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说的是故事的题目是有典故的。原来在20世纪40年代，在英美有一首非常著名的儿歌，叫作《熊到山那边去》(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歌中唱到：“熊到山那边去，好看他能看见什么，/还有他能看见的一切，还有他能看见的 一切，/山的那一边，就是他能够看到的一切。/因为他是个快乐的好家伙，因为他是个快乐的好家伙，因为他是个快乐的好家伙，没人能否认这些……”这首歌至今传唱不断，为一代代人所熟知。从时间上推断，门罗当年初次听到这首儿歌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小姑娘。这首歌的欢快旋律和乐天内容大概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60年后仍然萦绕心头。当然那时候歌里的内容在今天已进暮年的女作家眼里会有所不同。当年的那头小熊要“到山那边去”他要看山那边的风景，于今当初唱儿歌的人知道那座山原来就是人生的岁月。他翻过了那座山，他看见了一切，“他是个快乐的好家伙”。我们读到这里，怎能不应合着门罗发出的感叹呢？
    （导言作者邹海仑） 
    菲奥娜住自己父母的家，就在她和格兰特念大学的那个小镇上。那是幢有凸窗的大房子，在格兰特看来，既显得豪华却又杂乱无章，地板上的地毯忽高忽低，桌子上的清漆让杯底烫出了一个个圈纹。菲奥娜的母亲原籍冰岛——这老太太身强力壮，有一头蓬蓬松松的白发，在政治观点上则是个怨气冲天的极左派。父亲是位重要的心脏病专家，在医院内外都很受敬重，在家里却甘当一个驯服的丈夫，总是心不在焉，笑咪咪地领受着倾盆大雨般奇里古怪的教诲。不断有各式各样的人出入他们的家，有的很阔绰，有的却一副寒酸相，川流不息，不是争论便是开会，有些人说话带着很浓的外国口音。菲奥娜有自己独用的小轿车，羊绒套头衫多得数不清，不过却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女生联谊会，原因多半是因为她家里有那些活动吧。
    

