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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短篇小说集《逃离》出版于2004年，那年门罗七十三岁，死亡渐渐成为她最重要的创作主题之一。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即地狱，这些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在《逃离》中俯拾皆是。不过，在对过去“一瞬间”的重新认知与反思中，她重点凸显的是萨特之“自由选择”的不自由。在门罗看来，意识形态、非理性、偶然性才是生命岔路口的真正主宰；在艺术特征上，一种无处不在的淡淡反讽贯穿始终，在“可能无意义的宇宙”和“肯定无意义的宇宙”之间不停摇摆。 关 键 词：门罗/《逃离》/存在主义/死亡/反讽 作者简介：张虎，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门罗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但芭芭拉·克拉夫特(Barbara Croft)说她的“short story”具有“novel”的“深度和广度”①。二者有何区别？南非作家戈迪默有一个独特的答案： 每一个人都有一千条生命，但小说只给了主人公一条。没办法，体裁形式使然。小说家运用编年史戏法让主人公与读者如影相随，共同经历一切的一切。但这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生活。人对生命的体验更如萤火虫的闪烁，在黑暗中，它进进出出，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短篇小说家看到了那些闪耀的光亮，他们的艺术作品呈现的是人类可以把握的唯一存在——那一瞬间。② 门罗也认同这一观点，她称“真实”的生活从来都是间断性的，“它们无法完好地连在一起”③。她的故事也多写生命中的瞬间，这尤其表现在200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逃离》中，里面共有八个故事，即同名故事《逃离》和《姻缘》《匆匆》《沉寂》《激情》《侵犯》《戏法》《法力》。其中《姻缘》《匆匆》《沉寂》构成一个小的整体，讲述主人公朱丽叶人生中的三段经历，其他故事也一样，都写的是漫长人生中的一瞬间，如卡拉年轻时的一次离家出走、格雷斯的逃婚、若冰错失的一次浪漫爱情、劳拉与德尔芬的一次误会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瞬间改变了她们的一生，即它们往往是在人生岔路口，而且我们小说主人公的选择总是错误、失败的，最终吞噬一切爱、恨、矛盾的是死亡——这是该书最突出的意象和内容。 关于该书已有不少评述，有《纽约时报》《伦敦书评》最初的质疑，称它“夸张”④、结构混乱；有女权主义批评，也有与此相矛盾的伦理学阐释，最多的是对其叙事特征的研究，如时空跳跃、不可靠叙述、第一人称、回忆视角等，2012年，《叙事》杂志还就《激情》一篇出过专刊号。拙文想从存在主义角度切入，厘清《逃离》评论中的一些困惑并探索它的更深层主题。 写《逃离》时，门罗已七十三岁，已过天命之年。一年前，她回到故乡威汉姆镇祭奠父母，看见了几个同学的墓碑：“我恰巧看见了几个与我一起上学的人，那是他们的坟墓。我来到这儿，那些我不认识的、已经死去的人也在这里。”⑤越到晚年，门罗作品中的死亡色彩越浓重，如《好女人的爱情》(1998)、《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2001)。其实“死亡一直都是门罗笔下最伟大的角色”⑥，她的第二本书也是唯一的一部小说《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频频写到死亡，每章总是以死亡收尾，如克雷格叔叔的死、范丽丝小姐的死、抑或狗梅杰和羊的死。1973年，在与同行格雷姆·吉布森谈话时，门罗述及了这一问题： 对我而言，必须做些什么与死亡战斗，每一天我们都失去那么多的东西，写作或许是一条途径，证明你仍能为此做些什么。实际上又不能，你的作品不一定能存活多久；但我想说，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悄然逝去……那些光、声、味道——我无法无动于衷地让它们随光阴而去，得做一点努力啊，让它们在文字中暂留。⑦ 留住“过去”，总会渗入对“那一瞬间”的品味与思索，这正是门罗赋予自己和所有作家的使命：“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要穷尽一生弄明白生命的真相。”