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国时期霭理士的译介及传播（一）民国时期霭理士著作翻译出版的初步统计 1944年，周作人发表《我的杂学》一文，此文共分十八个标题，堪称周作人的十八般兵器，计有：非正轨的汉文，非正宗的古书，非正统的儒家，欧洲文学，希腊神话，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学，性心理学，霭理士的思想，医学史和妖术史，日本的乡土研究，写真集和浮世绘，川柳、落语、滑稽本，俗曲、童谣、玩具图，外文与译书，佛经与戒律。[1]杂学是周作人终生的读书追求，他曾言“思想宜杂，杂则不至于执一”[2]。作为自始至终的自由主义者，周作人如数家珍般一一开列他喜欢的书，甚至“只足供给要攻击我的人，知悉我的据点所在，用作进攻的参考与准备。”[3]由此戏谑的话，足见他对文章和学问的看法，乃至诚最爱，谋生仅仅是捎带着的事情了。 在其开列的杂学清单中，“霭理士的思想”赫然在列。事实上，十八杂学中的“文化人类学”“医学史和妖术史”“儿童学”“生物学”“性心理学”等超过三分之一的内容都与霭理士直接相关，称霭理士为周作人最重要的精神导师毫不为过，周作人本人也同时作为霭理士最重要的中文译者而存在。 民国时期，拜于霭理士麾下的远不止周作人一人。由于霭理士思想的跨界驳杂，其在文学界、思想界、科学界都不乏拥趸。霭理士新作的每一次出版，都会在中国的知识界掀起一定的反响，如《性心理学》初版于1933年，潘光旦于1939年即开始翻译。1935年，《世界知识》杂志刊登新闻拾遗，介绍霭理士的新作《论战争与战争的本能》，并概括了大意：“战争是社会的事件，我们要考察战事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才能完全了解战争的意义。这种考察和认识是必需的，但这在许多所谓有教养的人们倒反缺乏，真是奇怪。不久以前，鲍尔温在英国下院里宣称，‘战争的本能’是人类本性中最基本的一个，它和生殖的本能并列为人类的两大本能，都是为了保卫种族。”[4]。纵观民国时期，霭理士的思想在暗流中涌动着，对于他的译介虽不比弗洛伊德，但皆出自高人之手，颇可圈可点。 因翻译不统一，霭理士（Havelock Ellis）的译名在民国时期有霭理士、爱利思、爱里斯、爱理斯、爱利斯、埃利斯、霭里斯、蔼理斯、蔼理士、艾利斯、艾里斯、艾力斯、厄尔力斯等。加上出版混乱，统计他的著作和文章十分困难。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出版的他的著作有： ◆《优生问题》（新知识丛书），王新命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 ◆《世界性的民俗谭》，胡仲持辑译，光华书局，1926年； ◆《性心理》，彭兆良译，美的书店，1927年； ◆《科学的生育》（新文化丛书），彭兆良译，民新书局，1927 年； ◆《女子的性冲动》，夏斧心译，北新书局 ，1927年； ◆《性期的现象》，薛以恒译，金钟书店，1928年； ◆《霭理士婚姻论》（婚姻丛书第一种），张竞生编，杨虎啸、金钟华译，美的书店，1928年； ◆《爱的艺术》，C.C.译，北新书局，1929年； ◆《性的教育》（青年丛书第六种），潘光旦译，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 ◆《性的道德》（青年丛书第十三种），潘光旦译，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 ◆《爱的丛书（上）（下）》，霭理斯，张竞生编译,美化出版社， 1936年； ◆《爱情与道德（Little essays of love and virfue）》（家庭丛书）梁渭华译，商务印书馆，1938年； ◆《性心理学》，冯明章译，文摘出版社，1945年； ◆《性心理学》，潘光旦译，商务印书馆，1946年； ◆《霭理士心理译丛》（新文化性育小丛书），张竞生主编，约有二十多种[5]，主要包括：《性冲动的分析》（上、下），《女性冲动》（上、下），《性期的现象》（上、下），《害羞的进化》（上、下），《热爱的象征》，《性弛放的机能》（上、下），《妊娠中的心理状态》，《视觉与性美的关系》，《触角与性美的关系》，《嗅觉与性美的关系》，《恋爱与苦痛》（上、中、下），《同性爱研究》，《女学生的同性爱》，《男子同性爱》，《自动的色情》，《结婚研究》，《爱底艺术方法》，《科学的生育》，《妓女的性生活》（上、下），《裸体与性教育》，《打倒花柳病》，《爱的动机》，《女子微笑的表示》，《女子性的变化》，《爱情的机能》，《浪漫的爱》，《两性的健康》，《性书与淫书》等。 