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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词学批评的高峰时期，批评的文体样式也较为多样。用诗词等韵文形式表达词学思想或进行词学批评是清代常见的样式，这其中又以论词绝句最为突出。清人论词绝句多以组诗形式出现，从篇幅上看，既有数首一组，如章恺《论词绝句》8首，也有鸿篇巨制，如谭莹有论词绝句组诗共177首，其中有《论词绝句一百首》、《三十六首专论岭南人》、《四十首专论国朝人》；从创作情形来看，有来往应酬、信手而作，也有精心结构、细密安排；从评论对象来看，有专论某人、某题，也有分论诸人、诸题从而总体构成系统。这些论词绝句是清代词学家进行词学批评的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着对于词史及相关问题的理解，通过对清代论词绝句组诗的解读，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词史及词学史的认识。 一、对词史的构建 民国之前无词史专著。尽管在众多的词话里不乏对某个朝代词的发展历史的概括，但限于词话表达的方式，这种描述只能是片段式的，难有一种比较宏通的概括。清人的论词绝句以组诗形式出现，不少绝句都在数十首之数，按照时间先后排列，不仅具有清晰的史的线索，并且又对词人的特征加以评价，这使得论词绝句更具有词史价值。这些论词组诗或对唐五代以来的历代词人、或对某一时期的词人（如唐宋词人、当代词人）、或对某一类别词人（如女性词人）、或对某一地区词人（如岭南词人、江浙词人）分别进行评论，构建出了简明的词通史、唐宋词史、地域词史、当代词史、女性词史，体现了对特定词人的评价和对词史发展的认识。 清代不少论词绝句有着开阔的视野，尝试对历代词人进行总结，体现出了构建词史通史的意识。郑方坤①的《论词绝句三十六首》梳理了从唐代直至其当代的代表词人，评价他们的词风、词学，为我们勾勒了一部历代词史。36首绝句自然无法囊括词史上的所有词人，但是历代重要的词家还大都进人了他的视野。在评述这些词人时郑氏或是论词人在词史上的地位，如评李白“却向词林作初祖，心伤暝色入高楼”，高度肯定李白千古作词之祖的地位；或是把握词人内在情感，如评岳飞“最是鄂王写哀愤，欲将心事付瑶琴”，对岳飞词作思想主旨准确定位；或是对词人创作风格加以评价，如评黄庭坚“纵笔俳谐怪黄九，早将院本漏春光”，黄庭坚词风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艳冶俚俗，郑氏正是抓住这一词风立论；或是关注词人对词学的贡献，如评周密云：“《草堂》册子较《花庵》，错杂薰莸总不堪。别采蘋洲帐中秘，不妨高阁束双函。”自注云：“《草堂词》最劣最传，《花庵》虽较胜，然亦雅郑更唱也。蘋洲周氏《词选》，近藏书家有存者。”郑氏没有评价周密词作，而是对其所选《绝妙好词》给予高评，并肯定其在词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像评万树《词律》、评徐釚《词苑丛谈》都是从词人的词学贡献入手的。 按照时间顺序勾勒简明历代词史的还有汪筠②的《读〈词综〉书后二十首》、《校〈明词综〉三首》，沈道宽③《论词绝句四十二首》，朱依真④《论词绝句二十二首》等，都具有这种词史通史的特征。 在清人眼中，唐宋词是他们摹法的对象，对唐宋词人的研论，是他们的着力之处。因此，清代论词绝句中对唐宋词史的构建也显得颇为成熟。其中以谭莹⑤的《论词绝句一百首》最具代表性。谭莹的《论词绝句一百首》实有101首，专论唐宋词人，大多为一人一首，有些重点词人则一人二首，所评人数达85人之多，可以说是一部唐宋词史的扫描。