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是中國古代學術發展的集大成時期，清人在很多學術領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對前人文集的搜集和整理，也不例外。本文擬對清人整理宋人别集的貢獻，作一初步探討。 一 清初士人保存文獻的意識 明代藏書之風甚盛，其間不少士人具有保存前代文獻的意識，他們的藏書和抄書，客觀上為清人整理宋人别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並對清初的整理宋集産生了直接的影響。像謝肇淛、李開先、祁承㸁、毛晉等，都具有很强烈的保存前代文獻的意識，並收藏過很多宋元人别集。比如謝肇淛，曾自記抄録宋謝薖《竹友集》事曰：“幼槃詩文不傳於世，此本從内府借出。時方冱寒，京師傭書甚貴，需銓京邸資用不贍，乃手自鈔寫。每清霜呵凍十指如槌，幾二十日始克竣帙，藏之於家，亦足詫一段奇事也。”[1]不僅此書賴之以傳，而且其抄書之勤苦，尤令人感動。謝氏亦以“收藏宋人集頗富”著稱。[2]再如李開先，曾謂“楊慈湖之《易》，林之奇之《書》，《詩》則王氏《總聞》，《春秋》則木訥《經筌》及魏湜之《禮記集説》，多有高出朱注之上者。此外，能發明經旨者，抑又不止四五十家。宋刻已古，鈔册漸訛，再過百年，俱失傳矣。必須題請之後有京板以及各書坊有鏤板，始可遍行天下，不然則以拘拘背朱為嫌，而經術不幸，不減秦火矣”。[3]此雖是就宋人經解而言的，然亦可由此推見其對宋人其他著述的保存意識。其他如藏書刻書極多的毛晉，對宋人别集的保存和刊刻，也是十分重視的。毛氏曾與其友人慨嘆“宋南渡後諸名家，如周益公、葉水心輩，俱落落無傳”，並將友人刊而未印的文同《丹淵集》四十卷，“理其殘缺，授之楮君，以廣其傳”。[4]他又曾先後刻陸游《渭南文集》、《劍南詩稿》、《放翁遺稿》等，這都可見其保存宋集的意識。 明人對宋元人别集有意識的保存和刊刻，對清初士人有着直接的影響。比如清初的藏書家黄虞稷，就是一位有意識録存宋元别集的士人。他曾徵刻唐宋秘本書，清康熙年間參與修纂《明史》，撰成《明史•藝文志》稿本，後來刊為《千頃堂書目》。所編書目雖以録存有明一代文獻為主，然而卻於集部别集類之後，補録宋金元人别集，足以見其企向。其中所補録的宋人别集總量達二百四十種之多（包括少量卷帙有殘缺的别集），[5]其數量是相當可觀的。又比如曹溶，這種保存宋集的意識就更為明確。曹溶在為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所作的題詞中説：“予又念古人詩文集至夥，其原本首尾完善通行至今者，不過十二三。自宋迄元，其名著集佚者，及今不為搜羅，將遂滅没可惜。故每從他書中隨所見剔出，補綴成編，以存大概。如孫明復、劉原父、范蜀公等，頗可觀。宗伯地下聞之，必以為寒乞可笑，然使人盡此心，古籍不亡，自今日始矣。”[6]曹溶所收藏、抄録的宋元人别集的數量很大。據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六記載：“秀水曹侍郎秋岳（溶），好收宋元人文集，嘗見其《靜惕堂書目》所載宋集，自柳開《河東集》以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以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矣。”[7] 據近人葉德輝統計，《靜惕堂書目》中宋集的數量達一百九十六家，金元人别集的數量也多至一百三十九家。葉德輝指出：“乾隆時修《四庫全書》，此目所載十九著録，斯固兩朝文人精爽之所憑依，故得長留天地間也。”[8]由此可見，曹溶對宋人别集在清代的傳播和接受的貢獻之大。 清初著名的學者和文學家朱彝尊，與曹溶有兩世交誼，曾入曹氏幕府，與之交往既多，[9]自不免會受到他的影響，對宋人文集的收藏産生較大的興趣。朱彝尊抄宋集頗多，[10]其編撰《經義考》、《詞綜》等書，也曾從曹溶借、抄圖書，[11]尤其是在編選《詞綜》的過程中，他利用的宋集應當是很多的。因為宋人詞雖多為集外單行，然附於集中的也不在少數，像林逋、李之儀、徐積、王安中、釋惠洪、岳珂、鄧肅、劉子翬、洪适、羅願、陸游、嚴羽、文天祥等，都是如此。曹氏去世後，藏書散失，朱彝尊又竭力搜存，[12]其中當也包括衆多的宋集。朱彝尊有《潛采堂宋元人集目録》，著録宋人别集一百三十七種，可知曹氏所藏之宋人别集朱彝尊亦多有之，這是没有疑問的。朱彝尊曾擬作《宋史》考訂，因“宋金元人文集约存六百家”，其他“猶可徵”之文獻尚多，而自己“老而未能也”。[13]這些都反映出朱彝尊思想學術和文學創作的傾向與變化。朱彝尊曾自道其詩歌創作之路數曰： 予少而學詩，非漢魏六朝三唐人語勿道，選材也良以精，稍不中繩墨，則屏而遠之。中年好抄書，通籍以後，集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弆，必借録之。歸田以後，抄書愈力。暇輒瀏覽，恒資以為詩材。於是緣情體物不復若少時之隘，惟自喻於心焉。[14] 朱彝尊是主張作詩須博學的，所以，隨着他的“抄書愈力”並“恒資以為詩材”，他對以才學為詩的宋詩也就不像早先那樣排斥，而自然更容易趨向於由學唐為主向博觀約取、兼融唐宋的發展，成為浙派詩人的開創者。 曹溶曾撰《流通古書約》，認為藏書家不僅要保存書籍，還應互通有無，以抄為藏。他提出：“彼此藏書家，各就觀目録，標出所缺者，先經注，次史逸，次文集，次雜説，視所著門類同，時代先後同，卷帙多寡同，約定有無相易，則主人自命門下之役，精工繕寫，較對無誤，一兩月間，各齋所鈔互换。此法有善：好書不出户庭也，有功於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15]曹溶的看法得到當時許多著名藏書家的回應，“昆山徐氏、四明范氏、金陵黄氏皆以為流通而無藏匿不返之患，法最便”。[16]於是，書籍抄存一時蔚成風氣。如曹溶、黄虞稷、朱彝尊、徐乾學、王士禛等，都曾互相借閲傳抄過很多書籍，[17]其中所抄的宋人别集很多。如王士禎就多次記載過自己從朱彝尊、黄虞稷等抄録宋集的情況。 王士禛《居易録》卷一載，僅康熙二十八年、二十九兩年間，他在京城，就“借朱竹垞鈔本宋元人集十數種”，並詳記其中數種曰：“《謝皋羽年譜遊録注》，山陰徐沁埜公撰，餘姚黄(宗羲)太沖先有《西臺慟哭記》、《冬青引》注，徐注黄序之。”“宋陳洎亞之詩一卷，僅二十五首，有顔復長道序，司馬文正公，文忠、文定二蘇公，孫莘老，徐仲車及長樂林希，陳留張徽南，蘭陵錢世雄，眉山李埴，皆跋其後。又嘉定丙子眉山任希夷題詩云：‘如彼流泉必有源，陳家詩律自專門。後山得法因鹽鐵，不減唐時杜審言。’亞之，師仲、師道之祖也。”“葉石林《建康集》八卷，有嘉泰癸亥孫簵跋。二十代孫萬跋云：‘秣陵焦氏本也，常熟毛氏嘗得宋刻《建康集》，逸第三卷，當未見此。’按《石林全集》一百卷，桑民懌家書目有之，今不可得。此則紹興八年再帥建康作也。石林，晁氏之甥，及與無咎、張文潛遊，為詩文筆力雄厚，猶有蘇門遺風，非南渡以下諸人可望。平生邃於《春秋》，集中《答王從一教授》二書可見其梗概。”[18]其《香祖筆記》卷五亦記曰：“康熙己巳、庚午間，在京師，每從朱錫鬯、黄俞邰借，得宋元人詩集數十家，就中以長沙陳泰志同為冠，因鈔其《所安遺稿》一卷，以周弼伯弜《汶陽稿》、臨江鄧林性之《皇荂曲》、金華杜旃仲高《癖齋小集》附之。數子者名不甚著，而其詩實足名家。”[19]類似這樣的傳抄，不僅對宋集在清初的保存、傳播與接受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而且也助成了王士禛本人中年時期詩風由唐轉宋的演進。[20] 清初士人搜藏、抄刻宋集的同時，往往編有藏書目録，這些目録雖多半比較簡單，然其中或注明卷數、册數，或記其版本、序跋，已透露出不少有關宋集在清初傳播的資訊。尤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所撰寫的一些藏書或抄刻之書的題跋，更為後人整理宋集提供了直接線索。比如，錢謙益曾藏有施元之、顧禧和施宿合撰的《注東坡先生詩》，其所撰跋語已指出，雖陸游的序題為嘉泰二年（1202），但實際上應“刻於嘉定六年”，並論其“考證人物，援據時事，視他注為可觀”等特點，[21]就甚為確切。又，錢氏曾得明抄本汪元量《水雲集》，撰兩跋記之，指出其所收作品有逸出劉辰翁批點本《湖山類稿》者，稍後汪森取之與《湖山類稿》五卷相互參訂，有增有損，由鮑廷博合刊之，遂廣為流傳。再如，王士禛撰宋集題跋數十條，其中記尹洙、穆修、柳開、鄭俠、蘇過等人文集在清初的流傳、記自己得黄庭堅《山谷精華録》的經過，校尹洙《河南集》、謝薖《竹友集》等，[22]都從多方面為後人整理宋集提供了有價值的資訊。 宋人文集的傳播在清初之所以逐漸得到關注，從文學自身發展的線索來看，與清初文壇風氣的變化有密切的聯繫。雖然終明之世，文壇擬古之風甚盛，以秦漢文、盛唐詩為凖的，宋人之詩文，多遭厭棄。但至明中葉以後，唐宋派、竟陵派諸家興起，情況亦漸有改變。及至明末清初，社會、政治的大變動以及文學自身的發展，都使得明代以來一味崇漢崇唐的習氣難乎為繼，而唐宋派之膚淺、竟陵派之幽深，亦已難愜人意，宋人詩文遂又進入更多士人的視野。儘管其時人們心目中的宋詩宋文，内涵並不完全一致，然清初文壇的風氣已發生變化，宋人文集得到了較多的關注，這是無可懷疑的。 另，從文學外部的環境來看，清初政治上實行高壓政策，文字獄不斷，凡涉明季事之書多禁之，這在客觀上也使得士人們對前代文獻的興趣不得不轉向宋元兩代。比如朱彝尊在其《曝書亭著録序》中談到自己藏書聚散的情況時就説道，明末戰亂，昔日藏書，盡遭毁棄，“及（順治末）遊嶺表，歸閲豫章書肆，買得五箱，藏之滿一櫝。既而客永嘉，時（康熙初）方起《明書》之獄，凡涉明季事者爭相焚棄。比還，問曩所儲書，則并櫝亡之矣”。[23]即透露出這一消息。 二 四庫館臣輯宋集的成績 清人整理宋人别集的貢獻是多方面的，然其中最大的貢獻，無疑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一百二十九種宋人别集了。 《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於永樂元年（1403）下詔編纂，永樂六年編成的。