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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沃·珀西 袁 伟译 沃克·珀西（Walker Percy，1916－1990）是“南方作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他和杜鲁门·卡波蒂、威廉·斯泰伦等人，逐渐代替了老一辈的南方作家如福克纳、弗兰纳里·奥康纳、卡森·麦克勒斯、尤多拉·韦尔蒂等人，成为20世纪下半叶南方文学创作的主力。珀西最初学医，后因肺结核回乡疗养，对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本人还皈依了天主教。他所创作的小说主要以天主教与存在主义的观点通过爱情、性与个人责任等关系，探讨人生的意义。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看电影的人》（1961）、《最后的绅士》（1966）、《废墟里的爱》（1971）等。 长期的哲学沉思让珀西看待事物有独特的视角。在《万物不再》（The Loss of Creature）这篇散文里，作家以观光客和在校学生为例，揭示了现代人在认知活动中自甘沦为消费者的普遍困境：丧失独立自主，难见本真却又浑然不觉。本文选译自《瓶子里的启示》（The Message in the Bottle，纽约，法勒斯特劳斯出版公司，1975年）。 ·胡 朗· 探险家发现岛屿，个个皆称“福尔摩萨”（Formosa）——美丽的意思。对他而言，美哉、壮哉，因为他，空前一人，有幸抵近，得以见其本色。但对他人、别人，却美壮从来不再——除非其人罕异卓立，重新发现了它；罕异卓立，知道必须重新发现它。 加西亚·洛佩兹·德·卡德纳斯[1]发现了大峡谷，叹骇不已。可以想见：你穿越瀚海沙漠，披荆斩棘，峡谷就在脚下。后来，政府辟此地为国家公园，希望把卡德纳斯的体验也传达给千百万人。你从光明天使客栈凭栏望，眼前景观岂不正是卡德纳斯当年所见？ 人们想当然地以为，大峡谷风光奇绝，美不胜收，故而若对卡德纳斯有P值若干，则同等P值也可传至数量无限的观光客，一如班廷发现的胰岛素[2]可以注入数量无限的糖尿病人。然而，反作用出现了。更近于事实的说法是，如果这个地方被百万人拥睹过，则一名观光客所见便并非P值，而是P值的百万分之一。 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大峡谷的兴味指数恒定为P，那么组团前往观光，人数多少都行。一个波士顿人决定去大峡谷度假。他找到旅行社，查看线路手册，报了一个两周游。他和家人上了路，看了大峡谷，回到波士顿。我们能说这人见过大峡谷了吗？有这种可能。但更有可能的是，他的所作所为让他必然见不到大峡谷。 为什么在这些情形下，人几乎无法直面大峡谷，见其本色——一如你从自家的后院捡起一个异物，直面而凝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峡谷，本色本貌的大峡谷，已然被观光客头脑里早已形成的象征集合体吞并了。在约定俗成的条件下看峡谷，迎面看到的就是那个象征集合体。你现在眼中所见已非西班牙人当年面前所对，而是已然被构建出来的东西——被明信片、地理课本、旅游手册和大峡谷这三个字所构建。有此构建在先，观光客的快乐之源便起了变化。当年那西班牙人因深入峡谷腹地，因移步换景，深渊、地势、色彩、光影等渐行渐露而惊喜交集，而今的观光客却以大峡谷与预制象征集合体的契合度来衡量自己的满意度。如果两相一致，峡谷正像明信片上的模样，他便开心；没准甚至会说，“啊，真和明信片上一模一样地美！”他觉得没有上当受骗。可如果不相一致，如果峡谷色彩暗淡，他便无法直面，而只会意识到现实与想象间的距离。以后他会说，他不走运，去的不是时候。最最重要的已不是独立自主发现眼前的事物，而是以预制的象征集合体为尺度，衡量这个事物。这就是观光客的心满意足。 难见峡谷已然，又难上加难，则因在那一刻来临时——当独立自主的认知者面对认知对象时——观光客的举动：他不是去看，而是举起相机。毫无直面可言了。预先构建了四十年，而今大峡谷就在脚下豁裂开，观光客干什么去了？