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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交的学林，尽管渊博之士辈出，朱彝尊(1629-1709)仍属于最渊博的学者之一。文士中属他的经史功底最为深厚，而作为学者，他的诗古文词都迥出流辈之上，才能最全面。故王士禛序其文集，称“四十年来，浙西言文献者，必首朱氏”。朱彝尊的文学创作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关注，但对其诗学作深入研究则晚至上世纪末，探讨较多的是他对唐宋诗之争的态度和立场①；近年开始注意其明诗批评②，不过涉及的还只是一些表面问题，有不少可深入挖掘的余地。治朱彝尊诗学，最根本的是要把握其学术史特征。因为朱彝尊的学术最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学术带有总结意义的学术史趋向，由博综兼取而臻洁净精微的境地③。他无论治经学还是治文学，都由考据入手，代表性著作分别是《经义考》和《明诗综》。朱彝尊毕生学术虽不以文学称最，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我们来说，《明诗综》当然是最重要的，它在文献辑考和诗歌评论两方面都显示出浓厚的实证学风和学术史意识，对清代的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明诗综》与明诗文献 关于《明诗综》的编纂动机，姚祖恩编《静志居诗话》冠首的两篇序言，都联系朱彝尊入史馆的经历作了揭示。曾燠序云：“竹垞先生以博学鸿词应举入翰林，充明史纂修官，尝以书上史馆总裁，议其体例，惜未竟事而以他故罢职。于是辑《明诗综》，附以诗话，考事务核，持论悉平，足以备一朝之掌故，而补史乘所不及。”④赵慎畛序更强调此书“一切以史法行之，于是首十帝，本纪也；次宗潢，重本支也；次乐章，祀郊庙以告成功也；次为诸臣，曰家数，列传之体也；中为党锢，为节义，为隐逸之士，书独行也；次属国，大无外之规也；次宫闺，理阴教也；又其次为释子，为道流，为工，为贾，为青衣，杂流也；而以神怪、杂歌、谣辞终焉，志五行也。前为小传，末缀以诗话，蒐采多以其轶补正史之未备也”。朱彝尊入史馆的失意经历，很容易让人得出这种解释，赵慎畛看到《明诗综》体例与正史结构的对应，不用说是有理由的。事实上，朱彝尊自己也屡对友人谈到这一点，如与陈廷敬书云：“近來抄撮明人诗而沙汰之，题曰《诗综》，约计百卷。募化开雕，先以样本一十八卷呈览，馀俟续寄。诗体虽杂陈，然亦足以针砭时习。附以诗话，颇可订国史之讹。”与赵吉士书云：“近又选明人诗，其材比虞山功倍。自念国史纂修未竟，借以订其缪讹。”⑤《明诗综》不光在体例上论、述分开，而且诸帝悉书生平、庙号，宗潢列于诸帝后，乐章另设一门，都较钱书更合史体；再看王司彩传记对宫官制度的考述，足见朱彝尊同样也有以诗存史的情结。不过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不必在这方面多作考虑，试想在封建时代编一朝之诗，除非分体，若以作者为纲，除了按尊卑和时序还能有什么别的方式呢？我们还是应该从朱彝尊编选明诗的宗旨及其实践结果去评价他的诗学贡献。 朱彝尊选明诗的宗旨，尤其是他对明诗的取舍，在答王士禛书中其实已说得很明白： 明自万历后，作者散而无纪。常熟钱氏不加审择，甄综寥寥。当嘉靖七子后，朝野附和，万舌同声，隆庆巨公稍变而归于和雅。定陵初禩，北有于无垢、冯用韫、于念东、公孝与暨季木先生，南有欧桢伯、黎惟敬、李伯远、区用孺、徐惟和、郑允升、归季思、谢在杭、曹能始，是皆大雅不群。即先文恪公不以诗名，而诸体悉合。窃谓正、嘉而后，于斯为盛。又若高景之恬雅，大类柴桑，且人伦规矩。乃钱氏概为抹杀，止推松圆一老，似非公论矣。故彝尊于公安、竟陵之前，诠次稍详，意在补《列朝诗》选本之阙漏；若启、祯死事诸臣，复社文章之士，亦当力为表扬之，非宽于近代也。⑥ 由此可知，他编《明诗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钱谦益《列朝诗集》的不满。我对比两书所收的作者，结果可以同他的自述相印证。据杨松年先生统计，《列朝诗集》收作者1392人，诗21897首；《明诗综》收作者3306人，诗10172首，比前者多收一倍还多。新见的作者多集中在万历以后，有不少甚至是朱彝尊的朋辈。除了不按时序编列的卷一、二帝室和卷八十四以后杂流外，作者与钱书的重合情况以卷五十六即姚祖恩所编《静志居诗话》卷十五为明显的界线，此前的作者大部分见于钱书，此后渐少。⑦而《静志居诗话》卷十五所见著名作家只有汤显祖、邢侗、邹迪光、余继登、冯梦祯，远不如卷十四有王世懋、李维桢、胡应麟、屠隆、徐渭、王稚登、黄省曾等众星璀璨，这正是朱彝尊说钱谦益“甄录寥寥”的晚明诗坛的开始。 编这么一部大书，并且对钱书作了大幅度的补充，当然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晨风阁刊本《明诗综采摭书目》列总集、选集、方志计283种，朱彝尊自己在《成周卜诗序》里还提到“予近录明三百年诗，阅集不下四千部”⑧，其浸淫之久、用功之勤，不难想见。