象主要是《离骚》、《九章》两部作品，主要抒发诗人的政治遭遇及个人感情，涉及的是个体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也正是儒家文化最关心的问题。而拟作的主题则流变为贤人失志、忠君爱国、时命观、远游求仙。在艺术手法上，拟作突出了铺陈手法，句型趋向整齐。有的学者分析了汉人拟作楚辞被前人排斥的原因，并指出，尽管汉人鉴赏研习楚辞的方法目的各不相同，但都为楚辞的传播与发展、为扩大屈原的影响作出了贡献。张强教授考察了楚文学与汉代文学之关系，认为汉代文学与楚文化有着血缘关系，它对楚文化的承袭不仅仅表现在对楚文学的发扬和光大方面，还包含着对产生于楚地的道家学说的认同。刘邦建汉使楚文化冲破地域上的限制走向全国，对汉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不但使汉代文学在创造的形式方面直接师法于楚文学，而且在价值取向上也以楚文化为灵魂，从而使汉代辞赋的重要形式即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带有了楚文化的烙印。郭建勋教授探讨了楚辞与七言诗的关系，认为我国古代的七言诗不是源于《诗经》、《成相》或《柏梁联句》，而是源于“楚辞”。楚辞主要句型与七言句在形式上的同构性，使之具备了孕育七言诗的内在基因；而楚辞句中“兮”字所兼有的泛声性质与文法功能，则使之在后世朝逆向的两极演化，或被省略，或由实词所取代，从而渐次衍生出七言诗。楚辞句式的这种演变，不仅导致了早期七言诗在汉代的形成，而且还通过诗歌与辞赋两个领域，推动了七言诗的发展和普及。 一些学者对楚辞的神话作了研究，例如通过分析屈原在《离骚》中运用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的不同态度，来探讨屈原的神话观。也有学者认为《离骚》千古以来无人超越，其最根本的原因与荆楚浓厚的巫文化浸染，因而造成的神话思维模式关系密切。有的学者则对当前图腾研究提出了质疑。楚辞研究中对楚族“图腾”的探寻矛盾纷纭，莫衷一是，原因在于征引资料的一鳞半爪和推断的主观随意；运用“图腾”之说演绎屈赋意蕴，则又不顾屈赋创作的时代特点和情志内涵，失误在于“时代错位”。潘啸龙教授认为，华夏诸族是否真正经历过“图腾崇拜”阶段，考察“图腾”习俗应有什么样的途径、方法等问题是研究者首先应关注的。 学者们对楚辞学史的探讨倾注了非常的热情，中外学者对王逸、朱熹、戴震等人的楚辞著作进行了深入探讨。方铭教授关于游国恩先生与中国20世纪古典文学的研究，更是全面总结了游国恩先生作为20世纪楚辞大师，在新楚辞学形成，发展以及学风方面的贡献。黄震云博士的长篇论文对20世纪的楚辞学的诸多问题，更是有细致入微的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