他撇开去看去知的权利，转而为下一个四十年录制象征符号去了。对他而言，没有现在。只有已然构建且被看过的过去和已然构建但尚未被看的将来。现在交给了过去，让给了将来。 观光客也许意识到有点不太对劲。也许还不胜其烦，或没准也知道问题所在的：壮丽景观就在脚下豁裂，他却不知何故两眼空空。瞪眼越大，所见越少。莫不两眼空空。游客视而不能见；光明天使客栈的门童也视而不能见：在他看来，峡谷不过是他生活空间的一面而已，好似房间的一堵墙；在护林员看来，那是一系列的日常征兆，预示着他即将遇到些什么——远处的阴霾意味着他在骑驴巡视途中八成要挨雨淋了。 观光客如何才能再见大峡谷呢？途径倒是很多，方略却共同归一——绕开旅游团与公园管理处安排的那种约定俗成的观光。 可以另辟蹊径。观光客脱离旅游团，找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落下脚。黎明前他起身，穿过一无足迹二无围栏观景台的荒野地，向峡谷的南沿进发。换言之，这是避开了看峡谷的种种便利设施看峡谷。倘若热心的公园管理处听说了此人，也觉得他的想法不错，就在光明天使客栈贴出这么一张告示：另辟蹊径，别有洞天。欲知详情，请咨询护林员——其结果只能是又堵了一条去看峡谷的道。 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再回老路去，不过层次高出一档。比如，一辈子不落窠臼、观光不要导游的人，不妨刻意找一条被人走滥了的线路，来一次最最平常不过的观光：他可以和来自特雷霍特[3]的一团人坐上灰狗巴士逛一圈大峡谷，就像在纽约住了一辈子的人不妨去看看自由女神像。（这种拿熟品熟的辩证把玩，当然是《纽约客》杂志酷爱的套路。）于熟中留心着意，那熟物便焕然脱了“熟”去。在光明天使客栈，一干人发着困惑，按着快门，忙得视而不见；而我们城府在胸的朋友，则立于这些同伴游客的身后，透过他们看了大峡谷。你可以说，他利用了同伴游客；他是站在他们的肩上看峡谷。 与那个要另辟蹊径——黎明时分动身、趟过牧豆树丛奔向大峡谷的观光客相比，这位老兄对辩证法的理解要深刻高明得多。在我们这位胸有城府的朋友看来，那种另辟蹊径的策略，其实才是顶顶乏味的大俗套。 也可以在那套象征设施——专家们得以把峡谷经验呈现给消费者的象征设施——突然瘫痪之后。一家人照常去看大峡谷。但刚到不久，南方突发伤寒，公园因而关闭。大峡谷里只有他们一家。他们向家乡人述说自己好不幸运：“整个地方就我们自己呀”——这话什么意思？没有别人在场，怎么就看得更真切了呢？难道看东西也像吃东西一样：看的人越多，看到的越少？他们说不清。但他们的这句话却证明，关于那个西班牙人及其千百万后来者，课本里的说法未免失之简单了：事情要复杂得多。这里有个主权分配、领域划界的复杂问题。 还可以在国家遭遇天灾人祸时。光明天使客栈成了疗养院，以功能而论，与咫尺外的峡谷全无关联。一个伤员被抬进来，他恢复了知觉，而峡谷就在窗外。 因天灾人祸幸而得以再见峡谷——这方面还有一个最最极端的例子，那就是赫胥黎小说式的历险记，讲述经历二十世纪世界大战的劫后余生。一支来自澳大利亚的探险队在南加州登陆，然后东去。他们碰巧发现了光明天使客栈，如今只剩败壁颓垣。山间小路荒草覆没；护身围栏脱落尽了；战舰角[4]上的投币望远镜已然锈迹斑驳。然而，大峡谷还在，终于峥嵘毕现。因为什么而峥嵘毕现？因为那些意在方便观光客的设施的败落。 观光里面蕴涵的这套辩证法，策划师们是顾及不到的，因为辩证法的目的无他，唯颠覆策划师的种种企图而已。 目标理论家、心理学家之流对辩证法不知一二。但在大众艺术的幻象意识里，辩证法却是熟而又熟的东西。博物馆的展品该如何陈列，大峡谷该如何展现，寻常的东西又该如何体验——种种手法人家早在不经意间得之。电影要展现一个人去看大峡谷。但拍电影的人比搞策划的人多明白一个事理。他知道观光不可迎面径直去看。要看峡谷，你必须采取我们提到的那些策略：另辟蹊径取先机、故地重游、不期而遇。光明天使客栈里的陌生人是谁？他自称是从特雷霍特来的普通游客。果真如此？非也。他心中另有所图：为蒙冤的兄弟复仇，实施反间计，等等。正因暗中别有他求，晚饭过后，他可能沿着峡谷边沿走一遭，于是我们便透过他看见了大峡谷。电影按下意图不表，而其意图自遂。表面上看，电影里的人物（因伤寒爆发而身陷困境的一家美国人）还有我们这些观众，都对染病的人怀抱同情之心，那一家美国人也为自身的处境而焦虑；私底下，实际说来，他们却是最最幸福的人，我们也因为他们而幸福，因为大峡谷是我们的了。