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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花芳草是《离骚》出现频率极高的物类，屈原赋予它们丰富的象征意义。王逸《楚辞章句》在总论《离骚》时写道：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谄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 这段话成为评论楚辞的经典之言，其中香草美人意象更是得到普遍的重视。《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以多种方式与香花芳草发生关联，用香花芳草来象征自己峻洁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屈原刻画出的是一位香花芳草浸润缭绕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其中佩饰意象出现的频率最高，是香草意象群落的典型代表。 一、从《山海经》的楚地佩饰传说到《离骚》的佩饰意象 《离骚》抒情主人公以多种方式与香花芳草发生关联，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8种方式：用它们做服装、做佩饰、充当食物和饮料、作为礼品，香花芳草是抒情主人公揽持的对象、依傍的对象、培育的对象，是用于拭泪的物品。在这8种关联方式中，分布是不均衡的。《离骚》集中出现抒情主人公与香花芳草发生关联的共16处，其中以香草为佩饰的8处，占总数的一半，在所有关联方式中居于首位，远远高于其他类别的关联方式。为什么在诸多关联方式中，抒情主人公对于以香草做佩饰情有独钟，反复渲染？这是个令人深思的现象，也是解读《离骚》不可回避的问题。 人类佩戴饰物，具有久远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这种习俗继续存在，并使佩饰获得新的象征意义。周代创造的是礼乐文明，崇尚威仪之美，其中玉佩就是作为威仪之美的重要因素而存在。儒家出现之后，玉佩作为重要的礼器，得到充分的认可，并作出许多相应的规定，《礼记•玉藻》写道：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孔子佩象环五寸而綦组绶。这里对贵族各个阶层所佩玉饰的质地、色彩以及用以贯玉丝带的色彩都作了具体规定和说明，体现出鲜明的等级观点，礼乐文化的威仪之美，通过各阶层玉佩的差别显示出来。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审视，屈原在《离骚》中对佩饰给予高度关注，把它作为重要的表现对象，继承的是原始文化和周代礼乐文明的传统，有其历史渊源和大的文化背景。 但是，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周代礼乐文明是把玉佩作为贵族威仪之美的重要标志，而《离骚》出现的佩饰却是由香草制成，而不是以玉为佩。其中虽然也有“折琼枝以继佩”之语，但这里指的是玉树，属于植物，而不是玉石。要解开屈原以香草佩饰置换玉佩之谜，还需要进一步寻找原因。 楚族发祥于江汉流域。从《山海经》一书可以发现，西南地区的先民对于人的佩饰格外关注，赋予它特殊功能。《山海经•五藏山经》提到许多奇异的存在物，它们能和人发生感应，实现生命能量的传输，使人的生命随着所接触的自然存在物而发生变化，出现或吉或凶的效果。人和那些奇异的自然存在物进行生命感应的方式主要有3种，即食之、饮之、佩之。《山海经》出现的人以自然存在物为佩饰并且出现生命感应的记载共6处，其中4处见于《南山经》，1处见于《西山经•西次一经》，1处见于《西次三经》。 《南山经•南次一经》开篇有如下记载： 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有木焉，其状如穀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丽 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 郭璞注：“瘕，虫病也。”《南山经》是自西向东依次排列，起于招摇之山，终止于箕尾之山。箕尾之山处于东海，在招摇之山和箕尾之山中间有青丘之山，位于吴地。从地理位置判断，招摇之山位于西南。招摇之山有狌狌，即猩猩。《山海经•海内南经》也提到狌狌，排在它后面的条目出现的是巴地、丹阳和孟涂的传说，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秭归曾是夔国所在地，是楚族分支。