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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不仅要注意文学批评自身的话语，还要注意它与特定的思想、学术、文化背景的互动关系。两汉极度繁盛的经学阐释形式——章句之学的产生，与古书的标识符号、古代书籍形式与传播方式都有密切关系，并直接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章学理论。章句之学发现和揭示了文本的结构，并且加以细密分析，客观上促成文学研究从外部批评扩展到内部批评。汉代章句之学，是六朝文章学的重要渊源之一，六朝的文章学又影响了后世的经学阐释学。本文拟从这种比较开阔的文化史与学术史视域出发，探讨章句之学与文章之学的关系[1]。 一 古书的句读标志与计量单位 章句之学产生的前提是句读之学，句读观念由来已久。《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郑笺：“离经，断句绝也。”孔疏：“离经，谓离析经理，使章句断绝也。”《礼记》一书为西汉编定的著作，可见汉代以前，离经断句已受到重视，并成为童蒙教育与考核的重要内容。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序》：“援引他经，失其句读。”高诱《淮南子注序》：“自诱之少，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可见句读也是汉儒解经乃至学童授习的基本内容，故汉人对句读之学多有关注和记载。许慎《说文》五篇上“、”部：“‘、’，有所绝止，‘、’而识之也。”黄侃云：“假借为‘读’，所谓句读之读也，凡一言之停驻者用之。或作句投，或作句豆，或变作句度，其始皆但作‘、’耳。”[2]以为“、”是句读符号，表示语之停顿。又《说文》十二篇下“し”：“し，钩识也。”段玉裁注：“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3]这里的“、”、“し”都是表示句子停顿的标点符号，体现了古人对文字内容的理解和判断。《说文》三篇上：“句，曲也。”段玉裁注：“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钩乙之意，古音总如钩，后人句曲音钩，章句音屦，又改句曲字为勾。”[4]可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章句之学与句读之学的基础是相通的。 古人关于语言文字表达需要技巧与法度的观念可谓由来已久。《周易》谓“言有物”、“言有序”。“言有序”[5]可视为中国文章学潜在的观念，它正是中国文章学形式理论的中心。“序”指条理、次序。“言有序”的前提就是言语本身是有层次结构的。古人的句读标志符号，正反映了他们的语言结构观念。从出土文献看，汉语标点符号的产生与使用，可远溯到殷周时期。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即已出现了表现语言层次的竖线号、横线号、折线号等，然而在形体上不规则，使用上具有随意性，表现出标点符号萌芽期的特点。西周共王时期的铜器铭文《永盂》中，“句。字左下方的“∟”，据陈邦怀考证，就是一个钩识号，作用与《说文》中的“し”同，表示上文到“句”字处终止，都是记锡田之事。“句”字以下，“永拜旨页首”云云，是铭文中的常见套语[6]。这里的钩识号，把铭文的内容分成两个层次，有分段的作用。类似的情况，在周代金文中还比较少见。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已使用了许多标点符号，这些符号可分为二短横号和点号两类[7]。二短横号主要用于重文、合文。点号主要用于句读，共47例，其作用有三：一是用于短语之后表示停顿，二是用于句末表示停顿，三是用于盟辞最后表示盟辞的终结。这些点号，尽管形体上大小有别，但使用上已规则化，与后世的句读符号非常接近。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有两种符号，一种二短横号，前代已见；一种为朱色填实长方号，此前未见。这种长方号在帛书中使了至少18次，都用于篇中的章后，起分章的作用[8]。 湖北云梦睡虎地第十一号秦墓出土竹简主要为秦代的法律文书，所用符号主要有圆点号、钩识号、黑方号和二短横号，其中以圆点号、钩识号使用最多。圆点号的作用主要有四：(一)用于分章，如《为吏之道》篇“凡为吏之道”至“必有大赏”、“吏有五失”至“身及于死”、“除害兴利”至“法置以”等章首皆用圆点号“●”表示分章；(二)用于分节，如《封诊式》篇中有许多章，每章皆有小标题，章中再用圆点号分节；(三)用于句读，如《封诊式•封守》“某乡爰书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鞫者某里士五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甲室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妻曰某亡不会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牡犬一●几询典某某●甲伍公士某某……”这些圆点号，大致起句号的作用；(四)用于段末的类题之首，如《秦律杂抄》中的律文，大多在段末注明律名，其中许多律名之前用了圆点号，如“●游士律”、“●中劳律”、“●公车司马猎律”、“●牛养律”、“●傅律”等。钩识号用于句读，如《南郡守腾文书》“私好﹂乡俗之心不变”，其作用相当于顿号；“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者﹂”，前两处相当于逗号，后一处相当于句号。又如《秦律》：“钧不正四两以上﹂斤不正三朱以上﹂半斗不正少半升以上﹂参不正六分升一以上﹂升不正廿分升一以上﹂黄金衡羸不正半朱以上赀各一盾。”这里五个“﹂”都相当于分号[9]。 以上只是就出土文物简单介绍了汉以前文献中的标点符号，从中可以看出，先秦已有比较明确的篇章、段落、句读等文章层次意识，并用各种符号越来越细致地表达这种意识。到了汉代，随着对语言表达层次认识的深化，无论是标点符号的种类还是用法，都比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除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外，近代以来出土的汉代简帛证明了这一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和《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分别使用了四种和六种符号，都出现了顿号、黑方号，后者还出现了逗号，其形体与今天的逗号完全一样。三号汉墓帛书中的黑方号用于篇、书之首，具有普遍性；圆点号用于篇首、章首，还用于篇名、计数之首。银雀山汉简中的圆点号，大量用于篇首和章首，如《孙膑兵法•十问篇》，共十章，每章章首皆有●，分章的意识很明确、固定[10]。《居延汉简》共有标点符号15种，用法近40种，是汉代文献中标点符号最丰富的。15种符号分别是竖长点号(｜)、顿点号(、)、圆点号(●)、钩识号(∟)、乙字号(乙)、斜线号(／)、黑方号(■)、横线号(一)、平捺号(形如楷书捺的横写)、卩字号(卩)、马字号(ㄢ)、三角号(△)、横S号(∽)、网纹号(半圆内呈网纹)、重文号(形为二短横或两斜点)，适合文字之外的多种意思表达” [11]。可以看出，汉人对语言意义层次已有深刻的认识和细致的把握，自觉应用句读符号来帮助人们理解古书，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句读理论。从现存文献看，“句读”一词在汉代产生，《说文》对句读的重视，以及章句之学的极盛，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尽管传世典籍由于经过辗转抄写或翻刻，已无法确定汉人著作是否普遍使用标点符号来表达语言层次，但大量出土文献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确凿可信的实物资料。 先秦时期，不但已经有了句读观念，而且已经产生了文章结构中的更高层次“章”和“篇”的概念。这可与传世文献相佐证。《左传•文公七年》：“弗听，为赋《板》之三章。”《左传•文公十三年》：“子家赋《载驰》之四章。”《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墨子•贵义》：“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十士。”黄侃引申《说文》“乐竟为一章”曰：“古但以章为施于声音之名，而后世则泛以施之篇籍”[12]。《左传》所载赋诗之章，本与音乐之章一致，故黄说可从。至于《墨子》中“篇”这一概念的产生，则与古代书籍形式有关。 