⑧这必然涉及一种普鲁斯特式的回忆视角，周怡称这是门罗的“标志性”⑨叙述特征。本质上，她是一种站在生命终点俯视人生片断的视角，一种“熊从山那边来”⑩的视角。于是，过去对人、事的误读及其原因，如今掺杂着无可挽回、无可奈何的重新认识，以及这一切的意义与价值，就都聚集在了一个短小文本中了。这样一来，动辄三十、五十年之后或之前的频繁时空跳跃、不可靠叙述等形式特征就出现了。也就是说，门罗的种种手法、艺术特征都与其所写紧密相关，用爱默生的一句话概括为：“造就一首诗的不是音韵，而是那造就音韵的主题——是一种热烈奔放、生气勃勃的思想。”(11) 那么，在这种俯视中，门罗究竟发现了什么？就《逃离》而言，是世界的荒诞、人的孤独、“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即地狱”等存在主义思想。不过，门罗与克尔凯郭尔、萨特、加缪等哲学家皆不同，首先，她否认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12)等积极论调——其实这是萨特早年的哲学观点备受诟病后的不得已选择，(13)她在《逃离》中写的全是“自由选择”的不自由，在她看来，主宰人生选择的不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不是人的理性，而是拉康的Other和other，即意识形态或超我和力比多，另外，偶然性也决定着人的生命轨迹，它“不是一个幻觉……它就是绝对”(14)。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加拿大艺术学教授拉斯帕瑞奇说门罗的笔端流露着一种“忧伤的社会决定论色彩”(15)。 但与此同时，她又没有加缪或“局外人”默尔索那么愤世嫉俗、绝望，而以一份淡然代之，洛莉·摩尔就说，“《逃离》中没有大团圆结局，但这些故事亦非悲剧”(16)，那是因为“人终有一死这一自然困境”(17)最终成为一种可以凄然接受的宿命，有时甚至成了释然与解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里面不包含隐隐的刺和痛，最终，它衍化成一种无处不在的反讽和黑色幽默。 必须强调的是，门罗的存在主义是无神论的，她十二岁就失去了宗教信仰(18)，一直以无神论者自居。宗教或宗教人物在《逃离》及她的其他作品中也多是负面的(19)。这是其存在主义诗学的根基。 (1)卡拉与“奴隶式依附” 2013年，在接受爱凡诺采访时，门罗说道：“有个女人觉得自己的婚姻很不幸，决心离开丈夫，旁边还有一个十分理性的老妇人支持她逃离。她做了，但当她溜走时，又觉得自己不该这样，这事儿合情合理，她有千万个理由离开，但她就是不逃离。怎么会这样？”(20)门罗说的是同名短篇《逃离》女主人公是卡拉。几年前，她和母亲闹翻，离家出走，跳上了未来的丈夫克拉克的汽车。两人在乡下开了马场，但他们的生意并不好，最让她伤心的是丈夫动不动就“对她发火，似乎有多恨她似的。她做什么都不对，说什么都是错的，跟他一起过快把她逼疯了”(21)，克拉克脾气暴躁，吓得她都不敢哭，可怜得只能和一只名叫弗洛拉的羊——卡拉的灵魂隐喻——倾诉衷肠。一天晚上，她坐上大巴逃跑了。可令人失落的是，她半路上突然涕泪交加，最后又回来了。为什么？ 卡拉的人生选择和父权文化结构或门罗的女权主义思想有关。“由于某些社会原因——你无法谈论它们，女人依附于男人的欲望要远远大于男人依附于女人的欲望，不是吸引力问题，而是女人更渴望依附，害怕失去它，让它消失。”(22)这是门罗二十多年前早已给出的答案，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女权辩护》中将这种心理命名为“奴隶式依附”(23)。卡拉一直将自己视作一个客体，而非超越性的主体，她拒绝独立、逃离自由。文中写道，跳上克拉克的车的那一刻，“她把他看作两人未来生活的设计师，而她甘为俘虏，高雅而恰当地向他臣服”(Runaway：32)。“高雅”、“恰当”是奥斯丁式的反讽。(24)一直到计划逃离时，她惦记的仍是“我们的生意”(Runaway：24)，实际上，不是“我们的”，而是克拉克的： 恋爱中的女人会丧失自己的个体性。从某种意义来说，她成了理想的女性类型。相对于男人的主体性而言，她是一个客体；她通过选择这种客体地位来实现自己的个体自由……恋爱中的女人将“会去尝试超越她的处境，这种处境由于她全盘接受，使她变成了次要的客体；她通过她的肉体、她的情感、她的行为，将会把他作为最高的价值和现实加以尊崇；她将会在他面前把自己贬为虚无”。(25) 肖尔茨的这段话填补了《逃离》中的空白。卡拉不是特例，《逃离》也不是孤立的，在门罗的文学体系中，父权制的“权力知识”、舆论和道德伦理俯拾皆是，譬如，“女孩子坐下来时，双膝要并拢”(26)、“女孩子不要那样甩门”(27)、女孩子就应该“漂亮，活宝儿，娇生惯养，自私，愚笨”(Runaway：164)、女孩儿要肤浅(《姻缘》)、不要想事业(《办公室》)、要贞洁和相夫教子(《激情》)，等等。