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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宋诗的第一伟人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爱称坡公、坡仙等。又称大苏，是因其父苏洵称老苏，弟苏辙称小苏；称长公，是因其弟苏辙称次公。父亲、弟弟都是散文大家，和他一起，占了“唐宋八家”中的三家，但诗名则为他所独占。死后，曾被反对党列籍追放名单，后来被平反了。用南宋孝宗皇帝所赠的谥号来称呼的话，又叫苏文忠公。 他比政敌王安石晚十五年出生，晚十五年中进士，又晚十五年去世，可说是巧合。 他于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即后人所说的“东坡生日”，生于四川省眉山县。嘉祐二年（1057）、即仁宗即位的第三十六年，他二十二岁，在以欧阳修为主考官、梅尧臣为在考官之一的考试中，与弟弟苏辙一起进士及第。在学校制度流于形式的旧中国，师生关系与其说是在学校里，还不如说更多的是在科举考试的考官与及第者之间形成的。苏轼也是作为欧阳修的嫡系弟子进入官场与文坛的。这恰值欧阳修开始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最初曾寄以厚望的王安石的“背叛”之时。欧阳修深深地寄期望于这位新的优秀弟子。“老夫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据说他曾这样评价苏轼。 因母亲去世，他曾一度回到故乡。后年冬天，即嘉祐四年，他二十四岁，为了再度入京，他和父亲、弟弟一起沿长江而下。他在这次舟行途中所作的诗，是现在流传的他的最早的作品。其中作于三峡峡谷中的七言古诗《江上看山》说：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槎枒”，凹凸不平的样子；“缥缈”，遥远的样子；“孤帆”，我的船。把沿急滩而下的船中所看到的沿岸群山比作奔驰的马群，这是他后来的诗中从心所欲地运用自由、奇警的观察、联想及作为其表现的比喻的开端。从船中向着走在绝壁小道上的人影——也许是樵夫，也许是农夫——挥手想要说话，这也是他后来的诗中像地下水一样渗透着的对于所有人的广泛的爱的开端。 后年，即嘉祐六年，他二十六岁，赴陕西凤翔任判官，开始了仕途生涯。仁宗养子英宗的治平年间，他三十岁左右，回到中央，供职史馆。据他自己说，他这时曾充当过敌国辽派遣的使者的伴官，辽使经常背诵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的作品。这说明他的文名已传到了国外。 神宗熙宁五年（1072），他三十七岁，任浙江杭州通判。是年，他的老师欧阳修去世，享年六十六岁。此时，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在力量、名声各方面都已经超过了老师。而且他为人平易近人，所以身边吸引了很多人才。然而，作为官吏，他却不甚得意。当时，恰值王安石在施行“新法”，天性自由的他，在气质上就讨厌“新法”。他有一句名言，说无论什么都想学，就是不愿学法律：“读书万卷不读律。”他感到，王安石的改革也是一种法律统治，是人民的不幸，所以他表示厌恶，加以非难。此外，他对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重视解释古典的“经义”与实际政论的“论策”二科、废止历来的制度所重视的“诗赋”科的做法也极为反对。据说他从中央史馆出任杭州通判，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不过王安石也是惺惺相惜。他很欣赏苏轼四十岁在知山东密州任上所作的七言律诗《雪后书北台壁》，并作了六首和诗。 但是，王安石委托吕惠卿等后继者推行“新法”，自己离开了政府，改元元丰以后，政治空气日趋险恶。任浙江湖州知州的苏轼被押送至首都汴京，下了御史台狱。起诉书中作为证据的，就是“读书万卷不读律”及其他诗句。四十四岁的苏轼感到了死亡的威胁。 不过，他还是被酌情减罪，流放到了湖北黄州。诗中的《寒食雨》、诗以外的文学作品中的前后《赤壁赋》等杰作，都是在此后五年的谪官生涯中写成的。