这样看来，《南次一经》的招摇之山，是在楚国境内，或是与楚地相邻，那里流传着佩饰可以祛除疾病的说法。其中的迷穀，明确标示是植物，属于木本类。育沛，当指某种水族动物。 《山海经•南山经•南次一经》还有如下记载： 杻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怪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宪翼之水，其中多玄龟，其状如龟而鸟首虺尾，其名曰旋龟，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聋，可以为底。 鹿蜀其大如马，不可能作为佩饰，因此，郭璞注：“谓佩带其皮毛。”按照《南次一经》的标示，杻阳之山西距招摇之山1050里，东距箕尾之山1650里，位于长江中游，也在楚地。其中提到两种佩饰具有药物功能，指的都是动物。 《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一经》有如下记载： 浮山，……有草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厉。 厉，指恶疮。按照《西次一经》所示，浮山在华山西部460余里，浮山东50里的丹水，“东南流注于洛水”。据此推断，浮山位于今陕西东南、湖北西北，和楚地相邻。浮山的薰草作为佩饰，可以医治恶疮一类皮肤病。 《山海经》提到佩饰具有药物功能的记载共6条，其中5条是在楚国及其相邻地域。它表明，在楚地神话传说中，佩饰得到特殊的关注，是从生命层面看待人和佩饰的关系，认为人和他的佩带物能够进行生命感应，所佩带的物品会把本身的生命能量传导给人，使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疾病具有免疫力和抵抗力。至于佩饰把什么样的生命能量输送给人，是由佩饰本身的属性决定的。迷榖“其华四照”，它的花朵放射光芒，因此，人以它作为佩饰会保持头脑清醒，不会迷失方向。鹿蜀五彩斑斓，兼有龙和马的形体特征，带有神奇性，因此，佩带它的皮毛能使后代蕃盛。龟用于占卜，在古代是智慧的象征，能预测未来，所以，佩带玄龟使人耳聪，能达到既定目标。至于薰草，则因其形态美丽、香气袭人，佩带它能治皮肤病。人在佩带这些动植物的过程中，使自身的生命获得和佩饰相同的属性，使生命力更加旺盛。楚地先民用生命能量传输的观念看待人和佩饰的关系，对佩饰给予特殊的关注。《离骚》中反复出现与佩饰相关的意象、情节，和楚地先民从生命层面看待佩饰的功用有直接关系。 周代礼乐文明崇尚威仪之美，佩饰主要指的是玉佩，由玉制成，《诗经》出现的佩饰无一例外都是玉制。《山海经》所载与楚地相关的佩饰传说共5条，其中《南次一经》招摇之山条目提到的育沛究竟所指何物，已经无法具体落实。其余4条，用作佩饰并且具有保护生命功能的佩饰或是取自植物，或是取自动物，取自植物的两种：迷穀、薰草；取自动物的两种：鹿蜀、玄龟。它们都是富有生命活力的自然存在物，因此能把自身的生命能量传导给人。《离骚》反复出现的佩饰，都是由香草制成，而不是体现周代威仪之美的玉佩，这和楚地先民对植物佩饰的崇尚有直接关系，可以和《山海经》有关楚地植物佩饰的记载相互印证。 《山海经》所记载的有关楚地以动植物为佩饰的传说，可以真正解开《离骚》的佩饰之谜，找到《离骚》佩饰意象、情节的直接生成根据、它们具体属性的由来。楚地先民从生命层面看待人与佩饰的关系，使得屈原对佩饰给予特殊关注；楚地传说中把生命能量传给人、产生积极效应的佩饰或为植物，或为动物，都是充满活力的生命机体，从而使得《离骚》中出现的都是香草制成的佩饰，而不是体现周代威仪之美的玉佩。 《山海经》记载的楚地具有药物功能的佩饰有两类，一类取自动物，一类取自植物，《离骚》出现的佩饰是香草制成，全都取自植物。这种情况是由佩饰的实用性及社会风尚造成的。在先秦典籍中，经常可以见到以玉为佩、以植物为佩的例子，而取自动物的佩饰则极其罕见，明确记载的有孔子的门生子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写道：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 子路在未入师门之前，质直鄙野，是位勇士。他以猪的腿骨为佩饰，并在帽子上以雄鸡羽毛为饰，显示自己的勇敢无畏、任性使气。 《韩非子•观行》写道： 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 韦，指熟牛皮，质地柔软。弦，指弓弦。西门豹、董安于佩带的是皮革，这在当时属于罕见，作为特殊事象而被记载下来。整个贵族社会以佩玉为常规，而佩带取自动物的饰品则是例外。