对于遭受到这样的冷遇她一点也不在乎。女生联谊会在她看来是顶幼稚不过的了，政治也是一样，虽然她喜欢在留声机上放《四个反叛的将军》，有时还把《国际歌》放得山响，如果正好有位客人在场，她认为这样做会搅得他六神无主的话。当时有个卷头发、神情阴郁的外国人在追求她——她说那简直是个西哥特人——另外看上她的还有两三位前途看好、对什么都朿手束脚的年轻实习大夫。对这几个男人，她一概采取逗着玩的态度，对格兰特也是一样。她会开玩笑地重复他常用的一些小镇上的用语说法。因此当她提出要跟他结婚时，他觉得那肯定也是在开玩笑：那是在一个寒凛、晴朗的冬日，在斯坦利港的海滩上，飞沙把他们的脸打得生疼，波浪将卷溅起的小砾石覆压在他们的脚上。
    “你觉得那样会不会挺好玩——”菲奥娜高声喊道。“倘若我们结婚，你会不会觉得特好玩？”
    他立刻就接受了她的建议，大声喊道那自然好呀。他是永远也不会离开她的。她身上有生命的火花呢。
    他们即将出门的时候，菲奥娜注意到厨房地板上有一小块污渍。那是她那天早些时候穿的那双在家随便拖拖的廉价黑皮鞋所留下来的。
    “我还以为那双鞋不会再留下污渍呢，”她用惯常那种不安与烦恼的口气说道，一边使劲地去擦灰色的污渍，仿佛那是有油性的彩色蜡笔涂抹出来似的。
    她说以后绝对再不需要干这样的活儿了，因为她不打算把这双鞋带去。
    “看来以后我任何时候都得穿得一本正经的了，”她说。“至少大体上得过得去，就像是住在一家酒店里似的。”
    她投干净抹布，把它晾在门背后水槽下的架子上。接着她套上她那件金棕色的毛皮领滑雪夹克，在里面她穿的是一件卷领白羊绒套头衫和一条量身定做的淡黄褐色长裤。她是个高个儿、肩膀窄窄的女人，七十岁了，却仍然是身板挺拔苗条，腿长长的，连脚也是修长瘦削型的，手腕、脚踝也都纤细小巧，耳朵看上去小得几乎有点滑稽相。她的头发，原本像马利筋草的绒毛似的闪闪发光，此刻却在连格兰特都没注意到确切在什么时间里，从淡金黄色变成纯白的一片了，但她仍然留着一直披到肩上的长发，过去她母亲的发式也是这样的。（这是让格兰特自己的母亲吃了一惊的事情里的一桩，她是小镇上的一个寡妇，在一位医生那里做接待工作。菲奥娜母亲披肩的白色长发，甚至比她们家房宅的不凡气派，都更让这位护士明白，在礼仪与政治方面，自己不明白的事还多得很哪。）
    除去这一点之外，有匀称的身架和蓝宝石般小眼晴的菲奥娜就跟自己的母亲再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了。她的嘴唇稍稍有点歪扭，现在她正用殷红的唇膏来更加突出这一点——抹口红一般是她动身离开家之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这一天她跟平时的她看上去完全没有什么不同——直率，有些不知所措，事实上她的确是有些茫然，甜美可爱，却有点冷嘲的气派。 
    一年多以来格兰特开始注意到家里到处都粘有黄色的小纸条。这倒不完全是新现象。她从来就爱用笔记事情——她听到收音机里提到的一本书的名字啦，或者是那一天她打算务必要做的一些事情啦。甚至连早上例行事务的时刻表她都要写下来——精确得都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和有点可怜了。
    七点 瑜珈。七点三十分——七点四十五分 牙、脸、头发。七点四十五分——八点一刻 散步。八点一刻 与格兰特共进早餐。
    新的字条有些不同。竟贴到了厨房的抽屉上——刀叉、匙子、垫巾。她一拉开抽屉不就什么都能看到了吗？他记起了一个故事，是关于战时德国兵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上巡逻的事。有个捷克人告诉他，参加巡逻的每条狗脖颈上都挂有一个标志，上写Hund 的字样。干嘛要这样做呢？捷克人问道，德国人回答说，因为那就是一条hund嘛。 
    他本想跟菲奥娜提一提，可是接着又想，还是别提为好。他俩一直都是为同一件事而开心发笑的，可是倘若这一回她觉得一点儿也不好笑，那该有多尴尬呀？
    更严重的事在不断地发生。她到镇上去，却从一个电话亭打电话回来，问他开车回家该怎么走。她出去散步，穿过田野进入树林，回来却沿着围栏走——那样可得绕上相当大的一个圈子呢。她说，她琢磨沿着围栏走总能遇上个熟悉地点的。
    这倒真是让人费解了。在谈到围栏时她像是当作一个笑话来说的，而且家里的电话号码她是不费事就能记起来的。
    “我想这没什么好担心的，”她说。“我猜我准是一下子昏了头。”
    他问她是不是吃多了安眠药。
    “如果吃了我也记不得了，”她说。紧接着又加上一句，她很抱歉，自己回答得也太直愣愣了。
    “我敢肯定我没服什么药。也许我真该服点什么的。譬如说维生素片。”
    服了维生素片也没起什么作用。她有时站在大门口，使劲儿地想，自己究竟是要上哪儿去。炉灶上炖着菜，她忘掉熄火了，或者是忘了往咖啡壶里加水了。她还问格兰特他们是什么时候搬进这所宅子的。
    “是去年还是前年？”
    他说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她说：“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呀。”
    “她以前就一直有点这副样子的，”格兰特对医生说。“有一回她把毛皮大衣留在储藏室里，却忘得一干二净。冬天我们一般都是要上暖和些的地方去的，那是在有一回要出门之前。后来她说她是无意之间有意要这样做的，她说这像是把一宗罪留在身后。社会上一些人的言论使她对皮毛大衣有了一些看法。”
    他劳而无功地试着再进一步作些解释——想说明菲奥娜对所有这些事所显示的惊讶与作出的道歉，其实倒有点像是一种例行的礼貌，而不完全是这里面隐藏着她某种隐秘的愉悦。好像是她无意中撞上了一项她未曾预料到的冒险行动，或者是在玩她希望他能领会与配合的一种什么游戏似的。他们一直是有二人间的游戏的——说句把实际上并无什么意思的土话呀，聊几个他们设想出来的人物啦。菲奥娜自己臆想出了一些声音，说起话来叽叽喳喳或是嗲里嗲气的声音（像这样的事他就不好跟医生说了），那都是别出心裁地模仿跟他有过关系而她却从未见过与认识的那些女人的。
