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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索绪尔论出发理解陈教授的秘逻理论，这个理论乃是对索绪尔-德里达西学观的全新修正。 索绪尔认为字母仅仅成为记录的工具，本身被视为没有特殊存在价值。[1]这一观念显然与柏拉图《斐德罗》篇渊源甚深。但《斐德罗篇》）说的是埃及圣书字[2]而不是希腊字母，也就意味着柏拉图主义对字母系统与书写系统的差别并未重视，而更多地关注书写系统之无补于意义的消极功能。字母仅仅视为辅助记忆、记录语言的符号，其功能就被贬低，而语音的功能则被抬高，逐渐形成语音中心的认识。而语音中心论恰恰被视为西方解释传统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肇始于柏拉图，索绪尔堪称集其大成。音义结合反映出语言和逻格斯的一致性，而这正是语音中心或逻格斯中心论的表现，这两个中心论恰似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被德里达视为主宰西方哲学的根本支柱。实际上，这里就能够发现由语音-字母的二元对立向哲学领域扩张的态势，而二元对立正是西方哲学的基本立场，这一基本立场与其采用拼音书写系统不无关系。 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始作俑者就是柏拉图，“逻格斯”是认识“相”（ίδέα）的工具。最高存在的“相”抽象不可见；生活于可见世界中的人与这抽象世界沟通的唯一手段就是“逻各斯”，即契合真理的话语和言辞（《斐多篇》）。在《智者篇》《斐德罗篇》柏拉图一再重申思想和话语的一致性，这也就可以理解为思维与语言的一致性，逻格斯与语音的一致性。各种形式的二元命题，比如记忆与遗忘、灵魂与肉身、永恒与暂生、超验与经验、理性与感性、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等等，其要点则是认为只有语言（这里主要指语音）才是通往智慧（理念、相）的桥梁，而外在的符号（字母、经验、肉身）并不是。这一套二元论尽管通过基督教教义“道成肉身”略有缓和[3]，但二元论思想根深蒂固，就语音-字母这一对二元关系而言，又实际地偏向于语音这一方。依照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看来，通过逻格斯中心主义设置的各种形式的二元对立，如主体与客体、言语与文字、必然与偶然、能指与所指、同一与差异等等，对立双方不是平等关系，第一项每每居支配地位和中心地位，第二项仅仅是对第一项的限制和否定。正是基于这种书写系统与语言系统之间不平等的二元结构，成为德里达哲学的爆点。德里达宣称其主要贡献就是对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全盘清淤，因此特意将其书命名为《论文字学》，他的对手似乎是整个此前的西方哲学阵营。 德里达看来，自柏拉图已降，西方在建构以人为主体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同时，也就建构了语音中心主义的原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是以“说话的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根据“声音/意义”的二元对立关系，将理性的原则在处理主客观关系的过程中现实化，从而保证了人的主体地位，同时也保证人在处理主客关系中的理性原则。而德里达的阅读和写作策略恰恰是通过文字学的方式来清淤和解构“逻格斯中心主义”或“语音中心主义”。 《论文字学》指出理性支配着文字，开始拆毁所有源于逻各斯的意义的意义，但这又不是毁坏，而是以清淤和解构的方式来实现[4]。德里达的“解构”与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的“拆毁”概念一脉相承，其基本目标在于批判以逻格斯为中心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德里达的文字学策略有点类似于佛家随说随扫的办法，通过“视角的不断变换”而呈现传统概念在的历史语境意义，从而排除逻格斯中心主义。这也就对传统以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支配的各种对立进行了清理，而逻格斯中心主义归根到底是言语中心主义，它主张言语与存在绝对贴近，言语与存在的意义绝对贴近，言语与意义的理想性绝对贴近。 但是，从陈中梅的秘逻双轨论出发，德里达所批判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就可能会有全新的认识。陈教授指出： 秘索思(mythos)和逻各斯(logos)是研究西方认知史发展的两个“元”概念。西方文化从其发端就不过多执迷于巫卜和非理性叙事的传统，而这一理性学观的摇篮则是荷马史诗。逻各斯有一与之对接的学理先驱,可与秘索思一脉相连。这就是“塞玛”。sema(moi)eipe具有标示功能,可以像logon didonai一样为人们精当把握和学术化定位西方认知史的发展阶段,提供一个新的或许能起导向作用的坐标。[5] 陈教授的观点尽管与德里达的角度不同，但是显然是对德里达思想重新审视。这个观念在表面上看，乃是二元论的，而实际上却是全新的二元论。传统二元论乃是一种不平等的二元观，如德里达所说，是以一种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模式存在的；而秘逻双轨制恰恰是一种均衡二元论，秘索思和逻格斯在陈教授这里是等量齐观的。传统的二元论乃是更加强调了对立，而秘逻双轨论通过“塞玛”沟通二者，并且在一定情况下二者存在转化的可能。换言之，陈教授对传统二元论的一种修正，同时也就对德里达主义进行了反驳。而且，陈教授通过以词通道的词源考证方式，详细梳理了“秘索思”作为两大文化基质之一在西方社会、文化中的显晦，重估了其对西方价值和意义的模塑功能并分析了其未来的发展态势。[6] 从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角度看来，秘-逻双轨论是对中国西学观的一次总结。这个理论超越了以往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百年西学观，有科学与民主、唯心与唯物、理性与启示等概括），而直接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核心。秘逻理论用平衡的二元论代替了偏正二元论，将阶段性的、局部的西学观察深入到元概念的基质论，而且秘逻双轨制通过“塞玛”观念的发掘，将二元论发挥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就为解决西方二元论的痼疾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1]（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300A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14年，35页。 [2]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35921号纸草《图特赞美诗》（成于西元前320年）将埃及文字成为mdw-ntr（“神明的语言”），后来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蕾芒（Clemens Alexandrinus，约150-约215）据此称埃及文字为Hiérpglyphe，意为“神圣的刻画”（圣书字）。埃及词“神明的语言”说明文字源于神明之口。这个观念与孟菲斯神学中的语言创世说在精神实质上是契合的，它贬低了书写的功能。（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17页。） [3] 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关于是否概拥有偶像打的不可开交，这一切无非只是因为十诫之一：“不可制造任何偶像”（《圣经·出埃及记》20.4）。对于戒律理解不同，遂有“破坏圣像派”和“拥护圣像派”之争。到西元787年，尼西亚普世教会大公会才做出决定：圣像乃是道成肉身的可见之象，教众可以对其礼拜，但其不等同于上帝。这个决定完全建立道成肉身的教义基础之上，暂时缓和了字母与语言、图像与意义之间的二元关系，也为后来西方社会的发展开示了无穷法门。 [4] 德里达著，汪堂家译：《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3页。 [5] 陈中梅：《奥德赛》的认识论启示——寻找西方认知史上logon didonai的前点链接》，《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二期、第四期。 [6] 陈中梅：《μῦθος词源考：-兼论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上下篇），《文学》（2013年春夏卷及秋冬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