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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诗歌选本及其经典化问题，已成为明清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不少中晚明以来编纂的女性诗歌总集因此获得关注与探讨。相形之下，对于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香奁”的研究则颇显沉寂。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复杂，然就明代女性诗歌的编选而言，该集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本。这不仅因为相较诸明人选本，有晚出而集大成之实，更因为作为编选者的钱谦益，乃当时一流的学者文人，既确然以史家职志自命，背后又有柳如是这样出众的女诗人襄助，选诗论人皆非凡俗手眼，代表了其时主流的史家观念与女性文学批评趣尚。[1]虽然，因为钱氏个人政治上的原因，其著述之命运亦随之波荡，但实际影响仍不可小觑。仅就“香奁”之编来看，所撰传记，为修明史者采纳沿袭，可举谈迁《枣林杂俎》为例证；[2]至若曾充明史修纂官的朱彝尊，其《明诗综》小传，专以正钱氏之谬为务，[3]恰可反观《列朝诗集》的地位与作用；其他采其说者不胜枚举。所选诗歌，从康熙间翰苑奉敕纂《历朝闺雅》乃至《御选四朝诗》，[4]到诸多明诗总集，亦皆有所沾溉。鉴于该编相关基础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本文拟就其成书过程、材源、体例及标准等事实略作考述，亦藉此清理与之前诸女性诗歌总集的关系。 甲、《列朝诗集》撰集始末及“香奁”编校相关问题 关于《列朝诗集》之撰集经过，事实大端较为清楚。据钱谦益《历朝诗集序》，起始于程嘉燧读《中州集》将“仿而为之”的动议，所谓“吾以采诗，子以庀史”，而钱氏已有行动：“山居多暇，撰次国朝诗集几三十家，未几罢去，此天启初年事也。”[5]按，程嘉燧自嘉定往访钱氏拂水山居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夏，钱氏《张公路诗集序》、[6]《耦耕堂记》[7]等皆有所记，二人相与论诗，当即在此共处的旬月间。至天启元年（1621）八月还朝补官前，钱氏一直以史官里居，有从事史籍之暇，[8]所记“天启初年事”，应为是年八月前事。《历朝诗集序》续述“越二十余年”，“复有事于斯集，托始于丙戌，彻简于己丑”，知顺治三年（1646）重兴此业，顺治六年（1649）初成。按，钱氏于顺治二年（1645）五月降清，是秋随例北行，次年六月引疾归。而顺治四年（1647）三月晦日被逮，“锒铛拖曳，命在漏刻”，[9]至顺治六年春始“释南囚归里”，[10]此即《历朝诗集序》所谓“濒死颂系”。[11]据陈寅恪先生推考，“牧斋于顺治四五两年，因黄（毓祺）案牵累，来往于南京、苏州之间”。[12]则其“复有事于斯集”，当始于顺治三年六月引疾归，[13]而颂系期间往来南京、苏州，适成其采诗之役。在南京自不必说，如钱氏《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曰：“戊子之秋，余颂系金陵，方有采诗之役，从人借书。林古度曰：‘晋江黄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书甚富，贤而有文，盍假诸？’余于是从仲子借书，得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14]《列朝诗集》丁集卷七“金陵社集诗”曰：“戊子中秋，余以锒铛隙日，采诗旧京，得《金陵社集诗》一编，盖曹氏门客所撰集也。”[15]苏州方面，据其《与周安期》，述鼎革之后欲选定明朝一代之诗，嘱周永年兄弟、徐波、黄圣翼等共搜访。[16]诗集之编定，大部分当在顺治六年春归里后近一年的时间完成。 钱氏《与毛子晋》诸书中，有若干《列朝诗集》诸集编写之消息，容庚先生《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已摘列，并作案语曰：“观此可知各集编成即付刻，而无先后次序者。故闰集虽在末而早刻也。”。[17]然或尚有可作进一步解读者。其中“狱事牵连，实为家兄所困”一通，当写于顺治五年（1648）仲冬，陈寅恪先生已据其中“归期不远，嘉平初，定可握手”等语，释钱氏本以为是年十二月“能被释还常熟度岁”。[18]书中一言及“羁栖半载，采诗之役，所得不赀，大率万历间名流。篇什可传，而人不知其氏名者，不下二十余人，可谓富矣”，当指在南京采诗之所得，实多为《列朝诗集》丁集之资源；一言及此集初名“国朝”改为“列朝”之议，谓“板心各欲改一字”，“幸早图之”，[19]则诗集中应已有缮写定者。联系“诗集之役，得暇日校定付去”一通，谓“丁集已可缮写”，而其中又提到“《铁厓乐府》，当自为一集，未应入之选中，亦置之矣”，[20]似至少甲集前编早于丁集而成。此通书中引苏轼“因病得闲浑不恶”云云（同上），宜为顺治六年（1649）春归里后作，在南京、苏州所采诗，编成亦需时日。此又可证之“德操家藏诗卷，幸为致之”一通，其中述及“甲集前编方参政行小传后，又考得数行，即附入之”，“铁崖乐府稿仍付一阅，杨无补在此，殊为寂寞”，[21]或可据以认为发此书时丁集尚未完成（王人鉴诗即在丁集），而甲集前编已成而有所补订。查证《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十“方参政行”，“余之初考如此”以下当即附入补考内容；[22]卷七“铁厓先生杨维桢”一百二十四首后，复有卷七之下，补诗一百七十首，[23]解决了上一通所谓“《铁厓乐府》，当自为一集”的问题。而之所以甲集前编先成，当缘于钱氏天启四五年间在史馆修史，得见太祖手诏等史料，历三年编成《皇明开国功臣事略》；[24]崇祯十六年，又于所编《国初事略》、《群雄事略》，“取其文略成章段者，为《太祖实录辩证》一编”，[25]刊入《初学集》中，于元末国初事，有其撰史之基础。[26]钱氏《与周安期》所述，应为鼎革后“复有事于斯集”之初的设想，其中“而国初人为尤要”[27]一语，或亦可视为先编甲集前编乃或甲集的左证。至于“诸样本昨已送上，想在记室矣”一通，当亦顺治六年春归里后作，以同在常熟，相距不甚远，钱氏谓“顷又附去闰集五册、乙集三卷。闰集颇费搜访，早刻之，可以供一时谈资也”，[28]可据以推知闰集继而校定，并促其早刻，而乙集仅三卷，或仍在编纂中。“八行复伯玉”一通，据其所述“《夏五集》有抄本，可属小史录一小册致伯玉（按：萧士玮，卒顺治八年四月），俾少知吾近况耳”，知此通书当作于顺治七年（1650）五月后、孟冬绛云楼焚毁前，因钱氏《夏五集》成于此间，[29]其中谓“干集阅过附去，本朝诗无此集，不成模样。……不妨即付剞劂，少待而出之也。”[30]可知干集之校定，至早亦在是年五月后。另《列朝诗集》丙集卷五末附论长沙门人，有“庚寅十月初二日乙夜蒙叟谦益书于绛云楼下”[31]之题署，或可据以推断丙集编定的大致时间，当在顺治七年孟冬绛云楼焚毁前不久。据钱氏《历朝诗集序》，全部诗集校定交付毛晋刊刻，即在绛云楼焚毁前，故得以幸免于难；而“集之告成”在顺治九年（1652），序作于九月十三日。[32]钱氏《耦耕堂诗序》又谓“岁在甲午，余所辑《列朝诗集》始出”，[33]则该集行世始于顺治十一年（1654）。 再来看闰集“香奁”编选的相关情况。该项工作有柳如是的参与，应已无疑问。《列朝诗集》闰集“许妹氏”小传记柳如是评语，末有“承夫子之命，雠校《香奁》诸什，偶有管窥，辄加椠记”，[34]是为铁证。故如顾苓《河东君小传》记曰:“宗伯选《列朝诗》,君为勘定闺秀一集。”[35]自有其依据。陈寅恪先生对此亦作过考察，以上引“许妹氏”条证之《牧斋遗事》所记河东君小照跋语，而以王澐所谓钱氏“托为姬评”之说“殊不近情理”。[36]事实上，钱、柳共同关注闺秀之诗，在《列朝诗集》重新启动编纂前已开始，钱氏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作《士女黄皆令集序》，已言“余尝与河东君评近日闺秀之诗”，而以“草衣（王微）之诗近于侠”，柳氏则谓“皆令（黄媛介）之诗近于僧”，[37]斯为二人琴瑟燕好之乐事。