这是卡拉决定充当亚当的一根肋骨的社会原因。故事以小羊弗洛拉(Flora，罗马神话中的花神)的死结尾，这象征着卡拉的未来之路——精神死亡，自杀或如摩尔所说的“被丈夫杀害”(28) (2)朱丽叶、格雷斯与非理性 朱丽叶从小特立独行、博学多识，蔑视贞洁、缝补之类的女性义务。现在，她一边攻读古希腊文学博士学位，一边在一所偏远学校兼职教课，是一个“波西米亚式的知识分子”(29)。然而，就在一列火车上，她和一个只适合“与之调调情的”(Runaway：84)中年男子埃里克相识了，不久后，竟然和对方生活在一起并生下一个女儿佩涅洛佩……时光如梭，如今他们老了。她始终做一名专心的家庭主妇，而埃里克骨子里却是个花花公子。“怎么会这样”？ 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称：“我们总是在为争取自由而奋斗，也果真争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尤其是外在的自由……即便如此，我仍然相信我们是自己的激情、生理状况与生物现象的囚徒。这和几千年前的情况没有两样。”(30)门罗展现的正是性欲、力比多如何主宰人的命运。来看那次相识中朱丽叶回到铺位后的心理活动：“如果他有进一步行动的话，她该怎么说——她绝不说自己正来月经呢。但是，他怎么会有那样的想法呢？在哪儿？怎么弄？在她的铺位上？太狭小了，周围的乘客或许还醒着呢。站起来？在车厢连接处，扶着一扇门前后扭动？随时可能有人推门经过，太危险了。”(Runaway：80)这性幻想说明“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31)。六个月后，朱丽叶主动把自己送上门，那时她发现“他比记忆中更老，更胖，更粗鲁”(Runaway：85)。其实，卡拉与克拉克的结合也“仅仅和性有关”(Runaway：28)，《匆匆》中朱丽叶的父亲也因此喜欢上了家仆。 非理性当然不仅指性，一切的直觉、情感、欲望、性格气质甚至是暴力等形式的“生命意志”(32)都包含在其中。《激情》如其题目，书写的正是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与创造。格雷斯即将与心中的白马王子莫里成婚，但在感恩节下午，她“莫名其妙”(Runaway：190)跳上莫里的哥哥尼尔的车。一路上，车在荒野里“飞”(Runaway：183)，女的想性，男的不停地买酒喝酒。那时，格雷斯突然决定要和未婚夫分手，理由是，“这简直是一种对自己的背叛”(Runaway：190)。这个“自己”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这次充斥着血、酒、性的疯狂之旅以尼尔在午夜开车撞在桥墩上一命呜呼而结束。作为文本叙述的中心，这次旅行远离城市和家庭，与秩序、现代文明相对峙，格雷斯上车时觉得“就像一扇门哐地在身后关上”(Runaway：182)，这扇门正是理智。美国学者乐福和查尔斯·梅称《激情》的中心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33)，即“为什么格雷斯跟尼尔走了？为什么尼尔自杀？”(34)其实路两边的风景就是答案，(35)那里布满了野草、枯树，四处可见坍塌的砖墙和崎岖不平的山路，加上汽车在暗夜中发出的怒嚎，这是人之野性存在的一个鲜活象征。 (3)若冰与偶然性 同样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说：“偶然性是世界统领一切的方式。突发事件、事故或不确定性，这些都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这非常复杂，但你也可以认为这就是命运。”(36)《戏法》在嘲讽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的同时，就表现了这一主题。美丽的女主人公若冰二十六岁，一次去镇上看戏剧时与外国人丹尼尔邂逅，两人一见钟情，相约一年后的同一天相见。一年后，她穿着“同样的衣服”(Runaway：251)去赴约了，结果将丹尼尔的孪生兄弟误认为丹尼尔本人，对方是个痴呆，怒视着她把门关上。她心如死灰，一生未婚，不再相信男人。四十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真相，原来丹尼尔一直在等她： 她对戏法的玩弄没有一丝谢意……他们弱不禁风的安排，仪式般的接吻，他们鲁莽地相信，一切会按照预想的往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往这边或是那边移动一点点，就会全盘皆输。