相反，以植物作为佩饰，在当时却是比较流行。《礼记•内则》记载：“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郑玄注：“容臭，香物也，以缨佩之。”这里所说的香物，指散发芳香气息的植物，用缨带加以系结作为佩饰。这是未成年人必备的装束。《礼记•内则》还写道：“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茝兰，则受而献诸舅姑。”朱彬《礼记训纂》引吴幼清的注释： 佩，谓杂佩。帨，谓帨巾。茝，一作芷，即香白芷也。兰似泽兰。二物皆香草，干燥则囊而佩之于身，取其芳馨也。① 吴幼清所作的解释是正确的。古人确实以香草为佩饰，但不是直接把香草佩带在身上，而是把干燥的香草粉碎之后装入囊中，用缨带系结在身上，即古代常见的香囊。《礼记•内则》所说的未成年人的容臭，指的应是香囊。 先秦时期确实存在以香草为佩饰的习俗，是把加工过的香草装入囊中佩带在身上，而不是用原生态的香草作佩饰。《离骚》的抒情主人公以香草为佩饰，可以从当时的民俗中找到根据。先秦时期，玉佩是贵族身份的象征，而香囊类佩饰则处于次要地位，主要见于平民、妇女和儿童。到了《离骚》这篇作品，香草佩饰成为抒情主人公的人格象征，并且是用原生态的香草制作佩饰，而不是像世间那样把干燥的香草粉碎之后装入囊袋，系在身上。 二、《离骚》中佩饰原材料的药物功能 《山海经》中记载的楚地佩饰传说渗透强烈的生命意识，用于佩带的动物或植物都具有优良的生理素质、旺盛的生命力，能把它们的生命能量传导到人的身上。《离骚》中所选择的用于制作佩饰的香草，同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有的还有药物功能。 《离骚》用于制作佩饰的香草有蕙，诗中写道： 擥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 这几句诗提到多种香草，都是制作佩饰的原料。用香木根和白芷相系结，把薜荔的花心串起来，菌桂联缀蕙草，又用草搓成长绳。制作佩饰的原料都是香草，但抒情主人公对惠草看得更重，下一段在叙述遭到楚王疏远时称：“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意谓楚王给自己加的罪名是以蕙草为佩饰，以及采集白芷。蕙草是佩饰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把佩饰称为蕙纕。 《离骚》中多次提到蕙草，其中历数夏、商、周明君的招贤用士时有“岂维纫夫蕙茝”之语，用蕙、白芷这类香草指代贤人。对此，洪兴祖补注写道： 《本草》云：“薰草一名惠草，生下湿地。……引《山海经》云：薰草麻叶而方茎，赤花而黑实，气如蘼芜，可以已厉。”这里所引的《山海经》之语出自《西山经•西次一经》，但不是原文照录，而是有删节。 《离骚》中用于制作佩饰的蕙草，就是《西次一经》所记载的薰草，楚地传说薰草芳香飘溢，佩带它可以治疗皮肤病，使人保持美好的形貌。《离骚》的抒情主人公以蕙为佩， 着眼于它美丽的形态、浓郁的香气，对于它的药物功能，屈原作为楚人应当是很清楚的。抒情主人公以蕙为佩，渗透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 《离骚》抒情主人公用于制作佩饰的还有秋兰，是“纫秋兰以为佩”。兰，指兰草，对此，洪兴祖补注所叙甚详，但有一条重要的先秦史料他没有援引，那就是《左传•宣公三年》的记载： 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 穆公有疾，曰：“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兰而卒。 在这个传说中，兰草和郑穆公的生命息息相关。先是她母亲梦见天神使者向自己赐兰草，实际是赐给她未来的儿子。接着，他母亲令郑文公以兰草为信物而怀孕。郑穆公因兰而生，以兰为名，又正值刈兰而死，他的生死与兰相伴随，兰的生命和郑穆公的生命浑然一体。兰作为生命的象征而存在，《诗经•郑风•溱洧》在描写郑地男女春天集会时称：“士与女，方秉蘭兮。”蘭，指兰草。青年男女手持兰草戏谑择偶，兰草作为美好生命的表现和寄托而出现。《离骚》的抒情主人公以兰草为佩饰，同样有生命意识灌注其间。 《离骚》用于制作佩饰的香草还有菌桂，“矫菌桂以纫蕙”，把菌桂和蕙草相联缀。关于菌桂，朱季海《楚辞解故》引《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十二有如下记载：“菌桂，味辛温，无毒。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久服轻身不老，面生光华，媚好常如童子。”