《明诗综》的正式编纂，据朱彝尊致韩菼书推断，应该是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男昆田卒后。⑨其搜集资料始于何时尚不清楚，但晚年一直黾勉不辍则是无疑的。卷八张《西湖竹枝词》所附诗话追忆顺治十八年(1661)西湖之游，感叹“回思旧事，四十年矣”，应该是康熙四十年(1701)所作；答王渔洋书作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朱彝尊已七十五岁。《明诗综》显然是他晚年的一大寄托，就像钱谦益编《列朝诗集》一样。正因为两者有着这样的关系，人们对《明诗综》的评论往往离不开与《列朝诗集》相比较，而比较又不外乎在资料运用和诗歌评论两个方面。⑩ 从资料运用方面看，钱谦益固然有以诗证史的倾向，而朱彝尊也不是没有以诗征史的兴趣。浏览姚祖恩辑《静志居诗话》，如卷一王司条考宫中女官之制，卷二苏伯衡条载元进贺表文所忌167字，卷三孙作条载徐一夔与王祎论修日历书，揭轨条考金陵十六楼记载之异，卷七钱复亨条载西湖船制名目，卷七柯潜条述翰林院建置，卷十一张治条辨洞庭之误，卷十四叶春及条论日本高丽百篇尚书，卷二十一孙淳条述明季社事始末，卷二十二朱茂晖条载万历间为魏珰建生祠者名姓，值此际朱彝尊仿佛就回到他翰林太史的身份，专注于以诗考史了。偶尔也寓史论于诗话，如卷二十论鼎革之际死事之臣，确乎如答王士禛书所说的“力为表扬之”。这些记载不用说都是独出心裁的，但《明诗综》对《列朝诗集》的补充主要不在这方面。 作为后续之书，且以订补钱书为目标，《明诗综》对《列朝诗集》偶有因袭，是可以预料的。将两书对读，朱书因袭的痕迹宛然可见。如卷一朱元璋条附录解缙语即本自钱书乾集朱元璋传，卷二危素条述其偷生修元史事也本自钱书甲集危素传。有些条目还不如钱书的记载详尽，比如卷二刘崧传：“刘崧字子高，泰和人。明初以人材举授兵部职方郎中，迁北平按察司副使。坐事输作京师，寻放还。征拜礼部侍郎，署吏部尚书。请老，许之。复召为国子司业。有《槎翁集》。”(上册第37页)而钱书作：“崧字子高，初名楚，泰和人。七岁能赋诗，洪武三年以人材举职方郎中，迁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输作京师，还乡。十三年，手敕召为礼部侍郎，署吏部尚书，请老。十四年，召为国子司业，卒于位。”除了没有提到《槎翁集》，钱谦益的记载要比朱彝尊细致得多。容庚先生也曾举胡俨、张泰、陆治三人为例，论定《明诗综》虽后出，“而小传每嫌于刻板与简略”。(11)这应该是传记体例的问题——朱彝尊对作者履历的叙述都取简明，不求详致，而其他方面，则多对钱书有所充实。如明初李晔，钱书只载“字宗表，号草阁，钱塘人”，而朱彝尊不仅补充了“洪武初国子助教，有《草阁集》”的记载，还增加一段诗话：“草阁得诗法于李季和，然季和犹为廉夫薰染。草阁歌行，则一气孤行，独开生面。正如淮阴之师，多多益善，囊沙拔帜，辟易万人。当时四杰、十友、二肃、二玄，各有标榜。如此逸气高格，顾诗家月旦不及焉，信夫知音者之难也！”(上册第100页)作为诗总集，《明诗综》在这一点上明显胜出《列朝诗集》不少。 《明诗综》还补充了不少人物，如常熟李杰，朱彝尊很奇怪：“钱氏《列朝诗集》搜罗乡曲先进靡遗，独不及文安，何哉？”(上册第215页)为此他很下了一番拾遗补阙的功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区大相。这位诗人不见于钱书，但朱彝尊给了他很高评价： 海目持律既严，铸词必炼。其五言近体，上自“初唐四杰”，下至“大历十子”，无所不仿，亦无所不合。岭南山川之秀，钟此国琛，非特白金水银丹砂石英已也。又云：海目五言律诗，如纯钩初出，拂钟无声，切玉如泥；又如铙吹平江，秋空清响。顾虞山氏置而不录，予特为表出，取之稍溢焉。(下册第472页) 《明诗综》卷六十一共选区大相诗48首，在选诗最多的作者中列第十位(12)，可见是他心目中的重要作家。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他逢人即录，实则他的采录增补是有原则的。玩味其取予，足见其间寓有微义。比如严元照曾注意到入黄宗炎而不入黄宗羲，以为“《明诗综》入晦木而置梨洲，其去取固甚审矣”。(13) 从保存文献的角度说，朱彝尊采摭稀见资料和辑存遗佚的心思远过于钱谦益。见于《静志居诗话》的，如王镛条云： 予年十七，避兵练浦。岁己丑，萑苻四起，乃移家梅会里。里在大彭、嘉会二都之间，市名王店。或曰石晋时镇遏使逵居此故名，或曰宋尚书居正之宅，或曰元学士昶家于是，或曰元学士正编也，传闻各异。己亥十月，访蒋布衣之翘于射襄城，蒋语余曰：“子知王店之所由名乎？洪武中孝廉镛及弟钧之所居也。”因出所辑《槜李诗乘》，则二王诗俱在焉。并出二王合刊诗稿旧本，共一册，灯下读未竟，客至轰饮而罢。甲辰四月，再过之不值。又数年而蒋逝，无子，遗书尽失，可叹也。后见《水竹居诗》一卷，中载二王题咏各一首，因亟录之。(上册第44页) 此外如莫士安条：“士安集不传，仅见于《湖海耆英诗集》。其《湖山图长歌》则从吾乡郁氏书画题跋中录之。永乐初，以助教治水江南，遂侨居无锡。