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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岁暮，中国有两位男、女志士相继在国内外自杀，事件震动全国，余波经久不息。先是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文部省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唤醒国人的救亡意识，12月8日愤而在东京蹈海；随后惠兴因办女学款绌，12月21日于杭州家中服毒，遗书当道请拨常年经费。表面看来，二人均系为教育问题殉身，实则与陈天华争国权背后的民族革命意识同出一源，惠兴的存女学也大有深意。 一 解不开的死结 自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满汉矛盾便成为纠缠清朝三百年历史的解不开的死结。以边地的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本就容易遭遇儒家久已深入人心的"华夷之辨"思想的顽强抵抗；加之满清权贵汲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从强迫汉人改变服制剃发留辫开始，刻意维护满人的民族特徵与特权地位，更加深了民族对立情绪。迨至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自外而内，流衍全国，民族意识更与国家思想合为一体，成为革命派鼓动救亡的强力手段。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正是以民族革命推进政治革命的集中表述。 处此情势下，为维持统治权不致失落，满清王朝一方面不得不顺应潮流，谨慎地逐步开放体制改革的门户，给汉人官僚以更多的位置，努力消泯民族敌对情绪；另一方面，这种让步也加深了满人自身的民族危机感。从当时的报刊上，我们可以读到立场迥异的言说。 1904年在《警钟日报》发表的〈论中国民族主义〉，可作为革命派"排满"主张的经典文献来阅读。此文开篇即断言："今之世一民族竞争之天下也。"根据"舍民族则无国家"的道理，作者认为，处于今日"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排满革命"必不可免： 民族国家者，以同一之种族，同一之言语，同一之习惯，同一之宗教，造成同一之性质，同一之理想，而集合其能力，以组织政体，而统治人民，以为生存之要具者也。是故以同族而排异族，以同国而排异国。排于外者不剧，则结于内者不牢；结于内者不牢，则排于外者不胜。 革命派之倡导民族主义，本是以"排满"为救国的"起死回生之绝妙药"，最终目的仍在抵抗西方"新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所谓"故今日而欲救中国，舍扩张吾民族主义，其道莫由"1，也即是期望由民族的竞争达致国家的争胜。因此，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才会以"排满"（驱除鞑虏）作为政治革命与建立新民族国家的起点。 至于朝廷一方所作出的最大让步，当属允许满汉通婚，打破为保持血统纯粹固守已二百余年的厉禁。1902年2月1日的"上谕"2无可奈何地宣布"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着准其彼此结婚"。不过，这一"宽宏大量"的谕旨实不足以收买久失的人心。尚未与清廷离心离德的汉族官员仍在不断抱怨"满汉界限仍分晰太清"，具体而言："民部奏补之内外厅丞，内城满籍，外城汉籍；所有以下之员，内城亦满人占居多数，外城亦汉人占多数。而礼部奏补之丞参，亦系两满两汉。其余外部、农工商部、民政部等侍郎之缺，亦皆一满一汉。"3也即是说，凡属重要位置，仍多用满员，由此表现出对汉人根深柢固的不信任。各部侍郎的任命虽似乎满汉均等，但最高的官阶尚书却只以满人充当。