另有一些收入文章，据不完全统计有： ◆《伊孛生（易卜生）论》，郁达夫译，《新青年》1918年6月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专号； ◆《蔼理斯感想录抄》，周作人译，《语丝》第13期，1925年2月； ◆《性的无知》，周建人译，《妇女杂志》1925年第7期； ◆《托尔斯泰论》，展青译，选自《新精神》，刊于1928年《现代月刊》，后收入《托尔斯泰论》，《现代文化社丛刊》，南华书店，1928年； ◆《生育节制》，周建人译，收入《进化与退化》，光华书局，1930年7月； ◆《蔼理斯论两性异同》，施蛰存译，《女子月刊》1935年第10期； ◆《蔼理斯论现代的性自由（特译稿）》，邵棠摘译，《文摘》杂志1937年第6期； ◆《论艺术》，陈介白译，《文艺与生活》第2卷第2期，1946年9月； ◆《我的信仰》，应远涛、袁访赍译，收入《我的信仰》，长风书店，1946年10月； ◆《女人终是女人》，白樱译,《杂志》，1947年第6期； ◆《印象和感想》片段，吕叔湘译，附于《霭理士论塔布及其他》文后，《读书》1991年第3期，后收入《书太多了》，吕叔湘著，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8月。 （二）作为二传手的“白桦派” 霭理士的书籍作为“世界文学”在东方的旅行，首先到达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民国人士对于霭理士的接受史，很多来源于日本“白桦派”的二传手。探究霭理士的译介史，我们不能不谈日本文化、霭理士与周作人之间的关系了。 早在1922年，霭理士有关性心理学的全部著作就在日本得以出版，日本知识阶层读霭理士蔚然成风，尤以因聚集在《白桦》杂志周围得名的“白桦派”为甚。二战后，霭理士的著作又在日本重新翻译出版。《白桦》杂志1910年4月创刊，至1923年8月东京大地震停刊，代表作家有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有岛生马、志贺直哉、木下利玄、长与善郎等，他们多出身贵族，在高校求学时形成流派。他们反对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反战争、反压迫、追求和平、反对旧道德对自我的束缚、同情弱小者、表现强烈的自我意识。在性爱的观念上，这些日本作家多受霭理士影响，追求异彩纷呈的丰富的情爱世界，毫无顾忌，作品也多以自传为主，在情爱里实践自己的主张：做一个真人。 周作人主张的人道主义精神，很多都来自霭理士与白桦派。他的白桦派之缘首先源于鲁迅。鲁迅曾翻译白桦派作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6] ，“表现乃是艺术的一切”[7]，文学的起源在于“象征的梦”，“诗是个人的梦，神话是民族的梦”[8]。他在研究生时精研过霭理士的《新精神》、《性心理》、《男女论》等。霭理士相信“艺术是个人的表现”，“文学是情绪的产品”，文学艺术即是“生命之舞”，这些都被他化用到《苦闷的象征》中去，他还在霭理士影响下写作了《近世的恋爱观》一书，由夏丏尊翻译，于1928年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在《文学的贵族性》中，周作人说：“文学的真意义，与文学究竟是什么东西，前人已言之凿凿。就我个人的意见，文学是表现思想与情感的，或者说是一种苦闷的象征。当我对于社会不满，或社会加诸我不快，我对准这一个和我相反的对象来表现我所想到的思想，所感到的情感，这一种反映的苦闷的象征，就成为文学的立场和背景。”