自称柏林居士，又号是庵，载县志流寓门。今人罕有知者。”(上册第99页)张时条：“张君《自怡集》，乡里罕传。康熙戊寅，客福州，从林秀才侗借观钞本，录其二首。归询之武林耆旧，未有知其姓氏者矣。”(上册第120页)钱仲益条：“长史诗格爽朗，惜遗集罕传。予从秦对岩前辈购得，亟录其八首，犹未尽其蕴也。”(上册第154页)崔铣条：“《洹词》不载诗篇，其见录于选家亦少。予得公手迹，寄张子醇方伯者，有《上陵》《下陵》诸作，录《秋风》一首，存豹半斑。”(上册第256页)朱彝尊格外留意图卷题跋中的诗咏，因往往是孤篇单传，世所罕见，所以凡有经眼都予记录。如李铎条云：“吴人徐达左良夫，司训建宁，游乎武夷，写《九曲棹歌图》，书昔贤吟咏于前，自纪其后，复属同人题句卷后。题者陇西李铎、临川刘廉、浚仪赵友士、西瓯冯回、括苍张思齐、钜鹿林熙、樵川萧子和、龙伯章、陇右李裕、三山周□、瓯宁叶俊、建安杨恭、叶季原、苏垶、叶铭、叶胜、李佑、龙虎山人梁鹄，凡一十八人，续题者良夫兄子徐济及青城王璲也。良夫居太湖之滨光福市，辟耕渔轩以延名士，集其诗文为《金兰集》。其好事亚于顾仲瑛云。”(上册第125页)类似这样的记载留下了许多没有名气的作者姓名。 除了补充资料之外，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还订正了钱谦益的一些错误，容庚先生列举有27处，然而像姚编本卷五郑真条辨其非洪武三年进士，卷六赵迪条辨赵迪的山人身份，卷十辨蔡经为赵文华所劾之冤之类，尚有未尽。其中卷二徐尊生条订正钱引《睦州志》谓曾授翰林待制之误，卷五谢林条辨《列朝诗集》复见，同卷高逊志条辨钱氏据《鹤林集》所署年月职衔所作的错误推断，卷七姚绶条辨钱氏误载其出知永宁县为永宁府，卷十一辨钱书“神鬼门”载桃花门仕女诗为邢参诗，卷十四辨清溪社集倡自隆庆辛未而非万历初年，都属于釐正钱书记载之讹。若卷九张凤翔条举李梦阳评张集多所贬斥、不假辞色，断言钱氏说李梦阳党护凤翔而为作传殊无道理，卷十一引姚涞送文徵明序，驳钱谦益轻信何良俊语，不录姚涞诗之失，卷十四陈芹条辨钱氏论青溪社之误，卷十三谓钱氏诋诃汪道昆未免太过，卷十四谓钱氏以胡应麟《诗薮》羽翼王世贞《艺苑卮言》而诟之过甚，则是对钱谦益一些论断的驳正。朱彝尊虽无须靠这些成果来标榜《明诗综》的文献价值， 但这些辩驳确实保证了它记载和论述的准确程度，提升了全书的学术水准。 但即便如此，朱彝尊的工作在文献上也未能幸免于后人的批评。首先遭到指责的是擅自删改前人文字，如张为儒《虫获轩笔记》指出：“朱竹垞先生选《明诗综》，喜删改前人之句，然有大失作者之旨者。即如亭林集中《禹陵二十韵》，前半‘大禹南巡守，相传此地崩’十韵叙禹陵，后半‘往者三光降，江干一障乘’八韵叙乙酉鲁王监国事，而末四句总结之，曰：‘望古频搔首，嗟今更拊膺。会稽山色好，凄恻独攀登。’《诗综》殳去中间‘往者’十六句，则所谓‘嗟今更拊膺’者，竟不知何所指。竹垞选此书，意欲备一代文献，宜其持择矜慎。况生平又与亭林交好，没后录其遗诗，似不应卤莽至此。”(14)容庚先生更举出王璲《和高季迪将进酒》、《题采菱图》，李东阳《淮阴叹》，萧镃《乐隐为尹克俊赋》，薛瑄《游君山诗》，万表《闵黎吟》诸例，说明朱彝尊编纂中随意改窜、挪移前人文字。这实在是明人擅改古书的积习，到乾嘉学风严谨以后基本杜绝，但清初学者还不太在意，钱谦益编《列朝诗集》、方苞选唐宋八家文都有这种习气，所以朱彝尊也不忌讳这一点。卷十二选沈贞诗十首，附诗话云：“集五十卷，惜不传。从陈编中搜得《乐神曲》一十三首，不无冗长，且多阙文，因汰其六，稍为删易补缀，颇觉奇古。”(上册第83页)从保存一代文献的角度说，这无疑是不能容许的缺点。其次是记载偶有疏误，如全祖望《书明诗综后》所说：“竹垞选《明诗综》，网罗固多，讹错亦甚不少。即以吾乡前辈言之，屠辰州本畯并未尝为福建运司，盖因其曾任运同而讹。陆大行符，东林复社名士，有《环堵集》传世，乃讹其名为彪。以此推之，必尚有为我辈所不及考者。”(15)后来张宗泰六篇跋续举《明诗综》各种疏失(16)，闵丰论文胪列《静志居诗话》引文和记述的各种疏误(17)，都证明全祖望的推断是不错的。此外，书后附载的高丽人诗，从韩国学者的立场看，起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入选标准不明确，未载李奎报、李齐贤、陈等主要文人诗。二是人名及时代混乱，如金时习号梅月堂，李达号荪谷，书中均作二人；李仁老为高丽朝人，书中列于壬辰之乱后期。三是诗题与文字多误。四是主题狭隘，仅限于汉江、太平馆等少数题材。(18)这些缺陷应与当时两国文学交流的欠缺和不对等有关。中国士大夫的天朝心态使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始终以优位自居，一向疏于了解和吸取异民族的文化。加上李朝夙奉明正朔，明清易代之后，对清朝始终抱有敌意，两国交往也远不如明代频繁。朱彝尊当时搜集朝鲜诗歌大概是要难于以往任何时代的。 二、《静志居诗话》与明诗史研究 像历史上所有的文学选本一样，《明诗综》在保存文献之余，也承担着文学批评的功能。尤其是它出自朱彝尊这样一位热衷于批评——这从他为人撰诗序，内容从来离不开针砭诗坛风气即能感觉——的诗人之手，更具有总结一代诗史的意义。