信奉抵抗哲学的苏轼（这一点后面将要叙述），善处逆境。迁谪是使他的思想与文学更为自由、坚强的一个机会。 四十九岁那年，他被赦，马上拜访了退隐金陵的王安石。从他们各自的诗中，可以看到他们相互间所抱的尊敬。王安石激赏苏轼当时的诗句“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并步韵作和。又佩服苏轼的人品，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以宵小之心，是无法度量二君子之腹的。 翌年，神宗去世，其子哲宗嗣位，由祖母皇太后摄政，此后政局陡变。“新党”失势，保守派“旧党”首领司马光被迎回出任宰相。翌年（1086），改号元祐。是年，王安石眼看着自己所建立的体制崩溃而离开了人世，新任宰相司马光也接踵去世。苏轼作为“旧党”首领，和弟弟苏辙一起成了最受皇太后信任的重臣。作为政治家，也成了欧阳修的继承人。只是他不乐居中央权势之地，又再次出知浙江杭州，又曾知安徽颍州、江苏扬州。所谓“此生终安归，还轸天下半”是也。 果然，政局像车轮一般逆转了。由于皇太后去世，“新党”东山再起，取绍述先帝圣政之意，改号“绍圣”。元年，苏轼再次成了流人。先是被流放到广东的惠州，后来又被流放到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逆境使他的文学更为自由、成熟，这就是所谓的“东坡海外文章”。 又过了七年，哲宗去世，其弟徽宗即位，改号“建中靖国”，意思是缓和政局、通过折中新旧两法使国家安定。这一年，苏轼遇赦北归，途中卒于江苏常州。如前文所说，他去世也晚于王安石十五年，享年同是六十六岁。这年是公元1101年。 苏轼不仅在对新法、旧法的政治立场上与王安石不同，而且，他们的为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王安石人格的中心是狷介清高，无论在政治上、文学上还是在日常生活里，都是这样。不理解的人，甚至把这看成是神经质；与此相反，苏轼是一个天性自由的人。他能自由地发挥他那博大才能的各个方面。这位散文名家这样形容自己的文章：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苏轼既是书法名家，又是文人画的创始者之一。他巧于谈论，喜欢谐谑。爱所有的人，又为所有的人所爱。这么说，并不是说他没有思想。下文将叙述他的诗是怎样表达自己的哲学的。他天性豪放，但感觉细腻，喜欢节制。他的酒量不行，有“我性不饮只解醉”、“我本畏酒人”等句。 他的诗，从心所欲地表现自己广博而丰富的才能，不自我限制，在宋诗中，是规模最大的。开始时由老师欧阳修指引的叙述的方向，后来渐渐成为他运用自如的东西。例如关于器物的叙述，有初入仕途时在陕西凤翔所作的《凤翔八观》，尤其是其中的《石鼓歌》；又关于游览的叙述，有《游金山寺》。尝此一脔，可知全鼎。而且，同时还伴随着警拔的观察、联想和比喻。他与弟弟苏辙初次分别时所作的诗“登高回首坡陇隔，但见乌帽出复没”，不过是其早年诗中的一例。晚年的诗作则更加自由自在。他迁谪海南岛时，旅程自北岸的琼州至东岸的儋州，沿着海岸成半圆形前进，像是走在半月的边缘上，诗人气魄很大地把这比作“如度月半弓”；伏在书上背诗的儿童，其姿势仿佛是在弹琴，他细腻地把这比作“孺子卷书坐，诵诗如鼓琴”。这些都是其中俯首可拾的例子。 但是，我们不能光被这种充溢于诗歌表面的才气弄得目眩神迷。他的诗中，像地下水一般到处潜流着的，是他那伟大而温厚的人格。而且，这种人格所产生的最大功绩是使他的诗摆脱了在历来的诗歌中久已成为习惯的对悲哀的执著。 宋以前的诗，以悲哀为主题，由来已久。而摆脱悲哀，正是宋诗最重要的特色。使这种摆脱完全成为可能的是苏轼。在他之前的欧阳修已具有这种倾向，但欧阳修尚不完全是自觉的，他是把保持平静的心境这种消极态度作为创作方法的。梅尧臣也是这样。 到了苏轼，才是完全自觉的、积极的。通过从多种角度观察人生的各个侧面的宏观哲学，他扬弃了悲哀。而温厚伟大的人格所产生的充实的语言，又以充分的说服力说明了这一点。 下面，我们通过苏轼的诗稍稍详细地探讨一下他那宏观哲学形成的逻辑过程。 二 苏轼扬弃悲哀的宏观哲学，始于人生并非只是充满了悲哀这样一种认识。不错，人生何处无悲哀。但是，人生只是由悲哀构成的吗？