[9]霭理士的苦闷源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性禁锢和个人生活的不幸。厨川白村的苦闷来源于日本社会，鲁迅的苦闷来源于社会问题无法解决，周作人的苦闷偏重个人情感。 白桦派中的有岛武郎是另一位鼓吹霭理士的干将。他在霭理士的思想上发展，结合了日本文化中对于死亡的态度，将霭理士的“性冲动”改为了“死亡冲动”。日本是自杀率很高的国家，武士文化中有着切腹自杀的死亡仪式。有岛武郎《一个女人》《未之死》《爱不惜夺》等中，都以“爱”与“死”为主题，到处都是在性爱中死去的情节。当死亡像性一样如波涛汹涌的潮汐在人体内冲撞时，自杀将成为一个必然到来的节日。在写完代表作《一个女人》后不几年，有岛武郎爱上了一位女记者波多野秋子。在1923年6月9日早晨，在长野县轻井泽私家别墅净月庵，45岁的有岛武郎与29岁的波多野秋子上吊自杀，遗体一个月后才被发现。 还有一位受霭理士影响深刻的白桦派作家，是有“小说之神”之称的志贺直哉，周作人译有他的小说《清兵卫与葫芦》《到网走去》。他曾为婚姻与父亲决裂，并创作有长篇《暗夜行路》，写主人公时谦的性苦闷以及“对立的性关联”和“调和的性关联”。此中的逻辑想起来有趣，主人公放纵性时即发生悲剧，协调性（并非禁欲）时便和谐。主人公的母亲和妻子直子都先后出轨，而他发现自己并不会比母亲、妻子更加高尚，并认识到性欲积极的一面，它能使生活变得更丰富，使人变得更自信，更美好，更懂得追求爱与幸福。所谓的“性过失”，微不足道。为了摆脱性苦闷，他最后在伯耆大山的自然风光中找到了内心的安宁。但内在的，并不是男主人公多么宽容，而是被霭理士的人性论所洗脑，人性大于道德。 在受白桦派影响的同时，周作人极为推崇日本女诗人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和二阶堂招久《初夜权》。与谢野晶子和丈夫与谢野宽同为日本诗人，与谢野宽逝世后，周作人也为他写了纪念文章。二阶堂招久不可考，怀疑是当时的日本狂人宫武外骨的化名，宫武外骨又称废姓外骨，著有《笔祸史》、《私刑类纂》、《赌博史》、《猥亵风俗史》等。周作人同样对他很是推崇。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10]中写道： 我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既然是趣味信仰洁癖，所以没有强迫他人的性质。我所以绝对的尊重我的贞操，便是同爱艺术的美，爱学问的真一样，当作一种道德以上的高尚优美的物事看待，且假称作趣味，或是信仰都可。 这一段中的“贞操”皆可置换成“道德”、“文学”、“艺术”、“自由”等词。周作人20年代中后期趣味倾心于永井荷风为代表的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由“为人生”转变为“为艺术”。他接受日本开放的性文化、重口味文化，除了娶日本老婆以外，日本清新的文化氛围深深感染了他。他不喜欢中国传统士大夫，而喜欢民间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此时，正值日本武士阶层完败，市民阶层兴起，明治维新余波尚在，日本盛行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四处传播着荷兰、英国的西方科技。明治维新时日本请了大量外国学者任教（小泉八云就是其中之一），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大学纷纷解聘了外国学者，改由本土学者担任，但西化之风已经在日本扎下了根基。至甲午海战、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的野心前所未有地膨胀，他们抛弃了古老的中国转向了西方。中国文化缺乏的地方，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盈余，他在白桦派的“二传手”中顺藤摸瓜发现并找到了霭理士，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我所找着的，在文学批评是丹麦勃阑兑思，乡土研究是日本柳田国男，文化人类学是英国弗来则，性的心理是蔼理斯。”