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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米兰·昆德拉：一位特殊的畅销作家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 ）并不是一位通俗作家，却显然是一位畅销作家，尤其在中国。如今，学界已有人将他称作法籍捷裔作家。他本人出于种种微妙的原因，也更愿意被视为法国作家。可我们依然将他归入捷克作家的行列，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他生于捷克，长于捷克，在捷克度过了人生最关键的岁月；二，主要作品均为捷克题材，且均用捷克文完成。 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市一个钢琴家家庭。生长于一个小国，在他看来，实在是一种优势，因为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昆德拉似乎从小就立志要当一个“世界性的人”。童年时代，他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和艺术教育。少年时代，常常滞留于父亲的书房，开始广泛阅读世界文艺名著。青年时代，写过诗，画过画，从事过音乐创作和电影教学。总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曾在艺术领域里四处摸索，试图找到我的方向”。最后，当他在三十岁左右写出第一个短篇小说时，他确信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从此踏上了小说创作之路。196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轰动捷克文坛，也奠定了他在捷克文坛的重要地位。 然而，“布拉格之春”偏偏就在那时发生，苏联的坦克偏偏就在那时驶入了捷克的土地，而昆德拉偏偏又是“布拉格之春”的急先锋。在此背景下，昆德拉的小说《玩笑》很快被译成许多西方文字，他本人也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只不过，这种声名建立在一种误解和代价之上：他被当做了“纯粹出于义愤或在暴行的刺激下愤而执笔写作的社会反抗作家”。他的小说也自然而然地被许多人简单地划入政治小说类。作为一个真正有文学野心和艺术追求的小说家，昆德拉感到了其中的危险和尴尬。“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昆德拉在捷克被禁止出版任何作品，处境艰难。他对祖国的前景悲观至极，觉得在大国的坦克面前，捷克这一弱小国家随时都可能消亡，完全丧失了政治热情，决定“永远地退到一旁”，当一个纯粹的小说家。在1969年至1973年这短短的几年里，他接连写出了长篇小说《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和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 1975年，在法国议会主席埃德加·伏奥雷的亲自请求下，捷克政府特准昆德拉和他的妻子维拉前往法国。一场捍卫自己艺术性的战役终于在他移居法国后打响。昆德拉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发表文章，接受采访，花费大量时间亲自校订自己作品的译本，并利用各种机会千方百计地表明自己的艺术功底和艺术渊源。他反反复复强调，他的祖国属于中欧，而非人们所说的东欧。他强调这一点，起码有两个基本意图：首先，尽可能地躲避政治阴影，因为，严格来说，“东欧”这一概念确实是世界政治的产物。在他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其次，表面他的文学渊源。如此，他便把自己纳入了欧洲小说传统。他在不厌其烦地谈论和推举穆齐尔、布罗赫、卡夫卡、贡布罗维奇等伟大的中欧文学大师时，也就在暗示读者，他和他们处于同一片文学星空下。他给幽默明确定义：“幽默是一道神圣的闪光，它在它的道德含糊之中发现了世界，它在它无法评判他人的无能之中发现了人；幽默是对人世之事相对性的自觉地迷醉，是来自于确信世上没有确信之事的奇妙的欢悦。”他甚至认为幽默是他和读者之间产生误会的最常见的原因。 最最重要的是要让作品说话，昆德拉深知这一点。在《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雅克和他的主人》先后被译成法文，并在法国出版后。昆德拉又以一种相当稳定的节奏推出了《笑忘录》《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不朽》等一部又一部小说。此外，还先后出版了《小说的艺术》、《被叛卖的遗嘱》、《相遇》等谈论小说艺术的随笔集。就这样，身居法国，并通过法国，昆德拉凭借其独具风格的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开始为世人瞩目，并逐步在世界文坛占有显著地位，甚至被西方某些评论家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在世作家之一”。 二，米兰·昆德拉如何进入中国 特殊历史的缘故，中国学界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注意到昆德拉。时任《世界文学》编辑、捷克文学研究者杨乐云以“乐云”之名在1977年第2期《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题为《美刊介绍捷作家伐措立克和昆德拉》的文章，率先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两位捷克小说家伐措立克和昆德拉。文章重点提到了昆德拉的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由于《外国文学动态》当时尚属内部刊物，影响自然有限。