有悲哀就有欢乐，人生不就像由哀乐搓合而成的绳子吗？一味沉浸于悲哀是愚蠢的。更进一步，还可以这么想：常识所谓导致悲哀产生的不幸，果真是不幸吗？难道没有用多角的、宏观的眼光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吗？ 他四十五岁作为流人到达黄州、从最初居住的地方迁到第二个稍好的地方时所作的五言古诗《迁居临皋亭》，就是说明上述哲学思想的一个例子：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剑米有危炊，针毡无稳坐。岂无佳山水，借眼风雨过。归田不待老，勇决凡几个。幸兹废弃余，疲马解鞍驮。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澹然无忧乐，苦语不成些。 我的一生，寄托于天地之间，可以说像一只附着在大磨盘上的蚂蚁。急急匆匆地想要向右前进，无奈大磨般的风轮——象征世界运动的佛家用语，似乎见于《楞严经》——却相反要向左方前进，无法使它停止。因此，我虽自觉地想要把“仁”（爱）、“义”（正义）这两者作为自己的道路来走，但正如现在的境遇一样，我是难以摆脱寒冷和饥饿的。 人们的自我意识乃至希望也有与环境极为矛盾的例子。既有把坐在剑端上淘米给人看这样的杂技表演得很出色的人，也有不喜欢平稳的坐席反而想要坐到针毡上去的鲁莽汉子。也许，现在我也正意外地是这样一种人吧。 当然，能够宽慰自己的东西也不是没有。这就是美丽的山水自然。但正要凝眸观赏，暴风雨却夺去了它的美丽。自然本身理应是不包含矛盾、给人以宽慰的，但是，就是自然也和人类有着矛盾关系，使人类感到失望。 人类内在的矛盾，就越发折磨人了。这样的话，还不如早日回到造物为人提供的矛盾最少的空间——故乡的田园。不如不待年老就早日还乡。但是，有几个人能够有这种下决心的勇气呢？这是更深刻的矛盾。 我的情况也是这样。正是因为没有“勇决”地回到故乡的田园，所以成了被流放的人。我的人生，成了被废弃的余烬。但是，也许这正是“幸”，就像疲惫的驮马，卸下了鞍上的驮物，一下子感到轻松了。 虽说是被流放的人，但眼前妻儿还是聚在一起，而且全家被允许占居长江岸边的这个驿舍作为新居。也许这是自然的代表——天在为我打破我似乎正处于其中的绝境吧。 人生是复杂多面的。从长远的观点来加减乘除的话，也许现在的状态也是一种幸福，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也许至少这是他日幸福的原因。既然如此，那么究竟该哀吊，还是该庆贺，一时也难以辨别。 最后的“澹然”与“淡然”相同，就是平静的心境之意。我让心灵平静下来，既无忧愁，也无欢乐。不过，既然说出口来，这些话也就不免带有苦涩的味道。所以，就不必像古代楚国地方的诗歌那样，在每句之尾，附加上热闹的和声字“些”了。 以上是此诗的大意。其中所说的人生就像搓合的绳子，“饥贫相乘除”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循环的哲学。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绝对的消解。大概来源于古代的《易》的哲学思想。 又，“幸兹废弃余”，将常识认为不幸的流放罪看作是一种幸福，这种观点，来源于《庄子》的“齐物”哲学。 这种哲学，把万物的一切差别都看成是相对的，从宏观的角度，把相对的差异统归“齐一”，消解和扬弃了价值序列中的绝对。 两者之中，后者的“齐物”哲学，在上面这首诗的“幸兹废弃余”中，仅初露端倪。再举一个说得更明确的例子。熙宁六年，苏轼三十六岁，离开史馆，通判杭州。此时，他弟弟苏辙也因为与王安石相忤，被贬为河南陈州教授。苏轼在沿运河赴任的途中，苏辙送他到安徽颍州。在颍州作别时，苏轼写了五言古诗《颍州初别子由二首》。子由，是苏辙的字。第一首以“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的悲哀调子起头，但第二首则用“齐物”哲学坚定地排斥了悲哀：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语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诗从开头起，就明确地根据“齐物”哲学及宏观眼光扬弃了差异。