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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并不是文学史上偶然的事件，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后人对唐诗艺术规范的批评和修正，也体现出后人对新的诗歌艺术规范的追求。①那么同时代的人，在他与其他诗人交游过程中，对他人诗歌的删削，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这种删削活动与删削者的文学观念和诗学风格有什么关系呢？本文以韩愈删改卢仝《月蚀诗》为例，对之试作初探。 一 在唐诗发展史上，韩愈可以说是关键性的诗人，他主导的这一诗派被称为韩孟诗派，或称为尚怪奇、重主观的一派。这一派的诗人，革新的精神表现得非常突出。他们在审美情趣和表现技巧上完全突破了盛唐诗歌的藩篱，把怪怪奇奇的审美情趣带进诗歌创作中来。②这一派诗人有孟郊、韩愈、李贺、卢仝、马异、刘叉等，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则是韩愈。 韩愈对卢仝诗作《月蚀诗》之删改，强烈体现出韩愈的诗歌审美情趣及其倡导的诗歌风尚。通过对读韩愈的《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和卢仝的《月蚀诗》，我们更能进一步理解韩愈对奇险诗风的具体倡导。 卢仝(775?-835)，自号玉川子。卢仝诗风险怪，他的《与马异结交诗》，被韩愈评为“往年弄笔嘲同异，怪辞惊众谤不已”（韩愈《寄卢仝》诗）。韩愈对卢仝的险怪诗风是较为推崇的。如《新唐书•卢仝传》载：“卢仝居东都，（韩）愈为河南令，爱其诗，厚礼之。（卢）仝自号玉川子，尝为《月蚀诗》以讥切元和逆党，（韩）愈称其工。”③韩愈对《月蚀诗》的称赏，与其诗歌求新求变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卢仝《月蚀诗》诗原有307句，合计1667字。胡适说：“这诗约有一千八百字，句法长短不等，用了许多很有趣的怪譬喻，说了许多怪话。这诗里的思想实在幼稚的可笑。”④又云：“这种思想固然可笑，但这诗的语言和体裁都是极大胆的创例，充满着尝试的精神。”⑤这种尝试的精神，与韩愈诗歌求新求变之追求是相同的。韩愈通过诗歌删改来对这种尝试精神进行肯定与规范，删削后，他的《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只有102句，576字。韩诗的句数只有卢诗的32%，字数只有卢诗的35%。 对读韩诗、卢诗，诗歌内容包括如下十几个层面：1、月蚀发生的时间、月蚀前的情景。卢诗计14句，81字。韩诗计6句，38字。2、月蚀的动作、过程。卢诗计16句，86字。韩诗计4句，22字。3、月全蚀时形状。卢诗计6句，34字。韩诗计4句，22字。4、月蚀时卢仝的情状、活动及心里感受。卢诗计11句，57字。韩诗6句，30字。5、探究月蚀之原因，切入正题。卢诗计37句，206字。韩诗10句，58字。6、对蛤蟆精月蚀之罪的宣判。卢诗计49句，278字。韩诗10句，74字。7、上奏天帝对蛤蟆精蚀月之罪的惩罚。卢诗计15句，96字。韩诗计11句，69字。8、斥责东方龙。卢诗计8句，38字。韩诗计6句，31字。9、训斥南方鸟。卢诗计11句，69字。韩诗计6句，38字。10、指责西方虎。卢诗计11句，49字。韩诗计6句，36字。11、训责北方乌龟。卢诗计8句，52字。韩诗计4句，30字。12、发议论。卢诗计64句，357字。韩诗计7句，22字。13、请帝毙蛙还月。卢诗计45句，220字。韩诗8句，52字。14、帝许所请，还月毙蛙。卢诗计12句，44字。韩诗计14句，54字。上述诗歌内容中，斥责东方龙、训斥南方鸟、指责西方虎、训责北方乌龟等四部分，是卢仝上奏天地的奏章，韩诗称谓上有所变动，卢诗称为“封词”，韩诗则谓“笺”。 韩诗对卢诗的删改，不仅字数大为减少，诗歌文本亦流畅简练。如诗歌开头交代月蚀发生的时间一段。卢诗为：“新天子即位五年，岁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调黄钟。”卢诗交代的时间就是元和五年(810)，用天干地支纪年就是“庚寅”年。斗柄，即北斗柄。北斗七星，四星象斗，三星象杓，杓即柄。黄钟，古乐十二律之一，声调最洪大响亮。