时隔多年，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在1985年第4期《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题为《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郑重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两位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作者认为：“昆德拉的作品，哲理性很重，但他的笔触却是很轻的。许多人生的重大问题，他往往一笔带过，而几个轻微的细节，他却不厌其烦地重复叙述，所以轻与重也是他的作风与思想，内容和形式的对比象征。”作者称赞昆德拉“写的是小人物，但运用的却是大手笔，不愧为世界文学的一位大家”。作者还敏锐地注意到了昆德拉小说中的音乐因素和反讽手法。客观地说，这是中国国内发表的第一篇有一定学术分量和审美价值的介绍昆德拉的文章。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昆德拉介绍、传播和接受从1985年拉开了帷幕。 李文发表两年后，作家出版社，以“作家参考丛书”的名义，接连出版了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①]（景凯旋、徐乃健译，1987）、《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②]（韩少功、韩刚译，1987）、《生活在别处》（景凯旋、景黎明译，1989）等长篇小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敏在采访了白冰、韩少功等相关人员后，写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德拉如何进入中国》，介绍了当时翻译出版昆德拉的一些颇有戏剧色彩的细节。我们不妨摘录几段： 白冰第一次听说米兰·昆德拉这个名字，还是近20年前，那时他是作家出版社的编辑。1985年，在国家出版局于西双版纳召开的一次青年编辑培训班上，有专家提到，东欧文学的代表性人物是米兰·昆德拉。 “当时我想，东欧跟我们有历史性的相似，知识分子命运、社会精神一致，所以我们肯定早晚要引进他的作品。但不知道谁对他比较了解。”白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回北京后，白冰四处打听，得知确实有人正在翻译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并且正是他熟悉的作家韩少功。在白冰找到韩少功之前，昆德拉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捷克流亡作家，在中国只被极少数文学圈内人知晓。 1986年，在武汉大学英文系进修了一年之后，韩少功以湖南作协专业作家的身份赴美公干，偶然从一位美国作家那里得到一本英文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一看之后，立刻产生了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冲动。“不仅在于它表现的历史和思想对中国人有一定的启发性，而且作者那种轻巧的'片断体’，夹叙夹议的手法，拓展了文学技巧的空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韩少功的二姐韩刚在湖南一所高职学校任英语老师，也是文学爱好者，于是两人决定合作翻译。大概半年之后，译稿初成，由韩少功统稿完成。他联系了几家出版社，都遭遇退稿，不过他并不认为是出于政治原因。“1986年的中国已经逐步打开国门，气氛相对宽松。出版社拒绝这本书，可能只是觉得这个作者没什么名气。”韩少功回忆。 其时，从西双版纳回来的白冰打听到韩少功已翻译了一部米兰·昆德拉作品，立刻与他联系。“看完韩少功的译稿后，觉得非常好。我感觉昆德拉的写作有一个庞大的哲学理论系统支撑，比如对'轻与重’的思考。同时，他把故事写得很吸引你。你感觉，他的那些故事都是冰山之一角，留给你品味琢磨思考的，是水面下没法看到的部分。而且，他很注重人物的情感纠葛、碰撞和命运的描写。”白冰说。 白冰所在的作家出版社第三编辑部，负责文化类作品出版，当时除了出版销量火爆的琼瑶、岑凯伦的言情小说之外，还在出一套“作家参考丛书”，介绍各种流派的代表著作，作为透视世界思潮和文学潮流的一个窗口。昆德拉的作品也被安排在这个丛书之列。但昆德拉身为捷克的异见者，被东欧学术界贴上“反共”的标签，引进他的作品，毕竟具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当时第三编辑部的副主编亚芳(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鲍昌的夫人)，也看到了昆德拉小说的价值。她与白冰一起，跑了一趟新闻出版署(1987年1月由国家出版局改组而来)，询问出版的可能性。对方建议他们，最好先去中国社科院咨询专家。 他们去社科院，找到了外国文学所东欧文学研究室的专家。专家看后称，就文学价值本身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但专家建议他们，政治方面最好去问问外交部。因为当时捷克总理要访华，昆德拉是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如果在他访华前出那么一本书，恐怕对外交工作不利。他们又去了外交部。外交部的态度很坚决：此书现在不能出版。 1987年4月，捷总理什特劳加尔访问中国，这是30年来捷克斯洛伐克总理首次正式访华。同年6月，中国领导人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捷总理的访华结束之后，白冰再次尝试与外交部沟通，并表示可对小说作一些删改。 最后，删了三千来字，主要是托马斯和特丽萨之间的性描写，还有一些敏感词汇，比如“当局”“主义”等。韩少功也认为，删掉的只是一点点，书的原貌大体得以保全，还算好。对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一书名，白冰与韩少功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有点绕，不太利于传播，但也没有更好的名字蹦出来，只好用它。“他引用的是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观点。事物都有两级，黑暗与光明，轻与重，温暖与寒冷等。从我们的习惯来说，重是不能承受的，但其实轻也是不能承受的。”