钱氏“复有事于斯集”后，无论是陈寅恪先生推考的，顺治四五两年，往来于南京、苏州，其在苏州，寓拙政园，而南京颂系之所，当为丁家河房；[38]还是周法高先生纠察的，顺治四年三月被逮北行，是年秋由北京返里，是冬及次年春僦居吴苑，顺治五年四月第二次被捕，系狱南京，[39]柳氏皆得随行，故采诗、评选并可随时商榷。《牧斋遗事》所记柳氏小照，由其婿赵管携至，所画河东君“坐一榻，一手倚几，一手执编。牙签缥轴，浮积几榻”，又据幅端自跋，谓“知写照时，适牧翁选列朝诗，其中闺秀一集，柳为勘定，故即景为图也”，[40]似亦非无稽之谈。这让人很自然联想到沈虬《河东君记》所载柳氏在绛云楼校雠文史事：“牧斋临文有所检勘，河东君寻阅，虽牙签万轴，而某册某卷，立时翻点，百不一失。所用事或有误舛，河东君从旁颇为辨证。”[41]绛云楼虽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冬，然据钱氏《赠别胡静夫序》，谓“余自丧乱以来，旧学荒落。己丑之岁，讼系放还，网罗古文逸典，藏弆所谓绛云楼者，经岁排纉摩娑盈箱挿架之间，未遑于雒诵讲复也”，虽属自谦之词，仍可证钮琇所谓“益购善本”、“与柳日夕相对”，当在钱氏顺治六年春复得归里后。其时钱氏尽发所藏书，有修撰明史之任，而编纂《列朝诗集》，亦是其相关的一项工作，绛云楼便也成了他与柳氏编校“香奁”诗的工作场所。不过，柳氏的参与，在采诗阶段，会有商较去取之事，在最后编定阶段，如其自述，主要是校雠，所谓“偶有管窥，辄加椠记”，可以是文字、史实校订方面的辨证，当然也可以是诗学成就得失的评论，如其于许景樊之评语，然其作用亦不可任意夸大。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柳氏《古今名媛诗词选》一书，中西书局一九三七年据传抄本排印，有柳氏自跋，录入刊书序中。[42]鉴于该着不见公私书目著录，在对其来历及真实性未作进一步考察前，似不宜先就其与钱氏《列朝诗集》闰集“香奁”的关系作出某种推论。[43] 乙、闰集“香奁”撰集之取资 据上引钱氏《黄氏千顷斋藏书记》，知其在南京采诗时，黄氏千顷斋藏书是撰集《列朝诗集》的一大资源。盖其所搜集，大抵为有明一代之书，与绛云楼藏书不同。时黄虞稷自述，其父黄居中“藏书千顷斋中，约六万余卷”，“余小子褎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数千卷”；[44]而至其康熙中入明史馆，已编成《千顷堂书目》以备艺文志采用，虽又经进一步裒集，至八万卷，[45]然其规模在钱氏借书时大体已具，故钱氏谓“得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殆非虚语。作为其中“香奁”一部，自亦不例外。仅就《千顷堂书目》卷二八“别集类”之“妇人”所著录，在75家。[46]其中或未必在顺治四五年间俱备，钱氏本身亦未必悉数编入，况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四“千顷堂书目”条，该书目有参取朱廷佐书目者。[47]据笔者统计，《列朝诗集》闰集“香奁”所收诸家，《千顷堂书目》已著录者，有47家（另有朝鲜许景樊未计入，钱氏《绛云楼书目》亦自藏有《朝鲜诗选》）。当然，作为一代诗歌总集，其材源无疑是广泛而多方面的，因此，这个数字仅具参考意义。然从理论上说，无论如何，别集应为曾为史官又立志以诗存史的钱氏撰集最为主要的资源，至少可提供准确的文本依据。据阎若璩记载：“尝闻前辈撰《列朝诗集》，先采诗于白下，从亡友黄俞邵及丁菡生辈借书。每借，輙荷数担至。前辈以人之书也，不着笔，又不用籖帖其上，但以指甲搯其欲选者，令小胥钞。胥奉命惟谨，于搯痕侵他幅者亦并钞，后遂不复省视……而前辈指搯本，余犹就俞邵家见之。”[48]可证其利用之实。此处尚提及丁菡生，为金陵另一藏书名家，富于著述，尝与黄虞稷互抄所无之书。[49]其与钱氏为友，亦可以钱氏《与毛子晋》“蓉庄南望”一通[50]证之。 除此之外，其撰集所取资，未必有那么集中的材库，尤于那些稿多不存或未有其集者，无论采辑作品或征诸文献，皆需费力搜访。即就千顷斋藏书言，除女性诗歌别集，其他利用的书类亦难以辨清。故再试从以下数端分别考述，窥其一斑而已： 1、总集类。此类文献当是其实际操作的重要来源，至少可提供甄选家数的线索。首先是田艺蘅《诗女史》，编刊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为目前我们所知明代最早刊行的通代女性诗歌总集之一，十四卷，末二卷收录明代女性诗人26家，又有4家未录诗。虽然钱氏自己并未言及对此书的利用，然该集见收于《绛云楼书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事实。作为中晚明女性诗歌总集商业化出版高潮的发端， 该书实为明代女性诗选所形成的公共资源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几为之后刊行的各种女性诗歌总集所利用。检《列朝诗集》闰集“香奁”，已见于《诗女史》卷十三、十四的有13家（其中1家有目无诗），另“香奁中”有“叶正甫妻刘氏”，《诗女史》录于卷十二，盖田氏系入元代，钱氏作明初。这当然也不能用来说明钱氏即直接从《诗女史》录入，但如下事例或可作为钱氏利用的内证：1）“香奁上”之 “濮孺人邹氏”仅选其《鹭鸶小景》1首，盖依钱氏体例，“香奁上”以宫闱命妇为主体，重在存人述行，诗则举要而已。之前女性诗歌总集如《诗女史》、《淑秀总集》乃至《古今名媛彚诗》、《名媛诗归》等，于邹氏选诗皆不少，分别为15首、4首、10首、14首，唯《诗女史》卷十四以《鹭鸶》居首，《古今名媛彚诗》与《名媛诗归》并未录此首。故钱氏或即从《诗女史》录其第一首以为代表。这样的情况又见“李夫人陈氏”，选其《春草》1首，系《诗女史》卷十三“陈德懿”所选23首的第一首，《淑秀总集》“陈氏”选15首，于《诗女史》有所增删而次序同，《春草》亦为第一首。2）“香奁上”之“孙夫人杨氏”，所选《折杨柳》等三首，其中《折杨柳》仅见于《诗女史》卷十四“杨文俪”，《淑秀总集》及《古今名媛彚诗》、《名媛诗归》虽各选其诗44首、8首、18首，然未录此首。3）“香奁上”之“储氏”，录其《戏赠小姑》1首。该人未有集，此诗仅见于《诗女史》卷十四、《名媛诗归》卷二七（《淑秀总集》、《古今名媛彚诗》未选其人），然《名媛诗归》诗题作《雨后咏桃》，文字亦有出入；或钱氏此题，即据田氏所撰小传“其小姑嫁时，储戏赠诗曰”[51]而拟定，其所录诗文字亦同《诗女史》。4）“香奁中”之“江西妇女”，录其《一叶芭蕉》1首，其人亦无集，仅《诗女史》卷十三录其人其诗，《淑秀总集》及《古今名媛彚诗》、《名媛诗归》等皆未录。 其次是俞宪《淑秀总集》，列《盛明百家诗前编》末，录明17家女诗人。《前编》成于嘉靖丙寅（1566）；隆庆辛未（1571），俞氏又辑成《后编》，末有《杨状元妻集》、《马氏芷居集》、《孙夫人集》、《潘氏集》为女性诗，除潘氏属再辑，合计20家。钱氏撰集“香奁”，虽亦未言及取资于《淑秀总集》，然于闰集卷五“青衣三人”之“李英”小传，引 “无锡俞宪曰：计有功《唐诗纪事》，三百余年，诗人千一百五十家，而末卷有仆二人：一为咸阳郭氏捧剑之僮；一为池阳刺史戟门门子朱元。余辑《盛明百家诗》，仅得李英一人，可以为难矣”[52]一段，系据《盛明百家诗后编》最末《李生集》卷首俞氏题识隐括而成，[53]钱氏选李英诗8首，当亦从《李生集》出，可证其于《盛明百家诗》有所利用。作为无锡前贤，俞氏所编《盛明百家诗》乃嘉隆以往卷帙最巨之明诗总集，虽被认为“其学沿七子之余波，未免好收摹仿古调、填缀肤词之作。又务以标榜声气为宗，不以鉴别篇章为事”，[54]然多存吴中诗亦是其特色，钱氏欲撰集明诗总集，不能无视其存在。俞氏编纂《盛明百家诗》，“盖尽平生所藏”，又得好文之世士“集刻见投，或缮所传示”，且“益加搜访”，[55]然就前编《淑秀总集》而言，当主要参考《诗女史》末二卷增删取舍而成，[56]原因如其《明诗凡例》所言：“女妇诗自当别论，数且不多，故但汇集以附诸家之后，明非所重，亦秪以异耳。”