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的去世，让其代表作《铁皮鼓》再成焦点，而国人对它的了解，则多从电影来，这部施隆多夫导演的同名佳作曾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施隆多夫比格拉斯小12岁，两人都曾经历荒唐岁月，创作上心有戚戚焉。 因对成人世界的虚伪感到失望，主人公奥斯卡3岁起拒绝长大，他用敲铁皮鼓表达郁闷，谁抢他的鼓，他便发出能让玻璃粉碎的尖叫。奥斯卡毫无道德感，他冷眼旁观母亲与表舅的偷情，以及表舅与父亲的死亡，他用孩子的视角串起威廉帝国、一战、魏玛共和国、希特勒上台、柏林被攻占的德国史，一切如此荒唐，可大人们却沉浸其中。 在手法上，《铁皮鼓》有点像《阿甘正传》，用“魔幻”色彩来冲淡平铺直叙的琐碎，这构成独特的悬念，令人“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从而在娱乐性与思想性之间达成平衡。 显然，奥斯卡是一个象征，我们可以认为他代表了德国人悔罪意识，他拒绝长大，所以无法承担责任，因为原则与现实落差太大，在一个普遍堕落的世界中，被迫成为旁观者。当然，也可将奥斯卡看成是德国的象征，先是拒绝融入现代化，后又因过快发展而畸形。而象征之妙，恰在于其解释的多元。 与原著相比，电影存有刻意的误读。 首先，它腰斩原著，主人公奥斯卡21岁时突然决定长大，结果成了一个丑陋、驼背怪物，他参与战后德国的政治生活，从而对德国文化与社会进行了更深刻的嘲讽，缺此部分，原著反讽意味大打折扣。 其次，在君特·格拉斯笔下，奥斯卡是个怪物，他走到哪里，便把厄运带到哪里，而电影将其处理成正面人物，突出其孩子气、可爱的一面，无怪乎电影只能拍一半，否则后半部分奥斯卡形象变化太大，与前者无法统一。 其三，细节处理粗糙，比如犹太老板马库斯的自杀很突兀，而原著中描写了他遭遇的种种侮辱。再比如奥斯卡母亲每周先偷情后忏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君特·格拉斯在此带有很强的亵渎口吻，电影显然没把握住。 据说，君特·格拉斯对电影并不满意，他认为“到了1945年的时候，虽然战争结束了，但是这个社会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下去，并没有因此而中断。”施隆多夫的解释是，电影不可能拍那么长。 其实，问题关键在于对历史忏悔的深度。施隆多夫认为，批判并嘲讽了战争本身，就已足够，而君特·格拉斯则认为，德国的罪恶带有原罪性质，是其历史、文化、传统所塑造的，不改变这一切，灾难迟早会重来。所以，奥斯卡在君特·格拉斯笔下是不可接受的，在施隆多夫的胶片中，他却是可以接受的。 这多少也弄醒了我们，电影有时只能表达浅层的东西，而思想之趣，看原著才更靠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