《礼记•月令•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辟中，旦轸中。其日壬癸，……其音羽，律中黄钟。”注：“仲冬者，日月会于星纪，而斗建子之辰也。黄钟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气至，则黄钟之律应。”⑥所以“律调黄钟”是指仲冬之月，亦即十一月。韩诗删为：“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较卢诗准确、精炼。 又如探究月蚀之原因，切入正题的一段。卢诗为：“吾见阴阳家有说，望日蚀月月光灭，朔月掩日日光缺。两眼不相攻，此说吾不容。又孔子师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则丧明。幸且非春时，万物不娇荣。青山破瓦色，渌水冰峥嵘。花枯无女艳，鸟死沈歌声。顽冬何所好？偏使一目盲。又闻古老说，蚀月蛤蟆精。径圆千里入汝腹，如此痴騃阿谁生？可从海窟来，便解缘青冥。恐是眶睫间，揞塞所花成。黄帝有二目，帝舜重朣明。二帝悬四目，四海生光辉。吾不遇二帝，滉漭不可知。何故膧子上，坐使虫豸欺？长嗟白兔捣灵药，恰是有意防奸非。药成满臼不中度，委任白兔夫何为？”卢仝诗先从当时阴阳家的观点，提及月蚀。阴阳家，春秋战国时九流之一。其学包括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廿四时等数度之学和五德终始的五行之说。后世的遁甲六壬、择日、占星之属，也称为阴阳家。卢诗中指日月运转之学。如《后汉书•张衡传》：“（张）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又：“遂乃研敷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⑦太阳运行，可能出现“望日蚀月”，导致“月光灭”；月亮运行，可能出现“朔月掩日”，导致“日光缺”。这些都是当时阴阳家的观点。《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⑧五色，指青、赤、黄、白、黑。河上公注云：“贪淫好色，则伤精失明也。”因此，卢诗亦云“吾恐天似人，好色则丧明”。然而一笔锋转，指出时值隆冬季节，青山、渌水都颜色欠佳，并不像春天春暖花开，姹紫嫣红，鸟语花香，即使苍天好色亦对顽冬不感兴趣。经过阴阳家之说和五色目盲之论的铺垫，卢诗才述及正题——蛤蟆精蚀月。卢诗叙述蛤蟆精蚀月时，亦枝蔓较多，提及蛤蟆精的来历，“可从海窟来，便解缘青冥”，又及蛤蟆精之眶睫，“恐是眶睫间，揞塞所花成”。韩诗删为：“尝闻古老言，疑是蛤蟆精。径圆千里纳女腹，何处养女百丑形？杷沙脚手钝，谁使女解缘青冥？黄帝有四目，帝舜重其明。今天祗两目，何故许食使偏盲？”韩愈认为，阴阳家之说和五色目盲之论等，与所要表达的蛤蟆精蚀月这一主题无涉，故径予删除。仅用“尝闻古老言，疑是蛤蟆精”加以简括。韩诗叙述蛤蟆精蚀月这一主题时，亦删除与这一主题关系不紧密的蛤蟆精来历等。探究月蚀之原因时，卢诗“吾不遇二帝，混滉漭不可知。何故膧子上，坐使虫豸欺？长嗟白兔捣灵药，恰是有意防奸非。药成满臼不中度，委任白兔夫何为？”韩诗仅用一句“何故许食使偏盲？”从这一段分析来看，卢诗较多枝蔓，主题并不凸现；经过韩愈删改后，韩诗诗意更简明，显豁。 韩愈对卢诗的删削，体现出韩愈对卢仝尝试精神的推崇。这种推崇，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韩诗诗题用“效”字，体现韩愈对卢仝诗歌风格的推重。对于这一点，陈齐之曰：“退之《效玉川子月蚀诗》，乃删卢仝冗语耳，非效玉川也。”⑨（下同，不另出注）方世举云“题不曰‘删’而曰‘效’，韩之重卢甚矣”。⑩后说为是。二是韩诗沿用卢诗的寓意。古人认为出现月蚀现象，就会发生叛乱，且认为月蚀出现的季节与发生叛乱的地区有着某种必然联系。如《观象玩占》曰：“月蚀而赤，有反臣。月初生蚀，将败于野。月春蚀东方，夏蚀南方，秋蚀西方，冬蚀北方，皆为其方兵起。”(11)三是韩诗对卢诗讽刺意味的沿袭。卢诗为政治讽刺诗，韩诗亦为政治讽刺诗，讽刺意味的沿袭，是主题的认同。四是韩愈诗文力倡“陈言务去”，而此诗却大量沿用卢诗词句，占半数以上。这种沿袭词句，王观国早已指出，云：“韩退之《月蚀诗》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12)由此看来韩愈作此诗，实为对卢仝诗歌风格的倡导。 