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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女性运动置于当时的“进步”语境中进行考察，认为既有研究将之概括为“新女性”对于主流社会价值观的颠覆这一结论过于强调性别政治而忽略了种族和国家话语的影响。实际上，中产阶级女性并未违反传统性别规范，相反，她们通过“持家话语”积极地参与了美国国家形象建构的进程，利用种族等级论和道德规范塑造了美国的“进步”文明和“民主”国家的形象。 关 键 词：文明/持家话语/国家建构/女性角色 作者简介：周铭(1981- )，男，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小说研究。 有关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女性，学界研究有一个定论，即认为她们是反抗当时社会规范的“新女性”。这一印象的产生源于美国当时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女性生活方式的改变，她们能够(或者必须)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这客观上导致女性偏离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真正女性”(true womanhood)标准，淡化了“持家”义务。①1894年，爱尔兰女作家萨拉·格兰德在美国《北美评论》杂志上首次把美国女性称为反叛的“新女性”。她说，传统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必须成为家中的“奶牛”，不然就会被视为“渣滓”，但“新女性”致力于“纠正”这一传统。②这篇檄文强调“新女性”摆脱了持家责任，给读者造成了她们与社会主流道德相对立的印象。1895年的一幅流行漫画呼应了格兰德的文章，更是强化了这一感觉：画中一位身着男装的女子准备骑自行车外出游玩，却把丈夫留在家里做家务。③这位女性公然异装，还能驾驭代表当时最新技术发展水平的自行车，在身体和智力上都反衬出丈夫的柔弱。性别倒置引发了社会性别危机，招致男性的口诛笔伐。《北美评论》的读者来信怒斥“新女性”既要享受女性的优待，又想染指男性的权力，是“狂妄且毫无理性的”④。有人质疑“新女性”这个概念本身，认为它是对“好”女人的污蔑，虚构出了一个“谁都没有真正见过的妖魔”⑤。无论哪种说法，都把女性行为的改变视作“非理性”的社会反叛。而到20世纪70年代，欧美兴起的女性主义批评出于建构自身运动谱系的需要，祛除了“新女性”形象在世纪之交社会语境中的消极意味，进一步强化了她们对抗主流社会的内涵，遂使之成为定论。 客观而言，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女性在空间移动性和身体控制权方面比维多利亚时期的先辈更具独立意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男权社会的期待。然而，将“新女性”概念等同于反叛则忽视了女性的内部差异，不能准确概括当时女性整体的行为模式和心理认同。近年来学界对此有所反思。希拉·罗博特姆指出，“新女性”这个标签是女性主义批评虚构的统一身份，忽视了当时女性实际上持有“从极端个人主义到群体主义”等各类立场。⑥吉莉恩·萨瑟兰通过对英国女性的研究断言，女性的“真正改变”只出现在中下层工人“妇女”中，而中产阶级“夫人”依旧乐于在家庭中充当道德权威。⑦这些最新研究强调传统研究过度渲染“新女性”的颠覆性，犯了把女性外部空间的改变混淆为心理反叛的错误，并重申威廉·蔡菲早已提出的“变化悖论”(paradox of change)命题：“新女性”一方面摆脱了家庭的束缚走向社会，但绝大部分(尤其是中上层阶级)女性仍然坚守传统的性别思想。⑧这个以往应者寥寥的观点现在成为新的共识，学界开始承认“主流社会/新女性”二元对立仅呈现了历史全景的一方面。 无论是“颠覆”论的片面还是“变化悖论”的迷惑，这两种观点都以强调个人独立性的启蒙理性话语为逻辑前提，仅从性别政治角度去评判“新女性”的社会操演，预设其价值是对于社会规范的偏离。实际情况却是，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正处于从个人独立转向群体福祉和国家身份的“进步主义”语境，女性群体也更多强调自我身份与国家身份的一致性，而不是异质性。她们在参与公共政治时所依赖的依然是传统的性别话语，力图以“持家人”身份增进公共福祉。本文以当时美国社会和文学中的女性为研究对象，从国家认同角度辨析“新女性”何以被定义成社会的“非理性”因素以及女性群体对于“进步”话语的妥协、挪用甚至维护，指出她们利用主流文化赋予的道德权力参与到美国建构进程之中，成功地将女性的“非理性”负面形象转化成正面的“社会持家人”和“共和国母亲”形象，体现了女性公民对于国家政治的服从。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们非但不是反叛者，反而是建构和维护美国意识形态的积极力量。 一、从“天使”到“野蛮人”：进步话语中女性与文明之间的“理性”区隔 “新女性”对公共领域的踏入之所以引发社会争议，是因为这背离了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对女性的定位。正如《北美评论》的读者来信所显示的，当时的“进步”话语将女性视为缺乏“理性”的个体，没有能力参与美国的“民主”政治，因而也和“野蛮人”一样无法体现人类文明的进步。⑨这一观点的奇特之处并不是它延续了不准女性参政的传统性别规范，而在于剥夺了女性在维多利亚时期享有的“道德天使”和“文明守护者”的神圣角色，通过“理性”在女性和“文明”之间树立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区隔；更关键的是，这一观点还以此为基础将女性与“劣等种族”相类比，从而固化了自身的合法性。隐藏在这一思想意识形态之后的是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家身份建构进程以及这一进程对于启蒙理性的借用和重构：它利用和改造了启蒙理性的内涵，将原本指代个体独立的“理性”提升为公共政治和种族文明的先决条件和根本特征，体现出从个人主义到群体主义的明显转向。 美国的革命和立国得益于弘扬个体独立的启蒙理性，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美国逐步变成了个人主义泛滥、自由经济无序扩张的丛林。颇感压力的男性于是提倡性别领域分离原则，赋予女性和家庭一个象征性的崇高地位。他们认为，公共政治的运转是肮脏无情的，男性必须保护女性不受它的污染；女性是道德的化身和文明的守护者，应该把家庭营造成纯洁神圣的港湾，以虔诚的信仰和高贵的道德为男性提供慰藉和精神指引，使他们的政治行为不要因过于野蛮而偏离文明的轨道。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领袖约翰·拉斯金在《女王的花园》(“Of Queens' Gardens”，1865)一文中评价道，家庭中的女性是“秩序的中心，消除痛苦的香膏，映照美丽的镜子”，她们把家庭变成了宜人的花园，而男性“在本质上都是好战的，他们能为任何目的甚至毫无来由地争斗”，他们主导的外部世界“秩序更难保证，痛苦更加肆虐，美丽更加难寻”，女性就应该充当道德良心，“为男性选择他们的事业，阻止不义的争斗”。⑩这一说法把女性与“文明”相等同，将她们的持家活动与女王治理国家相类比，视为维持国家身份的重要层面，高度肯定了女性持家对于文明的意义。(11) 美国女性同样拥有这个“道德天使”的光环，其圣化形象在大众想象和文学作品中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一个典型例证是，在废奴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最为耀眼的角色并不是题名主人公黑奴汤姆，而是符合“真正女性”标准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金发雪肤的伊娃在外貌和思想上都被刻画成一个天使的形象：她对黑奴抱有基督式的悲悯，其临终前将自己的金发散发给家中黑奴的行为喻示着福音在种族阶级意义上的垂直传播。另一位天使女性、参议员伯德的夫人同情逃奴伊莱扎，说服了原本投票支持《逃亡奴隶法案》的丈夫一起帮助她，敦促丈夫重新选择了符合人类文明判断的道路。作家哈丽叶特·比切·斯托也因此被林肯总统赞为“引发一场大战的小妇人”(12)。就主题呈现而言，这部小说“颂扬了母亲的美德，她在家庭中的权威和良善影响被用来纠正外部的男性商业领域对于人性的摧残”(13)。总而言之，19世纪中期的女性确实通过“文明持家”对美国的历史进程施展了影响。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技术进步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的扩张冲动和内部竞争，美国社会开始意识到缺乏监管的“发展”正在将美国降格成非理性的“自然”，完全偏离了“美国例外论”一直宣扬的国家形象。他们力图通过一场“进步主义”运动重新定义美国的民主政治，弘扬发挥政府主导职能的“社会控制”理念，实现以群体利益为旨归的“理性”民主。(14)在这场全国性的思想、政治和社会运动中，启蒙理性的定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理性”不再是个人独立性的彰显，而成了种族文明的衡量指标，进而被塑造成美国“民主”政治的专属特征。 “进步”话语就是以“理性”为基础对内定义美国“民主”模式、对外证明美国人种族优越性的意识形态，意在塑造本国公民和殖民地属众(古巴、菲律宾群岛等)的国家认知和世界图景。其主要目标就是把美国塑造成一个“先进的”的文明。自约翰·温思罗普在布道中号召前往美洲的清教徒将之建成“基督教仁爱的典范”以来，美洲以及后来的美国身份话语一直将自身塑造成全世界人民追求自由和理想的“应许之地”和“山巅之城”。到19世纪后期，新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在人口和文化上对美国主流社会构成了威胁。为了把这些新移民拒之门外，美国力图从“文明”角度证明他们相对于美国的不适宜性，建构了一个世界种族的“进化”链条：不受欢迎的新移民被宣称是处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低点的野蛮存在；进化链条的顶点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政策制定者认为，“为了让美国文明得以保持和发展，美国最高层的知识界、经济界、社会界和政界必须在可预见的将来确保由来自北欧的中上层阶级的后裔组成。绝大多数黑人、印第安人、拉美人、亚裔美国人、劳工移民和女性在连续几代的时间内都不可能胜任美国公民身份的要求”(15)。可见，所谓的“进步”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将自身的群体身份定义为美国文明标准、为了建构其“先进”性而炮制的种族话语。他们对于其他种族的歧视通过“文明”一词得以巧妙地隐藏并获得了表面上的客观性。按照这个逻辑，其他种族因为文明落后而必将被历史淘汰。印第安人、黑人等于是就因为身体、道德和文明水平“低劣”而变成了“消亡的种族”(vanishing race)。(16)根据“进步”话语，先进的美国一方面与这些野蛮种族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分界线，另一方面也担负着照顾低劣文明的重任。那些种族因此成了“白人的负担”。这一短语来自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在美国进步主义杂志《麦克卢尔》(McClure's Magazine)发表的《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1899)一诗。在诗中，吉卜林呼吁美国推行帝国进程，担负起提升菲律宾殖民地文明的重任。这一思想被美国社会迅速接纳，在大众读物中广为流行。《裁决》(Judge)杂志在1899年4月1日刊载卡通画《白人的负担》，内容即是山姆大叔在向着光明万丈的山顶攀登，身上背着黑人、印第安人、中国人等各色人种。(17)1916年《世界》(The World)杂志中的同名漫画则画了一个白人扛着受伤的墨西哥大陆。(18) 值得注意的是，“进步”美国与“衰朽”文明的对比往往在文学艺术中被呈现为年轻女性与年老婴儿的“母子”关系。《哈泼周刊》(Harper's Weekly)刊载的卡通画《家庭的最后成员》(“The Last Addition to the Family”，1869)将美国刻画成一位年轻母亲，怀里抱着中国人模样的婴儿，但那婴儿却满脸皱纹，年老不堪且面相凶恶。(19)画作暗示，古老的中国文明在本质上是低劣的，在世界文明大家庭中还处于婴儿期，需要成熟的美国呵护。薇拉·凯瑟的小说《迷失的夫人》隐约重现了这一“母子”关系：垂暮之年的福利斯特上尉已经不能适应进步主义时期的商业化美国，他的拓荒经历也变成了“从前”的历史叙事。