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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有关萨维奇的札记中提到了简•卡莱尔(1801-1866)。她是英国文学史里另一位以书信留名的女人。卡莱尔夫妇留下的尺牍，除去那些被遗失或销毁的，仍多达九千余件。 简的丈夫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是英国十九世纪中期最负盛名的文人，有“维多利亚哲人”之称。他对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社会的批评在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著述在我国已有多种译本。 而对于简的关注则在相当长时间里聚焦于私生活。他们伉俪间不大和睦的关系一直是文坛“街谈巷议”的热点之一。在中国，据笔者所知，除了钱先生的笔记，少数涉及简的文章似乎都围绕这个话题。 若是简九泉之下得知，不知会从另一个世纪给我们寄来怎样尖酸的信。 “嫁给他” 1821年，生于苏格兰西南部小村庄的托马斯•卡莱尔经朋友爱德华•欧文 介绍认识了十九岁的漂亮姑娘简•威尔士。 简是独生女，聪颖早慧，父亲在爱丁堡东边小镇哈丁顿居住行医，把爱女“当男孩子教育”。欧文曾在哈丁顿学校当老师，同时每日两次到威尔士家教家馆（早上六至八时以及晚上），指导年方十岁的简姑娘学习拉丁文。小简事事争先，常常做几何习题做到深夜，第二天一清早又爬起来翻译维吉尔，十四岁就写了一出五幕悲剧。当地人众星捧月般地宠着这位样样出众的“哈丁顿之花”。卡莱尔更是一见钟情。然而，用世俗的眼光看来，当年的卡莱尔可取之处还真不多：他出身低卑，言谈举止像乡巴佬，宗教信仰含糊，身体有毛病，职业前景不明，可脾气还挺大。 卡莱尔是穷人家众多儿女中的长子。父母是虔诚峻厉的加尔文教徒，想培养他当教士。他十三岁即被送往爱丁堡大学，入学时徒步走了近百英里路。不过，经过爱丁堡大学这一启蒙文化重镇一番熏陶，卡莱尔成年后对各种教会组织都心存怀疑，尤其反感宗教人士中的市侩倾向。1817年他下定决心放弃教士职业。于是，走出大学的卡莱尔没有固定工作，靠零星授课、写作和翻译勉强糊口，成了飘零困顿的小知识分子。而且，他还长期为（日后在文化稗史中小有名气的）“消化不良症”所折磨。 给两位年轻人当“红娘”的是德国文学，还有对拜伦和卢梭的共同的喜爱。简在卡莱尔的指点下修习德文，还读了其他很多书。那时简丧父不久，正需要一位父兄般的师长。又赶上卢梭的《新爱洛绮丝》在英国一时风行。简深受触动，不免把师生关系浪漫化。她在给女友的信中说：那部小说的女主角朱莉是“至高善德的完美形象”、“像银月般纯洁明亮”；她的老师圣普鲁也高不可攀，世间任何男子都无法与之相比；不过卡莱尔倒有点像他——“他的才具——他渊博的头脑——他生动的想像——他独立的灵魂和他有关荣誉的高贵原则。”当然，她也像母亲一样看到了卡莱尔种种短处。于是她力图限定两人的角色：只做师生朋友，不涉情爱。她自问自答，说“决不决不”当他的妻子。可是，这种防范姿态难道不恰恰证明了存在某种强烈的内心斗争？ 简不肯向卡莱尔发放婚姻许可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她一度爱上了热情奔放、乐观外向的欧文。直到欧文迫于早前的婚约于1823年和别人结了婚以后，她才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卡莱尔，给了他某种承诺。然而那位小镇公主仍然冀希兼得鱼和熊掌。