    “呣，是啊，”医生说。“这种事情嘛，最开头，是可能有一些自行选择的成份的。我们也吃不准，是不是？在未达到我们能认为是属于明显恶化的类型之前，我们是难以真正确定的。”
    短时间里，确定是什么类型关系也不大。反正已经不让菲奥娜独自出去买东西了，在超市，格兰特刚转过身子，她就没了影了。一个警察发现她在大路中央大大咧咧地走着，那已经是在几个街区之外了。警察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不假思索就回答出来了。接着又问她我国现任的总理是谁。
    “小伙子嗳，如果连这你都不清楚，你可不够资格担当这么重要的工作唷。”
    警察哈哈大笑。但接下来她却犯了一个错误，竟问他有没有瞧见鲍里斯和娜塔莎。
    它们是若干年前，为了帮朋友的忙，她承接下来代管的两头俄罗斯狼犬，但是养了一阵之后，倒对它们产生了感情，以致一直把它们养到去世。她之所以喜欢它们，说不定与发现自己看来无法生育有关。她身上哪儿的一个什么管子堵塞住了，或者是扭曲了，格兰特现在也记不清了。他一向无意去细究女性的那些器官。养狗也没准跟她母亲不久前去世有关。在她牵着它们外出蹓走时，它们那修长的细腿和丝一样的毛皮，它们那窄窄的、温和而坚毅的脸，倒跟她整个儿人很配称呢。而格兰特自己，那些日子里也在大学里谋得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撇开政治色彩不论，他岳父的经济背景还是颇受青睐的呢），在某些人眼中，格兰特没准也是菲奥娜出于自己另一种怪僻嗜好而给选中，并加以照顾、料理和呵护的呢。虽然幸亏他从来没有明白这一点，直到很久很久以后。
    在超市走失那一天用晚餐的时候，她对他说：“你知道该把我怎么办了吧，对不对？你打算把我送进那地方去了吧？是叫浅湖吧？”
    格兰特说：“是草地湖。咱们还没到这一步呢。”
    “浅湖，蠢湖，”她说，仿佛他们是在做什么猜谜比赛似的。“蠢湖。那地方应该叫蠢湖。”
    他双肘支着桌子，双手抱住了头。他说如果真的想走这一步，那也绝对不能是永久性的。也只是做一次试验性的治疗罢了。一次休养性的治疗。
    规定里有这样的一条：不论任何人，十二月份均不得入院。节假日容易引起情绪上的巨大波动，那样的先例并不少见。因此他们便在一月里开了二十分钟的车前去。在来到公路之前，他们走着的那条乡村土路往下倾斜，进入到一片此刻已经完全冻住的洼地。长在洼地里的橡树和枫树把长木板似的阴影交叉地投射在明晃晃的积雪上。
    菲奥娜说：“哦，记得吧。”
    格兰特说：“我也正想着那件事呢。”
    “只不过那回是在月光底下，”她说。
    她说的是，那回他们夜晚出去在满月底下印着一根根黑条纹的雪地上滑雪的事，也就是在这个不到严冬人进不来的地方。他们听到了枝条在严寒里坼裂的声音。
    如果连那样的事她都记得这么生动准确，那么她还能有什么多大的问题呢？
    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总算没有把车子掉过头来开回家去。
    另外还有一条规定，这是院长当面跟他交代的。新入住的疗养员在最初的三十天内不得接受探视。大多数的疗养员都需要有这样的一段时间让自己安定下来。在这项规定严格实行之前，总会出现种种苦苦哀求、哭哭啼啼，甚至是大吵大闹的现象，即使是自愿入院的人也会这样。大约在第三、第四天，他们便会开始求爷爷告奶奶，哀求把他们送回去。遇上这样的情况，有些家属拿不定主意了，于是便会见到把一些人拉回家去，回到家里，他们的情况绝对不会比以前稍好。六个月甚至是仅仅几个星期之后，这整出折磨人的闹剧势必得重头来上一遍。
    “可是我们却发现，”院长说。“我们发现，如果不理会他们，让他们留下，他们到头来往往会快乐得跟只蛤蜊似的。你想让他们进城一趟还真得连哄带骗，才能让他们登上大客车呢。让他们回家探望也是一样。到了这个阶段带他们回家已经完全不成问题了，回去探望一两个小时——生怕错过晚餐急于想回来的正是他们自己。到这时候，草地湖便成了他们的家了。当然，不包括住二楼的那些人在内，他们是不让外出的。太困难了，而且反正他们也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我太太是絕不会住到二楼去的，”格兰特说。
    “不会的，”院长有点犹豫地说。“我只是想一开始把一切都说清楚罢了。”
    几年前他们也到过“草地湖”若干次，是来探望法夸尔先生的，这是曾与他们为邻的一个老单身汉农民。他独自一人，住在从本世纪初起就没有什么变化的四面透风的老砖房里，倘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增添了一只电冰箱和一台电视机。他总是隔上一段时间事先不约好就来拜访格兰特和菲奥娜一次，除了谈谈本地区的事情之外，他还喜欢讨论他近来所读的书——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啦、极地探险或是火器发展的历史啦。但是自从进了“草地湖”以后，他就光是谈疗养院的日常生活了，而且他们得出印象，他们的探望虽然也让他高兴，却又不免成了他的一个社会负担。使菲奥娜特别讨厌的是那里总弥漫着一股尿臊味和漂白粉的气味，让她更加受不了的则是阴暗、低顶棚的走廊的壁龛里所置放的草草扎成的塑料花束。
    现在那幢老建筑已经拆除了，虽然还只是五十年代才建成的。法夸尔先生的房屋同样也不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幢质量低劣的“城堡”式的建筑，那是多伦多的一些年轻人周末度假时的住处。新“草地湖”则是一幢通风良好的拱形屋顶建筑，空气里总带有一股令人愉悦的淡淡的松木香味。硕大陶盆里真正的绿色植物都生长得鲜活旺盛。
    然而，在无法与她相见的那几个漫长的月份里，格兰特想象中的菲奥娜却总像是生活在“草地湖”的旧房子里。那真是他一生中感觉最最漫长的时日了，他想——比他十三岁时随着母亲上拉纳克县去探望亲戚的那段日子还要长，也比他跟杰基·亚当斯刚好上的那阵她却跟着家人外出度假的那段日子也更漫长。他每天都往草地湖打电话，特别希望能找到那位叫克里斯蒂的护士。她像是对他这么黏乎觉得有点好笑，但却总是比任何别的来接他电话的护士都能更加详尽地解答他的问题 。
    菲奥娜得了一回感冒，不过对于新入院的人来说这也是常有的事。
    