灾难爆发，主权恢复，电影玩的就是这套技法。不仅大峡谷现在对幸存者们敞开来，幸存者彼此间现在也敞开了怀。一连串全新的关系可能就要出现了——友谊、爱情、仇恨、私底下的男欢女爱。电影里，一个男人在巴士上坐在一个女人的身旁，这时不是汽车抛锚，就是女人失忆，二者必居其一。（有人要问了：你想过还有循规蹈矩的观光客吗？比如住在特雷霍特的一家人，决定去游大峡谷，于是奔往那里，看上一眼，心花怒放，然后心满意足把家还？这家人对我谈的什么障碍、领域划界、主权的丧失等等压根一无所知？假设战舰角观景点坠入峡谷，把你的同伴游客全部葬身谷底，但留你一人在峡谷南沿，面对此情此景，大多数人难道不会伤心？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也许大有这样的人在吧。大多美国人家肯定都会信誓旦旦，说他们没有那些个问题，他们就是来了，见了，然后高兴地去了。但正是这些人家，一旦占得先机，在幸存者之列，便会成为最最幸福的人。） 显而易见，冲破象征藻饰的壁垒，摆脱直面向物不见物的迷茫、烦躁——可用的手段固然多多，而其中有些则不及其他一些来得真性纯粹。也就是说，有些策略明显不为近身见物，而是别有他求——比如，种种下意识的动机，在此我也无须赘述。 试举一例，从中可见再见本真何其暧昧，同样情形下，真真假假也可羼杂俱存。且说一对美国夫妇驱车南下墨西哥。循规蹈矩，走马观花，倒也快活。然而心中萦绕一丝缺憾，总也挥之不去。塔斯科和库埃纳瓦卡[5]固然风光如画、引人入胜，一如宣传所说，但他们却感觉不太“够味”。这对夫妇的“够味”指的是什么？他们的真实期盼是什么？他们在墨西哥要经历怎样的事，回去才能感觉真正“够味”？线索就在这儿：他们的期盼牵扯的是自己在异国他乡身为游客的角色，是他们对这角色的理解。牵扯的是其他美国游客们。漫漫五千英里下来，到了瓜纳华托[6]的大市场，却发现周围有十来对从美国中西部赶来的夫妇，他们于是感觉很不“够味”，那是自然。 这里，我们已可分辨一下真真假假何在了。首先，我们明白这对夫妇的问题，也理解他们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那问题就是要找一个“原汁原味”的地方。所谓“原汁原味”，不仅指外观形态的浑然天成，也有——不像塔斯科——不为盛名之累、不是家喻户晓的意思，还有未被他人发现的意思。我们明白，这对夫妇其实是要找这么一块地，陶醉一下。可与此同时，我们也疑惑，他们嫌弃身边的同胞是否也不对头。要看原汁原味，非得排斥他人不行吗？ 事情是这样：夫妇二人决定从瓜纳华托开车去墨西哥城。半道迷了路。沿着山路颠簸数小时后，发现自己到了一个连地图上也未标识的小山谷里。他们在那儿找到一个印第安人的村落。里面正办着宗教节庆之类的事。看上去像是很伤感的舞蹈，在祈求雨神。 夫妇二人立马意识到这才叫“够味”。他们给迷住了。一连在村落里待上好几天，观察印第安人，而自己也落在他人善意好奇的注视下。 于是，两位观光客终于直接面对了一道货真价实的景：迷人、古拙、奇幻别致、原汁原味；他们观了这景，然后不虚此行地离去——难道这么说不成吗？真有这种可能也未可知。但更有可能的是，实际的情形与切身遇物大相径庭，那番经历，虽也有模有样，其实却是相当绝望的仿冒。我这里刻意用了“绝望”一词，为的是表达一种实在的无望。 这夫妇二人对印第安人村落和节庆活动的陶醉何以虚幻不实，线索就在观光客自身存在的某种浮躁上。他们反反复复地感叹“太棒了，简直难以置信”；他们惴惴不安，生怕结果可能没这么完美；末了则如释重负般离开山谷，把经历——姑且这么说吧——全部打在背包囊里，也就是说，安全地存储在记忆和胶片里——凡此种种流露的正是这种浮躁。 他们观光时的惴惴不安又是缘何而来呢？这岂不是说夫妇二人是带了特定的景胜标准来看这地方的吗？他们是像法布尔[7]，满怀惊奇地凝视身边的世界，这样那样任物而为呢？还是说他们就像个操心过度的大妈，在那儿看着自己的孩子时好时坏的表现呢？这村落正是他们孩儿，他们对它的爱是惴惴不安的爱，因为他们担心它随时可能令他们失望。 再接下来，他们对一个搞民族学的朋友说：“真希望那会儿你就在咱们身旁！简直是个民俗大全！我们一刻不停地就想相互念叨，要是你在这儿该多好！你得跟咱们回那儿去。”