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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鉴于美国翻译研究具有哲学思辨和比较文学视角的传承，本文综述了美国比较学者苏源熙、达姆罗什、伯尔曼、阿普特以及韦努蒂等比较学者近十年来的翻译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表现出了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的跨学科性、世界文学的椭圆形折射式翻译性、翻译阐释与调适模式以及对翻译重生论与不可译性的人文主义思考等的认识。该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范式不仅强调了翻译阐释性，明确了在新文化和新理论语境下有效理解翻译，因而注重研究接受情境及其运作方式，而且强调世界文学语境下翻译承载的人文精神，强调对文化与文明传承与译介的世界意义，强调翻译存异与重译的人文意义。因此，这一研究范式也许对我们思考翻译如何助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现提供人文学术思考，使得这一思考具有接受情境导向性、人文精神性。 关 键 词：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椭圆形折射/解释项/翻译重生论/不可译性 美国的翻译研究凸显了比较文学研究范式特点。这一方面体现在其哲学思辨和比较文学视角的学术传承。在当下翻译研究论著中，引用文献频频出自哲学家或者比较学者的话语。这些文献包括施莱尔马赫的尊重异域论、本雅明的纯语言与直译论、斯坦纳的阐释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图里的翻译规范论、勒菲弗尔的重写论、贝尔曼的异域性论、德里达的延异论、赛义德的东方学论、福柯的话语论、伯恩海姆的学科开放性、莫莱蒂的世界文学波浪论、佛克马的世界主义论以及库勒的结构主义诗学等等。另一方面，美国的翻译研究一直是在比较文学系展开的，且在近年获得了强劲发展势头，涌现了一批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上卓有建树的比较学者，这其中包括伯尔曼(Sandra Bermann)、阿普特(Emily Apter)、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根茨勒(Edward Genzler)、斯皮瓦克(G.C.Spivak)、苏源熙(Haun Saussy)、海亚特(Eric Hayot)、斯蒂文(Yao G.Steven)、韦伯(Samuel Weber)、伍德(Michael Wood)、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等。①在这些学者近年的成果中，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比较文学与翻译交叉研究的宣言，而且进一步探讨了翻译研究的语境性因素之内涵与要素，强调了尊重异域性的人文意义与精神。 以上比较学者的研究传承与现状造就了美国翻译研究的比较文学和人文科学路径。正如阿普特所言，“从早期到当下，翻译一直以不同形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主干。对于那些彼此不同但相互连贯的(学科)教学法而言，翻译已经成为一种催化剂，因为它有效地将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语言学、人文主义、翻译研究与被摒弃的人文主义、‘后卫星时代’的语言学、机器翻译、解构主义等知识领域的发展及文化翻译相结合”[1：50-51]。以下我们重点讨论伯尔曼、达姆罗什、韦努蒂、阿普特和苏源熙等比较学者近年来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的结合研究之思考。这些研究体现了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的跨学科性、世界文学的椭圆形折射式翻译性、翻译阐释与调适模式以及对翻译重生论与不可译性的人文主义思考等认识方式。 一、比较文学“与”翻译：语言与文化层面的对话，普遍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与反思的场所 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佐哈尔、图里、切斯特曼、赫曼斯、勒菲弗尔、巴斯奈特、斯皮瓦克等学者均从比较文学视域开展了翻译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比较文学与翻译”其名的确立，却归于伯尔曼在2009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所做的题为《耕耘于“与”地带：比较文学与翻译》的会长发言。②在此文中，伯尔曼追溯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的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历史，明确了比较学者研究翻译的基本任务以及意义。