“就跟你的小孩刚开始上学时一样，”克里斯蒂说。“他们接触到了大量新的细菌，所以有一阵总是会染上这种或是那种病的。”
    

后来感冒好一些了。她不需要用抗生素了，看来也不像刚进院时那么混乱了（不论是“抗生素”还是“混乱”，格兰特都是头一回听说）。她胃口挺好的，似乎挺喜欢在“阳光起坐室”里坐坐。而且还挺爱看电视的。
    

在那座“草地湖”老房子里，顶让人受不了的事情中的一件就是，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安装有电视，不管你选择在何处坐下，都会有电视来干扰你的思想或是谈话。有些病人（当时他和菲奥娜都这样称呼他们，而不是管他们叫疗养客）会把眼晴对着电视，有些还跟荧屏对话，不过大多数的人仅仅是坐在那儿忍受着它的干扰。在新楼里，就他所记得的，电视是放在与别处分开的一个起居间里的，病人房间里当然也有，想不想看要看什么就悉听尊便了。
    

因此菲奥娜就必须得作出选择了。看什么好呢？
    

在搬到这座房子来住以后，他和菲奥娜倒真的在电视机前一起度过了不少时间呢。他们曾细心跟随一架摄影机的镜头，窥测它所能拍摄到的每一种野兽、爬行动物、昆虫和海洋生物的生活景象，也曾密切追随过仿佛是大同小异的几十部十九世纪经典小说的故事情节。他们还曾不知不觉间迷上了一部电视连续剧，是部讲百货公司里的故事的英国喜剧，每回放一次他们便重看一遍，熟悉得连里面的对话都快能背出来了。他们为某些演员的消失而感到难过，这些人要嘛就是真的是在实际生活中去世了，要嘛就是离开剧组另有高就了，但是当重播时看到那些角色再次出现，那几个演员又活过来时，他和菲奥娜也会非常高兴。他们眼看那位导购的头发从乌黑变成花白，后来又从花白变回到乌黑，剧中所用的蹩脚布景也始终没有任何更改。不过，这些物件也还是越来越显得陈旧了，布景和最最乌黑的头发终于都变得暗淡了，仿佛伦敦街头的尘土真的从电梯门底下钻了进来似的。这件事本身就很让人伤心，给格兰特和菲奥娜带来的悲哀要远远超过《戏剧杰作》节目所播放的任何一出悲剧，因此，不等“大结局”播出，他们终于打住，不再往下看了。
    

