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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月26日，是别林斯基辞世的日子，而2013年，则是他逝世的第165个年头。在这个文学风尚不断变换的时代，别林斯基已然是一个黯淡的名字；在那些趋新求异者的眼里，他的文学批评，也早就过期失效了。但是，在我看来，别林斯基是自己时代文学的引路人，是普希金等大师的知音，是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伟大作品的助产士。他的堪称经典的文学批评，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学创作水准和文学鉴赏力，而且，还对世界文学，尤其是中国的发轫期的现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顺着活跃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几乎随便哪一位俄罗斯大师的路径，你就可以走近别林斯基的世界，就会在俄罗斯文学的辽阔原野上与他邂逅。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喜欢上了那些让人开心和发笑的作品，喜欢上了喜剧文学和讽刺小说。果戈理的小说和喜剧，更是让我喜欢到了入迷的程度。果戈理的绝妙的讽刺，总是叫人忍俊不禁，甚至常常使人笑出声来。 后来，我便很留意关于果戈理的评论和研究。我注意到，几乎所有谈到果戈理的文章，都会提到别林斯基的名字。于是，因为果戈理，我开始读别林斯基的评论。他对果戈理的分析和评价，几乎全都是我“意中所有”。别林斯基的充满热情、诗意和洞见的评论，简直令我五体投地。 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那么，别林斯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批评家呢?通过阅读波利亚科夫的《别林斯基传》、屠格涅夫《回忆录》中的《回忆别林斯基、巴纳耶夫的《群星灿烂的年代》、《巴纳耶娃回忆录》、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和米尔斯基的《俄罗斯文学史》等著作，我对别林斯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全面的认识。 在被纳博科夫评价为“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的一部《俄国文学史》”中，著名的文学史家米尔斯基这样评价别林斯基：“他是知识分子的真正父亲，体现着两代以上俄国知识分子的一贯精神，即社会理想主义、改造世界的激情、对于一切传统的轻蔑，以及高昂无私的热忱。他似乎成了俄国激进派的守护神，直到如今，他的名字几乎仍是唯一不受批评的姓氏。……他对于那些于1830-1848年间步入文学的作家所做评判，几乎总被无条件接受。这是对一位批评家的崇高赞颂，很少有人获此殊荣。”①这样的评价是很高的，也是很恰当的。 在别林斯基成熟期的文学观念里，文学不是一种属于个人的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与一个民族和全人类的整体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伟大的文化现象。由于将“共同性、相互联系、依赖性和连锁性”当做“文学的特点”，别林斯基便特别强调个人生活和文学的“普遍性”：“谁具有更多的普遍性，谁就更富有生命；没有普遍事物的人，就是行尸走肉，虽生犹死。一个人具有普遍性，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下面一点上：他理解一切合乎人的天性的东西，一切构成天性的本质和特点的东西，他有权利对自己说：‘我是一个人，没有任何人性的东西和我是格格不入的。’对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人来说，个人的利益和世俗的需要是次要的东西，天性和人性才是主要的东西。”②别林斯基所说的“普遍性”，就是一种高尚的、有教养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是开放的、包容的、利他主义的，而不是封闭的、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对别林斯基来讲，文学即生活，谈论文学就是谈论生活本身，谈论如何写作就意味着谈论如何生活，所以，一个优秀的作家，就是一个摆脱了低级的生活形态的人，就是一个鼓舞并引导人们高尚地生活的人：“是的，生活并不等于是有这么许多年吃吃喝喝，为官衔和金钱奔波劳碌，空闲下来时，打呵欠，玩纸牌：这种生活比死还糟，这种人比禽兽还不如，因为动物虽然屈服于自己的本能，却还要充分利用它天生可以用来生活的一切手段，勇往直前地完成它的使命。生活就意味着：感觉和思索，饱受苦难和享受快乐；其余的一切都是死亡。我们的感觉和思想所包含的内容越是丰富，我们饱受苦难和享受快乐的能力越是强大和深刻，我们就生活得越多：一瞬间这样的生活，比麻木昏睡、浑浑噩噩、庸俗无聊地活上一百年，还要有意义得多。”③别林斯基试图帮助自己时代的人们理解个人与祖国的关系、爱祖国与爱人类的关系：“对于一个完备而健康的人来说，祖国的命运总是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一切高贵的人，总是深刻地认识到他和祖国的亲密关系、血肉联系。……在他的灵魂里，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血液里，负载着社会的生活：他为社会的疾病而疼痛，为社会的苦难而痛苦，随着社会的健康而蓬勃发展，为社会的幸福而感到快乐。……对祖国的爱应该从对人类的爱出发，正像局部从普遍出发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这就是意味着：热诚希望祖国实现人类的理想，并且尽力促其实现。否则，爱国主义就将变成中国人气质，爱本国的东西，仅仅因为它是本国的，憎恶外来的东西，仅仅因为它是外来的，甚至于对于自己的丑陋和畸形也是顾影犹怜，赏玩不尽。”④别林斯基的这些观念，完全是一种崭新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优秀的俄罗斯作家之所以优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社会性”和“人类性”被当做灵魂性和基础性的东西，而这“灵魂”和“基础”的形成，是与别林斯基的启蒙主义引导分不开的。 对生活的“社会性”和“人类性”的自觉意识，必然合逻辑地指向这样一点，那就是，强调文学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文学是民族的自觉：文学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民族的精神和生活；文学是一种事实，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所负的使命，它在人类大家庭中所占的位置，它通过它的存在所表现的人类精神的全世界性历史发展的阶段。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源泉，可能不是某种外在的动机，或某种外部的推力，而仅仅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世界观是文学的根源和基础。”⑤正因为这样，所以，别林斯基对俄国文学的要求就特别严格，批评也特别严厉。他很少夸夸其谈地赞美俄国文学，也很少用“创造了辉煌”、“达到了高峰”、“写出了极品”、“制造了地震”等廉价的语言来吹捧俄国作家。他总是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俄国文学，总是以尖锐的语气表达自己对俄国文学的不满和希望。他说：“我们的文学过去并不辉煌，目前也很灰暗，可是我们丝毫也不应该对未来绝望。……当我们攻击我们的文学的时候，我们只是想驳斥那种具有可笑的自我陶醉的看法的人，他们把少数人看作无穷尽的多数人，真诚地相信俄国文学凌驾乎英国文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之上”⑥。俄国文学的健全发展和辉煌成就，与别林斯基的永不自满的尖锐批评，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正是通过这种尖锐而正确的批评，别林斯基培养了俄罗斯作家的“世界观”，培养了他们高贵的文学气质，培养了他们对文学的庄严而朴实的态度。 当然，就学术水平来看，别林斯基并非第一流的学者，就认知能力来看，他也并不总是正确的。在政治上，他曾经赞美过沙皇发动的波罗金诺战争；在美学理念上，他曾经宣扬过“纯艺术”论；在文学上，曾经贬低甚至否定过乔治·桑和席勒，对圣博甫的“历史批评”，也曾做过不正确的评价；从认知方式来看，正像普列汉诺夫所批评的那样，“一般来讲，别林斯基在抱有妥协情绪的时期，往往滥用先验论的逻辑体系，并且轻视事实。”⑦然而，“他痛心而愤恨地回忆自己以往思想上的迷误，并运用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力量来补偿这些过失。”⑧所以，在这样的错误和转变里，人们所看到的，不是见风使舵的摇摆，而是一以贯之的真诚态度与自我纠正的勇气，正像以赛亚·伯林所指出的那样：“他的一贯，是道德上的一贯，而不是思想上的一贯。”⑨ 来源：《小说评论》2013年4期 作者：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