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仕·努连  《黑夜是白天的母亲》 话剧剧照 家，旅店和舞台 黑夜是白天的母亲，现在是过去的连接。“一切所发生的都有某种意义。”那么，上天让努连成长在小镇旅店，就是为了有一天，他将旅店搬上大剧院的舞台，并登上当今世界著名剧作家的宝座吗？旅店，这个从未让努连找到安全感的“家”，在努连中老年后愈发让其怀想，他觉得那是活生生的舞台，上演过一幕幕人间喜剧。 诗人、剧作家拉仕·努连(Lars Norén，1944-)1944年生于斯德哥尔摩。1948年因父母经营斯科南省的乡镇旅店，和家人一起南迁。旅店不小，有园丁、服务员和厨师供应三餐；餐厅里富裕农庄主、工人、老妇混杂，婚礼和葬礼酒席兼办；客房住着短客和长客。一年中，努连一家只在圣周五、五旬节及圣诞日三天有独处的可能。在到南方之前，父母也多次搬家，旅店深化了努连的无家可归感，同时在他心底扎下了根。 1963年凭借诗集登上文坛的努连，在1968年开始戏剧创作。1982年，《黑夜是白天的母亲》首演，是他的戏剧成名作。戏剧在当代，早不是莎士比亚时代，甚至也不是斯特林堡时代的娱乐方式。戏剧仍在，但观众萎缩，看戏成为中产阶级对文化财富的一种占有。在瑞典，特别是中产妇女，出于对身份的认同、对文化的热爱或对仪式感的追求，乐于去大剧院。现代戏剧的观众少了，电视等媒体却帮助戏剧抵达千家万户。《黑夜是白天的母亲》在马尔默和斯德哥尔摩的舞台上演后，先于剧本的出版，在1984年完成了电视播出。瑞典观众感受到了他们习惯的、包括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内的斯堪的纳维亚传统，更直接和主要的，是斯特林堡的传统：把家庭摆在舞台中央，聚焦人际矛盾，人的苦涩和疯狂。观众也深感震惊：这竟是眼下生活的呈现，是对自家或邻居的厨房和起居室的舞台复制，和自己息息相关。努连继承了斯特林堡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更加入对六七十年代以来瑞典社会的理解。1995年，他赢得Pilot奖。作家佩尔·韦斯特贝里在授奖辞中，称努连为“1912年以来，最好的瑞典语剧作家”——1912正是斯特林堡去世的年份。 《黑夜是白天的母亲》是部四幕剧。濒临破产的家庭旅店里，有个性强大、积劳成疾的母亲、50岁的爱琳；日夜操劳的酒鬼父亲、52岁的马丁；脾气暴躁、热爱音乐的哥哥、26岁的乔治；有同性恋倾向、无所事事、梦想做诗人的弟弟、16岁的大卫。场景集中于厨房，死水时时起波澜。性别和代际间的冲突在1956年5月、弟弟16岁生日这天，从白天到黑夜不间断地发生。原本是一家人围坐欢谈的餐桌前，却不曾有片刻宁静与和谐。在看似发展缓慢的对话和举止中，伪装被剧作家一一撕开，露出家庭成员间极具破坏性的血肉相连，那些原生家庭人际关系中“黑夜”的一面。 该剧续篇《混沌与上帝为邻》(混沌原文caos，兼备混沌和混乱的意思)中，还是这一家四口，外加一个房客，只是换了一组名字。垂危的母亲从医院、小儿子从精神病院获准回家和亲人短暂团聚。这两部作品以及稍后的《静止》合称“家庭旅店三部曲”。 努连坦言这几出戏剧有很强自传性：所有冲突都是真实的，剧本只是表现背景的一种方式。当然，努连父亲确因酒精中毒进疗养院；自己是剧中的弟弟。努连也曾喃喃低语：我有好多想象，有时我分不清想象和现实，有时，想象的一切和其他的人和事一起混合成了记忆中的真实。自传性不代表言辞和行为都是事实的照搬。努连承认自传性，恐怕不仅因为个人成长史和剧本情节类似，不仅因为父亲酗酒、母亲病逝，他本人在20岁因精神分裂症受过电击并酷爱诗歌，更主要的，恐怕在于他确实困于自我确定的迷惑和安全感的缺失。 从“正常”边逃逸 《黑夜是白天的母亲》这出现实和自然主义的戏剧中包含象征要素。开场，响起教堂钟声。一只鸽子在地板上踱步，再从窗户飞出。第一幕的小标题下明确写了8点到11点45分。教堂钟声却敲了5下。时间的错乱被指或为揭示一种时空的超现实：在眼前的时空外，或有更大的时空。 其后，大卫出场。 大卫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身体，被哥哥乔治撞见，斥责他“ 你不那么正常。你不正常。”后来，父亲马丁对大卫说：“……你干嘛不能在我们其他人吃饭的时候一起吃呢，像正常的人那样？” 乔治：这我能给你一个解释——因为他不正常——你没察觉吗？ 大卫：(觉得有趣)我觉得这是个冒险的字眼。 