她认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两者的结合研究将成为跨国家、跨民族和跨学科的人文学科。“它很可能带来一种全新的全球意识。而这种意识将有利于加深对这个多语世界的语言、文化和民族的感悟，并把研究者带入到更广、更积极的对话中。”[2：432]“比较文学与翻译”中的“与”意味着两个学科相关联、相关系、平等对话之意，意味着这两者结合研究的开放性，但又不失比较文学的学科本位性。 伯尔曼认为，将“比较文学与翻译”相关联，不仅秉承了比较文学“一直以来对其他文化和学科所持的开放态度”[2：434]，而且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与”这一认知方式可以追溯到伯恩海姆1993年报告。正如伯恩海姆所预见的，目前，学科领域更加广泛，研究包括了“在不同的知识域、经济和政治背景下的文化表达的物质可能性，无论是现象还是话语”[3：45]。而且，也正如苏源熙的“球茎”学科的隐喻所描述的，比较文学不断地在与其它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生发出了“腋芽”状的新研究方向。“与”研究具有溯因推理或类推逻辑性，其结果是“也许”、“似乎”而不是肯定。它可以使比较文学不再囿于对相同和差异的比较，而是在语言、文化和理论基础等层面上展开更加细致与复杂的对话。因而它是观察文学关系的开始，可能会激发研究者进一步的细致阅读，并提出理论性的诗学问题，显示阐释学的复杂性；同时，也让文学、宗教或者政治文本之间展开对话。比较文学与其它学科结合的宣言，鼓励了比较学者开展跨学科研究，有利于学者认识全球化世界的差异性和不平等性。伯尔曼提出，当下的比较学者是“与”的一代(the and generation)，“与”意味着开展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对话，比较文学与翻译就是对话之一。 比较文学与翻译的结合研究，两者可以在文本、实践以及协作等三个层面展开对话。在文本层面，自伯恩海姆1993年报告之后，比较文学教学已经接受翻译文本，成为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的理想场所。在实践层面，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强调翻译过程是对原文的细致阅读，重视原文诗学特征，并为东道文化读者的理解努力进行有效阐释，体现出文学创造性，让文本实现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所说的“重生”。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是语词和意义在目的语中的扩展和转换，丰富了目的语，提高了其交际潜力。“翻译不仅提出了语言学和哲学问题，而且也提出了政治、宗教和经济问题。例如，为何译入英语的翻译相对少？翻译发生在何时、何地，译者是谁？文本是如何被翻译的？翻译行为是出于什么政治、文学、经济或宗教原因？翻译是如何影响原作者以及语言的生命的？在当今权利和语言失衡、不平等和去权利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背景下，这些都是关于翻译的重要政治问题。”[2：440]比较文学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深化了对作品的理解，也成为研究的新方向，扩展了“与”地带。比较文学与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可以给大学人文学科的协作带来新契机，它可以体现为世界文学课程建设，关注翻译的文本问题，思考翻译文学的语言、流传以及异域性等问题，让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展开对话；也可以体现为在大学层面开展比较文学与翻译的对话，设立翻译协作课程和专业，建立翻译中心。这些协作方式有利于在“与”地带开展跨学科研究，彰显了比较文学最重要的特质和问题。 在学科方法上，比较文学和翻译都具有学科关联、关系与合作性质，其语言均能反映相似性与差异性、异域性与本土性。两者的结合研究更加凸显了这些性质。伯尔曼认为，翻译追求的是对等，处理的是交际的相似，同时也不抹杀差异。翻译是通过关系、溯因和类比推理而谋求对等语词。对话始终在译者的判断与文本之间不断进行，而判断取决于其历史和文化背景知识，对话是推理的向导。对语词的翻译过程就是过去与现在、源文化与东道文化的对话过程，也是与他者发生关系的过程。文本的异域性在种种对话中得到强调，包括文本之间、语言之间、文化之间、时代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对话。阅读翻译就是进入“与”地带，不是侵占这个地带，而是观察与交流，并产生“他者”的意识以及对话需求。 最后，伯尔曼指出比较学者研究翻译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思考翻译文本质量及其局限性，引出文学文化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上升为文学与文化批评或者理论。比较学者比译者更加深入地游离于文本之间，与文本相遇并静心思考，发现文本中的陌生化，感受人类的共性。“如果研究者特别注重研究文本的特定之处、深层次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理论问题，以及世界范围的流传、政治定位等问题，这种研究也许很有价值。