韩愈“以文为诗”，长篇多用散文篇章结构，大量使用虚词，散句句式。(11)从诗歌文本来看，卢诗正是如此，与韩愈的审美趣味正相吻合。韩诗按照卢诗的诗歌结构，依次仿效，倡导之意极为显露。卢诗叙述“封词”的部分，采用铺排的手法叙写东方龙、南方鸟、西方虎、北方龟。而韩诗只是改动称谓，称之为“笺”，铺排的章法则如法炮制，这正韩愈一贯倡导以赋入诗、排比铺陈表现手法的具体运用。韩诗不少罕见的词汇，如卢诗：“森森万木夜僵立，寒气赑屃顽无风”，韩诗：“森森万木夜僵立，寒气奰屭顽无风”，“奰屭”，壮大貌；“赑屃”，用力貌，二者语义有相关或相通之处；卢诗：“红鳞焰鸟烧口快，翎鬣倒侧声醆邹。撑肠拄肚礧礧如山丘，自可饱死更不偷”，韩诗：“赤龙黑乌烧口热，翎鬣倒侧相搪撑”韩诗对卢诗词汇的沿袭，同样颇具倡导之意。由此可见，韩诗确实有意倡导奇险的诗风。 二 那么，韩愈的《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仅仅是对卢仝诗歌风格的倡导吗？通过对读韩诗与卢诗，我们认为不仅如此。从韩诗对卢诗之删改来看，韩愈在揄扬卢仝的同时，还暗含其他用意。 从叙述、描写手法的层面来看，韩诗之删改存在其他用意。如描述月蚀动作、过程一段，卢诗为：“此时怪事发，有物吞食来轮中。轮如壮士斧斫坏，桂似雪山风拉摧。百炼镜，照见胆，平地埋寒灰。火龙珠，飞出脑，却入蚌蛤胎。摧环破璧眼看尽，当天一搭如煤炲。磨踪灭迹须臾间，便以万古不可开。不料至神物，有此大狼狈。”卢诗中，把月亮比喻成百炼镜，新奇贴切。百炼，指百炼金，久炼而成的精金。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一：“戚姬以百炼金为彄环，照见指骨，上恶之，以赐侍儿鸣玉、耀光等各四枚。”(14)卢诗当根据“百炼金”，模仿“戚姬以百炼金为彄环，照见指骨”，创造出诗句“百炼镜，照见胆，平地埋寒灰”，出人意表，而有所本。把月亮比喻成镜子，纯属平淡，而比喻成“百炼镜”，进而谈及“照见胆”的效果，颇费心力。检索《全唐诗》，运用“百炼镜”一词，共有三处，除了卢仝外，《全唐诗》（卷427）尚有白居易《百炼镜——辨皇王鉴也》：“百炼镜，镕范非常规，日辰处所灵且祗。”《全唐诗》（卷360）有刘禹锡《和乐天以镜换酒》：“把取菱花百炼镜，换他竹叶十旬杯。”火珠，能聚阳光，照射易燃物，即生热燃烧。《新唐书•南蛮传》：“婆利者，直环王东南，……多火珠，大者如鸡卵，圆白，照数尺，日中以艾藉珠，辄火出。”“火龙珠”最早的用例，即为卢仝此诗。检索《全唐诗》，“火龙珠”仅此一例。由此看来，“火龙珠”一词，当为卢仝自造新词。“火龙”、“火珠”都是原有词汇，卢仝为了与百炼镜对举，创造“火龙珠”一词。从诗歌技巧来看，卢诗“百炼镜，照见胆，平地埋寒灰；火龙珠，飞出脑，却入蚌蛤胎”六句，为双扇对，前三句为上联，后三句为下联。但唐诗中多见四句构成双扇对，前二句为上联，后二句为下联，六句构成的双扇对亦为罕见。 韩诗删削为：“忽然有物来噉之，不知是何虫？如何至神物，遭此狼狈凶？”韩愈对卢诗的删改，至少有以下几个动因：一是卢诗词句怪异，韩诗剔除其中过分怪异的词句。如斧斫坏之轮，风拉摧之桂，埋寒灰之镜，入蚌蛤胎之龙珠，意象怪异，常人难以想象。如果“磨踪灭迹”和“如煤炲”放在一起，尚可理解，那么“万古不开”亦是夸而无节。这组怪异的意象聚合一处，朱彝尊谓“警世骇俗”，并指出“大势亦本《天问》、《招魂》等脱胎来”。二是卢诗自造新词，如“火龙珠”。词语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自造新词增加了读者接受的难度。为方便读者接受，韩诗删除此类新词。三是卢诗诗歌艺术技巧的突破，如“百炼镜”等六句构成的双扇对。韩诗删为两句一转的较为常见的句式。 又如对蛤蟆精蚀月之罪宣判的一段描写，卢诗为：“忆昔尧为天，十日烧九州。金烁水银流，玉煼丹砂燋。六合烘为窑，尧心增百忧。天见尧心忧，勃然发怒泱洪流，立拟沃杀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及，但见万国赤子戢戢生鱼头。”这段诗句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描写了尧为天子时，十日并出的情景，金银等金属都熔化成水流，玉石、丹砂亦烧焦， 天地四方也烘烤得象烧窑。其二描述苍天发洪水淹九日，洪水淹日不及，反而造成“万国赤子戢戢生鱼头”，带给人民巨大的水灾。这段诗句只是在“十日烧九州”情形下需要蚀日的背景，或者说前提条件，卢诗描写可谓妙趣横生，概述精当，但因喧宾夺主，容易造成主题分散。