近别脸色也不变的人，却在远别时哭了。但是在别离这一点上两者其实是相同的。离别的距离哪怕只有“咫尺”（即八寸、一尺），和千里之别也是一样的不能见面。无论是远别还是近别，也许都可以面不改色，也许都可以泪流满面。这次与你的离别虽是远别，但我们要用宏观的眼光来扬弃悲哀。 接下来所说的话就更为豁达了。如果人生没有离别，那么“谁知恩爱重”？常识以别离为悲哀。但是正因为有了离别，才使人体验到“恩爱”（人类的爱情）的贵重。别离除了含有消极的悲哀的要素之外，不也具有这种积极的意义吗？所以别离也是一种喜悦，至少是喜悦的种子。应该说这是“齐物”哲学最大胆的运用。这种看待别离的观点，在苏轼之前，我还没有看到过，我以为这是苏轼的独创。 然而，此诗并非只是排列豁达的词语。与自己最喜欢的弟弟的别离，仍然有难于扬弃的悲哀。苏轼先是叙述了今天别离之前的相聚经过：我一到达你的任地“宛丘”（即陈州），“儿童”（弟弟的儿子）便拉着我的衣服，高兴得蹦蹦跳跳。但是，你和你的孩子马上想到会产生像今天在这里所抱有的别离之恨，所以挽留我，希望我住到秋风吹过的时候。秋风早已经吹过了。而且与只是转瞬即逝的秋风不同，我们将长久地忍受离别的痛苦。你和你的孩子们问我什么时候归来。我回答，将在岁星回到东方的时候——今年是亥年，也就是在三年后的寅年，杭州任满的时候——再和你们重逢。 下面，又说了一些用宏观眼光扬弃悲哀的话。如果人生的离别和其对立面团聚像循环一般相互交错，那么，忧愁和喜悦也就是相互制约的。把这看作是人生，就是循环哲学。不过，在这首诗中，用预想未来的“合”与“喜”，来扬弃现在的“离”与“悲”，反而加深了现在的悲哀。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就发出“长太息”（深深的叹息）。我们的一生就像沙漠中飞飘的蓬籽，永远是流浪。“我生如飞蓬”，这一句后面还要提到。 这首诉说悲哀的诗，在最后笔锋又是一转：不，不要那么担心。多愁早生华发。请看那位“六一翁”（即欧阳修先生）的皤皤白发！ 苏轼的老师欧阳修，恰于是年退隐于此诗作地颍州，苏轼当然去拜访了他，并致以问候。这是他们师生间的最后一次见面，翌年，欧阳修就去世了。 这首诗，虽然说了一些唯有离别才能恩爱的豁达的话，但却似乎仍然残留着难以彻底扬弃的悲哀。或者可以说这种想要扬弃悲哀的态度本身，反而加深了悲哀。不过总的来说，这首诗的基调还是用宏观的眼光来扬弃悲哀。 以上，是苏轼扬弃悲哀的宏观哲学的第一个层次。如果上述“齐物”哲学来源于庄子、“循环”哲学来源于《易》，那么，这些理论本身都不是苏轼的独创。苏轼别有一种重要的看法。 我认为，明确地承认悲哀是人生不可避免的要素，是人生必然的组成部分，而同时把对这种悲哀的执著看作是愚蠢的，这才是由苏轼独创的新的看法。儒家的理想主义，容易使人幻想一个完善的社会，一个因此而没有悲哀的人生。可以认为《诗经》诗人的悲愤，就是这种幻想被打破了的悲愤，甚至唐代的杜甫也是这样。但是苏轼却不是这样。也许第一个不是这样。他认为，悲哀，或者悲哀的原因不幸，作为人生的必然内容，在人生中是普遍存在的。他洞察到：既然希望与命运、个人与社会之间经常存在着矛盾，那么悲哀也就是人生的必然内容。 例如，他于元丰二年，即写了上面那首诗的八年之后，写的五首五言古诗《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中的第一首，就是一个说明悲哀无处不在的例子。那年，他四十四岁，由江苏徐州移知浙江湖州，徐州人民称他为“贤太守”，拼命挽留。他写了这首诗，描绘了当时情景，寄给弟弟苏辙： 吏民莫攀援，歌管莫凄咽。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而我本无恩，此涕谁为设？纷纷等儿戏，鞭镫遭割截。道边双石人，几见太守发。有知当解笑，抚掌冠缨绝。 官吏们呀，百姓们呀，别这样紧拉着我不放。为送行的歌伴奏的管乐呀，别呜咽得这样凄凉。我的一生，只不过像寄宿一般，在时间之流上随波飘荡——“吾生如寄耳”。这一句的重要含义后面还要谈到的。是我的一生像寄宿一样漂泊不定，那么，经历别离当然也就不仅是这一次了——“宁独为此别”。既然引起悲哀的离别将来还会有，那么，诗人认为悲哀是普遍存在的。 在下一句“别离随处有”中，他更为直接地歌唱了这个看法。既然别离到处都有，那么，如果每次都像这次一样因友情之故堕入悲哀苦恼的话，又怎么行呢？