編纂此書的緣由，據《明實録》載，是因為明成祖認為前代類書、韻書往往“采摘不廣，紀載太略”，所以便命解縉等將“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一萬二千册，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24]是書編排以《洪武正韻》為綱，以韻統字，因字繫事，或以一字一句分韻；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韻；或全録一書，以書名分韻。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傳者，多賴其全部或全篇收入，復見於世。《永樂大典》編成後，曾先後抄成正副二本，原稿並所抄副本毁於明末戰火，内閣正本則到清初仍大致保存完好（雖已闕二千四百二十二卷）。 最早意識到《永樂大典》的重要文獻價值、並加以利用的，是雍乾之際的李紱和全祖望。二人利用朝廷開“三禮”書局的機會，約定從是書中抄録“所欲見而不可得者”，其中就包括了宋人文集，即所謂“東萊《文鑑》不及南渡，遺集之散亡者”。[25]像《公是先生文鈔》二十四卷、《二袁先生文鈔》九卷、《唐説齋文鈔》等，都是他們從《永樂大典》中抄出的，實已開四庫館臣輯宋集的先河。 稍後，朱筠亦注意到《永樂大典》的重要文獻價值，明確提出應由朝廷組織人力從《永樂大典》中系統地輯録前代遺書。乾隆三十六年（1771）春，他上書道：“伏見皇上稽古右文，勤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以廣藝文之闕，而前明《永樂大典》，古書僅有存者。宜選擇繕寫，入於著録。”[26]又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並令各州縣鐘鼎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録。朱筠的上書，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充分重視，於是下詔成立四庫全書館，在全國範圍内徵集各種圖書同時開始從《永樂大典》中有組織地抄録前代佚書，收入《四庫全書》。在對《永樂大典》的輯録利用上，可以説朱筠的功勞是很大的。 關於如何利用《永樂大典》，乾隆皇帝有明確的指導思想，他曾下詔，命“各員悉心酌定條例，將《永樂大典》詳悉校核，除本係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意無關典要者，亦不必再行采録外，其有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啓牖後學、廣益多聞者，卽將書名摘出，撮取著書大旨，敘列目録進呈，俟朕裁定，彙付剞劂。其中有書無可采，而其名未可盡没者，祗須注出簡明略節， 以佐流傳考訂之用，不必將全部付梓副朕，裨補闕遺，嘉惠士林”。[27]本着“其有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啓牖後學、廣益多聞者”和“有益於世道人心者”的原則，四庫館臣對當日流傳已少而全部或部分散存在《永樂大典》中的前代典籍，作了大規模的輯佚工作。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七《永樂大典提要》云，最後“裒輯成編者，凡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四千九百四十六卷”。[28]其他所輯録的文獻不論，單就宋人别集而言，輯録的數量就已多達一百二十九部，占所輯集部書的73%。[29] 館臣所輯録的宋人别集，雖多數已難得原書之貌（因《永樂大典》當日亦並非都是將整部書收入），但可以説已有相當一部分書，大致已得其全。像宋庠的《文憲集》，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等著録為四十四卷，館臣輯得四十卷，幾可謂已復原其書。宋祁《景文集》，前人著録或曰百卷，或曰百五十卷，或曰二百卷，館臣輯得六十二卷，所得亦甚多。再像胡宿的《文恭集》，《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著録》七十卷，館臣輯得五十卷。强至的《祠部集》，《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著録四十卷，館臣輯得三十五卷。吕陶《淨德集》，《宋史•藝文志七》著録六十卷，館臣輯得三十八卷，所輯亦接近原書。還比如洪朋《清虚集》，《直齋書録解題》卷二○著録其集一卷，久無傳本，厲鶚作《宋詩紀事》，僅從《宋文鑑》、《聲畫集》諸書摭得遺詩數篇，《江湖小集》所載亦未為完備，館臣則采掇《永樂大典》，分體排比，釐為上下二卷，已超出宋人所載的卷數。[30]與此相似，洪芻《老圃集》，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二○著録一卷，久佚不傳，《宋詩紀事》僅從諸地志、類書中捃摭數篇，而《永樂大典》所載尚有一百七十首，館臣亦釐為上下二卷。畢仲游《西臺集》，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下著録二十卷，館臣將其已復原為二十卷。其他像毛滂的《東堂集》，《直齋書録解題》卷二○著録十二卷，館臣輯得十卷，也大致已復其舊。王之道《相山集》，《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著録二十六卷，館臣輯得三十卷，無疑已得其全。郭印《雲溪集》十二卷，諸志不著録，《宋詩紀事》僅録得其詩數首，館臣據《永樂大典》所載，分體編輯，仍釐為十二卷。趙蕃《乾道稿》、《淳熙稿》、《章泉稿》二十七卷，孫應時《燭湖集》二十卷《附録》二卷等，館臣也都大致將其復原。這都可見四庫館臣輯録宋集的成績之大。 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得一百二十九種宋人别集，這無疑給原就十分豐富的宋代文學寶庫又增添了更多的文學史料。其中許多作家，曾是在宋代歷史和文學的舞臺上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人物，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其文集卻近於湮没不傳。四庫館臣彌補了這一缺陷。像西崑派後期作家的胡宿，即為一例。四庫館臣曰： 陳氏《書録解題》載宿集七十卷，久無傳本。近人編《北宋名賢小集》，所輯僅寥寥數篇。厲鶚撰《宋詩紀事》，搜羅至博，所録宿詩，亦祇從志乘掇拾，未窺全豹。至金元好問選《唐詩鼓吹》，誤編入宿詩二十餘首，説者遂以為唐末之人，爵里未詳。今考好問所録諸詩，大半在《文恭集》内，且其中有《和朱況》一首，其人為胡氏之婿，與宿同籍常州，具見所撰《李太夫人行狀》，確鑿可據。好問乃不能考證，舛錯至此，亦可知金元之間，其集已罕覯矣。今惟《永樂大典》分采入各韻下者，裒而録之，計詩文一千五百餘首，雖未必盡合原目，而篇帙較富，已可什得其八九。謹以類編次，釐為五十卷，庶俾藝林好古之士得以復見完書。其有《永樂大典》失采而散見於他書者，則别加搜輯為《補遺》一卷，附之於後焉。[31] 館臣輯録其集多達五十卷，並糾正了前人的不少錯誤，頗有成績，而胡氏詩工麗妍妙，也告訴我們，西崑派的流脈直到宋仁宗時仍在綿延。 再像陸佃的《陶山集》，四庫館臣所輯作品亦多。館臣指出，陸佃的詩，此前“惟《詩林萬選》載其《送人之潤州》一首，《瀛奎律髓》載其《贈别吴興太守中父學士》一首，《能改齋漫録》載其《韓子華挽詩》一聯而已。今考《永樂大典》所載，篇什頗夥，大抵與宿並以七言近體見長，故回云然。厥後佃之孫游以詩鳴於南宋，與尤袤、楊萬里、范成大並稱，雖得法於茶山曾幾，然亦喜作近體。家學淵源，殆亦有所自來矣”。[32]又比如謝逸的《溪堂集》，館臣輯為十卷，並謂：“考江西派中有集者二十四人，逸所著文集二十卷、詩集五卷、補遺二卷、詩餘一卷，尤稱繁富。今自黄陳吕晁諸家外，惟韓駒《陵陽集》及薖之《竹友集》猶有寫本，逸集已久佚無傳，故王士禛《跋竹友集》以未見逸集為歉。近時厲鶚撰《宋詩紀事》，蒐羅極廣，所采逸詩亦止十餘首。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裒集綴輯，尚得詩文百篇。……其存者詩詞約什之七八，文亦約什之四五，已可略見其大概。謹訂正訛舛，釐為十卷，庶考江西詩派者猶得以備一家焉。”[33]館臣所輯佚的成績應當説是很大的。其他像夏竦、宋庠、宋祁、劉敞、潘閬、劉摯、吕陶、張舜民、李彭、洪朋、李綱、趙鼎等等，館臣所輯作品亦甚多，這都為宋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四庫館臣的輯佚工作，主要是依據《永樂大典》進行的，但也並不完全限於此書，“逸篇遺句載在他書者，亦并采輯”。[34]如前舉《胡宿集》，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得五十卷，又從它書中補輯成一卷，總五十一卷，可知據它所補的作品量也很可觀。其所補多據總集、詩話、筆記、地志、類書等。如李彭《日涉園集》卷一○，末尾《魏鍊師四松畫軸》等七首詩，即 《兩宋名賢小集》中的《玉澗小集》補入。喻良能《香山集》卷二《秋曉野步》，卷四《悲夏畦》，卷一一《題淵明祠堂》、《輦下言懷》，卷一六《秋日有懷仲文季直二弟》詩，皆據《南宋名賢小集》補入。毛滂《東堂集》卷一《溪上》、卷四《遊翠峰寺》二首，則據《宋詩紀事》補入。舒岳祥《閬風集》卷二《楊白花》詩，亦據《宋詩紀事》補入。朱翌《灊山集》卷二《示同會》詩，是據方回《瀛奎律髓》增入；卷三“朝天措”詞，則又據朱彝尊《詞綜》增入。《趙鼎集》、彭龜年《止堂集》、蔡戡《定齋集》等人集中多篇文章，皆據《歷代名臣奏議》補入。度正《性善堂稿》卷一五《跋伊川先生帖後》，則據《朱晦庵大全集•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補入。