她在一封长信中写道，她不稀罕当时尚富婆，但求有一所 宁静地坐落于某浪漫小谷里的“可爱的房子”；有足够的钱能实现我心目的文雅舒适之生活；有三两知交好友，其言谈可以改善我的头脑和心灵，其中之一将成为我生命的北斗星——一位高贵而热忱的最亲的朋友，他无与伦比的天才将影响周围每一个人，使他们更加高尚…… 现实中的卡莱尔与这幅图景相距甚远。他年近三十，却还在生活中飘荡；虽有一本《席勒传》付梓并在伦敦和巴黎见过不少名人，稳定的职位或收入依然渺茫。简给他写信说，“我爱(love)你……但并没醉迷地爱上(not in love with)你”，又说，如果没有足够的钱保障她所习惯的体面生活，她决不结婚。可是她私下给女友的信却表达了另一种想法，说她“最可能的宿命”还是嫁给卡莱尔——“我怎能和唯一理解我的魂灵分手呢？” 真正主导的两人的关系的是痛苦地、几乎无望地寻求人生突围的卡莱尔。坚忍和执着是他的定海神针：“我们彼此拥有，任何东西都不能把我们拆散。在一起我们虽说未必能幸福，若分开双方几乎注定要痛苦。”那英雄双韵体般铿锵有力的词句，以及它们所表达富于洞察力的判断不容怀疑或反驳。 最终，他们在1826年10月结了婚。 那时卡莱尔的状况没有丝毫改善，甚至是处于空前的低点。如他婚前不久所坦率申明的：他脾气坏，生着病，睡不着，没有希望，没有信仰，也没有善心。有人说，简的决择是出于抱负而非爱情， 但至少应该承认她对卡莱尔有由衷的欣赏和思想上的认同——如简的女友杰拉尔丁•朱斯伯里 说：“嫁给他，简担起了她自认为是伟大而高贵的人生重任。” 如此，两位尚无稳定经济来源的浪漫派步入了维多利亚婚姻生活。他们在爱丁堡郊外住了约两年。卡莱尔翻译《威廉•迈斯特》，写《席勒传》，编译四卷本《德国罗曼司》（1827）。他和歌德通信，认识了司各特。他数次谋求教师职位均失败，尝试写小说也未有结果，一度甚至想移居美国。1828年他说服妻子迁到她家一处偏远的农庄。他在那里写文章，写《旧衣新裁》，饲养牲畜；简写诗，做家务，照料园子。《旧衣新裁》（1834）一书对劳动和工作的热烈鼓吹十分触目： 产出！产出！哪怕只是某种产品的最最微不足道的小部件，也要以上帝的名义将它生产出来！既然它是你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就让它问世吧。振作!振作！不论在从事什么，让我们全力以赴，在尚被称为今日的时段里劬劳努力，莫待黑夜来临，到那时任谁都将再不能工作。 读者不难听出，话音里除了有对劳动者的礼赞和对新教工作伦理的服膺，还有卡莱尔本人的内心挣扎。在看不清前途的贫寒处境里坚持思考和写作，的确需要不断给自己打打气儿。 如果说乡村生活多少舒缓了卡莱尔先生的精神压力，改善了他的身体状况，那么对他的太太简来说，这段岁月十分艰苦而又辛酸。日后，在他们夫妇关系最紧张的1850年代，她曾对好几位女友说，那地方是块烂泥煤沼，“最荒凉最不适合居住”，离最近的店铺邮局也有十六英里。他们非常穷，可简从小是冲着“远大前程”培养大的，是呱呱叫的拉丁文学者和不错的数学家，却毫无实用技能。她“惊骇不已地发现，丈夫们会把袜子穿出破洞来！还老丢扣子！”在那连能干女仆都不乐意去的荒宅野地，简得自己动手学习缝缝补补。而且，因为卡莱尔肠胃不好十分挑食，她“作为基督徒式的妻子（还）有责任在家烤面包”。她购买了科贝特 的《农舍经济》一书，手忙脚乱地研究如何发面如何操控炉火，常常忙到夜里两三点不能休息，“累得浑身疼痛，心里酸楚，感到凄凉和堕落！”在这样的时刻，她愤懑甚至哭泣，但也不时从各种历史名人——比如切利尼 ——的工作经历中汲取勇气：“说到底，既然都不过人手的产物，在上界诸神看来，珀修斯塑像和面包又有多大区别？人的坚定意志、他的力量、他的耐心、他的机智才是真正值得赞美的，而珀修斯像不过是其偶然的表达。”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近五年。倔犟的卡莱尔在坚持，心存怨气的简也在坚持。简鼓励卡莱尔写作，赞赏他的作品和思想。