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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契诃夫写信给苏沃林坦言：“以前托尔斯泰的哲学强烈地感动过我，有六七年的工夫迷住我……”（XV，386）[1]从这封信发出的日期倒推六七年，契诃夫迷恋托尔斯泰主义的时间被定在了1886—1887年之间，俄国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对此做过论证[2]。当然，这个年代的起点并非空穴来风，1886年4月《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二卷出版，上面首次刊载《伊万·伊里奇之死》、《由人口普查引起的思考》和其他一些作品。另外，托尔斯泰在这年2月写完从1882年就开始动笔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一书，这本书甫一问世便大获流行，随即遭到书刊检查机构的查禁。无论如何，就在这一年里，俄国读书界对托尔斯泰的兴趣陡增，围绕他的争论异常激烈。 俄国最早的契诃夫学专业研究者之一杰尔曼注意到，托尔斯泰主义在80年代后半期对契诃夫有明显的吸引力，在这种强大的影响下，契诃夫写出了《在法庭上》、《好人》、《乞丐》、《邂逅》、《哥萨克》、《信》、《鞋匠和魔鬼》、《打赌》、《草原》等一系列作品。随后契诃夫认识到托尔斯泰主义的缺陷，有意识地与之保持距离，1888年写作的短篇小说《无题》中就表现出两者的分歧，但直到1891年的《决斗》中还可以找到托尔斯泰影响的痕迹，最终是在1892年的《第六病室》里契诃夫“完成了自己对托尔斯泰主义的清算”。按照杰尔曼的观点，“之后契诃夫已经再也不把托尔斯泰的哲学放在自己的主题的中心……仅仅四年过后返回它，准确地说——返回到托尔斯泰哲学的一个方面，返回到关于每个人都有从事体力劳动的义务的问题，并且没有把这一点当作作品（《带阁楼的房子》和《我的一生》）的基础，主要的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自己赞同对这个问题的这种或那种解决方法。”[3] 这种观点对于契诃夫创作过程进行提纲式的简单划界，的确相当清晰地标出了契诃夫创作中的“托尔斯泰时期”，可以使人对契诃夫的创作演变与托尔斯泰遗产有更加明确的认识，但在学术上还是有些粗略。为了探清这一时期契诃夫同托尔斯泰的创作道路的联系，我们需要仔细检验和分析契诃夫在具体的作品中对于托尔斯泰传统或者托尔斯泰主义采取这种或那种方式作出回应的文本案例，区分出哪些是对托尔斯泰主义的积极赞同，哪些是与托尔斯泰主义的争鸣，在此基础上总结托尔斯泰主义在整体上和个别方面对于契诃夫在这一阶段的文学和思想发展的影响。 一，“我痛恨一切形式的虚伪和暴力” 在契洪捷早期的、无伤大雅的幽默短篇小说里，立刻可以听到对社会上遍布的虚伪做派和谎言的嘲讽，这种语调使他能够超越无足轻重的趣闻笑话的作者，为走进“严肃”文学铺垫坚实的道路，在客观上接近了他所崇拜的托尔斯泰。 比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化了装的》，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4]。这篇小说勾勒了几个短小的场景，每一个都以“化了装的”人的自我揭发来结尾，这种反复叠加的结构使人产生化装现象无处不在的感觉，从而加强了讽刺的力度：阔太太衣饰华丽，骏马豪车，显得美丽而幸福，但她实为化了装的，只要男爵一旦变心，所有这些东西都会统统失去；包养她的阔佬在赌桌、饭厅、情妇身上一掷千金，原来也是化了装的，只要查账人一来，就会发现他是在挥霍公款；律师在法庭上为被告的辩护充满感情，但只要原告多给他一百卢布，他立刻就会戴上控诉人的面具；医科教授在讲台上高调宣扬科学就是一切，下课后脱下假面对妻子沾沾自喜地说，他评上了教授，一年要有两万五的进项了；剧院门口上书“讽刺与劝善”，人们为演出鼓掌喝彩写剧评，剧院宛如一座神殿，但这神殿却是化了装的，若摘掉“讽刺与劝善”的招牌，就会读到“淫荡和噱头”。年轻的契诃夫在这里没有使用隐喻或暗示，而是直接撕下假面予以当面嘲笑。 在契诃夫80年代的早期创作中，还有不少短篇小说揭露了法庭和审判制度中官僚主义的伪善。正如人们所知，对国家的暴力机器和法律制度的毁灭性批判是托尔斯泰主义“不以暴力抗恶”训条的主要内容。在审判程序中，强大无比的国家机器可以决定人的活生生的命运，而且是以神圣和正义的名义，这让托尔斯泰觉得无法忍受，将之当做外表冷酷无情而实际荒谬可笑的外在形式对生命的压制。《复活》开头处监狱和法庭的描写，集中了作家对国家审判和惩罚机制的愤怒抨击。法庭审判的场景尤其精彩，是托尔斯泰讽刺天才的高度体现。担任审判职务的公职人员，在生活中都有着各式各样的缺点和优点，有些在个人道德上甚至低于普通人。厅长和他的妻子过着极为放荡的生活，彼此互不干涉，喜爱体操和享受，看上去容光焕发，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性情温和。第一位法官性格阴沉，循规蹈矩，与妻子吵架，另一位法官患有胃炎，经常迟到，喜欢用各种方法占算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书记官是个具有自由派甚至激进派思想方式的人，而副检察官思想保守，因此书记官嫉恨他，故意挑选他不熟悉的案件首先审理。法庭司祭自认为在为教会、国家和家庭的利益服务，死后将给家里留下一所房子和不下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劵，因此感到十分自豪，他的工作是把手放在福音书上带领人们宣誓，而福音书恰恰禁止宣誓，不过他从未想到过这一点。