若冰的一些病人相信，梳子和牙刷必须按一定的序列摆放，鞋子必须朝着正确的方向，迈的步子要不多不少，否则一定会遭报应的。(Runaway：268—269) 人的一生在几分钟内被改变了。“如果她再晚一点时间来，或早一点。如果她看完了整出戏再来，或是干脆不看它”(Runaway：268)，结局或许是另一番模样。对于真实生活中的“戏法”，若冰无言以对：“这是荒谬可笑的。”(Runaway：267)而在萨特的《墙》中，巴布洛则痛苦得放声大笑。自由、爱恨、独立自强……一切瞬间都变得不可理喻了，萨特把这种感受称为“恶心”，它所揭示的是每一个存在物的诞生都毫无理由，因果、必然是人自己的游戏。与此同时，若冰又说：“当时发生的一切，很难说是好是坏。”(Runaway：268)美国作家罗塞伦·布朗说若冰以“一种罕见的镇定”(37)面对着物理世界的荒诞。其实，她的态度十分复杂：“它让你愤怒，似远方吹来一缕温暖，又夹杂着耻辱。”(Runaway：269) 小说集《逃离》中的一瞬间不都是关于岔路口的选择的，也有十分微小的生活细节，但它们同样“蕴藏着生命的真谛”(38)，如《匆匆》写母亲最大的愿望是死前见女儿一面：“我很快就能见到朱丽叶了。”(Runaway：125)但女儿只是应了一声就转身离开了，母亲死时，她不在身边。《沉寂》写的是朱丽叶和女儿之间的隔膜，女儿二十一岁就永远离开了寡母，“没有说一声再见”(Runaway：157)，因为她“已经没有一点用处了”(Runaway：158)。门罗要质问的是：母亲和孩子真的是世间最亲密的关系，由割舍不断的爱所构成吗？里面是否有无法更改的自私和残酷的部分？即对主体性的永恒苛求。 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人”基本都生活在冲突、焦灼和相互奴役中，如朱丽叶所描述的：“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觉得自己被人包围着——这些人想一点点地吸走她的注意力、时间和灵魂。而她总是由着他们这样做。”(Runaway：56)朱丽叶谈的是人的对象性、客体性位置。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虚无判定人是自由的，人时时刻刻都面临自由选择。但人总是自由地将自己视作主体，将他人、世界视作客体，于是“对人类实在来说，寻求从如下状态中突围出来，是徒劳的：人必须要么胜过他者、要么允许自己被他者胜过。两个意识关系的本质不是‘共在’(Mi-sein)，而是冲突”(39)。后来，他创作剧本《禁闭》诠释地狱里不必有硫磺、油锅和火刑架，这个到处遭遇他者的世界就是一座地狱。在《逃离》中，从父母、儿女到夫妻、朋友，到陌生人，都是主人公的痛苦之源甚至敌人。《法力》中奥利和泰莎结婚，目的是为了利用她赚钱，把她当怪物送进了美国实验室，待时运不济时，他把她关进了疯人院；若冰从小患有哮喘症，但她唯一的亲人姐姐乔安妮却天天给予她“嘲讽”和“冷笑”(Runaway：237)；卡拉的母亲则“连她是死是活都不关心”(Runaway：23)。实际上，文中极少看到和睦、温馨的家庭关系，克拉克的那句话最有代表性：“家庭根本就是一个人血液中的毒药。”(Runaway：28) 同名故事《逃离》中有一段十分感人温暖的友谊，即卡拉和西尔维娅之间的友谊。她们两人是忘年交，后者几乎把卡拉当做自己的女儿。最感人的是逃离夜，西尔维娅给予了卡拉钱、衣物和成功完成这一旅途的种种人际关系援助。这对她十分危险，火药桶般的克拉克可能因此杀了她。然而，在送别时，门罗却写到另一些东西：“她一直注视着卡拉，直到她踏上大巴。她的感谢是真诚的，但几乎有些随便了。她兴高采烈地挥手告别，对自己的被拯救，她已经视为理所当然的了。”(Runaway：29—30)真让人惊异！卡拉回来后，竟然和西尔维娅绝交了，后来西尔维娅给她写了一封宽慰的信，她却把它烧成灰，“然后铲起这些柔软的、黑乎乎的、让人恶心的东西，放进马桶用水冲掉”(Runaway：46)。为什么？这当然和卡拉的“第二性”愿望有关，但更深层的本质是她“自为存在”的一面，“人永远不是其所是且是其所不是”(40)，前一个小时西尔维娅还是她“真正的朋友”(Runaway：26)，后一个小时她们已经成为仇敌，因为这个朋友阻碍她成为自己。这自然不是友情二字的全部含义，但门罗的确凸显了“为他存在”中不可化解的一种对立——人唯一的存在意义是成为主体、自己，但他偏偏随时都是客体。再如南希和奥利、朱丽叶和克里斯塔，一段友情变得腐烂、令人作呕，另一段则和闺蜜的“窃夫”有关。 此外，书中还出现过很多陌生人，如那两个牧师，或街上无名的老人与小孩，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有一副挑衅霸道的面孔，正如诗人阿尔瓦雷斯(Al Alvarez)在《纽约书评》上所说的，《逃离》中的“人们都是不诚实的……这种贯穿始终的悲观主义十分残忍”(41)。