这番话又给了我们一条线索。毫无疑问，说这话的他们是慷慨的，是乐得与人分享自己的经验的，与在瓜纳华托市场上面对衣阿华老乡们时的那股子狭隘劲大不相同了！ 恐怕满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巴望搞民族学的朋友在身边，这不假，但个中缘由却大不同。他们不是要他来分享经验的，而是要他来证明他们的经验是货真价实的。 “这才够味”；“咱们可算见着了”——这种话未必是指人在独立观景，自主见物，于是神清气爽，于是心旷神怡。它的意思是，咱们可终于有了称心如意的经验了。眼前的经验始终被一个原型，那梦想中的“够味”衡量着。“咱可算见着了”——这话说的是，现在咱的角色就是观光客了，而眼前之景与景胜的原型正相符。有一个柏拉图的“古拙”和“奇幻别致”的理念在衡量这个古拙且奇幻别致的村落。 于是，相遇照面的时候，他们惴惴不安了。因为随时都可能出岔子。土坯窝棚下没准会冒出个衣阿华老乡来；部落酋长也可能会拿出西尔斯百货商品目录册[8]给他们看。（要是岔出成这样，太过“离谱”，倒是仍可善加利用，拿来作成哀婉幽幽的话题：“我们还等着酋长拿个护身符给咱们看看，谁知他却拿了个西尔斯百货商品的目录来！”）他们挽狂澜于既倒，但眼前经历的事却始终有出岔的可能。 他们需要民族学家给他们的经验验明正身，说它货真价实。当他们一行三人下次再去看那伤感舞蹈时，两人的举止便是明证。人家起舞的时候，夫妇俩不是去看那稀奇古怪的一招一式，而是望向民族学家！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位朋友能够觉得这舞蹈也蛮有意思。要是他果真一副全神贯注的神色，对这一招一式兴味盎然以致全然忘了朋友的存在，那他们才心花怒放呢。“咱没说错吧？”他们终于说道。他们想从他那里得到的不是民族学的解释，他们想要的只是他的首肯。 村落是民族学家的，同样也是他们的。但他们如此这般却意味着主权的彻底丧失。错不在民族学家。他压根儿就无意占有这村落。其实正相反：他会给他的朋友讲解这村落以及当地民风民俗的含义，把他们烦死。夫妇俩就这么把相当一份主权拱手让出了。而且，除了感觉些许不安，并未意识到损失了什么——这恰是这种主权丧失的基本特征。（即使他们看到这篇文章，也承认言之有理，但要他们切身无碍地观照天地，也还是件很困难的事。他们对那感伤舞蹈的意识，摆脱不了自己对这意识的意识，结果，最初直接的愉悦之情初生，那更高一级的意识便猛扑下来，证明道：“现在你正看着呢！这下你可见着了！”——如此将经验验明正身，随之一笔勾销。） 他们在世间所处的基本位置，令他们更加看重专家的头衔而不是自己独特一方的存在。整个存在的天际都被“他们”——专家们分割圈定了。观光客——不单指游客，也包括一般看风景的人——最大的满足便是，他眼中的景观能够得到验明正身。这种虚乏最糟糕处在于，人完全意识不到虚乏。他把主权放弃得干干净净，以致从未想起再予伸张。穷人可能会嫉妒富人，但观光客却不会嫉妒专家。当一种等级制度永恒不变时，嫉妒便消失了。然而，区别外行和专家的等级制，却也不是由专家一手造成。原因完全在于外行人忙不迭地把主权放弃，以便可以充当消费者而不是一个人。 我这里不是单指外行与理论家之间的特殊关系。我指的是把主权交给一个专家特权阶层——不管是理论家还是艺术家——这一普遍存在的情状。看了人家笔下记录的事，读者会把对其内容的主权交出，一如面对一个业已理论化了的东西，消费者会交出主权一样。理论家和策划师把一种经验端给消费者，消费者便乐得照单全受，不作他想。读者如何看待生活，可能全赖那些了解并写过生活的人是否说过些什么，此外也不作他想。一个年轻人去了法国，看名胜，吃美食，倒也快活。行程的最后一天，他坐在勒阿弗尔[9]的一家餐馆等船回家，这时出了一件事。餐馆里的一帮法国学生，为新近上演的一出戏，争得面红耳赤，大吵大闹起来。门房太太上前，抡起拖把，劈头盖脸，一通乱砸。咱们这美国小伙一下就乐颠了。这才“够味”。他差点就错过这“够味”离开了法国！ 可是，这年轻人的快乐颇为暧昧。一方面，先前是从普契尼和罗曼·罗兰那里听说了高卢人的脾气，现在居然撞上了，一模一样，自然不亦乐乎。然而另一方面，他之所以不亦乐乎的缘由却证明了某种程度的隔膜的存在。因为，除了经普契尼和罗曼· 罗兰——那些明白人——之手推出且验明正身的东西外，这年轻人其实无法与任何法兰西特色再有切身的碰撞。