他从悲哀到处存在这一主张出发，奉劝人们从悲哀中摆脱出来。 诗歌继续说下去，并不到此为止。我毕竟是一个无能的太守，并没有施给你们足以赢得你们爱戴的恩惠。你们的这些眼泪为谁而流呢？事实上，苏轼无疑是个好太守，但他既然有意说得这么冷淡，也就是为了再一次说明悲哀的普遍以及从悲哀中解脱出来的必要。当贤太守离任出发之际，百姓们以行动予以阻止，他们“纷纷”（即一次又一次地）割断太守的马鞭和马镫，这不是和孩子们为了小小的好恶就友好或争吵的游戏一样吗？你们看，站在城市出入口道边的两尊石像，他们是经常看到太守（即知事）出发上路的吧！他们如果有知，也许会笑话人们老是做出这等蠢事，而且也许会因为感到有趣而拍手大笑，以至把系于颌下的冠带也崩断吧！ 实际上，苏轼对亲密相处两年余的吏民肯定是怀有深深的惜别之情的。但至少在这首诗的表面却指出了能够引起悲哀的因素的普遍性，并否定了对悲哀的执著。 以上是苏轼扬弃悲哀的宏观哲学的第二个层次。上述这首诗同时又显示了苏轼另一个重要的想法，是其宏观哲学的第三个层次，这就是把人生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持续的时间过程的看法。这就是诗中“吾生如寄耳”这一句。 “吾生如寄耳”，这句话的表面意思并非是指人生的漫长。它的表面意思是，我的一生，就像寄宿一般不安定、不确定。但在其里面，却包含着一种把人生看作是漫长的时间过程的意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如果“如寄”之生实际上不带有“漫长的时间过程”这一意识的话，那么就不会产生下一句：“宁独为此别”——即将来还得经常离别。 再回顾一下前面所说的。上述第一个层次中的把人生看作如同搓合的绳子的循环哲学，第二个层次对悲哀作为人生的普遍部分是经常存在的这样一种看法的确认，都包含了把人生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持续的时间过程的意识。但是明白地表达出这一意识，实际上却有赖于这句诗。 苏轼不仅在上面这首诗中使用“吾生如寄耳”这句诗，他在许多诗中都频繁地使用这句诗。如果加上前面那首别弟诗中的“吾生如飞蓬”等诗句，那么其数目就更多了。而且，“寄”，如同寄宿；“飞蓬”，如同飘飞的蓬草籽，其直接的意思是不安定，但其内部，则经常包含着视人生为漫长的时间过程的前提。例如，他在出御史台狱、迁谪黄州途中所作的《过淮》中，就有“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之句，意思是，因为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飘浮，所以不能确定自己的去向。又，他在回中央任翰林学士后和友人王晋卿的诗中，回顾黄州之迁谪道：“吾生如寄耳，何物为祸福。不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正因为人生是漫长的，循环哲学才能成立。此外，他又在迁谪海南岛后所作的和陶渊明“拟古”诗中说“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因为人生是漫长的，所以才能够有到处为家的意识。他在遇赦离开海南岛北归途中路过江西郁孤台时说“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他之所以把生活中的严重事件——被贬谪到“岭海”，即广东与海南岛——说成是“闲游”，即轻松的旅行，也同样是因为他认为这不过是漫长的人生中的一个小事件而已。 像这种把人生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的看法，也是苏轼所独创的。即使不是他独创的，那也是由他赋予了划时代意义的。因为在过去的诗歌中，这种看法并不普遍。过去的诗歌的普遍看法与此相反，它们把人生看作是短暂的、匆促的时间过程。 苏轼用以表现这种看法的，不外是“吾生如寄”这一辞语。但这种表现本身，却不是苏轼的独创，而是早已有之。只是在过去的诗歌中，并无苏轼那样的用法，而是用在把人生看作是一个短暂的、倏而死亡的时间过程的场合。