最后甚至连动物、静物也让人觉得“恶心”(萨特的小说《恶心》)，如卡拉家的马(Runaway：8)、萨拉的《时尚》杂志(Runaway：89)。 在这样一个悲观的世界中，人是十分孤独的，卡拉只和羊交心，朱丽叶被视为“古怪而孤独”(Runaway：56)的陌生人，其他边缘人物也一样，都几乎没有朋友、亲人。这算是《逃离》的又一个重要存在主义特征。此时，未来或过去便成为被浪漫化了的给人以和煦阳光的栖居之所。这也是我们的存在主义女英雄们逃离、挣扎的根本动因：“我们对当前的状态总是不满意的。我们期望未来，好像它来得太慢了，好像为了要加速它的进程；或者我们去回忆过去，为了阻止它很快地消逝。”(42)因此，《逃离》并非一幅完全阴暗的画面，里面也有光亮、五彩的点缀，当卡拉跳上克拉克车时，当若冰邂逅丹尼尔时，当朱丽叶和母亲、女儿促膝而谈时，当南希和奥利情深潭水时，她们幸福过——但她们和读者将一起看着这一切逝去，多年后蓦然回首，发现那可能是一个“自欺”、一种人为性的X光残片。 死亡或许才是《逃离》真正的主人公，它出现在每一个故事中，许多还是关键性情节：泰莎的死，老贾米森的死，埃里克的死，《姻缘》中陌生男子的死，小羊弗洛拉的死，萨拉的死，丹尼尔的死，另一个劳拉的死，维尔福的死，乔安妮的死……这些死亡皆是主人公目睹和亲历的，那景象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描述过： 让我们想象有一些人被镣铐束缚着，都被判了死刑，他们当中每天都有一些人在其他人的视线下被处决，那些还存留着的人从他们的同伴的处境中看到了他们自身的命运，他们悲伤而又绝望地面面相觑，等待着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的状态的一个反映。(43) 至此，以上故事中遗留下的所有问题都获得了一个并不算作解答的解答，那就是“人们所过的生活和所做的选择，会因为死亡迟早要到来而失去‘意义’”(44)、“一切都无两样；善与恶全都取决于个人的喜好”(45)，爱恨、忏悔、理想甚至人终是过眼烟云。卡拉、朱丽叶的“自由选择”还有对错吗？朱丽叶曾为冷落母亲、未和陌生男子“搭伙儿聊聊”(Runaway：56)导致对方卧轨而悔恨，后来她原谅了自己，毁了泰莎的奥利已满头白发、奄奄一息，如何再受罚？几年后，朱丽叶寻找的女儿“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一个朱丽叶根本不认识的人”(Runaway：157)，格雷斯三十年后重游故地，她都不知道自己为何来这儿，怀念？自责？一切因为殊途却同归。用加缪在《戏剧，报告和小说》中的一句话来概括这种虚无主义世界观：“我曾以某种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我做过这件事，没做过那件事。什么都毫无意义。”(46)实际上，这里面根本没有价值评判。门罗对“一瞬间”的思考涉及了女性的独立与自由、非理性，也有道德伦理的反思，这都具有重要意义，学界对此也有深入的探讨。然而，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消解、席卷一切的死神。它让一切都陷入一种模棱两可的荒诞与矛盾中。 反讽是门罗最后的态度，也是《逃离》一书的重要艺术特征，一种淡淡的反讽、自我嘲弄贯穿于全书始末，如佩涅洛佩在四处奔跑，朱丽叶和尼尔彰显兽性的疯狂之旅发生在感恩节，卡拉梦寐以求的“真正的生活”(Runaway：33)后来让她歇斯底里。这一点尤为体现在故事的命名上，这八个题目皆是最终被解构的对象：“逃离”的失败、“姻缘”的虚构、“匆匆”的无限、“沉寂”之下的声嘶力竭、“激情”的幻灭、对不存在者的“侵犯”、“戏法”的真实、“法力”的伪造。里贾纳大学的特拉斯勒教授说：“反讽常成为一种表达人类的不确定性和意义虚无的漫谈方式。”(47)门罗的反讽正根源于虚无。拉斯帕瑞奇在专著《两性之舞：门罗小说中的艺术与性别》中曾借用叙事学家韦恩·布斯的观点，将门罗式反讽比作“一块跷跷板，一端是一个可能无意义的宇宙，另一端是一个肯定无意义的宇宙”(48)。这个比喻十分贴切。其实，从决心让“光、声和味道”在文字中暂留的一霎那起，门罗就深明此番努力终要枉费：“实际上你又不能……”对种种一瞬间的认知、反思及其得出的意义，其起点是死亡，在充满虚无、人终有一死、“自由选择”不自由的荒诞星球中，“未来如肮脏的枯叶，被席卷而去”(Runaway：335)。门罗在最后一页写下这样一句话。中国作家张悦然为此感叹：“门罗的小说里面其实有很强的宿命感”(49)，但另一方面，“不存在嘲笑所无法克服的命运”(50)。 这无疑是一种“含泪的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称门罗为“当代契诃夫”，但这两人在诗学领域达成的契合，她发现了吗？ ①Robert Thacker,Alice Munro:Writing Her Live,Toronto:McClelland Stewart,2011,p.487. ②Gary Geddes,ed.,The Art of Short Fiction: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Toronto:Harper Collins,1993,p.787. ③Jeane McCulloch and Mona Simpson,"Alice Munro,The Art of Fiction,No.137",in The Paris Review,131(1994),p.238. ④Michiko Kakutani,"Realizing that Certainty Is Inevitably Uncertain",in New York Times,7 December,2004,p.1. ⑤Robert Thacker,Alice Munro:Writing Her Live,p.538. ⑥Beverly J.Rasporich,The Dance of Sexes:Art and Gender in the Fiction of Alice Munro,Alberta: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Press,1990,p.173. ⑦Graeme Gibson,Eleven Canadian Novelists interviewed by Graeme Gibson,Toronto:House of Anansi Press,1973,pp.243—244. ⑧Lisa D.Awano,"An Interview with Alice Munro",in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1(2013),p.184. ⑨周怡《艾丽丝·门罗与短篇小说艺术》，载《外国文学》2014年5期，第69页。 ⑩《熊从山那边来》(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是门罗1999年发表在《纽约客》的名篇。该题目是门罗诗学特征的一个精彩概括，其实它源自一首英文儿歌《熊到山那边去》(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讲一只熊希望翻过山，看看山那边有什么好风景，结果当它翻过去之后，发现山的那边还是山，歌曲最后唱道，这只熊“就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熊从山那边来》写的是一对老夫妻菲奥娜和格兰特，他们曾经浪漫欢乐，对将来无限憧憬，谁知多少年后，他们的身体退化，记忆丧失，两人的情感、处境荒唐至极。这就是山那一边的风景——死亡。在门罗笔下，“山”成为时间、人生的象征。寥寥几笔，勾画出生命的轮廓，聚焦于最关键的“一瞬间”，这成为门罗的经典写作模式。 (11)爱默生《爱默生集》，赵一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499页。 (12)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2页。 (13)后来，萨特修正了这一观点。在1960年的《辨证理性批判》中，他承认社会、经济、历史的因素对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责任有巨大影响。 (14)理查德·凯伯《萨特》，李智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73页。 (15)Beverly J.Rasporich,The Dance of Sexes,p.43. (16)Lorrie Moore,"Leave Them and Love Them",in The Atlantic Monthly,12(2004),p.125. (17)理查德·凯伯《加缪》，马振涛、杨淑学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17页。 (18)Beverly J.Rasporich,The Dance of Sexes,p.5. (19)《逃离》中出现过两个牧师，一个是唐恩，被门罗描述成体弱多病、喜欢冒犯人的样子，另一个无名，外号“西普顿嬷嬷”。朱丽叶在《匆匆》中还有一大段对基督教的攻击。门罗的无神论和女权主义有紧密关系。 (20)Lisa D.Awano,"An Interview with Alice Munro".p.182. (21)Alici Munro,Runaway,New York:Vintage Books,2004,p.23.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就随文标出该著名称“Runaway”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2)Qtd.in Beverly J.Rasporich,The Dance of Sexes,pp.19—20. (23)Mary Wollstonecraft,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London:J.Johnson,1796,p.385 (24)门罗十分喜欢简·奥斯丁。 (25)萨利·肖尔茨《波伏娃》，龚晓京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115页。 (26)Alice Munro,Lives of Girls and Women,New York:Vintage Books,2001,p.119. (27)Alice Munro,Lives of Girls and Women,p.119. (28)Lorrie Moore,"Leave Them and Love Them",p.125. (29)Bruce Allen,"Complicated Sorrowful Lives",in Sewanee Review,2(2005),p.xxxvii. (30)转引自达纽西亚·斯多克《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施丽华、王立非译，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2页。 (32)“生命意志”又名“生命冲动”，是叔本华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较难定义，大致指的是一种原始的、无目的的、普遍的欲求，外在上表现为自在之物的力和运动，内在上表现为无法克制的欲望。 (33)Susan Lohafer,"The Stories of ‘Passsion’:An Empirical Study",in Narrative,2(2012),p.237. (34)Charles E.May,"The Short Story's Way of Meaning:Alice Munro's ‘Passion’",in Narrative,2(2012),p.179. (35)拉斯帕瑞奇：“门罗笔下的景物不仅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是人物最深层感受、情绪和意识流动的折射。”(Beverly J.Rasporich,The Dance of Sexes,pp.129—130.) (36)保罗·奥斯特《我是被选中进行写作的》，载《新京报》，2008年8月30日，第36页。 (37)Rosellen Brown,"Rural and Restless",in The New Leader,6(2004),p.33. (38)Judith Timson,"Do Not Write Gently." in Maclean’s,40(2004),p.48. (39)转引自理查德·凯伯《萨特》，第127页。 (40)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565页。 (41)Robert Thacker,Alice Munro,Writing Her Live,p.517. (42)帕斯卡《思想录》，林贤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 (43)帕斯卡《思想录》，第193页。 (44)理查德·凯伯《加缪》，第61页。 (45)理查德·凯伯《加缪》，第106页。 (46)转引自理查德·凯伯《加缪》，第59页。 (47)Michael Trussler,"Pockets of Nothingness:‘Metaphysical Solitude' in Alice Munro's ‘Passion’",in Narrative,2(2012),p.187. (48)Beverly J.Rasporich,The Dance of Sexes,p.112. (49)张悦然《门罗是主妇作家，写人类普遍的微小的情感》，载《洞见》2013年第2期，第1页。 (50)理查德·凯伯《加缪》，第9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