白冰说。最后，新闻出版署批准，此书以内部发行的方式面世。凭司局级以上的证件，可以在新华书店的内部书柜台买到(《金瓶梅》也是如此)。 1987年9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首印24000册。1989年，此书获准公开发行，第一年发行了70万册。这一发行量，虽然比不上琼瑶，但在文学作品中也算翘楚了。“'布拉格之春’后，捷克传统的价值观被摧毁，新的价值观还没建立，人在精神上非常空虚。这与中国当时的国情非常相似，所以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白冰说。 就在韩少功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刚刚从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留校任教的景凯旋偶然看到了昆德拉的另一部作品。由于比较关注当代文学，景凯旋较早知道了西方现代派的代表人物卡夫卡、萨特等。刚好有位认识的美国学者来南大访问，随身带了一本《为了告别的聚会》，就将书送给了景凯旋。 看完之后他感觉，此书既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诞小说，亦不同于中国当代的反思、寻根小说。“我们受的审美教育是由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定义的一种精英文学观，追求崇高的事物。昆德拉表现的却是价值的反讽，同时又不乏批判的力度，对我来说，就好像是打开了另一道思维之门。”景凯旋后来回忆。在朋友的鼓励下，他着手开始翻译。大概四个月之后，小说一稿完成。 景凯旋先与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但编辑没有听说过昆德拉。与韩少功的经历一样，他被委婉地回绝了。景凯旋的太太徐乃建认识韩少功，当时正与他商谈筹办一本同人杂志(即后来的《海南纪实》)，得知韩少功也翻译了昆德拉的书，并正在跟作家出版社谈合作。经韩少功介绍，1987年4月，景凯旋在作家出版社的办公室里见到了编辑白冰和崔艾真。景凯旋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样子很可疑，“土里土气的，手里提着一个提箱，里面装着一本全是写性爱与政治的书”。崔艾真说他“看上去挺学生气的”，让他多少有些沮丧。但第二天，崔艾真就给他打来电话，说决定出版这本书，她来做责编。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样，作为“作家参考丛书”，内部发行。编辑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几乎没有作任何删改。8月，《为了告别的聚会》出版。此后，作家出版社继续和景凯旋合作，于1989年1月出版了《生活在别处》中译本。本来《玩笑》也将紧接着出版，但就在即将出版之际，捷克使馆提了抗议。因为牵扯到外事，作家出版社不得不暂停《玩笑》的出版发行工作。一直到1991年1月，《玩笑》才在国内公开出版。 最初定为内部发行，后来实际上完全公开了，而且打上“作家参考丛书”的标签，主观上可能是为了应对一些禁忌，客观上却更能吊起读者的胃口，吸引读者的眼球。《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虽然译文充满了硬伤和理解错误[③]，但却以地道的汉语表达和文学语言，以及小说本身的独特魅力，在中国读书界引起轰动。与此同时，《中外文学》等杂志也在连续发表昆德拉的短篇小说、谈话录和一些有关小说艺术的随笔。很快，中国读者便牢牢记住了米兰·昆德拉这个名字。“轻与重”、“永劫回归”、“媚俗”等昆德拉小说中的词汇，作为时髦词汇，开始出现在中国评论者的各类文章中。读书界，似乎人人都在阅读昆德拉，人人都在谈论昆德拉。那一段时间，你若不读昆德拉，就有闭塞和落伍之嫌。昆德拉在中国迅速走红。一股名副其实的“昆德拉热”也随之出现，并且持续了几十年。迄今为止，昆德拉的几乎所有作品（包括他本人已经否定的一些作品）均已被译成中文。昆德拉研究者李凤亮介绍说：中国翻译界先后译介了昆德拉200多万字作品，就海峡两岸以及香港三地总体而言，几乎所有作品都有重译，有些甚至有多个译本。每个译本，印数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据不完全统计，在1992年中国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前，昆德拉作品在中国大陆的发行量就已超过50万册，若再加上港台印行的版本，则不低于百万之巨（还不包括当时及后来大量的盗版盗印本）[④]。昆德拉，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福克纳等外国作家一样，吸引并影响了一大批中国读者、作家和学者。这显然已是种值得分析和研究的现象。 三，阅读、研究和接受米兰·昆德拉 米兰·昆德拉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仅有不到三十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2003）；第二阶段（2003至今）。 第一阶段（1985——2003） 由于昆德拉小说的特殊背景以及昆德拉本人的特殊经历，在最初译介和研究昆德拉时，中国学术界曾响起过几种不同的声音。在1988年举行的首届“东欧当代文学研讨会”上，就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比较保守的意见认为，昆德拉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们在译介时应该持谨慎态度。另一种相对开明的意见则认为，昆德拉是个很有特色的作家，他的作品从哲学的高度思索和揭示复杂的人生，具有相当的艺术深度，很值得我们广泛介绍。当时，甚至还有人直接将昆德拉称为“反动作家”。这实际上涉及对昆德拉作家身份和昆德拉小说性质的定位问题。这一问题一直纠缠着昆德拉。如前所述，“布拉格之春”的缘由，昆德拉很容易被当作“纯粹出于义愤或在暴行的刺激下愤而执笔写作的社会反抗作家”。他的小说也很容易被简单地划入政治小说一类。这既是昆德拉的尴尬，也是小说艺术的尴尬。这样的尴尬，昆德拉在中国同样遭遇到了。