偶尔，在短暂分手的日子里，在奔走路上或寄人篱下反侧难眠的时刻，她也会温存地向卡莱尔诉说：“哦我的爱我的爱，经历了这些颠簸、辗转、折腾和气恼之后在你的臂弯里我将觉得多么安宁多么福气。” 1834年卡莱尔夫妇迁居伦敦。这个当时的世界头号大都市改变了他们命运。卡莱尔渐渐有了更多的朋友和欣赏者。后来《法国革命史》（1837）更是让他一举成名。 卡莱尔夫妇在地价低廉的切尔西区内年租仅50英镑的禅恩巷五号住了下来。在今日中国人眼里这类前后有小院的连排房是仅次于别墅的“豪宅”，但在那时的英国却是中下层市民的住所。此后三十年里那处平凡的寓所成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思想文化生活的一个中心：穆勒夫妇一度是常客，狄更斯是老朋友，萨克雷不时散步到访，爱默生前来拜谒并把更新版的超验理想带回美国，布朗宁夫妇是熟客，丁尼生会不时专门造访女主人，意大利的流亡革命家马志尼则是简的崇拜者…… 卡莱尔的吸引力部分地来源于他的奇特。他有如“山野之人”，以独立不羁的做派，以铿锵有力、极端激烈而又神采飞扬的文句引起讶异、震惊和激赏。当然，文体的力量在于融合于它所附丽的有生机的思想，即对当时第一个工业化现代国家的深刻认识与批判。许多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词语，如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遗传（genetic）, 环境（environment），等等，其现代用法都始自卡莱尔。 卡莱尔最大的成就是其尖锐而中肯的社会政治批评。虽然他宣扬的英雄崇拜并非救世良方，但是他对当年英国生活的议论和针砭在今日的全球化世界中仍没有过时。《宪章主义》（1839）第一章的标题以及《过往与现下》（1843）的第一句话都是“英格兰现状问题”。他像哈姆莱特王子一样痛感自己的国家“脱了节”。他的早期文章《时代之征象》尖锐指出，英国的领导即贵族阶级败坏失效，社会在精神层面面临巨大危机；后来的一系列著作更激愤地批评新工业世界是冷漠的，非人的，机械的，并特别着力剖析鞭笞思想领域内的“功利的魔障”（the monster UTILITARIA）。 卡莱尔特别关注的问题还有社会的贫富两极化。他搬到伦敦后不久就发生了议会大厦被焚的骚乱事件，他的同情心更多地是放在下层人民一边，认为动乱是“对济贫法的裁决”。他批评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加剧了劳工的贫困。对美洲蓄奴问题，他语出惊人地挖苦了美国北方，言论不无种族主义色彩，不太政治正确，但也入木三分。他说：北方义士们见南方人“竟然终身雇佣”奴仆而不是像自己那样“按日按月地雇佣”工人便义愤填膺，认定对方“十恶不赦”当下地狱，决心打他个“脑浆横飞”。是的，他受不了美国北方有产者那过于自以为是的嘴脸和说辞。卡莱尔不仅对反蓄奴人士的慈善心不太恭敬，还挖苦法国式“自由、平等、博爱”口号，说：现状下劳动大众被给予的只是“饿死的自由”。他认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把一个看似美妙的理想置入了与之对立的竞争性社会架构中，从而使自身无法实现；普遍福利（Welfare）和个人主义不能共存，因为对利润的追求压倒了社会责任；当下危害最大的就是个人不顾后果一味追逐经济利益的自由和拜金主义思潮。他把社会视为由等级秩序的复杂网络构建的有机整体，痛心地看到如今各种传统人际关系被扫荡一空，只剩下“现金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唯一的纽带”。后来，这个经典概括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引用而被传扬到了全世界。 