这还是1907年官制改革后的格局，如此结果，自然不能令汉族官绅满意。 应该说，"民族调和论"在晚清报界实占据主导地位，排除政治派别鲜明的报章不计，以《申报》、《大公报》等中性报刊为代表的"公共空间"，应该说是体现（或曰引导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舆论与主流意识。《大公报》主人英华（敛之）虽为满人，但信奉天主教，而存一视同仁之心，且崇信变法改良，思想开明，因此也以融合满汉畛域为救国良策。如1906年3月7日发表在《大公报》的〈论建设学堂宜除满汉之名目〉，虽为"来稿"，却刊登在相当于社论的"言论"栏，这起码表明其得到了报社主持者的赞同。论者秉着"调和满汉之方针"，批评满人"办理学堂者仍狃于满汉之成见"。其深忧大患正在，"以同为一国之人，而先自分支别派，不能融合而同流，遂令排满革命种种狂悖之谣传莫杀其势而息其波"。以融合满汉为防止革命的手段虽未必现实，但其平息矛盾的用心可谓良苦。 不过，如英敛之一般主张的满族知识者毕竟为数不多，留学日本的满洲贵族少壮派且由于直接感受到革命派无所顾忌的排拒，而生发出更为强烈的敌意。辛亥革命后组建"宗社党"的良弼，1904年留学日本时，即"以满汉界限，故与汉人留学者大相水火，即汉学生亦莫不反对之"，于是上书执政者，"请将汉人中有志之士尽中以法，为一网打尽之计"，并"请政府限制汉人入仕，阶级毋得过三品以上"4。显而易见，此举不仅无助于满洲政权的自救，反会加速汉族官僚集团的离心，因而在满清上层虽获得同情，却未取得支持。 良弼以强硬姿态表现出的满人忧患意识并非空穴来风，而在满族基层社会中实有根柢。 1906年12月13日，年仅十八岁的满洲正白旗普通旗人曾某，便在辽阳家中以自刎的极端方式，表达了对满族前途的悲观绝望。遗言开篇便道明死因："吾今之死非为他故，痛吾满族之将亡，欲救而无其力，兼境域、学问说，他年终不免为亡国之奴隶。吾??耻之，不得不死。"遗书痛心疾首于满族的"祸悬眉睫"而不自知，追根溯源，直指汉人维新派的政治宣传为倾覆之祸胎： 汗族自康、梁跳梁，海外编书着报唤醒国魂以来，亦渐渐如日出海，如剑出匣，蓬蓬勃勃，有风云气矣，革命排满之风潮日高。而我满族醉生梦死于荆天棘地之中，雷霆击其顶，刀锯临其身，鬼蜮瞰其旁，虎狼踞其侧，而无所谓恐惧，无所事补救，惟抱其南非洲黑奴之人格，而待后日为他族之奴隶。 由此危言预断，"三十年后吾种族得为奴隶，百年后吾种族将至灭绝"。而曾氏所谓"亡国"、"他族之奴隶"，所虑者乃在近不在远，用《盛京时报》编者的话说，即是"但忧满族而外视汉族"。 曾某之以"国家"与"种族"合一，恰与维新派、革命派的严别"朝廷"和"国家"针锋相对，全然出于维护满族统治利益的考虑。但其人并非颟顸无知的顽固守旧者，从遗言中为满族设计的自救方案，即可见出曾氏实为维新改良之同道："总而言之，我种族必当一刀两断，推翻数百年种种之劣根性，而吸纳新精神、新道德，重铸国体，使吾七千万人民皆有自立为国之人格，然后可以独立为国，亦可与汗族共立为国。若此大问题，除求新学而外，吾恐无特别妙法以筹之矣。"5 此一事例最好不过地揭示出，晚清深受民族主义思潮感染的不只是汉族革命家，也包括满族知识者，双方都以势不两立的姿态对待满汉矛盾。因而，温和派"民族调和"的声音虽更具优势，却无关大局。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满汉之争既与国家权力的更迭不可分割，期望独揽大权的满族利益集团与已开始觉醒的汉民族之间的冲突于是无可避免。在双方的对峙、相争中，曾氏其实对满族的自新并不抱希望，他的选择自杀并焚毁精心撰写的《满族兴亡见微论》等着作，表明他对这一民族斗争的结局，即满族统治全国权力的丧失已了然于胸。终清之世，满汉矛盾到底难以弥合。 二 "旗女亦为彼族兴学乎" 假如在上述背景下阅读有关惠兴办学的资料，便可以有新发现。 惠兴1905年12月21日自杀后，《申报》于12月30日即刊出题为〈惠兴女士为女学牺牲〉的消息，详述其死情： 杭州惠兴女士为故协领昆璞之女，附生吉山之妻，十九岁夫亡守节。因读南皮（按：即张之洞）《劝学篇》，大有感奋，遂以提倡女学自任。