[57]钱氏《列朝诗集》闰集“香奁”所录家数，见于《盛明百家诗》前后编所选女性诗者，有12家。由其选诗观之，下例或可作为钱氏利用俞氏该集之内证者：1）“香奁中”之“孟氏淑卿”，共录诗9首，依次为《悼亡》、《长信宫》、《香奁冬词》、《春日偶成》、《春归》、《秋夜》、《登楼》、《秋日书怀》、《过惠日庵访尼题亭子上》，次第皆同《淑秀总集》“孟淑卿”（共10首），唯其中《题画》、《席上赠妓》未选（《过惠日庵访尼题亭子上》则为《淑秀总集》所无）。而《诗女史》卷十三“孟氏”仅选《悼亡》、《春归》、《长信秋词》三诗，次第亦不同。其中《长信秋词》所录仅二句，系《长信宫》后半首，且诗题有异。2）“香奁中”之“朱氏静庵”，共录诗21首。检《诗女史》卷十三“朱氏”，录诗22首，《双鹤赋》1篇；《淑秀总集》“朱静庵”先录此赋，再录诗20首，依其录诗次第，当据《诗女史》增删而成。其中《诗女史》选录而俞氏未选者，为《雨中写怀》、《暮春即事》、《春蚕词》其二、《答李都宪》；其较《诗女史》增入者，为《虞姬》、《吴山怀古》。由钱氏选录《虞姬》、《吴山怀古》二诗，未选《雨中写怀》、《暮春即事》、《春蚕词》其二、《答李都宪》四诗来看，或即参酌《淑秀总集》甄录，当然，他自己又有增删。3）“香奁上”之“陈宜人马氏”，共录诗5首，并在小传中说明：“有诗十四篇，名《芷居集》。”[58]《诗女史》未录其人，而《盛明百家诗后编》录《马氏芷居集》即14首，其卷首题识曰：“世传金陵马孺人诗十四篇，名《芷居稿》。”[59]钱氏所选5首或即从此出，其中除《苦雨》一诗所列次第不同外，余皆同。 再次是方维仪《古今宫闺诗史》，钱氏在所撰小传中有三处提及，当有利用。一在“香奁上”之“王司彩”《宫词》附注辨正，谓“近刻《宫闺诗史》遂载‘天外玉箫’一首为权妃之作，今削而正之。”[60]一在“香奁上”之“姚贞妇方氏”小传，记其“删《古今宫闺诗史》，主刊落淫哇，区明风烈，君子尚其志焉”。[61]一在“香奁中”之“范允临妻徐氏”小传，录“桐城方夫人评之曰：‘偶尔识字，堆积龌龊，信手成篇，天下原无才人，遂从而称之。始知吴人好名而无学，不独男子然也。’”[62]方氏《古今宫闺诗史》，《千顷堂书目》有著录，卷数缺项。王士禄《然脂集》载其《宫闺诗史》、《宫闺文史》、《宫闺诗评》一卷等八种著作，今皆未见。[63]有学者推测《宫闺诗评》或即将《宫闺诗史》中评论部分析出单行，[64]颇有理据。朱彝尊《明诗综》尚录存方氏另三则评语，一为“朱妙端”《白苎词》下，“方维仪云：虽乏新奇，而句句铿锵”；一为 “黄安人”《寄夫》下，“方维仪云：不纤不庸，格老气逸。”一为“董少玉”小传下，“方维仪云：夫人诗词皆有韵致”。[65]略可窥其眉目。王士禄《然脂集例》曰：“方夫人仲贤《宫闺诗史》，持论颇驳《诗归》，实以《诗归》为底本。以云‘区明风烈’则有之，辨正舛伪，功尤疏焉。”[66]所论自可以上述钱氏辨正等相证。谓其“持论颇驳《诗归》，实以《诗归》为底本”，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信息。此《诗归》即承上所论之《名媛诗归》，若其说属实，则《宫闺诗史》卷帙不小。如果说，《诗女史》、《淑秀总集》仅为钱氏选隆庆前女诗人提供某种参考的话，那么，《宫闺诗史》及其背后的《名媛诗归》，其明诗部分则延展至万历以来至明末。谓其“持论颇驳《诗归》”是可信的，二书编撰宗旨不同，《名媛诗归》带有明显的商业化出版色彩，王士禄所谓“虽略备古今，似出坊贾射利所为”（同上），持论又以钟惺“诗，清物也”相标榜；而方氏则有强烈的正统道德观念，志在“刊落淫哇，区明风烈”，如《然脂集例》“区叙”注记曰：“方夫人《宫闺诗史》、《文史》二书，并有《正集》、《邪集》之分。”（同上） 在这一天枰上，钱氏显然会倾向方氏而非《名媛诗归》的立场，从其将方氏置于“香奁上”亦可看出，所重不仅在文艺，更在德行。 这里顺便对明末流行的《名媛彚诗》、《名媛诗归》两种通代女性诗歌总集与钱氏之关系稍作讨论。有学者已注意到嘉、隆以来愈盛之女性诗编选出版，至泰昌间郑文昂《古今名媛彚诗》、明末题名钟惺《名媛诗归》出，就明代部分而言，不仅家数剧增（据其统计，《名媛彚诗》为54人，《名媛诗归》更高达110人），而且自《名媛彚诗》开始，已收入像陆卿子、徐媛这样当时刚出版诗集不久的名媛之作，像薛素素、景翩翩这样有完整署名的当代名妓之作，以及由作为序作者的朱之蕃自朝鲜携归并付梓的女诗人许景樊的作品。[67]那么，像这样最新形成的公共资源是否为钱谦益撰集“香奁”所摄取（包括其以此为对象的相关辨正），是我们所应关注的。在钱氏各种著述中，目前未发现有任何相关的叙论，这并不意外，毕竟就钱氏在士林的地位以及以诗存史的自负而言，其眼界会在此类总集之上。不过，以钱氏之博识多闻，对当时的流行出版物又不大可能无所知晓，就其撰集“香奁”等女性诗的规模来看，也很难说不受到这一新增公共资源的影响。郑文昂，字季卿，古田人。太学生，为泸州判。能诗，善书画。移家秣陵，客死。[68]《古今名媛彚诗》即刊于南京，从该着所列“同校姓氏”来看，[69]是以闽籍寓居南都诗人为主的一个群体，同时亦可以说，是竟陵钟惺、谭元春万历中晚在南京的交游圈所在，[70]郑氏本人与钟、谭即有往来。[71]而中如参与其事的林古度，恰恰在顺治四五年间的南京与钱氏交往甚密，不仅多有唱酬，而且热心为钱氏采诗介绍黄虞稷家藏书，故不能排除这一钱氏可能获知《名媛彚诗》的渠道。至于《名媛诗归》，据笔者初步比对，无论选诗或作者小传，实多有因袭《名媛彚诗》处，确有在该着基础上扩大收录范围，并施以评点，以迎合时好的商业化操作之嫌，王士禛谓其“乃吴下人伪托钟谭名字，非眞出二公之手”，[72]或即援据专门从事历代女性诗彚辑的其兄王士禄的考察，作为尚能直接闻知明清之际旧事的一代，恐亦非无稽之谈。[73]若其说属实，则刊刻当即在吴中坊间，钱氏亦无理由视而不见。然钱氏还是有意回避了，原因当即在此集属钱氏在为王端淑《名媛诗纬》所作《题辞》中所批判的：“明朝闺秀篇章，每多撰集。繁荷采撷，昔由章句竖儒；孟浪品题，近出屠沽俗子。”[74]更何况其标举的是钱氏所恶的竟陵派之论。 可视作总集类的其他著作尚有冒愈昌《秦淮四美人诗》（万历四十六年刻本），钱氏在“香奁下”之“赵今燕”小传引述冒氏序，[75]“郑如英”小传亦述及冒氏该着，[76]当为钱氏“香奁下”选录马湘兰、赵今燕、朱无瑕、郑如英四姬诗的参考。作为志北里之作，重要的尚有《青泥莲花记》等，下面再作讨论。又，“香奁中”吴江叶氏一门及相关闺友诗，钱氏在“沈氏宛君”小传中述及叶绍袁集妻女诗及哀挽伤悼之什，都为一集，总曰《午梦堂十集》，盛行于世，[77]当即据此而录（《千顷堂书目》卷二八著录为“《午梦堂集》十卷”）。“张倩倩”小传述沈宜修“悼其女，追怀倩倩，为倩倩作传，并录琼章所记诗，附传中”，[78]亦可作为证据，传见《鹂吹》卷二《表妹张倩倩传》（崇祯间刊本）。另如钱氏在“香奁上”据高播《明诗粹选》选入正统间“钱氏女”，[79]该着《千顷堂书目》亦著录；“香奁中”之“铁氏二女”，引张士瀹《国朝文纂》录范昌期诗，证铁氏长女诗实为范氏题老妓卷作。[80] 2、别集类。这里检察本人诗文以外之取资。传记如“香奁上”之“夏氏云英”小传，引述周宪王朱有炖撰夏氏墓志，[81]见《诚斋录》卷四《故宫人夏氏墓志铭》（嘉靖十二年同藩刻本）；“陈恭人董氏”小传，谓事详陈束传中，[82]陈传见张时彻《芝园集》卷二五《陈约之传》（嘉靖二十三年鄞县张氏原刊本）。“莆阳徐氏黄氏”小传，全引自宋珏《莆阳二妇传》，[83]《元明事类钞》卷二五“吉凶门”之“指砚属句”条录莆阳徐氏事，标出“明宋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宋氏有《遗稿》刊于金陵，《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三“宋秀才珏”谓“其里人所掇拾，非比玉意也”。[84]该集今未见，疑已不传（所传仅有1964年钞本《古香斋诗辑》一册）。序跋如“香奁上”之“韩安人屈氏”小传，引康海序称其女。[85]按，康海《对山集》中，仅见《韩汝庆集序》（卷二八，万历十年潘允哲刻本）。《千顷堂书目》卷二八著录“韩安人屈氏诗集”，下注“武功康海序”，或据屈集卷首引。[86]“香奁中”之“朱桂英”小传，引田艺蘅《闺阁穷玄叙》，[87]《叙》见《历代妇女著作考》“《闺阁穷玄集》”条所录。