担任陪审员的有性情宽厚的商人，有犹太裔店员，有五等文官，有退役上校。这些形形色色、性情各异的人，一旦进入了审判程序，就被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所控制，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起力不胜任的决定他人生死的裁判者角色。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行使神圣的职责时，每个人都心不在焉，想着各自的心事，于是做出的决定既愚蠢又残忍：“玛丝洛娃没有盗窃，没有抢劫，同时却毫无目的地毒死了一个人。”[5]为了这个在许多偶然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决，玛丝洛娃就要毫无理由地被判流放服苦役。虽然这一判决荒谬绝伦，但是无论法官还是陪审员，都没有想过要故意陷害被告，甚至因为男女相互吸引的天性，对她还产生了一丝怜悯，只不过人一旦落入权力的魔圈，就无法让自己的良心做主，不得不屈服于冷冰冰的司法秩序。这种人为的、外在的权力秩序，在身处审判职位的、受过教育的人与被司法审讯和惩戒的、蒙昧无知的底层民众之间划下了一道无法逾越的界线。法官、律师、检察官的精彩发言，三个被告都无法听懂，也不能理解他们的命运在判决书下达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1894年契诃夫在写给苏沃林的信中有条件地赞同托尔斯泰“审判是坏事”（XV，387）的说法。作为“一切形式的虚伪和暴力”（XIV，402）的敌人，契诃夫不可能放过沙皇俄国治下司法部门盛行的专横和盲目。在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有关法庭审判的短篇特写（《凶犯》、《睡意蒙眬》、《在法庭上》、《黑暗》）中，契诃夫反对法庭决议的偶然和不公正，反对审判程序本身的官僚主义性质。在托尔斯泰的批判精神中，契诃夫把法律的僵死条文看做合法的谎言和暴力，把它同普通人的活生生的公正观念对立起来。在契诃夫的这类作品中，许多形象和情节都让人生动地想起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审判场景。188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凶犯》中，侦讯官逼问的是拧掉铁轨上螺丝帽的罪行，被告农民回答的是要用螺丝帽做钓鱼的坠子，两人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补充说一句，根据高尔基的回忆，《凶犯》受到了托尔斯泰的喜爱，被认为是“卓越而深刻的作品”，是“青年文学工作者写作的榜样”（3，450）。 《睡意蒙眬》讲述地方法院在开庭审案，书记官用单调枯燥的语调宣读起诉书，法官、陪审员、旁观者们都烦闷得无精打采，辩护人则在书记官喃喃声的影响下昏昏欲睡，在半梦半醒间想象家里的孩子、妻子、岳母、内弟的杂事，感觉自己陷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烦闷和庸俗当中。此时他的思绪杂乱无章，早已忘记了审案工作：“书记官还在喃喃地念着，唠叨不停。……在辩护人眼里，一切东西都合在一起，跳动不定。法官们和陪审员们渐渐缩成一团，旁听者变成一堆斑点，天花板时而降下来，时而升上去。……思想也不住跳跃，最后中断了。……娜嘉、岳母、民事执行吏的长鼻子、被告、格拉霞，所有这些都跳动不定，转动不已，往远处退去，越退越远。”（4，86） 《在法庭上》则加重了法庭那压迫人的印象，那用来做会审法庭的房子“外貌阴森，好比营房”，破坏了周围景物的和谐，“仿佛过去犯下种种不可饶恕的罪恶，如今无法摆脱沉重的回忆似的”（5，272）。法庭上厅长、法官、副检察官、辩护人或者在聊着闲话，或者在想着自己的心思，或者在读小说，或者在走神发呆，对他人痛苦的漠视和对生命的冷酷无情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契诃夫用少有的主观语调直接评点道：“阴暗的窗子啦，墙壁啦，书记官的声音啦，副检察官的姿态啦，一概浸透了官场的淡漠，冒出凉气，仿佛杀人犯无非是普通的办公用具，或者那些审问他的都不是活人，而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上帝才知道是由谁开动着的机器罢了。”与被告农民之前的想象不同，这里没有恐吓的脸、震怒的目光、严厉的话语，更没有人来关心他的命运，有的只是无处不在的单调、烦闷、疲乏，于是他自己也感染上了这种情绪，不再觉得恐惧，反而放下心来。可是，这个放宽心的农民却不明白，法庭上的人对生活的悲剧早已习以为常，而且正是这种机器般的冷漠无情，才决定了他未来悲惨的命运。“看来，他即使不是温顺地坐着，而是站起来，开口恳求他们，声泪俱下地央求他们大发慈悲，沉痛地忏悔，绝望地死去，……这一切也还是会在早已麻木的神经和习惯上撞得粉碎，就跟海浪撞在岩石上一样。……”（5，275）与托尔斯泰一样，契诃夫认为法庭的“机器般的冷漠无情”与单纯、自然的人情相对立。在小说结尾，被告指认法庭上的押解兵是他的儿子，这个致命的巧合，令人想起《复活》中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的相会，极其清楚地阐明了官僚的法律与活生生的人的情感之间的矛盾。托尔斯泰认为《在法庭上》是契诃夫的最佳作品之一。 短篇小说《黑暗》讲述了一个黑暗到令人绝望的场景。布厂工人基利拉苦苦哀求地方自治局的医生释放他那被关在囚犯病房里的哥哥，可是医生只管治病，哪有权力来释放犯人呢？