韩少功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译序中就明确地将昆德拉的这部小说归入“伤痕文学”。而当时，“伤痕文学”正风靡中国大陆。中国读者阅读“伤痕文学”时，既有一种文学兴致，更有一种政治热情。“伤痕文学”适时地满足了刚刚经历“文革”的一代中国读者的心理需求。就连李欧梵也间接地称昆德拉小说为“抗议文学”。“抗议文学”无疑是“伤痕文学”的另一说法。另一方面，昆德拉小说中大量的情色描写，在吸引读者眼球的同时，也很容易让人们将他的小说简单划入“情色小说”之列。而“情色小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恐怕都会有巨大的市场，更不用说在刚刚经历了“禁欲时代”的中国大陆。这也成了昆德拉小说热销，以及大量盗版盗印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所有这一切显然低估和遮蔽了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价值，但阴差阳错，却激发起了中国读者极大的兴致、共鸣和好奇心。于是，不同的读者，怀着各自不同的心理和目的，热衷于阅读昆德拉。一时间，在中国，昆德拉似乎成了不折不扣的雅俗共赏的小说家。 在此背景下，捷克文学专家杨乐云的《他开始为世界所瞩目——米兰·昆德拉小说初析》一文便显得难能可贵。作者以冷静、客观的笔调、专业的知识背景介绍了昆德拉和昆德拉小说。文章指出昆德拉的思想特点是失望和怀疑，而他的小说的重要主题就是展示人类生活的悲惨性和荒谬性。“昆德拉从自己特定环境出发，把世界看成罗网，小说家的作用就是对陷入罗网的人类生活进行调查。因此，怀疑和背叛一切传统价值，展示罗网中人类生活的悲惨性和荒谬性，就成为昆德拉小说的重要主题。”[⑤] 这就一下子抓住了昆德拉小说的实质，找到了恰当的路径，对于深入研究昆德拉至关重要。文章还对“媚俗”、“忘却”、昆德拉小说和政治的关系、“小说诗歌化”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必要的阐述。学者李凤亮认为此文是中国大陆“第一篇较为全面地介绍昆德拉系列作品的文字”。在“昆德拉热”刚刚掀起，人们的阅读还带有各种盲目性的时刻，这篇文章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乐黛云在《复杂的交响乐》一文中，更进一步，强调指出：“昆德拉小说之所以与众不同，这和他对于小说这种问题的，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理解密切相关。昆德拉认为‘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去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人的‘具体存在’。昆德拉认为：‘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这样的认识更加明确，十分精当，直抵昆德拉小说的实质。因为，昆德拉就一再说过：“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存在’的勘探者。”[⑥] 此外，文章还具体而深入地探讨了昆德拉小说的手法和风格，介绍了他的小说诗学以及复调小说特征。作者显然深入研究过昆德拉的小说诗学，也仔细研读过他的小说文本，对昆德拉小说有着深刻的领悟。 盛宁是西方文论专家，又译过昆德拉长篇小说《不朽》。一定的文学视野和具体的翻译实践，让他写出了《关于米兰·昆德拉的思考》。作者强调这一题目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米兰·昆德拉本人对世界、人生、文学等问题的思考；二层是米兰·昆德拉及其作品所引发的思考。作者将昆德拉的思考归纳为三个话题：一是关于文学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对人的存在的拷问；三是小说艺术形式的出路。作者正是从这三个话题介入，提出了不少个人的看法。比如，对“媚俗“一词，作者通过文本细读，认识到，在昆德拉的思想中，媚俗有着更复杂的含义，不仅指矫揉造作、趣味庸俗的艺术品，还指骗人的谎言，以及编织谎言、自欺欺人的行为和态度。这就比较深刻地理解了昆德拉。文章对《不朽》中“意象形态”这一概念的思考也耐人寻味。作者强调指出，昆德拉揭露“媚俗”和“意象形态”的欺骗，并不仅仅限于某一种社会和政治制度，而是在进行一种超意识形态的思考。这一点，对中国读者阅读和理解昆德拉，尤为重要。作者还通过比较和分析得出结论：在“文化杂交的大气候中，以米兰·昆德拉为代表的来自东欧的新型小说，也给了欧美文坛以不小的冲击。人们看到，相对于那些不堪卒读的文字游戏式的‘实验小说’，倒是这后一类文学展示了更广阔的叙事可能性，提供了更为凝重、更加实在的审美意识，虽然这后一种小说也充满了奇想，也不乏‘超现实’的表现，但它们与历史和社会实际有着明显的联系，甚至表现出一种社会和道德的责任感。”[⑦]在上世纪90年代初，盛宁的这篇论文冷静，客观，开阔，深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崭新见解，对于人们阅读和研究昆德拉，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众所周知，移居法国后，昆德拉十分注重维护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形象。《小说的艺术》便是昆德拉竭力捍卫自己艺术性的种种努力的结果。1992年，《小说的艺术》的两个中文译本先后由作家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出版。人们很快便在此书中发现了无数把打开昆德拉小说之门的钥匙。此书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某种“昆德拉小说指南”。不少论文显然深受此书的影响和启发。应该看到，《小说的艺术》在相当程度上是昆德拉提供给人们的“阅读指南”，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为读者套上的“阅读桎梏”。如何在深入阅读和理解的同时摆脱某些“桎梏”，或者换句话说，如何真正用自己的目光来阅读和理解，便显得尤为重要。