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延当地之有声望者多人，商论创办学校之事。是日，氏忽当众前袒一臂，用刀割肉一片，誓曰："今日为杭州旗城女学校成立之日，我以此血为记念。如此校关闭，我必以身殉之。"遂于九月十六日开校。校中经费，虽杭州都统德捐洋四十元，又拨公款八十元，留东八旗同乡会会员捐洋百元，端午帅随员喜捐洋五十元，八旗众官捐洋十元八元，以及零星捐款，统计约得三百余元，卒以无长年的款，支持甚难。今秋复以款绌，致课期时有间断。氏以此校无起色，由于无长年的款，而请款颇费踌躇，郁郁者非一日。继期请款之必得，遂密缮函八封，藏于桌内，复缮禀一扣，开办女学四柱帐单一纸，预先服毒，欲乘舆赴两堂递禀。家中人见其神色有异，继而查得茶碗中有烟迹，遂大哗，唤同戚友竭力救治，已不及矣。氏临气绝时，开目尽力言曰："此禀递上，有长年经费矣。"遂死。年三十五岁，时为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这篇文字最感动世人处，全在女士办学的不屈不挠，直至奉献生命。《申报》之以"为女学牺牲"、《东方杂志》之以"殉学记"6表彰其事，着眼点均在惠兴创办女子教育的热忱血诚。于是，将其作为晚清民间女校办学艰难之例证来引述，或推崇其人为女子教育的志士、先驱，均属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如此谈论惠兴自杀的意义仍不完全。被上海报界有意无意忽略的惠兴的身世，其实与惠氏以决绝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态度办学大有关系。《东方杂志》虽正确地报导了惠兴所办学校的名称──贞文女学校，却将其出身满人的社会关系剔除得干干净净，言其家世，也只有"早孀居"一句，反不及《申报》据传闻之词，径书为"杭州旗城女学校"更得精髓。女学既为旗人所设，出资捐助者尽为八旗中人，也就毫不足怪了。 令人感觉奇怪的，倒是该校的诞生似乎默默无闻，并未引起新闻界的关注。连专门设立"各省教育汇志"栏目、热心报导各地女学消息的《东方杂志》，也竟然遗漏了近在邻省的贞文女学校的动态。倒是将"本报十大特色"之第一条标榜为"为民族主义之倡导者"7的《警钟日报》，戏剧性地留下了些许蛛丝马迹。 《警钟日报》因大力鼓吹"排满革命"，以之为第一义，故虽热心提倡女子教育，终究将其从属于"民族大义"。即如1904年，已故布政使衔、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之妻皮氏专程从四川来京，两次向学务处递禀，呈请代奏振兴女学及请派游学摺稿。《警钟日报》尽管全文登载了两篇奏稿，却又以其出身满族，而在文前的"本社案"中，特意为读者准备了一副"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东胡贱种，寥寥五百万人，蟠踞上国，践其土而食其毛，固已??吁饱死，无男女而皆不知何者谓学也。乃豁然光明，发见高冈一凤。如此摺稿，使我汉人读之，当若何惊心动魄者。急登之，以为二万万女同胞劝。"8持此立场，其报导满人兴办女学堂，自然亦纳入民族主义的叙述框架中。 该报1904年秋冬间，有两则短讯值得注意。10月22日的〈女学激成〉所述相当简单："有旗营某某之女，前在杭州女学堂报名。校中见系旗人，命其约集女子筹款自办。其屋宇器具闻已备齐，定于本月内开课。惟教员及常年经费无从着落，将来恐成画饼。"半个月后，11月8日，又有〈旗女亦为彼族兴学乎〉一条，事实与前述无大出入，而更加详细： 旗籍某女士前赴东平巷女学报名，该堂全体以非我族类，屏之不纳。该女归而发愤，极力运动同旗，筹得千金之款，现已赁屋某处，即日开办。章程规则亦颇有次序。屏闻有某旗员之夫人允助常年经费，俾不至半途辍学云。 通讯虽未揭示旗女及所办学校之名，但依据前引《申报》文字，惠兴创立的学校系于"九月十六日开校"，换算为西历，即是10月24日，正与《警钟日报》所载情事相合。〈女学激成〉见报时，该校尚在筹备中，故有"定于本月内开课"之说。后一则消息虽发布于已开学后，却因沪、杭两地间隔，而有"即日开办"的滞后语。