从求告者朴素的伦理观来看，他哥哥的犯罪行为只不过是喝醉酒后的一时胡闹，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且整个家庭的生计都要指望被关押的人，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放人。契诃夫并没有追究对罪犯的惩罚是否合理，他只是展示出农民的愚昧和老爷们对待他们的冷漠，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隔阂。求告者向各个机关和官员寻求帮助，但找不到一丝的同情，僵化的司法机构使得一些本质上如同糊里糊涂的小孩子一样的人成为必要的牺牲品。 列宁曾说，托尔斯泰主义的力量在于揭露一切形态的不公正和暴力，“极其有力、直接和真诚地反对社会上的谎言和虚伪” [6]，这种鲜明的倾向表现在《安娜·卡列尼娜》、《伊万·伊里奇之死》、《复活》等所描写的国家、宗教和家庭生活中。对于托尔斯泰主义的这一方面，契诃夫不可能没有敏锐地感触和同情。 在写完上面那封信的五天之后，契诃夫给同一个收信人再次写信谈刚刚发表的，关于虚伪毒害家庭生活的短篇小说《命名日》：“难道在最近这个短篇小说里竟然看不出‘倾向’吗？……可是在这个短篇小说里我不是从头到尾都在对虚伪提出抗议吗？难道这不是倾向？不是？好，那么这是说我不会咬人……”（XIV，416） 前文已经说过，短篇小说《命名日》里有自觉对比《安娜·卡列尼娜》的动机，但两部作品最显著的呼应之处在于对周围充满谎言和欺骗的环境的批判。《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人公安娜在自杀前觉得所有人都愚蠢、粗暴、蛮横、肮脏、可怕，偏偏还装腔作势，做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安娜觉得这对夫妻都很讨厌。……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7]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里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场景，依奥尔迦·米哈伊洛芙娜来看，同船的“每个人都反常，恶劣。她在每个人身上只看见弄虚作假……奥尔迦·米哈伊洛芙娜看一下别的小船，她在那边也只看见些不招人喜欢的怪人、装腔作势的人或者狭隘浅薄的人。……她觉得所有的人都平庸，苍白，闭塞，狭隘，虚伪，无情……”（7，318—319） 《命名日》之所以暴露出原先不为人察觉的虚伪，是因为女主人公奥尔迦·米哈伊洛芙娜正在怀孕，她病态的身体状况使她能够跳出常规化和模式化的生活轨道，从旁观者的角度打量周围习以为常的庸俗环境，以病人的目光所特有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敏感，体会到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中那些最细微的虚伪和谎言，诚如比亚雷所言：“正常、健康的人因其不可避免的感觉钝化，对此是无法感受到的。”[8]奥尔迦·米哈伊洛芙娜的丈夫、邻居等人都通过她的感受塑造，这样的方式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同时作者会直接发言来修正女主人公的评价。我们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总是能够碰到这样的修正：在赛马场上，安娜听着丈夫卡列宁“那尖细而均匀的声音，没有漏掉一个字。他所说的每句话，在她听来都是虚伪刺耳的”，但作者随即解释说：“她不了解卡列宁今天这样异乎寻常地饶舌，弄得她恼恨，完全是他内心烦恼和不安的反映。正像一个受伤的孩子拼命以蹦蹦跳跳来减轻疼痛那样，卡列宁需要用其他脑力活动来排除有关妻子的思想。”[9]在《命名日》里也有这样的用作者的客观评论来修正主人公的主观判断：“他那种装出来的架式，装出来的腔调，他所走的每一步路，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无非是演戏罢了。他照这样而不是照别的样子走路，是因为他知道人家在看他，他这样走路正好配得上他的身分。虚荣，浅薄，虚伪，虚伪，无穷无尽的虚伪。可是，我的上帝啊，他是在谁的面前做假，在谁的面前演戏，在谁的面前装腔作势？是在那些人面前，其中有一半人是糊涂而且无聊的，有一半人是不幸的。”（7，417。引者按：这段话后来被契诃夫在编辑自己的文集时删除。） 另外，契诃夫的客观性还表现在揭示出奥尔迦·米哈伊洛芙娜虽然痛恨虚伪，但本人也不由自主地投身于这一虚伪，而她在极力维持虚假人际关系之前，还在激烈地抨击丈夫的虚伪。躲在窝棚里偷听了丈夫与别的女人谈话，奥尔迦·米哈伊洛芙娜义愤填膺：“他那种做假早已惹得她厌烦：他经常装腔作势，卖弄聪明，嘴里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极力装得跟他的本来面目不同，跟他应有的面目不同。何必这样做假呢？莫非一个正派的人不妨做假？如果他做假，他就既侮辱了自己，又侮辱了对方，而且对他所说的那件事也不尊重。难道他不明白，如果他在法庭上卖弄聪明，装模作样，或者只是为了惹恼她的叔叔，在宴会上谈论政府的特权，他这样做无异于把法院，把自己，把那些听他讲话和瞧着他的人都看得一文也不值？” 然而，一旦奥尔迦·米哈伊洛芙娜出了窝棚，走上宽阔的林荫道，立刻便戴上料理家务的假面。虽然她不喜欢那些客人，觉得他们待着不走简直使人厌倦，但“为了避免显得没有礼貌，就向侦讯官殷勤地微微一笑，还对他摇一下手指头。