书中所附的《静志居诗话》，嘉庆间曾燠作序就肯定了它“所以正钱牧斋之谬”的功绩，到今天我们是否还能认可这一结论呢？ 《列朝诗集》和《明诗综》的比较，显然是个很有趣的课题，而两书批评学的对照又比文献学更有意思。杨松年先生曾统计两书选诗最多的诗人，结果如下： 这两个排行榜只重合了高启、刘基、李东阳、杨基四人，可见评判标准是相去甚远的。但再看杨先生对王夫之《明诗选评》、陈子龙等《皇明诗选》与沈德潜《明诗别裁》的统计，见于上面两榜的诗人是刘基、高启、杨慎、王稚登、李攀龙、何景明、李梦阳、徐祯卿，朱榜只比钱榜多一名，则两人所选为其他选家认可的程度又不相上下。容庚先生从选诗数量、小传详略、文字删改、选诗标准四个方面对比两书，结论是“钱氏之优于朱氏可得而定”。但若以《列朝诗集小传》与《静志居诗话》相比较，则我更倾向于认为朱书高于钱书，这主要是着眼于它的批评史价值。 由于体例不同，小传主要是叙述生平，而诗话则更多地着眼于诗歌评论和有关诗学的内容，这是不难想见的。比如吴中四杰小传，钱谦益主要是记载生平事迹，高启和张羽传略引前人评论，而杨基和徐贲传都不论其诗；朱彝尊则分别评论了四人的创作，杨基条摘句证实王世贞谓其诗句柔弱似词之说，张羽条论其“五古微嫌郁轖，近体亦非所长，至于歌行雄放，骎骎欲度季迪前，固当含超幼文，跨蹑孟载”，徐贲条谓其“才气方之高、杨、张三君，稍为未逮，然诗法砉然，森有纪律，长篇险韵，极其熨帖，颇有类皮、陆者”(上册第67页)，这都比钱书更具批评色彩和批评价值。再看公鼐，钱氏小传作： 鼐字孝与，蒙阴人。万历癸丑进士，选庶吉士，除编修，官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孝与家世词馆，与临朐冯文敏同学，在公车时已有宿名齐鲁间，博学多闻，为诗好征引故实，如昔人所谓獭祭鱼者。一时馆阁之士，无以尚也。神庙中年，储位未定，内宠耦嫡，群小因以植援媚奥，关通钩党。天启之初，流蔓未已，议论纷呶。孝与以宫端入朝，晓畅旧事，抗疏别白，指陈其所以然。群小恶其害己，尽力击排，遂引疾以去，不得大用。然至今三十余年，国论咸取衷焉。有集三十卷行世。 这里除了提到公鼐“为诗好征引故实”，为一时馆阁之首外，主要内容是叙述其政治活动。而朱彝尊在小传简述履历之外，更有大段诗话： 言诗于万历，则三齐之彦，吾必以公文介为巨擘焉。即其论诗，大指云：“风雅之后有乐府，如唐诗之后有词曲。声听之变，有所必趋，情词之迁，有所必至。古乐之不可复久矣，后人之不能汉魏，犹汉魏之不能风雅，势使然也。如汉《朱鹭》、《翁离》之作，魏晋诸臣拟之，以鸣其一代之事，易名别调，当极其长，岂以古今同异为病哉？后世文士如李太白，则沿其目而革其词；杜子美、白乐天之伦，则创为意而不袭其目，皆卓然作者，后世有述焉。近乃有拟古乐府者，遂颛以拟名，其说但取汉魏所传之词，句模而字合之，中间岂无陶阴之误、夏五之脱？悉所不较。或假借以付益，或因文而增损，跼蹐床屋之下，探胠縢箧之间，乃艺林之根蟊，学人之路阱矣。以此语于作者之门，不亦恧乎？夫才有长短，学有通塞，取古今之人，一一强同，则千里之谬，不容秋毫，肖貌之形，难为觌面。若曰乐府则乐府矣，尽人而能为乐府也；若曰必此为古乐府，使与古人同曹而并奏之，其何以自容哉？李于鳞曰：‘拟议以成其变化。’噫，拟议将以变化也，不能变化，而拟议奚取焉？”又云：“律诗出于古诗而难于古诗，七言后于五言而难于五言。故七律于诸体中最不易工，古今长技惟杜氏耳。杜氏之长，则《秋兴》《怀古》《诸将》数篇而已。近世拟作甚多，大率浅率牵合，观者厌焉。”又《赠邢子愿长歌》云：“为君历代选宗工，前称弘正后嘉隆。北地雄浑真大雅，步趋尽出少陵下。汝南俊逸诚天然，边幅姿态未全捐。济南匠心奇且丽，藻缋无乃伤辞意。武昌才美谢诸君，节制之师独出群。东吴囊括靡不有，利钝未能免人口。大抵明兴只数家，瑜者从来不掩瑕。余子纷纷未易说，拟议原非吾所悦。丈夫树立自有真，何为效彼西家颦？”盖力攻摹拟之非。然观其七律，仍以历下为宗，故有“文章一代李沧溟”之句。同时名家者，冯用韫、于念东、王季木皆拔萃者也。(下册第490—491页) 他首先肯定公鼐是万历间山东有代表性的诗人，然后摘引两段诗论以见其反对摹拟，主张自抒真情的诗学观及对明代最盛行的七律一体的看法；再录赠邢侗长歌以见公鼐对前辈诗人的评价及瓣香所在；最后提到几位同时的山东诗人，隐然以见山东诗人自张一帜。对照钱书的小传，这段诗话非但纯然着眼于诗歌批评，而且用翔实的材料为我们勾画出万历间一位不随波逐流、有立场有见识的诗人形象，让我们看到格调派自身发展出的反思摹拟之弊的意识，这无疑是明代诗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线索。 朱彝尊的诗人评论，兴趣都集中在诗歌本身，只论诗才高下和创作得失，略不涉及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将他和钱谦益区别开来，上面提到的杨基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更重要的是，朱彝尊审视明诗的立场完全不同于钱谦益：钱谦益基本是站在本朝的立场上总结教训，因此更多地是抨击诗风的堕落，而朱彝尊则站在新朝的立场上，与对象拉开了历史距离，于是更近于客观评判。