[11]他从此开始了对霭理士的大量译介。 （三）周作人对霭理士的译介概况 周作人写霭理士，最早从1918年《爱的成年》一文开始，最晚至1961年3月10日《知堂回想录》之六《最初的印象》中的回忆，前后长达43年，贯穿了他漫长的文学生涯。他经常阅读霭理士并时刻关注其新著的出版。张中行在《苦雨斋一二》一文中写到：“还有一次，谈起我买到蔼理斯的自传，他说他还没见过，希望借给他看看。我送去，只几天就还我，说看完了。”[12]除了阅读写作以外，周作人没什么其他爱好，他每天坐在书桌前，若不读写，便会闲得发慌。 周作人在文章中引用霭理士的话全部出自他的翻译，但几乎都是零星的片段，较完整的段落并不多，例如在1923年出版的《雨天的书》中有《霭理士的话》[13]一文，其中译出了霭理士《性的心理研究·第二卷跋》；在1925年2月9日的《语丝》第十三期上，他据霭理士《感想录》一书，摘译出《进步》、《晦涩与明白》、《女子的羞耻》、《雅歌与传道书》、《宗教》、《自己中心》六段译文。 统计下来，周作人曾在以下文章中论述或翻译了霭理士，引用其大量原著[14]： 表1-1
以上共计66篇，涉及的霭理士原著有《性心理学》《性的进化》《随感录》《性的心理学研究》《道德之艺术》《婴孩怎么产生》《人生之舞蹈》《新精神》《断言》《感想录》《社会卫生的事业》《论加沙诺伐（卡萨诺瓦）》，《论圣芳济及其他》《左拉传》等，涵盖了霭理士绝大多数重要著作。 霭理士的种种思想深入周作人骨髓，并逐步形成自己的体系。周作人拜倒其门下成为私淑弟子，毕生继承其思想，不仅学习还灵活运用其文艺理论，甚至为其论战出征。在《文艺与道德》中，周作人翻译了霭理士如下的话： 他完全把握着最近性的心理学者所说的“求爱的第二法则”，便是男子不专图一己之满足而对于女子的身心的状态均有殷勤的注意。在这件事上，凯沙诺伐未始不是给予现在最道德的世纪里的许多贤夫的一个教训。他以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而不耽于她们的供奉，她们也似乎恳挚地认知他的爱术的工巧。凯沙诺伐爱过许多妇女，但不曾伤过几个人的心……一个道德纤维更细的人不会爱这许多女人，道德纤维更粗的人也不能使这许多女人仍是幸福。[15] 在此，周作人完全分立了文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他为郁达夫的《沉沦》辩护，用的也是霭理士的理论。他在评论郁达夫的《沉沦》[16]中说： 所谓灵肉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压迫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优而肉劣；老实说来超凡入圣的思想反于我们凡夫觉得稍远了，难得十分理解，譬如中古诗里‘柏拉图的爱’，我们如不将它解作性的祟拜，便不免要疑是自欺的饰词。我们赏鉴这部小说的艺术地写出这个冲突，并不要他指点出那一面的胜利与其寓言。[17] 他强调《沉沦》“所描写的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沉沦》是“受戒者的文学”。他认为并非所有的猥亵都是不道德的，因为猥亵可以反映很多问题，是人真实情感的表露，还可以供学术研究。因此他认为《沉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周作人的眼光很毒，他说得没错，事实上，郁达夫也是霭理士的拥趸，他翻译了霭理士的《伊孛生（易卜生）论》[18]，只是在附记中，他也提出了不同于霭理士的观点，认为霭理士受遗传学的影响，研究作者的血统出身，这点他不能认同。 同样，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19]出版后遭到攻击，周作人专门作了《情诗》一文说：“倘若由传统的权威看去，不但有不道德的嫌疑，而且确实是不道德的了。但是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所以见了《蕙的风》里‘放情的唱’，我们应该认为这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 ”[20] 1934年12月21日，左翼作家胡风在他的《林语堂论》中说道：“蔼理斯时代已经过去了。”