[88]该叙未收入嘉靖刊田氏《香宇初集续集》三十四卷，然田氏《留青日札》卷五“杭妇朱桂英”亦记曰：“所著有《闺阁穷玄》，余为之叙”（万历重刻本），或据朱集卷首引。“董少玉”小传，述周弘禴为求序于王世贞事，[89]王序见《弇州四部稿》卷五五《西陵董媛少玉诗序》（万历刻本）。“屠氏瑶瑟 沈氏天孙”小传，记“两家兄弟彚刻其诗曰《留香草》， 而长卿与虞长孺为之序”。[90]屠隆序见《历代妇女著作考》“《留香草》一卷”条所录，“原本不可见”，系据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7）刊《留香诗选》录存。[91]虞淳熙序见《虞德园先生集》文集卷四《留香草序》（明末刻本）。“香奁下”之“马湘兰”小传，著录马氏“有诗二卷”，下引王稚登万历辛卯序，检明刻本《王百榖集十九种》，未收该序，钱氏或即据其集卷首录入。[92] 3、诗文评类或文史类，主要即诗话。如 “香奁中”之“朱氏静庵”小传，引顾起纶评语，出《国雅品•闺品》“朱静庵”条。[93]顾氏为锡山人，着《国雅》二十卷、《续》四卷、《国雅品》一卷。“闺品”录“洪武迄嘉靖凡十九人”，又有“闺品目”，录“自嘉中迄今凡三人”，钱氏“香奁”所录家数与之同者凡17人，[94]值得重视。他如“香奁上”之“王庄妃”小传，引郭子章《豫章诗话》，指出其将庄妃诗误记为宫人张氏[95]（该着《绛云楼书目》亦有著录）。“宫人媚兰”，最早当见于游潜《梦蕉诗话》“南宁伯毛公舜臣”条，作为亲闻所记。[96]此人无集，亦不见于《诗女史》、《淑秀总集》、《名媛彚诗》、《名媛诗归》诸集，钱氏或即据《梦蕉诗话》录，以备典故。《千顷堂书目》卷三二著录“游潜《梦蕉诗话》二卷”。“杨安人黄氏”小传，引王世贞之评，[97]见《弇州四部稿》卷一五二说部《艺苑卮言》附录一（万历刻本）。 “香奁下”之“正德间妓”，引《艺苑卮言》，见《新刻增补艺苑卮言》附录卷八（万历十七年武林樵云书舍刻本）。 4、小说类与杂史传记类。“香奁下”之“朱斗儿”小传曾提及梅鼎祚《青泥莲花记》，以其误载朱氏《题柳》诗为角妓杨氏而正之。[98]鉴于上述《诗女史》、《淑秀总集》等集所录多以良家为主，该集于钱氏选录妓女诗当有重要参考价值。《千顷堂书目》著录入“小说类”，然因其录诸家诗，故实可作总集看，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即如是。梅氏此《记》录女诗人计30家，钱氏闰集“香奁”所录与之同者有10家，其中如朔朝霞、姜舜玉、王儒卿等，无论小传、选诗，多少似可看出参酌痕迹。钱氏该小传尚引周晖《金陵琐事》载成化间林奴儿从良后题画柳诗，辨其采谢天香联句诗而削之；[99]《列朝诗集》丙集卷十四“景中允旸”小传亦录《金陵琐事》所载其佳句，[100]可证其曾利用该着。 又，“香奁下”之“马如玉”小传引潘之恒《亘史》所论，[101]《列朝诗集》丁集卷五“谢山人榛”亦引《亘史》记“赵王雅爱茂秦诗”，[102]则钱氏尝利用此着亦无疑问。该着为集录女性传及诗的重要文本，《千顷堂书目》卷八著录“《亘史钞》九十一卷”。粗检今存明刻本《亘史钞》（存一一六卷），其中可与钱氏“香奁”所录参看者，如《内篇》“闺懿”卷一“濮太夫人邹氏”（录《士斋集》诗并铅山费宏序），卷二“韩安人屈氏”（录其诗并康海序与己叙），卷三“刘文贞”（录其诗并麻城丘坦序），“贞节”卷三“刘文贞毛氏”（录周弘禴序），《外纪》卷一“杨玉香”、“徐姬”（徐祯卿所记，未言出处），卷四“马姬传”（王稚登撰）、“张楚屿传” （即马如玉）、“记王庄妃遗事”，卷五“崔嫣然传”、“妥十二传”（即郑如英）、“郝文姝传”，卷六“朱无瑕传”，卷十四“马文玉传”，卷三四下“《遥集编》”（录楚人丘谦之序并其与呼文如诗），[103]《杂篇》“詹言”卷七“颦语”（录马文玉《春日泛湖忆旧》四首及词客属和之作，并缙云郑士弘序）[104]等。尤其钱氏所录不见于前举总集如《诗女史》、《淑秀总集》、《名媛彚诗》、《名媛诗归》及《青泥莲花记》等，而《千顷堂书目》亦未著录者，如“香奁上”之“刘文贞毛氏”，“香奁中”之“呼文如”，“香奁下”之“马文玉”等，很有可能即据潘著录入。 他如“香奁中”之“女秀李氏”小传，引杨循吉《吴中往哲记》，[105]《绛云楼书目》亦著录该着。“田娟娟”小传，记“虞山杨仪传其事”，[106]杨仪《娟娟传》见其《高坡异纂》，《绛云楼书目》著录该着。“孟氏淑卿”小传，在《诗女史》小传基础上加引徐祯卿评语，[107]系出《异林》；“香奁下”之“金陵妓徐氏”小传，录徐氏《春阴》诗末二句（又见《列朝诗集》丙集卷九“徐博士祯卿”所选《徐姬诗》小序，[108]该和诗当收录于昌谷《叹叹集》），虽引其出处为“徐昌谷五集”，[109]然据《青泥莲花记》卷十二所录，实亦见载于徐祯卿《异林》（《绛云楼书目》著录该着）。“香奁中”之“云间女子斗娘”小传，引吴人沈津《吏隐录》，[110]《绛云楼书目》亦有著录。“顾氏妹”引何良俊评语，[111]见《四友斋丛说》卷二六（万历七年张仲颐刻本）；其下“嘉定妇”引殷无美语，[112]亦见《四友斋丛说》卷二六。此二人无集，亦不见于《诗女史》、《淑秀总集》及《名媛彚诗》、《名媛诗归》等集，当据何著录入（《绛云楼书目》著录该着）。“孙瑶华”附见“汪宗孝”，《有学集》卷二有《新安汪氏收藏目录歌》，注曰：“王同轨《耳谭》载其诗”，[113]故小传谓“景纯，天下大侠也。人不知其能诗，于瑶华后附见一首”，[114]或即据《耳谭》录入。 值得一提的，还有闽人徐?《榕阴新检》，钱氏闰集“香奁”虽未提及该着，然据《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五“徐举人熥、布衣?”小传，记?“嗜古学，家多藏书，着《笔精》、《榕阴新检》等书，以博洽称于时。崇祯己卯，偕其子访余山中，约以暇日互搜所藏书，讨求放失，复尤遂初、叶与中两家书目之旧……林茂之云：劫灰之后，兴公鳌峰藏书尚无恙也”，[115]则已知其所著，且可见二人之交往。《列朝诗集》丁集卷十“郑布衣琰”小传尝引“徐兴公《榕阴诗话》”于郑诗之述论，[116]而该《诗话》即刊于《榕阴新检》之卷十六（论郑诗一段见该卷“边塞风景”），则意味着钱氏实已利用该着。经初步比对，钱氏集中诸多闽中相关女性诗人小传乃至诗作，如“香奁上”之“邓高行邓氏”，“香奁中”之“张红桥”、“王女郎”，“香奁下”之“杨玉香”、“张璧娘”，以及闰集“神鬼”之“瑶华洞仙女”、“王秋英”、“花神诗”等，或即出自《榕阴新检》一书，依次见卷三“贞烈”之“截耳表贞”、卷十五“幽期”之“红桥唱和”、卷十六“诗话”之“春闺罢绣”、卷十五“幽期”之“玉香清妓”、“乌山幽会”、“秋英冥孕”、卷八“神仙”之“仙女怜才”、卷十“灵异”之“花神托梦”（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对于钱氏《列朝诗集》所撰小传之取资，在清初尚有一说，为宋征舆所持论，谓王世贞长子士骐家有一部编辑先朝名公卿碑志表传之书，类焦竑《献征录》，而益以野史，捜讨精备，卷帙颇富。其后人不肖，家藏图籍次第流散，钱氏即令人以微赀购得此着，更益以新稗及闻见所记，傅会其中。尤喜述名贤隐过，每得一事，必为旁引曲证。以是捃摭十余年书未就，漫题卷上曰《讳史》，俟成，择令名名之。庚寅岁（1650），钱寿七十，欲于悬弧日成书，不能如期。后数日乃告成。书成之夕，其所居绛云楼灾，于是所谓《讳史》者遂不可复见。钱意犹未巳，乃取程孟阳所撰《列朝诗集》一书，于人名爵里下各立小传，就其烬余所有及其记忆所得，差次成之。宋氏并谓乃其丙申（1656）在京师，吴梅村祭酒言如是。[117]鉴于宋氏与柳如是、钱谦益之间的微妙关系，其说之可信程度值得推敲，由前面《列朝诗集》撰集始末的相关考述印证，一些重要关节颇有出入，至少与该总集完成时间不合。至于所谓“王氏旧本”，很有可能据万历甲寅（1614）董复表编刊的《弇州史料》穿凿附会而成。[118]周亮工的说法稍有不同，尽管其亦有引据宋氏者，然径谓“闻牧斋先生手撰前人遗事，高至数尺许。后毁于绛云楼，先生复以胸中记存者追录之，亦高至尺许”，未提王氏旧本事；并记曰：“闻此书尚藏其犹子家，若得借钞，则先生之书不一载成矣。”[119]或即指钱氏裒辑《明史稿》之部分底稿而言。若此，则此钱氏“手撰前人遗事”，与《列朝诗集》小传无直接关系。