钱谦益很少作诗人之间的比较和品第，而这在朱彝尊乃是家常便饭，那些齐名并称的诗人如后七子辈，他都认真地一一加以评骘，显出浓厚的文学批评兴趣。对比一下两人对李梦阳的批评，是非常有趣的。钱谦益小传，记述履历之外，从三个方面论述李梦阳诗歌创作的影响。一是鼓荡起有明一代的复古风气：“献吉生休明之代，负雄鸷之才，然谓汉后无文，唐后无诗，以复古为己任。信阳何仲默起而应之。自时厥后，齐吴代兴，江楚特起，北地之坛坫不改。”二是开模拟之风：“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三是贻鄙陋不学之弊：“献吉曰不读唐以后书，献吉之诗文引据唐以前书，纰缪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说也？国家当日中月满，盛极孽衰，粗才笨伯，乘运而起，雄霸词盟，流传讹种。二百年以来，正始沦亡，榛芜塞路，先辈读书种子，从此断绝，岂细故哉？”(20)与钱谦益的全面指斥相对，朱彝尊则具体分析了李梦阳诗作的得失： 成弘间，诗道旁落，杂而多端。台阁诸公，白草黄茅，纷芜靡蔓。其可披沙而拣金者，李文正、杨文襄也。理学诸公，“击壤”“打油”，筋斗样子，其可识曲而听真者，陈白沙也。北地一呼，豪杰四应，信阳角之，迪功犄之，律以高廷礼《诗品》，浚川、华泉、东桥等为之羽翼，梦泽、西园等为之接武，正变则有少谷、太初，旁流则有子畏，霞蔚云蒸，忽焉丕变，呜呼盛哉！献吉五古，源本陈王、谢客，初不以杜为师，所云杜体者，乃其摹仿之作，中多生吞语，偶附集中，非得意诗也。至效卢、骆、张、王诸体，特游戏耳；惟七古及近体，专仿少陵，七绝则学供奉，盖多师以为师者。其谓“唐以后书不必读，唐以后事不必使”，此英雄欺人之言。如“江湖陆务观”、“司马今年相宋朝”、“秦相何缘怨岳飞”等句，非唐以后事乎？(上册第260页) 钱谦益一味地抨击李梦阳的复古，似乎那只是出于他个人的趣味，朱彝尊却揭示了复古思潮产生的诗学语境；钱谦益以模拟二字概括李梦阳的创作，全面否定其成就和价值，朱彝尊则辨析李梦阳不同体裁作品与唐诗的关系；钱谦益仅指责李梦阳倡言不读唐以后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朱彝尊更令人信服地说明这只是个口号，实际李梦阳本人也做不到。类似的例子也见于对尹耕的批评。相比之下，朱彝尊的诗话较钱谦益小传更具有诗歌批评和诗歌史研究的性质，是可以肯定的。 因为专注于诗歌艺术的批评，朱彝尊看来更坚持艺术的标准，对诗人成就的判断更严于钱谦益，不仅带有唯艺术倾向，也更具独到的见解。如评石宝云：“少保爰立，在永陵初年。是时诸臣以议礼忤旨，帝初欲援以自助，而鲠直自守，至三封内批，帝心弗善也。故虽位列中台，其诗多蹇产而不释。(中略)盖当日纶扉之间，未尽和衷之雅，一傅众咻，谁与为善。乃知人生不得行胸怀，虽作相，与不遇等也。近见东南文士，有推少保诗为北方之冠者，又或谓得长沙之指授，俱未尽然。其诗颇类明初西江一派。”(上册第228页)朱彝尊虽颇重石宝节操，但并不附和当时东南文士的评价，而是独到地揭示了他的风格渊源。 《静志居诗话》的唯艺术倾向，还表现为坚持诗歌的审美特征，旗帜鲜明地反对专言心性的理学诗。这只要看看他对湛若水、庄昶的评论就知道了。庄昶诗话云： 自尧夫《击壤》而后，讲学毋复言《诗》，言诗辄主尧夫，遂若理学、风雅不并立者然。一峰、康斋、白沙、定山，咸本《击壤》，而定山尤甚。所谓“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等句，不一而足。以是为诗，其去张打油、胡钉铰无几矣。甘泉从而辑之，以诏学者，谓非此则与道学远也。然则打油、钉铰反为近道之言，而《诗》三百篇春女秋士之思，皆可置勿录也。窃为理学诸先生不取也。 (上册第212页) 朱彝尊的语气较钱谦益论庄氏为平和，但对庄诗艺术价值的否定却更彻底。论薛瑄诗也提到：“予尝谓宋之晦庵，明之敬轩，其诗皆不堕宋人理趣，未见有碍于讲学，又何苦而必师《击壤》派也？”(上册第165页)所以，他称赞倪光诗，则说“其学盖本于邵氏，《观梅》数诗，特娟秀，不袭《击壤》恶派”(上册第208页)；肯定张弼诗，则说“与定山辈专效《击壤》者不同”(上册第214页)；又许罗洪先“近仿白沙、定山，然爽气尚存，未堕尘雾”(上册第330页)；而于说诗“率本尧夫之余唾”，好作大言的桑悦则痛斥其狂悖(上册第210页)，对诗“多杂讲学语”的何维柏也憾其“合格者希”(上册第343页)。陈、庄两家中，他对白沙还稍为宽容，论庄昶几乎一无是处，因为“白沙虽宗《击壤》，源出柴桑。其言曰：‘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先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故所作犹未堕恶道，非定山比也”(上册第182页)。基于这种认识，他论及邱濬“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与游人论诗绝句》)的说法，特别强调“其言未尝不是，第恐学者因之，流于率易，堕入定山一派，不可也”(上册第191—192页)。 朱彝尊的诗歌批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反竟陵远甚于反七子，这似乎体现了浙江诗家的基本立场。