她穿过大厅和客厅，做出笑脸，装着她是去交代一件事，安排一件事的样子。‘求上帝保佑，千万不要有人拦住我才好！’她想。然而她不得不在客厅里站住，出于礼貌听一个年轻人坐在钢琴旁边弹琴。她站了一忽儿，喝彩道：‘太好了，太好了，乔治先生！’她又拍两下手，再往前走。”（7，305） 从无所不知的作者视点加以客观的审视，加强了小说对虚伪批判的公正性和说教性质。难怪当时有评论家指出：“契诃夫先生最近的一篇短篇小说——《命名日》——完全在托尔斯泰伯爵的精神和风格中写成，这里的俄国知识分子、地主和地方自治活动家的生活完全是从真理的视点加以分析。在作者的描绘下，这种生活整个充满了对自己和别人的不必要的谎言。根据基调，这个短篇小说非常像《伊万·伊里奇之死》。两个短篇小说同样引起对所描绘的生活的厌恶……”[10]契诃夫表明，上层社会外表看来极其冠冕堂皇的思想观念（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和虚假的仪式，是如何扭曲并损坏着人的感情中真正美好的东西。中篇小说的主人公彼得·德米特利奇和奥尔迦·米哈伊洛芙娜虽然有深刻的感情，但在日常生活中被周围那些习以为常、似乎微不足道的谎言所缠绕，这些虚假的东西在夫妇生活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夺去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孩子。 在《命名日》之后，契诃夫又写了一个“糟糕透了的女人”——短篇小说《公爵夫人》的女主人公。与《命名日》一样，这篇小说的叙事中心也是女主人公，情节从属于对她的外部感受和内心情绪的描绘。当公爵夫人住进修道院，“那些羞怯的见习修士、那种宁静、那些低矮的天花板、那种柏树的香气、那种简单的素食、那些便宜的窗帘，都打动她的心，使她生出满腔的温情，而且不由得沉思默想，脑海中添了许多美好的思想。”她不由得生出这样的想象： “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斋戒者正在昏暗的修道室里专心祷告，忽然，有一道阳光意外地射进房间，或者有一只小鸟停在窗台上，唱起歌来。这个严肃的斋戒者就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笑，他的胸中，从罪恶积成的深重悲哀下面，就跟从石块下面那样，忽然涌出安宁的、无罪的欢乐，宛如一道溪流。公爵夫人觉得她自己从外界带到这儿来的，恰好就是阳光或者小鸟带来的那种安慰。她那亲切欢畅的笑容，她那温和的目光，她的说话声，她的笑谑，总之，她整个的人，她那穿着朴素的黑衣服的娇小苗条的身躯，一旦在这里出现，就一定会在那些纯朴严谨的人们心中引起一种温柔欢欣的感觉。每个看见她的人都一定会想：‘上帝派一个天使到我们这儿来了。……’她觉得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一点，就笑得越发亲切，极力装得象小鸟似的。”（7，380） 最后一句是作者的直接提示，加强了讽刺效果。 可是，与《命名日》不同的是，《公爵夫人》中对女主人公的揭露，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另一位人物的直接言语完成的。小说里的医生原在公爵夫人的庄园上任职，十分熟悉她在家里搞的那一套伪善做法，于是把他积聚的满腔愤恨向公爵夫人倾吐出来。原来，公爵夫人的虚伪和任性，不但毒害了她的家庭，折磨着她的下属，而且也给修道院带来了无尽的烦扰。在此契诃夫没有放弃他的不偏不倚，评论医生的嘲笑是有力的、尖刻的，“只有脾气不好的人才会这样发笑”，而且他揭露的话语“讲得那么笨拙、粗鲁，一点也没有诙谐和快活的味道”（7，386），作者的评价公正地暴露出揭发者自身的恶毒和粗暴。也正因为此，公爵夫人根本听不懂对方所说的话，只觉得“医生在用帽子打她的头”，只明白一点：“有个粗鲁的、没有教养的、恶毒的、忘恩负义的人在对她讲话，至于他对她有什么要求，他在讲些什么，她就不明白了。”（7，387）在小说结尾，当公爵夫人离开时，“极力装得像是一只小鸟”，仍然觉得“她的笑容异常亲切而温柔。……不论走到哪儿都带去温暖、光明、快乐”（7，391）。从头到尾她都是满足和幸福的，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沉浸在虚伪的泥潭中，心甘情愿被自己的虚假欺骗。 二，爱的说教 托尔斯泰主义的道德要求不仅仅是揭露一切形式的虚伪和暴力，而且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即宣扬基督教的爱、顺从和宽恕。1888年契诃夫在给苏沃林的信中也曾谈到基督的爱，但他表述得更加极端。他指出，基督所说的“爱敌人要像爱自己一样”是一个“不彻底”的思想：“一般人是一个总的概念，敌人是一个局部的东西。要知道，糟糕的不是我们痛恨敌人，因为我们的敌人很少；糟糕的是我们不十分爱一般人，而一般人在我们却是很多的，多得不得了。”（XIV，428—429）拉克申认为，契诃夫在此是质疑托尔斯泰的法则，即“爱自己的敌人要像爱自己一样”，契诃夫不能赞同“人为什么应该对自己的感情施加暴力，屈从那引起他愤怒的东西”[11]。可是从契诃夫的原话和这一时期所写的作品来看，其实契诃夫对于“泛爱”的调门鼓吹得更加彻底。 在契诃夫188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严寒》中，省城的社会人士不顾冬天寒冷要办“民众”游艺会，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游艺会打着“慈善性募捐”的名义，却让警察、乐师们在严寒中挨冷受冻。