要是他没读过海明威便撞上餐馆这一幕，不知道这就是所谓典型而迷人的法兰西做派，他便不会开心了。眼见事态乱成这样，他只会惴惴不安。他之所以开心全在于那些明白人的肯定。 我这里说的都是与物疏隔有间的观光客，以此为例，这种主权丧失的现象或显微不足道。其实却不然。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把见识拱手让给那些公认为掌握了某一特定领域的专家们。瓜基乌特尔人交给了弗朗兹·博厄斯[10]；颓败的南方宅第交给了福克纳和田纳西·威廉斯。结果，虽然专家绝对无意夺人主权——其实他甚至不会明白这里所谓的主权是什么意思，但理论及消费带来的危害就是诱惑消费者并剥夺之。 在新墨西哥的沙漠地带，当地人偶尔会碰上奇形怪状物从天而降，上面刻有这样的文字：归还美国实验工程部。地点：阿拉莫戈多。有赏。发现者把物件送还回去，得了奖赏。他对自己捡到的东西是什么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当地人唯一可以充任的角色，也是最大的角色，就是神秘部件的发现者和归还者。 现代技术型社会里外行与自然物间的关系亦如是。不论何物，不论何事，不管是星星，是燕子，是瓜基乌特尔人还是一种“心理现象” ，外行人遇之，恒不以独立自主者遇之，不像鲁滨逊面对自己在海滩上发现的贝壳那样。他能想象自己发挥的最大功用就是认出东西的名称，把它交给相关专家，请他验明正身。他甚至不让自己看看这东西——像杰拉德·霍普金斯[11]看一块岩石、一朵云或一片田那样。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看，他可能回说自己在大学念的不是那一科（或者他没读过福克纳）。 这种主权的丧失甚至蔓延到人自身。有个神经质的人面对医生别无他求，但要自己的症状惹人关注。事事皆不成，可怜的家伙只剩自己的神经质可以供人一看了。但饶是这样也行啊，只要医生愿意饶有兴味地听他说，“昨晚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明白人没准会知道里面的意味有多深长。我好像是站在个什么街道巷子里——”（咱别的没啥可以拿给您看的，只有自己这郁闷了。您就说这，至少，也够档了，是正宗的郁闷吧。） 二 住在福克兰群岛[12]上的一个年轻人，沿海滩行走时发现一条狗鲨尸体。他掏出折刀，准备给它开膛破肚。同样一条狗鲨横陈在实验室的工作台上，面前立着斯卡斯代尔中学[13]的一名学生。两相比较，那年轻人有一巨大优势，是现代教育理论完全无法给予的。与此相仿，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里的居民，如果在爬满藤蔓的废墟上捡到一本莎士比亚，然后盘腿坐在一块陶瓷碎片上读起来，那么，比起哈佛大学正在念英语诗歌的二年级学生，他更有可能理解一首十四行诗的意味。 在学生与狗鲨、学生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之间存在着一整套相互关联的东西，而负责向学生传授生物学和诗歌的教师对此却不知不晓。直截了当地说，学生要弄懂一条狗鲨或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最大的困难或许就在，要把这东西本身从赋予它的教育包装里拯救出来。一大难题则在于他意识不到有此难题。他以为，坐在如此漂亮的课堂里，握着如此精美的课本，那十四行诗肯定要显出其意义来！我这是怎么了呀？ 十四行诗和狗鲨分别被两种不同的手段遮蔽了。遮蔽十四行诗的是象征包装——并非由十四行诗本身发明，而是由传播这十四行诗的媒介造出。不知何故，教师们以为这媒介是透明的。崭新的课本、印刷的字符、书页的气味、课堂、铝合金的窗户以及冬日的天空、霍金斯小姐的脾气——这些意在传播十四行诗的媒介，最终传播开来的可能仅仅是媒介自身。唯有极勇毅、极聪慧之学子，方能把十四行诗从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装里拯救出来。唯有极卓异之学子，方知道必须把十四行诗从这包装里拯救出来。