附记于此。 丙、闰集“香奁”编选体例与标准 作为一部大型断代诗歌总集，《列朝诗集》的体制与明代中晚流行的女性诗歌总集不同，后者多为通代女性诗歌选编专集，倒是俞宪的《盛明百家诗》与之性质相类。从编撰宗旨上说，应该也有实际的差异。如果说，那些女性诗歌总集更多面向现时的广大读者之文化消费需求，那么，在钱谦益，其史官职志的意识更为自觉，况且时值鼎革之后，以《中州集》为范例，本身更具有目标决定体制的理由。不过，《中州集》并未录女性诗，故《列朝诗集》专设闰集，将女性诗与僧道及宗室、外国等置于其中，亦为变通《中州集》体例之一端。所谓“闰”者，余也；又与“正”相对，有偏、副之义。此亦承之前总集编纂之例，如高棅《唐诗品彚》之“傍流”，[120]固然是正统观念的反映，然仅此未必即意味着于女性文学的轻视。由其编纂的规模来看，应该说，还是能正视中晚明女性诗歌发展之事实。钱氏在《历朝诗集序》中自陈曰:“然则何以言集而不言选？曰：备典故，采风谣，汰冗长，访幽仄，铺陈皇明，发挥才调，愚窃有志焉。”[121]此可看作是其撰集宗旨之总述，闰集“香奁”部分当然亦在此宗旨之下。 所编女性诗以“香奁”命名，窃以为有其考虑。自南北朝有女性文字结集以来，一般皆以“妇人”而名。《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始有“贤媛”、“闺房之秀”之指称，[122]故其后如宋有《闺秀集》，诗话著作亦多有“闺秀”类。然“闺秀”这一名称，在明代人编女性诗歌总集的题名中反而不常见，唯俞宪作《淑秀总集》，所收自然以良家为主。该词在钱氏的著述中出现过两次，一在《士女黄皆令集序》，作“闺秀之诗”，[123]一在《明媛诗纬题辞》，作“闺秀篇章”，[124]皆用作女性诗的泛称。不过，他并没有以之题署闰集中的女性诗。从正名的角度考虑，或以“闺秀”偏指良家之故。至明代中晚，“名媛”一词在文人士夫著述中忽而流行，以至多有以之命名女性诗歌总集者，[125]然钱氏亦未采用。检钱氏诸集，未曾出现过“名媛”一词，即为王端淑《名媛诗纬》题辞，亦作“明媛”，这令我们颇费揣测。盖“名媛”一词的出现，很可能由“名士”孳生。自东汉、魏晋以来，“名士”的义项已由古来指称隐居不在位而有德行道术之人，逐渐向才名之士扩展。在中晚明，名士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名媛”之指称，亦因而具有某种广告效应，尤其当它与商业出版联系在一起时，更是如此。或许这是钱氏有意避忌的原因。其特标出“香奁”，一方面或即为显示溯至《玉台新咏》的传统，《玉台新咏序》即有“猗与彤管，丽以香奁”之句，[126]当然还有晚唐之流波。明人也有以“彤管”命其集者，然细辨其义，虽亦以物件指代女性文墨之事，却因乃古代女史记事所用，而仍涉及身份问题。如郦琥《彤管遗编》，在录诗范围与标准上实已表现出新的观念，却仍以“孽妾、文妓别为一集”；[127]《诗女史》所收，亦以良家为主。故在另一方面，“香奁”作为一种指代，应该仅与性别有关，那意味着可广包并蓄各种身份的女性。假若这样的推测不算无稽，那么，钱氏用此名目，应该还有为了适应中晚明女性诗歌作者阶层或身份明显扩展的目的。 闰集“香奁”共分上、中、下三部分，应该意味着一种品第，体现其价值观念。至于品第的标准，首先当然是身份。如列入“香奁上”36人，以宫闱命妇为主体（宫闱中尚按帝妃、郡主、藩王妃等分列）；“香奁中”57人，以良家为主体；“香奁下”30人，以妓女为主体；反映的是以家庭体系为中心的社会性别秩序。这也是由史例所决定的，而与之前诸多力图表现某种观念突破的女性诗歌总集不同。其次是德行。列入“香奁上”之宫闱命妇自不必说，宫闱如“王庄妃”、“夏氏云英”，前者述“性恭俭，戒子性毋效戚畹骄侈”，[128]以记谥号之来历；后者引周宪王为作《墓志》“国有大事，多与裁决。明白道理，有贤明妇人之风”[129]以为表彰。命妇如“濮孺人邹氏”、“孙夫人杨氏”，述其“四德浑圆，五福咸备，近代妇人所稀有”，两大家之诗“俨然筓帏中道学宿儒， 不当以词章取之也”。[130]至于“郭氏真顺”献诗而“一寨得全”；[131]“武定桥烈妇”为保贞节，“题诗于衣带间，赴武定桥河而死”；[132]“郑高行邓氏”于夫郑坦卒后“刲双耳自誓”；[133]“女郎周玉箫”以“一弱女子，好谭古今节义事”[134]等，虽非命妇，然事皆关贞烈风教，故亦置于“香奁上”。同理，列入“香奁下”之“谢五娘”、“嫏嬛女子梁氏”、“季贞一”、“女郎羽素兰”诸人，虽为良家，然谢氏“风怀放诞”，[135]梁氏诗“语风怀，陈秘戏，流丹吐齐，备极淫靡”，[136]季氏“以放诞致死”，[137]羽氏亦“风流放诞，卒以杀身”，[138]故皆入“香奁下”。再次则是文艺。其“香奁中”所录，多为有诗名者，如“黄恭人沈氏”，虽为四品命妇，却似以“文优于行”且一门风雅而置于“香奁中”。“张红桥”，与林鸿相好，不仅自己“聪敏善属文”，而且“欲得才如李青莲者事之”，[139]钱氏并未如《诗女史》、《淑秀总集》仅录林鸿妻朱氏诗，而反将朱氏附于张红桥后。“孟氏淑卿”，引徐祯卿《异林》语，谓“其佳句传者，真欲与文姬、羽仙辈争长”；[140]“朱氏静庵”，谓其“幼聪颖，博极群书”，又引顾起纶《国雅品》：“刘长卿谓李季兰为女中诗豪，余于静庵亦云。”[141]虽与陈德懿诗相往还，然一置于“香奁上”，一置于“香奁中”。田艺蘅撰“陈德懿”小传，还为陈氏抱不平，谓闻故长老言，“与夫人同时者，有海宁朱氏，往来倡酬，庶几力敌。而朱氏之作，传播已藉，夫人顾阙然久湮。岂妇人之名，亦有幸不幸哉！”[142] 三类品第之下，则按时代排列。当分别如甲集之洪武、建文，乙集之永乐至天顺，丙集之成化至正德，丁集之嘉靖至崇祯，分时段依次而列。嘉靖以降作者日繁，其间又大抵注意地域，如“香奁中”之“顾氏妹”、“嘉定妇”，属苏州府；[143]“西陵董氏少玉”、“呼文如”属楚；[144]“屠氏瑶瑟 沈氏天孙”至“朱氏德琏”，皆与鄞县相关。[145]且一门风雅及相属者，依其关系系于一处，如“香奁上”之“王氏凤娴”母女，[146]“林娙”母女，[147]“张秉文妻方氏”等姑嫂姊妹；[148]“香奁中”之“黄恭人沈氏”至“项氏兰贞”，[149]“沈氏宛君”至“张倩倩”[150]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品第的三个标准须互参共贯：身份决定大的格局，这是依据修撰史志的传统。在此基础上，以德行优先，可决定其品第的升降，在这一点上，也是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如郦琥《彤管遗编》自序记曰：“学行并茂，置诸首选；文优于行，取次列后；学府行秽，续为一集；别以孽妾文妓终焉，先德行而后文艺也。”《凡例》曰：“孽妾文妓别为一集，然中有贤行者升附于前后集之末，以为后世修行者劝。”[151]故如钱氏“香奁上”宫闱7人中，“女学士沈氏”显然以其学行并茂，[152]受到相当的重视。在《诗女史》、《淑秀总集》中，皆仅选其《送弟溥试春官》（《淑秀总集》作《送弟就试春官》）一首，而钱氏则增选《寄兄》、《宫词》十首，这在“香奁上”诸家中算是特例。“香奁中”之“呼文如”、“诗妓齐景云”、“孙瑶华”、“草衣道人王微”，皆属妓女。然呼氏于诗才之外，表现出“以意气相倾”之执着；[153]齐氏亦有专情于士人傅春之种种义行；[154]孙氏于汪景纯“期毁家以纾国难”之举，“多有佽助”，诗又“怨而不怒”，可谓“《小雅》之遗”；[155]王氏既以其“才情殊众”，又以其助颖川君谏诤并“誓死相殉”；[156]故升入“香奁中”。至于文艺，并非不重要，毋宁说，钱氏编纂女性诗，实际关注的重心即落实于此。我们看到，凡列于“香奁上”者，选诗大抵“备典故”而已，重在传其人，所谓“不当以词章取之也”。故即便有其集者，不随其本集之多寡，亦仅选其一二首，如“李夫人陈氏”、“濮孺人邹氏”、“孙夫人杨氏”，《诗女史》分别选录23首、15首、12首，《淑秀总集》分别选录15首、4首、44首，他如《名媛彚诗》分别为23首、10首、8首，《名媛诗归》为23首、14首、18首，而钱氏则分别选录1首、1首、3首。凡列于“香奁中”者，情况则有很大不同。如“孟氏淑卿”，《诗女史》、《淑秀总集》、《名媛彚诗》、《名媛诗归》分别选录3首、10首、11首、13首，钱选9首。