中国的书籍起源很早，即使把镂于甲骨、金石、盘盂等的铭刻排除在严格意义的书籍外，也可以推溯到西周时期。春秋时期，简牍和缣帛已成为主要的文字载体。此时铭刻虽仍在使用，但其普遍性、广泛性、重要性已远不及殷商时期的甲骨与金石。所以，后世多以竹帛作为书籍形式成熟的重要标志。贾谊《新书》卷八：“是故著此竹帛谓之书。”许慎《说文序》：“著于竹帛谓之书。”贾谊、许慎的看法，颇能代表汉人的书籍观念，也是符合中国古代书籍形式发展演变实际的。简帛制度对于中国书籍形式乃至整个传统文化，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古代书籍形式计量单位看出来。古代书籍的单位主要有简、册、卷、篇等。简是古书的基本单位，为长条状竹片，载有一行直书的文字，相当于现代书籍的一页。若干同长的简札编连起来就成为册，故《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又《仪礼•聘礼》贾疏：“简谓据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春秋左传序》孔疏：“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这里策、册相通，皆指书籍而言。编册完毕，可以最后一卷为中轴，卷起存放，故“卷”又成为更大的古书单位。然而，有些学者以为，卷始于帛书，是卷轴的单位；篇始于竹简，是简札的单位，两者的差别，在于书写材料不同[13]。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可见，相如遗书，是编札而称卷。居延汉简(208.5)在署检上端写一“卷”字，成为后世档案卷宗的滥觞，也足见竹简可称卷。篇与卷的区别，在于卷指卷帙，而篇指意义独立、内容起迄完整的文献单位，往往有篇题为标志，如《诗》三百篇之每一篇。换言之，篇是内容的单位，卷则着眼于简帛的数量。一卷可容短章的若干篇，或长篇的半篇，也有相当于一篇的[14]。 古书多以单篇流行，故往往无大题(书名)，而只有小题(篇名)。篇数较多的古书，多带有丛编性质，如《诗》是古代诗歌选，《尚书》实际是古代典谟训诰的汇编。因此，古书的编纂，多是将零散的篇章加以汇总，内容往往出此入彼，分合不定[15]。西汉成帝时，刘向、歆父子典校秘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全面系统的图书整理与编目，其内容主要包括校勘众本、删除重复、订正脱误、组织编次、确定篇数和卷数、撰写书录提要等。这些工作，对于规范古书的体例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在书录提要中详记卷数、篇数乃至章数，尤可见出汉人的学术倾向。如《晏子书录》曰：“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章，中外皆有以相定。”(《西汉文纪》卷十七)如此详记篇章数目，是为了规范体制，使分合不定、次第讹乱的书籍得以定型。而这种统计，就是建立在对“篇”、“章”等文章层次已有明确清晰概念的基础之上，这也是汉代章句之学得以产生与兴盛的基础与背景。 二 两汉章句之学 曾国藩曾说：“自六籍燔于秦火，汉世掇拾残遗，征诸儒能通其读者，支分节解，于是有章句之学。”(《经史百家简编序》)这个判断深有见地。古人为文，多不加标点，读者全凭个人学识体会文章的行文脉络和旨意，或用各种简要标志表明自己的理解。到了汉代，去古渐远，随着语言的变迁，文字的更替，以及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阅读前代典籍难度增大，仅凭简单的标点符号，已很难明了旨意，无法有效地学习、传播经典，于是解说经典的注疏之学大盛。这些注疏名目繁多，有“传”、“故”、“解故”、“训诂”、“解诂”、“说”、“说义”、“记”、“章句”、“注”、“笺”、“训”、“训旨”、“微”、“难”等。马宗霍以为，汉代注疏“立名虽繁，而通行之体则不外乎传、注、章句三者”[16]；戴君仁认为，汉人经说大致可分为解故和章句两种[17]；王葆玹把汉代经学著述形式分为章句、笺注、传、说、记五种[18]，杨权则从体例上归纳为传、说、记、注、故、例、章句七种[19]。尽管各家分类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都包括章句，足见章句被公认是两汉一种重要的注疏形式。 章句之学是两汉学术史的基本问题， 汉代一切经学思潮，如经学师法与家法、今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转型等，几乎都与章句之学息息相关。因此，在汉代种种注疏形式中，章句无疑是最引人注目，也是引发争论最多的一种体式。近现代学者对何谓章句、章句产生的时间、章句的体例与内容等问题，都未能达成共识。吕思勉《章句论》谓：“顾考诸古书，则古人所谓章句，似即后世之传注。”。[20]冯友兰谓：“章句是从汉朝以来的一种注解的名称。先秦的书是一连串写下来的，既不分章，又无断句。分章断句，都需要老师的口授。在分章断句之中，也表现了老师对于书的理解，因此，章句也成为一种注解的名称。”[21]表述略异，但都把章句视为传注或注解。广义而言，这样理解自然不错。然而，汉代注疏既有传、说、注、训诂等名目，则其中自有差别，不可完全等同。《汉书•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汉书•扬雄传》)；王莽新朝时，刘歆让郑兴为《左传》“撰条例、章句、传诂”(《后汉书•郑兴传》；班固“五经百家之言无不究览，其学无常师，又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后汉书•班固传》)。这些记载足以说明，章句固然是一种注解，但不同于以解释字词音义、名物制度为主的训诂。那么，其独特性在哪里呢？《后汉书•桓谭传》：“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李贤注：“章句谓离章辨句，委曲枝派也。”又清儒焦循说：“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发明之，所谓章句也。”[22]可见，离章析句以阐释经义，是章句区别于其他注疏体裁的基本特征。当然，离章析句难免涉及训诂，也离不开义理阐发[23]，今存《孟子章句》、《楚辞章句》以及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伕书》中辑录的《春秋谷梁传章句》、《尚书小夏侯章句》、《周易京氏章句》等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汉代的章句之学，实际上是一种以分章析句为基础的经学阐释体系，其内容包括分析篇章结构、解释字词名物、疏通串讲文句、阐发经文义理等。 关于章句的起源，或以为始于春秋末期，如东汉徐防称“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后汉书•徐防传》)，或以为起于西汉昭、宣时期，如钱穆称“汉儒经传有章句，其事亦晚起，盖在昭、宣以下”[24]。笔者认为，分章析句作为一种解读典籍的方式，在先秦已有萌芽。故吕思勉认为“章句之朔，则今符号之类耳”[25]，即以符号表示分章断句，体现对文本的理解。但其时既无“章句”之称，也无章句体之作，更无自成体系的章句之学。《汉书•儒林•丁宽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这是现存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章句著作，但当时并未以章句名。《楚辞章句•离骚叙》：“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仰。”如果王逸所言属实，则汉武帝时已有章句体著作，且武帝本人也提倡章句，否则，他让刘安作《离骚经章句》便是空穴来风，不合情理。武帝之后，章句体著作渐增，且以儒家经典为主。据《汉书•艺文志》、《儒林传》记载，昭帝时期《书》有《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夏侯章句》二十九卷，《小夏侯章句》二十九卷，宣帝时期《易》有《施氏章句》二篇，《孟氏章句》二篇，《梁丘氏章句》二篇；宣帝以后，《诗》、《春秋》、《礼》等经典的章句日益增多。《鲁诗》有《韦氏章句》、《许氏章句》，《齐诗》有《伏氏章句》，《韩诗》有《薛氏章句》，《春秋》有《公羊章句》、《谷梁章句》，《左传》有《刘氏章句》，足见章句之学逐渐走向兴盛。随着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日益成为利禄之途，一方面，博士、经师孜孜于章句撰述，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经生以“博士弟子”的身份研习章句。遂使章句之学成为一代显学。