对于躲在阁子里取暖的上层人士和太太们来说，严寒纯粹是一件快活事，但对于做工的穷人来说却是极大的灾难。契诃夫在日记中写道：“ 紧接着《严寒》所写的短篇小说《乞丐》，呼应了托尔斯泰关于救济贫民的看法。1882年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借人口普查的机会，向全社会呼吁应当去认识莫斯科的贫民，向他们提供有组织的救济。根据这一呼吁和随后的经历，托尔斯泰写作了最激动人心的政论之一《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探讨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种种现成观点以及他自己作出的结论。托尔斯泰在自己的论著中讲述了他救济穷人时经历的两次失败例子：有一次，他遇见一个健康的能干活的庄稼汉向他乞讨，便给他找了个锯木柴的工作，并给他一些钱买锯子，可是这个庄稼汉拿了钱就跑了，根本没去做工。还有一次，托尔斯泰把一个住在贫民窟的男孩带回家，让他睡在厨房里，托尔斯泰说，这样做的结果“不是给我而是给我们家厨房的女仆添了麻烦”[13]，男孩却不领情，最后依然逃回贫民窟，去过他习惯的堕落然而轻松的生活。在经过一番深刻的自省之后托尔斯泰发现，自己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施救者本人与那些不幸的堕落者一样都陷在恶劣而虚伪的生活状态下，可是却被他生活的圈子看做是“非常善良、非常好的人”[14]，因此穷人的卑鄙欺骗会对他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托尔斯泰进而提出，为了帮助这样的人，只有改变他的世界观。而要改变他人的世界观，自己就应该有更好的世界观，而且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生活必须符合这样的世界观。由此，他提出应该首先从改造自身做起。托尔斯泰的这部作品激发起每一个有同情心的读者的热烈反响，契诃夫当然也不例外，后者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对此作出了呼应。 契诃夫的《乞丐》也讲述了一个救助贫民的故事：律师斯科尔佐夫遇见一个自称做过乡村教师的乞丐路希科夫，发现他原来是一个骗子，于是用极其无情的话语来责备乞丐，因为他觉得，那个衣衫褴褛的人的谎言在他心里引起嫌弃和厌恶，侮辱了他身上的“善良、敏感的心、对不幸者的怜悯等”（6，25）。也正因为如此，他下定决心要像托尔斯泰所讲的那样“动手去改造别人的生活”[15]。办法也一样，他把路希科夫带到自家厨房，让厨娘分派他干劈柴的活儿，还给他写推荐信让他去做抄写的工作。律师自认为是美德的典范，以为路希科夫能够走上正路是凭借他的恩典和教化，但实际上拯救乞丐的却是律师家的厨娘，她虽然痛骂路希科夫是醉鬼，但总是真心诚意地可怜他，为他发脾气，流眼泪，甚至替他劈柴。路希科夫自己承认：“我听到她的话，看到她的高尚行动，我的灵魂就起了变化，她把我挽救过来了……”（6，29） 短篇小说《信》描写了神职人员的日常生活。在这篇小说1887年的杂志版本里，托尔斯泰主义体现得更加充分。监督司祭奥尔洛夫神甫“从小就严格遵守持斋的教规……他只承认由教堂主持的合法婚姻，其他一切，他统统认为是卑劣和罪恶，有损于灵魂和肉体”（6，412）。由于大学生彼得从小就不守教规，不讲礼仪，做了大学生后根本不进教堂，待人高傲，最让他气愤的是彼得居然和别人的太太同居，于是，他便替彼得的父亲留比莫夫助祭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彼得，在信里诅咒彼得是不信神的异教徒，堕落到了动物的水平。在后来被契诃夫删去的结尾中，当复活节的钟声响起，歌手们高唱：“我们互相拥抱吧！……接吻吧，弟兄们！在这复活的节日宽恕那些憎恨我们的人吧！”监督司祭便体会到别人的悲伤，原谅了别人的罪恶，“紧接着，监督司祭让助祭吻自己，同时想起了彼得和他的信。先前，信写好的时候，他跟助祭一样，并没感到愤怒和敌意，可是现在，到了该宽恕一切的时候，他已经不记得彼得的罪过，只记得他的信措辞尖刻了。‘那封信，助祭，暂时不要寄出去，’他说。”（6，413） 短篇小说《哥萨克》则在托尔斯泰宗教精神的影响中写成。复活节早晨，田庄承租人托尔恰克夫和妻子一道捧着受过圣礼的圆柱形大面包从教堂回家，觉得事事顺心，一切圆满。他们在路上偶然遇到一个生病的哥萨克，因为妻子的一句话，便拒绝分一小块面包给他开斋。回家后托尔恰克夫很快就受到良心的折磨，于是到处寻找那个哥萨克，试图弥补自己的错误，但哥萨克已经踪迹全无。从此开始，有一个思想在托尔恰克夫脑海里挥之不去：“万一这是上帝要试探我们，打发一个天使或者圣徒扮成哥萨克的模样来见我们，那可怎么好？”（6，169）但他的妻子丝毫不能理解他的痛苦，于是夫妻俩争吵不断，家道也败落下去。 托尔斯泰在19世纪80年代初根据民间传说改写出一系列故事（《人靠什么活着》、《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两个老头》等），讲述了人不需要崇拜各式各样的奇迹以及外在的教会礼仪，而要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爱的法则，爱人和爱上帝是同一的。托尔斯泰引用《福音书》中的话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16] 在契诃夫的《哥萨克》中，这种爱的基督教与托尔恰科夫妻子重仪式轻爱人的宗教观是相矛盾的。后者拒绝给哥萨克面包的理由是：“没有到家就把复活节面包切开是罪过，这不合规矩，干什么事都得看地点和时间。”（6，167）托尔恰科夫由于一念之差而相信了妻子，从此埋下家庭悲剧的祸根。