② 菌桂是一种具有药物功能的植物，服用之后能使人延年益寿，甚至把它说成是长生不老之药。菌桂，即圆形桂草，“《说文》云：‘圜谓之囷，方谓之京。’是囷圆声近义同。箭竹小而圆，故谓之箘也。竹圆谓之箘，故桂之圆如竹者，亦谓之菌，《名医别录》云：‘菌桂正圆如竹’是也。”③ 菌桂是圆形桂，古人认为桂是具有长生功能的药材。《艺文类聚》卷八九引古本《列仙传》：“范蠡好食桂，饮水卖药，人世世见之。”范蠡是传说中的仙人，他的长寿秘方是以桂为食。今本《列仙传》刘向赞语有“范蠡御桂，心虚志远”两句，可见古人确实认为桂树具有药物功能，人在服用之后能够成仙。后来月亮神话中有桂树，是因为先民把桂树视为能使人成仙之树，所以在想象中把它植入月宫仙境，《离骚》抒情主人公把菌桂作为佩饰的主要原材料，为的是与自己进行生命感应，使自己的生命力长盛不衰。 《离骚》抒情主人公用于制作佩饰的还有薜荔，“贯薜荔之落蕊”即把薜荔的花心串联起来，作为佩饰的组成部分。薜荔，又作草荔，见于《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一经》： 小华之山，……其草有萆荔，状如乌韭，而生于石上，亦缘木而生，食之已心痛。 薜荔有两种，一种生于石上，形状如韭菜；一种缘木而生，属于蔓类植物。《离骚》提到的薜荔属于后一类。《九章•思美人》：“令薜荔以为理兮，惮举趾而缘木。”楚辞出现的薜荔都是指缘木而生者。按照《西经一次》的说法，无论哪种薜荔，都具有药物功能，服食之后能治疗心痛。难怪《九歌•山鬼》的主人公“被薜荔兮带女罗”，她是一位处于痛苦之中的女性，所以披薜荔以治疗心病。小华山，指少华山，在华山西、渭水南，和生长薰草的浮山相距382里，距离楚国西北边境不远。《离骚》抒情主人公用以制作佩饰的薜荔，在传说中仍然是可以把生命能量传导给人的香草、药草。 《离骚》抒情主人公用作佩饰的还有琼枝：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抒情主人公要用琼枝增益原有的佩饰，使它变得更美好，以供求女之用。琼枝指玉树之枝，玉树的传说见于《山海经•海内西经》有关昆仑神境的记载：“开明北有珠树、文玉树、玗琪树、不死树。”文中的文玉树、玗琪树和不死树相并列，都属于有药物功能的神树。《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在叙述峚山之玉时写道：“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袁珂注：“服，佩带也。”传说峚山之玉具有神奇功能，是神灵的食粮。人如果以玉为佩，可以驱除不祥，保护自己的生命。《离骚》抒情主人公以玉树枝为佩饰，是把自己的生命与玉树相沟通，玉树神奇的生命力会传输给他。 总之，《离骚》抒情主人公用于制作佩饰的香草异树，或是本身有药物功能，或是长生的神树。抒情主人公选择它们做佩饰，其中渗透强烈的生命意识，是从生命层面把抒情主人公和他所佩带之物相沟通，二者都是有生命的存在物，彼此的生命相关联。 三、《离骚》佩饰的芬芳润泽之性 《离骚》抒情主人公的佩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是对周代礼乐文化威仪之美的继承，又有民俗根据，还受楚地有关佩饰的神话传说熏陶，是历史传统、民间习俗与楚文化相结合而生成的文学意象。由于屈原所处的特殊环境、以及他本人的坎坷遭遇，使得他对佩饰所作的描写，既不同于《诗经》的相关作品，也有别于《山海经》的佩饰传说。 《山海经》出现的佩饰传说，对于用于充当佩饰的动植物，都强调它们的药物功能、对于人的疾病有治疗或预防作用。而在对相关动植物的形态进行叙述时，普遍关注它们的色彩：迷穀黑理，薰草赤华而黑实，这是植物的色彩；鹿蜀白首赤尾，其文如虎，玄龟则乌首，头为黑色，这是动物的色彩。除此以外，对于制作佩饰所取用的动物，还突出它们怪异的形貌。鹿蜀“其状如马”，“其文如虎”，具有马和虎的形貌特征。玄龟“其状如龟而乌首虺尾”，兼有龟、乌鸦、虺蛇的形貌特征。《离骚》对佩饰及其所取用香草的描写，基本上见不到色彩方面的因素，更见不到怪异的属性，也没有公开明示它们的药物功能、延年益寿效应，就此而论，《离骚》中的佩饰意象与《山海经》的佩饰传说有很大区别。 《诗经》对佩玉的描写，往往关注声响，即人在行走过程中佩玉发出的撞击声。《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诗的作者对那位姜姓姑娘特别欣赏，觉得她的佩玉撞击声特别悦耳。《秦风•终南》写道：“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这是一首颂扬秦国君主的诗，君主带有花纹的礼服和佩玉的撞击声，都令作者肃然起敬，并且赏心悦目。