在这过程中，翻译或者对翻译的思考成为比较文学不可或缺、有用的合作研究对象。” 二、世界文学：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翻译之得与超然解读 达姆罗什在其专著《何为世界文学》(2003)中，强调翻译在世界文学建构中的关键作用，并从文化影响、翻译方式与结果和阅读方式等三个方面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2)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书写结果；3)世界文学不是一套经典文本而是阅读方式，即对我们所处时空之外的世界的超然解读(detached involvement)”[4：281]。 在这个定义中，达姆罗什首先将世界文学隐喻为“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在此，我们需要理解这个隐喻中的三个关键词：民族的、折射以及椭圆形折射。首先，他认为，需要从广义上对“民族的”进行理解。即“作品成为世界文学时，继续带有民族渊源印迹。但是，这些印迹会被不断扩散，甚至明显地被折射为来自遥远异域他乡之作”[4：283]。“扩散”意味着从高浓度区向低浓度区转移，即民族文学的特征会在成为世界文学时发生淡化，甚至折射变形，但是，这种淡化或折射的结果还是保留了其异域民族身份。其次，关于折射，我们认为达姆罗什沿用了翻译学上的“折射”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用“折射”一词来概括种种文学表达方式，包括翻译、文学批评与评论、文学教学、文学选集的编纂以及戏剧改编等等。这些形式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依据不同读者对象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以达到影响其阅读作品之方法的目的”[5：4]。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最具折射特点的文学生产方式。在此，我们不妨体会一下这个物理学术语在翻译学上的喻意。折射是当光从一种透明介质斜射入另一种透明介质时，由于光在两种不同的物质里传播速度不同，故在两种介质的交界处传播方向发生变化。介质的成分、形状、密度、运动状态，决定了波动能量的传递方向和速度，对波的传播起决定作用。当这一现象被隐喻为翻译活动时，源语文本被喻为光在第一种介质——源文化——中的表现结果，而翻译文本为光在另一种介质——东道文化——中的表现结果。文化介质主要体现为主流文学气候和政治意识形态。由于这两种文化介质往往表现迥异，当民族文学穿越了性状发生了改变的文化介质，其文本的意指方式、意图效果以及传播方向也随之发生折射变形，导致翻译文本体现出与源语文本的种种不同之处。因此，勒菲弗尔认为，影响翻译折射的是东道文化介质。 但是，当达姆罗什把这一隐喻沿用到世界文学的生产过程中时，他认为，世界文学不仅被东道文化所折射，而且还被源文化所折射，因而是“双折射”(a double refraction)，并创新性地用“椭圆形”的形成概念来进一步描述世界文学的这种文化双重性特征。他说，“一直以来，世界文学既是东道文化价值观和需求的体现，又是源文化的体现。这是一个双折射：借助椭圆形的概念，以源文化和东道文化为椭圆的双焦点，形成一个椭圆形空间，世界文学即置于这个空间，与两种文化都有关联但绝不完全囿于其中一种文化”[4：283]。因此，世界文学是这种语境架构下的产物。“椭圆形折射”形象地概括了世界文学是文化双折射的结果，既是东道文化种种需求的产物，也带有源文化的深刻印迹。民族文学经由椭圆形折射，蜕变为兼具源文化和东道文化的双重文化特征的世界文学：遥远时空以外的过去性和异域性，与东道文化的当下性和本土性相遇，发生奇妙的文学融合与改变，从而成就了世界文学。 达姆罗什进一步指出，世界文学是在这样一个“双折射”情形下发生的翻译行为的自然结果。发生在椭圆形折射语境架构中的翻译，让译文有了兼具异域文学的新奇性与东道文学的本土性、源文化印迹与东道文化特征的种种可能。这种“兼有性”或“杂合性”有利于译文在形式上获得陌生化文学效果，在语义上获得新语境意义。这些获益关系到民族文学是否能跨越语言、文化、政治、心理和时空等障碍，进入东道文化中的文学流通领域，从而促使翻译文学获得有效流传和传播，让民族文学得以在东道文化中获得重生。因此，应当“把世界文学理解为是通过翻译而获益的书写结果，以有见地、批评性的态度去欣赏、理解我们所处时空之外的世界，欣然接受世界文学是当下心智活动结果的事实……”[4：291] 世界文学不是一套经典，而是对翻译文学所持的一种超然解读的阅读方式。这种超然解读有别于浸淫式的民族文学阅读方式。一方面，世界文学读者抱着远远眺望源文化的超然姿态来阅读文本，而不必如民族文学读者那样，全身心投入到原文世界，深究原文；另一方面，读者也抱着欣然的态度理解译者在新的语境架构下对原作的阐释，并从个人视域和经验解读文本，领悟译本文学性。甚至在阅读同一作品的复译本时，读者也能通过自身经验与领悟，感受作品在不同时代和背景下的阐释；同时，通过译本间的对比，读者能透视世界文学形态在不同时代和文化中的变迁。“世界文学的阅读和对它的研究是固有的‘超然解读’；其作品展开一种不同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去识别或驾驭文本，而是有距离和差异的对话；我们与文本的相遇不是发生在源文化中心，而是相遇在充满了由来自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作品形成的张力场域中。”