浙江虽是宋诗的大本营，有黄宗羲、吴之振、查慎行等宋诗派主将，但由于陈子龙云间派和钱塘派的影响更大，是以格调派诗风仍占主导地位。在《明诗综》成书的康熙后期，竟陵派早已声名狼藉，一般诗家都懒得提起，但朱彝尊论及竟陵，憎恶之情仍溢于言表。这种憎恶多半是源于家学。康熙四十三年(1704)所作《斋中读书十二首》之十二云：“有明三百禩，揽秀披春华。青田与青丘，二美洵无瑕。吾乡数程贝，双珠握灵蛇。自从永宣来，其辞正且葩。洎乎嘉靖季，七子言何夸。钩金纵可拣，莫披黄河沙。一咻众楚和，是后尤卑哇。先公闻舌，顿生亡国嗟。吾欲返正始，助我者谁邪？”自注：“先太傅初闻袁中郎、钟伯敬论诗，叹曰：‘安得此亡国之音。’惨然不怿。”(21)先祖的忧虑给少年朱彝尊留下深刻印象，他后来回忆：“予年十七避兵夏墓，始学为诗，既而徙练浦之南，再徙梅会里，见当代诗家传习景陵钟氏、谭氏之学，心窃非之，以为直亡国之音尔。”(22)明社既屋，被证实的预感使他对竟陵派的憎恶更为强烈，恰好与对公安派的优容形成鲜明对照。《胡永叔诗序》云：“自明万历以来，公安袁无学兄弟矫嘉靖七子之敝，意主香山、眉山，降而杨、陆，其辞与志未大有害也。景陵钟氏、谭氏从而甚之，专以空疏浅薄诡谲是尚，便于新学小生操奇觚者，不必读书识字，斯害有不可言者已。”(23)当时对明人不学导致亡国的一般见解，在朱彝尊这里，将所有的账都算到了竟陵派的头上。这对竟陵派虽未必公正，但从中却能看出朱彝尊立足于学问的诗学观。 由于《列朝诗集》遭禁毁，而《明诗综》被收入四库全书，两书日后的显晦很不一样。《四库提要》对《明诗综》颇予好评，称“其所评品，亦颇持平，于旧人私憎私爱之谈，往往多所匡正”。(24)钦定的评价一出，后人自不敢上下其议论，只能含蓄地表示不同看法。史承谦《青梅轩诗话》曾对朱彝尊的去取微表不满：“竹垞先生《明诗综》一书，其于数大家名家之绝出者，选法当而评语精，无复可憾。其于万历以后蒐辑区大相、公鼐、郑明选诸人，欲以补钱氏之未备，意亦甚美，然其间不无稍矣。其于程松圆诋之太甚，以矫钱氏之失，然君子论诗文平心乃可，正不必有意低昂也。”(25)郑明选条又云：“吾观侯升诗差胜伯玉诸君，然牂牁之病亦不免，较之同时海日、石仓诸君，固不逮也。”王元文《读吴延州先生诗题后》自注也顺便提到《明诗综》：“刻本系钟伯敬所选，《历朝诗》据此录之，《明诗综》又据《历朝诗》录之，其上驷皆不在。”(26)这很可能与吴氏诗集流传不广有关，不能全怪朱彝尊。清末皇权失势，议论大开，对《明诗综》的评价遂大见歧异。贬之者，如叶德辉说：“《明诗综》乃乡愿之所为，《列朝诗》乃选家之诗史也。”(27)钱振锽说：“朱竹垞选明诗眼小如豆，钱牧斋虽不能诗，而选诗眼孔较大。”(28)赞赏背定者，如刘声木说：“虽名曰诗话，所有胜朝三百年诗学源流，升降转移，风气淳薄，人情变幻，悉具其中。搜罗广博，议论精严，评骘允协，允为历代诗话之冠。”(29)我个人觉得，傅增湘说《明诗综》“特于人物之臧否，风气之升降，肆意发舒，挟恢奇雄桀之气，骋纵横博辩之才，诋斥抨弹，无所顾忌”；“记述则多存故实，言诗则力矫虚嚣，于桑海诸人，虽亦登录不遗，而亦未能尽情阐发，固不欲蹈牧斋之辙，抑亦缘时会使然”(30)，评之最为公允。以今天的眼光看，朱彝尊当然有见识不及钱谦益的地方(31)，但总体上说，认为《诗话》持论较《小传》为公允，大概更能得到赞同。诚如朱则杰所说，“因为钱谦益当时需要力除明诗流弊，挽回颓风，矫枉自须过正；而至朱彝尊之时，风气基本上已经转变，自然也就不必大肆抨击，而有可能较为冷静地做出客观评价”。(32)人对历史的态度往往是由所处的时代决定的，易地而处，两人对明诗的态度会怎样，还真不好说。 但无论如何，朱彝尊的诗史意识是明显要比钱谦益更自觉的。钱谦益论明代前期的诗人很少顾及他们的诗史意义，直到中期以后才较为留意，或许这也是他论明诗的着眼点所在吧。朱彝尊则不同，书中不仅有对明诗“八变”的宏观描述(曹学佺诗话)，而且从开卷第一位作家刘基开始，所有的诗人就都收入了他的诗史视野中。论刘基云：“乐府辞，自唐以前，诗人多拟之，至宋而扫除殆尽。元季杨廉夫、李季和辈，交相唱答，然多构新题为古体；惟刘诚意锐意摹古，所作特多，遂开明三百年风气。”这段论述精辟地揭示了乐府诗写作在唐宋之际发生的变化，从而凸显出刘基对有明一代乐府写作的开风气作用，极有见地。论杨训文又提到：“元诗华者易流于秽，贯酸斋辈是也；清者每失之弱，萨天锡等是也。明初若刘子高、苏平仲、杨克明，其源皆出于天锡，质赢之恨，诸公不免。”(上册第38页)论瞿佑时还追溯他与杨维祯一派的渊源：“明初诗家，以杨廉夫为祭酒。廉夫见同调，缀以评语，不曰牛鬼，则曰狐精，此王常宗论文，即以狐比廉夫也。宗吉幼为廉夫所赏，拾其唾余，演为流派，刘士亨、马浩澜辈争效之。譬诸画仕女者，肌体痴肥，形神猥俗，曾牛鬼狐精之不若矣。”(上册第167页)这都是极精彩的议论。古人对诗史的精辟见解，每每是这么随处触发的，需要我们细心爬梳，才不至于错过。事实上，朱彝尊的许多论断，到乾隆间即为朱琰编《明人诗钞》所剿袭，或改换次序，或加以删节，世人不知就里，以为他自出手眼，咸推为读明诗善本，后经周中孚比勘才尽发其覆。虽然在清代中后期，不断有明诗研究专书问世，但直到今天，《静志居诗话》仍然是研究明诗首先应该重视的参考文献。 