（做教师的完全明白出了问题：在学生的学习与学生的生活间横亘着一条致命的鸿沟：学生读了诗，似乎领会了，还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但如果二十年后他碰巧再读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那时他会想起什么来？是想起这首诗还是想起书页的味道和霍金斯小姐的气息？） 人或不以为然，会说当赫胥黎笔下的居民在废墟上读十四行诗时，当福克兰群岛人在海滩上打量他的狗鲨时，他们也是连带某种包装一起接受的。此话不假，但终有不同，差别即在学生在世间所处的基本位置上，一个能够把东西从包装里面抽出来的位置。斯卡斯代尔中学的学生，是把自己定在一个接受经验包裹的消费者位置上；但琢磨狗鲨的福克兰岛居民，却是在其天地领域里行使其主权的一个人。他也可能使用工具、书本和技术，但他会把它们当附属来用，就像他的那把折刀。读生物的学生拿他的解剖刀可不是当工具来使的；他是拿它当魔棒！既然这是“科学的工具” ，它就应该做“科学的事情”。 遮蔽十四行诗的象征包装同样也遮蔽了狗鲨，但狗鲨还另有一损。两重剥夺双管齐下，萨拉·劳伦斯学院动物学得A的学生，往往就对狗鲨知之甚少了。她离狗鲨隔了两层：一层是遮蔽狗鲨的象征包装；再一层就是理论对狗鲨的劫掠，令其无影无踪。虽然不是生物学老师的责任，但萨拉·劳伦斯学院的动物学实验室，却在天下几个几乎难见一条狗鲨的地方之列——这终究还是不争的事实。 把实在从具体的物换成理论，于是狗鲨、树木、贝壳、美国黑人、梦等通通消失——这种实在的转换，怀特海[14]称之为误置具体性之谬。是误以理念、原则、抽象为真实。经此转换，人便以为“样本”不及样本的理论真实。一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一个人一旦被视为一种族或一种类的样本，便即刻不再是个人了。于是，个体再无有，唯余样本在。 试举例说明：一学生走进实验室。从实际的观点看，实验室给这学生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最佳条件。但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据此，该学生便不是经验的容器，而是认知者，其特征在于视己为特定条件下的存在——以永久遮蔽狗鲨的功效论，现代实验室便是再好不过的设计。 学生走到工作台前。老师已在台上整齐地摆好了实验手册、一块解剖板、几件工具和一份油印清单： 练习二十二 物品：解剖板 一 解剖刀 一 镊子 一 探针 一 瓶装墨水及注射器 一 白斑角鲨标本 一 学生身处何种境地，线索当在清单的最后一项去找：白斑角鲨标本 一。 物丧本真就在他眼皮底下发生了，标本一词道破其根本特征，可谓简练无比。把狗鲨，他面前这具体特别的存在物，称作一个白斑角鲨标本，其语法就暴露出理论方法对狗鲨的劫掠。什么什么的“标本”、样本、实例——这种说法点明了在理论家眼里个体生命具有的本体地位。狗鲨本身被视为一个理想的实在——白斑角鲨种类的一个相当低劣的体现。结果个别的狗鲨彻底贬值。（汤恩比在其历史方法中，对怀特海所批评的实在转换，做了荒谬之极的发挥。假如化学家把一克氯化钠称作氯化钠的“样品”，我们可以就这么去看，忽略这特别一撮盐的实际存在也不要紧。但当你把犹太人及犹太教看作某某民族大迁徙的一个——用汤恩比酷爱的词——“经典实例”时，我们便开始怀疑有什么东西给排除在外了。） 如果探讨一下学生能够重见狗鲨（或十四行诗）的种种途径，我们将看到一个共同的策略：避开教师的直接传授，不要他把对象变成学习的课程；恢复认知的自由途径，把十四行诗和狗鲨当作有待认知的存在；强调认知者对于认知对象的主权。 其实，科学家和诗人的传记通常讲的就是如何歪打正着、如何绕过高堂讲章的故事：这年轻人原是来上技术学院的，半道却养成了逛书店读诗歌的习惯；或者这小伙本本分分念着法学院呢，半道却对蚂蚁的行踪来了兴趣。我们还记得《心是孤独的猎手》[15]里面的一个场景：小姑娘躲在树丛下，听大宅子里的留声机放着贝多芬。尽管这样，没准她还是个幸运儿。想想里面那些郁闷的人吧：他们盯着唱片，担心听到划擦声，而最最担心的还是自己听懂了没有，是否可算真正热爱音乐的人。哪样才是听贝多芬的最佳方法呢？是安静得体地围坐在留声机旁还是从杜鹃花丛旁来偷听？ 