乔治：哪个？ 大卫：“正常” 甚至，母亲也给大卫贴上标签： 爱琳：你怎么这么古怪？ 大卫：嗨，我不古怪。我不在这儿。我从来就没在过。我不想和他一个样。 爱琳：你正变得越来越像你爸爸。 父亲马丁为旅店的经营披星戴月，变成一个积习难改的酒鬼，他辩称，若不醉，根本就不想回家——妻子太严，家像地狱；帮着打理旅店的哥哥计较弟弟的游手好闲。努连在步入老年后，回想原生家庭时，声称爱上了父母的不完美。但剧中人都做不到爱上不完美，所以，他们真心实意地说“爱”，转头又真心实意地高喊：“杀了他，杀了他。”大卫的爱里掺杂着对不完美的愤怒。他声称自己就要走了，母亲再也不用看见他了，同时又对漠然离开的母亲呼唤：妈妈，你不拦着我吗？ 小旅店里，家庭成员间遍布着理解的不可能。一方偶尔升起求理解的火花，总被另一方冷酷的言辞浇灭。有时，他们有良好的意愿，表现的却是和愿望相悖的恶毒。剧中人都不止一次提及“给我点安宁”，但每个人都是麻烦的制造者和承受者。在瑞典，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和母子关系并不少见，诗人埃凯洛夫称母亲为恶魔；林格伦在儿子眼里自私又冷漠；侦探教授莱夫·佩尔松说，他和母亲绝交多年，母亲去世，他参加了葬礼，目的只有一个：想证实她是不是真的死了。 弗洛伊德心理学及俄狄浦斯情节对努连的影响或许明显，丈夫和儿子都在寻求爱琳的爱和肯定，计较她到底更疼哪一个，“选择哪一个”。但我以为，在剧作里更激越回荡着的，还是福柯的声音。 疯狂，一度是少数人的表现，可被大而化之地接纳在生活里；直到一天，疯狂被指为理性的反面。人们不具备和疯人交流的途径及愿望，疯人院是正常人的理性工具，正常人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疯子。然而，人不一定始终理性，而更可能是感性、潜意识和癫狂之气的动物，那是人血液中的潜流。理性或可形成良好的秩序，可惜人不是机器，总有预设之外的潜意识和情绪来扰乱秩序。潜意识和情绪，正是一个人最渴望被了解和被承认的。只是在现实中，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左拉曾认为斯特林堡的某些戏剧过于夸张，不像真实中可能发生的。夸张可能是斯特林堡的特征之一，他以一种夸张，锐利地直刺人与事物的本质。相比之下，努连的台词更多司空见惯的口语，偶尔还有些琐碎。24小时左右的集中碰撞是戏剧冲突的需要和表现，不全是日常，但观众不难辨认，它就是现代瑞典的生活场景。瑞典人爱面子，怕争执。如今80岁以上的那代人，受宗教和习俗的影响，甚至不习惯讨论感情和挫折。努连的戏剧给了一个出口，人需要出口，因为人和生活很难总是“正常”。并且，什么才叫正常？在《混沌与上帝为邻》中，哥哥对疯弟弟坦白了“众人皆疯”的真相：“……你并不比我更古怪——不过 是有些害怕， 倒是老爸，他就快疯了。他的头就像足球。”父亲酗酒、母亲嗜烟、弟弟走向半癫半狂。似乎，他们都需要一个忍受生活的依靠：酒、烟或狂想。 亟待确立自我认知的弟弟要当诗人。然而，曾有人说，对没有才能的人而言，想当诗人或作家就是一重诅咒。在《混沌与上帝为邻》中，母亲毫不掩饰地嘲笑了儿子的想法。 里奇：(严肃地)我想成为诗人。 海伦：你说什么？你想当什么？ 里奇：作家。 海伦：(笑——忍不住)作家，哎呀，上帝——你怎么能当成？你以为那么容易就能当个作家吗，想想也就够了，那可养不活你，这你明白吧……真够白痴的。不行，里奇，这可不是什么好梦想的。 母亲不懂，也不打算去懂儿子其实是个怎样的人。大卫(或里奇)的同性恋和精神病标签或为实写，或只为表示一种从“正常”边逃逸的状态。他是非不正常的。作为同性恋者和精神病患者的不正常和想当“作家”的不正常，在正常人眼中并无天壤之别，白痴不就是精神病的一种代名词嘛。 从表面看，你可以说努连就是个“疯子”，所以，他将瑞典家庭表现得黑暗；但细细咀嚼台词，会觉得本质的逼真。努连的戏剧因舞台需要短时激化了矛盾，却有一种真实在那里，那是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真实，也是努连戏剧的坚实基础。疯狂或许是表达真实的必由之路，就像斯特林堡写下《父亲》《疯人辩词》表达他感受的婚姻苦闷；就像鲁迅有《狂人日记》，提醒人多看了他几眼的邻家狗以及救救孩子。换句富于理解心肠的话说，努连不是“疯”，他只是过于敏感。 事实是，鸽子振翅飞出窗户，大卫尝试了自杀，努连创作了剧本。 诗意的黑色 努连14岁开始写作。