(20)他“为自己的重量所累”(Lost：23)，“像大山一样倒下来”(Lost：31)，只能静坐在花园里凝视太阳的阴影慢慢移过日晷，“看着时间被吞噬”(Lost：94)。这位与时代脱节的上尉被比喻成受伤的大象、笨拙的棕熊(see Lost：78，79)，越来越像“印第安人”(Lost：45)和“睿智的中国老官吏”(Lost：116)。相对应的，他的妻子福利斯特夫人却一直充满活力，是所有男性竞相追逐的“美学理想”(Lost：72)。这一刻画的妙处不仅在于呈现了上尉这个“现代”时间的创造者却被时间所抛弃的内容(21)，更在于此主题的叙述方式——被时代抛弃的个体被动物化和异族化了，小说实际上再现了美国与中国和印第安文明各自在“进化链条”上的位置以及它们对美国造成的“负担”。 吊诡的是，在这一以“进步”为基调的“文明进化论”中，虽然美国不时被比喻成年轻母亲的形象，但一直被尊为文明体现者的女性与“文明”的关系却在公共政治实践层面被切断了。如上文引用的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论调所显示，女性被与其他“低劣”种族相提并论。究其原因，在于当时公共政治领域中的“理性”标准被性别化和种族化了。“理性”被认为是实现进步的最基本前提，它与“非理性”的区隔是当时美国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22)根据“进步”话语，只有具有理性的人群才能在技术进步的社会背景下实践“美国民主”；这个群体概念被称为“民主公众”(democratic public)，专指盎格鲁-撒克逊裔的中上层阶级的男性。女性和“野蛮”种族则被归为无法实现进步的“非理性大众”(irrational crowd)，是美国民主政治体制中的“不适宜”群体。性别差异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原始社会向现代文明的进化道路充满了困苦艰辛，只能依赖男性进行拓荒；女性从属于过去，只能在家庭领域体现道德纯洁。(23)马克·吐温的小说《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1889)中有一幅插图，内容是时间之神拿着镰刀，在“现在”(19世纪末)和“过去”之间划下鸿沟。“现在”被绘成一个现代男子，伸着双手想拉回“过去”；“过去”则是个被动地坐在地上哭泣的古装女子。(24)正是这种与理性技术时代脱节的形象使得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社会激烈否认“新女性”具有参与公共政治的能力。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女性在精神或体力上都缺乏天赋，这是“自然的错误”；女性不像男性一样具有理性“常识”，“吓人的时候比男性更残忍，掌权的时候比男性更无情”，这注定了她们制定的法律只会是“恐慌”或“偏见”的产物，一旦从政“只会比男性失败得更彻底”。(25)简而言之，一贯被视为与“道德”而非“理性”等同的女性在进步语境下丧失了体现“民主文明”的功能，从“女王”的神坛上跌落成为野蛮人。 “非理性的”、“反文明的”女性参政者形象既是19世纪性别话语的延续，也受到了19世纪末达尔文“科学”话语的影响。根据性别领域分离原则，参与政治是对女性“道德纯洁”的最大破坏和侮辱。1837年纽约州参议员萨缪尔·杨说，女性参政是“东方式的野蛮谬见”和违背女性天性的“压迫”，只有“野蛮的土耳其人”才会对女性这样做。(26)当时的女性普遍接受了这一定见，连女权主义者也不例外。从1848年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到进步主义时期，女权运动从来没有颠覆过女性的感伤形象。代表女性声音的《情感宣言》(“Declarations of Sentiments”)也认同女性的感性特征，强调女性与道德和情感而非“理性”的关联。到19世纪末，这一联系在新兴的达尔文学说那里变成了证明女性属于退化物种的前提。道德制约使得女性不符合“适应”和“竞争”这两个物种进化的最根本原则，所以她们在本质上是缺乏竞争力的自然淘汰对象。达尔文声称，“两性在智力上的主要区别在于，男性无论从事什么，都能比女性达到更高的水准”(27)。这一观点被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科学界奉为圭臬。1895年，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专家团通过世界范围的调查得出了一致的“科学”结论：世界上所有社会的女性生活都是停滞的，她们一直在毫无创新地重复她们的祖母和母亲做过的事情，天然与进步及文明无缘；这一点在本质上与“野蛮人”类似。(28) 将女性与“野蛮人”并置在文明对立面的理念在深受达尔文主义影响的自然主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麦克提格》(1899)中的女主人公特瑞娜便是一个典型的非理性角色。她对于金钱有着恋物癖式的欲望，并将自我降格成了这一欲望的奴隶： 她对钱的渴望排斥了所有其他的情感。钱就在她的行李箱下面，帆布包里、羊皮包里、铜质火柴盒里都是。特瑞娜没有一天不把钱拿出来放在眼前，抚摸着。一天晚上，她甚至把所有的金币铺在床单上面，然后上床脱光，在钱币上睡了一整夜——那光滑的钱币触碰着她整个身躯，让她获得了一种奇异的狂喜般的快感。(29) 这段带有性暗示的描写显然呼应着古希腊神话中宙斯化身金雨与人间女子达娜厄交合的场景。对于当时美国的读者而言，这段描写的神话影射非但不能激发原有的史诗般的崇高感，反而更强烈地体现了现代金钱环境下美国女性丧失了固有的情感美德而向动物性和异族性的堕落。她的丈夫麦克提格便在其欲望的逼迫下，一步步从代表理性的医生沦落为酗酒的感官动物和杀人犯。 很难想象在自然主义者的眼中，特瑞娜所代表的女性会将美国带往何方。正是在这一语境下，热衷于公共政治的女性“僭越者”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文明内部的野蛮人”(internal barbarian)，其行为动摇了国家的道德根基，伤害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因而被斥之为社会“病态”。以投票权为例，美国社会认为它要么毫无意义，要么会产生类似“通奸”的危害。因为女性应该顺从她们的丈夫，她们参与投票无非就是将男性的票数翻了一倍，结果没有任何改变。如果投票不一致，女性就背叛了她们的丈夫，像通奸一样为性别道德所不容。所以，投票权其实是在鼓励女性脱离家庭这个对于她们来说唯一合适的权力策源地，放纵非理性的“内在欲望”而引发道德滑坡。因此，反女性投票运动者坚决要求“新女性”抛弃“通奸式的个人主义”，放弃不当要求。(30)女性的道德权力一旦超出家庭领域，便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病态行为。比如，19世纪末成立的动物福利组织(成员为女性)经常抗议活体动物被用于医学实验，医学专家对她们不懂“科学”却要指手画脚的行为大为光火，将之“诊断”为“神经性爱恋动物症”，病因是女性无法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对动物产生了病态移情，其本质是“反社会的”。(31)这一观点在美国民众中颇有市场，当时的环境保护实践和自然文学书写(nature writing)也因此被看作女人气的无病呻吟。(32) 总而言之，在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理性”随着美国国家身份建构的需要而从个体启蒙层面进入到公共政治层面，成了彰显技术进步、民主政治和种族进化的生理学和社会学双重意义上的文明标记。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女性与其他种族一起被赶下“文明”的神坛就显得不可避免，因为这是国家建构工程的必要步骤，是保证美国“民主政治”的理性基础，是维持美国在人类文明进化链条“顶端”位置的前提。而以往研究较为忽视的事实是，当时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并没有太 二、文明论视野下的“社会持家”：道德权力、种族意识与女性的国家建构实践 “进步”话语虽然在政治实践层面将美国女性与“野蛮”种族并列，但并没有将女性从美国文明体系中完全驱逐，而在家庭领域为她们留了一席之地。当时的美国社会依然相信，文明“建基于永久的婚姻之上”(33)。如若白人女性安心承担持家责任，她们便仍可享有道德天使的高贵地位，参与到塑造美国文明优越性的国家工程中。根据性别分离原则，男性是文明的生产者，女性则担负着文明再生产的任务：她们不仅要在思想和行为模式上保持既有的文化传统，而且负责将之教授给美国的孩童，在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层面确保文明的延续性。于是，“持家”成了一个关乎美国文明的隐喻。 这一“文明的持家”功能被“进步”话语所征用，成为美国国家建构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持家首先被定义成一门科学，并被作为女性“理性”的生存方式纳入美国的国家经济之中。从小学到研究生的各个教育层次，学校都设立了针对女性的课程，引导她们“科学地”经营家庭这个国家经济的一部分，从而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34)更重要的是，“持家”担负了定义美国身份的崇高使命。在19、20世纪之交的工业化、现代化和移民化语境下，美国主流社会尤为关切盎格鲁-撒克逊族裔的种族纯洁、政治地位和文化传统的保持。他们找到的方式之一便是将家庭确立为定义、建构和区分美国公民身份的核心政治机制：它不仅能够维护血统的延续，更成了体现典型美国价值观的处所。因此，女性的“持家”便至关重要：对传统家庭的维护和亲缘关系的加强，已经不再是普通公众的情感问题，而是关乎美国文明和国家身份的政治问题。(35) 在女性持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延续美国的“民主”文化习惯。在当时的美式民主理论中，“习惯”一词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成为区分种族优劣的文化标记。进步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认为，社会在思想和行为上的“标准和习惯”是民主政治得以实现和延续的前提。(36)当时最著名的女性活动家简·亚当斯也认为，一个种族社会的秩序依赖于它的“风俗习惯和友善交往”(37)。在进步话语中，“民主习惯”能够形成的基础是“理性”，因而是白人种族的专属特征。其他种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处于孩童期，在政治上势必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其涌入美国的移民必定会因缺乏“民主习惯”而腐蚀美国的“先进”文化。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就是“教育”，“教育”是连接“不成熟者的潜力”和社会“标准和习惯”的桥梁。(38)因而，在国际上，美国将自己定位成学校中的校长和教师，担负着教导“孩童”国家的责任(39)；在国内则按照美国的文化标准“归化”移民，最终实现“从他们到我们，从外国人到美国人，从下层阶级到中产阶级的提升”(40)。这一归化工程便是美国“熔炉”形象的由来。在持家话语中，保持传统习惯和教育孩童这两项任务都由女性来承担，她们于是在家庭领域成为体现美国文明“进步性”的代表。 这一语境决定了美国进步时期的主流社会女性不可能成为抛家弃子的“新女性”，而必须在“持家”话语框架内实现参与社会事务、体现美国荣光的愿望。她们采用的具体方式是将“持家”拓展为“社会持家”(social housekeeping)，即策略性地运用传统性别话语赋予女性的道德权力，从被动的道德体现者变成积极的监察者，将自身的使命定义为评判和守卫美国的“社会正义”和“道德优越”。这无疑是针对“进步”话语的一次成功的女性主义阐释，再次恢复了女性与“文明”的等同关系，为自身介入美国的民主政治和国际形象建构工程找到了合法性。在介入过程中，美国女性拥护美国的“进步”形象且内化了当时的科学与种族话语，进而确立了自身“社会持家人”和“共和国母亲”(republican mother)的形象。 “社会持家”这一概念指美国女性采用持家修辞来对公共政治事务施加影响，以避免引起主流社会的反感。美国女记者和政治活动家里塔·蔡尔德·多尔在1910年说：“女性的领域是家庭。但家庭并非指个人家里四堵墙围成的空间。住家就是社区。公众构成的城市就是家庭。公共学校是真正的育儿所。住家和家庭急迫地需要他们的母亲。”(41)女性活动家借助道德话语解释她们“社会持家”的正当性乃至急迫性：男性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降低了美国社会的道德水准，致使美国在1890年代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淖。如萨拉·格兰德为“新女性”辩解时所言，女性开始关注社会事务的原因“不是女性变得男性化了，而是男性变得阴柔了”，当下男性不再接受高贵的美国传统男性气质的熏陶，而在商业社会中沾染了“浅薄的市侩精明，可用庸俗一词以蔽之”(42)。