第二种情形，不论如何发生，我们都注意到它有两个特征：（一） 眼前所见豁然开阔——不再是需按规定方式加以领会的一道练习，而是向人招手的一个乐园；（二）认知者的主权——我不是一种现成经验的消费者，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旅行者，徜徉在现实存在的附近，碰巧踏进一座花园。 我们可以想到在两种情形下物可再见于人。（当然，直接追回的办法总是存在的：做学生的没准实在强悍、勇决又聪慧，尽可一把抓住狗鲨和十四行诗，从教师手中和教育包装那里夺回主导权。）一曰经由磨难：原子弹落下了；年轻人在生物实验室的废墟瓦砾中醒来，离他不足十英寸的地方就躺着一条狗鲨。现在他睁眼便能见，直接而无碍，一如遭流放的人或犯人或病人看见窗口一只不知疲惫的麻雀；一如在上下班途中犯了心脏病的人醒来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手。在这些情境下，日常之景及消费之象已然毁于灾难；遇到原子弹的爆炸，更是不折不扣的毁夷。二是师从伟人：一天，伟大的生物学家走进实验室，在咱们这学生的工作台前站住。他俯身拿起狗鲨，也不管什么工具和步骤，就用一个破指甲戳进小小的躯壳。“来，这有个奇怪的事儿，”他招呼道，也不说那严格的专业术语。“看这儿，这根小小的导管调转方向，落到了骨盆里。如果你去看看空棘鱼类的鱼，就会明白——”做学生的当下便明白了。技师和热爱课本的大二学生总是讨厌真正搞研究的人，因为这种人面对事物一般有点含糊又总很谦卑；他不太喜欢器具或术语。与之相反，技师临事则从不含糊，也决不谦卑。他手中所握是被原则、公式、课本大纲处理妥当的事；他极其看重器具和术语。 不过，从教学的角度看，上述找回狗鲨的两种方法无一具有可行性——伟人兴许比原子弹还要难得，既如此，我且提出下面这种教学法，无论对哈佛还是什里夫波特中学[16]，可能同样有效。我提议英语诗歌与生物课照常进行，但不定隔上多久，念诗歌的学生会发现自己的课桌上横着一条狗鲨，而读生物的学生则会发现解剖板上放着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郑重声明，萨拉·劳伦斯学院英语专业的一个学生，一旦拿起发夹在狗鲨身上戳戳捣捣，她三十分钟内的收获，便可能超过一个生物专业学生一整学期所学。而当后者在解剖板上读到： 你在我身上可见那时节： 黄叶枯木寥落挂 凛冽摇曳枝头—— 见高坛废墟，才闻悦耳啁啾。 ——诗意之美或令她热血沸腾。 在现代技术型社会里，人人身陷一种困境——大峡谷里游客的处境与念生物学的学生就是这困境的具体案例。在这种社会里，人有专家与外行之分，策划师与消费者之别。专家和策划师以特殊手段调教并启迪消费者。所用的手段是针对消费者的手段。专家和策划师知晓并策划，而消费者则需求并体验。 双重的剥夺。首先，物经包装而失。想方设法地把东西拿给人来消费，想方设法地把东西做成需求满足品提供给人——这些手段带来的效应，便是把物从认知者的主权下移出。所有权丧失了。博物馆的馆长想方设法要把东西展现给公众，这些办法却自偿自生。馆长辛辛苦苦，到头来不是大家都看到了展品，而是无人得见之。馆长不满：他们怎么这么无所谓？干吗还要在上面乱涂乱画呢？难道不知道这东西是自己的不成？可这东西就不是他们自己的；那是他的，馆长的东西。经由这种极端排他的领域划界，博物馆的展品、公园里的橡树，已然成了某个配套整体、某种包装的一部分，观众几乎看不透了。考古学家把自己发现的东西放进博物馆，以便大家都能看上一眼。实际的效果却与他的期望正想反。除了考古学家，现在无人眼中得见之，这就是他一番作为的结果。还不如就把东西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偶尔拿给陌生人看看呢。 游客在一个公共场所刻下自己的名字，这地方在理论上首先便成了“他的”。游客这样做自有充分的道理，但办展览的人和策划师们对此却一无所知。他所以这样是因为，身处经验（为满足“娱乐之需”的一种“娱乐经验”）消费者的位置，他明白自己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他被剥夺了对于存在的所有权。他很清楚自己处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分区下，他所有的权利只是一个消费者的权利。