他们的财产日益减少，债务越积越多，夫妻互相厌恶，“所有这些灾难，照玛克辛的说法，都是因为他妻子恶毒而愚蠢，因为上帝为那个有病的哥萨克生了他和他妻子的气……”（6，171）叶甫宁说：“契诃夫在这里把自己的任务设定为客观再现来自民间的人的宗教感受，而不是宣扬处于托尔斯泰民间故事中心的‘普遍的爱’……”[17]。但这是改写后的结尾，遵照契诃夫从人物立场出发的客观性诗学，在1887年最初的版本里结尾如下：“上帝为害病的哥萨克生了他的气。丽扎薇达看到灾难来了，可是这该怪谁，她却不明白。”（6，412）这纯然是作者的主观评价，受托尔斯泰主义影响的宗教说教意味十分明显。 三，不以暴力抗恶 契诃夫曾在笔记本里表达过这样的想法：“由于我们不严肃，由于大多数人不善于和不习惯于考察和思索生活现象，所以任何地方的人都不像我们似的常常说：‘多么庸俗！’任何地方的人都不这样轻率地、讥诮地对待别人的功绩，对待严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没有看到像我们俄罗斯人似的那样崇敬权威，屈从它的蹂躏，和由于经历了几世纪的奴隶生涯而养成的自轻自贱和害怕自由。”（XIII，521）契诃夫本人对待托尔斯泰主义这样严肃的问题，一方面给予充分的尊重并积极对之做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另一方面也从来没有盲目地接受托尔斯泰的权威，虽然他对托尔斯泰本人保持着高度的敬仰。1887年1月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当人们就托尔斯泰的思想展开激烈的论争，契诃夫却冷静地证明说：“需要好好研究托尔斯泰的不抗恶理论，而目前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不可能是诚实的……”[18]同一时期契诃夫在信中写道，像“不抗恶”这样的问题“只有到将来才会解决”，现在给予它定论“无异于要我们走出我们能力的范围”（XIV，177）。正是本着认真研究的态度，在1886年底到1887年初契诃夫写作了两部短篇小说——《妹妹》（后来改名为《好人》）和《邂逅》）——来讨论“不以暴力抗恶”理论，而且讨论确实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引起读者的惊奇”（XIV，180）。 短篇小说《好人》正面讨论了托尔斯泰的“不抗恶”理论。主人公里亚多夫斯基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但眼光狭隘，知识浅薄，盲目自满，而且信心十足地从事自己的文学创作，对自己在写作上的评判权力毫不怀疑，对自己的文学纲领心满意足。可是，他对生活现实一无所知，缺乏实际的痛苦感受，只不过“靠书本和传说”了解生活。他的妹妹薇拉却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打击，显得乖僻，疏懒，冷漠，在短暂地崇拜哥哥之后很快就开始坚信其工作毫无意义；但恰恰是她首先提出托尔斯泰的那个“非常刺激人的思想”的“不抗恶”问题。 里亚多夫斯基用自己一贯的专横态度解释说，“不抗恶”就是对恶人恶行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结果必然使犯罪横行，文明毁灭。这种说法无法让薇拉满意，在小说最初的版本里，契诃夫对他的错误做了明确的说明：“他的错误倒不在于他认定‘勿抗恶’是谬论，也不在于他不理解这种学说，却在于他没有考虑他是否有能力充当一个解决这种艰深问题的裁判者。闯入别人的住宅或者拆看别人的信件，是不老实的，不懂医学而给人治病或者事先不熟悉案情就来审判盗贼，也是不老实的，然而，说来奇怪，在社会生活当中，如果有人没作好准备，也不熟悉内情，更不具备学问上和品德上的资格，竟然跑到他们只配做客人的某一思想领域里当起主人来，这倒不算是不老实了。”（5，467）薇拉对待“不抗恶”理论的态度显得更加合理，也更加真诚。她其实并没有毫无保留地信奉托尔斯泰主义：“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已经部分地解决了。”（5，363）解决的那一部分在于别人施之于本人的恶可以不反抗，若是施加于别人，却难以想好答案。另一位严肃思考托尔斯泰立场的柯罗连科则义无反顾地解决了后一部分，在1890年写给埃尔捷利的信中，柯罗连科说：“我不能认为一个只身保护无力的受折磨的奴隶并反抗十个奴隶贩子的人是暴行者。不，对我来说，他每一次挥动手中的长剑，他的每一次出击都是善行。他在叫人家流血吗？那又怎么样呢？难道这么一来连外科医生使用的柳叶刀也可叫做作恶的工具吗？”[19]无论如何，契诃夫和柯罗连科表达的都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来检验托尔斯泰的教导，进而寻求真理的愿望，他们可以互不同意，可以相互争论，也可以走入歧途，但更重要的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薇拉建议哥哥：“只有自然科学才能够给你提供解谜的钥匙！”[20] 可惜，里亚多夫斯基虽然开始的时候似乎对妹妹充满温情，富于文学性地把妹妹比作一本“被人读过，翻旧，卷了边揉皱，丢在尘土里”（5，358）的书，“您掀开她的封面，瞧一瞧她的灵魂，就会吓一大跳。前后不过三个月的工夫，薇拉经历到的事不下于人家一辈子的经历呢！”（5，359）可是，他虽然热切地为一些丝毫不符合生活实际的小说写书评，却不愿意费力去读妹妹这本寻找生活的真正意义的书，当薇拉与他在“不抗恶”问题上起了争论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并不是凡开始按新方式、按自己的方式思索的人都会经历到的孤独之苦，也不是人在严肃的思想转变时期难免遇到的痛苦，而是他那受到侮辱的纲领和他那受到伤害的作家的自尊心。”