面对男性造成的道德危机和社会危机，美国女性有责任与他们共渡难关，通过对整个社会的“持家”让民众重新感受到“母性关怀、道德净化和阶级归属感”，进而帮助社会重回正常发展的轨道。(43) 女性“社会持家”的这三个目标与美国塑造自身“进步”形象的意图一致，因而成为美国“文明”和“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目标在于推行社会正义，抑制资本社会的无序竞争倾向，为弱势群体争取权利。由于它经常使用新教话语，借助“基督之爱”的名义达成改革目的，因此也被称为“社会福音”运动，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主要表现。根据当时的性别意识形态，女性与“虔诚”和“道德”具有“天然的”联系，绝大多数“道德的”或“正确的”决定应该由女性来做出。因此她们名正言顺地在社会和文学中成了美国道德权力的掌控者。(44)她们还利用达尔文有关文明进步的“科学”话语来佐证女性“社会持家”的必要性，就如自然界中雄性动物向雌性展示力量一样，在人类文明中，男性吸引和取悦女性的方式是国家治理，这一“自然选择”的结果是，女性的喜好成了男性气质和公共政治的标准。这一观点因太具颠覆性而马上遭到达尔文本人和他的男性信徒们的否认，但正如评论家安格斯·弗莱彻所总结的，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女性抓住这一点发展出“女权达尔文主义”思想，声称阻止女性参政将会对人类种族的“进化”造成危险和伤害。在这一诉求的影响下，美国社会开始正视女性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相信女性拥有“道德本能”，“对正确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至关重要”，应该拥有投票权。(45) 总体说来，女性的“社会持家”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她们坚守性别领域分离的社会规范，主要依赖“道德软权力”在“文明”层面发挥作用。比如，当时拳击运动因为太过暴力而受到女性组织的反对，被定义为“不文明”而使商业经营举步维艰。无奈之下，拳击协会不得不向女性妥协：他们邀请上流社会女性观看比赛，在广告中特意加上“有数百个女性观看”之类的话语来打消观众的疑虑，证明拳击并不是“野蛮的”活动。(46)其次，女性的“社会持家”与家庭持家类似，遵循所谓的“女性美学”原则。与强调个人独立性(independence)的男性文化不同，19世纪女性更加强调彼此间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在同侪之间体现为“姐妹情谊”，代际之间体现为“母女关系”，通过形成女性共同体的方式来实现性别诉求。最后，女性在介入社会事务时延续了家庭中的清洁者和哺育者角色，将自身的权力严格限制在传统的“女性领域”，如孩童照顾、食品安全、健康卫生、社会慈善等，刻意凸显着自身的“持家人”身份。(47)这些特征不仅反映同时也决定了美国女性“社会持家”的两大主题：自然空间塑造与社会道德塑造。 由于女性和自然之间“天然”的等同关系，自然空间的塑造这一话题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文学层面都没有排斥女性的参与。与男性对自然空间进行“理性设计”的征服方式不同，女性对它充满了类似家庭的爱意和保护色彩。正因为如此，环境保护在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几乎完全成了一个女性事业，中产阶级女性“为几乎所有的环境保护运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48)。当时的女性文学充分展现了自然空间塑造主题，代表作品有莎拉·奥恩·朱厄特的《尖枞树之乡》(The Country of the Pointed Firs，1896)和薇拉·凯瑟的《啊，拓荒者！》(O Pioneers！，1913)，这两部作品分别展现了从19世纪中期到进步主义时期新英格兰地区从农林业经济的辉煌走向没落、西部地区从莽莽草原变成农商业发达之地以及女性无论在传统农业经济还是在现代工商业经济中的重要性，因而被学界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实际上，就主题而言，它们秉承了19世纪女性“花园文学”传统。“花园文学”是19世纪女性空间体验和道德角色结合的产物：她们一方面不能随意走出家门，另一方面又应该接触神圣纯洁的自然以感受上帝的恩典，家庭花园于是就成了她们沟通自然和道德教化的唯一处所。记载女性园艺经验和道德说教的“花园文学”也应时而生，代表作包括艾尔米拉·菲尔普斯的《植物学普通讲座》(Familiar Lectures on Botany，1829)、苏珊·库珀的《乡村时光》(Rural Hours，1850)、安娜·沃纳的《自己动手做园艺》(Gardening by Myself，1872)、西莉亚·萨克斯勒的《岛屿花园》(An Island Garden，1894)等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女性作者的写作态度非常谦恭，并没有篡夺男性的“理性”权威将之变成科学研究讲稿，也没有如亨利·梭罗在《瓦尔登湖》(Walden；or，Life in the Woods，1854)中那样进行社会、经济、文化、哲学等思考，而是将题材限于家庭花园，以温柔感性的方式展现自然的神圣性，宣传女性的持家美德。(49)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女性作品中的自然塑造依然如“花园文学”一样维护着“持家”这个核心修辞。《尖枞树之乡》并没有把能干的女主人公托德太太塑造成追求个体独立的“新女性”，而是展现了一个穿梭在各式聚会和邻居事务之间的“社区持家人”，意在体现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可取代的作用”。(50)《啊，拓荒者！》同样如此，虽然其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因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女性拓荒者而被誉为“史诗英雄”式的新女性(51)，但小说不时将其拓荒事业类比成持家活动：“亚历山德拉的住宅就是那片广阔的原野，是她最能表现自己的那片土地。”(52)她在社会生活中更是将自己定义为持家主妇，生活目标就是把弟弟埃米尔送出乡村，到城市求学；最终自己也回归女性角色而与卡尔结婚。这些细节往往引起女权主义评论的不安，实际上却是美国女性“社会持家”本身固有的二重性所致。 在社会道德塑造方面，美国女性的“社会持家”在于通过守护美国的“道德优越”而拉开与其他种族的距离。评论家已指出，美国女性运动的一大特点是具有浓重的种族意识。(53)这是一个与美国“民主”神话相背离的事实，也是进步主义时期女性的道德运动得以进行的基本依仗。女性活动家们完全内化了种族主义话语，将“不道德”等同于“非美国人”，经常采用“圣战”这一文明冲突的比喻来表达建构“纯洁”美国的愿望。(54)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酗酒和反通奸。为了突出这一运动与美国“民主”政治的内在一致性，酗酒和通奸不仅被认为是低劣种族的恶习，而且被比喻成严重损害个体自由和理性的“奴隶制”，成了“民主”美国无法兼容的异质行为。 酗酒这一话题在欧美文化中一直争议不断。众多说法分为两类：一类认为酗酒是个体罹患的“疾病”，属于医学范畴；另一类认为它是社会特定群体的“习惯”，属于文化范畴。(55)在“进步”话语的框架下，这两种说法开始融合：酗酒不仅体现了个人身体的缺陷，也是“低贱、原始的”种族的“意志的疾病”，体现了个人理性对于“自身内部的奴隶制”的可悲屈从。反酗酒者大声疾呼，酒精在“社会、商业、精神、身体”各方面都对美国社会构成了危害。酗酒会使人们丧失“理性”与自制力，抛弃道德天性，导致美国人逐代堕落成低贱种族。科学界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酗酒阻碍美国人种的进化，影响美国文明的延续。(56)因此，美国想要保持“民主美德”、在国际上体现文明“进步性”，就必须拒绝酗酒。文学领域呼应了大众在身体和文明两个层面对于酒精的恐惧。斯蒂芬·克莱恩的小说《街头女郎梅吉》(Maggie:A Girl of the Streets，1893)的女主人公梅吉因为父母酗酒而失去家庭的道德保护，终至被骗失身，最后沦为妓女。《麦克提格》中麦克提格理性丧失的标志就是沉迷于酒精，最后因为妻子特瑞娜不给他钱买酒而动手杀人。概括说来，反酗酒运动通过使用“理性”、“道德”这些词汇契合了“进步”话语中的世界种族等级图景，从而将本属于改变公民习惯的国内行为升华为一场维持美国文明优越性的种族道德之战。1873年，一位名叫戴奥·刘易斯的医生在公共讲演中号召女性使用自己作为道德权威的力量，用祈祷这种柔性的谴责方式迫使酒馆关闭。此后，一场由女性主导的反酗酒“圣战”拉开了帷幕。“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等组织相继成立，在进步主义时期将这场道德运动推向了顶峰。(57) 反通奸运动也是一场强化种族道德标记的思想意识形态战争。在“进步”话语中，家庭形式与国家身份紧密相连，个人的性行为也与公众福祉和美国文明密不可分。(58)一夫一妻制是基督教的道德规范，也是美国文明的体现形式。为了让女性固守家庭这个“道德领域”，美国严格监管女性的性行为，针对卖淫、堕胎、通奸等出台了严厉政策。(59)作为道德监察者的中产阶级女性对此非常支持，宣称只有基督教框架之内的家庭性爱才具有合理合法性，任何婚外性行为都是通奸，放纵的自由是缺乏理性的野蛮人种才会犯下的“意志薄弱”的贱行。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女性积极参与了教会领导的反离婚“圣战”，以纠正这一“反社会”问题。(60)她们着重抨击的通奸行为包括重婚和卖淫。多偶制把女性变成了性奴，因而被称为奴隶制的“孪生的野蛮”。对于美国女性来说，这一婚姻制度打击了她们把家庭变成基督教天堂的持家伟业，它滋生于中国和东南亚等“东方异教主义”和“独裁”地区，是那些地区的劣等移民带给民主美国的恶习。(61)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西奥多·德莱塞的名作《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1925)的主人公克莱德为了追求新欢而谋杀怀孕未婚妻的恶行才被定义为“美国”而非个人的悲剧。另一个损害美国民主美德的“白人奴隶制”(white slavery)是卖淫。(62)19世纪将女性视为传承文明的“道德天使”，就如《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白人女孩伊娃那样天性纯洁且毫无性欲。这个“无欲”的圣化形象其实隐藏着一个“好女人”与“坏女人”的划分：颂扬“好女人”对性欲的超越其实就是在谴责妓女是肉欲的奴隶。(63)到进步主义时期，女性性欲更是被科学话语贴上“非理性”的标签，成为危害美国文明的因素。医学界认为，女性天性便是性欲的奴隶，在青少年阶段尤其如此，极易引诱正直男性并传染疾病；性欲旺盛且无法控制的女性是“精神变态者”(psychopath)(64)。所以，女性最理想的人生是从女童直接步入母亲阶段，以避免道德败坏的过程。如《街头女郎梅吉》女主人公的命运所示，女性一旦失去家庭的道德保护便很容易堕落成妓女。(65)在美国社会看来，除非受到暴力胁迫，白人女性不会自甘堕落；卖淫女必然都是“意志薄弱”的“野蛮种族”移民。(66)美国男性必须约束自身行为，回归“家庭性爱”体制，否则便会被劣等种族女性所腐蚀。这种道德监管任务跃升为白人女性维持“先进”文明的种族责任，也是她们融入“进步”话语的净化仪式。因而，她们自封为“美德守卫者”，把女性身体视为需要管制的对象，成立“纽约女子保护会”这样的志愿者警察组织来监督少女的性行为。妓女则成为净化仪式的献祭：她们必须在监狱中接受“持家话语”的教化，使其充满欲望的身体“美国化”和“家庭化”，成为美国社会中的建设性能量。在美国宾州的兰开斯特，“治疗”反叛少女“性欲过强”的药方便是繁重的家务，意欲使她们了解“持家的快乐”，避免走上卖淫的不归路。(67)当时最负盛名的贝德福德女子监狱对妓女犯人进行了严格的“改造”，使她们出狱后只能成为家政服务员。对妓女性能量的规训不仅是性别政治的要求，也隐藏着缓解当时美国家政劳工危机的深层意图。(68)在美国进步主义文学中，通奸主题跨越了阶级和区域的差异，与非理性和异族性联系在一起。在西部平民作家薇拉·凯瑟的《啊，拓荒者！》中，波西米亚人玛丽是“自由之爱”(free love)的代表，在婚外情的现场——浪漫的(因而是非理性的)白桑林之中——被暴怒而丧失理性的丈夫弗兰克(也是波西米亚人)射杀。(69)当女性“社会持家”的代表亚历山德拉决意宽恕他时，弗兰克感激涕零地保证“要离开这个国家”，承认了自身对于民主美国的异质性。