張元幹《蘆川歸來集》卷四《瀟湘圖》，據《艇齋詩話》增入；卷九《吴縝著〈唐書糾謬〉、〈五代史纂誤〉之因》，據《揮麈後録》補入。毛滂《東堂集》卷三《下渚湖》詩，據《武康縣志》采補；《題餘英館》詩，據《湖州府志》采補；而卷四《晝寢石頤寺》詩，則又是據《浙江通志》增入。這些補輯所涉獵的範圍雖還不是很廣，但已收穫頗多。 四庫館臣的輯佚工作，有時還以另一種方式展示出來。如王洋《東牟集》，館臣們就指出：“洪邁《容齋三筆》載洋《題餘干縣琵琶洲》詩云：‘塞外風煙能記否，天涯淪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差是，只欠江州司馬詩。’當時稱為佳句。而《永樂大典》内已佚不收。又，《澗泉日記》極賞洋為李彭老所作《養源齋記》，檢《永樂大典》，亦無此篇。則其他殘闕者，當復不少。”[35]這裏既補出王洋詩一首，又指出一些輯佚線索，循此查檢，自然有所得。[36]又如朱翌《灊山集》，四庫館臣謂：“陳鵠《耆舊續聞》、劉克莊《後村詩話》、王應麟《困學紀聞》，皆采其佳句，盛相推挹。蓋其筆力排奡，實足睥睨一時，與南渡後平易嘽緩之音、牽率潦倒之習，迥乎不同。周必大序以杜牧擬之，非溢美也。今陳鵠等所摘諸句，雖不能悉見全篇，然三卷之内，菁華具存，亦足窺豹一斑矣。”[37]對於陳鵠等人所摘佳句，館臣並未一一輯出，然循此線索，亦檢而易得矣。[38] 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宋集，館臣一般都進行了重編。其體例大致是分體編排，詩先五七言古，次五七言律，再次五七絶，最後是詞。文則先疏論奏議，次制誥之詞、次序記書説題跋墓誌銘等雜著述。一些作品如綦崇禮《北海集》卷二所收《鄒浩可特與追復龍圖閣待制制》一篇，館臣認為：“崇禮因草此制得名，蓋初知制誥時筆也。鄒浩亦政宣時人，故特列於制詞之首。”[39]則是館臣所作的特殊編排。一般在集外單行的其他學術著述，若原集存者，則亦附於書後。像李石《方舟集》，《浙江采集遺書總録》中著録其所撰《易十例略》、《互體例》、《象統》、《左氏卦例》、《詩如例》、《左氏君子例》、《聖語例》、《詩補遺》諸篇，“皆題門人劉伯龍編，而帙首一行乃標曰《方舟先生集》。勘驗《永樂大典》所録經説諸篇，與浙江本無異，而其前冠以‘方舟集’字，亦與浙江本同。蓋本附入集中，後全集散亡，僅存此經説，今仍别為六卷，附之於後，以還其舊焉”。[40]再像員興宗《九華集》，館臣既據《永樂大典》摭拾詮次，釐為詩六卷、雜文十五卷，又將其《論語解》、《老子解略》、《西陲筆略》，並《紹興采石大戰始末》各一卷，附於集後。而原集所載同時祭文，可以互證興宗始末者，則别為一卷附之於後。其他像《茶山集》、孫應時《燭湖集》等，也都是如此。另外，與撰者有關的一些傳記和編集資料等，館臣也往往將其附於書後。如綦崇禮《北海集》三十六卷，館臣於書後編入其論兵之《兵籌類要》，並附録其他與作者生平行事相關的文獻，“其歷官除授告詞及吕頤浩書啓、李邴祭文、秦檜乞追取御筆詞頭札子，原本皆載入集中，今並仍其舊，而益以《宋史》本傳、《氏族言行録》諸條，别為附録三卷，系（繫）諸集末，以備考核焉”。[41]這對後人了解撰者其人也是有幫助的。 在作品的具體編排上，若有時代可稽，館臣又盡量進行了編年。如王質《雪山集》、趙鼎《忠正德文集》十卷等，大致都是按其作年先後順序排列的。當然，更多的情況則是根據作品原注、本身内容或其他史料，考出其創作的時間，附注於題下。比如陸佃《陶山集》卷二《依韻和再開芍藥十六首》題下，館臣案曰：“此詩係佃守潁州時作。第二首原注云：‘今歲閏月，兩見中秋。’以《哲宗紀》考之，則元祐六年也。是年佃初補外，故詩中多寄托語。”[42]這個推斷無疑是正確的。又同卷《依韻和雙頭芍藥十六首》題下有案語曰：“此詩亦守潁州時作。第十一首‘聊伴西湖地主人’句可證。末一首云：‘故應此戰今須解，兵法曾教避不如。’正敘當日所以乞郡之意，詩多寓言，與前篇同。”[43]再如，汪藻《浮溪集》卷三《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篇末，館臣案：“此表當是靖康初藻為起居舍人時所作。因本集原目先後無考，類次於此。”[44]即是據文章内容而言。卷五《謝除顯謨閣學士表篇》案語：“是表據《宋史》本傳，當在知撫州後，知徽州前，紹興八年所作。而事辭與前二篇相近，故類次於此。”[45]又，同卷《謝泉州到任表》題下案曰：“《宋史》本傳不言藻曾知泉州，知鎮江府，除江東提刑。今就表中‘去父母之邦’及‘五嶺’、‘百粤’、‘三吴’諸語，辨其先後，類次於此。”[46]都是以創作年代所作的編排。還比如，劉才卲《檆溪居士集》卷八《辭免起居舍人表》，館臣於題下案曰：“史稱高宗即位，才卲以親老歸侍，居閑十年。以廖剛薦，遷秘書丞。歷吏部員外郎，遷軍器監。既而遷起居舍人，未幾遷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考《宋史全文》、《續通鑑》，載才卲除軍器監在紹興十一年八月，則其由起居舍人遷中舍人，當在十二年。故集中所載制詞，多自十二年以後所撰擬者。即此可以證其歷官之歲矣，附識於此。”[47]這些推斷也大致是符合事實的。還有洪皓的《鄱陽集》卷一，内有一首《節至思親，不覺淚下。……去秋和議，王侍郎南去（題中館臣案語：“王侍郎即王倫，《宋史》倫與朱弁同使金見留。紹興二年，因和議倫先歸。皓奉使在建炎己酉，至是適五年。以時考之正合”），我獨淹留，命也如何。感時述懷，賦四韻呈都官兼簡監軍（題中案語：“監軍即陳王固新”）》。[48]汪應辰《文定集》卷一《論軍中功賞不實》，館臣案：“原本未注年月。據《宋史》本傳，奏駁李顯忠冒具安豐軍功賞，在權户部侍郎之前。李心傳《繫年要録》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應辰由權吏部侍郎改權户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則是疏為閏二月以前所上。”[49]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六《聖政更新詔書正告訐之罪因得小詩十首》，題下館臣案：“《通鑑續編》紹興二十五年十月，秦檜死，黜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 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銓於近州。二十六年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此詩所謂‘十年言路皆支黨’，‘雷州司户卻生回’，‘衛公精爽故依然’，皆記其事，謹附識。”[50]凡此等等，館臣的考證都是很有價值的。 在文字校勘方面，館臣雖並非每輯一書都能做到“詳加核勘”，然亦有明確的勘校用意。正如館臣在夏竦《文莊集》提要中所説：“竦學賅洽，百家及二氏之書皆能通貫，故其文徵引奥博。傳寫者不得其解，往往舛訛，今參考諸書，為之是正，各附案語以明之。其不可盡考者，則姑仍其舊，從闕疑之義焉。”[51]可以説館臣是做了大量工作的。館臣的這些校勘，具體來説，可分如下幾個方面： （一）對於原校原注，館臣一般予以保留。如綦崇禮《北海集》卷二《鄒浩可特與追復龍圖閣待制制》，館臣便保留了題下原編者的校語：“此詞乃先祖行草，具官告假，李正民舍人當直，不復改作，用先祖詞以己名行下。”[52]再如，陸佃《陶山集》卷一《贈李柔得道士》“噀成西蜀雨，换得右軍書”兩句下：“一作‘桂林無雜樹，鼠壤有餘蔬’。”[53]王洋《東牟集》卷三《重九日至雲號》：“今日登高眼，平生總不如。”“一云‘平日登高計，今朝獨不踈’。”卷六《和賦千葉桃花》：“騶玉團香移寳綃，淩風浥露勢驚飄。從教不結千年實，且看尊前一味嬌。”“一云‘若教解結千年實，金屋何縁貯阿嬌’。”[54]都屬保留原校。若原校原注有誤，館臣則予指出。如陸佃《陶山集》卷一《瓊林苑御筵奉詔送文太師致政歸西都四首》，館臣將題下原注：“元豐元年三月二日”校改為“元豐七年三月二日”，就是如此。並加案語曰：“七年，原本誤作元年。考《神宗本紀》，元豐三年文彦博為太尉，九月加節鎮。六年十二月以太師致仕。七年入覲，三月辛丑宴瓊林苑，帝製詩以賜之。與詩中節次相符，今據以改正。”[55] （二）校勘異同，隨文注出。[56]如毛滂《東堂集》卷三《曉出響應山過靜林道中奉寄琳老》題下，館臣案曰：“《宋詩紀事》題作《曉出定光寺》。”[57]陳耆卿《篔窗集》卷一○《種麥》題下，館臣案：“《全芳備祖》題作《艱食行》。”詩中有句“催租官吏如束濕，里正打門急復急。眼中安得豳風圖，繪出麥田蓑與笠。”館臣案：“《全芳備祖》作：‘安得君眼如月長，灼破田家蓑與笠。’”[58]便都是其例。 （三）校訂訛脱衍誤。如華鎮《雲溪居士集》卷二四館臣《考證》：“第三頁後二行‘不揆’下，原本衍‘不自知’三字，今删去。”“十一頁前五行‘德’字下，原本脱‘隆’字，今據文補入。十二頁後一行‘違’字，原本作‘為’，今改正。十四頁前二行‘載其道於百世’，原本脱‘道於’二字，今據文補入。”[59]又如，毛滂《東堂集》卷七《上鎮南節度吕吉甫》“既困於無用而死，孰意復有子乎”之下，有館臣大段案語，曰：“自此以下，至‘鑿坏而遁’一段，《永樂大典》本誤入於《上時相書》中，而《上時相書》‘何氣也’以下一段，及‘追觀往古’以下一段，又誤入於此。今按其文理，舛錯的然，悉為改正。”[60]還比如，度正《性善堂稿》卷四《奉送温甫主簿赴昌元新任》：“年來昌合頗多儒，滿目青山秀不枯。隱者能通三聖易，賢良更纘六經圖。簿書整暇抛官事，朋友從容味道腴。我已倦遊還舊隱，新吟時寄幾篇無。”館臣案：“《永樂大典》誤分作七言絶句二首，今改正。”[61]這些校訂都是很細緻的。 （四）校改避諱。如曾幾《茶山集》卷一《次范益謙遷居九江經過上饒見贈韻》“巖巖匡俗廬”。館臣案：“《後漢•郡國志》注釋慧遠《廬山記略》，有匡俗先生出殷周之際，隱居此山時，‘謂所止為仙人之廬而命焉’。又案《豫章舊志》，匡俗字君平，夏禹之苗裔也。原本避宋太祖諱作‘正俗’，今校改。”[62] （五）校正出典。仍如曾幾《茶山集》卷一《陳卿又和三首而仲通判亦三作嚴教授再賦皆有見及語予不可以無言故復次韻》末兩句：“可畏韻險艱，浮梁裊相拄。”館臣案：“此句用杜甫《龍門閣》詩全句，原本‘裊’誤‘梟’，今改正。”