[4：300]有了如此超然的解读方式，民族文学才能完成向世界文学的最终蜕变。 对于这种阅读方式，韦努蒂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提倡用远距离泛读与近距离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文学。远距离泛读有利于提高阅读翻译作品的量，以便观察交流模式是如何影响接受方的文学传统；近距离精读译文则有利于考察对原文的具体解读是如何决定这种影响的。“一个文本可能会翻译成很多语言，而且还会不同程度地被东道文化价值观所同化。为了理解翻译对世界文学诞生的意义与影响，我们需要研究由接受情境中的翻译模式产生的文学经典以及译者对原文的阐释。要想获得重要、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就要对翻译进行泛读与精读，以揭示经典与译者阐释的关系。”[6：207-208] 同时，韦努蒂也认同翻译在世界文学建构中的核心作用。他说“没有翻译，世界文学就无法进行概念界定”[6：193]。“这种界定是基于翻译让文本在形式和语义上获益。但对获益的察觉取决于文本细读、对细节的分析以及对原文到译文所发生的改变的详细考察。”[6：199]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定义和韦努蒂的进一步阐发，体现了翻译在文学关系动态生成之研究范式中的地位，为讨论全球化特别是星球化文化语境下的翻译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理解一部作品是如何走出源文化、如何在东道文化中获得当下性而得以传播。基于此，世界文学意味着为译本进行“语境架构”(contextual framing)[4：297]，关注和领会译者的翻译选择的语境，从学术的角度认识翻译。“通过关注译者的翻译选择，可以更好地欣赏其选择结果并能察觉其偏好。如果优秀的翻译能被有效阅读，那它就是原作的扩展转换，是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是作品生命的新阶段，因为它从源文化家园走向世界。”[7：66]因此，达姆罗什关注的是译者在椭圆形语境架构下如何进行折射翻译，以达到引导读者进行世界文学式的阅读方式。 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新定义强调了世界文学是源文化和东道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翻译的结果，也是超然解读的结果。它关注了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的动态生成方式，打破了西方“世界文学”理念的定式，重塑了动态生成的“世界文学”形态，为更多非西方文学以翻译文学形态进入世界文学提供了可能，也为当今学术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反欧洲中心主义”和“反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世界文学话语，是对歌德“世界文学”观念的深层次发展。 三、本土化的书写：翻译阐释与调适模式 在翻译本体的认定上，韦努蒂反对基于经验论的工具模式，重温并发展了阐释模式。因为“经验论认为语言是直接表达或指涉，从而认为翻译是原文的不变量的复制(reproduction)或转移(transfer)的工具模式，无论不变量是形式上的，还是在意义和效果上的”[8：74]。他认为，翻译不是译文与原文一成不变的一一对应，任何形式的翻译都会对原文的形式、意义和效果进行变形。如他所说，“基于唯物论认为，语言是受言语和文化因素调适(mediate)的结果。阐释模式将原文的形式、意义和效果看作变量。这些变量会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形(transform)。这并不意味着原文和译文不存在形式对应，而是任何对应都是阐释努力的结果。而阐释的决定因素是译入语及其文化。翻译即书写阐释(inscribe a interpretation)，而且是众多可能阐释中的一种阐释，永远不能还原一成不变的原文。原文的音步与声调、观点与特征描述、叙事与文类、术语与论点等特征都会在译文中发生改变。”[8：74]他借助皮尔斯(C.S.Peirce)的解释项概念(interpretant)描述了阐释的过程：“译者在源语及源文化与译入语及其文化之间进行调适，并运用解释项写下调适的结果即阐释，把原文变形为译文”[8：74-75]；“在翻译中，解释项是形式和主题调适和变形的原则。形式解释项包括对等概念，如基于字典解释的语义对应，或文体概念，与体裁相关的特殊词汇和句法。主题解释项是一系列符码：可以是特定的价值观、信仰和表征，或由概念、问题和论点组成且具有相对连贯性的话语体系，或对一直被独立评论的原文本的特殊解释。从本质上讲，解释项具有互文性和话语间性，即便它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源文化素材，也主要植根于接受情境。译者运用解释项对原文进行语境重构，将与源语及其文化发生关系的互文性与话语间性，替换为建构翻译的译入语及其文化发生关系的互文性和话语间性。”