(70)东部上流社会作家伊迪斯·华顿的姐妹篇《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1905)和《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1920)共同刻画了违背婚姻机制的行为的后果。《欢乐之家》中的交际花莉莉因多次卷入与已婚男性的通奸丑闻而身败名裂，被逐出上层阶级交际圈。所幸她依靠缝纫女帽工作养活自己，最终得以清白离世，体现了持家对欲望的驯服和拯救。《纯真年代》则将具有异域情调的离婚女人、波兰伯爵夫人埃伦·奥兰斯卡刻画成美国上流社会的侵入者。最终，男主人公纽兰选择留在怀孕的妻子梅身边承担责任，没有任性地追随埃伦到欧洲去。华顿本人把《纯真年代》当做为激进的《欢乐之家》所做的“道歉”(71)，但两部作品具有本质的一致性，都呈现了通奸作为非理性行为对于美国价值体系的威胁，必须通过主妇的持家美德来消弭其影响。 总而言之，在进步主义时期的道德运动中，美国女性利用“进步”话语赋予自身的道德权威积极参与了政治事务，将自己从被动的“房屋中的天使”变成富有行动力的“社会持家人”。她们在此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使非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成为她们参与美国国家建构进程的祭品。 过反感这一“进步”话语，因为相对于她们对于社会权力的需求来说，将其他种族隔绝在美国之外才是当务之急。 三、“共和国母亲”：承载帝国命运的女性身体 在美国进步主义时期女性的“文明持家”中，最能体现性别政治彻底服从于国家政治的行为是她们在国际范围内对自己“共和国母亲”的身份建构。究其实质，“共和国母亲”身份是国家政治对女性身体的“征用”，指美国女性通过生育和教育儿女来维护种族纯洁、彰显“民主”美德及拓展国家利益。通过成为“美国公民”的孕育所，美国女性将自身肉体变成了彰显国家权力的场域，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承担了体现、保护和扩张美国文明的重任。 增加“美国人”的人口数量、维护种族纯洁是“共和国母亲”最主要的任务，亦是她们必须要打赢的“摇篮的战争”。19世纪末，“低劣种族”移民的大量涌入和热衷生育让美国主流社会忧心忡忡，陷入被替代的焦虑之中。当时，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和各族群的数量比不仅仅是单纯的抽象数据，而且是关乎国家和种族存亡的指标。但在美国国内，白人女性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种族移民，被美国社会视为盎格鲁-撒克逊裔的“种族自杀”。女权主义作家夏洛特·吉尔曼在《美国太好客了吗?》(“Is America Too Hospitable?”)一文中痛斥美国在移民政策方面过于宽松，“愚蠢地”选择了“熔炉”作为国家身份的比喻。她令人瞩目地运用“做饭”这个女性持家的比喻——好的原料才能做出好的食物——以说明只有纯洁高贵的血统才能使美国走向进步，不加筛选地接受异族移民只会把美国变成“泔水”一样的社会。(72)美国政府随后依照“社会控制”理念，根据从欧洲思想界学来的优生学思想制定了一系列国家法令法规，限制国内的“寄生虫、不可雇佣的人、低收入种族”延续其“低劣”基因：那些种族的女性不仅在社会经济领域被剥夺了“生产”的权利，在身体上同样如此。(73)白人女性成为国家和民族希望的载体，被要求多生育盎格鲁-撒克逊后代，打赢这场人口战争。美国心理协会首任主席斯坦利·霍尔严厉抨击那些受过教育却选择不结婚的中产阶级女性，指责她们太“自私”，像“玩偶”一般没有用处。(74)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评价体现了与此一致的官方态度：“如果女性认识不到做好贤妻良母是她们最重要的任务，那么我们国家则需要开始担忧今后的命运了”，并将不愿结婚和生育的白人女性称为“恶毒无知”的“种族背叛者”。(75)白人女性很乐意地接受了“种族母亲”的圣化角色，甚至发展出了“优生学女性主义”(eugenic feminism)这样的思想来维护、固化和宣扬自己的这一身份。(76)《我的安东妮亚》的同名女主人公是这一身份最好的体现者。安东妮亚虽然是不受美国社会欢迎的捷克移民，但她在接受美国价值观、完成归化过程之后，便因为生育了多个孩子而被赞为“丰富的生命的矿藏，就如那太古民族的奠基人一般”；她的丈夫库扎克则是她“特殊使命的工具”。(77)这个“特殊使命”显然就是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白人女性担负的“种族母亲”之责。小说把安东妮亚视为民族的起源，真正表达的却是对美国新生力量的看重。小说最后一章的题名与安东妮亚无关，却是“库扎克家的儿子们”，他们像是“向着阳光的一次真正的生命大爆炸”(78)。这些描写中的昂扬之气便来源于种族人口对于美国“进步”身份的重要性。 在生育人口之外，“共和国母亲”对于国家政治的参与和贡献还有一个特殊的也是核心的形式，即对美国帝国主义战争的拥护。美国女性的这一情感认同经常为女性主义研究所忽视。传统研究总是把美国女性标榜成反对战争的先锋，原因大抵是出于为女性建构一个有别于男性的崇高形象的善意，但却没意识到这恰恰陷入了女性是“道德天使”这一身份编码的逻辑之中。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这一结论其实是男性刻意营造的意识形态策略，目的在于把女性排除在国家和文明的建构进程中之外，从而挽救他们自身的身份危机。在19、20世纪之交，随着“边疆”的关闭、体制化工作的日益重要、劳资矛盾的加剧、经济危机的爆发、移民数量的增加、“新女性”对于公共权力的主张等社会变革，被尊为美国民族性格的“边疆精神”日益式微，动摇了美国男性的身份基石。为此，美国社会呼吁重塑男性化的美国精神，在国际层面拓展新的“边疆”并推广美国文明。足球、拳击、健美和战争等富有“男性气质”的活动便成了实现这一意图的文化仪式，其中尤以战争为最高形式。任何不支持美国扩张战争的言行都被贬斥为女性化的“非理性”。(79)这一舆论策略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女性回归代表柔性力量的居家角色。当时一部分进步主义女性群体的立场和行动客观上的确符合男性的性别政治意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自由与和平国际联盟”主席简·亚当斯在海牙世界妇女大会上进行了首次国际反战努力，会晤各国首脑并在他们之间进行斡旋。(80)但实际上，真正反对战争的女性只占小部分，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与帝国事业的联系远比“非理性”地反战这一刻板印象更为紧密。总体说来，她们表现出浓重的“爱国主义”情结，非常积极地支持美国政府的扩张战争。(81)当时美国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便是这一女性处境的注脚。在薇拉·凯瑟的小说《我们的一员》(One of Ours，1922)发表并于翌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后，该小说遭到了男性主导的文学界的批评。文化领袖H.L.门肯认为凯瑟在描绘美国公民“参与消除罪恶之圣战”时带有“抒情般的荒谬……与女性小说家的战争模型别无二致”(82)。当时尚未成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讥讽这是一部“凯瑟化的”(Catherized)作品：“可怜的女人，她总得找个地方搞点战争经历。”(83)“Catherized”这个双关语(暗指“麻醉的”[anaesthetized])把一个“非理性”的意象特质强行赋予凯瑟的女性视角，体现了男性创作的焦虑。现今评论为凯瑟多有辩解，认为她其实是在讽刺美国官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意识形态。(84)但结合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女性的“社会持家”运动背景可知，这部作品中持续出现“闪亮的理念”这一短语，并让美国士兵为之捐躯，完全符合当时女性对于美国帝国进程的支持，正体现了“捍卫美国民主和文明”的战时公民义务；题名“我们的一员”亦展露了建构美国群体身份的意图。 具体而言，一战时期的美国女性在三个方面承担了公民的帝国义务，藉此完成了“共和国母亲”身份的自我赋予：建构种族等级体系、送子参军和保障军队的战斗力。这三点的呈现都与身体话语紧密相关。 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女性效仿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女性先辈，积极建构并维护着种族等级体系，以便为美国的对外扩张找到最符合自然法的理由。欧洲帝国在推行殖民统治时，种族界限的划定和维持一直是它们致力解决的首要问题。那些作为帝国权力象征的男性被派遣至殖民地之后对母国文化少有遵从，经常屈从于肉体的欲望而与殖民地女性发生关系并产下后代。这一淫乱行为模糊了帝国与属地之间的人种等级，对帝国身份产生了解构性的影响；同时它也在军中传播性病，削弱了士兵的战斗力，降低了帝国的控制力度。为此，欧洲帝国除了在殖民地通过严厉的反卖淫法案之外，还炮制了一套以种族等级体系为基础的文明话语，将“妓女”一词等同于异族女性，把性病与原始和野蛮联系起来，将之定义为超出西方理性之外的“东方黑暗之地”。(85)为此，帝国女性纷纷充当“道德传教士”，赶赴殖民地进行“文明的持家”——监督本国男性不再犯下“越界”行为，通过做饭、侍弄花园等体现“欧洲性”的持家活动为他们提供文化归属感，并且以母国价值观教育自己在殖民地所生的孩童——从而在重建种族和阶级秩序中发挥了“战略性”作用。(86)比如，法属西非的教育总督察盛赞帝国女性以“柔软的力量”为帝国事业做出了贡献，成为隔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分界线：“我们只要处于同种女人的监视下，就依然是个体面人。”(87)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女性显然秉承了欧洲女性先辈的帝国意识和性别定位，亦通过在国内的“社会持家”和国际的传教活动彰显了她们对“进步”话语和世界种族等级体系的认同，不仅为美国的国际扩张找到了合法性，也影响了美国人的世界认知和国家想象。从国际传教活动来说，美国女传教士青睐的地区都是那些“低劣的”“落后”民族生活的地方，意图“提升”他们的文明程度。中国便是美国女性传教的重点地区之一。(88)这不仅在美国文学中有所体现(如《我们的一员》把美国女性去中国传教视为比男子参军拯救旧欧洲更加英勇的献身之举)，连中国旅美作家的创作也多在这一语境中展开，如冰心的短篇小说《相片》(89)。这是被收录进美国《1880-1980短篇小说与相片文集》的唯一中国作家作品，它通过美国女传教士施女士与中国养女淑贞之间的关系，展示了美国女性在种族政治和性别政治的张力之间对于美国帝国进程的参与。到中国教会学校教书的施女士由于孤独而收养了孤儿淑贞，将她当做布偶来保护和爱惜。这个“美国/母亲-中国/女儿”的关系不仅体现了上文所提到的文明进化论框架下的种族教化，亦揭露了美国女传教士自身的性别焦虑：施女士因为受到毕牧师的感情伤害而毕生孤独，也因此严加控制淑贞的情感，在淑贞对中国男子李天锡动心时，她情绪崩溃了。这种情感显然符合“玩偶情结”(doll complex)：淑贞在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意义上充当着施女士的“玩偶”，反映了美国女传教士作为“社会持家人”的最终诉求其实是国家和男性。(90) 从国内的“社会持家”来说，“共和国母亲”发挥的作用就是保持美国的“民主美德”，彰显美国文明相对于其他种族的先进性。在文化和政治层面上，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社会担忧来自“腐朽和专制的”旧世界的新移民们带来“恶习”，败坏本国的道德和政治制度。因此，它要求所有移民必须融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任何留恋故国风俗习惯的移民都会被视为“民主美德”的敌人而遭到排斥。就如小说《我的安东妮亚》中初到美国的雪默尔达太太从家乡带去的土特产被吉姆的祖母扔掉所暗示的，异族的食物和持家习惯就是美国文明的入侵者。中国人是这一充满敌意的文化归化制度的最大受害群体。美国的政客放言，中国移民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对美国民主构成了极端危险的挑战，“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仍然是外人，离群索居，固守他们原来国家的风俗和习惯。他们几乎不可能融入到我们民族中来，也毫无希望改变他们的习惯或生活方式”，这种偏离了“美国性”的异质因素被定性为“东方侵略”(Oriental invasion)。(91)以种族政治为基础的情感厌恶成了美国社会共同的话语修辞，被各种社会群体利用以表述自身的权利诉求，比如吉尔曼的名篇《黄墙纸》就是通过“黄祸”意象唤起大众对于男权压迫的反感。