下面是所论唐宋词人名单： 李白、白居易、张志和、韩翃、韩偓、孟昶、李璟、李煜、和凝、韦庄、宋徽宗、宋高宗、寇准、晏殊、林逋、韩琦、范仲淹、司马光、宋祁、欧阳修、柳永、张先、晏几道、苏轼、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贺铸、毛滂、王诜、舒亶、王安石、王观、聂冠卿、蔡挺、苏过、谢逸、周邦彦、徐伸、万俟雅言、吕滨老、王安中、曾觌、詹天游、赵鼎、向子諲、叶梦得、陈与义、朱敦儒、张孝祥、辛弃疾、赵彦端、刘过、陈亮、张镃、陆游、廖莹中、俞国宝、黄机、刘克庄、卢祖皋、姜夔、戴复古、高观国、史达祖、张辑、吴潜、吴文英、万孝迈、黄昇、蒋捷、张炎、陈允平、徐照、周密、孙惟信、王沂孙、李南金、文天祥、陈参政、李清照、朱淑真、郑文妻孙氏、严蕊。 由此名单可以看出，唐宋词史上的重要词人网罗殆尽，甚至一些我们今天可能会忽略的词人也在其视野当中。可见谭莹对唐宋词的阅读面十分广泛，对唐宋词史的把握也是相当全面的。《论词绝句一百首》中对一些词人的审美价值及其在词史上地位的认识颇有见地。其八评韩偓云：“香奁语艳无人俪，奈仅生查子一词。”韩偓是晚唐著名诗人，流传下来的词仅有〔生查子〕等零星篇章，但其诗集《香奁集》如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所说：“香奁体，韩偓之诗，皆裾裙脂粉之语。”南宋张侃说：“偓之诗淫靡，类词家语。前辈或取其句，或剪其字，杂于词中。”[1](P194)可见韩偓的诗歌是后世词家借鉴、采摘的对象。谭莹将韩偓置于词史之中加以考察，颇有眼光。在评论苏轼时谭莹比较全面地认识苏词风格，既推崇其“大江东去”、“海雨天风”的壮观，也肯定了“杨花点点离人泪”的婉约。在论张炎词时，谭莹抓住了张炎“王孙憔悴”的身份和其“悲凉激楚”的风格特征，并将张炎与李商隐相比，将宋末比唐末，揭示出张炎末世的思想和时代特征。 另外如华长卿《论词绝句》⑥论及唐宋词人53人，其中唐代词人6人，五代词人12人，两宋词人28人，江昱《论词绝句》18首⑦从唐五代论至南宋末，对著名的词人的成就和影响皆加以评析，亦可视为一部简明的唐宋词史。在这些论词绝句中，论者对唐宋词史及词人十分熟悉，同时也注意到了一些重要词人在词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区域地方色彩是清代词学的重要特点，词论家对本土乡邑特别关注。谭莹是广东人，对岭南词学有深入的考察，其《三十六首专论岭南人》不仅注意到宋元明等历史上岭南藉的词人，还重点评论了清代岭南的词人，可以说是一部简明岭南词学史。其中第21首论屈大均云： 国初抗手小长芦，除是番禺屈华夫。 读竟道援堂一集，彭（孙遹）邹（祗谟）说擅倚声无。 屈大均为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词集名《骚屑词》，一名《道援堂词》，张德瀛《词徵》卷六评云：“屈翁山词，有《九歌》、《九辩》遗旨，故以骚屑名篇。观其《潼关感旧》、《榆林镇吊诸忠烈》诸阕，激昂慨慷，如蒯通读《乐毅传》而涕泣，其遇亦可悲矣。”屈大均力挽词坛明代以来的颓风，词风刚健，内容充实，是清词中兴的先河，其影响甚至可与朱彝尊相提并论，也是岭南词人的杰出代表。 与谭莹相同，潘飞声也作有《论岭南词绝句》⑧20首，评黄损等20人，为岭南写词史的意图可见。谭莹与潘飞声对岭南词史的构建不是无心的行为，而是有意为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邱炜萲为潘飞声《论岭南绝句二十首》所作的《序》中清楚得知。邱云：“闽、粤同处海滨，士鲜四声之学，又无人为之荟萃，中原谈词家亦不及，今粤词得兰史而大其声。若闽词自叶申芗天籁轩之后，数十年来未有继者。余以寄公穷坐七千里外，海岛极目苍茫，又不能不望吾里之有兰史其人，一为搜罗焉、网拾焉，使余得并世而读其文，则亦可以不憾已乎？”[2]闽、粤地处偏远海滨，词学不兴，不为人知，对本乡词人的评价不仅为保存文献，更是为弘扬家乡词学。由此可知，谭、潘之举是明确的构建乡邑词史的行为。 为当代写史是清代许多词论者的愿望。谭莹有《四十首专论国朝人》论及吴伟业等词人。第13首论朱彝尊： 齐名当代说王朱，乐府还能抗手无。 