《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原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佘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论衡•谢短》：“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应劭《风俗通义序》：“汉兴，儒者竞复比谊会意，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辞，弥以驰远；缀文之士，杂袭龙麟，训注说难，转相陵高，积如丘山，可谓繁富者也。”都反映了当时章句之学的兴盛。这种盛况，从西汉宣帝时开始，一直到东汉明、章时代，持续了一百六十年。 章句之学既为利禄之途，经师为了争立学官，博士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遂形成不同的学派，各有严格的师法、家法。这既是章句之学繁荣的标志，同时也带来一些弊端。《汉书•大小夏侯传》：“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可见，辨论应敌，是章句的重要功能之一。经师为使自己说经严密以资应敌，不得不辗转牵引，具文饰说，由此造成章句之学日趋繁琐臃肿，枝蔓旁衍，而经文本旨反日益湮没。桓谭《新论》：“秦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佘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经义考》卷七六)这种湮没经旨、耗尽习经者终生时间与精力，而无益于经世致用的繁琐章句，在西汉后期即遭致不满与批判。东汉以来，更出现了桓谭、班固、马融、贾逵、蔡邕、卢植、郑玄等一批不好章句，不专一经，追求博洽融通的经学大师。然而，这并没有改变章句之学作为官方学术的主导地位。光武立国，大倡儒风，尊显章句之士。明帝继之，而且本人也深研章句，著有《五家要说章句》(《后汉书•桓郁传》)、《五行章句》(《东观汉记•显宗孝明皇帝纪》)。又据《东观汉记•顺帝纪》载，顺帝自小好章句，“始人小学，诵《孝经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顺帝阳嘉元年十一月，朝廷“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后汉书•顺冲质帝纪》)，开章句铨选之先河，后遂为定制。章句之学日益成为儒生入仕的要途。因此，尽管有识之士对章句之学批判日甚，其渗透力、影响力却与日俱增。在某种意义上，章句之学已成汉代经学的代称。饶有趣味的是，一些不好章句，甚至不屑于章句的古文经学家，也致力于章句撰述，如贾逵作《春秋左氏章句》，卢植作《尚书章句》，蔡邕作《月令章句》，刘表作《周易章句》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章句之学始终保持着西汉极盛时期那种繁琐支离的面貌。自章句之学初露弊端而为学者诟病之时，即开始出现一系列较长时间减省、改造章句的过程。《论衡•效力》：“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后汉书•桓郁传》：“初，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后汉书•张奂传》：“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这些改造工作，使繁琐的章句复归简朴精炼，经旨因而明朗起来，从而使章句之学继续保持其生命力。 三 《孟子章句》与《楚辞章句》 汉代章句极盛时期，一经说至数十万上百万的著作，今已荡然无存。汉代的章句体著作，只有东汉中期王逸的《楚辞章句》和后期赵岐的《孟子章句》完整地流传至今。两书注释简明，并无繁琐臃肿之弊，可见是受了削减章句思潮影响的作品。尽管如此，由于削减章句，主要是删除繁文或浮辞，其基本内容、体例不会有根本改变，因此，我们仍可以这两部著作为例，结合其他典籍，来讨论汉代章句的内容与体系特征。 《孟子章句》的注释内容，主要包括解释篇名、分章析句、串讲句义、概括章旨，训释字词等。 (一)释篇名。《孟子•梁惠王章句上》题注：“圣人及大贤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愿以为师。孔子时，诸侯问疑质礼，若弟子之问师也。鲁、卫之君，皆尊事焉，故《论语》或以弟子名篇，而有《卫灵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为诸侯师，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题篇，与《公孙丑》等而为之，一例者也。”在赵岐看来，《孟子》七篇乃仿照《论语》分篇命名。他把七篇各分为章句上、下，并在开篇阐释为何以此命名。如《公孙丑章句上》题注“公孙丑者，公孙，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问管晏之功，犹《论语》子路问政，故以题篇。”《告子章句上》题注：“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论语》曰：‘子罕言命。’谓性命难言也。以告子能执弟子之问，故以题篇。”《楚辞章句》也注重对篇题的解说。王逸分《楚辞》为十七卷，每卷之前皆有一序，交代作者、创作时间、背景、意图，解释篇名涵义等[26]，如《远游序》：“《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秀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古人著作最初多以单篇流传，篇是内容独立完整的文章单位。《孟子章句》和《楚辞章句》对篇题的解释，正表明了对这种单位的理解和重视。除了这两部章句著作，汉人在对其他经典的阐释中，也多有释篇的内容。最典型的是毛亨传《诗》，每篇篇题之下各有一序，介绍其时代背景与创作宗旨，此即小序。在每类作品之末，又计其篇数，如卷一之二“周南之国十一篇”，卷一之五“召南之国十四篇”，卷三之三“卫国十篇”，卷四之一“王国十篇”，卷十之三“《南有嘉鱼之什》十篇”，卷十四之三“《甫田之什》十篇”等。 (二)分章析句。这是章句体最基本的特征，但其产生、应用，并不限于章句著作。上文已提到，《毛诗》在每类作品后必题篇数，实际上，篇数后还有章句之数。如卷一之二“周南之国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卷一之五“召南之国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句”等。此外，每篇作品传末也必题章句之数，如卷一之一“《葛覃》三章，章六句”，卷一之四“《羔羊》三章，章四句”，卷三之二“《载驰》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等[27]。如此不厌其烦地记载篇、章、句之数，固然有规范内容与体例的用心，也表明了汉人对文章结构层次的认识与重视。这种重视，在《孟子章句》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全书七篇，每篇各分若干章，计二百六十一章，每章之末，以“章指”概括全章旨意，时兼义理阐发。如《梁惠王章句》二十三章，上篇七章，下篇十六章。上篇第一章从篇首至“何必曰利”，章指云：“治国之道，明当以仁义为名，然后上下和亲，君臣集穆，天经地义，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第二章从“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至“岂能独乐哉”，章指云：“圣王之德，与民共乐，恩及鸟兽，则忻戴其上，大平化兴，无道之君，众怨神怒，则国灭祀绝，不得保守其所乐也。”第三章从“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至“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章指云：“王化之本，在于便民养生丧死之用备足，然后导之以礼义，责己矜穷，则斯民集矣。第四章从“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至“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章指云：“王者为政之道，生民为首，以政杀人，人君之咎，犹以白刃，疾之甚也。”可以看出，章指多以简明扼要的语言概括每章的内容及义蕴，显示各章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在整篇作品中的地位或作用。如第一章“治国之道，当以仁义为名”实即《梁惠王章句》的主旨，故置于首章，统领全篇。