最早使用这句诗的，有公元纪年开始时期汉代无名氏的古诗“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接着，公元三世纪魏武帝曹操的“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恐怕也是性质相近的想法。此外，稍晚于苏轼的朱翌，在他的《猗觉寮杂记》卷一中，作为东坡这句诗的出典，引了白居易《感时》诗中的“人生讵几何，在世犹如寄”及《秋山》诗的“人生无几何，如寄天地间”。这些诗句，都是感叹人生短促的。 可以说，苏轼使用了同样的表现手法，却置换了它的内容。不单是内容的不同，而且还是人生观的重大转变。不用说，把人生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的态度，比起把人生看作是一个短暂的时间过程的态度来，会产生较少的悲哀与绝望，而产生较多的希望。人生的确是一个充满波动浮沉的时间过程。但正因为它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所以它才充满了波动。根据这种认识，光是陷身于漫长的波动的低谷所产生的悲哀之中而不能自拔，就越发显得愚蠢了。让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吧！ 这种把人生看作是一个充满波动的漫长的时间过程的意识，并不只是以直截了当的说理形式加以阐述的，而是使人感到这是苏轼诗歌的潜流。苏轼最有名的七律之一《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平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茆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我的旅行，在触发秋兴的枫叶、芦花之中，驱船向着东南方的“江海”，日夜不停地兼程前进。这开头两句，就已经暗示了人生是漫长的飘流，是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一点。在平静的淮河水面上，是一望无际的辽阔而苍茫的天空，这正象征了人生的某个侧面吧；而两岸的青山也随着船的摇动久久地“低昂”着，这又极为清楚地暗示了人生的反复波动。未来的波动也被预料到了：虽说已经看到了耸立于下一个停泊处寿州的白石塔，但在到达那儿之前，船儿还不得不迂回曲折地绕过挡道的黄茆冈。波平风软，固然是稳稳当当行船的日子，但正因为这样，却好像反而推迟了到达的时间。在诗人的想象中，浮现出站立于夕烟苍茫中等待自己的船儿到来的“故人”（即旧友）的姿影，心中波动着喜悦的感情，期待着即将来临的愉快的会面。关于这首诗，我在另外一篇文章《宋诗的情况》中，曾有更为详细的解释。 以上，是苏轼扬弃悲哀的宏观哲学的第三个层次。最后所得的结论，就是它的第四个层次。他认为，如果说波动的持续或持续的波动就是人生，那么反之，主体持续的反抗也是人生。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与波动作斗争。委身于波动，这也是主体所作的抵抗。 在苏轼的早期诗作中，有一首他从黄州贬所寄给弟弟苏辙的题为《初秋寄子由》的诗，其开头便阐述了这一点：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随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处。 全诗见小川氏之书。 晚年的诗作中，有一首绍圣四年（1097）他从最初的贬所广东惠州被命转到更为“远恶”的海南岛时写给弟弟苏辙的五言古诗，其开头更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 我少即多难，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老矣复何言，荣辱今两空。泥洹尚一路，所向余皆穷。 “邅回”，行路艰难的样子。人生百年，是一个不容易走完的漫长旅程，这是最明确地表达人生之漫长的词语。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生活，犹如一寸一寸地弯强弓一般，这是最为明确的抵抗哲学。泥洹，即涅槃，也就是死亡。