少日桐花名丽绝，也应心折小长芦。 朱彝尊在清初词名甚高，以他为领袖的浙西词派从康熙初年开始主盟词坛，延续竟有一百余年。若论在清代词史上的地位，即使是年齿稍长于他、并以神韵说闻名遐迩的王士禛也无法比肩。 女性词人一直是被关注的重点，清代的词论者更是将女性词人加以集中考察，勾勒出史的轮廓。如木石居士有《名媛词选题辞》，[3]可以视为一部简明的女性词史。其所评女性词人有李清照、朱淑真、午梦堂女词人、吴藻、顾春。其五论明代“午梦堂”叶氏女词人： 叶叶流芬午梦堂，天风吹下杜兰香。 广寒亦有修文殿，免在人间见海桑。 自注：“叶氏一门文采辉映，瓊章才尤颖异，惜早折未竟其诣，其父仲韶哀之，汇刊为《午梦堂集》，未几，明室鼎革，仲韶流离兵间，旋亦披缁入道矣。”午梦堂女词人群是明代后期词坛的奇葩，成员有叶绍袁的妻子沈宜修，叶绍袁的女儿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等女性词人，是一个家族性的女性词人群体。午梦堂女词人才情丰富，感触细腻，文笔雅丽，在女性词史上是一座秀丽的山峰。在明代词坛衰颓之际，午梦堂女词人的出现特别令人赞叹。木石居士的《名媛词首选题辞》把历代著名的女词人纳入视野，分别指出其风格特点及在词史上的地位，其女性词史的意识可见。 这些论词组诗在对词史进行描述时有着强烈的时间观念，词人时代先后顺序非常分明；同时对这些词人又按照朝代排列，有着清晰的词史分期；观察论词绝句所论词人可以得知，词史大家在论词组诗中得到充分的重视。把论词绝句构建的词史与我们今天对词史的相关认识联系起来便会发现，我们今天的词史框架在论词绝句中都有表现。论词组诗为我们勾勒出了词史的概貌，合观这些组诗，我们可以梳理出他们对于词史演进的认识。 二、论唐五代北宋词史 对于词的起源，即词论家所认定的词的源头来自何处，在诸多论词绝句中都有表达。沈初《编旧词存稿作论词绝句十八首》⑨云： 南朝乐府最清妍，建业伤心万树烟。 谁料简文宫体后，李王风致更翩翩。 他把南朝宫体与南唐词风联系起来，认为它们在风格具有一定的渊源。沈道宽论云：“六朝词客最多情，一语从教百媚生。可惜清新庾开府，词坛未获主齐盟。”称六朝诗人为“词客”，已然把他们与词人身份联系，其判断的标准就是婉媚多情的风格。后来王僧保⑩则说：“消息直从乐府传，六朝风气已开先。审声定律心能会，字字宫商总自然。”也认为六朝开词之风气，不过他关注的声律宫商的自然。以今人的观念来看，南朝乐府只能算是在风格与五代词风有相近之处，尚不可明确论定其为词史源头，词史真正的起点在唐五代。然而这些论词绝句为词体探源，构筑词史的意图还是十分明确的。 唐代词坛，作者寥寥，诸多绝句将目光放在李白、白居易、刘禹锡、韩偓、温庭筠等身上。李白往往被作为词之开山，并高度肯定其创作。郑方坤以李白为“千古填词之祖”。华长卿也云：“乐府遗音久寂寥，谪仙新体创唐朝。词家鼻祖传千载，合祀骚坛永不祧。”认为李白有创体之功，为词坛不祧之祖。陈澧(11)则对李白对后世的影响进行评论： 月色秦楼绮思新，西风陵阙转嶙峋。 青莲只手持双管，秦柳苏辛总后尘。 李白词不仅有“悲壮”者，而且有“流丽”者，他不仅对苏辛有影响，秦柳的婉丽风格也曾受其影响，其词史意义可见。对另外几位唐代词人，沈道宽论刘、白云：“中唐刘白导词源，五季风流格律存。踵事增华夸丽藻，可将大輅笑椎轮。”白居易是中唐诗人中填词较多的，他和刘禹锡“依曲拍为句”，开创了文人填词的新时代，沈氏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温庭筠是花间鼻祖，论者对此高度肯定。郑方坤云：“新声古意爱西昆，锦瑟华年最荡魂。为少《金荃》词一卷，当今此事合推袁。”注云：“温、李齐名，温实不及李，李不作词，而温为花间冠冕，古人善于用长如此。”以温为“花间冠冕”，其在词史上的地位可见。沈初对温庭筠的评论则着眼于晚唐诗风和词风的比较： 助教新词菩萨蛮，司徒绝调醉花间。 晚唐诗格无过此，莫道诗家降格还。 温庭筠曾官国子助教，毛文锡曾官司徒，二人皆为晚唐人，又皆为《花间》词人。