1963年借诗集《 丁香，雪》 登上文坛。他受到文学界领袖、诗人和评论家阿瑟·隆德克维斯特的赏识，隆德克维斯特亲自选编了努连的诗歌。虽然多年后，努连表示，选本不合自己的口味，选的多是旧作，而自己当时的新创作已大步向前。 1969年，瑞典最古老的大学城乌普沙拉的一家报纸这样提及努连： “读过努连吗？假如没有，我向那些晚上睡得香的人推荐，去读几本吧；至于那些神经紧张的，还是小心为妙。” 努连的诗让神经紧张的人受不了，或因它们集中触及了人生的暗淡面：苦闷、孤独、隔离、精神病、死亡。努连在上世纪70年代继续诗歌创作，同时创作剧本，黑色延续到了戏剧中，成了黑色冷幽默。80年代后，他不再发表诗集。努连认为，诗的形式已不足以容纳他的表述。不过，努连的戏剧创作保持了此前诗歌创作中美学和语词的特性，他也期待自己的剧作能被体验得如同诗歌。 黑色冷幽默让人忍俊不禁，把悲剧享受成喜剧。但高级的黑色幽默更可传达诗意，读努连的台词，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妻子提出离婚，丈夫傻了眼，“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可是个虔诚牧师的女儿”。 马丁：你不能原谅我吗？ 爱琳：不能。 马丁：上帝原谅。 爱琳：那是他的职业。 黑色的诗意在续篇《混沌与上帝为邻》中也有表现，比如弟弟里奇从精神病院回家，家里的房客雷克斯说：“嗨，里奇，你还疯着吗”，引起父亲恩内斯特的紧张。 恩内斯特：你现在好闭嘴了。 雷克斯：为什么？怎么了？ 恩内斯特：你别说话，行吗？ 雷克斯：我说什么了我……不过是句友好的话罢了，不是嘛，里奇，你没往坏处想吧——你想了吗，里奇？ 里奇：没有——我干嘛要那样？ 雷克斯：问你爸。 或许是房客(剧作家)心理恶毒，但或许是房客(剧作家)宅心仁厚，才愿意透露另一种可能性：把“疯狂”处理成和感冒、读书、在斯德哥尔摩等一样的平常事。你还感冒、读书、在斯德哥尔摩吗？一个不必大惊小怪、无需刻意回避的状态——里奇的状态。假如人都可以大声说出脑子里的想法，和里奇见面时最想问的，不就是：你还疯着吗？事实上，这个对话后来在亲兄弟间还是展开了： 弗兰克：……怎么样？ 里奇：(近旁若真有镜子，定会被勾到近前看个不停)不错。 弗兰克：……那里头，我是指。 里奇：我指的也是。 弗兰克：不会吧。 里奇：(笑)那么，你以为呢？ 弗兰克：我他妈怎么知道？我又不是疯子。 里奇：不是吗？不错。 后来，弗兰克笑出声来。 里奇：(也开始笑，高声的震荡的笑，似乎很难停下来) 弗兰克：(终被激怒了，并且害怕)这算什么？快停下来。 里奇：我对此爱莫能助。我的笑是洞察。 弗兰克： 不过你好像心神不宁——是不是？ 里奇：没有啊，我挺好——总是这样，我觉得很好时我有点不舒服。(停顿)不过，又能要求什么呢？ 弗兰克：(喝酒)要求什么？ 里奇：爱和温情？ 弗兰克：(看着他)爱和温情？ 里奇：(喃喃地)不，我可没说。(停顿)不，我觉得那里头还算不错。 疯弟弟里奇的非正常语言中有机锋和转折，“舒服”和“不适”交融，“爱和温情”后只能跟随着大问号。有道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黑夜是白天的母亲》和《混沌与上帝为邻》中出现频率颇高的字眼有：真话、谎言，爱、恨，活、死，想像、现实，正常、疯狂。完全对立的字眼，毫无违和感地并行在这一家的生活中，展示了家庭生活表面下的内里一层。或许，体会混乱是人不得不经受的试炼。 两部戏的标题来自瑞典诗人埃瑞克·约翰·斯塔格奈柳斯的诗句。努连在剧本中处处透着诗人的出身和诗歌的弦外之音：标题是诗句；弟弟大卫获得的一个生日礼物就是诗人埃凯洛夫的诗集《一派胡言》。 常言说：阳光之下，真相大白。但黑夜里，人更可以做自己，就像大卫所说，“夜晚，我总可以自己掌控。”黑夜和癫狂有共同之处，也许，反而更足以让人表达经验和情绪。疯人(剧作家)的狂想和乱语中的世界，也未必比他身处的世界距真实更远。 1980年以后，不再发表诗作的努连用剧本的语言构建着他的真实世界，其1990年代的剧本创作，和1980年代又有很大不同。认为世界越来越黑的努连走出了家庭剧，开始创作所谓新现实主义戏剧，把视线投向更广阔的生活中的失败者，那些被社会排除、被侮辱和损害的人。这些人性别和身份不一，有妓女也有囚徒，他们的苦痛、疯狂和存在或许和大卫一脉相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