[63]又卷三《錢生遺笻竹斑杖戲作》：“同行安用木上座，一日不可無此君。”館臣案：“此句本《傳燈録》，佛日禪師見夾山，舉拄杖曰：‘惟有木上座同行耳。’又見蘇軾詩：‘留我同行木上座’。原本‘木’誤‘人’，今校改。”[64]再如陸佃《陶山集》卷一《依韻和毅夫新栽梅花》詩“後生誰敢當，柏直口尚乳”兩句下，館臣校：“《漢•高帝紀》，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上曰：是口尚乳臭。此詩節取成句，原本訛‘柏直’為‘相值’，今校正。”[65]都是其例。 （六）校正習語。如華鎮《雲溪居士集》卷八《元豐六年二月檢田淩塘中馬上口占因簡德器主簿》“景陽不放融怡色”一句，館臣案：“原本‘融怡’作‘蝸恬’二字，不可曉。孔武仲詩云：‘春色着人寒料峭，日光生野暖融怡。’是宋人常以‘料峭’對‘融怡’，作‘蝸’為誤。”[66] 所有這些校訂，毫無疑問都為後人的進一步整理研究提供了參考。[67] 除了文字校勘之外，四庫館臣還在作者考訂和内容的注釋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涉及面亦相當廣泛。具體説亦有如下若干方面： （一）考訂作者生平行事。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所輯宋人集，絶大多都是外間已無流傳或是流傳已罕的集子，因此其作者生平交遊，前人亦少有注意，然四庫館臣在為其集所作的提要中，卻往往能據集中所載，於其人生平交遊，考證獨多，貢獻尤大。如南宋郭印，厲鶚《宋詩紀事》謂印為成都人，政和進士，餘則不詳。館臣則進一步指出與郭氏“交遊最密為曾慥、計有功等，皆一時博雅之士，則印亦勝流矣”。[68]又如蘇泂，生平不詳，然館臣據其詩中所紀，參互考訂，謂其“生平所與往來唱和者，如辛棄疾、劉過、王柟、潘檉、趙師秀、周文璞、姜夔、葛天民等，皆一時知名士。集中又有《送陸游赴修史之命》詩，云：‘弟子重先生，丱角以至斯。文章起嬰慕，德行隨蕭規。’是泂本從學於游，詩法流傳，淵源有自”。[69]有些作者，生平並非無考，然館臣據其集仍能補出若干事實。如館臣論陳舜俞《都官集》，謂：“《宋史•舜俞傳》附於張問篇末，敘述官履甚略。今考集中自言為天台從事，十五年中再官天台、四明二州。其《上唐州知郡啓》注云：‘時宰南陽。’又韓琦有《答陳舜俞推官》詩，司馬光贈詩亦云‘他日蒼生望，非徒澤壽春。’本集序云，以光禄丞簽書壽州判官。凡此皆傳所未及。又陳杞跋集後稱，曾祖都官，陳振孫《書録解題》亦云都官員外郎，集名實取於此，而本傳乃云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70]這些考證，都為我們了解其人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線索。 不但考訂作者生平交遊，館臣亦往往兼以考史。如館臣指出，夏竦《文莊集》三十六卷，“集中多朝廷典册之文，蓋所長特在於是。所載事迹如太宗為京兆尹時召見魏咸信，事在乾德五年，而史以為在開寶中；澶淵河清見底事，在端拱元年，而史以為在雍熙四年；竦之直集賢院，以獻文得官，而史以為自通判召入。凡斯之類，皆足以訂《宋史》之訛。他若李昉之追封韓國公，王曾之為兵部郎中，魯宗道之為給事中，任中正之為右諫議大夫，史皆失書。凡斯之類，亦足補《宋史》之闕”。[71]又謂李新《跨鼇集》中“《更生閣記》述政和丁酉剿茂州叛羌旺烈事，所述宋兵怯弱之狀，殆可笑噱。核其地理，即今之金川土司，而諸書言蜀事者，未嘗舉是篇，則是集亦罕覯之笈矣”。[72]都是很正確的。 （二）注出作品所涉人物。古人與某某人書，一般多不言其名，館臣則多為注出。如華鎮《雲溪居士集》卷二二《上中書孫舍人》，館臣案：“孫舍人，以狀及序考之，蓋孫覺也，而《宋史》亦不言覺為中書舍人。”[73]又，《雲溪居士集》卷二四後《考證》：“第一頁前四行，蔣樞密，考《宋史》，當是蔣之奇，謹加案聲明。第三頁前一行，蔡樞密，考《宋史》，當是蔡卞，謹加案聲明。第七頁前一行，許侍郎，考《宋史》，當是許將，謹加案聲明。第八頁後三行，安樞密，考《宋史》，當是安惇，謹加案聲明。十五頁前一行，‘二三？意’，蓋指司馬光等，謹加案聲明。”[74]有的還有更進一步的考訂。如上書卷二一《上發運蔣龍圖書》題下案語：“《宋史•蔣之奇傳》，累擢直龍圖閣，江淮荆浙發運使。”[75]《上崔學士書》案：“《宋史•崔公度傳》，字伯昜，高郵人，閉户讀書，歐陽修得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授和州防禦，累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鎮書有云：‘明公嘯傲淮海之上，以弦誦自通，裹足懷剌，不遊高門，一言之出，人樂傳誦，寖以先達於京師，君相覽而悦之，下優厚之詔，置之造士之地。’高郵正當淮海之上，且所言出處大概，正與公度相合。其為上公度書無疑也。”[76]又，曾幾《茶山集》卷一《尋春次曾宏甫韻》案：“曾宏甫名惇，避宋光宗諱，以字行。紆之子，鞏之侄孫。陳振孫《書録解題》，曾氏三望，最初温陵公亮，次南豐鞏兄弟，其後則幾之族。集中贈宏甫，必冠以曾，蓋以明同姓不宗之意。”[77]這些注釋都為後人的研讀提供了方便。 （三）注出所涉事件。仍以華鎮《雲溪居士集》為例，其書卷二四《上蔡樞密書》一文，館臣所加案語甚多，將文中所涉變法之事，多已注出。[78] （四）注出所涉典章制度。如劉才劭《檆溪居士集》中，所注即甚多，不勝枚舉。[79] （五）注釋名物。如許綸《涉齋集》卷七《三月二十七日玉堂夜宿》：“以玉為堂未是誇，金林禽謝有金沙。”館臣案曰：“‘金林禽’係花名，别見《澗泉集》。”[80]即為其例。 館臣所作的這些注釋，自然也足以為後人提供參考。 總體看來，四庫館臣在從《永樂大典》中輯録、校勘和注釋宋人别集等方面，均作出了突出的成績。然而，由於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四庫館臣的工作也存在許多疏漏，這主要表現在漏輯、删改以及其他一些方面。 由於兩萬多卷的《永樂大典》，現在保存下來的僅有八百多卷，所以我們無法準確地判斷，四庫館臣究竟漏輯了多少作品。但從欒貴明先生所纂成的《四庫輯本别集拾遺》來看，館臣們所漏輯的宋人作品數量不在少數。上文説到，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宋人别集有一百二十九種，然僅據欒先生所輯，其中就有一百二十種别集存在漏輯的情況，占館臣輯本的92%，漏輯一千五百多條，字數達數十萬言。[81]而這還只是根據殘存的近八百卷《永樂大典》輯録的，[82]若原書存世，可輯作品更不知有多少。 四庫館臣對作品的删改也一直是為後人詬病的。乾隆皇帝對館臣的具體輯録工作，過問很細。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十七日有詔： 據四庫全書館總裁將所輯《永樂大典》散片各書進呈，朕詳加披閲。内宋劉跂《學易集》十二卷，擬請刊刻。其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章，非斯文正軌。前因題《胡宿集》，見其有道院青詞、教坊致語之類，命删去刊行，而抄本仍存其舊。今劉跂所作，則因己身服藥，交年瑣事，用青詞致告，尤為不經，雖抄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83]蓋青詞迹涉異端，不特周、程、張、朱諸儒所必不肯為，卽韓、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若韓愈之《送窮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擬托神靈，遊戲翰墨，不過借以喻言，並非實有其事，偶一為之，固屬無害。又如時文為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亦只可聽其叧集專行，不並登文集，況青詞之尤乖典則者乎？再所進書内有擬請抄録之王質《雪山集》，内如《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書》諸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竟宜付之剞劂，但其中亦有青詞一種，並當一律從删。所有此二書着交該總裁等，重加釐訂，分别削存，用昭評騭之允。至現在纂輯《四庫全書》，部帙計盈數萬，所采詩文多，自不能必其通體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棄瑕録瑜。如宋《穆脩集》有曹操帳記，語多稱頌，謬於是非大義，在所必删，而全集或録存，亦不必因此以廢彼，惟當於提要内闡明其故， 使去取之義曉然。諸凡相類者，均可照此辦理。[84] 這裏所舉出的幾種書，都是宋人的别集。乾隆所謂“謬於是非大義”者，主要指作品中所表現出的思想觀點與傳統的儒家倫理道德有悖，或有指斥、影射清王朝之嫌。所以劉跂等人集中的道教青詞、《穆脩集》中的《亳州魏武帝帳記》等，都在删汰之列。從青詞的内容看，可取者似不多；而從保存文獻的角度看，自然也應該保留，所以乾隆令抄本中保留，而刊本中則須删去，這種做法似乎尚可理解。然而問題是館臣所删汰的文字並不僅限於青詞一體，其他如密詞、道場文、齋文、樂語等文字，以及所謂“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85]乃至“詞意媟狎，有乖雅正”，“各種詩集内有似此者”，[86]並詩文中涉及“夷狄”、“虜”等字樣者，也都在删改之列。[87]這就使得宋集中的許多作品面臨着毁棄的危險。比如劉跂《學易集》卷三的《虜中作》十八首，被删掉了四首，題目也被改為《使遼作十四首》。王洋《東牟集》中《己未歲新復河南故地肆赦諸神文》，因内有“禍生不虞，倡狂羯胡”，“國家以火運中微，胡塵暗於華夏”等字句，全篇被删。王質《雪山集》中《會慶節功德疏》等十一篇“語涉異教”的文章，亦全被删除。[88]其他被删改的作品還有很多。[89]另外，四庫館臣在考訂撰人等方面也有訛誤。