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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宗教信仰的衰落和科学理性的崛起造成了现代个体的自我和意义危机，罗伯特·穆齐尔的小说《乌鸫》展现了个体对于这种危机的反应，这种反应在小说中表现为一个对“自我”和“意义”进行层层拆解和建构的复杂的探寻过程，对声音与信号之关系、叙述的作用以及生命哲学的反思都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 自我和意义 声音与信号 叙述的作用 生命意志 现代时期的崛起伴随着宗教信仰的衰落，个体的“自我”和生活的“意义”受到以科学和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理性目光日益深入的剖析和透视，随之而来的主体和意义危机成为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核心问题之一。个体在现代生活中面对的这种主体和意义困境是罗伯特·穆齐尔始终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中篇小说《乌鸫》即体现了处在旧的认知与价值体系衰落与新的理性追求崛起之间的个体面对这种困境时的反应。 《乌鸫》发表于1928年，1936年，穆齐尔将其收入自选文集《生前遗稿》中，并把它作为该文集的压轴篇，由此可见作者本人对它的重视。与其素有“思想小说”之称的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相比，《乌鸫》在形式上采用了较为传统的叙述手法，似乎仅仅在“讲述一个故事”，但实际上这篇小说秉承了穆齐尔作品对思想问题的一贯兴趣，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几种重要的与主体及自我意识相关的科学和哲学理论都在小说中有所反映，而他始终关注的理性与心灵的关系问题更是构成了小说思考的大框架。因此有学者甚至认为，可以把这部小说作为一部理论作品来解读。但是《乌鸫》思考问题的手法比起《没有个性的人》更为隐蔽，作者并没有在叙述过程中加入思辩性文字，而是把思考融在故事的讲述中，哲学反思不是直接出现，而是深埋在小说的结构和内容之中。这就使得这篇小说的含义更加复杂，解读起来更加困难。小说的阐释空间非常大，历来的研究者们曾尝试从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拉康理论、话语分析等诸多角度对它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声音与信号的关系、叙述的作用以及生命哲学角度分析小说对自我和意义的拆解和建构。 一． 《乌鸫》叙述的主要内容是主人公阿二向他的朋友阿一讲述三个小故事。小说采用了欧洲传统的框架小说结构。外层框架由一个匿名叙述者，即第一叙述者讲述，内容是：阿一和阿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们的性格既非常相似又有差异；大学毕业后，两个朋友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多年以后再相逢，阿二向阿一讲述了自己的三次经历。内层结构的叙述者是阿二，内容即是他对阿一讲述的三个小故事。 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这篇小说是否可以被理解为一篇有关自我和意义探寻的小说。由于小说含义相对较为晦涩，并且其内层叙事和框架叙事之间在含义和作用上相互钩织，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就从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入手，沿着作者给我们暗示的方向开始我们的分析。小说开篇说道： “那两个男人是少年时代的朋友——为了讲三个小故事，我必须提到他们，因为对这三个小故事来说，是谁讲出了它们非常重要；我们就叫他们阿一和阿二吧。”（19）[1] 这段话里有两个句子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句是“为了讲三个小故事”，第二句是“是谁讲出了它们非常重要”。 按照第一个句子暗示的信息，小说的内层叙事，即阿二讲述的三个小故事，是第一叙述者真正的目的，因为他之所以要提到阿一和阿二这两个人物，是“为了讲述三个小故事”。尤其是，作为小说标题的“乌鸫”也是在阿二讲述的故事中才出现的，这自然就给了读者另一种暗示，即作为整篇小说核心含义的“乌鸫”要在内层叙事的三个小故事中去寻找。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阿二讲述的这三个小故事到底是什么内容。 第一个故事开始于一个深夜，阿二在半睡半醒的朦胧状态中忽然听见夜莺在他的窗外歌唱。阿二相信这只夜莺是专门为他而来的，他感到非常激动，起身要去追寻它，但随即发现那其实并不是夜莺，而是一只模仿夜莺叫声的乌鸫，但尽管如此，他还是离开妻子，离开家，追随“夜莺的歌唱”去了，从此以后再没有回家。 第二个故事讲述的是阿二在战场上差点被一只飞箭击中的故事。在这个每天都有人阵亡的前线阵地，当阿二听到头顶上有一只飞箭在鸣响的时候，他觉得那声音是冲着他来的，他不想躲闪，因为“那不像是一种可怕的预感，而像一种未曾期待的幸福”（28），随后，飞箭与他擦身而过，深深扎进泥土里，在那一瞬间，他体验到了上帝的临近。 在第三个故事中，阿二的母亲去世，阿二回家奔丧，在童年的房间里，他再次遇到乌鸫，乌鸫对他说：“我是你的乌鸫”，又说：“我是你的母亲”（34）。阿二感到很幸福，他把乌鸫关在一只笼子里，“像养我的母亲一样养着它”，并从此“变成了一个好人”（34）。 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三个故事具有很多共同特点：