《小雅•采芑》出现“有玱葱珩”之语，玱，指佩玉发出的声响；葱，指佩玉的绿色。从声响和色彩两方面描写佩玉。《离骚》对于佩玉所作的描写，见不到色彩方面的渲染，更没有声响方面的提示。用香草制成的佩饰不可能出现声响，《离骚》没有这方面的描写合情合理。 《离骚》对抒情主人公佩饰所作的描写，反复渲染的是它的芳香：“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沬。”这里一再突出佩饰的芳香飘溢，而且越来越浓烈，经久不衰。抒情主人公的佩饰是用香草制成，芬芳袭人是香草的基本属性，也是佩饰的主要特征，因此诗人反复加以渲染。香草的芬芳之气可以持久不衰，先秦时期的人们早已觉察到这种现象。《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晋国卜人之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薰指薰草，就是《离骚》出现的蕙，是香草。莸，指散发臭味的水草。薰草香，莸草臭，各自的气味十年都还在延续，指的是干草仍然保持原来的气味。薰草作为香草的代表出现，难怪屈原在《离骚》中对于它特别欣赏，即制佩所取的蕙。 屈原通过渲染佩饰的芳香浓郁而持久，用以表现抒情主人公峻洁的人格，意谓峻洁的人格如同芳香浓烈而又持久不衰的香草佩饰，具有独特的魅力，是以芳香象征美德，香和善相通。 香草佩饰的芬芳之气令人愉悦，由此联想到人的美德善行，这是屈原的体验和感受。人的感官体验有其生理基础，同时又是在历史发展中生成的，沉淀了社会因素。屈原在《离骚》中特别关注人的嗅觉感受，对于抒情主人公的佩饰主要突出它的浓郁而持久的芬芳之气，至于佩饰其他方面的属性，除了提到它的润泽之外，再没有过多的涉及。造成这种偏爱的原因可以从周文化中找到。《礼记•郊特牲》在叙述祭祀风尚时写道：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萧合黍稷，臭阳达于墙屋，故既奠然后焫萧合羶芗。 周人在祭祀中尚嗅，重视嗅觉感受，用芳香之气取悦于神灵，对此，《诗经》许多作品都作了艺术的显现。《大雅•生民》出现的祭祀场面提到“取萧祭脂”、“载燔载烈”，取来香蒿和动物的脂肪加以焚烧，把肉烤熟或烧熟，都会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上帝闻到香气，愉快地加以享受。言外之意，香气给周人带来的是吉祥。周人以香气作为悦神的祭品，注重人的嗅觉感受。久而久之，香气获得道德属性，成为美德善行的载体。上面引述的《左传•僖公四年》记载的晋国卜人之语，已经分别把香臭与善恶、吉凶建立对应关系。香为善、为吉；臭为恶，为凶。《周易•系辞上》也称：“君子同心，其臭如兰。”臭，通嗅，指气息，意谓君子能够同心，就像兰草一样散发芳香，香和善相互确证。这样看来，屈原在《离骚》中反复渲染抒情主人公佩饰的芳香，继承的是周人尚嗅的传统，特别重视人的嗅觉感受，用佩饰的芬芳来象征抒情主人公峻洁的人格。 屈原对于抒情主人公的佩饰还突出它的润泽之性，文中写道：“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离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在这4句诗中，后两句都是用于描写佩饰，再往后还有“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明确是指香草佩饰。对于“芳与泽其杂糅”这句诗，王逸注：“芳，德之臭也。《易》曰：‘其臭如兰。’泽，质之润也。玉坚而有润泽。糅，杂也。”王逸把抒情主人公的佩饰误认为用玉制成，是一种武断臆测。他把泽解释为润，则是可取的，符合诗句本义。泽指润泽，是由泽为湖泽、沼泽之义引申而来。屈原称美抒情主人公的佩饰“芳与泽其杂糅”，指的是芳香与润泽并存，两种属性兼于一体。芳香，显示佩饰的美好属性；润泽，则是说佩饰保持生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没有干枯凋零，用屈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萎绝。 《离骚》对佩饰的描写突出它的芳香和润泽，前者继承的是周人尚嗅的传统，关注人的嗅觉感受；后者是受《山海经》佩饰传说的影响，从生命层面观照佩饰，把它看作是生命的机体，具有生命的活力。《山海经》的佩饰传说是从生命存在的层面把人和自然存在物相贯通，关注佩饰的药物功能，追求的是人的生命的安全需要。《离骚》对于佩饰的描写同样表现出对生命的关怀，把佩饰写成具有持久的生命活力。不过，《离骚》在佩饰描写中体现的生命关怀，没有停留在安全需要层面，而是用于展示抒情主人公峻洁的人格，追求的是人生自我实现的需要，将人生需要提到更高的层次。 