此外，揆情度理，1904年，清廷尚未颁行女学堂章程，各地民办女校本就稀缺。以人口并不算多的杭州驻防旗人，拥有一所女子学校已足够先进，本不可能出现双峰并峙的局面。因此，两条简讯的主人公只可能是惠兴，发愤而激成的女校，也只可能是贞文女学校。 明了此一段前因隐情，方可理解惠兴办学为何抱定势在必成、以死力争的决心，那种刚烈义侠气概原是受汉人排满的刺激而发生。再来细读惠兴留与学生的遗书，对其间含蓄的话外音便可心领神会9： 众学生鉴：愚为首创之人，并非容易。自知力薄无能，初意在鼓动能事之人，如三太太，凤老太太，柏、哲二位少奶奶，以热心创此义务。谁知这几位，都厌我好事。唉！我并非好事，实现在时势，正是变法改良的时候。你们看汉人创兴学务，再过几年，就与此时不同了。你们不相信，自己想想，五六年前是怎样，这两年是怎样啊！我今以死，替你们求领常年经费，使你们常常在一处上学。……你们不必哭我，只要听我一言，以后好好事奉先生，听先生教训，总有益于身的。与外人争气，不要与同部人争意气，被外人笑话。话长心苦，不尽所言。十一月二十三。 其绝命书中所表达的忧虑，正与辽阳曾某相同。惠兴也领悟到"变法改良"为时代潮流，满族如不思变革，绝无前途。这一民族焦虑在与"汉人创兴学务"，知识日开、民气日涨的对比中，更加强化。"再过几年，就与此时不同了"的隐语，如果借曾氏"以今日我种族之精神无事卜之，吾敢断言，三十年后，必为他族之奴隶"的警告发明，并无不适。因而，惠兴所谓"外人"也与曾氏的"他族"同义，指向"汉人"而非洋人，这在与"同部人"（而非同国人）的对举中，内涵界划得尤为明确。就遗书而言，即使指称惠兴之死乃是愤慨于满人的自私、内争而无合群意识，也不算过甚其辞。 何况，从惠兴逝后接办女校的贵林口中，此说也可得到证实。1907年，贵林应邀在北京演说时，即如此述说惠兴之死："惠氏之死其原因有三：（一）已捐之款收不齐；（二）同志同事之规避；（三）内部讥笑，外界谤毁。"并称，此乃"兄弟以前所不忍言者"10。而除了"外界谤毁"或许关涉汉人的排诋，所有三条死因都与旗人群体的冷漠有关。贵林之所以"不忍言"，也正是由于来自同种族人的打击是置惠兴于死地的主因。 三 江南之士夫不若河北之俳优 耐人寻味的是，惠兴死后，南北学界、报界反应之不同。《申报》虽在惠兴自杀后九天即作了迅速报导，且颇翔实，接下来却是一片沉寂。将近三个月后，该报终于出现了一则来自京师的短讯，叙述北京各界对惠兴之死的反响，可又将其名错成"蕙馨"11。同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也沿袭了这一错误，关于惠兴自杀的专稿竟以〈惠馨女士殉学记〉名篇，而其时距惠兴去世已历半年。此一报一刊本踞江南新闻界首座，偏偏在有关惠兴寥若晨星的文稿中，连基本事实尚有出入，由此亦可见南方士绅、教育界对其死事的冷漠程度。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满清政权的统治中心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惠兴殁后，得知消息的《北京女报》主人张筠芗很快即在陶然亭为之开会追悼12；紧接着，2月2日，在北京淑范女学校又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者达四五百人。按照《顺天时报》记者的说法："统计先后到会的，除本女学校学生，和各女学堂学生，并众女宾外，所有各男学堂学生，及学堂教员，报社记者，一切维新志士，凡知道这开会事的，九门内外，无论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不分远近，都一律亲身到场。"13因此，这次集会也可以说是北京新学界的一次大聚会。 惠兴的生平事迹也很快成为各报关注的热点。《顺天时报》1906年2月8日刊出了该报白话记者杨廷书（志伊）演述的〈补记杭州贞文女学校校长惠兴女杰历史〉，推许惠兴为"中国六千年来女界第一伟人"。《大公报》则先于3月14日发表了浙江武备学堂总办三多的〈记惠兴女杰为学殉身事〉，7月19日又载录了满族着名文人、内阁中书金梁的〈拟请代奏为惠兴女士请旌摺稿〉。作传者无一例外，均将最高的赞美词献给了惠兴。