[8：75-76]任何形式的阐释，如果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那么总是包含着这个系统存在的痕迹。因此，任何的翻译复制都不是透明的。复制从来无法揭示被阐释对象的本质，因而翻译是阐释，不是复制。 因此，他将翻译定义为源文本去语境化，在接受情境中重构语境的过程：“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本土化的实践。从翻译选本、翻译话语策略的斟酌到翻译在不同语言与文化中的流传，翻译过程的每一步都受到接受情境的价值、信仰以及表征的调适。翻译不是原文的复制，而是原文的变形，这种变形是译者阐释的结果，反映的是接受者的理解水平与阅读兴趣。”[6：193]但同时，对原文的改变“不仅决定于接受情境中的语言与文化，而且还决定于对原文的阐释，因为这种阐释本身就包含着对源文化的认知和了解”[6：195]。他尤其强调了需要深入了解翻译生成时的接受情境。如他所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翻译发生的变形不应该轻易地斥之为翻译错误而妄加纠正。恰恰相反，这些变形是译者在翻译小说时综合运用了自己的解释项而对原文进行细致入微的阐释之结果。如果对语境不加详细考虑而指责某个具体的翻译表达，那么，就会无意中将另外一种不同的解读作为评估标准。这是很成问题的。没有一个翻译能完整、准确地再现原文，也没有一个翻译在形式和意义上毫无增益。更为严重的是，它剥夺了译者为处于东道文化中的读者解读原文的权利。”[6：209] 韦努蒂的阐释模式进一步论证了其翻译伦理概念。他认为，阐释模式揭示了形式与语义对等的局部性和不确定性，因为翻译语境具有译入语及其文化导向性，众多解释都有自己的准确性标准，因接受文化团体、社会情况和历史时刻之异而异。“翻译总是会让原文变形，因此，对翻译的评估要充分考虑译者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情况，而不是简单地对照原文与译文。翻译评估必须转移到一个不同的层面来进行，对我而言这个层面就是伦理层面：将解读书写进原文，翻译有可能采取伦理视角，在完成阐释时，发挥意识形态功能。”[8：79]他所说的伦理是借用巴蒂乌(Alain Badiou)的伦理概念：挑战制度化的知识和公有社会成员的兴趣，追求文化创新和社会平等。他认为学术翻译伦理应表现为阐释，既是怀疑，也是参与；它坚持合理的调查和道德判断，拒绝任何文化和社会机构的绝对权威。不同的阐释将对已有的学术权威提出质疑，对现有的价值、信仰等发起挑战。如他所说，译者应该对文本的异域性的差异“不断地保持敏锐”的洞察力，“不断专注于那些区别于接受情境中组织性和机构性的标识性差异”，且能“不断地创造新的语言和文化表达手段以彰显差异”[8：80]。 四、重生与存异：对翻译重生论与不可译的人文主义思考 伯尔曼、阿普特和苏源熙等从人文主义视角对翻译重生论和异域性论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和演绎。伯尔曼(2005)认为创作是对历史的翻译，即对逝去的事件进行书写而使其获得文学升华，让往事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如同翻译是让过去的原文续存下来并重生于译入语中。两者都是关乎“过去的幸存”的语言行为。她以法国抵抗诗人夏尔(René Char)的《修普诺斯之书页》(1946，以下简称《修》)诗歌创作与美国新近抵抗诗人里奇(Adrienne Rich)对该诗的翻译拟作《夏尔》(1999)为例，说明了诗歌创作和翻译在人文主义意义上的互文关系。夏尔通过其富有语义潜力的诗歌语言，将其亲历的战斗活动诉诸笔端。伯尔曼将这一言语行为喻为跨媒介翻译的题画诗(ecphrasis)，即把视觉效果翻译成文字艺术。虽然夏尔感叹无法完全忠实再现亲历的一切，但他还是努力让丢失的“原文”(过去的事件)通过言语存活下去，将历史与对未来自由的憧憬关联起来。里奇的拟作《夏尔》由对《修》的碎片式翻译、节译以及里奇与夏尔的对话等三部分构成。“如同夏尔书写了亲历的历史，里奇的诗歌则让这段历史得以在英语世界‘存活’，让它与英美读者见面，从而‘死而复生’。”[9：270]《夏尔》通过翻译与创作的混搭，不仅激活了对夏尔诗歌以及夏尔描写的历史事件之回忆，而且通过回顾过去而感知当下。当读到这些战时描述时，人们不由掩卷沉思当下纷乱的世界，守望过去，反思当下，希冀和平，抒发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与关切，由此展开与21世纪英美读者的对话。夏尔和里奇的“历史事件——创作——拟作”之间互文性所表明的，恰如本雅明所言：“文化‘生命’只能在时间或历史轨迹中获得，形式各异的‘翻译’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257] 这种对人文精神的诉求也体现在阿普特的语文学人文主义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在其专著《翻译地带：一种新的比较文学》(2006)中，她认为，翻译是建立在语文学关系基础上的一个地带，目的在于从地缘政治学上全面应对比较文学个案性与地域性所带来的挑战。如她所说，“语言在本质上具有跨国性；其多语成分能体现语言旅行的历史，但不一定再现帝国的历史轨迹。比较学者运用星球性方法研究文学史，该方法不仅回应了地缘政治的动态性，也没有回避难以应对的边界战争。”[10：583]她以此为立足点，积极地看待了不可译性。不可译因素是思想传承的媒介，而且使翻译获得“重生”。