出课堂，上火车，进公园，下影院，他走街串巷，活像鬼一样。绝望之下，他最终刻下自己的名字，以求摆脱这鬼一般的消费者角色。他其实在说：我哪里是鬼呀；我是个独立自主的人。而他确立权利用的则是自己唯一还能有的办法：在寸木寸石上标明主权。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革除博物馆呢？非也。但观光客应该做好斗争的准备，把景物从博物馆里再找出来——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意思。 第二重丧失源于外行误解科学理论，导致事物、树木、岩石、燕子遭劫掠。他以为事物已被理论搞定了，与某某基本原则成柏拉图所谓的那种关系：是其一个样本。科学理论从理论家传播到外行人，但效果却与理论家的期望正相反。大众看到的不是宇宙的种种神奇何在，而是宇宙被理论搞定了。独立自主性的丧失就是这样：在植物学这门科学的影响下，树已不是人人都能得见的东西。相反，树丧失其作为具体存在物的固有厚重与神秘，单单成为某个物种的另一样本，其自身微不足道了。 这是否是说在哈佛和什里夫波特中学读生物毫无用处呢？非也。这是在说，做学生的应该明白，要把样本从教育包装里解救出来，自己面临着怎样的一种斗争。教师只有部分的责任。因为若要应对学生的这种需要，教师实在无能为力。对学生来说，教师的一举一动终将只能成为教育包装的一部分。教师的最大作用就是充当苏格拉底那样的助产婆角色：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不是经验的消费者，而是独立自主的个人。 消费者看物，物遭两重损丧。首先，主权丧失：东西是他们的，不是他的。其次，东西遭理论彻底贬值。这种损丧虽因科学而起，但责任却完全不在科学家，也完全不在科学理论。它是外行人受到科学诱惑的结果。外行人只要把存在视为等待体验的消费品，而不是有待赢得的战利品，只要放弃自己为人的主权而接受消费者的角色，视之为外行人能够企盼的最高地位，则这种诱惑便会存在。 穆尼埃[17]曾说，人格不是什么可以研究并加以规定的东西，而是要为之斗争的。然而，除非他也为自身而斗争，除非他明白存在着一场斗争，否则，策划师们认为他是什么样，他也就是什么样了。 （责任编辑：匡咏梅） [ 1] 加·卡德纳斯，生卒年不详，西班牙探险家，1540年带领探险队深入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大峡谷地区，成为第一个见到大峡谷的欧洲人。 [ 2] 班廷（1891－1941），加拿大科学家，因发现胰岛素获得1923年诺贝尔医学奖。 [ 3] 美国印第安纳州一市镇。 [ 4] 大峡谷景区一观景点。 [ 5] 塔斯科位于墨西哥城南160英里的万山丛中，号称“世界银都”。库埃纳贝卡为墨西哥山区旅游胜地。 [ 6] 墨西哥中部瓜纳华托州的首府。 [ 7] 法布尔（1823－1915），法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他是第一位再自然环境下研究昆虫的科学家，穷毕生精力对昆虫进行观察与实验，著有《昆虫记》一书。 [ 8] 西尔斯公司是成立于1886年的美国零售业巨子。 [ 9] 法国西北港口城市。 [10] 弗·博厄斯（1858－1942），美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其姓又译为鲍亚士。他对美洲土著瓜基乌特尔人有过研究。 [11] 杰·霍普金斯（1844－1885），英国诗人。 [12] 即位于南太平洋中的马尔维纳斯群岛。 [13] 斯卡斯代尔为纽约附近的小镇，有城际火车通往纽约。 [14] 怀特海（1861－1947），英国思想家，在哲学、数学、逻辑学和教育学多个方面有建树。著有 《观念的冒险》等书。 [15] 美国南方女作家卡森·麦克勒斯的经典长篇。 [16] 位于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市。 [17] 穆尼埃（1905－1950），法国哲学家，人格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领袖。 (责任编辑：admin) |