[21]作为霭理士的铁杆粉丝，周作人便立刻写了《蔼理斯的时代》[22]反驳，对胡风大加讥嘲，后来收入到《苦茶随笔》中，作为自己的代表篇目。而胡风在1935年3月先后写了《蔼理斯的时代及其他》[23]、《蔼理斯•法郎士•时代》[24]，对周作人展开论战。鲁迅闻声后写了篇杂感《隐士》[25]来声援胡风。周作人并非没有论战的能力，只是他的性格太不适合写这类文章。然而一涉及霭理士，他立刻鲜明凌厉起来，旧学西学功夫全上，那招数不是胡风所能应接的。 （四）周作人以外其他人对霭理士的译介概况 霭理士的思想对民国以来作家学者产生的影响之大，受众之广超出我们的想象。笔者统计下来，除周作人以外，重要的研究文章还有如下这些： ◆金仲华：《霭理斯的“男与女”》，《妇女杂志》，1920第2期； ◆金仲华：《男女艺术冲动的比较》，《妇女杂志》，1920第2期； ◆周建人：《哈夫洛克爱理斯》，《妇女》杂志，1925年第5期； ◆《蔼理斯的生年（通信）》，《语丝》，1925年第16期； ◆潘光旦：《人文思想家的霭理士》，英文，《中国评论周报》1933年9月7日； ◆潘光旦：《性的教育》译序，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 ◆潘光旦：《性的道德》译序, 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 ◆赵家璧：《蔼理斯的忏悔》，《文史春秋》，1935年第2期； ◆胡风：《蔼理斯的时代及其他》，《文学》第四卷第三号，1935年3月； ◆胡风：《蔼理斯•法郎士•时代》，《太白》第一卷第十二期，1935年3月； ◆《霭理士论战争与战争的本能》拾遗，《世界知识》，1935年第3期，第154-157页； ◆顾良：《霭理斯：写在<生之舞>译文前面》，《书人》杂志，1937年第一期，创刊号； ◆Havelock，Ellis：《论两性的互成关系》，《文化建设》，1937年第5期； ◆Havelock，Ellis：《恋爱是幻想吗》，《文化建设》，1937年第5期； ◆孔远之：《蔼理斯及其著作》，《大风》，1939年第48期； ◆孟思《蔼理斯文字狱》，《作风》，1941年创刊号； ◆周黎庵（周劭）：《蔼理斯及其著作》，《葑门集》，庸林书屋，1941年6月； ◆张君衡：《霭理斯欣赏拿破仑的政治艺术观》，选自东亚联盟丛书《中国民族运动与东亚联盟》东亚联盟月刊社，1943年1月； ◆潘光旦：《性心理学》译序,商务印书馆，1946年； ◆怀瑾：《霭理士着<性心理学>》，《青年知识》半月刊，1947年第22期； ◆吕叔湘：《霭理士论塔布及其他》，《读书》杂志，1991年第3期，后收入吕叔湘《未晚斋杂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从1925年起，鲁迅开始关注女性与性心理问题，他购买了霭理士的《新精神论》。孙郁在《鲁迅与周作人》中写到鲁迅的自然科学藏书：其中有英国霭理斯的《女子的性冲动》（夏斧心译）、《爱的艺术》（CC译）、英国司妥惠尔的《性教育》（Y．D．译），还有日本二阶堂招久著的《初夜权》（汪馥泉译），等等。[26]周建人也曾经翻译过霭理士，因此可说周氏三兄弟都对他有一定的接受。周作人有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江绍原四大入室弟子，老师的著作和思想自然烂熟于心，而周作人同时还是“京派”思想巨擘，他影响到沈从文、汪曾祺、萧干等京派作家。海派作家中，施蛰存、叶灵凤也都曾在作品中提到霭理士，深得周作人三味的叶灵凤更是在《书淫艳异录》[27]中，大量篇幅论述霭理士。据不完全统计，曾在文章中提到过霭理斯及其思想的民国名家有鲁迅、周作人、叶灵凤、梁遇春、曹聚仁、周劭（周黎庵）、金性尧（文载道）、施蛰存、黄裳、吕叔湘、林语堂、朱自清、潘光旦、费孝通、徐訏，张竞生、李霁野、朱光潜、赵家璧、胡风、苏青（冯和仪）、潘伯鹰、张中行、徐中玉、罗尔纲、高阳等。 在霭理士著作的译者中，还有几位相对冷清的人物，如彭兆良、金仲华、薛以恒等。其中彭兆良生于1901年，逝于1963年，曾是张竞生创办的美的书店的总经理，张本人为总编辑。