克里斯蒂说，菲奥娜交上了几个朋友，她明显地是正从自己的壳里往外钻呢。
    

那是什么样的壳？格兰特想问，可是抑制住了，还是让自己停留在克里斯蒂的良好祝愿里吧。
    

要是有人来电话，他就让信息保留在留言机里。与他们偶有社交往来的不是近邻，而是住在稍远处乡间的人，这些人跟他们一样，也是退休的，而且时不时不通知朋友就上外地去了。格兰特和菲奥娜最初搬来的那几年里，都是在家度过冬天的。在乡间过冬是一种新的经验，他们有许多事情要做，房屋还需要装修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便想到，倒也是应该趁人还走得动外出走走的，他们去过希腊、澳大利亚和哥斯达黎加。别人说不定以为眼下他们也是上哪儿去旅游了呢。
    

他通过滑雪来锻炼身体，但是从不走得太远，也就是到洼地边上为止。太阳快下山时他在屋后农田里一圈又一圈地滑雪，夕阳西沉，把乡野上的天空染得通红，而乡野又像是被一层一层蓝色边缘的冰围裹起来似的。他滑够了预定要滑的圈数，便回来，走进愈来愈黑的家，一边吃晚饭一边看电视新闻。以前他们都是一起准备晚餐的。一个人调酒，另一个拨旺炉火，他们讨论他正在写的文稿（涉及对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狼群传说的研究，要集中谈谈在世界末日时吞吃掉奥丁的那头叫芬里斯的巨狼），也谈菲奥娜正在读的任何书籍，谈他们在这一个既紧紧挤挨着又彼此分别在做自己事儿的白天里有些什么想法。这可以算是他们最欢乐与亲密的时光了，当然，还有他们上床后的那五到十分钟肉体上的亲密接触——倒不一定真的会导致性方面的事，但已经足以能使他们相信，二人之间，性这一头的事情尚未终结呢。
    

有一回在梦中，格兰特将一封信拿给他的一个同事看，此人他曾经认为也能算是个朋友的。这信，是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再想起的一个女友的同寝室女孩写来的。信的总体格调就充满了伪善和敌意，是用一种愠怒的口吻在威胁他——他看写信的这位根本就是个潜隐的女同性恋者。跟那位女友本人，他早就好说好散了，看来这个前女友是没想闹出什么事儿来的，更遑论要自杀什么的了，可那封信却显然有意让他产生这样的感觉。
    

他那位同事是这样的一种人，早已为人夫和为人父了，却带头不打领带和逃离家庭，每晚都跟个人妖似的年轻情妇在地板上的一块褥子上睡，第二天衣冠不整，一身毒品和香水的气味就来上班或是进教室讲课。不过此人后来对这类放浪行为也兴味索然了，格兰特记得他事实上还是跟此类女子中的一个结了婚，这女的还举办晚宴，生儿育女，俨然是个正经八百的家庭主妇了。
    

“我可笑不出来唷，”他对格兰特说，其实格兰特根本没认为自己笑过。“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是我，我会防范菲奥娜这头出什么事的。”
    

于是格兰特便上“草地湖”——那幢旧的“草地湖”，去找菲奥娜了，可是他却走进了一间梯形教室。人人都在那儿等着他开讲。坐在最后也是最高一排的是一溜一式儿穿黑袍子的眼神冷漠的年轻女子，全在服丧呢，她们怀着敌意的眼光自始至终都在盯着他，片刻都不离开，让人觉得怪异的是，对他听讲的一切连一个字都不记或是不屑于记下。
    

菲奥娜坐在第一排，像是没有受到干扰。她把这教室改变成了一般在举办派对时她所身处的那个角落——一个清醒的、无人醉醺醺的区域，在那里她往喝的酒里兑矿泉水，吸的是不含毒品的普通香烟，在聊着关于她那几条狗的有趣故事。她是和与她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在抵抗潮流呢，仿佛在别的角落里，在卧室和幽暗回廊里演出的花样不是别的，而仅仅是幼稚的喜剧。仿佛贞洁是一种时尚，能沉默寡言则是一种幸福。
    

“哦，得了吧，”菲奥娜说。“那种年龄段的女孩子，总是满世界地说要寻死觅活的。”
    

可是光是听到她这么说还是不够的——事实上，这件事还是让他很有点胆寒呢。他生怕她搞错了，没明白有件可怕的事已经发生，他看到了她没能见到的事——房间顶部到处都有索套，正从高处往下落，这个黑圈套，它会缠住他的气管，正在变粗，正在收紧。
    