《孟子》的文章，多开篇明义，然后从各种角度和层面展开论述。赵岐对首章及其在全文中地位的概括，极为准确。第二章论与民同乐，是对第一章主旨的具体化；第三章论王化之本，是对主旨的深化；第四章批评以政杀人，是从反面论证主旨。各章的思想蕴含及其内在关联，在章指中得到揭示和彰显，段落层次因此清晰可辨。 章是组成篇的结构单位，句则是组成章的基本单位。因此，章句体在分章之外的又一重要工作是析句。赵岐往往是以注释的位置来表示对句子的划分，在哪里作注，即表示哪里为一个语义单位。以《梁惠王上》第四章为例。此章有八处注释，前五句是梁惠王与孟子的对话，一问一答，语法关系与逻辑关系是统一的。从第六句开始，都是孟子一个人的话，从语法上看，应为一句，但赵岐却分三句疏解。这是因为，从逻辑上看，孟子的话有三层意思，其侧重点有别，共同构成一个句群，表达对暴政的厌恶和批判。最后的章指则是对以上八句所表达的中心意义，即疾以政杀人的概括。赵岐以句为单位进行的疏解，既有对字词的训释，又有对句子的串讲，更注重各句之间逻辑关系、语气承接或转换。如解说“以刃与政，有以异乎”为“以政喻人”，即为下文的“章指”张本。很显然，正是由于这些句子在思想内涵、逻辑、语气上有内在的统一性，赵岐才有可能在章指中归纳出共同的思想倾向。换言之，章句体注疏的关键是分章析句，从对章、句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注者对文本的理解及其思想倾向。这种阐释方法，与文章学是相通的。 《楚辞章句》对分章没有明确的说明，从注释中也难以看出分章的规律，但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在分别解释了若干关系比较紧密的句子后，往往对这几句话加以总的概括。如《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除了每句的字词训释外，王逸又在这段文字的最后作注曰：“言己种植众芳，幸其枝叶茂长，实核成熟，愿待天时，吾将获取收藏而飨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养众贤，以时进用，而待扬其治也。”很显然，所引注文与《孟子章句》中的逐句串讲不一样，而是对《离骚》这段纯用比喻象征手法来抒写心志的文字内涵的概括性揭示，其作用类似《孟子章句》中的章指。尽管王逸没有明确分章，但对作品的表达层次、情感脉络等还是有清晰认识的。《天问•后叙》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传，而莫能说《天问》，以文义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扬雄援引传记，以解说之，亦不能详悉，所阙者众，多无闻焉。既有解说，乃复多连蹇其文，濛澒其说，故厥义不昭，微指不皙。自游览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则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验，章决句断，事事可晓，俾后学者永无疑焉。”王逸批评以前的学者解说《天问》“厥义不昭，微指不皙”，而自矜其章句“章决句断，事事可晓”，可见他是把决断章句作为理解作品的基本条件和标准的。 (三)字词训释。章句体尽管以分章析句为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但也包括了对字词名物的训释。以《梁惠王章句上》为例。“百姓皆以王为爱也”注：“爱，啬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注：“老犹敬也，幼犹爱也”；“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注：“王侯自称孤寡”，“焉耳者，恳至之辞”；“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注：“周制：君十卿禄。君食万钟，臣食千钟，亦多矣，不为不多矣”；“晋国，天下莫强焉”注：“韩、魏、赵本晋六卿，当此时，号三晋”，可以看出，《孟子章句》的训释一般釆用直训法，简明扼要，绝不旁枝蔓衍，漫无节制，这就避免了章句的繁琐臃肿。这些注释虽然简练，内容却很丰富，除了对一般词义、词性的训释外，还有对国名、人名、引用书名篇名的解释，有对典章制度的介绍等。今文经学家在阐发义理时往往有不顾文本，随意生发的弊端，这才导致“一经说至百万余言”。赵岐的《孟子章句》重视对字词、名物制度的训释，尊重文本，以解释字词为理解文本、概括章旨，阐发义理的基本前提。只有在解释字、词、句的基础上，章指的义理才能得到落实，从而避免脱离文本而主观、随意、过度的阐释。所以，清儒焦循对这种义理给与极高评价：“赵氏于《孟子》，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发明之，所谓‘章句’也。章有其恉，则总括于每章之末，是为‘章恉’也。叠诂训于语句之中，绘本义于错综之内，于当时诸家，实为精密而条畅。”[28]认为《孟子章句》集分章析句、词义训诂、阐发义理于一体，体例精密合理。东汉以来的章句之学，正是在广泛吸收传、说、解、训、诂、微等注疏形式的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使章句之学能够适应学术思潮的变化，在一片批判声中重新焕发生机，并对后世经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章句》中分章析句的内容占了全部注释的一半以上。《楚辞章句》的注释中，释词占一半以上，且多引用前人训释成果，相比之下，带有更多传注体训诂的特点，故四库馆臣谓王注“去古未远，多传先儒之训诂”[29]。王注除了训释词义外，也兼及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的评述，用以阐发自己对诗句的理解。以《离骚》为例。“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注：“木兰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谗人虽欲困己，己受天性，终不可变易也。”“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注：“恶数指斥尊者，故变言荃也。”注文说明表现手法。“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注：“此皆灵氛之词。”注文提示篇章结构。“乱曰”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愤懑，极意陈词，或去或留，文采纷华，然后结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注文点明作品体例，这些注释，已似后代诗文评点，对于指导读者理解文本，乃至领会其写作手法，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 从经学向文章学的转折 作为经学的章句之学，何以能对后来的文章学产生影响？这是因为章句之学与文章之学虽然性质不同，却异质同构。章句之学对于文本结构与层次的发现与分析为文章学的发展奠定了形式基础。“章指”的出现，在方法论上，意味着对于批评对象在分析的基础上有一种理性的总括与综合，这种方法、观念与后来文章学中的主旨、立意乃至立主脑都有相通处。而章句之学对于典籍的分章析句、训释字词、串讲句义与后代的文章之学的文本细读和审美阐发乃至评点之学亦有启迪作用。 汉代以前，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是探讨文与德、文与质等关系以及比较笼统的修辞观，如“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等。尽管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用各种标志符号来表示对文本内容和结构的理解，理论上却未涉及文章的内部结构。到了汉代，随着经典阐释兴起，尤其是章句之学的发展和繁荣，人们对儒家经典的外在形式、体制特征、组织结构等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并由章句之学逐漸发展出六朝的文章之学，文学批评出现了从原先的外部批评扩展至内部批评的趋势。 如前所述，章句学的基本特征是分章析句，其本质是对文章组织结构的理解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把握经典的内容与思想。在汉代章句著作中，所涉及的结构层次有篇、章、句、字等。汉儒作此分析时，是为了阐释经典涵义，而非文章学探讨。然而，由于儒家思想的绝对地位及其对封建文化的全面渗透，人们常常视儒家经典为各体文章的起源及习作典范，因此，汉儒对经典结构层次的分析，自然就转化为文学批评及文章习作者对文章内在结构的自觉研讨。