从上边两排对比中可以看出，在三个故事中，讲述者阿二都经历了一种特殊的体验，这种体验主要表现为一种奇妙的专门“为我”的感觉：“它是为我而来”、“为我歌唱”、是“我的创造指令和证书”。这些体验使他或者“兴奋激动”，或者“感到幸福”，或者“变成了一个好人”。在这些体验中，“我”似乎通过一些特殊的信号而得到了确证，由此而来的幸福或激动则暗示着生活获得了某种意义感。因此，“我”和“幸福”可以被视为贯穿三个故事的核心元素，所以单纯就三个小故事来说，我们可以不无道理地认为，它们涉及到的是故事讲述者阿二的自我认证和意义确认。 二．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小说是如何通过层层拆解、建构、再拆解的过程来完成对自我和意义的探寻的。小说对自我和意义的第一层拆解是在小说的框架层进行的，宗教信仰的缺失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建立（其实质就是科学理性思维）是完成这种拆解的主要因素。 首先让我们回头看看小说开头段中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句子。如前所述，第一叙述者说，他之所以要提到阿一和阿二，是因为对小说中的三个故事来说，“是谁讲出了它们非常重要”。这句话暗示了，这两个人物的设定不完全是功能性的，他们绝不单纯是三个故事的讲述者，他们的身份与三个故事的内容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可能决定着应该如何理解这三个故事。事实上，通过交代“谁”，作者点明了“自我”和“意义”在整篇小说开始时所处的状态，即：它们已经被理性所瓦解。为什么呢？紧接着开篇第一句话，第一叙述者说道： 因为从根本上说，人们年纪越大，少年时代的友谊就越奇怪。经过这么多年，人从头到脚，从皮肤上的汗毛一直到心都变了，但彼此的关系却奇怪地一如从前，改变如此之少，就象每一个人依次用“我” 来称指各不相同的先生时所维护的那种关系一样。关键的不在于人们是否还有那个当年被照下来的，有着大大的脑袋和一头金发的小男孩一样的感受；不，根本上，人们压根不能说他们喜欢那个矮小的，傻乎乎的，那个所谓是“我”的家伙。同样的，人们对他们最好的朋友也是既不能赞同亦不能满意；甚至很多朋友彼此都压根不能忍受对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友情甚至是最深和最好的友情，它包含着一种不掺任何杂质的无法理解的因素。（19） 首先，作者以两个人物的发小关系暗示了主体的自我认同和表征危机。自我的同一性在一开始就受到质疑，一种超越时间的、贯穿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含有某种虚妄的成分，因为人从肉体结构到精神结构都已经改变了，所谓的“我”只是意识主体用来称指“各不相同的先生”时的一个统一称谓。自十九世纪开始，自我和主体的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在质疑甚至解构主体概念的队伍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穆齐尔所推崇的哲学家尼采。尼采认为主体实际上并不存在，它只是我们对统一性的“信仰”，甚至是一种虚构：“我们认为最高现实感的一切不同要素存在某种统一性，主体就是用以称谓这一信仰的术语。[……]‘主体’就是虚构，看上去我们好像具有的若干相同状态都是一种原因的结果。但是，我们首先创造了这些状态的‘一致性’；对这些状态加以同化，这是事实，但不是一致性。”[2]穆齐尔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他同时代的实证主义哲学家恩斯特·马赫也曾谈到“不可救的自我”。对马赫来说，所谓的自我是由各种元素构成的，而这些元素并不局限于某个确定的个体，它们是独立于个体、超个体的，即是说，自我并不真正存在，它只是一个思辩概念，一个“思维经济”单位。 [3]尼采和马赫的这些观点无疑都对穆齐尔产生了影响，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穆齐尔写道：“那种长期以来将人类置于宇宙中心、但自近几个世纪以来逐渐消亡的人本主义态度的瓦解很可能已经最终抵达了自我本身。”[4]。这种瓦解体现在小说中就是阿二面临的自我认同的危机。阿二不喜欢“停留在自己身上”，许多人都做的事情，愉快地观看自己从前的照片，乐于回忆他们在哪里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这种“自我储蓄系统”（30）在他看来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可以说，主体意识的贯穿一致性在阿二身上已经断裂了。 紧随着对主体同一性的质疑，作者交代了“意义”所遭受的瓦解。作者写道，阿一和阿二度过的是一个“完全非宗教的童年”（19），宗教仪式和宗教场所在孩提时的他们眼里已经完全丧失了神圣性。宗教，作为超越性价值的提供源泉，作为一种给出现成真理和意义的形式，被“置若罔闻”（19）。上大学之后，取代宗教占据着人物头脑的，是一种把人视作“没有心灵和上帝的生理和经济机器”（20）的唯物主义生命观。