仵从巨、周国平、崔卫平等学者在此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尽管昆德拉一再试图撇清自己与政治的关系，仵从巨还是在《存在：昆德拉的出发与归宿》一文中指出：政治与性爱可以看作昆德拉小说世界的两个入口。作者认为，在宽泛的意义上，政治可被视为公众生活，性爱则可被视为隐私生活。而这两者就已基本包含人的“存在”的基本事实和可能。昆德拉正是由此二门而入，对人的“存在”进行了深入而有价值的探索。周国平在细读《小说的艺术》后得出结论：昆德拉所谓的“存在的不可承受之轻”其涵义与尼采的“上帝死了”命题一脉相承，即指人生根本价值的失落。在谈及媚俗时，作者认为“当昆德拉谴责媚俗时，他主要还不是指那种制造大众文化消费品的畅销作家，而是指诸如阿波利奈尔、兰波、马雅可夫斯基、未来派、前卫派这样的响当当的现代派。”[⑧]尽管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但这不失为一种看法。崔卫平在《驳昆德拉》一文中尖锐指出：昆德拉一再倡扬相对主义立场，但他的小说观念是否也有某种程度上的绝对主义之嫌？[⑨]在几乎一边倒的“昆德拉热”中，这样的质问对于读书界有着警醒的意义。 昆德拉之所以吸引读者，除了他的思想智慧和评判锋芒，还有他独特的小说风格和魅力，而他的小说风格和魅力又和他的小说诗学有着直接的关联。于是，对昆德拉小说风格和小说诗学的研究始终是中国学人乐此不疲的事情。在另一篇论文《“存在”之思铸就的形式》[⑩]中，仵从巨充分肯定了昆德拉小说形式的独特性，认为“基本词的使用”、“复调式结构”、“小说的音乐性”、“幽默或喜剧色彩”等是昆德拉小说形式独特性的具体体现。李凤亮依据作家本人的认定，就昆德拉小说中的“复调”和“幽默”进行专题研究，先后发表《别无选择：诠释“昆德拉式的幽默”》、[11]《大复调：理论与创作抉择超越的双重轨迹——论米兰·昆德拉对复调小说的承继与发展》[12]等系列论文，试图从系统分析昆德拉小说的形式原型入手把握昆德拉创作的实验性特征与复杂美学观念。作者认为：“幽默及笑剧特质显示出昆德拉小说的风格原型、语言特色，而复调特征则昭显了昆氏小说的架构原型、叙事模式，二者在昆德拉的诸部作品中各有表现，并以多种方式综合起来反映出小说形式表征的复杂性。”此外，邹建的《人的可能性与文的可能性》、[13]俞吾金、戴志祥的《铸造新的时代精神——米兰·昆德拉的话语世界》、[14]敬文东的《小说：对存在的勘探和对存在的编码——昆德拉小说理论管窥》[15]、涂险峰的《对话的可能性与不可能及复调小说》[16]等论文也在整体上把握昆德拉小说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 1999年，李凤亮、李艳编辑的《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编者在长期跟踪和研究的基础上，对1986至1996年这十余年间的昆德拉研究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恰当的总结。昆德拉研究中涌现出的重要文章和资料基本上都被收入书中。此外，书中还附有详尽的昆德拉研究资料目录。无疑，此书既是十年昆德拉研究的总结，也为未来昆德拉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和有益的参考。在此意义上，两位年轻学子为昆德拉作品的接受和研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第二阶段（2003至今）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不停地出版，基本都没有购得版权，大多数从英文转译，个别从法文翻译，一直十分畅销，既为出版社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也为出版社带来了诱人的经济效益。正因如此，市场上出现了不少盗版书。同时也出现了译本混乱、译文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抄袭和剽窃等不良现象。在昆德拉作品翻译和出版上，中国翻译领域和出版领域的乱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昆德拉本人通过某种途径对此有所了解，并表达了极大的不满。期间，不少大学、研究机构、出版公司和文学节出于各种意图，还想方设法，试图邀请昆德拉访问中国，均受到了他的拒绝。看得出，同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塔·米勒一样，昆德拉对中国也有着某种“保留态度”。本世纪初，上海译文出版社同米兰·昆德拉达成协议，买下了昆德拉认可的所有作品的版权，并根据昆德拉本人的要求，组织人马，依据法国伽里玛出版社的法文版，重新翻译出版了昆德拉认可的所有作品。郭宏安等众多法语文学翻译家的参与，保证了译文的质量。就连装帧和版面设计都充分征求和吸纳了昆德拉本人的意见。2003年起，当这套“昆德拉作品系列”陆续出现在书店时，照样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印数惊人，开印总数达到85万之多，而且大多数作品在面世不久后并告售罄，多次加印。这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新一轮阅读和研究昆德拉的热潮。可见中国读者对昆德拉的兴趣始终不减。 进入新世纪，昆德拉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气象：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方法和角度更加丰富多样；研究课题进一步细化和深入；个人观点和见解更加鲜明；一些专著开始同读者见面。由于文本的广泛传播，一些作家、老师和学生，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都对昆德拉表现出了研究的兴趣。不少学士、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写昆德拉的。不少课题都以昆德拉为研究对象。这里当然不排除某些追赶潮流、追逐名利的成分。但我们还是读到了不少有见地、有分量的文章和著作。 当昆德拉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时，读者显然已不再满足于一般性介绍和解读，而更加看重独特的思想和见解。