因此，韩诗删为：“尧呼大水浸十日，不惜万国赤子鱼头生。”确为恰到好处。 韩诗对卢诗描写之删改，亦有未当之处。如月蚀前对月亮描写的一段，卢诗为：“烂银盘从海底出，出来照我草屋东。天色绀滑凝不流，冰光交贯寒膧胧。初疑白莲花，浮出龙王宫。”卢诗描写皓月初升，灿烂光亮，用了“烂银盘”、“白莲花”两个比喻，较为新颖，却并不生僻，“天色绀滑凝不流，冰光交贯寒膧胧”两句亦不怪异，可谓描写较为成功之处。韩诗删为：“月形如白盘，完完上天东。”则略显过简，不够生动。 三 以议论入诗，是韩愈一贯倡导的又一表现手法。现以卢诗直接议论中的一段为例，来分析卢仝以议论入诗。如卢诗“岁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至“似天会事发，叱喝诛奸狂”的一段。卢仝这段诗句共分成八个层次：第一层，“岁星”六句，指出岁星主福德，嬖幸擅位，导致贫士失位，月蚀出现；第二层，“荧惑”六句，责备火星执法不公，导致月蚀，造成战乱频仍之状况；第三层，“土星”四句，土星与属土性之蛤蟆相背，导致本属主福德之土星，反而生出祸害；第四层，“太白”六句，太白星主杀伐，比喻兵戎；第五层，“辰星”六句，暗喻掌刑狱者赏罚不当，促成草菅人命；第六层，“如今宜”十三句，暗讽朝臣无能，战乱频繁；第七层，“痴牛”十四句，暗寓战乱频繁，人民不能安居乐业；第八层，“请留北斗”九句，仅存北斗一星，指挥万国，诛讨众星，净扫奸狂。 这一大段议论诗句，以天庭象征朝廷，以星座象征人臣，以灾异象征时局，亦是一大创意。如“荧惑矍铄翁，执法大不中。月明无罪过，不纠蚀月虫。年年十月朝太微，支卢谪罚何灾凶？”六句，荧惑，火星别名。因隐现不定，令人迷惑，故名。《史记•天官书》曰：“察刚气以处荧惑。……礼失，罚出荧惑，荧惑失行是也。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其舍命国。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15)司马贞《索隐》案：“《广雅》：‘荧惑谓之执法。’《天官占》：‘荧惑方伯象，司察妖孽。’”又张守节《正义》：“荧惑为执法之星，其行无常，……主甲兵，大司马之义；伺骄奢乱孽，执法官也。”太微，星垣名。《天官书》：“南宫朱鸟，权、衡。衡，太微，三光之廷。”《索隐》：“太微，天帝南宫也。”又《晋书•天文志上》：“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十二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为衡。衡，主平也。又为天庭，理法平辞，监升授德，列宿受符，诸神考节，舒情稽疑也。”(16)据清代孙之騄注《玉川子诗集注》卷一：“支，计也；卢，头卢（颅）也。”(17)“朝太微”二句，责备上天，为何每年都朝拜南天宫，而上天执法不公正，没有捉拿蚀月虫，造成严重凶灾。荧惑六句，指责火星执法不公，导致月蚀，造成战乱频盈之状况。 这段诗句共八层，分别论及众星，其大意无非是主政不力，造成祸福颠倒，战乱频仍，诗意较多重复、雷同。如“如今宜，三台文章宫，作上天纪纲，环天二十八宿。磊落尚书郎，整顿排班行。剑握他人将，一四太阳侧，一四天市旁。操斧代大匠，两手不怕伤。弧矢引满反射人，天狼呀啄明煌煌。”十三句，与上文“荧惑”六句就雷同。三台，星名。谓上台、中台、下台共六星。《晋书•天文志上》：“三台六星名，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开德宣符也。”(18)三台，亦指错杂色彩或花纹之宫殿。天纪纲，即天纲，星名。《晋书•天文志上》：“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纲，住武帐。”亦指国法。天市，星名。《天官书》：“东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正义》：“天市二十三星，……荧惑犯，戮不忠之臣。……客星入，兵大起。”弧矢，星名。共有九星，位于天狼星东南，因形似弓箭，故名。《天官书》：“厕下一星，曰天矢。矢黄则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其东有大星曰狼。狼角变色，多盗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正义》：“弧九星，在狼东南，天之弓也。