而经过京、津各报白话、古文乃至骈体文的反覆宣说，惠兴的义烈行事遂在北方广为人知。 不只是报界与学界闻风而动，为感动大众，捐款助学，戏曲界实际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1906年3月13日的《大公报》已预告："都下鞠部代表因浙杭惠兴女士之问题，大动感情，禀请官府，定于三月初五、初八、十二计三日内，在湖广会馆演戏，所收戏价，悉数汇寄杭州贞文女学校，以资经费。"记者不禁赞叹伶人"热心学界，一至于此，庶可为士大夫之向导乎"14。其中，北京玉成班班主、京戏名演员田际云（艺名"想九霄"）表现尤为出色。他不仅与《北京女报》实际主持人、主笔张毓书（展云）共同发起创办了"妇女匡学会"，而且将惠兴事迹直接搬上了舞台。上述三天的演出活动，便是妇女匡学会的第一次正式亮相。1906年4月1日、2日，由其担任主角的《惠兴女士传》也首次在福寿堂开演，每次先有演说员对众演说。以后，此戏又移至广德楼上演。5月26日开戏之前，也安排了三位志士讲演，内中张展云演说的题目即是"惠兴女士全传"15。 这种演戏加演说的方式，因鼓动性强，在当年颇能产生感发观众的效力。5月27日的戏园中便出现了"忽闻哭声起于南楼之下"，且"大号不止，警兵闻知，即前去劝解，方始停哭"的一幕。而"细询原由，实因观剧触发感情之故"。于是有人评论说："北京戏园二百余年，此乃感动之第一声也。"16由于受到欢迎，反响强烈，天津天仙茶园老板赵广顺也专程赴京，"特约田际云将所有演《惠兴女士》原戏角色至津演唱"，"并请学界诸公入座观剧"。该戏8月28至29日在天津连演两天，亦大获成功17。 为配合此戏在广德楼的上演，1906年5月27日，《顺天时报》又专门发表〈请再看重演《惠兴女士传》文明新戏〉的文章，为之大造声势。此后，远在沈阳的《盛京时报》刊文提倡戏曲改良，也以田际云编演的新剧为典范18： 所有戏班班主，须延聘通人，择古今事迹之有益人心、足开民智者，编为新词，如北京《惠兴女士》之类。藉行乐以教化愚蒙，用补学堂之缺陷，于世道人心，当不无裨益也。 在舆论界的一致叫好声中，田际云也再接再励，趁惠兴的后任贵林来京之际，于1907年5月8日再次在广德楼搬演全本《惠兴女士传》。演出完毕，贵林发表演讲，主要是汇报该校现在的经办情况，并衷心感谢北京各界的大力提倡与热心资助。从其列举的数字可清楚看到，妇女匡学会的捐款实为其中的最大项，总计纹银2,500余两，折合现洋为3,600余元。如果再加上北京《中华报》主笔杭慎修（辛斋）等人代收的905元及金梁（锡侯）代收的小笔捐款，来自北京的捐助已远远超过了该校去年在当地得到的公私款项总和1,700余元19。因此，也可以说，北京的资助是该校得以生存下去的坚实保障，而田际云毫无疑问当列首功。 这里，应该引用《大公报》记者的一段话了。在追溯惠兴之死的意义与表彰北京伶界的仗义时，作者连续使用了几个"呜呼"，以表达心中郁积的感慨。与北京伶人"悯女杰之殉身，慨学界之寡助，大动感情，担任义务"相比，留给江南的感言则是："呜呼！江浙为财赋之区，以区区之女学，竟不能成立，致令惠兴女杰愤懑忧伤，牺牲性命，以身殉学，以冀人之一悟，闻之兴起。"由此而逼出如下的责难："岂其长江流域之士夫，不若大河流域之俳优欤？"问题提得很有意思，回答却不见得精彩。将江南绅学对惠兴的普遍冷淡归因为"乡间之子，见闻之孤陋，意识之狭隘"20，无论如何总说不过去，杭州其他几所民办女校的健在便是证明。或许是英敛之的满族背景，使他不愿正视其间深藏的满汉矛盾。 不过，惠兴死事在北地与南方形成的巨大反差，倒确实表明清兵入关后征服江南的残酷杀伐，在汉人心里留下的阴影始终未能消除，于是，江南自然地成为晚清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根据地。而以吴三桂为引导的清军，则是以为明朝复仇、剿灭李自成大顺军的形式和平地进入北京，这也使得满汉矛盾在北方相对和缓。由地域差别所显示的民族歧见，在刊于《苏报》的如下一段话中表现得十分清楚21： 中国者，世界上之黑暗区也；北京者，黑暗区中之黑暗地狱也。……举全国之汉人，皆为满洲游牧之奴隶，而直隶人尤为满洲游牧之直接奴隶。北京为满洲游牧之巢穴，则北京汉人之奴隶性更可察矣。 