《论衡•正说》篇：“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有脱误)，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无以异也。故圣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礼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先秦典籍经过秦火以后，多残缺不全，其篇数与载籍时有出入，从而引起争端。汉儒为了维护己说，在解释内容篇数时，往往带有天人感应的神学色彩，如以《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尚书》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等。王充认为，圣人作经，与贤者作书一样，都是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而定其篇数的，数字本身并无深意。凡内容完整自足，可以独立表达某种思想或意义的，即为一篇。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可在同一篇中表述；不同性质、内容的材料，则要另起篇制。这纯粹出于表意的需要，与天象、神道毫无关系。王充的观点，从经学上看，廓清了神学的迷雾，而从文章学角度看，则是第一次对“篇”这个概念作明确界定。这在文章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不管从文学批评还是文章写作角度看，“篇”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单位，作为文章结构层次中的最高层，都是我们必须关注而且首先关注的对象。 不仅如此，王充对文章结构中的各个层次也有所探讨。《正说》篇又说：“夫经之有篇也，犹(同‘由’)有章句也。有章句，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这是现存文献中最早阐述文章的意义层次与结构组合的资料，明确了篇、章、句、字在文章中的层次地位、组合关系和相互作用。其立足点是儒家经典，其论述方法是汉儒解经时最常用的章句分析法。而这一方法所体现的思维特征，与写作构思时整体——分析——综合(整体)的思维运动程序完全吻合。经学中的章句之学，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文章之学。后来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所说“积句而为章，积章而为篇”，刘知几《史通•叙事》“句积而章立，章立而篇成”莫不基于此论。 汉代以后，章句这一术语，也逐漸为文章家所用，从而具有了文章学意义。如曹植《答诏示平原公主诔表》赞美对方的文章，特地强调“文义相扶，章章殊兴，句句感切”，正突出了章和句在文章结构层次中的重要性。谢脁《酬德赋》：“连篇章之莫(谟)训，欲寄言于往句。”也是以章和句代指辞章作品。沈约《<梁武帝集>序》：“汉高、宋武，虽阙章句，歌《大风》以还沛，好清谈于暮年。”何逊《下直出溪边望答虞丹徒敬》：“夫君美章句，席丈珍梁楚。伊余忝摄官，含毫亦禁阻。”《颜氏家训》卷上：“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则章、句连称，合为一词，指代诗赋作品。这些章、句对举或合称的例子，透露了章句之学在六朝发展为文章之学的轨迹。 章句之学与文章之学的出发点不同：前者是为了分析典籍，后者则是为了教人写作。王充提出文章内部的结构层次问题，呈现向文章学转化的趋势。此后从文章写作的角度考虑如何安排结构，把各种分散、独立的材料，组织成逻辑严密、层次清晰、秩序井然的有机整体，逐渐为文学批评界所关注。晋陆机《文赋》从研究“作文之用心”出发，提出写作要“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的要求。吕延济注曰：“选择义理，按比而用之，以为部次；考摘清浊之词，以就班类而缀之”。徐复观以为，“所谓部者，指从整体所分出的单位，就文章而言，即是一篇中所分的段落”；“所谓分义按部者，乃分配内容，安置于作品中适当的部位”。[30]这实际上就是如何布局谋篇，有理有序地组织文辞与内容的问题。对此，陆机提出一个总的原则，即“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意思是说，艺术结构的安排在于使义和辞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以便构思中形成的精彩意象得到具体体现。“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六句，则以比喻的手法，列举了六种不同的艺术结构方式，说明艺术构思要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灵活采用各种各样的结构方式。如果没有统筹安排与合理布局，就会在条理、层次上造成“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之类的重复与混乱。 五 篇翰意识的突显 在章句之学转向文章之学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六朝人篇翰意识的加强。文章学所探讨的布局谋篇、结构层次等问题，探讨对象主要是那些内容集中、结构完整、体制独立的篇翰，而非成部著作中的片段。而汉代以来辞章写作的高度繁荣以及人们学习写作的实际需要，则是这种探讨的内在动因。梁萧绎《金楼子•立言》谓：“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谓汉代“家家有制，人人有集”，未免夸张，但足以看出当时辞章之盛。又章学诚谓“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文史通义•文集》)，刘师培谓“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等， 都一致强调两汉尤其是东汉文章写作的繁荣。这些文章的形态，都是独立成篇的制作，讲究文采和词藻，与“以立意为宗”或“成一家之言”的著作不同。这可从《后汉书》对传主著作的著录看出来“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文苑•傅毅传》)“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文苑•李尤传》)“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班固传》)“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孔融传》)可以看出，《后汉书》著录传主著作，有固定的体例，即详载各种文体，最后统计篇数。这些能归人某种文体的制作，自然都是独立成篇的。对于一些当时尚无明确文体归类的作品，如《哀典》、《典引》、《宾戏》、《应讥》等，则列举篇名，且与其他文体一起统计篇数，可见也是独立的篇制。在《后汉书》中，这种篇制与经、史、子著作决不混淆。如《马融传》载：“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贾逵传》载：“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文苑•杜笃传》：“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都把自成部帙的学术著作与单篇的辞章分开著录和统计，其区别非常严格。这些材料表明，随着各体文章写作的兴盛，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些制作与学术著作性质的不同以及体制形式的差异。换言之，东汉以来的篇翰意识已经非常明确和自觉了。[31] 独立成篇的文章，体制短小，易于散佚，汇为一集，才便于保存。《隋书•经籍志》与《四库全书总目》都把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视为荟萃各体文章的总集之始。《晋书•挚虞传》云“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所谓“类聚区分”，指《文章流别集》分体编次各类文章的体例。据邓国光考证，此书所涉文体，达四十一种之多。[32]这些能归入某体的文章，自然都是独立的篇制。至于这些篇制是否包括从成部著作中截取的片段，由于原书已佚，不能遽断。而在体例上明显受《文章流别集》分体编次影响的《文选》，则对此有明确的阐述。《文选序》曰：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序文明确指出《文选》的收录标准首先是单篇文章即“篇章”、“篇翰”、“篇什”，而不收经、史、子等成部著作。