以伐叛怀远，又主备盗贼之知奸邪者。弧矢向狼动移，多盗；明大变色，亦如之。矢不直狼，又多盗；引满，则天下尽兵也。”此诗中因以比喻战乱。引文中的“狼”星，即天狼星。 不过，此段卢诗，亦有包含卢仝自身体验之处。如“岁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娄生，覆尸无衣巾？天失眼不吊，岁星胡其仁？”句，岁星，即木星。“官爵奉董秦”句中之“董秦”，历来是一桩公案。董秦指谁，有两说：其一，董秦即李忠臣。董秦，原为史思明部将，后归降唐王朝，封王，赐名李忠臣，后复附刘泚叛乱，被杀。以喻王承宗叛乱。方世举持这一观点，云：“借端于月蚀者，日君象，月臣象。”(19)其二，指嬖幸擅位，以喻吐突承璀。沈钦韩、洪迈、王元启等持这一观点。笔者以为这是诗歌作品，有所讥讽，不必一一指实。钱仲联亦云：“讥刺之处，谈言微中，当浑括其大体。”此诗当为恒州兵事而发，这一点，多数论诗者均已达成共识。“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娄生”二句，董秦与黔娄对举，更显社会的不合理。董秦之流，祸国殃民，高官厚禄；黔娄等寒士，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卢仝一介布衣，生活困顿，个中暗寓诗人自身的遭遇，亦为唐朝后期黑暗现实的反映。正如《列女传》卷二《贤明传•鲁黔娄妻》云：“（黔娄）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之。……（曾子）上堂，见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稿，褞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尽敛，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曾子曰：‘斜引其被则敛矣。’（黔娄）妻曰：‘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于此。……’”(20)这正是卢仝人生理念的体现。诗中连用两个问句，传达出诗人对现存景况的质疑。 卢诗这一大段，句数多达64，字数357。韩诗删削为：“此外内外官，琐细不足科。臣请悉扫除，慎勿许语令啾哗。”合计4句，22字。对韩诗“此外内外官，琐细不足科”两句，何焯评曰“二句括多少”、“此处极裁剪省净”，确为的评。 卢仝秉承韩愈以议论入诗的手法，整段议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段议论有如下特点：一是采用先总后分的构成方法。先说岁星主福德不公，造成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且为富不仁。其次，说荧惑执法不公，导致明月无罪反被蚀，蚀月虫有罪得不到惩罚。再次，说土星与蛤蟆之土性相违背，本当养福德，反生祸害。又说辰星掌刑狱不当，导致草菅人命，赏罚不分。亦说三台诸星，不能有效行使职权，伐叛怀远，保国安民。这一切导致战乱频盈，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卢诗的总结是，扫除众星，保留北斗一极，指挥万国。二是议论同样运用铺排手法，采用散文手法，分层展开议论。整段诗分成八个层次来铺排，条理井然。三是大量采用恒星、行星的名字。这段诗歌所采用的星名有：岁星、荧惑、土星、太白星、辰星、三台、天纲、天市、弧矢、天狼、牵牛、织女、枉矢、天狗、北极等二十星名，其中三台包含六星。从这段诗歌来看，卢诗受《史记》等书的影响极为明显。这些星名的采用，暗含“历示吉凶”的作用。(21)四是暗含对朝政的批评。天上众星，是地上各级官吏的象征，对众星之批评，则体现出对朝廷用人不当，无法应对混乱局面的婉讽。五是诗意有雷同的成分。如岁星和土星都是主福德，不乏相似之处；荧惑和辰星均为主执法，亦有相同之处，难免重复。 韩诗在删改卢诗时，把“此外尽拂除”之前的卢诗句数57句，字数322字，全部删除，原因何在呢？据笔者臆测，韩愈全部删除此段诗歌，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韩愈儒学不语怪力乱神之说，反对灾异之说。卢诗中大量化用《天官书》中的材料，宣扬灾异之说。