假如剔除其间的贬斥意味，贞文女学校在北京获得的同情，确实隐含着此一民族背景。 目前所知两笔数额最大的私人捐款，即均出自旗人。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属汉军正蓝旗，其夫人向妇女匡学会认捐二百两22。出资最多的则推满洲贵族妇女慧仙。慧仙母家姓额者特氏，她与丈夫承厚原有共同开办学堂之志，偏偏承厚于1905年冬病故。"额者特氏，深痛无人帮助兴学，哀恸的了不得。恰巧又听得，杭州惠兴女杰，因为创办女学，款项不足，情急自殉，作为尸谏。额者特氏得了这个信息，愈加触动感情，哀感病发，日重一日。自知病势难愈，便向家中人，留下遗言，把所有家产，统通变卖，作为各学堂的经费。"其中便有"捐助杭州惠兴女杰创办贞文女学堂银五百两"23。就此一段叙述，也透出"物伤其类"的意味。 当然，大多数解囊相助者并不存满汉成见，此处不过是想说明惠兴事迹更容易在北京引起感动的社会基因。并非无人意识到其间的民族隔阂，只是北方的舆论界更愿意将助款兴学作为调和矛盾的手段加以提倡。《顺天时报》于淑范女学校追悼会后，2月9日又刊载了〈申论学界报界开会追悼惠兴女杰为调和满汉界限助动力〉的专论，文章首先肯定："现今中国社会第一大问题，是满汉分界。"而作者"所最愿赞成、最表同情的原旨"，是"可以调和满汉的界限，可以融化满汉的成见，可以销除满汉的障碍，可以互结满汉的团体"。在他看来，为惠兴女士开追悼会，便可以发生这样的大功用： 知有惠兴女杰，不知有满汉；争拜惠兴女杰，不暇分满汉；追悼惠兴女杰为兴学死，便蓬蓬勃勃发起合群的思想；追悼惠兴女杰为爱国死，便炎炎烈烈发起保种的热诚。意在合群，满汉是大群，还分甚么满和汉呀？意在保种，满汉是同种，还分甚么满和汉呀？群越大，势越厚，志士且要合东亚大群，还分甚么满和汉呀？种越强，力越厚，志士且要保全亚同种，还分甚么满和汉呀？所以这样说来，学界报界开会追悼惠兴女杰，实在是调和满汉界限的大助动力。 不能说作者以纪念惠兴为满汉关系润滑油的希望完全落空，但其效力毕竟有限。 四 女杰死而学校兴 在调和满汉分界上，惠兴之死虽然并未发生神奇的功效，但如果从整个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进程看，这一事件仍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是惠兴亲手创立的杭州贞文女学校确实从此起死回生。其去世后第二年的三月（约当西历4月），该校重新开学，并"更贞文之名，为惠兴女学堂，以志不忘"。贵林奉公举委派为总办，其母文安女士出任校长。到1907年5月，学校已有教员六人，学生六十人，课程分为十门，包括修身、读经、历史、地理、国文（兼习字）、算学、女红、刺绣、唱歌及体操，设置相当完备，并正在建造洋式楼房五大间、平房七间，以充校舍24。三多〈记惠兴女杰为学殉身事〉一文结尾有云："呜呼！学校成矣乎？曰成矣。学校成而女杰死。呜呼！女杰死矣乎？曰死矣。女杰死而学校兴。学校兴，女杰虽死犹生。"可谓定评。 自1904年开始在北京出现的女子教育萌芽，经过大张旗鼓地为贞文女学校募捐，表演、宣说惠兴事迹，日益赢得社会各界的理解与同情，至1906年便推衍形成了兴办女学的高潮。翻阅这一年的《大公报》，有关京师新办女校的动态接连不断，以致记者产生了如下印象25： 自惠兴女士一死，北京女学逐渐发达。如江亢虎所设之女学传习所，大公主之译艺女学堂，近者设妇女匡学会，虽优伶歌妓，亦动热诚。……风气之开，进而愈上，不禁为我中国前途贺也。 虽然两所学校的创办动议可能是在惠兴自杀消息传来前，但毫无疑问，两校以及其他随后拟议的女学堂，均借助这一宣传声势迅速登场，如愿以偿。 如果考虑到"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学部女学堂章程颁布于1907年3月8日，则惠兴殉学事件的发生也为争取女子教育的合法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在京城引发的巨大反响，理所当然地成为推动清廷尽快承认女学的一股直接动力。