这一方面是为了划清文章与学术著作的界限，反映了文章写作摆脱对于学术范畴的依附，走向独立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编纂体例的需要。王运熙、杨明先生认为，自西晋以来，四部分类法逐渐成立。编纂某人著作，一般都将单篇文章汇为别集，而成部著作则依其性质归入各部，不再割裂以入文集。因此，尽管许多子、史著作符合“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也不收录。章学诚曾批评《文选》录贾谊《过秦论》、曹丕《典论•论文》为割裂子书，自乱其例。其实，这些作品虽出自子书，但长期以来单出别行，布在人口，其性质已近于独立的辞章，因而并非自乱其例。[33]《文选》所收录的作品都是独立于学术著作的单篇制作，人们在阅读、学习和揣摩中，自然会使这种独立成篇的意识得到加强。 东汉以来文体学繁荣。文体学的对象，就是具有独立文体意义的文章即“篇翰”。从曹丕《典论•论文》开始，到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直至刘勰《文心雕龙》，文体分类和文体批评开始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式。尽管在追溯文体起源时，可能会涉及先秦著作，但在探讨各体文章的体制程式、体貌特征时，所举作品多是秦汉以来的单篇制作。而任昉《文章缘起》虽以探讨各体文章之缘起为宗旨，也决不攀附六经。《文章缘起序》说：“此盖取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之始，故因录之，凡八十五条，抑亦新好事者之目耳。”[34]任昉虽然认识到《六经》中已包含一些有文体意义的片段，但他一概不录，只录秦汉以来各体文章之始。从所录八十五体来看，基本都是汉代以来独立成篇的辞章之作，先秦只有屈原《离骚》、宋玉赋等少数单行已久的名篇。这些作品都有比较成熟的文体形式，都有明确的作者和创作年代，是任昉心目中具有文体定型意义的、独立完整的篇章。所以任昉所谓“文之始”的含义，决非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的溯源，更有文体独立，定型与规范之始的内涵[35]。任昉所要讨论的，是脱离经学束缚的个体文章创作，因此，绝不随意截取经史子或乐舞歌辞中的片段。《文章缘起》的著录，与《文选》一样，充分反映了东汉以来日益觉醒的篇翰意识，在南朝得到了空前的突显。魏晋以来文集的编纂、文体学的发展，都与这种意识的不断强化密切相关。 汉代王充以篇、章、句、字为层次，以“篇”为文章独立的基本单位，这种观念从章句之学而来，但同时也隐含文章学的篇翰意识。而南朝篇翰意识的突显，既反映了当时文坛的实际情况，又是文章之学兴盛的前提和基础：从结构形式理论的角度看，文章之学即篇翰之学。 六 《文心雕龙•章句》的文章学理论 南朝篇翰意识的自觉，文章写作日益从学术著作中分离出来，与文章之学从经学章句中分离出来，走向独立发展，是齐头并进、相辅相成的。王充、陆机的文章结构论还比较简略、抽象，到了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立《章句》、《镕裁》、《附会》等篇，全面总结汉代以来章句研究的成果，吸收前人关于文章结构理论的精华，构筑了一个完整、严密的文章结构论体系，《章句》篇成为经学的章句之学向文章之学转变的标志。 《文心雕龙•章句》开篇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这里对章、句的概念作了界定。“位言曰句”，谓句是安排语词的单位。句要“联字以分疆”，也就是联结语词以形成意义独立的句子。“宅情曰章”，谓章是表达思想感情，安排文章内容的单位。章要“总义以包体”，即总括若干语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对章、句二词的解释，没有采用传统的训释。《说文》：“乐竟为一章”，“句，曲也”。这是关于章、句二词本义的权威解释，为一般训诂学家所接受。刘勰则撇开一切训释传统，直接从文章学切入，用的是引申义。这表明“章句”一词的文章学意义在南朝已成共识。刘勰认为章、句是文章层次结构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故采用汉代章句学术语作为篇题，这正显示了文章之学与章句之学的契合之处。 《章句》篇所涉文章学内容极为丰富，其核心在于对文章的结构层次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章句》曰：“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这里提出了篇、章、字、句相生相依的关系。就成文而言，是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但从构思而言，恰好相反，先考虑全篇主旨以及相关论点或材料，考虑分章节，章节确定后，再遣词造句。不但章与章、句与句、字与字之间有密切联系，章、句、字三者之间，也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字是句的基础，句是章的基础，章是篇的基础。刘勰把文章内部的各个层次作为统一的有机体来看，这里就有一个如何布局谋篇的问题。《章句》说：“夫裁文匠笔，篇有小大，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在刘勰看来，章句的安排，应随表达内容之不同而因时制宜，没有固定之准式，但仍有一定的原则，即从全局出发作妥善布置，使各部分内容如蚕茧之抽丝，鳞片之比次，自始至终，排列紧凑，层次井然，起笔宜暗示迹象，埋伏线索；收笔宜检阅过脉，回应前文，如此，不仅外在辞藻绮丽精工，更有内在的义脉贯注、浑然一体，否则便会文理颠倒错乱，文辞破碎支离。 文章结构论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章句》篇所谈结构层次问题，在《镕裁》、《附会》等篇中又多所阐发。故黄侃云：“舍人此篇，当与《镕裁》、《附会》二篇合观，又证以《文赋》数言，则于安章之术灼然无疑矣。”[36]《镕裁》篇云：“规范本体谓之镕，剪截浮词谓之裁”，并将“镕裁”置于“蹊要所司”的地位。所谓镕，指提炼主旨，使文章纲领分明，所谓裁，指剪裁浮词，使文章不芜杂。只有下了镕裁的功夫，才能使文章“首尾圆台，条贯统序”；反之，“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意谓未经镕裁，随意走笔，便会题旨不清，纲领不明，造成文义上的骈拇枝指和文辞上的附赘悬疣，自然也就谈不上布置结构，安排章句了。《文心雕龙》先立《镕裁》，后立《章句》，或即有见于此。《章句》之后，又有《附会》篇，更为具体地论述安章之术。开篇云“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总文理”指综合文章义理以确定主旨，“统首尾”指文章首尾完整，前后一贯“定与夺”指决定内容的取舍增删，“合涯际”指章节之间巧妙过渡密合无间，“弥纶一篇”指按一定的层次结构把内容组织成统一的整体。“杂而不越”，指内容虽多，文辞虽繁，却不越出主题之外。可见“附会”谈的是谋篇命意、布局结构问题，这个问题在写作中若筑室之基构，裁衣之缝缉，地位十分重要。 如果说，汉人发现文章的结构层次，刘勰的创造性是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文章结构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整体。[37]所谓“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釆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文心雕龙。附会》)。每一部分都是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所不可缺少的，既各施其用，又相互协调。《附会》对此进一步阐发：“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总务纲领，趋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认为不管内容如何复杂，文辞如何繁富，都必须环环紧扣题旨，为表现题旨服务，这样才能把各个层次、各种内容安排得“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才是掌握了附会之术，并认为“善附者异旨如肝胆，拙会者同音如胡越”。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刘勰论文章结构安排，非常重视从主旨出发，一切为表现题旨服务，这就是他再三致意的“总文理”、“总纲领”，又以驾车为喻，称之“总辔”。