因为“不可译因素被描述为语言中无法交流的东西、一种‘异质’的内核，是一种只能在翻译中‘重生’而无法言喻的文本实质，抑或一种启示性语录的神圣文字形式”[10：584]。例如，理论术语的不断重译甚至是误译，都意味着语义的添损，体现了意义是动态性与稳定性的对立统一，意义在翻译中得到丰富与产生。对于比较文学而言，地缘政治的多样性和语言文化的多重性让不可译因素转而表现为意义重生。它也让不可译性进入到比较学者的视域中，从而产生形态革新，挣脱了地缘政治的束缚，走出了民族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窠臼。因此，阿普特认为，比较文学的翻译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回答不公正对待非西方的方法问题。她特别关注了哲学的不可译性问题。哲学命题具有与生俱来的异域性，有哲学出现的地方就有不可译性绗缝点，这恰好表明哲学回答了不可译性的可译的悖论，即使是当哲学命题被字面直译。这种对不可译性的存异处理鼓励了不同文化和民族的对照，避免了通过归化翻译获得知识所带来的认识过分简单化与同质化。特定文化语境所产生的哲学在译入另一种文化语境时，必然会带来新的语义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以忠实为诉求的哲学翻译产生了不可译性。其解决办法是用哲学术语本身来翻译哲学。同时，翻译发生的时间会影响哲学理论的发展，因为原文与译文的时间差通常会给理论词汇带来新的语义变化。“原文首次出版与译文出版时间差越大，文本被误读或创造性地语境重构的可能性就更高。”[1：52]这说明了复译对哲学命题不断被演绎和阐释的意义。对哲学论著的复译拓展了哲学知识领域，译者在理论发展的历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翻译不是一套固定意义的文字转换，而是具有动态意义的语言行为。她的论说解构了不可译因素的消极意义，肯定了正是通过复译，不可译因素让意义得到丰富、获得重生。 苏源熙重申了借译(例如中文中的音译词与字母词等)也是跨语言的交际方式之一。他认为“并非所有的都能翻译，也并非所有的都得翻译……语言中的部分语词是无需翻译的。例如，专有名词因其专有性而往往是直接引用原语词或音译，而不翻译，为某一特定场合而偶造语词也是如此。”[12]因此，翻译不是两种语言可以发生接触的唯一方式。虽然借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但是它不仅有助于交际的完成，而且还生成克里奥化语言。这一交际方式所揭示的语言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所反映的语言关系。翻译是寻找对等词，但不可避免地会在目的语中造词或者对现有词语进行意义的变形。这就意味着，翻译行为对译入语具有暴力性。而且，翻译是建立在解释的基础之上，以目的语语言与文化为导向。借译不仅反映了蒯因(W.V.Quine)所描述的指称的不可测性和不确定性，还反映了与翻译迥异的语言态度、文化的态度和对待创新与输入的态度。借词无需解释，表明目的语的不完整性，意味着接受他者，是源语及异域文化导向，往往是通向翻译之路的一个阶段性表现。苏源熙肯定借词的交际性，目的在于说明语词的形式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有着丰富借词的语言向我们表明新形式的必要性，显示了现有语言意义的缺省。“形式”成为一个结果的、实用的和故事的艺术品的代言。如果语词是工具的话，那么文学作品通过形式的复合而产生内容。语文学也强调形式的重要：如同语言存在作品中，作品也存在于语言中。“让能指成为艺术活力的活跃的、基本的载体。人们是通过文化形式发现自我，而不是表达自我。这使得形式变得有价值，而不仅仅是传递已知的工具。对于发现来说，外来形式是最好的载体。虽然不能确定是否能从这一形式得到未知，但它至少不是重复告诉我们已知。它能教会我们新的行为，从而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过去的自己。”[12]因而，语词的形式是新知的载体，借词就是得以让形式得到保留。因此，借词具有发现自我、发掘未知的人文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首先，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引出文学文化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上升为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强调翻译阐释性，引出了注重研究翻译的特定之处、深层次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理论问题，以及世界范围的流传、政治定位等问题。在这点上，我国比较学者谢天振的译介学和查明建的相关论文中(2005)也有阐述。当下的美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力图践行这一研究范式，并将讨论上升到哲学和人文精神层面，其基本方法是翻译评估要考虑译者和译文读者所处的接受情境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并由此产生了伯尔曼的“与”宣言、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椭圆形折射论、韦努蒂的接受情境决定论、阿普特不可译的可译论、苏源熙对借译的人文意义的认识方式等等。