董强在《昆德拉的欧洲视野》一文中认为：“在人们处于经济目的，纷纷开始致力于建设统一的欧洲之前，在今日的欧盟不断扩大，不得不将一些经济实力远不如自己，但文化上却不可置疑地属于同一血脉的国家纳入自身之前，米兰·昆德拉是前瞻性地为欧洲文化提供整体视野的重要人物之一。而能以小说这一独特的文学体裁为经脉，将之与欧洲精神，乃至欧洲的‘存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惟有昆德拉一人。”作者还特别强调，昆德拉提供的是观点，是视野，而非理论。[17] 涂险峰的《从昆德拉的“第二滴眼泪”到现代人的信仰姿态》是新世纪昆德拉研究中一篇难得的优秀论文。作者从昆德拉笔下的“第二滴眼泪”现象说起，通过缜密的论证，得出结论：姿态性构成了现代信仰的基本逻辑和支撑策略。现代神学摈弃对于信仰对象的理性求证，仅以信仰者自身的信仰状态为依据，这不过是以信仰论证信仰、以姿态论证姿态的同义反复。因此，作者认为：现代信仰“本质上也是姿态性的，与昆德拉不无嘲讽地刻画出的形象具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因为在这种信仰话语中，不是由于信仰对象得到验证的存在属性值得我们信仰，而是我愿意信仰、已然无条件、全身心地投入这种信仰，这本身被当作这一对象值得信仰的见证。这种‘为信仰而信仰’的追求与昆德拉笔下那为激情而激情、为了爱而爱、被自己的感动所感动的情感姿态如出一辙。现代信仰的策略及其姿态性大抵可以从昆德拉的‘第二滴眼泪’现象所暗含的逻辑得到描述，从这一基本意识结构得以说明。”[18]若没有开阔的视野、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写不出这样的论文的。 任洪渊在《米兰·昆德拉的不朽：时间外的脸与超时间的姿势》以诗意的笔调阐释和解读了《不朽》中的几个关键形象，其中包括姿势。作者如此写道：“姿势。这是一个在告别中召唤和预约的姿势，一个转过身去眺望前面的姿势。她们挥手。触摸。抱吻。交媾。分娩。瞑目。……一个姿势就是人体的一组词语。你不妨累计一下，迄今为止的世界，词语比人少，姿势比人更少，换句话说，不是我们在使用姿势，而是姿势在使用我们，正像不是我们在使用语言，而是语言在使用我们一样。从安娜·卡列尼娜卧轨的姿势与包法利夫人服毒的姿势，娜塔莎飞月凌空的姿势与玛特儿吻别于连断头的姿势，查泰莱夫人丰乳的姿势与拉拉美臀的姿势，直到最近阿格尼丝转身挥手的姿势与她的妹妹劳拉两手从胸前一翻推向不可见的远方的姿势……姿势上演的人生。”[19]显然，这已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更是一种诗意的对话和激发，充分显示出文学作品的力量。 任洪渊的文学随笔自然而然地让我们想到了加拿大文学评论家弗朗索瓦·里卡尔的著作《阿涅丝的最后一个下午》（袁筱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是一本文学评论作品，评论的是米兰·昆德拉的所有小说作品。作者一开始就宣称：“这不是研究，甚至也许不是评论，而是一种思考——大概这才是这种不为人理解的艺术的名字。”作者还特别强调“内在的阅读”：“一种在作品内部展开的阅读，这种阅读不会把作品看作它的‘对象’，而是将作品视为它的‘所在’，也就是说阅读作品的意识与作品已经不分彼此了。”我们之所以在此提及这本书，是因为里卡尔的不少思考，对于我们阅读和研究昆德拉，绝对富有启发意义。比如，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昆德拉的小说是对荒芜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被遗弃的世界，也就是说对不断出现于流亡意识的世界的探索。”再比如，他说：“昆德拉的叙事非常欢迎‘偶然’、‘巧合’，也就是因果关系的破裂和中断，同样，比起精心准备的‘大场面’，昆德拉的叙事更喜欢细节和插曲。”整部书中，这样的精彩论述比比皆是，而且都用特别文学的语言加以表述。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这甚至不仅仅是思考，而是一位作家和另一位作家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当然需要对应的修养、境界和才华。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的不少昆德拉作品中还附有里卡尔的单篇评论，起导读作用。因此，在中国昆德拉研究中，弗朗索瓦·里卡尔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几乎一进入新世纪，中国学者们也开始先后推出自己有关昆德拉的专著或图书：李平、杨启宁的《米兰·昆德拉：错位人生》（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彭少健的《诗意的冥思——米兰·昆德拉小说解读》（西泠出版社，2003），高兴的《米兰·昆德拉传》（新世界出版社，2005），仵从巨主编的《叩问存在》（华夏出版社，2005），李凤亮的《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张红翠的《“流亡”与“回归”——论米兰·昆德拉小说叙事的内在结构与精神走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等等。其中，《米兰·昆德拉传》、《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叩问存在》和《“流亡”与“回归”——米兰·昆德拉小说叙事的内在结构与精神走向》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米兰·昆德拉传》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更多地算是一种文学评传。由于昆德拉严密封锁个人生活，因此，写昆德拉传，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作者凭借多年积累，通过种种迂回路径，尽可能地贴近昆德拉的世界，大致勾勒出了他的人生轨迹，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同时还对西方语境中的昆德拉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力图让读者看到一个比较真实的昆德拉。