（5，366） 对待托尔斯泰主义的态度的不同，揭示出兄妹俩的根本分歧在于，薇拉觉得哥哥的头脑里充满了虚伪和狭隘的偏见，由此发现所谓当代的思想似乎在一个狭小的专门领域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没有勇气在广阔浩渺的领域自由翱翔，不敢解决那些根本的问题。托尔斯泰认为，科学和艺术如果是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不造福社会大众，不操心人类的生命问题，就会成为少数贵族阶级的精致玩具；而薇拉正是基于这一点把哥哥的文学工作称为浪费时间和精力的“炼金术”。 但是，我们看到，契诃夫对托尔斯泰主题的处理是纯粹契诃夫式的。小说符合这一时期集中出现的“发现型短篇小说”样式，与《风波》、《恶梦》、《熟识的男人》、《歌女》、《生活琐事》、《侦讯官》、《他的初恋》（后来的《沃洛嘉》）和《阴雨天》属于一类，讲述的都是人的思想意识的飞跃进展，在某一件事情的触发下摧毁了过去对于生活的肤浅认识[21]。 在这篇小说里，契诃夫并没有直接判定兄妹俩人观念的正误，而是给出了薇拉逐渐发现里亚多夫斯基的真实面目、自己独立探索真理的过程，以及双方处理问题的情绪变化。1889年契诃夫在写给苏沃林的信中说：“所有那些见解就其内容而论，一点价值也没有。问题不在于它们的内容，这种内容是容易变换的，而且也不新鲜。症结在于这些见解的性质，在于它们对外界影响的依赖性，等等。”（XIV，150）在解释短篇小说《命名日》的立意时，契诃夫也表达过相似的意见，说他关注的并非是“平衡”各种思想倾向，而是要把“主人公的虚伪和他们的真情”（XIV，413）做一个平衡。契诃夫的目的也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更深入地提出问题。《好人》里的两位主人公本性都很善良，但他们在表达和实践自己的思想观念时都有着自己天生的缺陷和盲目，在寄托着作者明显好感的薇拉身上，却也难免让人看到骄傲、愚钝、萎靡不振，叙事者认为她拒绝仆人的行为和冷漠严峻的神情，“是思想偏执、信心强烈的人常有的”（5，365）。在这场辩论中，冲突双方在思想的偏执和顽固上，可谓半斤八两。但是，不论薇拉秉持的托尔斯泰主义如何不合情理，在对保守思想的批判、对虚伪生活的否定、对自由真理的向往上，托尔斯泰的坦率和激情却远远超出了当代思想界的虚伪做作。可以说，正是托尔斯泰提出问题的勇气，为契诃夫在思想领域的独立探索开辟了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大大提升了年轻作家掌握现实的胸襟和气魄。 相比《好人》，短篇小说《邂逅》表面看上去更有托尔斯泰的味道，但实际上并不能证明契诃夫赞同不以暴力抗恶，而仅仅是反映出作家对它有浓厚的兴趣。小说中叶甫烈木大叔受家乡村社大会的委托，为焚毁的教堂募集捐款。他在途中偶遇一个游手好闲的农民库兹玛，被后者偷走募来的款项。按照托尔斯泰19世纪80年代中期写作的劝善寓言的解扣方式，叶甫烈木既没有打骂库兹玛，也不愿意用世俗的审判来惩罚他，却一连七次说到上帝，用“钱是上帝的”，“你欺侮的是上帝”，“该让上帝来审问”这些谦恭的言辞和不抗恶的说教让库兹玛良心觉醒，幡然悔悟。可是，与纯粹的托尔斯泰说教不同，契诃夫笔下的这位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体现出了作家不经意的反讽态度。 首先，作者直接披露了叶甫烈木的虔诚中一丝炫耀的色彩。在玛洛耶村募捐时，叶甫烈木“神气活现，大声喊叫，倒好像他把那个上帝的仆人（他的大车上放着喀山圣母的神像，募化善款便是借用这位神仆的名义）置于他的保护下，或者他成了上帝的仆人的向导似的。”（6，133）其次，库兹玛之所以醒悟，并非是被叶甫烈木的宗教虔诚和上帝的公正所震撼，而是出于契诃夫最擅长表现的、微妙的心理动机。短篇小说1887年在《新时报》首次发表，在那个含有库兹玛认罪情节的文本中，还有一段后来被作者删掉的话：“遭到欺负的人却这样冷漠，这叫人摸不着头脑，而且可怕。尽管他态度真诚，却让人感到其中藏着很大的心机，藏着一种莫测高深却又严峻的力量。叶甫烈木的冷漠不是做作出来的，然而他自己也罢，库兹玛也罢，都不明白他这种冷漠暗藏着心机和力量，他提到上帝就是在斗智，角逐，惩罚。”（6，409）这段叙事者的插话，对心理因素的强调更加明显。最后，库兹玛的忏悔并非上帝真理的胜利，而是叶甫烈木使用“心机和力量”与其“斗智”的结果，所以这种醒悟并不持久。在小说结尾，库兹玛已经全然忘却了自己良心的重负，又在酒店里吹牛、说谎、骂人、打架。托尔斯泰笔下促成灵魂得救的说教，在这一不无幽默的场景中化作一团青烟，不留任何痕迹了。 由此可以看出，在契诃夫作家生涯的早期，对托尔斯泰的崇敬和爱戴从来没有让他丧失自己冷静的评判能力。他欣赏托尔斯泰思想的广阔和深度，但也不忘用自己特有的反讽手法表现出实际生活与托尔斯泰鼓吹的宗教教义的反差。 [1] 本文中契诃夫小说译文均引自《契诃夫小说全集》10卷本，译文出版社，2008年，汝龙译。书信译文均引自《契诃夫文集》第11—17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999年，汝龙译。部分文字根据原文有所更改。在引文后直接用括号标出。第一个字母表示卷数，第二个字母表示页数。《小说全集》的卷数用阿拉伯数字，《文集》的卷数用罗马数字。 [2] Дерман А. Твор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Чехова. М. Мир. 1929; Он же. 