刘勰指出，在文章写作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制首以通尾”，即全盘考虑，合理布局，所以能去留随心，修短在手，可惜这种人只是少数；一种是“尺接以寸附”，想一段写一段，想一句写一句，没有全局观念，结果必然统绪失综，义脉不流， 这种人占多数。在刘勰看来，题旨就是文脉，是统摄文章所有内容、所有层次的主导力量，正如人的脉管中循环流淌的血液，赋予所有肢体和器官旺盛的生命一样。结构的安排，内容的去取，都要适合表现题旨的需要，否则就会义脉滞涩，文体偏枯，缺乏艺术的生命力和感染力。《附会》篇又说：“夫画者谨发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锐精细巧，必疏体统。故宜诎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此命篇之经略也。”画工若舍本逐末，只醉心于须发等琐碎细小的内容，那么，刻画再精工、再逼真，也不能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或内在神采。写文章也一样，必须从题旨出发，合理安排内容和结构，去小存大，去粗取精，抛弃一切多余的修饰，无用的言辞，这样才能做到弥纶一篇，杂而不越，首尾圆合，义脉贯注，使文章所有部分、所有细节都和谐一致地向着共同目标驰进。 刘勰关于文章结构层次理论，是其文章学的重要内容，对后世有深远影响。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以人体喻文章，即脱胎于刘勰。《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定位》诸篇，关于立意、谋篇、布位的原则以及通过开合、过渡、埋伏、照应等结构技巧，使文章首尾圆合、义脉贯注的论述，与《文心雕龙》之《镕裁》、《章句》、《附会》诸篇一脉相承。宋代的古文评点，如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等，非常重视文章结构，通过评点名家名作，示人以谋篇布局之法。强调过渡照应、开头结尾以及脉络连贯、层次分明等。到了明清两代，批评家不仅研究散文、诗歌结构，还扩大到小说、戏曲领域。八股文理论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文章结构论，其起承转合等结构观念，在《文心雕龙》中早有发端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强调结构的完整性，重视经营人物出场顺序、情节线索贯串和避犯之妙，毛宗岗在《三国演义》评点中提出两种安排结构之法，一是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二是联络起结关目，尽变错综文势，李渔倡导戏剧创作中“结构第一”，并提出了立主脑、减头绪、脱窠臼、密针线等结构安排原则。这些观点，都继承并丰富、发展了刘勰的文章结构理论。 《章句》篇除了论结构层次外，还有句式、用韵等内容。句子是标志语言自然停顿的最小单位，也是构成文章层次的基本单位。在刘勰看来，句式长短，虽无定准，但大体而言，则以四字、六字为适中，偶用三字或五字，只是应变之权宜。这种观点，反映出南朝骈体日盛，四六句已成为文章中最普遍、最常用的句式。六朝盛行文笔之辨。用韵问题也是刘勰所关注的。诗赋用韵，多在句末，故韵脚既是断句的标志，也是句法的重要内容。用韵的变化，往往暗示着文义的变化，声情的曲折，结构的转换，因此，用韵与章法密切相关。两韵即转，则文气太促，躁动不宽百句不迁，则声韵单调，唇吻告劳。在刘勰看来，两者皆不足取，而应有所折中，即四韵一转，最符合节奏韵律之美。这是对当时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有力推进了五言八句诗体的繁荣，为唐代律诗篇制的定型打下了理论基础。《章句》篇还论及虚字，把虚字分为“发端之首唱”、“札句之旧体”、“送末之常科”三类，并准确揭示出虚字作为“语助余声”所具备的弥缝文体、衬贴语义，从而使文势飞动，开阖自如的表达作用。六朝盛行的骈体文，句式以四六为主，容易造成文气窒塞。刘勰就此提出如何运用虚字，确属卓见，其论述已超越了汉儒讨论虚字的训诂学范畴而具有了文章学意义。 《文心雕龙•章句》篇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可分为章和句两大部分。论述文章结构层次及如何布局谋篇的，是章；论述句式、用韵、虚字问题的，是句。章是句的组合，句是章的基础。两者在文章中的层次虽然不同，但互相作用、互为依存，共同为表达题旨服务。当然，布局谋篇、遣词造句涉及的问题非常多，难以在一篇之中谈全、谈透。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目中，多方申发、补充这些问题。上文已谈到《镕裁》、《附会》所涉构思布局问题。此外，《练字》篇主要谈实字如何“缀字属篇”，与《章句》中谈虚字结合起来，可更全面地看出篇章字句的关系；《丽辞》篇谈对偶，《声律》篇谈声韵，《隐秀》篇谈秀句，也都关系到句法句式，是探讨章句不可或缺的内容。从立意谋篇到练句练字，《文心雕龙》已构建了文章学的基本体系。 七 文章学对经学的反哺 从先秦句读意识的产生到六朝文章之学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代是一个重要的转关。在汉儒的章句之学中，对儒家经典篇章结构的重视，使经学逐漸摆脱字词训诂、义理阐发的局限，开始关注字词与篇章、内在义理与外在形式的关系，从而使经学研究带上文章学色彩。到了南朝，随着文章写作的繁荣、篇翰意识的突显和理论探讨的热烈，刘勰对汉代以来的章句之学与文章之学给予系统的总结，不仅从阅读理解的角度对分章析句进行理论阐发，更从创作规律、写作技巧上对于文章的篇章字句等结构层次进行多方探讨，其内容之丰富，分析之辟透，立论之精当，使《文心雕龙》成为一部空前绝后的文章学巨著，为后世文章之学开无数法门。刘勰之后的文章学研究，如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刘知几《史通》、(日)释空海《文镜秘府论》、陈骙《文则》、陈绎曾《文说》等著作中关于文章结构布局的意见，无不吸收刘勰的理论成果。而唐代以来大量产生的诗格、诗话、文话类著作中，布局谋篇、结构层次等问题，一直是批评家关注的内容。在唐宋八大家古文理论、明代以来的八股文理论、小说戏曲理论中，布局谋篇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其受刘勰章句理论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的文章学理论是由汉代章句发展而来的，反过来又对经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在《毛诗正义》中，孔颖达于《周南•关雎》篇末，为“章句”一词作了两千余字的疏，阐述了篇章句字的性质和历史演变，以及《诗经》章法、句法特征，是对刘勰章句理论的补充和发展。疏云： 句必联字而言。句者，局也。联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总义包体，所以明情者也。篇者，遍也。言出情铺，事明而遍者也。…… 章者，积句所为，不限句数也，以其作者陈事，须有多少，章总一义，必须意尽而成故也。累句为章，则一句不可，二句得为之，《卢令》及《鱼丽》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则《麟趾》、《甘棠》、《驺虞》之类是也。其多者，《载芟》三十一句，《閟宫》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过也。 篇之大小，随章多少。风、雅之中，少犹两章以上，即《驺虞》、《渭阳》之类是也；多则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类是也。唯《周颂》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鸟》皆一章者，以其风、雅叙人事，刺过论功，志在匡救，一章不尽，重章以申殷勤，故风、雅之篇无一章者。颂者太平德治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写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 或篇有数章，章句众寡不等，章有数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体无恒式也。 以上引文以《诗经》为例，论述篇、章、句、字的关系，显然是演绎刘勰的章句思想，而又有新的发展。一是根据刘勰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的说法，明确提出篇章、句法上“少不减二”的原则。