沈初认为晚唐诗风秾纤婉丽，与晚唐兴起的词体风格十分相似，或可以说，词体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诗风有一定关系。应该说这是十分深刻的认识。当代学者李泽厚指出：“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4](P208)古今人的阐述可以相互发明。 对于五代词人，论者更多地将热情放在南唐词上。南唐二主及冯延巳词对北宋晏、欧有着重要影响，江昱对这一点有着明确的认识： 临淄格度本南唐，风雅传家小晏强。 更有门墙欧范在，春兰秋菊却同芳。 晚清冯煦(12)说：“词至南唐，二主作于上，正中和于下，诣微造极，得未曾有。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宪章正中，譬之欧、虞、褚、薛之书，皆出逸少。”[5](P3585)冯氏之论足可与江昱所论相呼应。后主李煜的词更是成为论者关注的对象，论者对后主词的内涵及词风开拓都有论评。汪筠云：“南唐凄惋太痴生，吞吐春风不自明。一拍一杯还一梦，直他亡国为新声。”汪氏指出了后主前后期作词之变化，亡国以后乃是别为“新声”。王国维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6](P4242)说得更为深刻，但二人都对李后主词风格在词史上的突破予以肯定。 北宋是词史的一个高峰时期，词体在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演进之迹非常明显。在体裁上长调慢词大兴，在题材上到了“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的程度，在风格上婉丽之外别生豪放，可以说是词的大发展、大变化的时期，也是词史纷繁复杂的时期。 宋词发展到苏轼，词体出现了重要的开拓与革新，苏轼把词引向更为宽阔的生活，在词中更加充分地表达了士大夫的情感。清代论词诗对这一位词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给与了充分的关注，郑方坤说： 坡公余技付歌唇，摆脱秾华笔有神。 浪比教坊雷大使，那知渠是谪仙人。 注意到苏词改变以往秾丽华腴词风而代之以超逸清旷的风格特征。华长卿论云：“逼人海雨激天风，推倒词坛一世雄。洗尽绮罗儿女态，铜琶高唱大江东。”高度评价了苏轼豪放词风一洗绮罗香泽的意义。苏轼以其豪放词风开一代风气，后世词论者亦多注意这一点。王僧保论云： 慷慨黄州一梦中，铜弦铁板唱坡公。 何人创立苏辛派，两字粗豪恐未工。 高度评价了苏词在词史中树立“苏辛派”的巨大功绩。对于苏词风格的问题，谭莹有很好的评价：“海雨天风极壮观，教坊本色复谁看。杨花点点离人泪，却恐周秦下笔难。”注意到苏词既有豪壮的一面，又有婉丽的一面，比较全面地认识了苏轼词风。江昱说： 一扫纤秾柔软音，海天风雨共阴森。 分明铁板铜琶手，半阕杨花冠古今。 苏轼有一首著名的〔水龙吟〕 《杨花词》，赢得后世的高度赞誉。江昱指出，苏轼才情横溢，虽以豪放著称，但其婉约之作亦为绝妙好词。冯煦论苏轼又云： 大江东去月明多，更有孤鸿缥缈过。 后起铜琶兼铁拨，莫教初祖谤东坡。 此首绝句与上引江昱诗有异曲同工之妙。苏轼不仅有“大江东去”（〔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豪放，还有“孤鸿缥缈”（〔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式的凄清，兼擅多种风格。后世有些人模仿苏轼的豪放词，未得其精神，却招致了粗豪叫嚣的批评。 到了周邦彦时，北宋词史已进入尾声，周氏具有结前启后的词坛地位。周邦彦在词乐的发展、长调技巧的改进、善于融化前人诗句等方面将词的演进向前再推一步。论者于周氏在词史演进上表现出的这些特点也有所涉及。如汪筠、谭莹之论即是如此： 知音尽妙数清真，换骨能将古句新。 