歌诗接着所说的除了死亡以外，是“所向皆穷”的死胡同，好像是很软弱消极的话，但诗的后面部分他却再次说了这样的话： 离别何足道，我生岂有终。 这次的离别没有什么了不起，今后还会经常有离别，因为我这一生还不像是要结束的样子。 他在不久以后获赦，从海南岛北归，到长江岸边时，写给江晦叔两首五言律诗，其中一首云： 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 我回到了长江南岸，听到了令人怀恋的本地的钟鼓声。钟鼓声打破了我的梦，同时，一个更大的梦——传到我身上的波动——使我心惊。犹如飞渡的乱云一般包围着我的人世间的环境，变化万千；而我那孤月般的心灵却始终澄澈透明。这是对一直同波动的环境进行着对抗的主体的称赞。南宋末年的杰出学者王应麟，在他的《困学纪闻》中评“浮云”、“明月”这联道：“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下一联又把“孤月”般的自己比作暴雨，来形容自己的才能。在倾盆大雨中，我的诗像刷地倾泻而下的水一样，转眼之间便作成了。诗歌最后点出了周围的景色：两条为了给我这个即将回到久别的中原的旅人送行而争先恐后地流着的河流，还有那透过树梢的缝隙可以看到的静静地横躺在河流上的桥梁。这里，也隐隐透露出动与静的对比。 以上，我探讨了苏轼扬弃悲哀的观点的形成过程。其中关于“吾生如寄耳”的分析，不少地方受到了山本和义君的论文《苏轼诗论稿》的启发。其他都是我自己探讨得出的结论，虽可能有臆断之处，但有一个客观事实可以证明我的探索大致上是不错的：尽管苏轼的一生极为坎坷，但他一生所作的两千四百余首诗，却绝对不能说是哀泣之辞。 例外当然也是有的。苏轼四十四岁那年，被投入御史台中，感到了死亡的威胁，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在他这时写给弟弟苏辙的诗中，透露了紧张情绪：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圣主”，指当时的神宗皇帝，“小臣”，指东坡自己。人寿百年，这是人从造物主那里借来的，但我才四十五岁，还未满那个期限，却要还债了。此后，我那留在世上的十口之家，将拖累弟弟你及诸君。我的尸骨可以随处埋掉，但失去兄长的你，从此每逢独听夜雨之时，将会因为不见并榻而眠的哥哥而悲伤不已吧。“他年”，指未来的时间。今世虽与君相别，但是，来世、再来世还是和君结为兄弟吧! 这首诗是悲痛的。但是其中也有期待，有对未来的期待。又，他的诗中可以看到“伤神”这个苏轼难得使用的词，但不是指自己伤神，而是指他的弟弟将会那样。 此外，苏轼在同年年末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即被逮百日以后，酌情减罪、获释出狱那天所写的诗，更为豁达豪放。如序章中所提到的，这首诗采用了与前诗相同的韵脚（即“叠韵”），从而更显得豁达豪放： 百日归期恰及春，残生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拘禁百日归来之时，恰逢新春佳节的前夕，诗人一不感慨二无不平，而是首先诉说自己的喜悦。喜悦淡淡地扩散到今后余生的日子。第三句，有人解释为走出狱门，在春风中肆无忌惮地小便，也有不是这样解释的。第五句以下，是诗人在祝贺他出狱的家人举行的酒席上所发的感慨。这两首诗的解释，又见于我的《人间诗话》。 我们举唐代韩愈被流放到潮州时所作的七言律诗来作为比较：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有关这首诗的解释，见于我的《新唐诗选续编》。韩愈感到了死亡的威胁，这和狱中的苏轼是一致的，诗形也同是七言律诗。但在韩愈的诗中，却没有扬弃悲哀。秦岭之云、蓝关之雪、周围的自然，都加深了悲哀。又，苏轼对自己死后，预想无论何处都有青山，说在其中一座埋骨即可；韩愈则预想自己的白骨将散落在毒雾腾起的水边。 这不仅是苏轼个人对悲哀的扬弃，而且也是诗歌历史的转折点。过去的诗歌所习惯的对悲哀的执著，被苏轼中断了，而把方向改变为更多地对人生抱以希望。后世崇拜苏轼的人，喜欢他的豪放阔达；不满他的人，则嫌他的诗每流于平易。但是他之后的诗人，也包括对他没有好感的人，很少歌咏对人生的绝望与悲哀，这正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苏轼改变了诗风以后的缘故。 