句由字构成，“一字不制”；章由句构成，“一句不可，二句为得之”；篇由章构成，“风、雅之中，少犹两章以上”。孔颖达还进一步指出这种章句法则，并非人为的机械规定，而是出于意义表达的需要，所谓“一字则言蹇而不会”，“章总一义，必须意尽而成故也”。二是明确把句中用字分“制义”、“为助”两类，其区分标准是“为义”与否，即是否表达实在的语义内容。这一观点，成为后世实字虚字说的先导。孔疏中还谈到用韵问题：“诗之大体，必须依韵。其有乖者，古人之韵不协耳。之兮矣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中，不以为义，故处末者皆字上为韵。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类也。兮者，其实七兮，迨其吉兮之类也。矣者，颜之厚矣，出自口矣之类也。也者，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之类也。”把“为义”与“为韵”联系起来，提出了义、韵一致的观点，不为义者不为韵。因此，诗句中若有语助，韵脚必在语助之上，今人或称句中韵。这是对刘勰章句论中声韵说的发展，对于正确认识《诗经》韵例，了解其句式句法，有重要贡献。 唐代经学中，明显受《文心雕龙》章句论影响的，又有成伯玙《毛诗指说》。此书《文体第四》专论《诗经》的章法、句法、用韵、虚字等。四库馆臣评此书云：“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长短，篇章之多寡，措辞之异同，用字之体例，皆胪举而详之，颇似刘氏《文心雕龙》之体，盖说经之余论也。”确实，不管是孔颖达对“章句”的义疏，还是成伯玙论《诗经》文体，其出发点已不是解释经文内容或阐发其蕴含的义理，而是以经书作范例，从文章写作学角度，探讨其章法结构、遣词造句等艺术表现手段。[38]这些探讨，不管在内容、观点还是方法上，都打上了刘勰章句论的烙印，深刻反映了文章之学对经学的影响与渗透。由经学发展而来的文章之学，又反作用于经学，这一现象，再次生动地说明了文学与其他文化学术同源共脉、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注释： [1]限于篇幅，本文所论文章学的内容以六朝为中心。 [2]《文心雕龙札记》第1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说文解字注》第6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l981年版。 [4]《说文解字注》第88页。 [5]《周易•艮》六五之爻辞：“艮其辅，言有序，悔亡。”孔颖达《周易正义》云：“言有伦序，能亡其悔。”方苞在《又书货殖传后》(《望溪集》卷二)谈到文章学的“义法”时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6]参见陈邦怀《永盂考略》，《文物》1972年第11期。 [7]参见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侯马盟书•前言》，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8]参见袁晖、管锡华等著《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第4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9]参见《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第52—53页。 [10]参见《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第56—63页。 [11]参见《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第65—75页。 [12]《文心雕龙札记》第128页。 [13]如章学诚《文史通义•篇卷》提出：“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无他义也。”马衡以为“以篇计者为竹木，以卷计者为缣帛”，见《凡将斋金石丛稿》第262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钱存训也认为，篇和卷既然分列，当系材料和单位不同，见《书于竹帛》第8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14]参见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汉简缀述》第30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15]参见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第27—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中国经学史》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7]《经书的衍成》，(台北)《孔孟学报》(第19期)，1970年。 [18]参见《今古文经学新论》第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9]参见《〈白虎通义〉是不是章句》，《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20]《文字学四种》第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21]《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2]《孟子正义》卷一，第2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新编诸子集成》本。 [23]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袁稿》分汉儒经术为微言大义之学与章句之学两派，把章句与义理对立起来，后来学者多不取其说。 [24]《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23—224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5]《章句论》，《文字学四种》第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26]在《九歌》、《九章》两组作品中，只有大篇题“九歌”、“九章”之序，其中各单篇，如《湘君》、《湘夫人》、《哀郢》等无序。 [27]这些篇、章、句数的统计，是否出自毛公，尚可存疑，但出自汉人之手，应无疑问。 [28]焦循《孟子正义》卷一，第27页。 [2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 [30]《文赋集释》第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31]《后汉书》作者范晔是刘宋时人，而其撰述所据文献如《东观汉记》等，主要是汉代的。因此，此书可能兼有汉人与六朝人的文章观念，但这并不影响笔者的判断。 [32]详参《挚虞研究》，第243页，香港学衡出版社1990年版。 [33]详参《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二章第五节。 [34]《事林广记》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218册，影元至顺刻本。 [35]详参吴承学、李晓红《任昉〈文章缘起〉考论》，《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36]《文心雕龙札记》第144页。 [37]参考吴承学《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的批评》，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 [38]宋代注疏中，朱熹《四书章句集释》、《诗集传》、《楚辞集注》等，多分章析句以阐释经典，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章与章、句与句之间的结构脉络，是对唐前章句之学与文章之学的综合运用。如《离骚》：“自‘汩余’至此，三章同用一韵，意亦相承。”“自‘怨灵修’以下至此，五章一意，为下章回车复路起。”这样的注疏，显然不是单纯的解释文义、概括章旨，而是包含着对章节之间逻辑关系、结构脉络的揭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