风月漫夸天上有，莺花长发意中春。 （汪筠） 敢说流苏百宝装，唐人诗语总无妨。 移宫换羽关神解，似此宜开顾曲堂。 （谭莹） 二人关注的就是周氏精通音乐，善于创制新声，以及善于融化唐人诗语，开创富艳典丽的语言风格。周邦彦在词史上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对南宋词坛创作的影响，于此点，江昱论曰：“词坛领袖属周郎，雅擅风流顾曲堂。南渡诸贤更青出，却亏蓝本在钱塘。”正如李慈铭所说“至钱唐周美成邦彦出，而《片玉》一集，遂为天下所宗”。[7](P912)尤其在南宋，周邦彦成为词家学习的典范，以至南宋有“近时宗词者，只说周美成”[8](P1451)的说法。江昱这里充分肯定了周邦彦词对南宋词坛的影响。 三、论南宋词史 “靖康之变”结束了北宋的统治，赵宋政权失去了北方的国土。国破家亡的悲愤，流离失所的凄苦，都进入了词人的作品之中。对于这一段充满血泪的词史，清人的论词绝句多有所涉及，如郑方坤论岳飞云：“故山松竹梦难寻，半壁东南已陆沉。最是鄂王写哀愤，欲将心事付瑶琴。”注云：“伤和议已成，举朝无与同恢复之志也。”他把岳飞报国无路的悲慨作为主要的评论点。另如谭莹论张孝祥云：“红罗白匹总无嫌，想亦无心学子瞻。至使魏公缘罢酒，一腔忠愤洗《香奁》。”首先指出张孝祥词作抒发忠愤之情的特点，同时谭莹还认识到为了表达这样的情感，自然会用像苏轼那样豪壮的词风而洗却香艳，因此南宋初期词坛兴起了一股激昂壮烈的豪宕词风。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及词坛风气影响下，辛弃疾以文为词，将狂放的豪气与粗犷刚性的美感引入词体，完成了词史中“英雄之词”的构筑。辛词的这种剧烈变化自然会在论词绝句中得到体现，如郑方坤就高度评价了辛弃疾豪放词的价值，他说： 稼轩笔比镆铘銛，醉墨淋浪侧帽檐。 伏枥心情横槊气，肯随儿女斗秾纤。 自注：“稼轩长才，遘斯未运，具《离骚》之忠愤，有越石之清刚，如金笳成器，自擅商声，枥马悲鸣，不忘千里而陋者。顾于音响声色间，掎摭利病，无乃斥鷃之视鹪鹏矣乎！”稼轩词笔如利剑，刚性十足，挥毫泼墨，抒泻壮志难酬的悲愤，这样的词作，风格自然清刚，超越了写儿女之情的秾纤之词。稼轩挟其英雄豪气登上词坛，与晚唐以来的绮靡婉媚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说郑方坤捕捉到了稼轩词在词史演进中的剧变的表象及实质。 辛弃疾词的独特价值并不仅仅是豪放词的创作，而是如陈廷焯所说“于雄莽中别饶隽味”。[9](P3916)沈道宽所论即于此着眼： 稼轩格调继苏髯，铁马金戈气象严。 我爱分钗桃叶渡，温柔激壮力能兼。 高旭(13)亦论及此特点：“稼轩妙笔几于圣，词界应无抗手人。侠气柔情双管下，小山亭酒倍酸辛。”苏轼开拓词领域，无意不可人，无事不可言，确是词体的进步。但是，词发展的关键在于怎样能够既扩大题材又能保持词体要渺凄迷之特美，辛弃疾词则是成功的典范。他的豪放词大都刚柔相济，缪钺说：“稼轩作壮词于其所欲表达之豪壮情思之外，又另造一内蕴之要渺词境，豪壮之情，在此要渺词境之光辉中映照而出，则粗犷除而精神益显。”[10](P75)这正是辛弃疾与其他写“豪气词”者的主要区别。冯煦说：“摧刚为柔，缠绵悱恻，尤与粗犷一派，判若秦越。”[5](P3592)高旭的评论亦具有如此见识。 南宋词在辛派词人鼓荡之时，还有另一种声音，那就是姜夔低抑伤感、风格清雅的词风。姜夔就以这种词风区别于婉丽、豪放二派，成为词史上的“第三派”，郑方坤正是从这个角度评论的： 红牙铁板尽封疆，墨守输攻各挽强。 莫向此间分左袒，黄金留待铸姜郎。 自注云：“东坡问幕士云：我词比柳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持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姜尧章所著石帚词，戛玉敲金，得未曾有。”