宗教信仰丧失和信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结果是，两个人物的生活中出现了意义真空，这点尤其体现在阿二身上。作者交代说：阿二在某家大公司的办事处就职，尽管他的生活有着中产阶级的充裕，但他“看上去却象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一样”（20）。可以说，这种意义缺失的状态是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典型境遇，而造成这种境遇的根本原因是讲求实证的科学理性在现代的迅速扩张，这种扩张渗透进个人生活领域，日益排斥了心灵事件，“自我”被瓦解，宗教信仰也已经消亡，生活面临着意义缺失的危机，因此，如何重获幸福感成了主人公面对的一个难题。 至此我们看到，在这两个人物身上，“自我”与“意义”从一开始便处于被瓦解状态，而造成了这种瓦解的根本因素是科学理性的扩张。这也是为什么小说开篇时说“是谁讲出了它们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是因为小说接下来的对自我和意义的探寻正是在这样一片主体意识和生活意义的废墟上进行的；其次，阿一和阿二被设置为两个对理性的这种瓦解作用怀有强烈认同感的现代人，他们推崇理性，不是因为理性的真理性，而恰恰是因为那种“悲观的可怕的智性特征”（20），这无疑为后面的自我和意义探寻设置了障碍。这两点对于理解整篇小说极为重要，因为小说试图表现的正是在“现代”这个历史语境中的自我和意义探寻，即二者在被实证主义的科学理性摧毁之后重建的可能性。 三． 自我和意义在第一次瓦解之后的第一次重建，是在阿二讲述的三个小故事的内容层面进行的。缺乏内在合理性和幸福感的生活促使阿二去寻求和重建自我和意义，在他所讲述的三次经历中，他体验到了一种特殊的状态，通过这种状态，自我和意义焦虑被克服，阿二在瞬间重新体验到了幸福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通过前文表格的下边两排内容比较可以看到，他在三次经历中的状态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在每次经历中，他都处于一种似梦似醒的状态；二是每次经历都让他感到了上帝或者某种奇迹的存在。在第一个故事中，阿二“很快就不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了”；“那可能是我的最后一点儿清醒的印象或者一个安宁的梦境”（23）。当他听到“夜莺”的声音时，这种状态更加明显：“我躺在我的床上，像人的肖像躺在他的墓碑上，我醒着，但这种醒又和白天的不一样。这种感觉很难描绘……”（23）在第二个故事中，当飞箭与阿二擦身而过之后，阿二感觉“像是才从一场狂迷中醒过来，不知道自己离开了多长时间”。在那一刻，“一种炽热的感激之情”漫过了他，他感觉“上帝进驻了我的身体”（29）。 这种状态其实就是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反复提到的“另一种状态”。这是一种不同于日常理性状态的神秘体验，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既是迷醉的，又是清醒的，这是“一种完全改变了的生活形态”[5]，穆齐尔称其为“明亮如白昼的神秘主义”[6]。二十世纪初期，欧洲大陆的文学和思想领域出现了一股新的神秘主义思潮，很多作家和思想家重新表现出对神秘主义的兴趣[7]。穆齐尔无疑也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在《没有个性的人》中，他借主人公乌尔里希之口说：“我相信，人类在一段时间里将会部分地是智性的，部分地是神秘主义者。”[8]。这种新的神秘主义思潮的出现与十九世纪的科学乐观主义的兴盛息息相关。德国哲学家毛特纳认为：“神秘主义是对科学破产时期以及对伴随着每个科学乐观主义日益高涨的时期而来的绝望的一种积极反应。”[9]社会哲学家兰道尔也认为，这种新的神秘主义的开路人正是“怀疑主义和极端的批判”[10]。这是因为，科学理性建立在主客体分离的基础上，由这种分离所产生的主体焦虑是理性自身不能克服的，而神秘主义体验的实质恰恰是主客体界限的消失：“通过背离空间和时间，通过神秘的、不可或难以言说的沉浸，外部事物和内部的自我意识都不复存在，世界和自我流散合一。”[11]这样一来，世界不再作为异质物与自我对立，主体焦虑自然也就消失了。在神秘主义体验中，个体不再感受到主体性缺失的痛苦，因为包括主体意识在内的一切特殊性完全沉没到“合一”之中，因此，尽管神秘主义不等同于任何体制化的宗教，但它又是一种类宗教状态，它在某种意义上替代了宗教，克服了由于宗教信仰的丧失而导致的意义缺失的焦虑，让个体重新体会到幸福感。可以说，神秘主义体验对自我和意义的重建是通过取消对这两者的焦虑而实现的。 至此，我们分析了小说对自我和意义进行的第一重拆解和第一重重建。但是，阿二所体验到的这种神秘幸福的“另一种状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呢？ 四．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小说对这种通过神秘主义体验而获得的幸福感进行的再度拆解，这次拆解的手段是对声音与信号的关系进行反思。在阿二的三次经历中，每次都有某种东西触发了这种神秘的“另一种状态”。是什么东西呢？细心的读者在阅读中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诱发阿二的第一次体验的是“夜莺”的歌声。