如上文“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天狗）其下圜如数顷田处，上兑者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等。否定灾异之说，避免藩镇利用灾异之说，篡夺中央政权。二是韩愈不同意卢诗否定一切的观点。如卢诗“此外尽拂除”、“殒雨如抨浆”，卢仝否定全部当政要员，打倒一切，话语说得过头，没有把握好分寸。韩诗虽然对朝政有所批评，但还是肯定居多。三是讽刺诗不宜实指。韩愈的阳山之贬，就是祸从口出，故作讽刺诗较为含蓄，没有指实。如卢诗中的“董秦”、“郦定进”等人名，容易惹出政治祸害。韩愈并不认可。四是卢诗语意重复，不够精炼。如卢诗本身篇幅过长，增强了感知的难度，不少议论可有可无，加上诗意雷同，更易令人厌烦。五是卢诗过多议论，导致枯燥，缺乏形象性。 我们再看宣判蛤蟆精月蚀之罪一段，其中的议论部分。卢诗为“此时九御导九日”至“便此不吐出”一段，概而言之，这一段诗句无非是宣判蛤蟆精之蚀月罪行。卢诗大量采用散文句式，如“恨汝时当食，埋头擫脑不肯食，不当食，张唇哆嘴食不休”等。其中，长句有11字句，“驾车六九五十四头蛟螭虬”。短句有2字句，如“呜呼”。从诗歌意象来看，“六合烘为窑”、“赤子生鱼头”、“节幡挥幢旒”、“掣电九火辀”、“蚀开龃龉轮”、“饱死更不偷”、“手操舂喉戈”等，议论得怪异过头，超乎想象。韩诗删为：“女于此时若食日，虽食八九无馋名。赤龙黑乌烧口热，翎鬣倒侧相搪撑。婪酣大肚遭一饱，饥肠彻死无由鸣。后时食月罪当死，天罗磕帀何处逃女刑？”韩诗的删削，是遏制卢诗的过度怪异，以免逾越奇险的极限。 此外，从全篇句式来看，卢诗多用散文化的句式，给读者留下奇异的印象。如“百炼镜，照见胆，平地埋寒灰。火龙珠，飞出脑，却入蚌蛤胎”。又如“汝若蚀开龃龉轮，衔辔执索相爬钩，推荡轰渴入汝喉”；“东方苍龙，角插戟，尾捭风”等。韩诗除保留少量单句外，大多删削为两句一转的句式，有利于约束过分怪异的诗风。韩诗对卢诗怪异诗风的约束，王观国评曰：“玉川子诗虽豪放，然太险怪，而不循诗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约之以礼，故退之诗中两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子《月蚀诗》如此足矣。’”(22)确为的评。 四 韩孟诗派以奇险著称，韩愈作为诗派盟主，为诗境界独辟，不甘蹈袭前人。他的《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独特意义。韩诗的艺术风格，以雄豪奇崛著称。(23)诗歌艺术同声相求，自然会倡导推崇雄奇怪异的卢诗。 从理论上来看，当作家冲破传统的样式规范，改造、重建了文学样式后，他同时改变了自己的题材意识、审美情趣、表现技巧、风格特点以及读者的题材、审美、技巧、风格期待。这时，新型的文学样式在接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作者所创作的新型作品改变了旧的惯例性期待，很快获得读者的认可，原来的题材意识与期待等就会得以扩展。二是新型的作品开始受到顽强、猛烈的抵抗，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得到读者的认可。新型作品对传统规范的改造越巨大，其与读者的惯例期待相去越远，它所受到的排压和抵制也往往越激烈。(24)具体到诗歌而言，也是如此。韩愈诗歌的奇险风格，就遭时人与后人的批评，褒贬不一。如宋代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存中（沈括）曰：‘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尔，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吉父（吕惠卿）曰：‘诗正当如此，我谓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25)胡震亨批评“韩公挺负诗力，所少韵致，出处既掉运不灵，更以储才独富，故犯恶韵斗奇，不加拣择，遂致丛杂难观”。(26)卢仝诗歌由奇险走向极端，达到怪异，他人之评议自然更为激烈。如朱熹云“唐人玉川子辈，句语虽险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气象”，(27)就指出卢仝诗歌的语言特点。