郑方坤此诗从词体、词派的角度立论，婉丽（红牙）、豪放（铁板）在词史上各擅胜场，也各有弊端。姜夔清雅词风问世，于两派之外独树一帜，意义非凡，他准确地把握了姜词在词史演进上的意义。 南宋张炎《词源》评姜夔词云：“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指出了白石词独特的审美价值。姚锡均(14)即以此立论： 飞行绝迹定谁俱，七宝楼台密不疏。 区别梦窗和白石，一饶秾致一清虚。 张炎将姜夔词风概括为清空，吴文英为质实，姚氏此诗乃称扬张炎之说。谭莹《论词绝句》有两首称颂姜夔： 石帚词工两宋稀，去留无迹野云飞。 旧时月色人何在？戛玉敲金拟恐非。 前无古更后无今，可向尊前一集寻。 锦瑟未知终不信，小红低唱有余音。 谭莹承张炎之论，对白石亦极为推崇，于“词工两宋稀”、“前无古更后无今”的评语可见。南宋诗人范成大称赞姜夔的诗“有裁云缝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声”，明代的毛晋将此说移评姜夔词。[11](P211)谭莹对此并不认同，大概他认为“敲金戛玉”与“去留无迹”的清空不相符合。 张炎是宋末元初的大词人，与姜夔并称为“姜张”。一般人论张炎往往着眼于张炎所推崇的“清空”，如厉鹗说：“玉田秀笔溯青空，净洗花香意匠中。羡杀时人唤春水，源流故自寄闲翁。”周之琦(15)却对此论不以为然： 但说清空恐未堪，灵机毕竟雅音涵。 故家人物沧桑录，老泪禁他郑所南。 郑思肖《玉田词题辞》云：“吾识张循王孙玉田先辈，喜其三十年汗漫南北数千里，一片空狂怀抱，日月化雨为醉。”[12](P164)南宋末年的舒岳祥《赠玉田序》对张炎词风有一则评论：“宋南渡勋王之裔子玉田张君，自社稷变置，凌烟废堕，落魄纵饮，……笑语歌哭，骚姿雅骨，不以夷险变迁也。其楚狂欤？其阮籍欤？其贾生欤？其苏门啸者欤？”[13](P165)张炎的词风与其亲身经历的家国之痛有着深刻的联系。由此看来，周之琦的“但说清空恐未堪”还是相当有见识的。程恩泽(16)的《题周稚圭前辈〈金梁梦月词〉》其三论张炎的词学渊源更是眼光独具： 涩体清真掩抑弦，飞腾石帚五通仙。 君能并作洪炉铸，更把余金范玉田。 张炎崇尚“清空”，反对“质实”，而吴文英质实的源头正是周邦彦，以此观念来看张炎很难与周邦彦相联系。而程恩泽此诗将周邦彦词概括为“涩体”，白石词的“清空”与清真词相反而又相成，进一步认为两种不同体性的词结合起来，造就了张炎的词风。这种见解出乎意外，又颇合乎辩证艺术的道理和张炎创作的实际，确是深刻之见。 四、论金元明清词史 北宋灭亡之后，金与南宋并立，词史的演进亦花开两朵，南北各有其独胜之处。金词在北宋词的基础上延续发展，由北宋入金的词人开启金代词风。华长卿云： 吴郎乐府名天下，江北争传人月圆。 底事乌衣新燕子，不来王谢旧堂前。 所论为有“国朝第一手”之称的吴激，吴激不得已而仕金，其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抒发故国沦亡的悲慨，《人月圆》词正是其中的代表作，遍传天下，故清代叶申芗评其为“有故宫黍离之悲， 南北无不传诵焉”。[14](P2374)金词在词史演进上最典型的倾向是对苏轼词的效法，不管是金初的蔡松年，金中期的赵秉文，还是金元之际的元好问，都是学习苏词的大家。厉鹗(17)云：“中州乐府鉴裁别，略仿苏黄硬语为。若向词家论风骚，锦袍翻是让吴儿。”虽然他对中州仿苏黄词风不推崇，但还是明确指出了中州乐府对苏轼词风的弘扬。朱依真论元好问云：“儿女痴情迥不侔，风云气概属辛刘。遗山合有出蓝誉，寂寞横汾赋雁丘。”元好问论词推崇苏、辛，其云：“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15](P1815)他的创作亦学苏辛的有独得，所以朱依真云其气概近辛，而又能青出于蓝。 元代初期词坛由金和南宋人元词人构成，无论来自哪方，作词表达故国之思成为元初词坛的重要内容。由金入元的元好问、白朴词即是如此，华长卿云：“遗山诗派踞中原，中调尤多感慨存。