正是因为听到夜莺的歌唱，阿二才感到激动兴奋，才会离家出走，也才会有后面的第二个故事和第三个故事。但实际上，那只引发了后来的一切经历的所谓“夜莺”，其实竟是一只乌鸫！在一篇题为《乌鸫》的小说中，乌鸫的第一次出现竟然是在被误以为是“夜莺”的情形下开始的，作为整篇小说的事件和情节之缘起的，竟然基于一个误会，这究竟是一种无意的疏漏，还是一种有心的安排？ 事实上，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故事中，同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在第二个故事中，阿二听到飞箭的声音，认为那声音是专门为他“歌唱”的，但其实那不过是敌人的武器。在第三个故事中，乌鸫对阿二说：“我是你的乌鸫。”又说，“我是你的母亲。”但这篇小说并不是一篇童话或神话故事，乌鸫是不会说话的，当小说中的阿一狡黠地问“它现在还说话吗？”的时候，阿二本人也很干脆地说：“它从来没有说过话。”即是说，乌鸫的话是阿二想象出来的。读者会发现，如果说阿二在神秘幸福的“另一种状态”中重新建构了自我和意义，那么这种建构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坚实牢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误解”甚至想象的基础上。造成这种“误解”的机制，在小说里集中体现为对“声音”的感觉。声音是什么？阿二在听到乌鸫的声音时觉得“不知来自何处的一个信号击中了我”（24）。声音是信号吗？亦或仅仅是无意义的声响？ 在穆齐尔创作和发表《乌鸫》的二十年代，感觉生理学的研究飞速发展，其中，穆齐尔的博士导师、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卡尔·施通普夫的声音感觉分析对穆齐尔的影响最大。施通普夫提出，声音的共振峰（泛音）是通过听者有目的的“融合”而消失，并进而产生“和谐”感觉的。例如，如果去掉一个最高共振峰，元音E就变成了ÖE，再进一步去掉一段音程，ÖE就变成了ÖU，依此进行下去，较为高昂明晰的E到最后就变成了低沉含混的U，[12]穆齐尔在一篇写于二十年代初期的日记中曾经引用并分析过施通普夫的这个例子[13]。从这项分析中很容易推导出一个结论：一个声音在被明确地感知到以前，最初是含混不清的，与其它很多不明确的声音非常近似，只有当声音从这种混沌中脱颖而出，显现出来，它才得到明确化，具有了意义，甚至变成了信号和明确的语言。而这个声音脱离混沌被明确意识到的过程，是在听者的意向性选择的伴随下进行的。 按照这种观点来看，轻声低语（信号/有意义的语言）和沙沙作响（无意义的声响）之间原本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分，是听者通过一种意向性的感知过程、甚至选择性的想象过程将它们彼此分离开。在三次经历中，阿二都认为他听到的声音中含有某种信号一样的东西，甚至认为自己听到了明确的语言，这是因为阿二在聆听声音的时候本身就已经在期待着听到某种信号。小说对这个感觉声音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然后我被一种逐渐逼近的东西弄醒了；是一种声音在接近。我迷迷糊糊判断了一次、两次。……那是一只夜莺，那歌唱着的！（23，夜莺的故事）[声音]在向我接近，虽然还很远，它在远处变大了。……我意识到，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那精美的歌声……那是一种单薄的、歌唱着的、简单的、高昂的声音，像玻璃杯的边沿发出的声音一样；但它含有一种不真实的东西；你还从没听过这样的声音，我对自己说。（28，飞箭的故事）“我是你的乌鸫，”它说，“你不认识我吗？”我真的没有立刻想起来，但当这只鸟对我说话时，我感觉非常的幸福。我曾经停在这个窗台上过，你不记得了吗？它继续说。这次我回答说：是的，[……]“我是你的母亲，”它说。（34，母亲－乌鸫的故事） 在前面两个故事中，阿二起初听到的都仅仅是一种“声音”，在继续聆听和感知的过程中，才把它们判断为“夜莺的歌唱”和“飞箭的歌声”。穆齐尔研究者西格尔特把这个过程称为“声响筛选”[14]，阿二显然是通过这样一种“声响筛选”的意识行为，从乌鸫和飞箭的声音中建构出了专门为我的“信号”。在第三个故事中，阿二的聆听则发展为一种彻底的想象。如果感知针对的还是实在的材料，想象则已经是一种再创造了。从夜莺的歌唱到乌鸫所说的话，阿二主动构造的成分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可以说，他所听到的自我和意义“信号”其实并非针对他的信号。小说中的阿二同样也意识到了这种感知过程的不可靠，因此，在讲述飞箭的故事时，他说：“也许上帝不过是我们这些穷乞丐在短暂的存在中虚荣地自以为在天堂里有一个阔亲戚”（28），在第三个故事中更是明确承认乌鸫“从没说过话。”可以说，对于自己通过“声响筛选”乃至对声响进行想象而建构出意义这一行为的实质，他其实有着清醒的意识，因此，他并不能完全相信以这种方式建构出来的意义，这样，通过“信号”建构的自我和意义又被阿二本人否定了。 五． 如果声音并不是可信的信号，那么神秘主义体验的前提条件就变得非常可疑，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能够帮助主人公重建自我和意义呢？小说中的答案是叙述行为本身，正是通过叙述，阿二对自我和意义进行了第二次建构。阿二的三次经历，是由阿二作为叙述者讲述出来的，它们是三个故事。这一点对于理解这篇小说非常重要，因为讲述行为本身就具有建构自我和意义的作用。