三 上面所说的苏轼文学的划时代性，让将来的文学史家和哲学史家去仔细探讨吧！在此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苏轼那广泛的爱情。他不像王安石那样是个政治家，但他对所有的人都拥有一种极为真挚的爱情。 让我们举苏轼年近不惑、任杭州通判的某年年底作的一首诗作为例子吧：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餱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然愧前修。 除夕之日，我本当早早回家，但还有不得分身的事务，那就是必须在这一天把那些尚未判决的囚犯处理完。因为当时的惯例是入春后不能宣判死刑。我执笔而泣：他们这些“小人”（贱民），为了得到“餱粮”（干粮）而行窃；我也是因为留恋微薄的俸禄而失去了“归休”（即辞职）的机会。在谋食这一点上，两者不是一样的吗？不能据此而认定我是贤者，他们是愚者。听说前代贤明的政治家，在除夕暂时放囚犯们回家，我却受制于规定而不能那么做。因而，对过去的贤人我感到惭愧。 把自己和狱中的囚犯相比，说“不须论贤愚”，这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温情。他经常拒绝承认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人，而是希望作为一个市民来生活。他迁谪黄州时，与市民、农民交朋友，自己耕种“东坡”的土地，见于组诗《东坡八首》。晚年身居海南岛，他越发真切地希望“躬耕”，即以一介农夫的身份亲自耕作。可现实却不允许这样，他还必须买米度日，在题为《籴米》的五言古诗中他说： 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再拜请邦君，愿受一廛地。知非笑昨梦，食力免内愧。春秧几时花，夏稗忽已穟。怅焉抚耒耜，谁复知此意。 总之是想靠自己的劳动过日子。“一廛之地”是一个农夫所分的耕地。“非”，指过去的错误。“食力”，指通过劳动得到食粮。“怅然”，感慨的样子。“耒耜”，指农具。 据说苏轼诗的缺点，是有时作诗过于平易、草率。在上文所引的诗中，他自己也说“诗仍翻水成”。在其他诗中，他又说：“新诗如弹丸，脱手不暂停。”他确实不是一个苦吟诗人。但这也是他自由的心境与自由的才能的表现。又，尽管自己不是苦吟诗人，但他懂得过去最典型的苦吟诗人杜甫的价值，并和王安石一起，积极表彰杜甫。 苏轼晚年在海南岛时，取他所喜爱的全部陶诗“次韵”和之，这就是所谓的《东坡和陶诗》。这也可以说是他那充沛的才能的表现。比如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三云：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苏轼的和作说： 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 “江左”，指陶渊明生活的南朝时代。“掩冉”，轻轻摇摆的样子。陶渊明得酒，其诗便自然而成，仿佛竹子爱风，许多叶子轻轻摆动，摇曳多姿，或俯或仰，做出各种有趣的姿态。但这与其说是指陶渊明的诗境，还不如说更多地是指他自己的诗境。 王安石尽管用心不坏，却不受当时民众的欢迎；与此不同，苏轼则深受当时民众的爱戴。他们俩的气质不同。苏轼的弟子诗僧参寥子在悼念其师之死的七言绝句《东坡先生挽词》之一中说： 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先生身着官服，威仪凛然，与人言谈之间，俨然国士之风，令人肃然起敬。而当先生头戴葛巾、着履执杖、出门散步之时，又总是笑呵呵地和路旁的孩子们攀谈。 参寥子和王安石也有接触。再举王安石死后参寥子在其生前散步之地定林寺所作的《过定林寺谒荆公画像》以资比较： 古木苍藤一径缠，我公畴昔所回旋。萧萧屋底瞻遗像，杰气英姿尚凛然。 《中国诗史》〔日〕吉川幸次郎 著，章培恒、骆玉明、孙猛、李庆、贺圣遂、邵毅平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