1906年6月6日，内务府便曾传集北京各戏班名角，"在颐和园敬演《女子爱国》及《惠兴女士》新戏"。选定《惠兴女士传》入宫演出，本身即说明其人的办学经历已引起皇宫高层的注意。演出的现场效果虽未见记载，但"敬谨扮演"26之能感人，当不在话下。由此而得到普及和推广的女学思想，也以民间办学数量激增的既成事实，逼使政府对女子教育网开一面。所谓"女学堂风气大开，各地遍设，故学部议定妥订章程，俾资遵守"27，其间的因果关系已极为清楚。 本文特别强调惠兴创办女学与以身殉学中的民族意识，并非有意贬低其兴学的意义。惠兴作为开创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先驱之一，自应在教育史上得到崇高的评价。而其亲手建立的女校长期存在（50年代后更名为杭州十一中，2000年5月又改称"惠兴中学"），杭州亦因此留下惠兴路的地名，均是对其矢志办学的最好纪念。笔者不过是希望从历来被忽视的角度，对惠兴之死的内因与心态作出更切近事实的解读，并藉以勾勒晚清满汉矛盾中满族的命运。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2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第108-116页。 注释 1 共和复汉生：〈论中国民族主义〉，《警钟日报》，1904年12月8日、10日。 2 《京报》，1902年2月1日。 3 〈不融满汉何以策中国〉， 《盛京时报》，1907年3月7日。 4 〈北京函述〉，《警钟日报》，1904年5月30日。 5 〈慷慨自尽〉，《盛京时报》，1906年12月28日。误植之字已径改。下同，不再注。 6 〈惠馨女士殉学记〉，《东方杂志》，第3年第5期，1906年6月。 7 〈本报十大特色〉，《警钟日报》广告，1904年11月14日起登载。 8 〈满妇奏兴女学摺稿〉，《警钟日报》，1904年12月1日（原刊误作1904年11月31日）。又，〈命妇罗皮氏呈请代奏派女生游学摺稿〉，刊1904年12月29日同报。 9 〈惠兴女士为女学牺牲〉，《申报》，1906年12月30日；并与《惠兴女中》，第7期（1935年6月）所刊该校现存石刻文〈杭州贞文女学校校长惠兴女士绝命遗众学生书〉对勘。 10；19 〈三月二十六日惠兴女学校总办贵林在广德楼戏馆之演说〉，《北京女报》， 1907年5月11日。 11 〈戏价拟助女学堂经费〉，《申报》，1906年3月19日。 12 1906年2月4日《大公报》有〈女追悼会〉消息一则："日前，女报馆张太夫人在陶然亭为杭州女士开追悼会。"另据《顺天时报》1906年2月8日所刊〈补记杭州贞文女学校校长惠兴女杰历史〉，称该会早于淑范女学校之追悼会一个月。 13 〈记北京淑范女学校为惠兴女杰举行追悼会礼式〉，《顺天时报》，1906年2月6日。 14 〈剧资兴学〉，《大公报》，1906年3月13日。 15 见〈记妇女匡学会〉、〈演说创举〉，《大公报》，1906年3月24日、5月30日。 16 〈文明戏剧之感动力〉，《大公报》，1906年6月4日。 17 〈新戏来津〉、〈名优爱国〉，《大公报》，1906年8月27日、9月13日。 18 〈论演剧急宜改良〉，《盛京时报》，1907年5月4日。 20 〈记惠兴女杰为学殉身事〉记者识语，《大公报》，1906年3月14日。 21 〈祝北京大学堂学生〉，《苏报》，1903年6月6日。 22 〈惠兴女学捐款之踊跃〉，《大公报》，1906年5月11日。 23 〈请看女杰布鲁特额者特氏捐助学款二万五千七百两〉，《顺天时报》，1907年1月19日。 24 学部〈遵旨议奏惠兴女士捐躯殉学请旌摺〉（题目系代拟），《惠兴女中》，第7期，1935年6月；另参见〈三月二十六日惠兴女学校总办贵林在广德楼戏馆之演说〉及〈本校大事记〉，《惠兴女中》，第2期，1934年12月。 25 〈女学发达〉，《大公报》，1906年4月3日。实则译艺女学堂的创办者为谢祖沅。 26 〈内廷演剧〉，《大公报》，1906年6月11日。 27 〈女学亦订章程〉，《大公报》，1906年5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