比如，《竹隱畸士集》的作者北宋趙鼎臣本為韋城人，館臣卻誤為衛城人，並將南宋徐似道的《□竹隱集》誤作趙鼎臣的《竹隱畸士集》。[90]再比如，王之道《相山集》卷二九《故武節大夫陳文叟墓誌》一文，則存在多處錯簡。[91] 對於四庫館臣在輯録宋集中出現的漏輯、删改以及其他訛誤，後人陸續做過許多訂正和補充的工作。如清人勞格就對部分四庫輯本宋集所收作品的真贋作過考辨。[92]近人傅增湘一生收藏、經眼之書甚多，於宋集留意亦多。如傅先生曾得乾隆年間據館臣初輯本抄録的《公是集》，取與四庫本對校，“又補詩三首，文一首，而奪文訛字訂正者復數百字”，因感慨言之：“余嘗謂宋元人集，凡輯自《永樂大典》者，多苦無舊本可校，然若得當時四庫館鈔本，於文字必多所補正。蓋館中初輯出時，猶是《大典》原文，指斥之語不及芟除，忌諱之詞未加修改，及經館臣輯編，則有移易卷第，删落文字，（如青詞之類删至全卷，防禦、邊夷之屬删及全篇及數百字者，）及修飾詞句之弊，已非本來面目矣。……可知鈔本之可貴，不必遠溯明代、清初，凡在刻本以前所録，皆大有可取也。”[93]可謂經驗之談。今人黄寬重先生將文津閣《四庫全書》中的宋集與文淵閣本進行比較，指出四庫輯本宋祁《景文集》等多種宋集，都可以用文津閣本來補充文淵閣本。[94]也是非常正確的。其他如金程宇先生利用海外新發現的《永樂大典》十五卷，輯出宋人詩文多首，可補充李正民《大隱集》、夏竦《文莊集》、程公許《滄州塵缶編》、唐士恥《靈巖集》、趙善括《應齋雜著》、崔敦禮《崔宫教集》、王珪《華陽集》、曹彦約《昌谷集》、李復《潏水集》等四庫輯本之不足，也是頗有成績的。[95] 三 清人對宋集宋注的整理與傳播 宋人為本朝人的别集作注，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宋集宋注的數量很多，其中至清代猶有流傳的主要有舊題王十朋的《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施元之、施宿與顧禧的《注東坡先生詩》，任淵《山谷詩注》與《後山詩注》，李壁《王荆文公詩注》，胡穉《箋注簡齋詩集》，鄭元佐《注斷腸詩集》和傅幹《注坡詞》等，而清人在宋集宋注的整理與傳播方面用力最多的，則是蘇軾和王安石的詩集。 自元代至明中期，宋集不受重視，直至明中期以後，隨着揚唐抑宋風氣的改變，歐陽修、曾鞏、邵雍、蘇軾等人的詩文集的各種刊本、選本，流傳始多。就蘇詩注本來説，較流行的是王十朋的《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然而，在茅維於萬曆年間重刊此書時，卻對這部宋元以來流行的二十五卷本《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作了較大的分拆、拼合，並删去部分注釋（主要是删去原注中部分注釋語詞出處和詩意的文字），將原書七十八類減為二十八類，又增入了原本未收的《和陶詩》和樂府詩各為一類，計三十類，同時將原書二十五卷改為三十二卷，書名也改作《東坡先生詩集注》（後人稱“新王本”）。[96]顯然，茅維本雖在蘇詩傳播方面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在分類上既不比王十朋原書更合理，又對原注删節、變動較多，反增錯訛，於是蘇詩注本的重新整理問題，開始擺到了清人的面前。 首先是施元之、顧禧、施宿（下簡稱施、顧）《注東坡先生詩》的整理問世。施、顧《注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編年繫事，徵引典故，闡釋詩意，率皆恰當，早有定評。然其書自南宋以來便殘缺不全，傳本稀少。康熙三十八年（1699），時任江寧巡撫的宋犖，[97]從江南藏書家求得施、顧《注東坡先生詩》南宋嘉定刊本殘三十卷，僅缺十二卷。[98]因主持其事，發凡起例，請客於其幕府中的邵長蘅進行訂補、删節，而以顧嗣立、宋至協助。邵氏因病只完成了前八卷，後四卷由李必恒注釋。其續補原本所無的作品四百餘首，編為二卷，則又由馮景作注。全書的删節、補訂自當年五月開始，十二月完成，隨即刊刻問世。至乾隆初年，又有内府所刊巾箱本行世。宋犖等人整理是書的價值和意義，是使作為宋詩名注的施、顧《注東坡先生詩》在清初重現於世間。昔日稀見之書，一朝呈現在人們面前，驚喜何似。宋犖、邵長蘅、顧嗣立等人皆是清初學唐轉而宗宋的詩人，其以詩人的眼光論施、顧《注東坡先生詩》，多有見地。如謂書中題下注，“多所發明，少或數言，多至數百言，或引事以徵詩，或因詩以存人，或援此以證彼，務闡詩旨，非取泛瀾，間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即此一端，迥非諸家可及”。又謂句中注，“徵引必著書名，詮詁不涉支離，詳贍而疏通，它家要難度越”等，[99]都能道出其書的好處。其他如指出王十朋等注蘇詩分類不當以及由此造成的顛倒次第、割裂篇章等，也是正確的。然看邵長蘅等人所做的工作，除了采王十朋注補施、顧注原缺卷帙、馮景注《蘇詩續補遺》二卷稍有成績之外，[100]它如大量删除原書中引詩注詩、徵引語詞出典和解釋文義的文字，將原注“十損其七”；[101]又把原書名改為《施注蘇詩》等，就實在是不符合文獻整理的規則了。施、顧《注東坡先生詩》徵引豐富，詳贍博洽而又妥貼通達，正是其書的特點，就中固然有少量前後復出的注語，然亦只需指出即可。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何況邵氏的删節大都並不正確，尤其是竟將著者姓氏亦貿然删去，就更是毫無道理了。究其原因，恐怕主要還是其文獻整理的觀念和態度不夠正確與慎重的緣故。[102] 邵長蘅對施、顧注蘇詩持肯定態度，對王十朋的分類注蘇詩就不然了，以至於在其書卷首專列《王注正訛》一卷，雖亦糾正文字訛誤若干，然貶抑過甚。[103]王注蘇詩如上文所説，當然存在一些問題，但價值仍高，毋庸置疑，此不必論。其實，邵氏所據不過是所謂“新王本”，而在邵氏之前批評並提出整理“新王本”的，是清初論詩宗宋的著名詩人查慎行。查氏素好蘇詩，自年輕時就有駁正王注、補注蘇詩的志向，其後三十年致力此事，日積月累，數易其稿，用功不輟。在即將完成全書時，查氏讀到了宋至所贈邵長蘅整理的新刊《施注蘇詩》，這又給他的補注蘇詩增大了工作量，而他恰好此時從吴中藏書家那裏得到了施、顧注蘇詩的抄本，[104]則使他又有可能進一步地完善其稿。兩年之後，康熙四十一年（1702），他終於完成了《蘇詩補注》五十卷。所謂“補注”者，補“新王本”、“新施本”之不足也。 查慎行《蘇詩補注》的成績，首先在於對蘇詩的繫年進行補編和調整。王十朋注本的體例是分類，施、顧注的體例是編年，後者在目録中標明作年，又輔之以年譜，[105]向來為人所稱道。然施、顧注蘇詩既以大致按年代先後編排的《東坡前集》、《東坡後集》為依據，所以它的編年也就不是很嚴格。查慎行在編年方面用力甚多，如其自道：“凡慎所辨正，必先求之本詩及手書真迹，又參以同時諸公文集洎宋元名家詩話、題跋，年經詩緯，用以審定前後。” [106]如卷首編製年表，卷一將三蘇父子合著的《南行集》中蘇軾的作品編入，[107]將過去單行的《和陶詩》按作年分别編入集中，糾正施、顧注中作品編年的失誤等，都很有成績。其次，查慎行從多方面對施、顧《注東坡先生詩》作了補充。這包括：利用“從吴中借抄”來的施、顧《注東坡先生詩》殘本，對邵氏整理的《施注蘇詩》進行補充；廣泛徵引宋代各種史料，對蘇詩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始末進行補充；發揮其長於輿地之學的特點，對蘇詩中所涉山川地理的方位、沿革等作補充；從詩歌唱和的角度，將與蘇軾同時唱和的相關作品一一附入注後；考辨邵長蘅等人所輯録的蘇軾佚詩真僞，並從宋人文集、諸家詩話中補輯佚詩若干首，附於集後。再次，查慎行對施、顧注中的一些失誤、牽率和重複之處，以及邵長蘅對施、顧注和王注的誤改等，也作了修訂和删節。然而，查慎行補注並不完整，且於前人之注，往往删節過甚，[108]然正如四庫館臣所説，是書“考核地理，訂正年月，引據時事，元元本本，無不具有條理”，[109]其取得的成績是顯而易見的。 查慎行從“從吴中借抄”來的施、顧《注東坡先生詩》既是殘本，他在利用此抄本對邵氏整理的《施注蘇詩》進行補充的時候，又有遺漏，所以在查氏之後，翁方綱又起而補之。翁方綱是乾嘉時期著名的學者和詩人，對蘇軾尤所推崇，一生搜集蘇詩墨迹、石刻和版本甚多。乾隆三十八年（1773），翁方綱購得曾經宋犖收藏的施、顧《注東坡先生詩》殘宋刊本（三十卷），視為珍寶，並與查慎行補注本相對照，發現查氏補注遺漏仍有不少，於是決定再為補注。所補内容，一是據“原注（指施、顧注蘇詩殘宋本）所有者，攟殘拾墜，録存於篋”；二是翁氏自己新補者，“間附一二者，欲以益彰原注之美耳”。[110]全書八卷三百六十九條，其中據原注補者二百七十五條，翁氏新補者九十四條。翁方綱據原注所補的條目中，包括被邵氏所删節而查氏仍未能補全的注文，以及被邵氏所删而查氏未及的注文。這對後人了解施、顧注蘇詩的原貌，對施、顧注的流傳，都是有益的。翁方綱新補的注文也很有特點，尤其是他利用所收藏的《王荆文公詩（李壁注）》、顧禧《志道集》、[111]蘇軾詩墨迹、石本等珍貴資料對蘇詩進行補注，就顯得更有價值。雖然翁方綱的補注也存在一些不足，[112]然無論是據原注還是翁氏新補之注，都為後人研究蘇詩保存和提供了許多有益的材料，並糾正了查氏補注的一些失誤。 在翁方綱之後，試圖對前人注蘇作出總結的，有馮應榴和王文誥。 馮應榴撰《蘇文忠公詩合注》五十卷。錢大昕為之作序，稱贊他“博覽羣書，與古為徒，沈酣於東坡詩者有年，精思所感，形於夢寐，又得宋槧《五家注》、元槧《王狀元集百家注》舊本，參以施注殘本，稽其同？而辨證之，於宋代掌故人物則采李仁父《長編》及各家文集，諸道石刻，一一增益，斯又足裨前人之闕漏而為論世之助者也”，[113]評價甚高。馮氏注蘇詩的主要特點，在於“合注”。馮氏注以集中查慎行、翁方綱的注釋成果為主，但他同時還利用了宋刊五家注《東坡後集》殘本七卷和元刊王十朋《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而前者今已不存，[114]後者在當時亦隱而不顯。另，查氏、翁氏曾經利用過而仍有遺漏的殘宋本施、顧《注東坡先生詩》（三十卷），馮氏也有所采用。