他拚命挣扎，想要从梦境中挣脱出来，努力要把实事与虚幻区分开来。
    

信倒是确实来过一封的，另外，他办公室的门上也出现过黑漆涂写的“无耻小人”字样，而菲奥娜呢，在得知有个姑娘因为迷上他这位老师而受到伤害之后，的确也说过跟梦中的那句类似的话。另外，那位同事跟这件事完全没有牵扯，他的教室里也从未出现过什么穿黑袍子的女人，也根本没有任何人自杀过。格兰特总算没有丢过什么脸，事实上，他还算是轻松脱身的呢，要是这样的事发生在一两年之后，那结果就全然不同了。不过闲言碎语还是到处传开了。他没少见到端起的冷肩膀。几乎没有人请他们去共度圣诞节，连大年夜也是二人单独过的。格兰特酒喝多了，其实连劝酒的人都根本没有——而且，感谢上帝，他总算没有犯下彻底坦白交待的错误——他只是向菲奥娜保证，以后一定跟她一起好好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当时他感受到的是一种遭到欺骗的羞辱，是一种觉察自己未能认清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的羞辱。还不是单独一个女人让他明白这一点的。过去也曾出现过形势的剧变，突然之间，那么多女人都变得唾手可得了——或者，在他感觉中是这样的——可是，如今又有了这样的新变化，她们现在说，当时那样完全不是她们真正的意思。她们之所以肯于就范是因为她们孤立无助，迷了心窍，在整件事情里她们是受害的一方，而不是得到快乐的一方。即使当初她们是主动的一方，那也是因为在洗牌摞牌时她们就处于不利地位。
    

不论你走到哪儿，都不会有人认为，一个玩弄女性的浪子（如果格兰特过去曾不得不这样自称的话——其实与他梦中见到的那个指责他的男人相比，他所征服与赢得的数目，简直是连一半都不到呢），他的活法，能与仁慈、慷慨、甚或是牺牲，扯得上任何关系。也许在一开始是扯不上，但至少当事态往下发展时，没准也会有可能吧。多少次，为了满足一个女子的骄傲、她的脆弱，他曾付出比自己原来所能提供的更多的感情——或者不如说是更低俗的情欲。尽管如此，他发现如今自己仍然担上了伤害、玩弄和毁灭别人自尊心的罪名。而且还欺骗了菲奥娜——他当然是欺骗了她的，不过若是他像别人一样跟妻子断绝关系，离开了她，那样就能算是稍稍好一些吗？
    

他从未想到要这样做。尽管他在别处转移了性的要求，他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与菲奥娜做爱。他连一个夜晚都未曾外宿不归。也没有编造过故事说是要到旧金山度周末或者是要到曼尼托林岛去野营。他在吸毒与酗酒上都陷得不深，而且还继续发表论文，为各种委员会出力，在事业上取得进展。他从来没想过要抛弃工作与婚姻，到乡下去学做木匠或是养蜂人。
    

可是那样的事情还是免不了出现了。他提前退休，拿打了折的养老金。那位心电图仪专家在大房子里孤独地度过了一段困惑与愤世嫉俗的时光之后，终于离开了人间，菲奥娜继承了房产以及父亲童年时生活过的农场，那是在乔治亚湾附近的乡间。菲奥娜辞掉了她在一家医院里志愿服务当协调员的工作（按她的说法，在那个日常生活的世界里，人们才真有跟吸毒、性、知识分子间的倾轧无关的实际困难哪）。既然要过新的生活，那就得有真正的变化呀。
    

此时，鲍里斯和娜塔莎已经死了。它们中的一只先得了病，去世了——格兰特忘记是哪一只了——接着，另外的那只也死了，多半是因为思念，于是自己也不想活了。
    

他和菲奥娜修整这幢房子。他们弄来了越野滑雪板。他们跟邻居们合不大来，不过逐渐还是交上了几个朋友。现在是再也没有没完没了的异性间的挑逗了。再没有晚餐时某位女客的光脚趾顺着男士的腿底扭动了。再也遇不到那些放荡的妻子了。
    

该是时候了，格兰特想通了，也该把带邪气的念头往下压压了。女性主义者们、没准还有那个傻丫头本身以及他那些不讲义气的所谓朋友及时地将他推了出来。使他脱离了一种不值得为之越陷越深的生活。那真的很可能会最终让他失去菲奥娜的呢。
    

    作者：［加拿大］艾·门罗
    外国文学研究所  李文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