美的书店关门后，彭兆良于1935—1937年间担任上海知名女性杂志《玲珑》的主编，继续从事女性学的研究。可见霭理士影响的很多是女性学的学者。 霭理士从科学的角度提供了文学研究的人性基础，他在作品中谈到性心理，许多问题都是与文学艺术有关的。他认为“性是人性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既然文学艺术是表现人生的，那么性就是无法完全回避的问题”。他关注性观念的健康与否，认为“人从社会的存在还原为自然的存在”，除了人的动物性的“求生”意志之外，还有高于动物的“天赋之性灵”的自由发展的要求；文学艺术是一种“生命的颤动”，或者说是“生命之舞”。因此，凡是倾向于人性、人道主义、心理分析、文艺理论等方面的作家学者，都很容易接受霭理士，毕竟他的学术范围太过宽博。而这其中，同周作人一样潜入深水区的，有张竞生和潘光旦二位。他们之间因此还有一段公案。 张竞生是广东饶平人，原名张江流，后留学法国，因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影响，改名为张竞生。1921年至1926年间，他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于1926年公开出版《性史》第一集。1927年至1928年间他在上海开办了美的书店，时有书商大肆翻印《性史》第一集，因书中编辑了很多作者以化名发表的私人性史，描写直白，张竞生的按语也过于直露，如他在为一舸女士的《我的性经历》[28]中提出了女性达到极愉快的性高潮时有的人会有“第三种水”射出，还推广“女子阴部呼吸”、“阳具喝烧酒”等“性术”，因而被称为“性博士”、“第三种水博士”、“卖春博士”。社会各界骂声一片，张竞生名誉扫地，无法立足。1923年4月29日，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29]，提出了爱情的“四项基本原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此时的周作人发表了《无条件的爱情》[30]给他解围。张竞生编辑《性史》时周作人是给予支持的。《性史》出版被禁，周作人也写文章呼吁求告，直到张竞生后来大肆宣扬中国古代的性秘技，到上海开设“美的书店”后负面名声越来越盛，周作人、潘光旦等人对他的态度转向反面。 张竞生惹恼了二位大神，缘于将“美的书店”编印的霭理士书籍，命名为《新文化性育小丛书》。这套丛书是从霭理士涉及性爱问题的著作中编译而来的，都是几十页薄薄的小册子，每册一两万字，封面上是艺术裸女的肖像。书的定价低廉，畅销民间。张竞生亲自撰写广告词： 读过本丛书一遍，胜读其余一切性书。因其内容广博，见解超绝，著者霭理士氏曾费了三十年的工夫在搜集其材料。其他诸性学书比之，譬如众星之拱北辰，争引以为性学界之灵光。译本小道林纸精印，每册实价二角。买满十册以上者另赠锦匣一只，照实价九折。满二十册以上者赠锦匣二只，照实价八折。外埠批发另议。[31] 周作人和潘光旦认同这种通俗的传播方式，但着实反感张竞生把霭理士庸俗化。潘光旦在霭理斯的《性心理学》译序中，将张竞生斥为“一位以‘性学家’自居的人，一面发挥他自己的‘性的学说’，一面却利用霭氏做幌子，一面口口声声宣传要翻译霭氏的六七大本《研究录》，一面却在编印不知从何处张罗来的若干个人的性经验，究属是否真实，谁也不得而知。”“和这种迹近庸医的‘学者’原是犯不着争辩的”，但“忍无可忍”。他先后写了《〈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性教育者的资格问题》《变态心理与社会治安》三篇文章，后来合为一篇《今日之性教育与性教育者》[32]批评张竞生。公允说来，张竞生学问不赖，但对于性学的理解过于形而下，走了下三路。 早在1920年，还在清华读书的潘光旦借阅了六大卷本霭理士英文版的《性心理学》，彼时第七卷还没出版。他同时阅读霭理士的其他作品，随后才补的弗洛伊德的课。潘光旦的父亲中过举人，点过翰林，母亲是清代文学家、《谐铎》的作者沈起凤的后代。沈起凤同时还是位戏曲家，著有《奢摩他室曲丛》，大约也是家族传承，潘光旦后来写作了《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潘光旦很为家世荣耀，他带着《十三经》到美国留学，归国带回来了《物种起源》。