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 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39; Соболев Юр. Чехов. М. Журнально-газет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4. [3] Дерман А. Твор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Чехова. М. Мир. 1929. С. 210, 213. [4]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文艺》第2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5]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83页，重庆出版集团，2008年，王景生译。 [6] Цит. по: Ред. Благой Д. Д., Лаврецкий А., Ломунов К. Н., Сабуров А. А., Шифман А.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Л. Н. Толстого.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9. С. 407. [7]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101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草婴译。 [8] Бялый Г. Русский реализм от Тургенева к Чехову. Л.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1990. С. 270. [9]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283—28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草婴译。 [10] Р. Д.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Неделя. 1889. № 1. 1 янв. столб. 34. [11] Лакшин В. Толстой и Чехов.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63. С. 33. [12] 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 [13] 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第1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冯增义、宋大图等译。 [14] 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冯增义、宋大图等译。 [15] 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第1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冯增义、宋大图等译。 [16]《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40节。 [17] Ред. Благой Д. Д., Лаврецкий А., Ломунов К. Н., Сабуров А. А., Шифман А.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Л.Н. Толстого.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9. С. 405. [18] 引自1887年1月2—3日А. С. 拉扎列夫-格鲁津斯基写给Н. М. 叶若夫的信，其中提到契诃夫与А. Д. 库列平的争论（См.: Гитович Н. И.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А. П. Чехова. 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5. С. 148）。 [19] 转引自屠尔科夫：《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第1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朱逸森译。 [20] Новое время. 1886. 22 ноября. С. 2. [21] См.: Катаев В. Б. Проза Чехова: Проблемы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М. Моск. ун-та. 1979. С. 12-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