“朱氏静庵”，前四集分别选录22首、20首、22首、24首，钱选21首。“西陵董少玉”，因时代关系，《诗女史》、《淑秀总集》无，《名媛彚诗》、《名媛诗归》各选8首、10首，而钱选17首。至如钱、柳皆欣赏的“草衣道人王微”，《名媛彚诗》仅选3首，而《名媛诗归》以标榜竟陵手眼录为一卷（王氏与钟、谭交好），计98首，[157]钱氏所录亦在57首（其与钟、谭交游诗则大抵被刊落）。“香奁下”之“杨宛”，尽管其为人与“皎洁如青莲花，亭亭出尘”的王微恰成对比，被钱氏评为“终堕落淤泥”，[158]却仍录其诗19首，以其“能诗，有丽句”（同上），而《名媛彚诗》、《名媛诗归》皆仅选1首。从绝对数字来看，上举钱氏选诗，或仍有不及他本女性诗歌总集者，但依其自身的比例，亦已可说明问题。 这种看似存在矛盾的标准，归根结底，还是由该总集的性质所决定的。作为真正旨在存一代之史的著作，当然有其历史编纂原则与成例，何况虽属私撰，立场却在馆阁。然而这毕竟是一部文学总集，同时具有文学批评的目标。尽管钱氏并没有像俞宪编纂《淑秀总集》那样声明：“是编所取在诗，不系人品。”[159]更不像郑文昂说得那么赤裸裸：“集以‘彚’称者，谓汇集其诗也。但凭文辞之佳丽，不论德行之贞淫。”[160]而是标榜“铺陈皇明，发挥才调”（见上），前者为政治立意，后者为艺术裁断，二者合成其文学批评的标准，却显然已经显示其自命担当重心之所在。[161]不仅如此，在这样一部申明乃“集”而非“选”（见上）的大型文献汇编著作中，其实隐含了不少有魄力的裁断。譬如，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引《玉镜阳秋》曰：“《文皇后诗》一卷，目见焦《志》（《国史经籍志》），是副在秘府矣。虞山宗伯身居馆阁，网罗旧闻，撰为《列朝诗集》，可谓详且备矣。乃于后诗不录一篇，何哉？”[162]按：《千顷堂书目》卷十七亦有著录，作“《仁孝皇后诗集》一卷”。不管这种质问是否属苛责，至少钱氏并未为了史着之赅备，而一定要费心录入后诗。又如，对于在士人中风行一时的吴中二大家陆卿子、徐媛之诗，钱、柳所表现的“别裁伪体”，或许与方维仪侧重的道德批判尚有差异。然无论如何，相比较《名媛彚诗》于陆、徐，分别选录29首、24首；《名媛诗归》各录为一卷（卷三二、三三），分别为65首、89首，钱氏各选8首、2首（钱氏于陆、徐二人评价尚有轩轾），是很可显示其自出手眼的（可作为其“汰冗长”之一例）。同样，为其所重之女诗人，如“香奁中”之“呼文如”（此或可作为其“访幽仄”之一例），钱氏录其诗21首，反而认为与之情辞酬赠的丘氏诗“多伧夫面目，殊不敢唐突”；[163]被钱氏评为“诗近于侠”的王微，如前已述，所录在57首；而如列入“香奁下”之“景翩翩”，王稚登所谓“闽中有女最能诗”，[164] 所录诗亦在52首（《名媛彚诗》、《名媛诗归》分别为5首、18首）。这在钱氏该编中，皆已属巨大篇幅，虽身份皆为妓女，贤行之升降亦不等，却不惜取与之丰，以副“发挥才调”之旨。 注释： [1]同时如屈大均，在其《东莞诗集序》中，对《列朝诗集》即有如下总体评价：“今天下录诗之家，亡虑数十，惟牧斋《列朝诗集》所载，自帝王将相、卿大夫士庶以及妇女缁黄，人各为传，美恶无隐，绝似一朝人物之志。盖借诗以存其人。其人存，则其行事大小可考镜，是亦诗之史云尔。”（《翁山文外》卷二，康熙刻本） [2]《枣林杂俎》义集“彤管”所录，与钱氏同者在31家，体例亦大抵以宫闱、命妇、节烈、女士、文侍、义妓、难妇等类分，末有“彤管志余”。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四《南京太常寺志跋》曰：“曩海宁谈迁孺木馆于胶州高阁老宏图邸舍，借册府书纵观，因成《国榷》一部，掇其遗为《枣林杂俎》。”（四部丛刊本）该着仅有钞本流传，据吴骞《愚谷文存》卷六《枣林杂俎跋》，所得为陈氏漱六阁旧钞本，首列崇祯甲申九月高宏图于白门公署序。又据谈迁跋，“谓旧稿二帙高相国序之，后岁有增定”，推测“则此当属后来增定之本”（ 嘉庆十二年刻本）。按：据高宏图序之题署日期，知所谓“旧稿二帙”早于钱氏《列朝诗集》之编纂，然谈迁《北游録》记曰：“乙巳，候吴太史。其乡人周子俶肇至，兼访之太史。强起，语移时，因借其钱牧斋所选明诗。”（清钞本）则其后岁增订当利用钱氏该着。 [3]《静志居诗话》卷首曾燠序曰：“《静志居诗话》，朱竹垞先生缀于《明诗综》中，所以正钱牧斋之谬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又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集部四三“总集类”五“《明诗综》一百卷”条。 [4]《历朝闺雅》十二卷，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揆叙辑；《御选四朝诗》三0四卷，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张豫章等纂选。二着虽未言及钱氏《列朝诗集》，然所选明代闺秀诗可比较。又，《历朝闺雅》卷首“凡例”有关“诗句流传，不无伪谬”条所记：“明则权贤妃之《宫词》，乃宁王权作；钱氏长女诗乃范昌期作；章节妇见志诗乃高启作；陈少卿寄外诗乃释道原作；甄节妇歌乃罗伦作；小青本无其人，其传与诗皆常熟谭生作。”（康熙刻本）实皆据钱氏之说，可分别参看《列朝诗集》闰集“香奁上”之“王司彩”《宫词》注、“香奁中”之“铁氏二女”小传、“香奁下”之“女郎羽素兰”小传。 [5]《列朝诗集》卷首，第1页上，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据汲古阁刊本缩版影印，下引同。 [6]《牧斋有学集》卷十九，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15页。 [7]《牧斋初学集》卷四五，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7页。 [8]如钱氏《记钞本北盟会编后》记神宗末年，“余以史官里居，思纂缉有宋元佑、绍圣朋党之论，以及靖康北狩之事，考其始祸，详其流毒，年经月纬，作为论断，名曰《殷鉴录》，上之于朝，以备乙夜之览。”（《牧斋初学集》卷八四，第1762页）。又，万历四十七年夏四月作《重辑桑海遗录序》，以元吴莱辑《桑海遗录》不可得见，而有重辑之意（《牧斋初学集》卷二八，第847页）。 [9]《和东坡西台诗六首序》，《牧斋有学集》卷一，第8页。 [10]《赖古堂文选序》，《牧斋有学集》卷十七，第768页。 [11]有关钱氏降清以来行迹，尤其“颂系”一事，记载颇多，说法不一，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中有详考，可参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64-924页）。周法高《读<柳如是别传>》认为钱氏于顺治四年三月、顺治五年四月二度被捕，而前次乃牵连淄川谢升案。参见范景中、周书田《柳如是事辑》附录，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17-529页。 [12]《柳如是别传》，第920页。 [13]陈寅恪先生据钱氏《丙戌初秋燕市别惠、房二老》，推断 “其离京之时间，至早亦在是年七月初旬以后。到达苏州时，当在八月间。”（《柳如是别传》，第877页） [14]《牧斋有学集》卷二六，第994页。 [15]《列朝诗集》，第467页中。 [16]《钱牧斋先生尺牍》卷一，《牧斋杂着》，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17]《岭南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1950年12月，第138-139页。 [18]《柳如是别传》，第923页。 [19]以上均见《钱牧斋先生尺牍》卷二，《牧斋杂着》，第313页。 [20]《牧斋杂着》，第301页。 [21]《牧斋杂着》，第304页。 [22]《列朝诗集》，第77页中。 [23]《列朝诗集》，第47页上。 [24]参见《皇明开国功臣事略序》，《牧斋初学集》卷二八，第844-845页。 [25]《与吴江潘力田书》，《牧斋有学集》卷三八，第1319页。 [26]上引《与吴江潘力田书》曰：“今《列朝诗集》载刘廌、刘三吾及朝鲜陪臣诸事，皆出于《辨证》初稿之后……”可证其编纂《列朝诗集》曾利用《太祖实录辩证》之基础。参见《列朝诗集》甲集卷一“小诚意廌”、卷十三“鐂学士三吾”、闰集卷六“守门下侍中郑梦周”小传中相关辨证，分见第91页下、第158页中、第680页上。 [27]《牧斋杂着》，第236页。 [28]《牧斋杂着》，第305页。 [29]钱氏《庚寅夏五集》小叙曰：“岁庚寅之五月，访伏波将军于婺州。以初一日渡罗刹江。自睦之婺，憩于杭，往返将匝月。漫兴口占，得七言长句三十余首，题之曰《夏五集》。”（《牧斋有学集》卷三，第83页）而《牧斋有学集》卷首“目录”第三卷《夏五诗集》题名下注则曰：“起庚寅五月，尽一年。”（第3页）。 [30]《牧斋杂着》，第305页。 [31]《列朝诗集》，第307页下。 [32]《列朝诗集》卷首，第1页下-第2页上。 [33]《牧斋有学集》卷十八，第781页。 [34]《列朝诗集》，第684页中。 [35]《柳如是集》附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36]《柳如是别传》，第982-984页。 [37]《牧斋初学集》卷三三，第967页。 [38]《柳如是别传》，第918-919页。 [39]范景中、周书田《柳如是事辑》附录，第517-529页。 [40]参详《柳如是别传》第983页所引。 [41]《牧斋杂着》附录，第966页。吴江钮琇《觚剩》卷三《吴剩》下“河东君”条，亦记钱氏为柳构绛云楼后：“至是益购善本，加以汲古雕镌，舆致其上，牙签宝轴，参差充牣。其下黼帏琼寝，与柳日夕相对。……宗伯吟披之好，晚龄益笃，图史较雠，惟柳是问。每于画眉余暇，临文有所讨论，柳辄上楼翻阅，虽缥缃浮栋，而某书某卷，拈示尖纤，百不失一。或用事微有舛讹，随亦辨正。” [42]见氏着《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张宏生等增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页。胡氏录柳氏自跋曰:“山庄无事，辄亲笔砚，间录古今名媛诗词以遣兴。虽以朝代为标则，而随忆随录，年代之先后，知所不免矣! 惟此乃自遣之事，本未欲如彼选家之妄冀传后也。积久得诗一千余首,词四百余阕，历代名媛，聚于一帙。披诵把玩，不啻坐对古人也。” [43]如孙康宜《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推测这部诗选合刊在钱谦益所编的《列朝诗集》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42页。 [44]《黄氏千顷斋藏书记》，《牧斋有学集》卷二六，第994页。 [45]参详《清史列传》卷七一“黄虞稷传”、吴骞《重校千顷堂书目跋》（《愚谷文存》卷四），《千顷堂书目》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95、799页。 [46]其中“孟淑卿《荆山居士集》一卷”、“左掖小娥言氏《乙丑宫掖杂诗》一卷”，系卢氏校补。 [47]《千顷堂书目》附录，第801页。 [48]《跋初刻唐百家诗选》，《潜邱札记》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9]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丁氏著述多种，其中卷二六著录“丁雄飞《诗删》”等，下注曰：“字菡生，上元人。衢州知府明登子。”（第653页下-654页上）又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一载：“菡生，名鸿飞，江浦人。与黄俞邰以收藏名。积书数万卷，多秘本。每出必担簏囊载以归。”（民国求恕斋丛书本）“鸿飞”当为“雄飞”之误。 [50]《牧斋杂着》，第304页。 [51]《诗女史》卷十四“储氏”，嘉靖三十六年刻本。 [52]《列朝诗集》，第673页下。 [53]参见《盛明百家诗后编》之《李生集》，嘉靖至万历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308册，第808页下。 [5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集部“总集类存目二”《盛明百家诗》条，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749页上。 [55]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八“俞宪”引俞氏自序，天启刻本。 [56]其较《诗女史》所增，为刘方、陈氏（少卿妻）、潘氏、俞节妇（俞宪母）四家。中如录陈氏《寄夫》1首（“野鸡毛羽好”），钱谦益在“香奁中”之“铁氏二女”小传已辨其实为释道原乐府，见《列朝诗集》第656页上。 [57]《盛明百家诗前编》卷首，嘉靖至万历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304册，第403页上。 [58]《列朝诗集》，第652页中。 [59]《盛明百家诗后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308册，第800页上。 [60]《列朝诗集》，第651页上。 [61]同上，第654页下。 [62]同上，第660页上。 [63]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卷五“方仲贤”相关著述著录，第81页。有关《然脂集》卷帙及存佚情况，见胡着附录二 “总集”《然脂集》条，第906-911页。 [64]连文萍《诗史可有女性的位置——方维仪与<宫闺诗评>的撰着》，《汉学研究》第17卷第1期，1999年6月。 [65]以上均见《明诗综》卷八四，康熙四十四年六峰阁刻本。 [66]《昭代丛书》乙集卷二八，世楷堂藏板。 [67]参详方秀洁《性别与经典的缺失：论晚明女性诗歌选本》，原载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Vol. 26, (Dec., 2004), pp. 129-149，译文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68]《闽中书画录》卷四“郑文昂”小传（据《古田县志》著录），民国三十二年合众图书馆丛书本。 [69]兹据该着卷首迻录如下：程汉，字孺文，歙县人；胡宗仁，字彭举，上元人；毕良晋，字康侯，歙县人；洪宽，字仲韦，莆田人；刘潢，字师藩，莆田人；王龙起，字震孟，龙溪人；张士昌，字隆父，莆田人；林楙，字子丘，福清人；林古度，字茂之，福清人；吴鼎芳，字凝甫，洞庭人；茅元仪，字止生，归安人；鲍山，字符则，歙县人；张正岳，字士贞，南平人；郑文星，字明卿，古田人（泰昌刻本）。 [70]参详拙著《竟陵派研究》的相关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172页，第271-275页。 [71]如钟惺有《送郑季卿之金陵兼寄南中所知》，《隐秀轩集》诗玄集；《郑季卿采木行引》，《隐秀轩集》文余集，天启二年沈春泽刻本。谭元春有《郑季卿移家至题其春草斋》，《谭友夏合集》卷二二，崇祯六年刻本。 [72]《池北偶谈》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据笔者撰作《钟惺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及《竟陵派研究》时的考察，确无钟惺编纂《名媛诗归》的证据。 [74]《明媛诗纬题辞》，《牧斋有学集》卷四七，第1556页。 [75]《列朝诗集》，第665页下。 [76]同上，第666页上。 [77]同上，第660页下。 [78]同上，第662页上。 [79]同上，第652页上。据高儒《百川书志》卷十九“集”著录：“《明诗粹选》十卷。皇朝山阴高播居获，布衣人也。所选公卿、名士、异人、闺秀，参拔诸选，得二百四十六人。”（观古堂书目丛刊本） [80]《列朝诗集》，第656页上。《国朝文纂》卷首有张氏嘉靖四十三年自序，谓“自癸丑（1553）冬迄甲子（1564）之秋，十一年间，得诗文总若干卷，缮写成帙，以备观风考政者之一助云。”（隆庆六年铜活字本）《千顷堂书目》卷三一著录为“五十卷”。 [81]《列朝诗集》，第651页中。 [82]同上，第652页下。 [83]同上，第655页上。 [84]同上，第556页上。 [85]同上，第652页中。 [86]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卷五“明代一”之“《韩安人遗诗》一卷”条，著录“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刊本，附于其夫韩邦靖集后。前有康海序，后有屈受善跋” （第127页）。又，潘之恒《亘史钞》内篇卷二“韩安人屈氏”亦录入，并录己序。 [87]《列朝诗集》，第657页中。 [88]卷五“明代一”，第97页。 [89]《列朝诗集》，第657页中。 [90]同上，第658页下。《千顷堂书目》卷二八著录“屠瑶瑟《留香草》一卷”，注曰“两家兄弟彚刻，懋学及隆为之序”，未言及虞序。 [91]卷五“明代一”，第173页。 [92]姚旅《露书》卷四“马守真”条记曰：“旧有稿二册，今散落，仅见冒伯麐所选四美人数首耳。”（天启刻本） [93]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版，第1125页。 [94]其中“闺品目”之“王文卿”，疑为“王儒卿”之误，《青泥莲花记》选其《寄吴郎》一诗，即从《国雅》出。 [95]同上，第651页中。 [96]该着不分卷，明刻本。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七“王佐”，据曹学佺《十二代诗选》所录辨其出于王佐《宫怨》，亦引游用之《梦蕉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97]《列朝诗集》，第652页中。 [98]同上，第664页中。 [99]同上。 [100]同上，第380页中。 [101]同上，第666页中。 [102]《列朝诗集》，第439页中、下。 [103]该集为丘氏录与江夏营妓呼文如往来酬赠之诗。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卷十八有《送泰符入楚吊丘潮州往谦之寄余书及遥集编》，天启三年玄白堂刻本。 [104]按：郑士弘，名孟仁，郑汝璧孙。 [105]《列朝诗集》，第655页中。 [106]同上，第656页上。 [107]同上，第656页中。 [108]同上，第340页中。 [109]同上，第664页中。 [110]同上，第657页中。 [111]同上。 [112]同上。 [113]《牧斋有学集》，第58页。 [114]《列朝诗集》，第663页上。至于孙瑶华本人诗，乃“景纯子骏声，以手迹示余”（同上）。 [115]同上，第594页下。 [116]同上，第511页上。 [117]参详《书钱牧斋列朝诗选后》，《林屋诗文稿》文稿卷十五，康熙九钥楼刻本。 [118]该着内容详见《郑堂读书记》卷二三“史部”九《弇州史料》条，吴兴丛书本。《澹生堂书目》（宋氏漫堂钞本）、《千顷堂书目》卷五皆有著录。李清《三垣笔记》记钱氏作《开国功臣事略》时，尝自言读《王弇州史料》事，求清核实所载相关史料（卷下“钱宗伯谦益博览群书，尤苦心史学”条，嘉业堂丛书本）。谈迁《枣林杂俎》圣集“王元美《读书后》《毁论》”条尚有一说：“王元美所著《读书后》四本，捐馆后，公子吏部士骐于货郎担中重价得，今行世。又《毁论》十本，系先生手书，无副刻，常熟钱牧斋乞于吏部者，秘不示人。辛卯九月书室灾，不存。惜哉！”（清钞本）又，《绛云楼书目》附《静惕堂书目》卷首曹溶《题词》，记绛云楼焚毁后，“余闻骇甚，特过唁之。谓予曰：‘古书不存矣。尙有割成明臣志传数百本，倶厚四寸余，在楼外。我昔年志在国史，聚此。今已灰冷，子便可取去。’予心艶之，长者前未敢议値，则应曰，诺诺。别宗伯，急访叶圣野，托其转请。圣野以稍迟，越旬日，已为松陵潘氏购去。叹息而已。今年从友人得其书目，手钞一过，见不列明人集，偏于琐碎雑说，収彔无遗。方知云厚四寸者，卽割文集为之，非虚语也。”（康熙休宁汪氏摛藻堂抄本）亦备一说。 [119]《与张瑶星》之六，《赖古堂集》卷二十，康熙十四年周在浚刻本。 [120]可参看《唐诗品彚》之诸体《叙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121]《列朝诗集》卷首，第1页下。 [122]《世说新语》卷下之上，四部丛刊本。 [123]《牧斋初学集》卷三三，第967页。 [124]《牧斋有学集》卷四七，第1556页。 [125]如《名媛彚诗》、《名媛诗归》以及池上客《名媛玑囊》、不详撰人《名媛新诗》等。至于其时文人士夫著述中使用“名媛”一词，不胜枚举。如艾穆《贺太学李玉斋暨配黄孺人七十双寿序》：“其有名媛淑懿之助。”（《艾熙亭先生文集》卷二，万历刻本）陈懿典《书法雅言序》：“贞玄少负不覊，顷刻千言。所至，词人名媛，倾动奔走。”（《陈学士先生初集》卷二，万历刻本）范凤翼《兰社诗（有小引）》：“予友郑超宗孝亷，……犹得稍以余闲，物色眉生诸名媛之为丹青妙手。”（《范勋卿诗文集》诗集卷十四，崇祯刻本）范允临《络纬吟小引》：“细君曰：……深慕古贤姬名媛，英敏明慧。”（《输寥馆集》卷三，清初刻本）费元禄《名媛杂咏七十首有序》：“暇日取名媛有致者，人加题咏。”（《甲秀园集》卷十八，万历刻本）沈德符《禾城道中逢李澹生女史和眉公韵》：“集将名媛分身艳，补尽凡男未有奇。”（《清权堂集》卷七《鐡砚堂草》，明刻本）各种身份皆有。 [126]《玉台新咏》卷首，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刻本。 [127]《姑苏新刻彤管遗编》卷首《凡例》，隆庆元年刻本。 [128]《列朝诗集》，第651页中。 [129]同上。 [130]以上并见《列朝诗集》，第652页上。 [131]同上，第651页下。 [132]同上。 [133]同上，第653页上。 [134]同上，第655页上。 [135]同上，第667页中。 [136]同上，第667页下。 [137]同上，第668页上。 [138]同上。 [139]同上，第655页中。 [140]同上，第656页中。 [141]同上。 [142]《诗女史》卷十三，嘉靖三十六年刻本。 [143]《列朝诗集》，第657页中。 [144]同上，第657页中、下。 [145]同上，第658页下-659页中。 [146]同上，第653页上。 [147]同上，第653页中。 [148]同上，第654页中、下。 [149]同上，第660页中。 [150]同上，第660页下-第662页上。 [151]以上见《姑苏新刻彤管遗编》卷首。 [152]《列朝诗集》，第651页上。 [153]同上，第658页上。 [154]同上，第658页中。 [155]同上，第662页下。 [156]同上，第663页上。 [157]见《名媛诗归》卷三六，明末刻本。 [158]《列朝诗集》，第668页中。 [159]《淑秀总集》卷首《明诗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308册，第403页上。 [160]《古今名媛彚诗》卷首《凡例》。 [161]由其下续言“讨论风雅，别裁伪体，有孟阳之绪言在，非吾所敢任也，请以俟世之作者”（《列朝诗集》卷首，第1页下），那样一种颇显叙述策略的说法，益可见其自负。 [162]参详《历代妇女著作考》卷六“明代二”之“徐皇后”条，第138页。徐皇后，即仁孝文皇后，明成祖后，中山王徐达女，所著有《内训》一卷，《劝善书》二十卷等。 [163]《列朝诗集》，第658页上。 [164]同上，第664页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