用现代生物学思想来证明儒家思想的合理性，大约是其毕生志业。同样，霭理士也出身于落魄的贵族家庭，极为看重血统遗传因素。他在书中用统计数据表明，杰出人士大多数出身世家，平民阶层的相对较少。这与儒家思想有契合之处，潘光旦与之一拍即合。而在平等观念和平民主义大肆兴起的民国，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有一篇《理水》： “鸟头先生，您不要和他去辩论了”，拿拄杖的学者放下面包，拦在中间，说。“乡下人都是愚人。拿你的家谱来”，他又转向乡下人，大声道，“我一定会发见你的上代都是愚人……”[33] 这一段，拿拄杖的学者讽刺的就是潘光旦，而“鸟头先生”讽刺的是顾颉刚。 优生学在二十世纪饱受争议，潘光旦信奉的是积极的、狭义的优生学，曾与周建人、孙本文等众多社会学家论战。他在《读<中国之优生问题>》中引用霭理士反驳周建人的观念： 十九世纪末年西方学者研究天才的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说天才是病态的，代表的有诺图、茅资莱、朗勃罗梭（Nordau，Maudsley，Lombroso）等，而朗勃罗梭更是这一派的领袖。第二派说天才不过是一种超越常态的变异；这派的代表便是优生学创说者英人戈尔登。 霭理士作《英国天才的研究》以为两派都失之偏激，他以为天才的特点在神经系组织之致密；唯其致密，所以能发为惊人的慧业，也唯其致密，故脆弱易碎，缺乏伸缩力；前者易流为精神的变态，后者使其不能顺应常人所能顺应的环境。这后一点尤为普通，所以霭氏以为与其说“天才近狂易”，不如说“天才近愚拙”的较为妥贴。洵如霭氏的议论，则老子说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并不是道德涵养的结果，却是生理的自然咧![34] 热心于社会改造和中国的人种改良的潘光旦，在抗战的岁月，甚至认为唯有改良中国的人种，才能产生优秀战士以战胜日本。 在霭理士世界主义的影响下，潘光旦的国家民族观与众不同。他特别区分了“国族”与“民族”的不同，即众多民族在一起组成的国家民族，是“国族”的概念。中华民族并非天生完美，他天生有“民族病态”，相对于鲁迅的民族劣根性而言，他提出了四种病态[35]：体格的柔韧化、科学头脑的缺乏、组织能力的薄弱、自私自利的畸形发达。因而要用优生学来改良中华民族，通过婚姻的选择，让优秀的人多生，不优秀的人少生。优秀与否取决于人的社会身份，而不取决于财产。 民国以来，以男女双方浪漫生活为目的的婚姻态度大行其道，越是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是持此态度，影响直至今日。潘光旦对此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健康和家庭比个人性情更重要，由此才能生育出更健康、优秀的后代。他欣赏“自觉的与直接的根据智力的婚姻选择”[36]，赞许门第婚姻。他自己的婚姻就十分美满，但并不浪漫。他相信婚姻能使人生安乐，养育子女，并给人一个完整的人格与人生，教人做人之道，于是很早提出了计划生育。他亦坚信凡是人工划分的阶层应该打破，而自然划分出的强弱是无法一笔抹杀的。 1934年，潘光旦把《性心理学》的第六册，有关“性与社会”的两篇译成中文，收入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的青年丛书第六种和第十三种，为《性的教育》与《性的道德》两书。在《性的道德》译序中他写道，“译了《性的教育》以后，进而续译霭氏的《性的道德》，似乎是很合情理的，性教育为一般的道德的对象的趋势”[37]，“说到这里，西洋近代的性道德和中国固有的性道德，慢慢地走上了同一的大路。霭氏在这篇文字里，曾历叙西洋性道德的两种趋势，在中国的历史里，我们当然也有我们的趋势”[38]，“就是，子孙的重要。‘宜子孙’三个字始终是我们民族道德的最大理想”[39]。在这里，周作人、潘光旦与霭理士的思想达到了共通。 在潘光旦对霭理士的译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莫过于简译了《性心理学》。