(92)面对此种情况，美国母亲们自觉地承担了保持美国习惯、体现种族美德的文化义务。她们并没有如女权主义者一般为自己争取投票权，而是督促美国男性捍卫本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气象。1923年，她们为了限制新移民的政治权利，发动了一场投票运动，严厉敦促美国公民投票，将那些因所谓玩世不恭而将政治决定权留给新移民的中上层男性斥为“美国最危险的人”。(93) 送子参军是“共和国母亲”建构自身身份的核心行为，也是她们为美国生育盎格鲁-撒克逊后代之后进一步介入国家塑造工程的方式。在美国进步主义时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送子参军与美国进行国际扩张的帝国意图完全符合，是美国女性参与帝国事业的最积极形式。“进步”话语将美国塑造成“先进文明”的圣殿，它的保障、维持和扩张所依赖的则是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些母亲们衷心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帮助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护卫和推广“进步”文明，继而完成美国的“天定命运”。她们通过努力在海军协会中设立了妇女分会，还在女性俱乐部里宣扬军队是她们的母亲职责能够被履行的必要前提。(94)作为这个前提的前提，送子参军于是成了美国女性表达爱国情感的基本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情感达到了顶峰。美国海军1917年的征兵宣传画《长官，他来了》(Here He Is，Sir)画的便是一位母亲将自己的儿子交给山姆大叔。(95) 除了为美国军队提供人力资源外，“共和国母亲”的身体与帝国命运的等同还体现在经济和道德层面。美国女性的身体对帝国的滋养延伸到了为军人儿子们提供后勤保障这一行为上。母亲的乳汁喂养儿子这一意象在帝国进程中得到了重现，这也是美国官方话语所极力强化的。美国政府号召民众购买自由国债的宣传画名为《女人！帮助美国的儿子们！》(Women！ Help Americas Sons，1917)，画面上是一位慈祥的中年妇女张开怀抱，背景是在远洋战斗的美国海军。另一幅《腌制》(Preserve)是山姆大叔带领美国妇女向军队提供果蔬。(96)英文“腌制”(preserve)一词除了持家活动外，另有“保持”之义，呼应了美国民主话语中女性传承“民主习惯”的重要作用。在道德层面，如她们在“社会持家”中发挥的监督作用一样，“共和国母亲”积极实践着其公民的“警觉”义务，监督军人儿子们不把精力浪费在妓女身上而削弱战斗力。(97) 在战争期间，个人的性行为被国家化，规训和监管自身的性欲是爱国话语的重要内容。对于女性来说，将性欲转化成对国家有益的活动是她们的特别义务，否则便是叛国。就此点而言，“共和国母亲”的身体与妓女的身体有一个对比。“共和国母亲”以身体为国家政治服务是值得赞美的奉献，而妓女则被国防部和美国民众视为与德军同等的威胁。(98)究其本质而言，这一有关卖淫话题的战时讨论是更大范围的女性身体话语生产的一部分。在这一话语中，女性身体被分成两个对立的类别：一个是生产的(无性的、值得尊敬的)身体，另一个是非生产的(性欲的、令人不齿的)身体。(99)自由的性欲除了在道德层面应遭受谴责外，在战争意识形态之下也造成了美国男性战斗力的浪费，从而具有了叛国的罪恶含义，因此受到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严厉监管。她们将其与售酒、卖淫、骚乱行为等一同视为削减美国战斗力的恶习，通过谴责此类行为彰显自身与其他种族、工人阶级、妓女等“他者”女性群体的不同。(100)在进步主义时期文学中，小说《我的安东妮亚》除了贡献了安东妮亚这个生育层面的“种族母亲”形象之外，还刻画了爱国层面的“共和国母亲”形象，即哈林夫人——她不仅将自己的儿子送进了海军，参与到美帝国的海域扩张中，并且在道德层面“捍卫”着美国文明。在安东妮亚最终被圣化成美国之母前，她作为异族女子曾经与性放荡联系在一起，最终未婚生子。在此期间，哈林夫人担负起了教育和监管之责，在安东妮亚一意孤行时毫不客气地将她驱逐出哈林家。小说结尾，安东妮亚尤其感谢哈林太太对她的“教育”：“我在哈林家学到了一些好的方式，使我能把孩子们抚养好。”(101)这里“好的方式”无疑就是美国的“进步”价值观，而安东妮亚两段经历的对比体现了女性身体的国家化要求，展示了“文明的持家”的主要内容。总而言之，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女性以母亲身份成功地介入到了政治中，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再生产和维护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20世纪70年代的多元文化运动之后，身份建构话语进入了社会离心力加速的时代。各群体为了争取自身的权利、宣扬自身的价值，开始不断解构关于国家和政治的宏大叙事，忽略个体作为国家公民这个最基本的身份。在所有的身份建构因素中，国族是最重要且无法回避的维度，毕竟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个体或群体不能以脱离国家政权保护的“赤裸生命”而存在。在社会改革、政治动荡或者价值危机时刻，这一事实体现得愈发明显。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断言，群体自身的独特性必然要服从国家政治。正如卡尔·曼海姆对于个人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所概括的，“我们之所以从属于一个群体，不仅是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群体中出生的，不仅是因为我们都宣称我们从属于它，而且，也不仅是因为我们都对它表示忠诚和效忠，而首先是因为我们使用它所使用的方式(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群体所具有的各种意义)，来看待这个世界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某些事物”(102)。 作为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基础的“进步”话语有一个最根本的目标，即服务于国家的建构工程，在种族和文明的框架下塑造美国民众的自我身份想象。对于当时的个体来说，只要其接受其美国公民身份便势必会接受这一话语逻辑而成为国家主体中的有机构成。美国女性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对于其行为和心理认同的判断不能脱离这个历史的语境而采取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去得出预设的结论。当时美国女性主流群体没有激进挑战正统的社会价值，而是通过“社会持家”帮助定义了美国的“文明”和“民主”价值以及这些价值观所特指的种族群体，帮助美国建构了“进步”的国际形象，从而完成了自身在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 ①“真正女性”标准要求女性拥有“虔诚、贞洁、温顺、持家”这四种美德，在服务男权社会的同时成为社会“文明”的标尺(see Barbara Welter,"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1880-1860",in American Quarterly,18:2[1966],pp 151-174)。 ②See Sarah Grand,"The New Aspect of the Woman Question",in North American Review,158(Mar,1894),pp.270-271. ③See Marianne Berger Woods,The New Woman in Print and Pictures: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Jefferson:McFarland & Company,2009,p.11. ④Ouida,"The New Woman,in North American Review",158(May,1894),p.612. ⑤Qtd in Gillian Sutherland,In Search of the New Woman:Middle Class Women and Work in Britain,1870-191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11. ⑥See Sheila Rowbotham,Dreamers of a New Day:Women who Invented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Verso,2010,p.4. ⑦See Gillian Sutherland,In Search of the New Woman:Middle Class Women and Work in Britain,1870-1914,pp 13-14. ⑧See William H.Chafe,The Paradox of Change:American Women in the 20th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9,p.11. ⑨Quida,"The New Woman",p.612. ⑩See John Ruskin,Sesame and Lilies,Gloucestershire:Dodo Press,2007,pp.55-57. (11)See Kay Boardman,"The Ideology of Domesticity:The Regulation of the Household Economy in Victorian Women's Magazines",in Victorian Periodicals Review,33:2(2000),p.155. (12)Cindy Weinstein,"Introduction",in Cindy Weinstei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rriet Beecher Stow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 (13)Elizabeth Ammons,"Heroines in Uncle Tom's Cabin",in American Literature,49:2(1977),p.163.关于这部小说中的种族思想与家庭价值观的融合，详见Arthur Riss,"Racial Essentialism and Family Values in Uncle Tom's Cabin",in American Quarterly,46:4(1994),pp.513-544。 (14)See Daria Frezza,The Leader and the Crowd:Democracy in American Public Discourse,1880-1941,trans.Martha King,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2,pp.113-120. (15)Rogers Smith,Civic Ideals: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U.S.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pp.467-468. (16)See Walter Benn Michaels,"The Vanishing American",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2:2(1990),pp.220-241; Walter Benn Michaels,"Race into Culture:A Critical Genealogy of Cultural Identity",in Critical Inquiry,18:4(1992),pp.655-685; Paul R D.Lawrie,"'Mortality as the Life Story of a People':Frederick L Hoffman and Actuarial Narratives of African American Extinction,1896-1915",in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43:3(2013),p 359. (17)See http://www.globalresearchca/civilization-barbarism-the-white-mans-burden-1898-1902/5461424。 (18)See Alan Dawley,Changing the World:American Progressives in war and 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74. (19)See http://immigrants harpweek.com/ChineseAmericans/IIlustrations/113LastAdditionToTheFamilyMain.htm。 (20)Willa Cather,A Lost Lady,New York:Vintage Books,1990,p.141.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1)上尉早年在草原上建立了铁路网。铁路导致了对精确时间的苛刻要求，以自然为衡量尺度的地方时间被标准时间(即机械钟表显示的抽象时间)所代替。有关“现代”时间的建立，详见Jeff Webb,"Modernist Memory; or,the Being of Americans",in Criticism,44:3(2002),p.232；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惠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22)See Daria Frezza,The Leader and the Crowd:Democracy in American Public Discourse,1880-1941,p 39. (23)See Daria Frezza,The Leader and the Crowd:Democracy in American Public Discourse,1880-1941,pp.68-96; Rogers Smith,Civic Ideals: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U.S History,pp.467-468; Ann Towns,"The Status of Women and the Ordering of Human Societies along the Stages of Civilization",in Martin Hall and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eds,Civilizational Identity: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Civilizations",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p.167-179. (24)See http://www.loc.gov/pictures/item/2010715053/ (25)See Ouida,"The New Woman",p 614. (26)See Ann Towns,"The Status of Women and the Ordering of Human Societies along the Stages of Civilization",p.176. (27)Charles Darwin,The Descent of Man,N.Chelmsford:Dover Publication,2010,p.399. (28)See Ann Towns,"The Status of Women and the Ordering of Human Societies along the Stages of Civilization",pp.170-175. (29)Frank Norris,McTeague,New York:Dover,2004,p.247. (30)See Lisa Cochran Higgins,"Adulterous Individualism,Socialism",and Free Love in Nineteenth-Century Anti-Suffrage Writing,in Legacy,21:2(2004),p.194. (31)See Craig Buettinger,"Antivivisection and the Charge of Zoophil-Psychosi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in The Historian,55(1993),pp.277-288. (32)See Vera Norwood,Made from This Earth:American Women and Nature,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3,p.171; Adam Rome,"'Political Hermaphrodites':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Reform in Progressive America",in Environmental History,11:3(2006),p.442,p.453. (33)Margaret Delard,"The Change in the Feminine Ideal",in Atlantic Monthly,CV(March,1910),p.295. (34)如南方乔治·皮博迪教育学院(George Peabody College for Teachers)在1914年成立了“家庭经济系”(see Mary S.Hoffschwelle,"The Science of Domesticity:Home Economics at George Peabody College for Teachers,1914-1939",in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57:4[1991],pp 659-680)。 (35)See Elizabeth Freeman,"The Whole(y)Family:Economies of Kinship in the Progressive Era",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16:4(2004),pp.619-664; Priscilla Yamin,"The Search for Marital Order:Civic Member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Marriage in the Progressive Era",in Polity,41:1(2009),p 87; William Kuby,"Till Disinterest Do Us Part:Trial Marriage,Public Policy,and the Fear of Familial Decay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30",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23:3(2014),pp.383-414. (36)See John Dewey,"Democracy and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in School and Society",45(April,1937),p.462. (37)Jane Addams,"Social Control",in The Crisis,1:3(1911),p.22. (38)See John Dewey,Democracy and Educa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New York:Free Press,1916,pp.2-3. (39)See Eric Love,Race over Empire:Racism and U.S.Imperialism,1865-19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4,p.10.关于当时欧美将自身与他国的关系定义为“父-子”或“教师-学生”模式的论述，详见Gary Wilder,The French Imperial Notion-State:Negritude and Colonial Humanism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p.125-126。 (40)David J.Rothman,Conscience and Convenience:The Asylum and Its Alternatives in Progressive America,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2002,PP.48-49. (41)Qtd in William H.Chafe,The Paradox of Change:American Women in the 20[th] Century,p.15. (42)Sarah Grand,"The New Aspect of the Woman Question",p.275. (43)See Sheila Rowbotham,Dreamers of a Neu Day:Women Who Invented the Twentieth Century,p.2. (44)See Judith L Stephens,"Gender Ideology and Dramatic Convention in Progressive Era Plays,1890-1920",in Theatre Journal,41:1(1989),p.48. (45)See Angus Fletcher,"Willa Cather and the Upside-Down Politics of Feminist Darwinism",in 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34:2(2013),pp 114-115. (46)See Dan Streible,"A History of the Boxing Film,1894-1915: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Reform in the Progressive Era,in Film History,3:3(1989),p.241. (47)See Mary Joy Breton,Women Pioneers for the Environment,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8,p.64; Darlene Emmert Fisher,"Evanston Women in the Progressive Era:Women Performed Social Work Representative of National Concerns",in OAH Magazine of History,1:3/4(1986),pp.19-21. (48)Adam Rome,"'Political Hermaphrodites':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Reform in Progressive America",p.442.关于女性环保史的梳理，详见Susan A.Mann,"Pioneers of U.S.Ecofeminism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in Feminist Formations,23:2(2011),pp.1-25。 (49)See Vera Norwood,Made from This Earth:American Women and Nature,p.24. (50)详见金莉《从〈尖尖的枞树之乡〉看朱厄特创作的女性视角》，载《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第87页。 (51)See David Stouck,Willa Cather's Imagination,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75,pp.24-32. (52)Willa Cather,O Pioneers!,New York:Bantam Books,1989,p.54. (53)See Sheila Rowbotham,Dreamers of a New Day:Women who Invented the Twentieth Century,pp.5-6.美国中产阶级女性思想传统的一大特征就是一方面与男性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一方面又积极利用它来确立自己相对于其他群体的独特身份。