早已和教会分道扬镳的卡莱尔却选择了传道和警世作为他毕生的事业。他热忱地谋求改造社会和人心，如“先知”般在世间奔走呼号。简一路与他同行，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声气相通的朋友。四五十年代之交，也即在他们夫妻关系阴影日渐增多之际，关注社会状况的卡莱尔外出旅行考察时仍时时写信给简描述“恶臭不堪、绒尘飞扬、空气窒闷”的曼彻斯特工厂，以及百年前不过几户人家的宁静威尔士小村在发现煤铁矿后如何被精明生意人把开采权一包九十九年，此时已聚居了上万满身泥汗的矿工。 很显然，不论有多少争执龃龉，简仍是他的第一听众，是他砥砺思想的磨石。 朱斯伯里说：卡莱尔坚执于大事业，为此他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生命, “简也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有她的付出才使卡莱尔的献身成为可能。卡莱尔先生的作品曾帮助、鼓舞了无数的人，曾是他们的生机之源，所有这些人也都应感谢简，不亚于他们欠卡莱尔的恩惠。” “还有我呢” 1835年6月，在伦敦落户不久，简给斯特灵先生回信感谢他在致信卡莱尔先生时为自己单独附了一纸，说：“那‘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一小页”给了她莫大的快乐，因为，“虽然我确确实实在努力泯灭我的一己性（my I-ety），或力图将其融入于那无疑被世人评断为我的更好的另一半中，我却仍是那个独力支持并且——真没办法！——逞强好胜的我。”她随即借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中小费力斯在遭人忽视时央求大人注意自己的小插曲发挥说：“他以一个小孩儿迷人的诚实道出了我持续的感受，只是我已太通世情，不能真的去拽人家的裙子或如此这般地说：‘斯特灵先生，还有我呢（I too am here）！’” 在十九世纪19世纪的英国，所谓“更好的另一半（better half）”大抵是男人以半玩笑口吻指称妻子的用语（由此还派生出“较差的另一半”之说）。简使用这个说法时却刻意颠倒了两个“一半”的性别。她直白地指出，人们其实是把男人视为夫妻间“更好”的主导者，还嘲笑说自己的命运是“充当‘著名作家’的较差的另一半”。 从小备受宠爱的简要求自己独立的存在，甚至要求成为关注的中心。少年时代“男式”高强度学习生活所造就的文化素养使她希望被丈夫及其他人视为思想上的同侪，而非名人的配偶或管家婆。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简自愿选择了以妻子身份加入卡莱尔“团队”的奋斗，尽管她精明务实，对持家不无兴趣，本质上却已不是传统家庭妇女。他家的老朋友兼卡莱尔最早的传记作者弗劳德先生说她有“火暴的性格”和“强烈的苏格兰式共和精神”。对简来说，婚后迫于困窘家境和性别分工“沦为”卡莱尔的附属和管家，是漫长而痛苦的人生挣扎。所以她感到“堕落”。所以她烤面包还需要搬出切利尼来自我安慰和自我勉励。所以她愤愤地强调：“作为独生女，（我）从来不曾‘乐于’给男人缝裤子——从不曾！”社会的演进向来都是不均衡的。作为被拘在传统角色里的新型女性，简深感到自己被忽略、被压抑，被“挪用”。 何况，他们没有孩子，没有育儿的苦与乐让简分心并舒解郁闷的心情；艰辛的操劳又严重损伤了她的健康。何况卡莱尔性格专横，严苛挑剔，成名后还一度狂热地崇拜有贵族身份的超级富豪太太兼沙龙女主人艾什勃顿夫人。而且，还有传言说简至死仍是处女云云。有些传言是无法证实的，也无从探究。应该指出的是，这对最著名的维多利亚夫妇间的矛盾、冲突和纷扰在很多方面具有超私人的起因和含义。 夫妇摩擦的一个实例是1855年二月1855年2月关于持家费用的争吵。 