如果加上他采用的馮景、邵長蘅、李必恒的注和“新王本”的分類等，可以説前人注蘇的可以利用的成果他都利用了，截長補短，博采衆注，其兼綜之功是顯而易見的。當然，馮氏並非只是羅列舊注，在作品編年、注文訂補、評語選録等方面，也都對前人有所辨正和補充。此外，其書還附録了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和傅藻的《東坡紀年録》，對邵長蘅的《王注正訛》，馮氏也另有辨正。 王文誥自幼便有注蘇詩的志向，其後“行役之暇，手定是編，未嘗一日去左右”，[115]至晚年撰成《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包括《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四十五卷、《編年古今體詩》四十五卷等）。數十年致力於此，真可謂殫精竭慮了。是書的主要特點在於編年。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實際上是一部很詳細的蘇軾年譜。在王文誥之前，為蘇軾撰寫年譜並得以保存下來的，主要有宋代王宗稷的《東坡先生年譜》、傅藻《東坡紀年録》、何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殘本）和施宿的《東坡先生年譜》。後二種年譜流傳甚少，時王氏未見，可不論；而前二種年譜，雖對蘇軾一生的出處大概進行了考訂，並保存了許多原始的文獻材料，但無疑都失之於簡單。關於蘇詩編年，施、顧《注東坡先生詩》、五家注《東坡集》、查慎行《蘇詩補注》和馮應榴的《蘇文忠公詩合注》，都是編年注的體例，為蘇軾詩作的編年做了大量的工作。然其中仍有不妥，而編年亦不及於蘇文。王文誥則在宋人所撰年譜的基礎上，主要依據文集（《東坡全集》、《欒城集》等）、正史和其他史料文獻等，於“總案”中對蘇軾的生平行事進行了詳細的考訂，對蘇軾的詩和文都作了更全面細緻的編年；並進而於“編年詩”部分的題下注中，在查慎行編年的基礎上，對前人所做的蘇詩編年工作，一一進行考辨，或依從，或糾正，或補充，或調整，使蘇詩編年更趨於合理。至於注釋方面，王文誥主要是輯録前人之注，自注者少，然所附入的紀昀和王氏本人的評語，則對詩意的理解具有參考價值。是書的缺點，是以為查慎行所補輯的數卷蘇詩多不可靠，因而删削過甚。另外對前人的注文，亦删節改易較多。 此外，不滿於查慎行的《蘇詩補注》，要對其進行糾正和補充的，尚有沈欽韓。沈氏志在合儒林、文苑為一，淹通經史，長於訓詁考證，所撰《蘇詩查注補正》四卷，主要對查氏補注中引書和所涉人物、事件、典制、地理等詩歌背景方面的訛誤和遺漏，進行了辨正和補充，對我們更全面地理解蘇詩意藴有積極的作用。惜沈氏雖知馮應榴已有《蘇文忠公詩合注》，卻没有取閲，故其注與馮氏合注重複者不少，影響了價值。 王安石的詩，有南宋寧宗開禧年間李壁的注《王荆文公詩》五十卷，又有南宋末劉辰翁 據李壁注所作的删節、評點本《王荆文公詩》，後者在元代大德年間還有毋逢辰的翻刻本，然二者皆流傳不廣。直到清乾隆初年，張宗松清綺齋購得海寧馬氏道古樓所藏毋逢辰本，删去劉辰翁評後，將其重刊，是書方漸為世人所知。[116]不過，張宗松重刊毋本時並不知道此書曾被劉辰翁作過删節（雖然在今天看來劉辰翁仍保留了李壁注的主要内容），以為削去劉評便已恢復了宋本的面貌，而世人一般也認為這就是李壁注《王荆文公詩》的原貌。於是，不久便有姚範、沈欽韓起而對李壁注進行補闕拾遺。 姚範對李壁注的補正，見於《援鶉堂筆記》卷五○“王荆公詩集”條。這實際上是姚氏讀張宗松清綺齋刊本《王荆文公詩》李壁注的札記。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對王安石詩中所用典故、語詞出處的注釋和對詩意的理解等方面。如《王荆文公詩》卷一《夜夢與和甫别如赴北京時和甫作詩覺而有作因寄純甫》首兩句：“水菽中歲樂，鼎茵暮年悲。”李壁只注了第一句，“鼎茵”失注。姚範則引《説苑•建本》篇子路語補之：“親没之後，南遊於楚，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117]詩中老少今昔，無限淒苦的藴意便自然明白了。再如，卷一六《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揮毫才足記姓字，竊學又恥從師宜”兩句，李壁引《晉書•衛恒傳》，然僅注出師宜官其人其事，而於“竊學”師宜官的梁鵠，只有“此言‘竊學’，謂鵠也”一句，姚氏指出應予補充。它如姚氏指出卷二六《次韻酬朱昌叔》五首其一“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二句，李壁注雖引《後漢書•馬援傳》而不詳；卷二九《答張奉議》“君今來見句文身”句，李壁注僅云“‘句文’，見《微隱鈔》”，甚粗略，並謂“大約此注有記出處而未詳其事者，蓋書草創而未經修飾校訂，而刊書者一仍其故耳”；“大約注者方檢考出處，未及細注，以是知季章於此尚有未及修改”。[118]這都是很正確的。當然，姚範對李壁注的有些商榷文字，如對卷二《法雲》詩“扶輿度焰水，窈窕一川花”句下李壁注、卷三四《平山堂》詩“一堂高視兩三州”句下注、卷五○《贈尚書工部侍郎鄭公挽詞》題下注等所提的意見，[119]就未必妥當。另外，姚範對王安石的思想學術和詩歌創作，似成見很深，對李壁的為人和注釋，亦有非議。因超出本題的範圍，這裏就不討論了。 沈欽韓撰《王荆公詩集李壁注勘誤補正》四卷、《王荆公文集注》八卷的主要成績，在於後者，因為這是後人首次給王安石的文作注，故難能可貴。其特點如沈氏所自道，是“以志傳為經，諸家文集、稗乘、詩話為緯，貫串同異，評駁是非，務取曉暢，不避煩冗”，[120]這是基本符合實際的。是書對王安石文創作的年代多有考訂，對文中所涉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山川地理以及語詞等，下了很多功夫，為後人進一步整理和研究王安石的文集，提供了有利條件。然其注畢竟屬於草創，似嫌簡略，尚有待後來者補充修正。 總之，清人在王安石和蘇軾詩文集的整理方面，均做出了很大成績，雖然其中也還存在一些問題與不足，但後人若要進一步整理和研究其文學創作，他們業已做出的努力，是斷然不能忽視的。 至於清人對其他宋人别集所作的整理、注釋工作，如沈欽韓《范石湖詩集注》、法式善輯録編刻《稼軒集抄存》等，也取得了不少成績，限於篇幅，這裏就不再贅述了。 注释： [1]王士禛曾收藏此書，並録謝氏跋，見其《居易録》卷一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69册，頁435下）。謝氏所抄宋集尚多，如楊億《武夷新集》二十卷（謝氏抄自内府，明末徐𤊹轉抄録之，《紅雨樓書目》卷四有著録。清初李繡曾據之刊行。是書又有明陳璋刻本及清人重刻本）、郭祥正《青山集》六卷、謝薖《竹友集》十卷（以上三書王士禛皆曾得之）等。 [2]朱彝尊語，見《曝書亭集》卷五二《竹友集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318册，頁235下。 [3]王士禛《居易録》卷二一引，頁567上—下，“魏湜”，當作“衛湜”。 [4]參毛晉《汲古閣書跋•丹淵集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62。 [5]如加上單行的宋人奏議集十四種，則總數已至二百五十四種。另補宋人總集三十六種、詩文評十七種，别集總集的數量共計達三百零七種。 [6]《絳雲樓書目題辭》，見《絳雲樓書目》卷首，《續修四庫全書》， 9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22上。 [7]王士禛《池北偶談》“宋元人集目”條，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386。 [8]葉德輝《靜惕堂書目序》，見是書卷首，《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14）明清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3。 [9]參謝正光《清初貳臣及其“遺民門客”》，載其《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48—252。 [10]參《曝書亭集》卷五二《竹友集跋》、《經義考》卷一四七《劉氏敞投壺義》按語、王士禛《居易録》卷一二等。 [11]參王士禛《居易録》卷一二，頁455上。 [12]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四“曹溶”條王欣夫《補正》引何小山《法書考跋》曰：“先生（指曹溶）殁後，將舊鈔宋元版書五百册質於高江村，竹垞先生倍其值而有之。”葉昌熾撰，王欣夫補正，徐鵬輯《藏書紀事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354。朱彝尊所藏之書後亦散出，清文瑞樓鈔本《宋人小集》六十八種之中即收有其經藏宋人小集。 [13]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五《書柯氏宋史新編後》，頁167下。所言六百家之“宋金元人文集”，大多數當為宋人别集。 [14]《曝書亭集》卷三九《鵲華山人詩集序》，頁97下。 [15]曹溶《流通古書約》，《澹生堂藏書約》（外八種）合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35—36。 [16]曹溶《絳雲樓書目題辭》，頁322上。 [17]參《曝書亭集》卷三五《曝書亭著録序》，頁55下—56上。 [18]《居易集》卷一，頁318上，319上—下，321上。 [19]王士禛《香祖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84。王氏以其他方式收藏的宋集尚多，即據今存《池北書目》，其所藏宋集就有九十多種。 [20]關於王士禛詩歌崇尚的變化與文壇風氣、藏書等之間的關係等，參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第二章《王漁洋與清初宋詩風之消長》、第六章《王漁洋藏書與詩學的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26—54，146—181。 [21]《絳雲樓題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10。 [22]參陳乃乾校輯《重輯漁洋書跋》，《汲古閣書跋、重輯漁洋書跋》合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43—65。 [23]《曝書亭集》卷三五《曝書亭著録序》，頁55下。 [24]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七《永樂大典提要》引《明實録》，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5年，頁1165中。 [25]全祖望《鈔〈永樂大典〉記》，朱鑄禹《全祖望集彙校集注•鮚埼亭集外編》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071—1072。 [26]王昶《翰林院編修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朱君墓表》，見朱筠《笥河文集》卷首，《續修四庫全書》，1440册，頁108上。 [27]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旨，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頁1下。 [28]《四庫全書總目》，頁1165下。 [29]有些宋集，並非已無傳本，但館臣輯録、校補的篇幅較大，故也算入其中。如張元幹《蘆川歸來集》，原十六卷，清初已只存六卷，有曹溶抄本（今存國家圖書館）等。四庫館臣則從《永樂大典》中輯其佚詩佚文甚多，於是“與鈔本互相勘校，删其重複，補其殘缺，定為十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蘆川歸來集提要》，頁1360上）。再如汪應辰《文定集》，宋刊無考，明人程敏政從秘閣抄出者止十二卷，清初尚存，館臣則取“與《永樂大典》相互比較，除其重複，增所未備，勒為二十四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文定集提要》，頁1363上）。還比如楊冠卿《客亭類稿》，其集原十四卷，罕有流傳，清初雖尚存元刊巾箱小字本，然編排混亂，所收作品亦少，館臣遂取《永樂大典》中所收表箋詩餘各數十首，與刊本參校，仍編為十四卷。這些都是其例。 [30]參《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洪龜父集提要》，頁1342下—1343上。 [31]《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文恭集提要》，頁1310下—1311上。 [32]《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陶山集提要》，頁1333中—下。 [33]《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溪堂集提要》，頁1338下—1339上。 [34]《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逍遥集提要》，頁1306中。 [35]《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東牟集提要》，頁1351中—下。 [36]今《全宋詩》（30）卷一六八六至一六九一，收王洋詩六卷，《琵琶洲》即據洪邁《容齋三筆•琵琶亭詩》所載輯入卷六。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9043。 [37]《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灊山集提要》，頁1354中—下。 [38]今《全宋詩》（33）卷一八六三至一八六六，編朱翌詩三卷，補遺一卷，内有據陳鵠《耆舊續聞》、劉克莊《後村詩話》和王應麟《困學紀聞》所補詩二首、句十。頁20809—20878。 [39]《北海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34册，頁532上。 [40]《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方舟集提要》，頁1370上。 [41]《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北海集提要》，頁1355下。 [42]《陶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17册，頁71上。 [43]同上書，頁72下。 [44]《浮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28册，頁29下。 [45]同上書，頁43下。 [46]《浮溪集》，頁47上。 [47]《檆溪居士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30册，頁519下。 [48]《鄱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33册，頁398下。 [49]《文定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38册，頁595下。 [50]《南澗甲乙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65册，頁69上。 [51]《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文莊集提要》，頁1309上。 [52]《北海集》，頁532上。 [53]《陶山集》，頁62下。 [54]《東牟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32册，頁343下， 403下。 [55]《陶山集》，頁66上。 [56]有時候館臣校語較多，也會集中將其附於某卷卷末，如曾豐《緣督集》卷六後便附有《考證》一卷，朱翌《灊山集》卷一後亦附有《考證》，等等。 [57]《東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23册，頁725下。 [58]《篔窗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78册，頁84下。 [59]《雲溪居士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19册，頁564下。 [60]《東堂集》，頁782下。 [61]《性善堂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70册，頁176下。 [62]《茶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36册，頁476上—下。 [63]同上書，頁476下—477上。 [64]同上書，頁495下。 [65]《陶山集》，頁59上。 [66]《雲溪居士集》，頁382下。 [67]四庫館臣的校勘一般都以案語的形式出校，然有時似亦不完全如此。如姚勉《雪坡集》五十卷，是集《宋史•藝文志》不著録。有刊本傳世，館臣謂：“此本為其從子龍起所編，凡奏對箋策七卷、講義二卷、賦一卷、詩十一卷、雜文二十九卷。勉受業於樂雷發，詩法頗有淵源，雖微涉粗豪，然落落有氣。文亦頗媕雅可觀，無宋末語録之俚語。外間傳本頗稀，訛闕特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各為校補。其《永樂大典》不載者，則仍其舊集。”（《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雪坡集提要》，頁1407中）然案此集之中，全未見館臣校語，或未出校，然後人讀之也就難知其所補為何。 [68]《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雲溪集提要》，頁1354下。余嘉錫先生更指出郭氏官階已至朝請大夫，參其《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二，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425。 [69]《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泠然齋集提要》，頁1400中。 [70]《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都官集提要》，頁1318上。 [71]《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文莊集提要》，頁1309上。 [72]《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跨鼇集提要》，頁1343中。 [73]《雲溪居士集》，頁523下。 [74]同上書，頁564下。 [75]同上書，頁495下。 [76]同上書，頁497上。 [77]《茶山集》，頁476上。 [78]《雲溪居士集》，頁555下。 [79]如卷一《次韻陳久道秋雨書事二首》後館臣注，卷二《慈甯壽慶曲》題下及文中注，卷三《立春内中帖子詞》題下案語，頁408上，418下—419上，438下。 [80]《涉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54册，頁453上。 [81]有時候四庫館臣似乎也知道漏輯的條目很多，然仍知而不改，這就是一個輯佚態度問題了。如吴泳《鶴林集》，館臣輯為四十卷，數量不可謂不多，館臣在為此集所作的提要中説道：“放佚之餘篇什尚夥。”（《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鶴林集提要》，頁1394上）今觀欒先生所輯，就多達四百條，全書所遺漏的又何可勝計？ [82]欒先生所據以輯録的《永樂大典》，為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七百三十卷和後來陸續搜集到的六十七卷（中華書局，1982年），總卷達到七百九十七卷，而2003年，上海辭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内除去中華書局已收入的兩卷（卷一九八六五、一九八六六）之外，尚有十五卷是首次面世，欒先生尚未及利用，其中可補宋集者不少。 [83]劉跂《學易集》被删節後僅存八卷。 [84]《四庫全書總目》卷首，頁2下—3上。 [85]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旨，《四庫全書總目》卷首，頁4中。 [86]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旨，《四庫全書總目》卷首，頁7下。 [87]雖然乾隆在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之旨中也説道：“前日披覽四庫全書館所進《宗澤集》内，將‘夷’字改寫‘彝’字，‘狄’字改寫‘敵’字。昨閲《楊繼盛集》内，改寫亦然。而此兩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屢見於經書，若有心改避，轉書非理。如《論語》‘夷狄之有君’，《孟子》‘東夷西夷’，又豈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且宗澤所指係金人，楊繼盛所指係諳達，更何所用其避諱耶？”《四庫全書總目》卷首，頁5上。 [88]參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一四《〈雪山集〉殘本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731。 [89]如蘇舜欽詩《串夷》、邵雍詩《思患吟》等，或删或改，並不限於是否四庫輯本，詳參陳新《由宋人别集淺論〈四庫全書〉》，載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古文獻研究所編《古典文獻研究論叢》，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5—6。 [90]參陳新《〈四庫提要〉中的失誤》，載《古典文獻研究論叢》，頁14—16。 [91]參黄寬重《史事、文獻與人物——宋史研究論文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年，頁125—138。 [92]參勞格《讀書雜識》卷一二，《續修四庫全書》，1163册，頁340上—349下。 [93]《藏園羣書題記》卷一三《校鈔本〈公是集〉跋》，頁657—658。 [94]參黄寬重《史事、文獻與人物——宋史研究論文集》，頁87—123。 [95]金程宇文載《文獻》2005年第2期，又收入其《域外漢籍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52—166。然所補之文多屬四庫館臣有意删棄之文，如放生文、青詞之類。 [96]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朱從延重刊茅維本，又將茅氏三十類并為二十七類，其中除“酬和”類三卷、“遊覽”“送别”“題詠”各二卷之外，餘皆類各一卷，總卷仍為三十二卷。個别地方據宋刻影鈔施、顧注蘇詩殘卷對注文作了少量補充。王十朋的蘇詩分類注本，此後便又以朱氏改編本的面貌廣為流傳，然其學術價值不足道又毋庸言也。 [97]宋犖康熙三十一年（1692）任江寧巡撫，在職長達十四年。 [98]宋氏所得施、顧《注東坡先生詩》，乃毛晉所藏（見吴騫《拜經樓詩話》卷一），已闕十二卷：即卷一、二、五、六、八、九、二三、二六、三五、三六、三九、四○。 [99]邵長蘅《注蘇例言》，《施注蘇詩》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10册，頁53上，54上。 [100]邵氏也做了少量糾正作品編年的工作，如邵氏在其書卷首所收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後就指出：“《年譜》有數條誤處，如《臘日遊孤山訪僧》詩，應在辛亥而誤入壬子；《遊風水洞》諸詩，應在癸丑而誤入甲寅；又《見顧秀才談惠州風物之美》詩，應在南遷度嶺而誤入北歸之類，今俱為删正。”就有可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10册，頁112上。 [101]《注蘇例言》，頁55上。 [102]邵長蘅等人從決定整理施、顧注蘇詩，到全書完成，不過半年時間，其輕率可知。《施注蘇詩》問世不久，時人已有很多批評。近人傅增湘曾謂：“余視其所謂删補之本，凡注文之再見者則省之，引之詳備者則節之，凡題下附注關涉本事者恒略取數語，而遺其大端，其它去取增損，多不明其意之所在。牧仲自序謂殫精力，積歲時，完殘補缺，使施注幾亡而復顯，自余觀之，則施注經宋、邵諸公之手，雖謂幾顯而復亡可也。”《藏園羣書題記》卷一三《宋刊施顧注蘇詩跋》，頁692。鄭騫先生更將邵氏删本與施、顧原注逐卷逐篇地進行對照，並例舉第三卷被删節的細目，如指出原書題下注十六條，三千七百零三字，被邵氏全删的一條，全録的一條，删去二千六百三十三字，僅存一千零七十字。其餘可想而知。難怪鄭先生要慨嘆：“他（指邵）把原注精彩重要的部分大半删去，使其‘幾顯而復亡’，繼續沉埋了二百多年。竄亂、冒充，總還可能大致看到原書，大量删節就有萬劫不復的危險了！”關於邵氏何以對原書如此大加删節的原因，鄭先生認為“他們只注意誦讀欣賞而不注意透過蘇詩去研究東坡的一生”，也是很正確的。參其《宋刊施顧〈注蘇東坡詩〉提要》，載《增補足本施顧注蘇詩》卷首，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頁43—45。 [103]其實邵氏補注施、顧注本原缺十二卷所利用的材料，主要就是王十朋的注蘇詩。 [104]據鄭元慶《湖録經籍考》卷六，查氏所借抄本為徐乾學傳是樓所藏殘宋本，而從查氏本人所説來看，也已是殘本。吴興劉氏嘉業堂刊本，頁2—3。 [105]自南宋至清初，施、顧注蘇詩不顯，施宿所撰《東坡先生年譜》亦不傳，直到20世紀60年代日本學者倉田淳之助發現並與小川環樹編入《蘇詩佚注》（京都，同朋舍，1965年），世人方得重見此譜。 [106]查慎行《蘇詩補注例略》，見是書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11册，頁8上。 [107]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已為《南行集》中的蘇軾詩編年，查氏未見而已。 [108]查氏補注的不足，稍後的翁方綱、馮應榴、四庫館臣及近人傅增湘等皆曾指出，可參。 [109]《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補注東坡編年詩提要》，頁1327下。 [110]翁方綱《蘇詩補注序》卷首，叢書集成本，2242册，頁1。 [111]然《志道集》一書，四庫館臣以其中所涉官職等非宋制，嘗疑其出於僞托（參《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志道集提要》，頁1540中—下），然余嘉錫先生以為尚不能斷其為僞托（參其《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二《施注蘇詩辨證》，頁1368—1374），兹從之。 [112]如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一三《宋刊施顧注蘇詩跋》即指出翁氏所補仍有遺漏，頁692—693。 [113]錢大昕《蘇文忠公詩合注序》，見《蘇軾詩集合注》附録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636。 [114]今存五家注殘本《東坡先生前集》一卷（第四卷）、十家注殘本三卷（一至三卷），參劉尚榮《宋刻集注本〈東坡前集〉考》，載其《蘇軾著作版本論叢》，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頁40—53。 [115]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自序》，載是書卷首，《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二十四年武林韻山堂刊本，1315册，頁312上。 [116]詳參筆者《論〈王荆文公詩李壁注〉》一文，《文學遺産》2009年第1期。 [117]姚範《援鶉堂筆記》卷五○，《續修四庫全書》影印道光十五年姚瑩刻本，1149册，頁174。 [118]《援鶉堂筆記》卷五○，《續修四庫全書》，1149册，頁176上，177下。 [119]同上書，頁174下—175上，179上，180下。 [120]沈欽韓《注王荆公全集序》，見《王荆公詩文沈氏注》卷首，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頁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