在讲述第一个故事时，阿二曾经说： “我要给你讲我的故事，是为了感觉一下它们是不是真实的”。 讲述结束后，当阿一问阿二这三个故事是否有某种共同的意义时，阿二又说： “所有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呀；要是我知道它们的意义，我就不用讲给你听了。” 通过这些话，讲述行为本身对意义建构所起的作用被暗示出来。可以说，《乌鸫》的框架结构的真正作用在于将叙述行为作为意义建构的元素引入进来。这种建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交谈总是需要发出声音的。小说中，阿二向阿一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是在他讲述的过程中，“朋友回应什么话并不重要，他们的交谈几乎可以说成是一段独白”（21）。由此可见，故事的讲述之所以被设定为一个交谈的场景，目的主要不在于呈现一段对话，而更多地在于让阿二的讲述发出声音：“很多年来我没有人可以讲，而如果我听见自己大声地对自己讲，那么坦白地说，我会感觉非常恐怖。”（25）即是说，这里涉及到的是一段发出声音的叙述，声音再次作为自我和意义建构的元素出现。但在叙述行为中，声音的这种建构作用更多地体现为对自我的一种直接感知。“声音是在普遍形式下靠近自我的作为意识的存在。[……]。向某人说话，这可能就是听见自己说话，被自我听见，但同时，如果人们被别人听见，也就是使得别人在我造成了‘被听见－说话’的形式下在自我中直接地重复。直接重复‘被听见－说话’，就是不求助于任何外在性而再生成纯粹的自我影响。”[15]在发出声音的叙述中，叙述者在自己发出的声音中直接感受到自我，同时也通过听者的在场而将自己的叙述转变为某种外界事件，这样，自己的叙述也转变为世界的声响，成为叙述者的意识攫取自我和意义信号的源泉。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叙述行为，阿二讲述自己的经历的过程本身也是他建构自我和意义的过程。现代叙述心理学认为，广义的叙述本身建构了我们的全部生活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的日常体验也是通过叙述进行的。“我们用叙述做梦，用叙述做白日梦，我们以叙述的形式回忆、预期、希望、绝望、相信、怀疑、计划、修正、批判、建构、搬弄是非，以叙述的形式恨和爱。”[16]叙述是我们建构现实的基本模式，事件在被以叙述的方式处理和感受的时候，通过“开端”、“高潮”和“结尾”而获得了现实性，同时被装载了意义，因此“我们是以能指的方式通过故事而生活的，既通过对自我的叙述，也通过自我的行动” [17]。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中曾经表达过同样的思想：“大多数人在与自己的基本关系上是一个叙述者。……，如果在生活之线上加上一点‘因为’和‘因此’，他们就会嫌恶一切超出此外的想法：他们喜欢这种事实的先后有序，因为这很像是一种必然，借助于自己的生活有一条轨迹这种感觉，他们觉得在混乱中以某种方式获得了安全。”[18] 即是说，叙述建构自我，建构意义。通过讲述，阿二的三次经历之间似乎有了某种联系，通过叙述而产生的自我和意义似乎成了一种带有必然性的现实。 六． 那么，通过对自身经历的叙述而建构出来的自我和意义是否就是可信和可靠的呢？小说中，阿一在听完三个故事之后问阿二：“你暗示了，所有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意义？”阿二回答说：“天啊，所有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呀；要是我知道它们的意义，我就不用讲给你听了。但这就好像你听到轻声低语或是沙沙作响的时候，你无法区分它们！”（35）这句作为整篇小说结尾的话似乎一下子消解了读者试图从三个故事中读取出的意义，这是小说对自我和意义的第三次拆解，即用阿二的这句回答来揭示他通过叙述所建构的自我和意义的虚妄性。 阿二的这句话表明，叙述行为似乎并未有效地为他建构起清晰可信的意义。不仅如此，在讲述第一个故事的时候他还说：“也许我把这个故事和接下来的另外两个联系起来讲给你是错误的。”（24）这里涉及到了叙述行为建构意义的实质，这就是叙述的逻辑顺序，即给定的事实（在这篇小说中即三个故事）之间的联系问题。美国心理学家格根归纳了完美的、能够有效建构自我和意义的叙述行为的几个重要特征，其中包括“事件在叙述中的顺序排列”、“因果关联的建立”以及“提供意义的结尾”[19]。通过在叙述中对事物进行顺序排列而建立这些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是叙述建构意义的根本手段，但是这种顺序只是人为规定的，因此它所造成的因果关系也是一种假象。正如穆齐尔在分析“叙述的假秩序”问题时所说，叙述通过对事件进行时间性的先后排列，通过“因为”、“所以”等词语建立了一种人为的、虚幻的因果链条[20]。有了因果链条，就产生了必然的感觉。这种所谓的必然性，是穆齐尔对叙述所建构的意义进行质疑的一个要点。在穆齐尔的手稿中，《乌鸫》并不是以现行版本、亦即后来公开发表的版本的结尾作为结束的。手稿版本中，在阿二回答了“但是这就好比轻声低语和沙沙作响，你无法区分它们”之后，接下来还有较长的一段文字。其中写道： “但是设想一下”，当他（阿二）已经站在黑暗的街道上，手扶大门与他的朋友告别时，他还是补充说道，“设想一下，你在森林里发现一张白纸，纸上有一个弹孔。几年以后，你从河里捞起一块白色的东西，也许它的样子已经完全不同，你有点记不太清，但它又是一张白纸，这回纸上有两个弹孔。