那时简已经五十多岁，而且正因卡莱尔和艾什勃顿夫人的关系痛苦不堪。她正式给丈夫打了个报告，题目是《不被理解的女人的财务预算》（“Buget of a Femme Incomprise”）。她说：“我不愿意再谈钱财问题！高贵老爷的回答既不公平也不仁慈，而且毫不切题”。她一一举出家用开支增长原因：新女仆加薪、改管道供煤气供水、税收增加，生活品（面包、黄油、肉、煤、蜡烛、肥皂等）涨价等等，共计多开支29镑10先令8便士。她说卡莱尔曾“带着‘苛酷的讥讽’问(她)是否有数到底得多少钱才能满足”，其实她要的不过是上年度已经超支的29英镑。实际上，她已经把卡先生给她的额外“资助”甚至自存的私房都用在买煤上了。“别以为”，她在括号中说，“我告诉你这些是心存不高洁的幻想，指望你会再补给我那些钱；凭对我父母的记忆即所有在我来说神圣的东西起誓——我这种‘不信神的家伙’还能凭别的什么起誓呢？” 这不是此类冲突中的头一回，也不是本次争吵的发端。显而易见，此前简曾经要求增加拨款而把持财权的卡先生则怪怨她花钱不节制。简深感其中的不公道。作为“主外”的男人，卡莱尔在家里是坐享其成者，住房设施衣食起居乃至仆人和税务统统由简打理。他毫不体察其中的艰辛，却让简要钱时感到自己是在乞讨。难怪简要称他为“老爷”，甚至把问题提到“造反”的高度： 如果我是个男人，我或许会“扔下手套向社会挑战，和几个勇敢的同伴结伙，劫它一辆公共马车”。但我的性别“似乎”阻止我干那样的事。——请多发发善心！想想有些女人，比如，您的朋友艾什勃顿夫人（“谣传惑众”、“耸人听闻”），她们一晚上在舞会上的花销可不止是令我如此大费口舌的“额外的”几英镑，而是相当于我全部进项的四倍！…… 简极为强烈地意识到30英镑之争背后的社会不公——在男女之间，在贫富之间。作为革命家马志尼的密友，简由柴米油盐话题骤然跳到揭竿而起呼啸江湖，令人惊愕，却也并非完全不可思议。这位儿时敢和男孩子干仗并比拼攀高涉险的英国头号文化家庭妇女此刻对举案齐眉的角色真的是咬牙切齿了。 简的经济帐无懈可击。她还预想到了对方可能的反响和应答，把它们用异体字写出来放到括号里(如“耸人听闻”)，预先制止卡莱尔以简单的方式否定自己的逻辑，迫使他更耐心地面对糟糠角度的真实。不仅如此，她还把鸡毛蒜皮的家务争吵升华成一种写作和论争艺术。一共只涉及30英镑，她却起用了带法文的标题，算帐精确到便士，还拿对自己来说最神圣最珍贵的东西起誓，甚至危言耸听地说到造反起义。她故意小题大做，锋芒毕露地讥刺男性当家人并且无情地自嘲。作为这份火气十足的报告的结束，简签名时却搬出了帕梅拉 式的贤良淑女腔，自称“您最顺从而谦卑的仆人”。真是文字高手。这签名既是降调和妥协，又未尝不是对女性地位的点题和更尖刻的嘲讽。 而卡莱尔呢，不论他此前表现如何，却能充分欣赏简的文才：“写得真棒，我亲爱的机智的好媳妇儿，——最节俭、最戏谑、最伶俐的女人！我一定会让你心满意足，你要求的额外30英镑将会得到，你的欠帐将被偿还，你的意志将被贯彻！”文中“你的”一词用的是古体的“thy”，语句一如典型的卡莱尔文风，像《圣经》般抑扬顿错，用在30镑家庭拨款上，不无玩笑意味，也不无认真，是夫妇间的文采竞争，也为一场家庭纠葛画上了休止符。后来卡莱尔在妻子去世后整理遗文时重读此件，再次说它写得那么机敏，自己实在“不忍烧掉”它。 由此我们知道文字往往是他们夫妻间彼此沟通、化解矛盾的主要途径，知道卡莱尔虽有时暴躁，却仍珍重妻子。他一贯称她“好老婆（goodie）”或“亲爱的小媳妇儿（dear little wifie）”什么的，有点高高在上的大男子主义，也不乏出自内心的怜和爱。只是他不肯或不能直面简对成就的独立追求以及她婚后的精神痛苦。不论在苏格兰乡下还是在伦敦，他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是主角和核心，常常埋在书房里独自与他的灵魂和工作角斗，或者一人出门骑马散步，要求简提供生活保障甚至文娱消遣（比如弹琴给他听），却很少关心她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居家环境和日常开支的干预和苛求加剧了简的气恼和绝望。 