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岛佑子 角田光代 孔枝泳 在当今日本，最为精力充沛地持续小说创作的是女作家。从津岛佑子、桐野夏生、角田光代，到赤坂真理、绵矢莉莎，金原瞳，朝吹真理子等，各个年龄段的女作家的活跃非常引人注目。 中坚作家角田光代在《第八日的蝉》《树屋》等长篇小说中，围绕女性的自立与犯罪等问题，围绕与近代日本历史相关的亚洲其他地区(包括二战时期中国东北部的伪满洲)的日本人(特别是女性)的体验，展开了小说的世界。《第八日的蝉》描写在濑户内海的小岛上，拐骗幼女的女人和被她拐来的女孩的生活。男人的恣意妄行造成了女人的悲剧，而向这个并不自立、却很孤立的女人伸出援手的，只有十分可疑的宗教集团。《树屋》通过祖母与孙儿踏上追忆旅程的故事，将战前日本“满洲移民”的历史一直延续到战后，描写了一个日本家庭的历史如何随着社会、国家的历史而变迁。 津岛佑子在《太过野蛮的》里描写了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描写了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体验重合的主题。而这一主题在姨母与侄女的关系，母系家族的故事、亲族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很有特色。 过去，女性文学(批评)运动一直在试图抵抗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而这些女作家们所站的高度甚至超越了女性文学运动，她们是从家庭或者社区的小共同体的内部出发，为了实现女性的自立，为了反抗阻止女性自立的力量，不断努力和战斗。 赤坂真理的近期作品《东京监狱》通过一对母女的关系，对日本战后历史的重大焦点——东京审判进行了反思。而且是在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两个地点进行反思。关于社会与历史，应该说日本的女作家们尽管自身生活多局限于家庭、学校、企业等小圈子里，但却变不利为有利，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小共同体，成功描写了广阔社会与历史，这是男性作家们难以企及之处。 这一点在现今的韩国女作家身上也可以看到。女作家孔枝泳的作品《我们的幸福时光》在韩国被拍成了电影，据说社会影响力很大。同样由莲池薰翻译的《快乐我家》则轻妙温柔地讲述了一个多情的母亲与女儿的故事。孔枝泳的新近作品多以韩国现代社会的女性为主人公，描写了一些更为开放的女性的生活方式。她笔下的“家庭”与一直以来受儒教道德束缚的韩国传统的“家庭”大不相同。 韩国人很期待诺贝尔文学奖在不久的将来能颁给韩国作家。近几年，一到诺贝尔奖颁奖季节，韩国的媒体便会满含期待地聚集在呼声最高的诗人高银周围，形成一股热潮，这种现象和日本一样。此外，小说家黄皙瑛(《巴里流浪记》等)也喜获提名，热心的支持者和粉丝的期待也很高。 高银和黄皙瑛都是曾经的民主运动的旗手，他们身上社会实践家、社会运动家的一面很鲜明，也可以说是传统的男性社会文学家。与此相对，申、孔两位女作家着力刻画的却是实现了民主化与高度经济增长的现代韩国社会中所存在的，似乎被社会所抛弃的那些个人的弊病以及社会问题。 还有一位更年轻的韩国女作家金爱烂，翻译成日文的作品数量还很少，仅有短篇小说《是谁在海边肆意玩烟火》等少数几篇。但她的《奔跑吧，父亲》等作品，以年轻人的新鲜感性和妙趣横生的文体，在韩国得到了当代文坛和年轻读者的大力支持。 过去，我们提到韩国小说，最有代表性的都是很厚重的长篇社会小说与历史小说(如赵廷来的《太白山脉》、李文烈的《人的儿子》、韩水山的《鸦》等)，但如今那些曾经埋没在家庭与社会的某个角落里的韩国女性们却写出了温柔而美好的“韩流”小说。用她们细腻的感性去刻画人们的苦恼、孤独与梦想。这也说明文学作品的受众，已从此前的学生、男性知识分子，向年轻的女性转移扩展。这一点从韩国大型书店总是摆放着很多日本女作家作品的韩文译本，例如江国香织、角田光代、吉本芭娜娜、宮部美雪等，也可见一斑。当然，村上春树、东野圭吾、吉田修一等男性作家的作品也并不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