又过了几年，你——让我们假设是在一个旅馆房间的衣柜里——又发现一张这样的纸，但现在它上面有三个弹孔。这时你会不会期待着有朝一日再见到一张这样的白纸，上面有四个弹孔，或者这些弹孔围在一个目标周围，或者纸上刻着一些小字向你解释这一切？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期待？”[……]真可惜，阿一想，他现在忽然想起了什么：如果他不是每隔几年遇到一张‘有弹孔的纸’，而是在一刻钟之内连续三次见到这种纸，那么他就不会有什么期待了，他会简单地说：有人在这儿打靶呢。这些好幻想的人是多么不可靠啊！[21] 如果说，对叙述所建构的因果必然性的质疑在现行版本中是含蓄地隐藏在阿二的只言片语里，那么手稿版本则在结尾处把这种质疑更加明确化了。即是说，叙述所建构的必然性是一种人为的必然，或者说，只是一种事后才被接受的历史的必然，亦即既成事实的必然。人们无法从这样的必然性中得出规律，并推导出未来：“被人们称之为历史必然性的东西，不是规律的必然性，……规律也许确实存在，但是总是存在着某些事物，它们只是一次和这次在场。顺便提一下，属于这些一次性事实的还部分地包括我们人。”[22] 如果构成了三个故事的共同意义之基础的必然性并非规律的必然性，而只是叙述的假秩序，那么故事的共同意义自然也就丧失了可信性。 格根提到的完美叙述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要有一个“提供意义的结尾”，但在《乌鸫》中，阿二的叙述却并没有一个这样的结尾，取而代之的是阿二本人对自己所讲述的故事是否具有共同意义的怀疑。此外，在传统的框架小说中，作为内层叙事之框架的外层叙事往往也都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内层故事所叙述的内容，或者其叙述行为本身，往往构成框架文本中的一个决定性的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决定框架层，比如在典型的框架小说《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佐德讲述的故事让国王感动，最终决定不杀她，她讲述的故事不但让自己免于杀身之祸，而且还拯救了无数姐妹。但是在《乌鸫》中，阿二的一句“这就好像轻声低语或者沙沙作响，你无法区分它们！”既结束了阿二的讲述，也结束了整篇小说，即第一叙述者的讲述，小说的框架由此成为一个没有闭合的、不完整的框架，读者无论从阿二的叙述中，还是第一叙述者的叙述中，都无法得到一个明确的意义答案。这就使得阿二所讲的三个故事和第一叙述者的叙述（即小说本身）的意义都成了疑问，对叙述内容所建构的意义来说，这无疑又是一次否定。但我们是否因此就可以认为，《乌鸫》对自我和意义的探寻最终是以一种消极的否定作为结束的呢？ 七． 我们看到，《乌鸫》对自我和意义的反思和探寻体现为一个错综复杂的层层拆解、建构和再拆解的过程：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理性在瓦解了上帝的同时，也瓦解了个体的自我以及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意义；主人公试图从类宗教的神秘体验中重新找回心灵感觉，但是这种意义建构再次受到质疑，因为意识从声响中筛选出的“信号”并不可靠；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主人公又试图通过叙述行为本身来建构自我和意义，但是叙述的因果必然性以及由之产生的意义实际上是建立在对事件的人为排序的基础上，因此也并不可信。所有这些建构意义的尝试都经不起剖析和反思，理性始终在做着瓦解的工作，它的强大制约似乎不可动摇。然而尽管如此，个体确认自我和寻找意义的追求似乎也是与生俱来的。尽管人们对代表着自我认同的最好的朋友“既不能赞同亦不能满意；甚至很多朋友彼此都压根不能忍受对方”，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友情甚至是最深和最好的友情，它包含着一种不掺任何杂质的无法理解的因素”（19），这种“无法理解的因素”是什么？尽管阿二已经知道他所听到的“天堂之鸟”其实不是夜莺而是乌鸫，但还是追随它踏上了离家之路。为什么？也许我们可以在小说手稿版本的结尾中找到较为明确的答案。手稿版本的小说结尾是这样的： 而阿二自己也想到了这个最容易提出的反驳。——还好，他想，在来这里讲这些故事之前，我在笼子上蒙了一块布！我现在要回去把那块布拿掉；那时就会有一只昏昏欲睡的普普通通的灰色鸟儿蹲在那儿，而我的心会像一只从长途跋涉中归来的脚一样跳个不停。他温柔而害羞地摇了摇头，因为他的心可能还没有永远停止追逐。”[23] 尽管阿二的头脑已经“想”到了对自己的意义建构的反驳，但是他的“心”并没有停止追逐。理性在层层拆解自我和意义，心灵却在执着地继续探寻它们。正如研究者伊索尔德·席弗米勒指出的那样，这篇小说“暗藏着一种有生命的伦理，这种伦理在对主体的解构中存活了下来，小说坚持着一种超越对自我的阐释之外的内在真理。”[24]那么，心灵的这种执着追求的原动力是什么？理性无法解构的东西是什么？阿一和阿二有着同样的非宗教的童年，受到同样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影响，但阿一却没有像阿二一样表现出这种强烈的认证自我和寻找意义的要求，为什么？从对两个朋友的童年背景的交代开始，叙述者就一直在指出这两个朋友既相似又不同。他们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阿二从小就是一项意志测验的发明者，而阿一从来不敢尝试这项测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测验呢？