书中有大量对昆德拉作品的分析和解读，兴许对读者理解昆德拉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叩问存在》汇集了十几位作家和学者的文章，全都围绕着昆德拉的世界。基本上都是文本解读，采用的都是随笔笔调，读来感性而亲切。昆德拉的几乎每部作品都有人论述。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角度。一些作者还能结合中国现实来读昆德拉。这让我们看到了对昆德拉理解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主编仵从巨特意说明：“这本书并不是编辑‘成品’的集子，除其中一篇外，其他的文字都是围绕本书的主题专门撰写的。”因此，这本书有鲜明的编辑意图，可读性和整体感均很强。 《“流亡”与“回归”：论米兰·昆德拉小说叙事的内在结构与精神走向》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探讨昆德拉叙事的内在结构与精神走向。作者选择“流亡”与“回归”、“断裂”、“肉身化”作为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的三条路线进入昆德拉的小说世界，试图梳理昆德拉小说世界的内在解构与整体形象，呈现“流亡”与“回归”、二元性与复杂性矛盾对昆德拉精神走向的内在限制，以及昆德拉叙事的最终走向。尽管书中的一些观点尚可商榷，但作者的探索精神十分可贵。 学术专著中，相对而言，《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具有学术含量。作者李凤亮早在学生期间就将昆德拉确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十多年坚持不懈，注重文本细读和资料积累，注重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注重系统性和规划性，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目前已成为难得的昆德拉专家。蒋述卓称他为“关注昆德拉较早、追踪研究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丰的青年学者之一”，是十分恰当的评语。《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正是他十多年阅读和研究积累的产物。其中不少篇章在成书之前，已散见于各类报刊。不少观点和看法也经过作者不断的打磨、扩充和深化。作者明确表示：“由‘诗’（形式分析）到‘思’（意蕴分析）再入‘史’（语境分析），这一‘剥笋式’的解读潜藏着一种必然性的渐进式研究思路：先把握了昆德拉小说诗学的形式创造与审美结构，才能为其意蕴分析与思想透视提供一个稳固的艺术框架，由此更进一步去揭示现象背后的历史线索，并为昆德拉在小说史上定位，才显得更为必要而可能。”而要实现这样的研究思路和意图，就需要开阔的学术视野，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资料积累，和缜密的论述能力。客观地说，作者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研究意图，但总体而言，依然显得有点宏大与空泛。 二十多年来，中国昆德拉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为昆德拉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也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和缺憾。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点：一，研究队伍极不稳定，长期关注和研究者寥若晨星；二，论文和著作中，一般性和空泛性评述和低层次重复过多，有不少盲目跟随欧美语境，创见极少，深入不够，有些甚至存在有意或无意抄袭现象；三，由于昆德拉是热门作家，加上有段时间不断传言他极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些评论文章和研究课题有盲目跟风和功利主义现象，有些图书甚至有明显的逐利倾向，并非出于真正的学术热情；四，随着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被叛卖的遗嘱》、《邂逅》等几部文学随笔集的被译介，出现了不少用昆德拉来解读昆德拉，也就是被昆德拉牵着走的所谓学术文章；五，总体上来看，绝大多数研究者还缺乏必要的学术视野、文学敏感和理论功底。而这恐怕正是中国昆德拉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最严峻的问题。还有一些所谓的论文和著作存在着严重的拼凑和剽窃现象。这是中国昆德拉研究领域的不正之风，应该予以严厉谴责。 昆德拉研究依然在继续。而且研究队伍越来越大。但愿学术含量也会越来越高。如今，我们终于可以不受意识形态的牵制和干扰，能冷静地、客观地、完全从文学从艺术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和看待一个作家了。文学研究回到了它的根本。这是时代的进步。 四，欧美语境下的米兰·昆德拉 回顾米兰·昆德拉作品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昆德拉似乎能吸引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读者，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仔细考察和分析，我们觉得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相同的经历。昆德拉作品的时代背景中国读者太熟悉了，人物的经历我们也同样经历过。这极能引发我们的共鸣。二是作品的主题。昆德拉谈论的都是些人类生存的重大主题，比如永恒，比如轻与重，比如记忆和遗忘。这些主题实际上是人类共同的话题。中国读者也不例外。三是文学、政治和性的巧妙融合。性永远都是畅销法宝。昆德拉是位有智慧的作家，他将文学、政治和性融为一体，而重心又落在了文学。这样就有可能让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去读他的作品。