《性心理学》这本书是霭理士六大卷《性心理学》的简易版，编入了全套丛书的第七卷。这种面向大众的精华通俗版当时很是流行。当年这套书在国际上风靡一时。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以性为题目的书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却很少有几本能让人放心；但这部作品实在精彩，值得钦佩，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向所有的人推荐。”[40]1933年8月，周作人花了三元钱买到了题为“学生用本”字样的编入纽约“现代思想的新方面”丛书的《性心理学》英文版，他在《性的心理》一文中称该书表达了已是74岁的霭理士的“一种很好的人生观，沉静、坚忍，是自然的、科学的态度。……参透了人情物理，知识变了智慧，成就一种明净的观照”[41]。施蛰存也曾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书是《性心理学》，并对他的新感觉派小说产生影响。张竞生的《性史》最初也是意在模仿霭理士的《性心理学》。《性心理学》学术和大众的两套笔墨影响了当时的不少学者，模仿者趋之若鹜。1948年5月30日，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在致他的老师胡适的信中写道：“（五）《太平天国新史简编》此种系为大众而写，以Albert Mathiez着的《法国革命史》为标准，即将上书缩写而成，闻西洋学者权威的著作于卷帙浩繁的著作，常有简编之作，如英国性心理权威霭理斯有洋洋巨著的《性心理学》，又有一部缩写的为大众预备的《性心理学》。学生拟仿此意写此两书。”[42] 1939年11月13日，潘光旦开始翻译《性心理学》，1940年，潘光旦借来了霭理士的自传并做了笔记，准备写一篇《霭理士传略》，可不幸把笔记丢了，没有写成，因此《性心理学》的附录中只有《霭理士传略》的存目。1941年11月27日，他翻译完毕《性心理学》，题了五首诗，其中第三首诗曰：“私淑于今二十年，狂言惊座敢先传；独怜孺子披猖甚，一识相思百事蠲。”[43] 《性心理学》于1944年由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印刷厂出版，无定价，纸张一般，分上下册，目前笔者仅见过上册。这个版本流传不广。[44]后由商务印书馆于1946年4月在重庆出了一版，10月在上海出了一版，此后再版的都是上海这个版本，至1949年已是第四版了。在《性心理学》的序言中，潘光旦饱含深情地写道：“译者并不认识霭氏，也始终不曾和他通过信；但二十年来，总觉得对他要尽我所能尽的一些心力，总好像暗地里向他许过一个愿似的。”[45]“以此比霭氏的等身的著作，可以说是腋之于裘，勺水之于沧海，但历年私许的愿，总算还了一些了。”[46]潘光旦在翻译中添加了多达十多万字的海量注释，“一是霭氏原注，占十分之一不足。二是霭氏所引用的书目。这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见于《性心理学》原书的，比较得很简略，一部分则见于《研究录》。这第二种注约占十分之一。三是中国的文献与习惯中所流传的关于性的见解与事例，所占当在十分之七以上”[47]，他的注释称得上是严谨的学术研究。 1944年11月，重庆文摘出版社出版了冯明章节译的《性心理》一书，节译了《性心理学》一书中的绪论、性的生物基础、青春期的性冲动、性变态及性象征主义、同性恋、结婚、恋爱的艺术、结论共八章。这个译本比潘光旦的要逊色不少，但亦再版四次。[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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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霭理士在1949年以后的翻译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