这不仅在种族层面，在阶级层面亦有体现。如伊丽莎白·郎兰德在分析19世纪维多利亚女性小说时所揭示的，中产阶级女性持家的核心内容就是利用阶级权力管理仆人，塑造等级分明的社会礼仪，进而成为白人中产阶级价值的实际决定人。因此，她们从来就不是既往女性研究所建构的沉默他者和静坐在家的“受害天使”(see Elizabeth Langland,"Nobody's Angels:Domestic Ideology and Middle-Class Women in the Victorian Novel",in PMLA,107:2[1992],pp.291-303)。 (54)See Julian B.Carter,"Birds,Bees,and Venereal Disease: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ex Education",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10:2(2001),p.220. (55)有关酗酒的医学或文化归属之争，详见R.E.Kendell,"Alcoholism：A Medical Or A Political Problem?",in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1:6160(Feb.,1979),pp.367-371; Howard F.Stein,"Alcoholism as Metaphor in American Culture:Ritual Desecration as Social Integration",in Ethos,13:3(1985),pp.195-235; Timothy P.Rouse and N.Prabha Unnithan,"Comparative Ideologies and Alcoholism:The Protestant and Proletarian Ethics,in Social Problems",40:2(1993),pp 213-227。 (56)See Clarence Miller,"The Public Health Aspects of Alcoholism",in The Public Health Journal,7:1(1916),p 6; Mariana Valverde,"'Slavery from within':The Invention of Alcoholism and the Question of Free Will",in Social History,22:3(1997),pp.260-261.这一点甚至被帝国主义用来证明自身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如法国将酗酒视为异族的恶习，声称自己的殖民是在帮助“提升”野蛮的原始文明(see Owen White,"Drunken States:Temperance and French Rule in Cote D'ivoire,1908-1916",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40:3[2007],p.665,p.673)，不过，当时对此也有异议(see Theo B.Hyslop,"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Alcoholism on the Physique and Ability of Offspring",in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1:2611[Jan,1911],pp.94-97)。 (57)See Holly Berkley Fletcher,Gender and the American Temperance Movemen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Routledge,2008,p.79; see also Timothy P.Rouse and N.Prabha Unnithan,"Comparative Ideologies and Alcoholism:The Protestant and Proletarian Ethics",p.219. (58)See Julian B.Carter,"Birds,Bees,and Venereal Disease: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ex Education",p.216. (59)See Mary E.Odem,Delinquent Daughters:Protecting and Policing Adolescent Female Sex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885-1920,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 Laura S.Abrams,"Guardians of Virtue:The Social Reformers and the 'Girl Problem',1890-1920",in Social Service Review,74:3(2000),pp 436-452; Catherine Cocks,"Rethinking Sexuality in the Progressive Era",in Journal of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5:2(2006),pp 93-118; Lawrence M.Friedman,Guarding Life's Dark Secrets:Legal and Social Controls over Reputation,Propriety,and Privac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 171-191. (60)See William L O'Neill,"Divorce in the Progressive Era",in American Quarterly,17:2,Part 1(1965),pp.206-207. (61)实行多偶制的犹他州也因此像美国南方一样成了共和国的叛徒，直至清除这一现象之后才在1896年被联邦接纳(see Kelly Elizabeth Phipps,"Marriage and Redemption:Mormon Polygamy in the Congressional Imagination,1862-1887",in Virginia Law Review,95:2[2009],pp.445-454)。 (62)白人女性的卖淫被称为“白人奴隶制”，在美国进步主义时期引起了巨大震动(see Mara L.Keire,"The Vice Trust: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White Slavery S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1907-1917",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35:[2001],pp.5-41)。 (63)See Mary Spongberg,Feminizing Venereal Disease:The Body of the Prostitut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Medical Discourse,London:McMillan,1997,pp.9-10. (64)这个词来自19世纪后期的德国疾病分类学，对象包括流浪汉、罪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者、改革者等。它体现了“理性”对女性性欲的彻底否定(see Elizabeth Lunbeck,"'A New Generation of Women':Progressive Psychiatrists and the Hypersexual Female",in Feminist Studies,13:3[1987],p.513,p.515,p.517)。 (65)这反映了当时“科学”话语的双重标准。医学界对于男性的性行为相当宽容，认为他们必须定期实施性行为而不受道德谴责，因为这是“正常”的生理宣泄需要。关于医学研究对于男女性欲的双重标准以及美国对“性”的看法变化，详见John C.Burnham,"The Progressive Era Revolution in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Sex",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59:4(1973),pp.885-908。 (66)See Christopher Diffee,"Sex and the City:The White Slavery Scare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Progressive Era",in American Quarterly,57:2(2005),pp 411-437; Ann R.Gabbert,"Prostitution and Moral Refonn in the Borderlands:El Paso,1890-1920",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12:4(2003),pp 589-594.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当时世界范围内不少国家都将卖淫视为对文明和国家身份的颠覆，而中产阶级则普遍被视为消除这一道德危机的力量(see Keely Stauter-Halsted,"Moral Panic and the Prostitute in Partitioned Poland:Middle-Class Respectability in Defense of the Modem Nation",in Slavic Review,68:3[2009],pp.557-581,William E.French,"Prostitutes and Guardian Angels:Women,Work,and the Family in Porfirian Mexico",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72:4[1992],pp.529-553)。 (67)See Elizabeth Lunbeck,"'A New Generation of Women':Progressive Psychiatrists and the Hypersexual Female",p.526. (68)See Anne E.Bowler,Chrysanthi S.Leon,Terry G.Lilley,"'What Shall We Do with the Young Prostitute? Reform Her or Neglect Her?':Domestication as Reform at the New York State Reformatory for Women at Bedford,1901-1913",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47:2(2013),p.460. (69)“自由之爱”是波西米亚人反抗婚姻体制的思想，认为缺乏思想交流的家庭只是“功能性”的空壳，这种情况下的通奸是正义的反叛。这一思想到1910年代达到了高峰(see Christine Stansell,American Moderns:Bohemian New York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Century,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0,p.251,pp.274-278)。 (70)See Willa Cather,O Pioneers!,p.263. (71)See Alexander V.Avakov,Metafolklore:The Surreal Diary of an Unwilling Spy,Bloomington:Xlibris,2012,p.273. (72)Qtd in Tim Prchal,"Reimagining the Melting Pot and the Golden Door:National Identity in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Literature",in MELUS,32:1(2007),p 34. (73)See Thomas C.Leonard,"Retrospectives:Eugen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Progressive Era,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4(2005),p 210,p.212. (74)See G.Stanley Hall,Adolescence:Its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s to Physiology,Anthropology,Sociology,Sex,Crime,Religion,and Education,New York:Appleton,1915,p.630. (75)转引自王恩铭《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6页；另参见Laura L.Lovett,Conceiving the Future:Pronatalism,Reproduction,and the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1890-1938,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7,pp.91-93; Aristide R Zolberg,A Nation by Design:Immigration Policy in the Fashioning of America,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6,pp.206-207。 (76)关于19、20世纪之交欧美女性主义与优生学思想的合流及其与帝国和种族问题的关联，详见Clare Hanson,A Cultural History of Pregnancy:Pregnancy,Medicine,and Culture,1750-2000,Hampshire:Palgrave McMillan,2004,pp.83-92。 (77)See Willa Cather,My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7,p.353,p.366. (78)Willa Cather,My Antonia,pp.338-339. (79)See Gail Bederman,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1880-1917,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Michael Kimmel,Manhood in America:A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Free Press,1996; Kristin L.Hoganson,Fighting for American Manhood:How Gender Politics Provoked the Spanish-American and Philippine-American War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 (80)亚当斯与她的同伴艾米丽·鲍尔奇及爱丽丝·汉密尔顿记录了她们的经历，结集出版为《海牙的女性们》(see Jane Addams,Emily G.Balch and Alice Hamilton,Women at The Hague: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men and Its Results,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3)。 (81)See Courtney Q.Shah,"'Against Their Own Weakness''':Policing Sexuality and Women in San Antonio,Texas,during World War I",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19:3(2010),pp.466-467. (82)H.L Mencken,"Portrait of an American Citizen",in Margaret Anne O'Connor,ed,Willa Cather: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42. (83)Ernest Hemingway,Ernest Hemingway:Selected Letters 1917-1961,ed Carlos Baker,New York:Scribners,1981,p.105. (84)详见李公昭《文本与潜文本的对话——重读薇拉·凯瑟〈我们中的一员〉》，载《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85)See Philippa Levine,"Venereal Disease,Prostitution",and the Politics of Empire:The Case of British India,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4:4(1994),p.590,p.598. (86)See Eliza Riedi,"Women,Gender,and the Promotion of Empire:The Victoria League,1901-1914",in The Historical Journal,45:3(2002),p.578,p.585; Frederick Cooper and Ann L.Stoler,"Tensions of Empire:Colonial Control and Visions of Rule",in American Ethnologist,16(1989),pp.613-614.关于持家活动的帝国主义旨归，详见Susan Zlotnick,"Domesticating Imperialism:Curry and Cookbooks in Victorian England,in 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16:2/3(1996),pp.51-68。 (87)Owen White,Children of the French Empire:Miscegenation and Colonial Society in French West Africa,1895-1960,Oxford:Clarendon Press,1999,p 27. (88)See Jane Hunter,The Gospel of Gentility: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89)Bing Xin,"Photograph,in Jane M.Rabb,ed,The Short Story and Photography,1880's-1980's:A Critical Anthology,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98,pp 121-137.在此感谢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张敬珏(King-kok Cheung)教授向本人提供了这部作品的信息。 (90)“玩偶情结”是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奥利弗对小女孩喜爱玩偶这一现象的理论归纳。奥利弗发现，小女孩和玩偶玩耍时总是遵循着固定情节：玩偶作为女儿不听话，被女孩扮演的母亲责备。从心理学层面上分析，这个“不乖”的玩偶实际上是小女孩的自身镜像，小女孩则在想象中成了日常教育自己的母亲，拥有成熟的魅力并是父亲的选择对象(see Christiane Olivier,Jocasta's Children:the Imprint of Mother,trans George Graig,New York:Rouledge,1989,p.73)。 (91)See Chae Chan Ping v.United States,130 U.S.581(1889),p.595. (92)See Susan Sniader Lanser,"Feminist Criticism,'The Yellow War Paper',and the Politics of Color in America,in Feminist Studies,15:3(1989),pp.415-441; King-Kok Cheung,"Thrice Muted Tale:Interplay of Art and Politics in Hisaye Yamamoto's 'The Legend of Miss Sasagawara',in MELUS,17:3(1991-1992),pp.120-121; Catherine J.Golden,ed,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The Yellow Wallpaper:A Sourcebook and Critical Edition,New York:Rouledge,2004,pp.105-108. (93)See Liette Gidlow,"Delegitimizing Democracy:'Civic Slackers',the Cultural Turn,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Politics,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89:3(2002),pp.922-923. (94)See "Navy League of the United States",in Seven Seas,1:2(July,1915),p.30. (95)See Walton Rawls,Wake Up,America!:World War Ⅰand the American Poster,New York:Abbeville Press,1988,p.151. (96)See Walton Rawls,Wake Up,America!:World War Ⅰand the American Poster,p 206,p.122. (97)See Christopher Capozzola,"The Only Badge Needed Is Your Patriotic Fervor:Vigilance,Coercion,and the Law in World War Ⅰ America",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88:4(2002),p.1372.美国邻里互相监督言行被认为是公民责任的一部分，在战时利于国家安全。在一战期间，很多“意志薄弱”的女性(即妓女等性行为随便的女性)被强行送到医院进行心理检查，甚至绝育。关于美国女性在一战期间的使命感，详见Christopher Capozzola,Uncle Sam Wants You:World War Ⅰ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n Citize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83-116。 (98)See Sarah Mercer Judson,"'Leisure Is a Foe to Any Man':The Pleasures and Dangers of Leisure in Atlanta during World War Ⅰ",in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15:1(2003),pp.97-98; Julian B.Carter,"Birds,Bees,and Venereal Disease: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ex Education,pp.221-222. (99)See Shannon Bell,Reading,Writing,and Rewriting the Prostitute Bod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p.41. (100)See Courtney Q Shah,"Against Their Own Weakness",p.464,p.459. (101)Willa Cather,My ,p.343. (102)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引论》，霍桂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