元人辛文房云：“唐诗体无遗，而（卢）仝之所作特异，自成一家，语尚奇谲，读者难解，识者易知。”(28)在当时，其中的“读者”，赏识之人，恐怕也只有韩愈等同派诗人了，一般“读者”也就确实“难解”了。徐献忠《唐诗品》云：“（卢）仝山林怪士，诞放不经，意纾词曲，盘薄难解。”(29)即指出卢诗难以感知。朱承爵《存馀堂诗话》亦云：“造语险怪百出，几不可解。”(30)足见“读者难解”是多数论诗者的真实感受。 明人王世贞则斥之为“病热人呓语”。(31)近人胡适评论卢仝的《月蚀诗》：“这种诗体真是‘信口开河’”，“卢仝似是有意试做这种奔放自由、信口开河的怪诗。”(32)韩愈为了奇险诗派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让卢仝过分险怪的诗风败坏整个诗派的声誉，也便于读者接纳这种诗风，即对卢诗进行删改。这种删改，也是对卢仝诗歌的健康发展指明方向。由此观之，韩愈特别善于捕捉创新与继承之间的“度”，通过巧妙地、有限度地偏离传统和惯例从而激起读者的新奇感，而又不使读者感到因过于陌生而产生异己性。(32) 韩愈对卢诗的删削，后人褒贬不一。陈齐之曰：“韩（愈）虽法度森严，便无卢仝豪放之气。”对韩愈之删削持贬斥的态度。王元启则持肯定的态度。他说：“卢诗恃其绝足，恣意奔放。必如公（韩愈）作，乃可云范我驰驱。论者猥欲伸卢抑韩，未免取舍两乖。卢诗云：‘官爵奉董秦。’又云：‘恒州阵斩郦定进。’愚谓《月蚀诗》刺时之作，祇应借蛤蟆寄讽，不宜径述时事，致失比兴之体。韩诗‘此外内外官，琐细不足料’，不特将五曜三台二十八宿及蚩尤旬始以下妖异诸星，概行抹杀，如董秦、定进，并无一语及之，尤见笔削谨严，不愧卓然典则之文。评者犹以乏卢仝豪放之气少公，岂非瞽说。”王元启高度评价韩愈的删削，指出删除“岁星主福德”议论中的一段，尤见笔削谨严。确为中肯之论。 何焯曰：“前半删（卢）仝冗语，入后乃韩公自运，非止法严，更以理胜也。”何焯又按：“卢诗过于流宕，但亦有删节太多，近于暗者。”何焯对韩愈删节，褒贬参半。他肯定韩诗“法严”、“理胜”，又批评韩诗删削太多，不易了解史实。这是政治讽刺诗，理当不宜实指。李东阳曰：“李长吉诗有奇句，卢仝诗有怪句，好处自别。若刘叉《冰柱》、《雪车》诗，殆不成语，不足言奇怪也。如韩退之《效玉川子》之作，斫去此类，摘其精华，亦何尝不奇不怪，而无一字一句不佳者，乃为难耳。”(33)评论能够结合韩孟诗派中其他诗人来看待，把卢仝与李贺、刘叉相比较来论说，肯定了韩愈对卢诗的删削意义。 从以上诗歌文本分析来看，总体上韩愈对卢诗之删改是妥当的，正如李东阳指出“斫去此类，摘其精华”，但亦有个别删削不当之处，如月蚀前对月亮描写的一段，韩诗则略显过简，尚缺生动。总之，瑕不掩瑜，韩愈这一删削，有利于卢仝诗歌的健康发展，更有利于韩孟诗派整体的健康发展。后来卢仝诗风有所变化，不能说与韩愈对卢诗的删改没有关系。卢仝亦有平直、恬淡之诗作，如《直钩吟》：“文王已没不复生，直钩之道何时行。”亦自平直，殊不为怪。如《喜逢郑三》：“他日期君何处好，寒流石上一株松。”亦自恬淡，殊不为怪。(34)这一点，明人朱承爵早已指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韩愈对卢仝《月蚀诗》的删改，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韩愈对韩孟诗派诗歌艺术的批评和修正，体现他对于诗歌奇险风格的倡导和约束。作为韩孟诗派的盟主，韩愈作《月蚀诗效玉川子作》，规范了韩孟诗派的发展方向，使之更利于读者接纳，具有重要的诗歌史意义。 注释： ①莫砺锋：《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唐宋诗歌论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页。 ②罗宗强：《唐诗小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③［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68页。 ④胡适：《白话文学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325页。 ⑤胡适：《白话文学史》，第327页。 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82页。 ⑦［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97-1898页。 ⑧陈鼓应：《〈老子〉译注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6页。 ⑨［唐］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61页。 ⑩［唐］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761页。 (11)［唐］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750页。 (12)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0页。 (13)孙映逵主编：《全唐诗流派品汇》，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页。 (14)［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 (15)［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17页。 (16)［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1-292页。 (17)［唐］卢仝著，［清］孙之騄注：《玉川子诗集注》，《丛书集成初编》本。 (18)［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293页。 (19)［唐］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749页。 (20)［汉］刘向撰，张涛译注：《列女传译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21)《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引》案：“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宗。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一居中央，谓之北斗。……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也。”见《史记》，第1289页。 (22)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2550页。 (23)［唐］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前言》第4页。 (24)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266页。 (25)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1212-1213页。 (26)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6879页。 (27)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6113页。 (28)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2页。 (29)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3026页。 (30)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1958页。 (31)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4243页。 (32)胡适：《白话文学史》，第328-329页。 (33)［唐］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761页。 (34)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195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