在高高的塔楼上很狭窄的地方双手撑地倒立。这是一个考验胆量和身体控制能力的游戏，它的特征在于身体，受到考验的意志是身体自身的意志。第一叙述者说，阿二在他的少年时代是这项意志测验的发明者，“这一点可能正好可以让我们把他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引进来”（20），为什么？因为与阿一相比，阿二拥有更强大的身体意志。身体意志代表着生命维系自身的要求。当理性排挤了心灵感受，存在的意义受到威胁时，这种意志就会促使人顽强地寻求突破，尝试重建被理性瓦解了的自我和意义。这种象征着生命力本身的身体意志是生生不息的人类在面对各种生活危机时的最终力量所在： 但你从来没发现吗？你的身体还有一种与你的意志不同的意志。我想，所有作为意志和我们的感情、感觉和思想出现并似乎统治着我们的东西，只能享有有限代理权的名义，而在重病和康复中，在无把握的战斗中以及在所有命运转折的时刻，整个身体却有一种最原始的决定，这种决定才拥有最终的权力和真理。（31-32） 通过身体意志体现出来的生命力顽强地对抗着理性的摧毁性力量。如果说，以感觉分析、叙述分析为代表的理性诉求体现了穆齐尔哲学思想背景的第一条主线，那么，以身体和生命意志为表现的生命哲学则构成了他的思想的第二条主线。尼采对体现为强力意志的身体和生命意志的强调无疑对穆齐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穆齐尔把这种生命意志与心灵诉求联系起来，并赋予了某种神秘色彩。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阿二讲述的第三个故事把母亲和乌鸫联系起来。母亲，作为给予生命的人，象征着自我和意义最深层的、不可撼动的根源。母亲的爱与夜莺和飞箭的歌唱一样，充当着自我和意义的“信号”，让自我的寻求者体验到一种“神秘的、不是虚荣的虚荣”（32）。如果说在科学理性看来，自我和意义都只是虚构，而“上帝不过是我们这些穷乞丐在短暂的存在中虚荣地自以为在天堂有个阔亲戚”（28），那么对于心灵诉求来说，这种虚荣并不是虚荣，而是生命的内在要求。在主人公阿二身上，代表着理性的“唯物主义生命观”的“悲观可怕的智性特征”始终像一层坚硬的外壳包裹着他，使他不能毫无保留地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非理性的心灵诉求，直到母亲的去世触动了生命的本源，这种“包围着我的坚硬在瞬间融化了”（32）。阿二回到已故父母的家里，回到自己童年生活过的房间，重新阅读小时候读过的儿童书籍，重新体验儿童那种头脑和脚底“两头都不太确定”（33）的感觉，这是一种向着生命本身的、从理性向心灵的逆向回归的过程。强大的理性意志最终不能瓦解的，正是生命本身的这种确认自我和意义的诉求，人在感知世界时的意向性其实也正是这种诉求的反映。在获得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就会对小说结尾阿二对于三个故事“是否具有共同意义”的回答有一种新的解读：从理性的角度看，三个故事的共同意义的确是可疑的，但是在一种超越理性阐释之外的意义上，它们含有一种贯穿始终的内在诉求，即生命的自我确认的诉求。 既然个体探寻自我和意义的原动力是生命意志，那么这种探寻就必定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因为生命本身不是某种一经确定便不再变化的静止内容，而是不断生成变化的活动过程。尼采曾经把生成和生命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他说：“两种最伟大的哲学观点：a）生成观，发展过程；b）生命价值观；这两者被我以决定性的方式搓合在一起，一切都在生成中永恒地回归。”[25]在这个意义上，阿二的讲述的开放式结尾和小说框架本身的未封闭，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并未结束的探索过程，人的自我和意义或许恰恰就体现在顽强的不断寻找和执著的建构努力之中。在即将讲完飞箭的故事时，阿二说，如果有人说上帝进驻了他的身体，他不会笑的，但他也不会相信，但“尽管如此，每次当我想起这件事，我都想能再一次更清晰地经历这样的事情”（29）。寻找的渴望要求着“再一次”和“更清晰”，在理性瓦解了个体的自我和生存意义之后，重新寻回它们的愿望却不能泯灭，那种“不是虚荣的虚荣”依然顽强地存在，只有在这种死而后生的不断寻找中，个体才能重新听到夜莺美妙的歌唱。 [1] 罗伯特·穆齐尔《乌鸫》，徐畅译，载于《世界文学》2001年第3期。括号中标注的页码为刊物页码。以下相同。 [2] 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66页。 [3] 参见恩斯特·马赫《感觉的分析》，洪谦、梁志学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0页。 [4] Robert Musil,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Rowohlt Verlag, Reinbek bei Hamburg, 1987, S. 150. [5] 同上，S. 125. [6] 同上，S. 1089. [7] 在文学领域，除穆齐尔之外，作品中表现出神秘主义倾向的作家还有霍夫曼斯塔尔、亨利希·曼、里尔克等；在思想领域，哲学家柏格森、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毛特纳等人也在著作中宣扬了神秘主义。 [8] Robert Musil,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Rowohlt Verlag, Reinbek bei Hamburg, 1987, S. 770. [9] Fritz Mauthner, Gottlose Mystik, Dresden: Carl Reißner o. J, S. 38f. [10]Gustav Landauer, Skepsis und Mystik. Versuche im Anschluß an Mauthners Sprachkritik, Berlin: Fontane 1903, S. 6. [11]同上，S. 46f. [12]由于无法找到施通普夫本人的著作，此处的例子系转引自Christoph Hoffmann. “Wir schreiben und wir wissen nichts“. Text und Experiment bei Robert Musil. In: Berichte aus dem Colloquium Psychologie und Postmoderne, Nr .3. [http://web.fu-berlin.de/postmoderne-psych/berichte3/hoffmann.htm] [13]参见Robert Musil: Tagebücher. Rowohlt Verlag, Reinbek bei Hamburg. 1983. S.505－506 [14]Bernhard Siegert: Rauschfilterung als Hörspiel. Archäologie nachrichtentechnischen Wissens in Robert Musils Amsel, in: Hans-Georg Pott(Hrsg.):Robert Musil – Dichter, Essayist, Wissenschaftler, München 1993，S.193. [15]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1-102页。 [16]Barbara Hardy: Towards a poetics of fiction: An approach through narrative. In: Novel, 2, Novel Corp., Brown University, 1968, S. 5. [17]K.J. Gergen and M.M. Gergen: Narrative and the self as relationship. In L. Berkowitz (Hrsg.), Ad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88. P. 18 [18]Robert Musil,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Rowohlt Verlag, Reinbek bei Hamburg, 1987, S. 650. [19]参见K.J. Gergen and M.M. Gergen: Narrative and the self as relationship. In L. Berkowitz (Hrsg.), Ad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88. P. 17-56 [20]参见本人的《可能的文学——罗伯特·穆齐尔的随笔主义》，《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第20页。 [21]Walter Busch und Ingo Breuer(Hrsg.). Robert Musil. Die Amsel. Kritische Lektüren; Materialien aus dem Nachlaß. Innsbruck; Wien. Studien Verlag. 2000. S.329f. [21]罗伯特·穆齐尔《无救的欧洲或从第一百到第一千的旅行》，吴晓樵译，《世界文学》2001年第3期，第50-51页。 [23]Walter Busch und Ingo Breuer(Hrsg.). Robert Musil. Die Amsel. Kritische Lektüren; Materialien aus dem Nachlaß. Innsbruck; Wien. Studien Verlag. 2000. S.330. [24]Isolde Schiffermüller. Die Gabe des Lebens. Zu einer Ethik der Immanenz in Robert Musils Novelle Die Amsel. In: Walter Busch und Ingo Breuer(Hrsg.). Robert Musil. Die Amsel. Kritische Lektüren; Materialien aus dem Nachlaß. Innsbruck; Wien. Studien Verlag. 2000. S. 163. [25]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47页。 作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徐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