更有嗣音《天籁集》，令人一读一销魂。”指出二人词中具有遗民的故国感慨，同时又对白朴词嗣响元好问，延续苏辛词风有所发明。对于“元代词宗”的张翥，论者在评论元代词史时给予了较多关注，王僧保论云：“身世悲凉阅盛衰，关山梦里涕淋漓。苍茫独立谁千古，屈子《离骚》变雅遗。”张翥身历元代盛衰，悯乱忧时，词风慷慨悲凉，独有千古。王筠和朱依真又论云： 鼻祖鄱阳竟不祧，玉田未信后尘销。 蜕岩赖有清声在，一为莺花破寂寥。 （汪筠） 蜕岩乐府脱浮嚣，又见梅溪谱六幺。 莫笑凋零草窗后，宋人风格未全消。 （朱依真） 二人说明张翥词风延续了宋人风格，特别是与姜夔、玉田、草窗清雅词风一脉相承。 在清人眼中，明词凋敝，词衰于明成为一种共识，即便是明词名家也无甚可称道之处。郑方坤论明词两位重要词人杨慎、王世贞时说：“有明一代孰邹枚，兰畹风流坠劫灰。解事王杨仍强作，颓唐下笔况粗才。”他认为王、杨不明作词真意，而是强作解事。词笔粗泛，情感不深，修辞欠精。郑氏准确地指出了王、杨词随兴抒写，缺乏琢磨的弊病。明词在词史上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词的曲化，词、曲界限模糊。朱依真论明代词云：“已是金元曲子遗，风流全失《草堂》词。端须忘尽昆仑手，更向楼前拜段师。”上论王世贞、杨慎词作都有严重的曲化倾向，所以朱依真之曲子之遗的评论为合理之论。明词之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草堂诗余》为学习的对象，要改变弊病，就要重新寻找学习的榜样。晚明陈子龙等人就是这样做的，郑方坤论曰：“云间设色学《花间》，汴宋余波着意删。和者国中二三子，笙璈未觉寂尘寰。”注云：“明季陈大樽先生偕同里李舍人宋征士唱倚声之学于江左，一以《花间》为宗，不涉宋人一笔。”郑氏所论指出了云间词派努力学习《花间》但影响甚微的词史事实。 清词号称“中兴”，对论者来说是当代词史，词人众多，风格多样，通过他们对各位词人风格的评论，我们看到了极其丰富的清代词坛。由于当代人论当代人，往往缺乏历史的距离，因此不能对所论对象在词史演进中的地位有恰当的定位，这是论词绝句在论及清代词史时存在的一个客观情况，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他们的评论来考察他们对清前中期词史的演进的认识。华长卿论曰：“紫色蛙声尽唱酬，朱明一代废歌讴。千秋绝学传三杰，竹垞梅村湖海楼。”明词凋敝，不正之淫邪之音充斥词坛，清初词坛的创作仍有淫艳之作，因此华氏认为朱彝尊、吴伟业、陈维崧才又接续词学正宗，从而开始清词的历史。郑方坤论朱彝尊云： 长芦朱叟捧玉盘，琴趣编成秀可餐。 力为词场斩榛楛，老年花不雾中看。 注云：“竹垞词，矜秀芊绵，直造白石佳境，所辑《词综》一书，尤大有功于倚声家，说者谓可一洗《草堂》之陋云。”朱彝尊推崇姜夔，提倡清雅词风，编选《词综》一书斥黜俚俗的《草堂诗余》，领袖群彦，形成清代词史中影响巨大、绵亘百年的浙西词派，朱彝尊对于清代词史的演进居功至伟。与朱彝尊齐名的另一位大词人陈维崧同样对清代词史的发展贡献卓著，孙尔准论曰：“词场青兕说髯陈，千载辛刘有替人。罗帕旧家闲话在，更兼蒋捷是乡亲。”与朱彝尊不同，陈维崧提倡的是苏辛的豪放词风，身体力行，成就阳羡词派，成为清代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时代学术观念所限，清人不可能按现代“史”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结构撰写词史，这一局限在论词绝句中同样体现。然而清人却将对“史”的把握体现在对个体词人的评论上，正像将珍珠串成项链。清人的论词绝句通过对一些大词人的评论，对词史的发展嬗变的关键环节发表自己的看法，体现了对词史演进历程的把握。从清人的许多论词绝句组诗来看，较为明晰的词史演进脉络已经展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论词绝句对词史研究的贡献。