《明诗综》的批评史意义，除了实际的批评成果外，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到，那就是附载诗话的体例对后人的影响。诗选附载诗话，并非《明诗综》首创。南宋的《竹庄诗话》和《诗林广纪》，无论视其为题作诗话的诗选，还是题作诗选的诗话，都已开诗选附诗话的先例。不过它们附录的是他人诗话，而《明诗综》附录的《静志居诗话》是朱彝尊自撰，这就开了编诗选附自撰诗话的风气。步趋者乾隆间有郑王臣《莆风清籁集》、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释名一《国朝禅林诗品》，嘉庆间有郑杰《国朝全闽诗录》、张学仁、王豫《京江耆旧集》、王昶《湖海诗传》，光绪间有王增祺《诗缘》。还不仅如此，《静志居诗话》到乾隆年间分别被卢文弨(乾隆四十一年，1776)、周中孚(乾隆五十九年，1794)辑出单行，虽然二书均未刊刻，但嘉庆二十四年(1819)姚祖恩辑刊《静志居诗话》行世，就开了后人辑诗选所附诗话单行的风气(33)，这是论朱彝尊诗学的影响不能不提到的。 总之，无论从学术价值还是从实际的历史影响看，朱彝尊的明诗研究都比他的唐宋诗批评更值得我们重视和探讨。他对唐宋诗的取舍和评论或许对他个人有特殊意义，留下了他创作历程的某一段轨迹，成为后人研究他诗风走向的依据。但他的明诗批评却更具有诗史研究的学术色彩，是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的一个标志，它扭转了明代以来以选诗树立门户、标榜趣味的习气，将诗歌总集的编纂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为诗歌史提供了一个较为丰富、更具包容性的梳理，这种平和的态度和扎实的作风对有清一代的诗学和诗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出的各种大型诗选，无论从编纂旨趣还是形式或多或少都有《明诗综》的影子。仅凭这一点，朱彝尊的明诗学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注释： ①朱彝尊研究专著已有朱则杰《朱彝尊研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和李瑞卿《朱彝尊文学思想研究》(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论文有吴宏一《朱彝尊文学批评研究》，《清代文学批评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汪涌豪《时代新潮激荡下的弘通文学观：朱彝尊论唐宋诗歌遗产》(《复旦学报》1991年第6期)；汪涌豪《朱彝尊诗歌批评特色论》(《殷都学刊》1992年第3期)；束忱《朱彝尊“扬唐抑宋”说》(《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李瑞卿《从〈静志居诗话)看朱彝尊美学的一个侧面“清”》(《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有关朱彝尊研究的综述，可参看王顺贵《关于朱彝尊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②蒋祖怡《朱彝尊及其〈静志居诗话)》(《温州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同林、利民《对立互补，趋于融通：〈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对读三则》(《南通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闵丰《〈静志居诗话〉笺补——兼与〈列朝诗集小传〉互证》(《古籍研究》2004年卷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李瑞卿《朱彝尊论明代主要作家和群体》(《嘉兴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③门人王原云：“原学文于先生，尝闻为学由博而入，归诸洁净精微，乃臻极至。基始之难，莫如考据；若夫论世辨物，必要诸琐屑。不如是不能极其情状，识其归趋尔矣。”见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2页。 ④姚祖恩编《静志居诗话》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下引该书均据此本，只注页码。 ⑤此札原无收件人名，观首云：“渴思得《寄所寄录》足本一观。屡次知惠寄，杳无到者，至今未得寓目，怅惘可知矣。”则应是与赵吉士，盖《寄所寄录》即赵吉士所著《寄园寄所寄》也。 ⑥《曝书亭集》卷三三《答刑部王尚书论明诗书》，康熙刊本。 ⑦比勘《静志居诗话》与《列朝诗集小传》目录，即可看出这一倾向：卷二41人中出现36人，卷三28人中出现26人，卷四66人中出现48人，卷五53人中出现32人，卷六70人中出现42人，卷七56人中出现33人，卷八61人中出现34人，卷九58人中出现31人，卷十52人中出现36人，卷十一63人中出现33人，卷十二65人中出现33人，卷十三65人中出现35人，卷十四67人中出现41人，卷十五58人中出现13人，卷十六59人中出现21人，卷十七59人中出现18人，卷十八71人中出现27人，卷十九73人中出现5人，卷二十55人中出现3人，卷二十一56人中出现2人，卷二十二86人中出现1人。 ⑧《曝书亭集》卷三九，康熙刊本。 ⑨容庚《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岭南学报》第11卷第1期，1950年12月版。 ⑩如容庚《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岭南学报》第11卷第1期，1950年12月版；闵丰《〈静志居诗话〉笺补——兼与〈列朝诗集小传〉互证》，《古籍研究》2004年卷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容庚《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岭南学报》第11卷第1期，1950年12月版。 (12)据杨松年统计，《明诗综》选诗最多的前九位诗人是高启(138首)、刘基(104首)、李梦阳(80首)、何景明(78首)、朱国祚(58首)、李东阳(57首)、徐祯卿(50首)、刘崧(50首)、杨基(49首)， 见其《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论析》，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13)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四《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劄子》评语，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中册第1696页。 (14)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五引，嘉庆刊本。 (15)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16)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一四，道光三十年刊本。 (17)闵丰《〈静志居诗话〉笺补——兼与〈列朝诗集小传〉互证》，《古籍研究》2004年卷下，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8)见柳晟俊《〈明诗综〉所载高丽文人诗考》，作者所赠未刊稿本。 (19)杨松年《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论析》，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页。 (20)钱陆灿辑《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第311—312页。 (21)《曝书亭集》卷二一，康熙刊本。 (22)《曝书亭集》卷三七《荇溪诗集序》，康熙刊本。 (23)《曝书亭集》卷三九，康熙刊本。 (2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集部总集类《明诗综》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25)史承谦《青梅轩诗话》卷二，收入《史位存著作》，清刊本。 (26)王元文《北溪诗集》卷一二，嘉庆十七年王氏随善斋刊本。 (27)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十六，光绪刊本。 (28)钱振锽《星影楼壬辰以前存稿?诗说》，清末刊本。 (29)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上册第26页。 (30)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80页。 (31)比如《列朝诗集》陈沂、王韦小传摘录其论拟雅、学杜之语，可见江南反拟古思潮的先声。而《静志居诗话》只引景旸与陈沂论诗语，于陈沂仅言“鲁南诗亦匀整，第乏警策。盖心惩北地勦袭之非，而限于力也”，因未具体引述其议论，“心惩北地勦袭之非”遂无处落实。 (32)朱则杰《朱彝尊评传》，《清诗代表作家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78页。 (33)蒋寅《论清代诗学的学术史特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