而中国作家对昆德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致，是因为昆德拉将现实提升到文学和哲学高度的智慧，实在值得学习和借鉴。 但我们不得不强调的是，我们所读到的米兰·昆德拉常常是欧美语境下的米兰·昆德拉，我们所读到的东欧文学也常常是欧美语境下的东欧文学。而欧美语境下的东欧文学，常常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似乎是件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东欧文学，根本上，就更多的是个政治概念。当然，它也是个历史概念。不得不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赫尔塔·米勒如此。卡达莱如此。昆德拉亦如此。 2009年10月，德国女作家赫尔塔·米勒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赫尔塔·米勒生于罗马尼亚，长于罗马尼亚，前前后后在罗马尼亚生活了三十四个年头，同罗马尼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翻开赫尔塔·米勒的作品，我们几乎处处可以感到罗马尼亚的存在。尽管后来生活在德国，并享有不小的声名，但赫尔塔·米勒坚持书写罗马尼亚题材，更确切地说，书写齐奥塞斯库专制下的罗马尼亚生活。这是她的策略，也是她的聪明之处。用德语写作，写的却是专制下“那些被剥夺者”的境遇，赫尔塔·米勒顿时有了得天独厚的主题和题材上的优势，还为自己增添了一道迷人的道德光环，同时也明确了自己的身份：“被剥夺者”中的一员。小说家赫尔塔·米勒于是又成为了控诉者赫尔塔·米勒。 阿尔巴比亚小说家伊斯梅尔·卡达莱一直是个分裂的形象。仿佛有好几个卡达莱：生活在地拉那的卡达莱；歌颂恩维尔·霍查的卡达莱；写出《亡军的将领》的卡达莱；发布政治避难声明的卡达莱；定居巴黎的卡达莱；获得曼布克国际文学奖的卡达莱……他们有时相似，有时又反差极大，甚至相互矛盾，相互抵触。因此，在阿尔巴尼亚，在欧美，围绕着他，始终有种种截然相左的看法。指责和赞誉几乎同时响起。指责，是从人格方面。赞誉，则从文学视角。他的声名恰恰就在这一片争议中不断上升。以至于，提到阿尔巴尼亚，许多人往往会随口说出两个名字：恩维尔·霍查和伊斯梅尔·卡达莱。想想，这已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但欧美却有评论者认为，凭借《梦幻宫殿》这部小说，卡达莱完全可以在世界文坛占一席之地。《梦幻宫殿》中的人物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阿莱姆，所有故事基本上都围绕着他进行，线索单纯，时间和空间也很紧凑。可它涉及的主题却广阔，深厚，敏感，有着丰富的外延和内涵。卡达莱于一九八一年在他的祖国发表这部小说。作为文本策略和政治策略，他将背景隐隐约约地设置在奥斯曼帝国，似乎在讲述过去，挖掘历史，但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不难觉察到字里行间弥散出的讽喻的气息。因此，人们也就很容易把它同卡夫卡的《城堡》、奥威尔的《动物农场》等寓言体小说连接在一起，将它当作对专制的揭露和讨伐。难怪出版后不久，《梦幻宫殿》便被当局列为禁书，打入了冷宫。卡达莱本人在谈到此书时，也意味深长地强调：“我试图描写地狱的情形。”他在移居法国后曾再三说过：“我每次写一本书，都感觉是在将匕首刺向专制。”尽管他说此话有讨好和迎合西方读者之嫌，真诚中夹杂着一些虚伪和狡黠，但起码《梦幻宫殿》可以成为他的这番言论的有力证明。倘若说走向西方，需要亮出某种通行证的话，卡达莱肯定最愿意亮出《梦幻宫殿》了。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而且效果极好。欧美已有评论家呼吁：“单凭《梦幻宫殿》一书，伊斯梅尔·卡达莱就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米兰·昆德拉就更为典型了。这一点，我们从米兰·昆德拉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中已可充分地意识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和政治的某种微妙平衡成就了不少作家，尤其是从东欧阵营中走出来的作家，包括米兰·昆德拉。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阅读、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①] 即《告别圆舞曲》，昆德拉小说原标题如此。而“为了告别的聚会”只是英译者起的标题。 [②] 即《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笔者认为这一译法更为准确，因为昆德拉始终强调的是存在，而非仅仅生命。 [③] 台湾学者萧宝森、林茂松曾撰文《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两个中译本的比较分析》，集中谈论韩少功译本和吕嘉行译本中的得与失。 [④] 李凤亮的这一数字可能很不确切。事实上，发行量要远远大于这一数字。由于大量的盗版盗印，这一数字很难准确统计。 [⑤] 见1989年1月7日《文艺报》。 [⑥] 见1992年第1期《读书》 [⑦] 见1993年第6期《世界文学》 [⑧] 见1993年第2期《读书》 [⑨] 见1997年4月15日《文论报》。 [⑩] 见1996年第3期《文艺研究》。 [11] 见1994年第1期《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2] 见1995年第3期《国外文学》。 [13] 见1994年第6期《文艺研究》。 [14] 见1996年第3期《复旦学报》（哲社版）。 [15] 见1997年第2期《小说评论》。 [16] 见1999年第2期《外国文学评论》。 [17] 见2003年第8期《读书》。 [18] 见2004年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 [19] 见2007年第5期《世界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