毋庸置疑，清代论词绝句不仅是清代词学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构建词史，把握词史演进规律方面皆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郑方坤(1693-?)，字则厚，号荔乡，福建建安人。有《蔗尾诗集》、《青衫词》等。 ②汪筠(1715-?)，字珊立，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有《谦谷集》。其《读〈词综〉书后二十首》见《谦谷集》卷二。 ③沈道宽(1772-1853)，字栗仲，浙江鄞县人，寄籍顺天大兴。有《话山草堂杂著》。其《论词绝句》42首见《话山草堂诗钞》卷一。 ④朱依真（生卒年不详），字小岑，广西临桂人。有《九芝草堂诗存》、《纪年词》等。其《论词绝句》22首见况周颐《餐樱庑词话》引。 ⑤谭莹(1800-1871)，字兆仁，别字玉生，广东南海人，有《乐志堂集》33卷，诗集12卷，续集1卷。诗集中有《论词绝句一百首》、《三十六首专论岭南人》和《四十首专论国朝人》，见《乐志堂诗集》卷六。 ⑥华长卿(1804-1881)，原名长楙，字枚宗，号梅庄，直隶天津人。有《梅庄诗钞》、《黛香馆词钞》。其《论词绝句》见《梅庄诗钞》卷五。 ⑦江昱(1706-1775)，字宾谷，号松泉，江苏仪征人。有《松泉诗集》、《梅鹤词》等。其《论词绝句》18首见《松泉诗集》卷一。 ⑧潘飞声(1858-1934)，字兰史，别号老兰，广东番禺人。有《说剑堂诗集》。《论岭南词绝句》亦名《论粤东词绝句》，见《说剑堂集》。 ⑨沈初(1729-1799)，字景初，号云椒，一号萃岩，浙江平湖人。有《兰韵堂诗集》。其《编旧词存稿作论词绝句十八首》见《兰韵堂诗集》卷一（《南窗集》上）。 ⑩王僧保(1792-1853)，字西御，号秋莲子，江苏仪征人。有《词林丛书》。其《论词绝句》36首见况周颐《餐樱庑词话》引。 (11)陈澧(1810-1882)，字兰甫，号江南倦客，广东番禺人。有《东塾集》、《忆江南馆词》等。其《论词绝句》6首见《陈东塾先生遗诗》。 (12)冯煦(1843-1927)，字梦华，号蒿庵，江苏金坛人。有《蒿庵词》、《篙庵论词》。其《论词绝句》16首见《蒿庵类稿》卷七。 (13)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号剑公，别号自由斋主人，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人。有《天梅遗集》。其《论词绝句》30首见《南社》第2集《磨剑室诗集》。 (14)姚锡均(1893-1954)，又名鵷雏，字宛若，江苏松江（今上海）人。有《苍雪词》。其《示了公论词绝句》12首见《南社》第18集。 (15)周之琦(1782-1862)，字稚圭，号耕樵，一号退庵，河南祥符（今开封）人。有《心日斋词》。其《题心日斋十六家词》16首见《心日斋十六家词录》下卷附。 (16)程恩泽(1785-1837)，字云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有《程侍郎遗集》。其《题周稚圭前辈〈金梁梦月词〉》8首见《程侍郎遗集》卷六。 (17)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又自号南湖花隐，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有《樊榭山房集》。其《论词绝句十二首》见《樊榭山房诗集》卷七。 【参考文献】 [1]张侃.拙轩词话[M].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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