四、《离骚》对《诗经》佩饰意象的赓续 《诗经》出现的佩饰由玉制成，《离骚》出现的佩饰则是用香草编结而成。玉和香草属于不同的质料，因此，玉佩和香草佩饰的形态、属性也就存在许多差异，对此，《诗经》和《离骚》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显现：《诗经》关注玉佩的声响和色彩，《离骚》则强调香草佩饰的芳泽之性。《诗经》和《离骚》对于佩饰的叙述和描写，又存在历史的连续性，有相同的关注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诗经》和《离骚》都显示佩饰构成因素的多样性。古代的玉佩往往不是由单独一块玉制成，而是联缀多块玉，否则，不会伴随人的行动发出撞击的声响。《诗经》在描写玉佩时，注意突出佩饰的玉是多个，而不是只有一块。《卫风•竹竿》有“佩玉之傩”的句子。 傩，有时又写成难，两字意义相通，众多之义。《小雅•采芑》形容方叔的玉佩是“有玱葱珩”。玱，玉的撞击声。葱，绿色。珩，指玉佩顶端的横玉，通常是两块。方叔的佩饰是由多块玉组成，在人行动时它们互相撞击，铿锵作响。《郑风•女曰鸡鸣》提到“杂佩以赠之”，就是用几种玉制成的佩饰相赠。 《离骚》抒情主人公的佩饰是用香草制成，屈原在叙述佩饰的制作过程时，着意突出所用香草的种类繁多： 擥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 这是由多种香花编结而成的佩饰：香木根上系结白芷，把薜荔的花蕊加以串联，又用菌桂和蕙草相纠结，又把胡绳搓成长条。总共有6种香草用来制作佩饰，把它们以各种方式加以编结，成为一条兼具众美的佩饰。 《离骚》抒情主人公在求女时还“折琼枝以继佩”，在原有佩饰基础上再增益玉树之枝，是对佩饰的进一步美化，体现的还是以多为美的观念。 《诗经》和《离骚》在描写佩饰时，都突出它构成因素的多样性，玉佩由多块玉联缀而成，香草佩饰则用多种香草编结，都是多多益善。玉佩的构成因素的多样性，所显示的是佩带者的尊贵，是以多为贵，进而演变为以多为美。《离骚》中的佩饰由多种香草编结而成，暗示抒情主人公具有多种美德，是以多为善，由此也以多为美。 第二，《诗经》和《离骚》中出现的佩饰，都可以作为礼品赠送给别人。《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的主人公是位女性，篇末写道：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她对于自己的丈夫以佩饰相赠，用以表彰他能够听从自己的劝告，到外面去狩猎。这是夫妻之间以玉佩相赠，表达的是恩爱之情。 《秦风•渭阳》是秦国太子豁送他舅舅（晋国的重耳）返国时所作，诗的末章如下：“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把玉佩送给即将返国的舅舅，表达的是亲密的骨肉之情，用它寄托自己的怀思。 《离骚》抒情主人公在求女时也准备以佩饰作为礼品，把它赠给所求之女：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脩以为理。 抒情主人公把佩饰作为求婚礼品，并且对它重新加以增饰，以表示自己的庄重真诚。其中所说的佩纕，指的就是佩饰。抒情主人公把佩饰作为向宓妃求婚的礼品，这和《诗经》的男女之间以玉佩相赠颇为类似。不过，《诗经》叙述以佩相赠，没有明确昭示是从自己身上解佩。《离骚》则特别强调是“解佩纕以结言”，是把自己身上的佩饰解下送给对方，从而显得更加亲密真挚。 《离骚》对抒情主人公佩饰所作的叙述和描写，所展示的形态、功能与《诗经》的佩饰意象多有相通，反映出《离骚》对《诗经》传统的具体继承，也是对周代礼乐文明、威仪之美的认同。《诗经》有关佩饰的描写，展示的是现实生活的画面，其中的物象、情节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事。而《离骚》中出现的与佩饰相关的形态、情节，却全是诗人的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真正出现。在对佩饰题材的处理上，屈原是以浪漫的方式继承《诗经》的传统，同时又有所突破和提升。 注释： ① 朱彬：《礼记训纂》，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22页。 ②③ 朱季海：《楚辞解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7页，第2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