在孤寂和阴暗的心境里，打理家务、营建朋友圈以及借助文字审看并讥嘲自家琐事或许就成了逃避之途乃至生存的必须。简曾再三谈到亲友间的书信对她来说是何等重要。她甚至曾借用爱犬尼罗的口气抒发滑稽却又悲切的哀怨之情：“毁掉一个家庭的安宁可比恢复它容易多了……我的心！我的心呀！——苦－呜－呜哇苦－呜－呜谁－唉－唉！”朋友和来客自然也都注意到简的机智谈吐和那些拿丈夫拿自己开涮的俏皮话： 请想像：（场景——一间被伦敦黄黑雾严严实实笼罩的屋子！要呼吸，只能吸入某种液状煤烟！……）卡先生坐在餐桌的一端，看去情绪糟透了；卡太太在另外一端，看上去半死不活！卡先生说：“我亲爱的，我必须通告你我床上满是臭虫，或者虱子，或者其他什么整晚在我身上爬的小动物。”…… 于是，半死不活的简只得掀床倒铺地搜捕小动物并继而发动更大规模的清剿。 从简笔下源源淌出的禅恩巷五号故事还有很多。比如，有一次她曾替卡莱尔应税务官员传唤，和一干各色贫民久久等候，半晌才有幸进入“一间黑屋子，内有三个男人坐在大桌旁，桌上堆满了纸张文件。一人持笔对着白纸，一个在吸鼻烟……第三个显然是粪堆上领队的公鸡，充当判官的角色”；她陈情申述说卡先生近年没有稿费收入无可纳税，但那颟顸而又霸道的下层官僚仍胡搅蛮缠不肯甘休。她的记述栩栩如生而又夸张幽默，令人联想到狄更斯小说中的场面。还有一次，禅恩巷六号人家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有一天突然有“九只母鸡和一只雄赳赳的公鸡入住毗邻的花园！”而且那公鸡打鸣啼唱不择时辰！卡先生的写作被打扰。卡先生夜不能寐。卡先生烦躁抱怨。是的，写作不顺时，备受折磨的卡莱尔就对环境特别敏感，然而他们又不是住得起深宅大院的富贵人家。于是担任全职管家和秘书的简就有责任周旋谈判。经过一系列争执抗议讨价还价，处置诸鸡的经济补偿以及在家里加修隔音书房的方案终于尘埃落定。半夜鸡叫危机获得解决。简如释重负，同时对邻居之谜不无神往：“六号！我打算就此写一部小说。” 如一位评家指出，此类记述常介乎“反讽和媚俗之间”。 讥刺挖苦的笔调和鸡毛蒜皮的话题无情地拆解着卡莱尔们鼓吹的男性“英雄”的形象并一次次透视着评议着文化名人妻子的角色。但在另外某个层面上，“自曝内幕”的言谈和文字又何尝不是在迎合公众兴趣、维持并扩大名人效应？十九世纪19世纪中叶尚非今日。对于后一种效用，卡莱尔们未必充分自觉，但也不见得全然懵懂。 “公鸡故事”得到了狄更斯的赞赏。他为简最终未能写出那部小说感到遗憾，说“那些在世的女写者和她根本没法比”。对狄更斯的议论不能过于当真。即使我们赞同某些当代西方学者，认为简•卡莱尔的书写乃是对维多利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文类的旁敲侧击抵制拆解，认为她的书信是有艺术成就有思想内涵也有史料价值的文学作品，仍很难得出她可以胜过盖斯凯尔夫人或乔治•艾略特的结论。不过，她倒也不一定如钱钟书所说远远不及萨维奇——她只是比后者更尖刻更自恋更咄咄逼人。 钱钟书先生的确剑走偏锋。 他的“偏”使他时不时会在传统“重要”著作的范畴之外随心漫游。在中国社科院图书馆馆藏《巴特勒与萨维奇通信集》（1955）一书的借书卡上，孤零零地留着他的名字，日期是1960年3月22日。书页里还夹着一纸被他遗落的冒效鲁手写的便条。也就是说，在女性主义尚不那么走红的年代里，他是留意阅读或多或少被掩在他人背后的简•卡莱尔和萨维奇们的极少数人之一。 今天我们得以结识她们，还得感谢钱先生的引荐。 作者：黄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