这些认知共同点在于，明确了翻译是东道文化价值观和需求的产物，肯定了翻译的阐释模式。如达姆罗什所言，“文学作品进入异域文化空间而得以成为世界文学，但该空间是以种种方式由东道文化的民族传统及其作家的当下需求而界定的。……世界文学是东道文化价值和需求的产物，正如源文本是源文化的产物一样。”[4：283]虽然“对作品的基本要义的正确把握需要参照源文化，但要在新文化或新理论语境下去有效理解作品”[4：288]。因而，对接受情境的分析始终是研究的切入点。这些思考和成果是对翻译的系统论、规范论、改写论、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其它哲学认知的发展和补充，丰富了对两种文化相遇方式的认识。对东道文化语境研究的重视也被我国译介学所强调，如谢天振所强调的对“目的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情趣，包括目的语国家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以及译介者自己的译介方式、方法、策略等因素”的研究[13：7]。也正如查明建所言，翻译文学研究需要回到翻译文学生产的“历史现场”[14]。 其次，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是方法不是对象。创作、文学翻译、哲学翻译、符际翻译、术语与语词翻译都可以成为比较学者的研究对象(而不仅限于文学翻译)，但强调对主题和叙述方式的论述、世界文学语境下的翻译承载的人文意义与普世价值、强调对文化、文明传承与译介之世界意义的人文关怀、强调翻译存异(包括语言形式的借译)与重译，有利于人类不断得到未知，发现新的自我，传承人类思想与精神。跨国家、跨民族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与翻译交叉研究可以提高多元文化、多语世界的意识，也鼓励对话与协作。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将拓宽、深化对话，而这些对话将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文学的全球性，还能认识到建立在互相反映和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共享性。 最后，笔者要对美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提出一个思考问题。上述的这些研究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认识翻译产生的接受情境和方式，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明确环境和方式的组成要素以及观测的具体方法，这样给理解和运用带来一定的困惑。即使是达姆罗什的椭圆形折射论，也引人追问：世界文学从翻译中的所获具体指什么？超然解读的方式具体指什么？与远距离阅读和细致阅读的关系是什么？因而，上述研究与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其它模式(如系统论和改写论)相比，显得有点玄奥。这也反映出美国的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具有抽象理论性倾向，缺乏实际的操作性。但不管怎样，美国比较学者当下的翻译研究范式丰富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内涵，让我们看到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开放性、发散性与思辨性，以及人文性。 ①在这群比较学者中，韦努蒂虽然并不任教于比较文学系，但他关于翻译伦理的学说的后殖民主义色彩以及语境化的翻译阐释学的研究路径，也是可以归入到比较文学以及人文学科的传承里的。 ②关于“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在我国，谢天振将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归为译介学。查明建(2005)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使用“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译介学)”这一术语[14]；他在2013年的一场学术报告中，将其简化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并做了专题性的深入剖析。我们认为，这一术语简明扼要，故在此沿用这一术语。 参考文献： [1]Apter,Emily.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and Untranslatability:Translation as Critical Pedagogy[J].Profession,2010,(1):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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